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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
  经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朕尝三复斯言，景行先哲。虽无德教加于百姓，庶几广爱形于四海。
  嗟乎！夫子没而微言绝，展异端起而大义乘。况泯绝于秦，得之者皆煨烬之末。滥觞于汉，传之者皆糟粕之余。故鲁史《春秋》，学开五传，国风雅颂，分为四诗，去圣逾远，源远益别。
  结毖近观《孝经》旧注，踌駮尤甚。至于迹相祖述，殆且百家，业擅专门，犹将十室。希升堂者，必自开户牖。攀逸驾者，必以，骋殊轨辙。是以道隐小成，言隐浮伪。且传以通经为义，义以必当为主。至当归一，精义无二，安得不翦其繁芜，而撮其枢要也？
  韦昭、王肃先儒之领袖，虞翻、刘邵抑又次焉。刘炫明安国之本，陆澄讥康成之注。在理或当，何必求人？今故特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约文敷畅，义则昭然；分注错经，理亦条贯。写之琬琰，庶有补于将来。且夫子谈经志，取垂训。虽五孝之用则别，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又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
  【译文】
  朕听说远古的时候，民风淳朴。虽然在心中已经萌发了对父母的孝敬之情。但礼仪制度尚不完整。到后来，仁义之心和正义之道具备，孝敬亲人所得到的赞誉就越来越明显。圣人由此悟出了用孝道可以教化百姓的道理，就根据子女孝敬父母的道理来教导人们尊敬他人，根据父母爱护子女的道理来教导人们爱护他人。所以，将对父母的孝敬对兄长的孝悌推移到对君王的忠孝上来的道理就非常清楚，一个人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意义也就非常明显了。孔子说：“《春秋》中反映了我的志向，《孝经》中体现了我的行为”。这是懂得孝道是一切德行的根本啊！
  《孝经》中说：“过去明王以孝道治理天下，对那些小国派来的使臣还用之于礼，更何况是公、侯、伯、子、男这样的诸侯呢”？朕曾反复思考这些话，感觉古代的贤人确实品行高尚。虽然在对百姓还没过德政来进行教化，但不久全国之内将会遍及广敬博爱的风气。
  唉！孔夫子的去世导致了他的微言大义的逐渐消失，随着各种异端学说的风起而导致微言大广义的歪曲。况且他的经典著作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几乎被烧光，有幸在这场浩劫中存留下来的已是微乎其微。虽然在汉代就广泛流传孔子的著作，但给孔子著作作传注解的就有鲁、韩、齐、毛四家。越是远离孔子生活的时代，对孔子原著的理解的难度就越大。
  近来研究《孝经》的旧注，发现尤其杂乱无章、错误百出。更是有近百家对其似是而非的注解，也有不少专门研究孔子的机构。那些希望登上学门口殿堂的人，必定首先自立门户。而这些人急于求成就如同驾着乱跑的车子，越是跑得快，越是远离目的地。所以将大道理变成微末节的东西，言论遮遮掩掩，尽是一些浮华之间，况且注释的目的是通晓经义，通晓经义的首要是正确理解。对经义的正确理解应该是一致的，精妙的经义是不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的，怎能不剪除那些杂乱的错误，而提炼出其中的精华呢？
  前代儒家学者中，韦昭、王肃是榜样，仅次于其的是虞翻、刘邵。刘炫对《孝经》的注释反映了孔安国的愿意，而陆澄却随意讥讽郑康成的注解，对经义的理解合情合理并且准确就行，以自己的见解来抨击别人的见解又有什么必要呢？现在朕特意列举韦昭、王肃、虞翻、刘邵、刘炫和陆澄这六家注释的异同，总结出对五经注释的要点。能简略的就简略，该发挥的就发挥，这样经义就能清楚明了；在注释时要将经文和注释分开，这样就能做到条理清楚，内容连贯。把它刻在玉石上，也许会对后人有所补益。而且孔夫子著《孝经》是以教诲后人为目的的。虽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的孝道各有不同，在品行形成的根源上却是一致的。这样在一章之中，有的有很多句；一句之内，也有意思相同的地方。全部记载下来就显得文意繁复，省略掉又担心经义会不完整。在注疏中将其保存下来，目的是使经义得到广泛地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