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内容
一、自留地
自留地，这个人人都熟悉，恐怕只有中国才有的，只有巴掌大的一点东西，词典上没有。漫漫时空中仅仅存在了二十年，而且是极不光彩地、可怜巴巴地、偷偷摸摸地存在了二十年，并且随时都有夭折的危险。
它像一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小视它的存在。它实在太重要了，它几乎拯救了一代中国老百姓，它的作用无论怎样说都不过分，它应该记录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可用伟大这个词来表述。
它产生的不是时候，但又很及时。
说不是时候，是因为这个代表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尾巴的小东西，竟不识相地降生在坚决消灭资本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一片呼喊声中；坠落在代表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神圣领地上。
说它很及时，是因为它降生在每人每天不到三两粮，连野菜草根都当饭吃的低标准时期。虽然是杯水车薪，可也似雪中送炭。人人心中都默默叼念着它的救命之恩。
一九六二年，在经历了可怕的低标准之后，在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下，中央颁布了农业发展纲要六十条，明文规定给社员分发自留地，小片荒，还有家庭养殖。规定自留地数量占集体耕地的百分之五。理由是集体经济尚不发达，需要自留地来补充不足。
自留地本身就是集体耕地的一部分，而且是头等地的一部分。这种割肉补创的治病办法本身就很可笑。
按崇岗人均耕地计算，每人可有自留地1.5分，也有多一点的，但都不过二分。平均每家七八分自留地，个别人口大户尚可过亩。
自留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自从有了自留地，肚里有了粮食，圈里有了猪羊，连黑市上的商品也是来自自留地。虽然粮食仍然有点紧张，但饿死人的事情没有了。自留地就是救命地，是中国走出低标准困境的一等功臣。
然而，自留地在当时毕竟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被很多干部视为眼中钉。由于自留地的存在，严重地影响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由于集体经济的收入分配太不可靠，社员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自留地里，严重影响了集体劳动的效果。当时的一句顺口溜说明了这个问题：“自留地里打冲锋，集体地里养精神”。如果自留地再稍多一点，大集体耕地的经营便会出大问题，社会主义大厦就有可能‘坍塌’，自留地成为严重的资本主义危险因素。
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到农村视察，见了好庄稼，一问全是自留地的，便气不打一处来，因为大寨是没有自留地的。一九七三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崇岗大队毫不含糊，带头将自留地收了。社员人心惶惶，心里没了底。
好在此时以江云为首的自治区工作组来到崇岗，严格执行农业发展纲要六十条，第二年，将自留地返还给了社员，稳定了情绪。一九八一年随着土地承包到户，自留地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光荣地退居“二线”。二、低标准
低标准瓜菜代，吃不饱饿的快，肿了小腿肿脑袋。
崇岗人永远不会忘记与自己生死攸关的低标准。
低标准是肆虐神州大地连续三年的，历史上罕见的一场大饥荒。从一九五九年开始，高潮是一九六O年，一九六二年基本结束。
以粮食为主体的一切生活必需品的短缺紧张，仅以最低的标准维持生命，简称“低标准”。
低标准和人民公社的建立息息相关。它是人民公社“大锅饭”的必然产物。
由于要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必须提高粮食产量。还由于要力争上游，产量低了就是下游，当下游要插白旗。插白旗要丢官丢人。
在这种形势的驱动下，干部们的浮夸风随之而起。你亩产500斤，我亩产就是1000斤；互相攀比，层层加码。中国青年报1958年12月报道亩产水稻13万斤，谁敢公开说不相信？
宣传也不含糊，汽车只拉一个大萝卜，飞机撞断高粱头。这样高的粮食产量，不大吃干什么？怎样表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上级当然更聪明，用亩产做乘法就是总产，全国粮食总产量是相当惊人的。
好景不长，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了不到半年，粮食便宣布告罄。接下来便是降低粮食标准，每人每天不到三两粮，还是带皮的毛粮，就这还不能保证。要不怎能饿死人？
低标准是惨烈的，滩里的野菜都挖光了，榆树叶子当饭吃，高粱杆子碾碎过滤后当淀粉馒头。凡是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凡是能下咽的东西，都往嘴里填。即使这样，还饿死了许多人，崇岗公社饿死了多少人，无法统计，谁又敢统计？但饿死的第一人确实有名有姓，崇岗七队周兰香，女，二十多岁，己婚，尚未生育，丈夫张习武。连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亲姐夫都因饿而死，可见事态的严重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饿死人的日子正是报纸、广播宣传人民公社亩产过万斤的日子。
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准说是饿死的。因为说共产党不准饿死人。
低标准亘古奇有。历史上灾荒很多，也曾万户萧肃，饿殍遍地。但那是局部的，暂时的。低标准长达三年，殃及960万平方公里，连中南海都受到影响。
民国十八年，(1929)崇岗三年大旱，颗粒无收，但只要到平罗、周城、姚伏就有饭吃，没有饿死人，因为那里年种年收。低标准你往哪里跑？连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书记马玉槐都到郊区挖野菜充饥，失了体统，成为后来文革受批判的罪状之一，因为他太丢社会主义的面子。
低标准时期，人们想的、说的都离不开吃的。一位军校学员说，他除了在单杠上作高难动作思想不敢抛锚外，其余时间都在想吃的。
越没粮吃越能吃，人们的食量普遍大的惊人，肚子象个无底洞，给多少吃多少，一顿吃下二斤粮根本不在话下。有人竟然一口气吃下十个油饼还喝下三碗汤。
今天你只要稍加注意，出生在一九六0年的人，数量很少，这就是低标准留下的痕迹。饿的人都浮肿了，男人们失去了功能，女人们没有了月经，还能怀孕吗？
据后来了解，全国的重灾区是河南、安徽。两省饿死的人口都有几百万（《风云七十年》万里语）。
崇岗大队原住居民赵兴启，本不姓赵，出生地安徽淮南。低标准时已经饿死并埋葬了的生父，第二天尸体不翼而飞。母亲带着年幼的他随娘家河南夏邑县移民来到崇岗，改嫁后夫赵氏，他便姓了赵。要知道，河南、安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产粮大省。人民公社的诞生地，河南省信阳专区尤其严重，人口死亡率百分之十以上。这非常讽刺，也很合理。
西北的重灾区是甘肃，宁夏的重灾区是中宁。
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刘少奇传）。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它又意味着什么数字？在那个生育毫无计划的年代，人口本应是每年增加两千多万的。
低标准刻骨铭心，五十岁以上的人都会牢牢记住。也应该永远记住。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日子竟然到了如此地步，责任该由谁来负？
三、偷稻子
今天，凡五十岁以上的崇岗人，都不会忘记前进农场水稻的救命之恩。衣食足而知荣耻，在那个大家都饿的面有菜色、腿脚浮肿的低标准日子里，，人们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底线，甚至视法律于不顾，明目张胆地到前进农场偷稻子。
前进农场的水稻种植，数以万亩计，由于政策的缘故，守着金山饿肚子。人少、地多、饥饿、机械化程度低，秋收速度十分缓慢。每年‘五一’之后，打碾任务还没完成。这就给崇岗人以足够的作案时间和方便的作案条件。
晚上九、十点出发，身缠麻袋，腰系麻绳，左手拈一根棒槌，右手持一把镰刀，走五六里便到。
最先是在田里割稻穗子，一会儿便满载而归，连夜对稻穗进行‘深加工’。
后来干脆到堆满稻捆的场上偷。一把抓着根朝上的稻捆使劲往地上擞。撤下来的全是稻粒，比穗子好多了，不用‘深加工’。第二天就可以上碾子碾稻米了。
也有人举报，大队书记装着没看见，一眼睁一眼闭。没办法，法不责众。再说人心都是肉长的。
还有人更聪明，出发时烙一块饼，到时候往看场人的手里一塞，双方立即会意，看场的变成了放哨的。别怪，看场的老乡也正饿得够呛呢。
在那个连麸皮都奇缺的日子里，居然能吃上白米干饭，真是奇迹。尽管饭里还有带皮的稻粒。
几顿饱饭以后，浮肿的腿脚好了许多，浮肿原来不是病。
前进农场的稻子救了崇岗人的命，偷稻子行为遍及长胜墩以南的各个大队。不然的话，五十岁以上的崇岗人肯定没有今天这么多。偷稻子这营生到1962年分发自留地之后基本结束。
低标准产生的原因有三种说法。
一种是说因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苏湖熟天下足”，中国地大物博，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比整个欧洲还大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肥沃的土地上同时连续三年受大灾，这样大的受灾面积，这样严重的灾害事故，整个地球上巩怕都不会发生。谁会相信？为什么分了点自留地就不再饿死人，自留地难道不受灾？据后来气象部门统计，那时期自然灾害和其它年份平均值差不多，并无特别之处。（广西电视台2011年）。崇岗地区就没受什么灾，宁夏也没有。
另一说法是因为给苏联还债，而且说的神乎其神。说什么苏联人把中国用来还债的鸡蛋、苹果用网子严查，个小的不要。
这实在把中国老百姓抬的太高了，这些东西当时的中国高级干部都很难见到，怎么能成为饿死人的原因呢？中国老百姓是因为没有白菜、萝卜、山药蛋而饿死的呀。且不说人家苏联根本不要你哪锅碗瓢盆，白菜、萝卜、山药蛋再加带皮的杂粮。谁都知道债务是橡皮筋，哪有把六亿多人逼上绝路的债务？谁能用老百姓的生命去还债？把责任一推六二五给了苏修和老天，是最聪明不过的做法了。中国的老百姓太老实了。
建国之初，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早已经千疮百孔的新中国，又经历了出兵百万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其开支之大，负担之重，远非区区苏联债务可比。此时的人民生活不但没受影响反而大幅提高，成为建国之初短崭而辉煌的黄金年代(1950-1956)，这怎样解释？
真正的原因是刘少奇主席说的一句老实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人民公社经济体制上的“大锅饭”造成的吃饭不要钱的空想社会主义，严重违反了经济规律。先是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后改进为“三级所有，队（小队）为基础”，但“锅”还是大的很。吃饭不要钱的结果一定是没饭吃，这是真理。
解放后最初的六七年里（1950至1956），老百姓生产生活一年一变样，芝麻开花节节高，1956年达到顶峰。老百姓的日子是从1958年开始跌入低谷饿死人的，为什么恰好和人民公社诞生的日子同年，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表面上看，人人都是人民公社的主人，实际上谁都对公社不负责任，也负不了责任。“主人”们失去了对土地的经营权和产品的支配权，一切都是上面说了算。
1959年，不知是哪个上级敢想敢干，命令崇岗大队种冬小麦。由于种子是春小麦，第二年颗粒无收，拿老百姓的生命开了个大玩笑。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为了杜绝此类事情，生产队普遍配备了老农这一职务，当然，也不起太大作用。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造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活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这是一个在当时条件下根本无法调和的矛盾。在这个矛盾的驱使下，人们只关心生活资料而不去关心生产资料，也没资格关心生产资料。哪能不挨饿？公社社员对土地、牲口失去了感情，土地失去了主人，无论啥时候都好不了。
一个婆姨因丢了一只老母鸡，在街上骂了小半天。正在这时，听说生产队的大骡子死了，赶紧拉着孩子到队上去分肉，这才不骂了。
这种“婆姨”当时在中国有多少？谁心里都明白。大家都抱着这种心态，日子能过好吗？
计划经济使中国人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每个人都固定在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内，离开此地就没有饭吃。农民的饭碗都端在各级干部的手中，干部给他们的只有谁也说不清是什么东西的“工分”。社员完全失去了养家糊口的手段和权力，不准经营除挣工分以外的任何事情，哪能不饿死人？
简单地说，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是导致低标准、饿死人的根本原因，其他都不是。中国人真正吃饱饭的日子(1982)为什么正好和人民公社解体的日子同年？
有一种现象值得一说，这就是低标准时期的社会稳定问题。
历史上凡社会大动乱都出自大灾荒，反之亦然。低标准三年里，虽也有小规模骚乱（青海、甘南、西藏），但社会大局基本稳定。此时虽然有大量人口无序异常流动，但大都是从河南、安徽重灾区来贺兰山矿区找饭吃的小年轻。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当地常住人口，没有影响政府的正常管理，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是历史上少有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尽管如此，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任然抱有极大的希望和信任，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会度过难关的，老百姓很理解政府没有粮食的困难。
二、这也是最重要的。绝对平均的分配方式，严格的规章制度，在低标准面前没有特殊人群。县长也饿的肚子呱呱叫，干部很少不廉洁的。老百姓肚子虽饿心理平衡，没有久积心中的怒气，“物不患寡而患不公”这句古代名言在当时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专政工具的稳定强大。四、补记：写后反思
人民公社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二十五年（1958--1983），它由高级社演变而成。它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没有人能直接或间接地游离于它的巨大影响之外。
它是产生中国二十多年专制政治的罪魁祸首，它使中国经济发展滞后了几十年，使2.5亿人长期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它使中国人均GDP从1948年世界第四十位降到了1978年的倒数第二位；它使人均粮食1978年比1949年还下降了18斤。（以上数字均摘自2008年9月12日生活文摘报）。一些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如大跃进、大炼钢铁、一平二调、浮夸风、低标准、饿死人等等，也因它而生。由于人民公社是上级号令的一轰而起，从干部到群众有很多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人；为了保卫人民公社不致夭折，又产生了以反右运动、双反运动、四清运动等等乃至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所谓阶级斗争。因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人民公社便不能生存。因阶级斗争而产生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有所谓第六种人，都是阶级斗争的殉葬品。这些分子的“帽子”只所以能起到管制作用，根本原因是生产资料高度公有，没有这一点，“帽子”的意义便等于零。这些人再加上他们的子女、亲属、朋友，受此影响者很可能过亿人。这些人只能表现的“服服帖帖”，不可能和共产党同德同心。可以想见，他们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所起的已经被打了折扣的作用。这些“作用”大大影响了四个现代化进程。
甚至长达十年之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与人民公社密不可分。
痛定思痛，为了使千秋万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不走回头路，人们不能不反思它的产生、存在和消失的原因。
一、历史渊源一中国人的平均主义特性，也就是“眼窝子不平”。
中国人自古提倡“均贫富”，孔子曰：“物不患寡而患不均”。历史上利用“均贫富”、“等贵贱”、“铲平王”为口号发动农民起义者屡见不鲜，这些口号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战争，是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进化和延伸。身处绝境的红军战士，牺牲前还念念不忘革命胜利后建立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尽管他们没有见过这种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
刘少奇搞工人运动时，罢工胜利使资本家一再增加工资，但工人们还很不满意，因为他们的日子比资本家还差得太远。为此刘少奇劝他们适可而止。因为无限制地增加工资，会严重地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甚至倒闭破产关门，最终导致工人失业。这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却使刘少奇成为只保护资本家利益的内奸工贼的铁证。
甚至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今天，还有人向往吃不饱肚子的六十年代，因为那时大家一起饿肚子，公平的很。
正是这种平均主义劣根性，成为人民公社一轰而起一呼百应并广泛存在的社会基础。
二、民主的欠缺
几千年的君主制度及其儒家思想，造就了中国人的君主意识。清王朝以前，提倡民主是杀头之罪。
民国之后，民主意识也只是在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中传播，就连代表先进阶级的共产党员，大多也对民主精神不甚了了。至于普通百姓，连‘民主’这两个字也没听过几遍。到今天为止，有的村民还把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比喻为‘皇上’。这种比喻虽十分可笑，但也不是天方夜谭，空穴来风。曾几何时，在中央高层领导中也没有多少民主可言。否则，怎么能出现几乎打倒了所有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虽然是决策失误，但它终归是没有民主的苦果。决策失误为甚么就不能改正？
土改之后，老百姓过了三年好日子，对共产党毛主席无尚尊崇，相信上面的政策都是正确的。把党领导的合作化道路视为金光大道，深信不疑。再加上对未来社会主义天堂般的描述、宣传，合作化运动便在贫雇农的盲目叫好声中吹气球般的膨胀起来。人们心痛但又激动地把自家牲口赶到队里交了公。人民公社的产生违背了社会最基本成员的意志，是一股自上而下的红色旋风，根本无民主自愿可言。有右派分子们的前车之鉴，谁敢对人民公社说‘不’？也有敢于犯颜直谏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一批高官的下场就是教训。谁能想得到，在封建社会已经结束了半个世纪的新中国，居然还能冒出一个“封建专制”来？这是对民主的莫大讽刺。
三、照猫画虎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始终和前苏联密不可分，中共与苏共一度结下了深厚友谊。
解放初，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制裁，使中国除东欧、越南、朝鲜外没几个朋友，这对新中国的存在构成了极大威胁。中国政府不得不向苏联一边倒一一切向苏联学习。
搞社会主义是共产党的天职，社会主义的形式也学苏联。苏联搞集体农庄，中国没有拖拉机，只有小毛驴，只能叫农业合作社。
合作社最初是自愿的，但这种自愿加入严重影响了合作化的步伐，使本应“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变成了冷冷清清的“小脚女人”。在严厉的政治形势的驱赶下，这种“自愿”很快变成了强迫加入和残酷斗争，因为干部们太害怕有人搞社外单干，据说是因为怕这些单干户们抵挡不了天灾人祸。纯属杞人忧天，实际原因不言自明。因为如果允许有人在人民公社以外搞个体单干，人民公社便立刻解了体。
四、十字路口
一九五七年，步伐过快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显现出无法克服的缺点一粮食大幅减产了。
此时的高级社是纯经济组织，政府不参与经济核算和粮食分配，所产粮食全部按工分分到各农户。农民们分到的粮食吃饱肚子还不成问题，但能给国家提供的余粮就寥寥无几，何况每斤粮国家才给一毛钱。
国库顿时紧张起来。据资料载，当时北京还能维持一星期，天津只够吃三天了。银川市无粮可供，三寡妇的养女吴氏哭哭哭啼啼从银川专门到崇岗吴家大院娘家来凑粮救命。
此时把粮食分到家里的社员倒是不慌不忙。
形势非常严重，中央严令各地交“余粮”，乡长们带领民兵到各家搜购余粮，连炕洞都搜遍了，美其名曰：“统购统销”。
这种猫捉老鼠式的行为很难做到恰到好处，有的没搜完，有的立即断了顿。本志中“李学华告状”就是典型的例子。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这种掠夺式的收购方式却是怨声载道。很明白，这种收购方式不是长久之计，否则，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头呢。一个不容质疑的问题便被提了出来一政府必须从源头上管住粮食，不能再用亡羊补牢的方式去搜购粮食了。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条件，农业合作社不能是纯经济组织了，必须使它具有国家政府的职能：又管生产又管分配，方能万无一失。
于是，人民公社这个政社合一的组织便呼之欲出，只剩一个叫什么名字的问题了。
当然，有一个办法，这就是依靠市场经济。但政府没有利用市场经济的经验，在市场面前，行政手段鞭长莫及，弄不好会出大问题，似乎市场经济不可取。再说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经济，苏联就是榜样。
计划经济驾轻就熟，革命战争年代就实行高度计划的供给制，使政府对计划经济很有信心。
还有一点，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需要人数众多且稳定的工人队伍。稳定的工人队伍需要一个价格低而稳的生活供应，要做到这一点，靠市场经济不会那么得心应手，弄不好会影响国家工业化。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大多数来自农业，最先纳入计划的当然是农业和农村。周恩来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搞人民公社便于国家管理。这句话道出了高层领导要推行人民公社的初衷。
在农村，计划经济的主要表现是：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社员剩多少吃多少。也就是生产粮食是农民的事，处理粮食是政府的事。工人的粮食有标准，只有农民的粮食是没有定量的，也就是没有底线的，饿死的人中绝大多数是种粮的社员，似乎在情理之中。
活该，谁叫你们不多打点粮食？
全国政协委员梁簌冥二辈子搞乡村建设，政协会上他提意见，认为工农差别太大，不公平。当即遭到毛主席、周恩来的批驳。周恩来说：“你这是妇人之仁”。毛主席说：“总不能把工人的工资分给农民些吧”？梁簌冥在一片嘲笑声中拂袖而去，中国农民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决定了。
五、挺不起的脊梁
全国解放后，首先没收并接管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这些关乎国计的资产随之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规模以上的民管企业也成为变相没收的对象，这些大宗资产大大强固了立国资本。大量城市小工商业者资产了了，只能养家糊口。他们自顾不暇，谨小慎微，对突变的形势无所适从，对未来没有心理准备，亦步亦趋。他们无足轻重，他们的意志对政府的政策起不了多大作用，只能听政府摆布。
在农村，地主富农被没收了土地、牲畜之后尚可与中农相当，但他们受到打击，噤若寒蝉，低头走路，不敢出声。
农村的脊梁骨一中农、下中农，他们的标准是二十亩地一头牛。虽然在解放后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快步发展了几年，但也只是达到了只有少数人才刚刚栓了牛车的水平，还寒酸得很。衣暖饭饱之后对国家做不了多少贡献，仅仅是市场粮食的提供者。他们的经济实力还不能对国家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加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目不识丁，他们的意志也不能对国家政策产生多大作用。换句话说，他们的力量不能对即将到来的合作化红色风暴产生太大的抵制作用。
在大规模农业合作化浪潮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糊里糊涂，一部分人唯诺是从；还有一部分人持抵触态度，拒不执行。螳臂挡车，成了茅坑里的石头，又臭义硬。合作化的势头便不可逆转。
经济基础影响并决定上层建筑。在中产阶级十分弱小、挺不起脊梁的背景下，在地主、富农、资本家完全被打倒的情况下，私有财产不可能受到国家的保护，三大改造（工业、农业、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势不可挡。
是否可以这样说，合作化运动若推迟十年，甚至只用五年。当城乡中产阶级的经济势力发展到对国计民生起重大作用的时候，当他们的共同意志达到不可忽视的时候，人民公社运动很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试想，今天谁敢把大老板的百万资产充了公？
有一句话不知对不对：和富人过不去的政府是不会长久的政府。人民公社最终消亡就是这个原因。
给陶常青先生的一封信。
你好，尊敬的陶常青先生。，因为《崇岗志》的原因，2006年我曾赴贵舍拜访过你一次。看过陶氏家谱，听你讲过陶氏一宗的来龙去脉，这些我都还记得。
由于当时我对乡志的编排内容缺乏常识性知识，虽然到各自然村走了走，但都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收效甚微。
待第二年带着目的和要求再去拜访你时，你却打工在外，未能谋面。后来又因为诸多原因再无缘登门求教。
老弟，惭愧的很，《崇岗志》到今年第七个年头了，还没有脱手成书。原因复杂，一言难尽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想把她弄的像个“东西”。
志书在微机上己显示170多页，内容也可谓包罗万象。由于汉语拼音己相当生疏，而且是标准的“一指弹”，辛苦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我总觉得它太单薄。前世今生，崇岗地区应有很多可记录的内容。但我已是力尽汗干，江郎才尽了。
潮湖是举足轻重的大自然村，有户籍人口的历史可与大武口相比，比其他自然村早许多。但志书中关于当地的文字资料相对太少。
我给你写此信的目的，就是动员你为志书出把力，为子孙后代留下点前人的“足迹”和将来可能有参考价值的文字。这是善事一桩，也是身后遗物。
你为潮湖写的有关歌颂水库的小诗，我己署名收入志中《水利篇》。
可写的内容很多，人物、事件、文物、宗教、经济活动、自然景观等等。总之，这些东西是留给后人看的。今天一段不起眼的文字，50年后，很可能成为珍贵资料。
老弟，我己72岁了。现住平罗县城，无交通工具，行动不太方便，恕不能登门拜访，只能写信求字了。
我的住地无通讯地址，你若来信，请寄平罗二小路荣（外甥）转交。顺便写上电话号。
此致
敬礼
吴天佑恳请
2013年7月
自留地，这个人人都熟悉，恐怕只有中国才有的，只有巴掌大的一点东西，词典上没有。漫漫时空中仅仅存在了二十年，而且是极不光彩地、可怜巴巴地、偷偷摸摸地存在了二十年，并且随时都有夭折的危险。
它像一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小视它的存在。它实在太重要了，它几乎拯救了一代中国老百姓，它的作用无论怎样说都不过分，它应该记录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可用伟大这个词来表述。
它产生的不是时候，但又很及时。
说不是时候，是因为这个代表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尾巴的小东西，竟不识相地降生在坚决消灭资本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一片呼喊声中；坠落在代表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神圣领地上。
说它很及时，是因为它降生在每人每天不到三两粮，连野菜草根都当饭吃的低标准时期。虽然是杯水车薪，可也似雪中送炭。人人心中都默默叼念着它的救命之恩。
一九六二年，在经历了可怕的低标准之后，在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下，中央颁布了农业发展纲要六十条，明文规定给社员分发自留地，小片荒，还有家庭养殖。规定自留地数量占集体耕地的百分之五。理由是集体经济尚不发达，需要自留地来补充不足。
自留地本身就是集体耕地的一部分，而且是头等地的一部分。这种割肉补创的治病办法本身就很可笑。
按崇岗人均耕地计算，每人可有自留地1.5分，也有多一点的，但都不过二分。平均每家七八分自留地，个别人口大户尚可过亩。
自留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自从有了自留地，肚里有了粮食，圈里有了猪羊，连黑市上的商品也是来自自留地。虽然粮食仍然有点紧张，但饿死人的事情没有了。自留地就是救命地，是中国走出低标准困境的一等功臣。
然而，自留地在当时毕竟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被很多干部视为眼中钉。由于自留地的存在，严重地影响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由于集体经济的收入分配太不可靠，社员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自留地里，严重影响了集体劳动的效果。当时的一句顺口溜说明了这个问题：“自留地里打冲锋，集体地里养精神”。如果自留地再稍多一点，大集体耕地的经营便会出大问题，社会主义大厦就有可能‘坍塌’，自留地成为严重的资本主义危险因素。
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到农村视察，见了好庄稼，一问全是自留地的，便气不打一处来，因为大寨是没有自留地的。一九七三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崇岗大队毫不含糊，带头将自留地收了。社员人心惶惶，心里没了底。
好在此时以江云为首的自治区工作组来到崇岗，严格执行农业发展纲要六十条，第二年，将自留地返还给了社员，稳定了情绪。一九八一年随着土地承包到户，自留地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光荣地退居“二线”。二、低标准
低标准瓜菜代，吃不饱饿的快，肿了小腿肿脑袋。
崇岗人永远不会忘记与自己生死攸关的低标准。
低标准是肆虐神州大地连续三年的，历史上罕见的一场大饥荒。从一九五九年开始，高潮是一九六O年，一九六二年基本结束。
以粮食为主体的一切生活必需品的短缺紧张，仅以最低的标准维持生命，简称“低标准”。
低标准和人民公社的建立息息相关。它是人民公社“大锅饭”的必然产物。
由于要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必须提高粮食产量。还由于要力争上游，产量低了就是下游，当下游要插白旗。插白旗要丢官丢人。
在这种形势的驱动下，干部们的浮夸风随之而起。你亩产500斤，我亩产就是1000斤；互相攀比，层层加码。中国青年报1958年12月报道亩产水稻13万斤，谁敢公开说不相信？
宣传也不含糊，汽车只拉一个大萝卜，飞机撞断高粱头。这样高的粮食产量，不大吃干什么？怎样表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上级当然更聪明，用亩产做乘法就是总产，全国粮食总产量是相当惊人的。
好景不长，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了不到半年，粮食便宣布告罄。接下来便是降低粮食标准，每人每天不到三两粮，还是带皮的毛粮，就这还不能保证。要不怎能饿死人？
低标准是惨烈的，滩里的野菜都挖光了，榆树叶子当饭吃，高粱杆子碾碎过滤后当淀粉馒头。凡是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凡是能下咽的东西，都往嘴里填。即使这样，还饿死了许多人，崇岗公社饿死了多少人，无法统计，谁又敢统计？但饿死的第一人确实有名有姓，崇岗七队周兰香，女，二十多岁，己婚，尚未生育，丈夫张习武。连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亲姐夫都因饿而死，可见事态的严重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饿死人的日子正是报纸、广播宣传人民公社亩产过万斤的日子。
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准说是饿死的。因为说共产党不准饿死人。
低标准亘古奇有。历史上灾荒很多，也曾万户萧肃，饿殍遍地。但那是局部的，暂时的。低标准长达三年，殃及960万平方公里，连中南海都受到影响。
民国十八年，(1929)崇岗三年大旱，颗粒无收，但只要到平罗、周城、姚伏就有饭吃，没有饿死人，因为那里年种年收。低标准你往哪里跑？连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书记马玉槐都到郊区挖野菜充饥，失了体统，成为后来文革受批判的罪状之一，因为他太丢社会主义的面子。
低标准时期，人们想的、说的都离不开吃的。一位军校学员说，他除了在单杠上作高难动作思想不敢抛锚外，其余时间都在想吃的。
越没粮吃越能吃，人们的食量普遍大的惊人，肚子象个无底洞，给多少吃多少，一顿吃下二斤粮根本不在话下。有人竟然一口气吃下十个油饼还喝下三碗汤。
今天你只要稍加注意，出生在一九六0年的人，数量很少，这就是低标准留下的痕迹。饿的人都浮肿了，男人们失去了功能，女人们没有了月经，还能怀孕吗？
据后来了解，全国的重灾区是河南、安徽。两省饿死的人口都有几百万（《风云七十年》万里语）。
崇岗大队原住居民赵兴启，本不姓赵，出生地安徽淮南。低标准时已经饿死并埋葬了的生父，第二天尸体不翼而飞。母亲带着年幼的他随娘家河南夏邑县移民来到崇岗，改嫁后夫赵氏，他便姓了赵。要知道，河南、安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产粮大省。人民公社的诞生地，河南省信阳专区尤其严重，人口死亡率百分之十以上。这非常讽刺，也很合理。
西北的重灾区是甘肃，宁夏的重灾区是中宁。
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刘少奇传）。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它又意味着什么数字？在那个生育毫无计划的年代，人口本应是每年增加两千多万的。
低标准刻骨铭心，五十岁以上的人都会牢牢记住。也应该永远记住。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日子竟然到了如此地步，责任该由谁来负？
三、偷稻子
今天，凡五十岁以上的崇岗人，都不会忘记前进农场水稻的救命之恩。衣食足而知荣耻，在那个大家都饿的面有菜色、腿脚浮肿的低标准日子里，，人们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底线，甚至视法律于不顾，明目张胆地到前进农场偷稻子。
前进农场的水稻种植，数以万亩计，由于政策的缘故，守着金山饿肚子。人少、地多、饥饿、机械化程度低，秋收速度十分缓慢。每年‘五一’之后，打碾任务还没完成。这就给崇岗人以足够的作案时间和方便的作案条件。
晚上九、十点出发，身缠麻袋，腰系麻绳，左手拈一根棒槌，右手持一把镰刀，走五六里便到。
最先是在田里割稻穗子，一会儿便满载而归，连夜对稻穗进行‘深加工’。
后来干脆到堆满稻捆的场上偷。一把抓着根朝上的稻捆使劲往地上擞。撤下来的全是稻粒，比穗子好多了，不用‘深加工’。第二天就可以上碾子碾稻米了。
也有人举报，大队书记装着没看见，一眼睁一眼闭。没办法，法不责众。再说人心都是肉长的。
还有人更聪明，出发时烙一块饼，到时候往看场人的手里一塞，双方立即会意，看场的变成了放哨的。别怪，看场的老乡也正饿得够呛呢。
在那个连麸皮都奇缺的日子里，居然能吃上白米干饭，真是奇迹。尽管饭里还有带皮的稻粒。
几顿饱饭以后，浮肿的腿脚好了许多，浮肿原来不是病。
前进农场的稻子救了崇岗人的命，偷稻子行为遍及长胜墩以南的各个大队。不然的话，五十岁以上的崇岗人肯定没有今天这么多。偷稻子这营生到1962年分发自留地之后基本结束。
低标准产生的原因有三种说法。
一种是说因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苏湖熟天下足”，中国地大物博，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比整个欧洲还大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肥沃的土地上同时连续三年受大灾，这样大的受灾面积，这样严重的灾害事故，整个地球上巩怕都不会发生。谁会相信？为什么分了点自留地就不再饿死人，自留地难道不受灾？据后来气象部门统计，那时期自然灾害和其它年份平均值差不多，并无特别之处。（广西电视台2011年）。崇岗地区就没受什么灾，宁夏也没有。
另一说法是因为给苏联还债，而且说的神乎其神。说什么苏联人把中国用来还债的鸡蛋、苹果用网子严查，个小的不要。
这实在把中国老百姓抬的太高了，这些东西当时的中国高级干部都很难见到，怎么能成为饿死人的原因呢？中国老百姓是因为没有白菜、萝卜、山药蛋而饿死的呀。且不说人家苏联根本不要你哪锅碗瓢盆，白菜、萝卜、山药蛋再加带皮的杂粮。谁都知道债务是橡皮筋，哪有把六亿多人逼上绝路的债务？谁能用老百姓的生命去还债？把责任一推六二五给了苏修和老天，是最聪明不过的做法了。中国的老百姓太老实了。
建国之初，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早已经千疮百孔的新中国，又经历了出兵百万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其开支之大，负担之重，远非区区苏联债务可比。此时的人民生活不但没受影响反而大幅提高，成为建国之初短崭而辉煌的黄金年代(1950-1956)，这怎样解释？
真正的原因是刘少奇主席说的一句老实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人民公社经济体制上的“大锅饭”造成的吃饭不要钱的空想社会主义，严重违反了经济规律。先是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后改进为“三级所有，队（小队）为基础”，但“锅”还是大的很。吃饭不要钱的结果一定是没饭吃，这是真理。
解放后最初的六七年里（1950至1956），老百姓生产生活一年一变样，芝麻开花节节高，1956年达到顶峰。老百姓的日子是从1958年开始跌入低谷饿死人的，为什么恰好和人民公社诞生的日子同年，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表面上看，人人都是人民公社的主人，实际上谁都对公社不负责任，也负不了责任。“主人”们失去了对土地的经营权和产品的支配权，一切都是上面说了算。
1959年，不知是哪个上级敢想敢干，命令崇岗大队种冬小麦。由于种子是春小麦，第二年颗粒无收，拿老百姓的生命开了个大玩笑。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为了杜绝此类事情，生产队普遍配备了老农这一职务，当然，也不起太大作用。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造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活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这是一个在当时条件下根本无法调和的矛盾。在这个矛盾的驱使下，人们只关心生活资料而不去关心生产资料，也没资格关心生产资料。哪能不挨饿？公社社员对土地、牲口失去了感情，土地失去了主人，无论啥时候都好不了。
一个婆姨因丢了一只老母鸡，在街上骂了小半天。正在这时，听说生产队的大骡子死了，赶紧拉着孩子到队上去分肉，这才不骂了。
这种“婆姨”当时在中国有多少？谁心里都明白。大家都抱着这种心态，日子能过好吗？
计划经济使中国人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每个人都固定在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内，离开此地就没有饭吃。农民的饭碗都端在各级干部的手中，干部给他们的只有谁也说不清是什么东西的“工分”。社员完全失去了养家糊口的手段和权力，不准经营除挣工分以外的任何事情，哪能不饿死人？
简单地说，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是导致低标准、饿死人的根本原因，其他都不是。中国人真正吃饱饭的日子(1982)为什么正好和人民公社解体的日子同年？
有一种现象值得一说，这就是低标准时期的社会稳定问题。
历史上凡社会大动乱都出自大灾荒，反之亦然。低标准三年里，虽也有小规模骚乱（青海、甘南、西藏），但社会大局基本稳定。此时虽然有大量人口无序异常流动，但大都是从河南、安徽重灾区来贺兰山矿区找饭吃的小年轻。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当地常住人口，没有影响政府的正常管理，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是历史上少有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尽管如此，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任然抱有极大的希望和信任，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会度过难关的，老百姓很理解政府没有粮食的困难。
二、这也是最重要的。绝对平均的分配方式，严格的规章制度，在低标准面前没有特殊人群。县长也饿的肚子呱呱叫，干部很少不廉洁的。老百姓肚子虽饿心理平衡，没有久积心中的怒气，“物不患寡而患不公”这句古代名言在当时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专政工具的稳定强大。四、补记：写后反思
人民公社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二十五年（1958--1983），它由高级社演变而成。它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没有人能直接或间接地游离于它的巨大影响之外。
它是产生中国二十多年专制政治的罪魁祸首，它使中国经济发展滞后了几十年，使2.5亿人长期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它使中国人均GDP从1948年世界第四十位降到了1978年的倒数第二位；它使人均粮食1978年比1949年还下降了18斤。（以上数字均摘自2008年9月12日生活文摘报）。一些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如大跃进、大炼钢铁、一平二调、浮夸风、低标准、饿死人等等，也因它而生。由于人民公社是上级号令的一轰而起，从干部到群众有很多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人；为了保卫人民公社不致夭折，又产生了以反右运动、双反运动、四清运动等等乃至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所谓阶级斗争。因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人民公社便不能生存。因阶级斗争而产生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有所谓第六种人，都是阶级斗争的殉葬品。这些分子的“帽子”只所以能起到管制作用，根本原因是生产资料高度公有，没有这一点，“帽子”的意义便等于零。这些人再加上他们的子女、亲属、朋友，受此影响者很可能过亿人。这些人只能表现的“服服帖帖”，不可能和共产党同德同心。可以想见，他们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所起的已经被打了折扣的作用。这些“作用”大大影响了四个现代化进程。
甚至长达十年之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与人民公社密不可分。
痛定思痛，为了使千秋万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不走回头路，人们不能不反思它的产生、存在和消失的原因。
一、历史渊源一中国人的平均主义特性，也就是“眼窝子不平”。
中国人自古提倡“均贫富”，孔子曰：“物不患寡而患不均”。历史上利用“均贫富”、“等贵贱”、“铲平王”为口号发动农民起义者屡见不鲜，这些口号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战争，是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进化和延伸。身处绝境的红军战士，牺牲前还念念不忘革命胜利后建立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尽管他们没有见过这种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
刘少奇搞工人运动时，罢工胜利使资本家一再增加工资，但工人们还很不满意，因为他们的日子比资本家还差得太远。为此刘少奇劝他们适可而止。因为无限制地增加工资，会严重地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甚至倒闭破产关门，最终导致工人失业。这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却使刘少奇成为只保护资本家利益的内奸工贼的铁证。
甚至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今天，还有人向往吃不饱肚子的六十年代，因为那时大家一起饿肚子，公平的很。
正是这种平均主义劣根性，成为人民公社一轰而起一呼百应并广泛存在的社会基础。
二、民主的欠缺
几千年的君主制度及其儒家思想，造就了中国人的君主意识。清王朝以前，提倡民主是杀头之罪。
民国之后，民主意识也只是在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中传播，就连代表先进阶级的共产党员，大多也对民主精神不甚了了。至于普通百姓，连‘民主’这两个字也没听过几遍。到今天为止，有的村民还把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比喻为‘皇上’。这种比喻虽十分可笑，但也不是天方夜谭，空穴来风。曾几何时，在中央高层领导中也没有多少民主可言。否则，怎么能出现几乎打倒了所有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虽然是决策失误，但它终归是没有民主的苦果。决策失误为甚么就不能改正？
土改之后，老百姓过了三年好日子，对共产党毛主席无尚尊崇，相信上面的政策都是正确的。把党领导的合作化道路视为金光大道，深信不疑。再加上对未来社会主义天堂般的描述、宣传，合作化运动便在贫雇农的盲目叫好声中吹气球般的膨胀起来。人们心痛但又激动地把自家牲口赶到队里交了公。人民公社的产生违背了社会最基本成员的意志，是一股自上而下的红色旋风，根本无民主自愿可言。有右派分子们的前车之鉴，谁敢对人民公社说‘不’？也有敢于犯颜直谏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一批高官的下场就是教训。谁能想得到，在封建社会已经结束了半个世纪的新中国，居然还能冒出一个“封建专制”来？这是对民主的莫大讽刺。
三、照猫画虎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始终和前苏联密不可分，中共与苏共一度结下了深厚友谊。
解放初，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制裁，使中国除东欧、越南、朝鲜外没几个朋友，这对新中国的存在构成了极大威胁。中国政府不得不向苏联一边倒一一切向苏联学习。
搞社会主义是共产党的天职，社会主义的形式也学苏联。苏联搞集体农庄，中国没有拖拉机，只有小毛驴，只能叫农业合作社。
合作社最初是自愿的，但这种自愿加入严重影响了合作化的步伐，使本应“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变成了冷冷清清的“小脚女人”。在严厉的政治形势的驱赶下，这种“自愿”很快变成了强迫加入和残酷斗争，因为干部们太害怕有人搞社外单干，据说是因为怕这些单干户们抵挡不了天灾人祸。纯属杞人忧天，实际原因不言自明。因为如果允许有人在人民公社以外搞个体单干，人民公社便立刻解了体。
四、十字路口
一九五七年，步伐过快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显现出无法克服的缺点一粮食大幅减产了。
此时的高级社是纯经济组织，政府不参与经济核算和粮食分配，所产粮食全部按工分分到各农户。农民们分到的粮食吃饱肚子还不成问题，但能给国家提供的余粮就寥寥无几，何况每斤粮国家才给一毛钱。
国库顿时紧张起来。据资料载，当时北京还能维持一星期，天津只够吃三天了。银川市无粮可供，三寡妇的养女吴氏哭哭哭啼啼从银川专门到崇岗吴家大院娘家来凑粮救命。
此时把粮食分到家里的社员倒是不慌不忙。
形势非常严重，中央严令各地交“余粮”，乡长们带领民兵到各家搜购余粮，连炕洞都搜遍了，美其名曰：“统购统销”。
这种猫捉老鼠式的行为很难做到恰到好处，有的没搜完，有的立即断了顿。本志中“李学华告状”就是典型的例子。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这种掠夺式的收购方式却是怨声载道。很明白，这种收购方式不是长久之计，否则，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头呢。一个不容质疑的问题便被提了出来一政府必须从源头上管住粮食，不能再用亡羊补牢的方式去搜购粮食了。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条件，农业合作社不能是纯经济组织了，必须使它具有国家政府的职能：又管生产又管分配，方能万无一失。
于是，人民公社这个政社合一的组织便呼之欲出，只剩一个叫什么名字的问题了。
当然，有一个办法，这就是依靠市场经济。但政府没有利用市场经济的经验，在市场面前，行政手段鞭长莫及，弄不好会出大问题，似乎市场经济不可取。再说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经济，苏联就是榜样。
计划经济驾轻就熟，革命战争年代就实行高度计划的供给制，使政府对计划经济很有信心。
还有一点，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需要人数众多且稳定的工人队伍。稳定的工人队伍需要一个价格低而稳的生活供应，要做到这一点，靠市场经济不会那么得心应手，弄不好会影响国家工业化。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大多数来自农业，最先纳入计划的当然是农业和农村。周恩来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搞人民公社便于国家管理。这句话道出了高层领导要推行人民公社的初衷。
在农村，计划经济的主要表现是：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社员剩多少吃多少。也就是生产粮食是农民的事，处理粮食是政府的事。工人的粮食有标准，只有农民的粮食是没有定量的，也就是没有底线的，饿死的人中绝大多数是种粮的社员，似乎在情理之中。
活该，谁叫你们不多打点粮食？
全国政协委员梁簌冥二辈子搞乡村建设，政协会上他提意见，认为工农差别太大，不公平。当即遭到毛主席、周恩来的批驳。周恩来说：“你这是妇人之仁”。毛主席说：“总不能把工人的工资分给农民些吧”？梁簌冥在一片嘲笑声中拂袖而去，中国农民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决定了。
五、挺不起的脊梁
全国解放后，首先没收并接管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这些关乎国计的资产随之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规模以上的民管企业也成为变相没收的对象，这些大宗资产大大强固了立国资本。大量城市小工商业者资产了了，只能养家糊口。他们自顾不暇，谨小慎微，对突变的形势无所适从，对未来没有心理准备，亦步亦趋。他们无足轻重，他们的意志对政府的政策起不了多大作用，只能听政府摆布。
在农村，地主富农被没收了土地、牲畜之后尚可与中农相当，但他们受到打击，噤若寒蝉，低头走路，不敢出声。
农村的脊梁骨一中农、下中农，他们的标准是二十亩地一头牛。虽然在解放后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快步发展了几年，但也只是达到了只有少数人才刚刚栓了牛车的水平，还寒酸得很。衣暖饭饱之后对国家做不了多少贡献，仅仅是市场粮食的提供者。他们的经济实力还不能对国家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加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目不识丁，他们的意志也不能对国家政策产生多大作用。换句话说，他们的力量不能对即将到来的合作化红色风暴产生太大的抵制作用。
在大规模农业合作化浪潮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糊里糊涂，一部分人唯诺是从；还有一部分人持抵触态度，拒不执行。螳臂挡车，成了茅坑里的石头，又臭义硬。合作化的势头便不可逆转。
经济基础影响并决定上层建筑。在中产阶级十分弱小、挺不起脊梁的背景下，在地主、富农、资本家完全被打倒的情况下，私有财产不可能受到国家的保护，三大改造（工业、农业、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势不可挡。
是否可以这样说，合作化运动若推迟十年，甚至只用五年。当城乡中产阶级的经济势力发展到对国计民生起重大作用的时候，当他们的共同意志达到不可忽视的时候，人民公社运动很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试想，今天谁敢把大老板的百万资产充了公？
有一句话不知对不对：和富人过不去的政府是不会长久的政府。人民公社最终消亡就是这个原因。
给陶常青先生的一封信。
你好，尊敬的陶常青先生。，因为《崇岗志》的原因，2006年我曾赴贵舍拜访过你一次。看过陶氏家谱，听你讲过陶氏一宗的来龙去脉，这些我都还记得。
由于当时我对乡志的编排内容缺乏常识性知识，虽然到各自然村走了走，但都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收效甚微。
待第二年带着目的和要求再去拜访你时，你却打工在外，未能谋面。后来又因为诸多原因再无缘登门求教。
老弟，惭愧的很，《崇岗志》到今年第七个年头了，还没有脱手成书。原因复杂，一言难尽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想把她弄的像个“东西”。
志书在微机上己显示170多页，内容也可谓包罗万象。由于汉语拼音己相当生疏，而且是标准的“一指弹”，辛苦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我总觉得它太单薄。前世今生，崇岗地区应有很多可记录的内容。但我已是力尽汗干，江郎才尽了。
潮湖是举足轻重的大自然村，有户籍人口的历史可与大武口相比，比其他自然村早许多。但志书中关于当地的文字资料相对太少。
我给你写此信的目的，就是动员你为志书出把力，为子孙后代留下点前人的“足迹”和将来可能有参考价值的文字。这是善事一桩，也是身后遗物。
你为潮湖写的有关歌颂水库的小诗，我己署名收入志中《水利篇》。
可写的内容很多，人物、事件、文物、宗教、经济活动、自然景观等等。总之，这些东西是留给后人看的。今天一段不起眼的文字，50年后，很可能成为珍贵资料。
老弟，我己72岁了。现住平罗县城，无交通工具，行动不太方便，恕不能登门拜访，只能写信求字了。
我的住地无通讯地址，你若来信，请寄平罗二小路荣（外甥）转交。顺便写上电话号。
此致
敬礼
吴天佑恳请
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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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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