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下庙
下庙自然村包括今天下庙、长青两个行政村。下庙共三座庙，沟里一座，沟口一座，村子一座（原址在下庙小学）。沟里一座人称上庙，村子里的庙叫下庙。庙名当了地名。
下庙庙名叫普泉寺。除龙王殿不知建于何年外，大佛殿、倒坐观音殿均建于民国25年（1936年）。
人民公社成立时，将下庙分为两个大队，基本以农场渠为界，渠上叫上庙大队，渠下叫下庙大队。
一九六五年四清时，将上庙大队改为长青大队，下庙大队改成向阳大队，以示破旧立新。一九八三年，去社建乡，下庙公社改成下庙乡，向阳大队又恢复称下庙村，长青村名字未改。
下庙的先民自镇朔堡迁来。大水沟有水的48户中，下庙人居多。大水沟的泉水大，可浇灌大片耕地，成为崇岗镇最古老的水浇地农业区。这片农业区的历史不少于四百年，但是下庙建屋住人的历史却没有这么长。原因是：古代的下庙人，只能是住家在镇朔堡子，种地在下庙，早出晚归。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堡子能保证人身和财产安全，单独住在离堡子很远的下庙，那是极其危险的，孩子都能叫狼吃了，强盗更是大问题。这一点，也为下庙人的祖先在堡子周围留下的大片墓群所证实，据知情者描述，这片墓群的规模没有四、五百年的积累是不可能形成的。按此计算，明朝就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拓荒开发。由于水力上的优势，这里是崇岗山八堡最早开发的农业区。
离开堡子到下庙安家落户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首先要打一个和堡子差不多的大寨子，人少了是不行的。李家大寨子和李家小寨子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从这时起，下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居民。从堡子迁到下庙的主要有李氏、顾氏、张氏、姚氏、徐氏等。其中徐氏先祖名徐棵柳，军官，职务是把总。
下庙人的主要生产活动一是种地，二是驮炭。在二道渠还没有引黄灌溉的很早以前，下庙早已有了当时最大的水浇地农业区。
驮炭是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赶驴驮炭，两天一趟，补充了农业的不足。
除此之外，下庙还有不可忽视的三个产业：一是打猎，二是背柴，三是做香。
下庙人有打猎的传统，猎人叫枪手。枪手们出入深山老林，风餐露宿，与野兽拼生死，以饥寒为伙伴，这造就了下庙人的勇猛，大胆和团结一心。许多人终生为猎，甚至世代相传，为其他村所不及。猎物主要是青羊，獐子（麝香）和少量马鹿。
贺兰山为下庙人提供了丰富的榆柴，榆柴是下庙的重要燃料，比炭来的便捷、便宜。下庙人有极好的吃苦精神，上山伐木砍柴者居多，故有“下庙的砍山受苦”一说。
下庙有得天独厚的大水沟水利资源，为下庙的香产业提供了丰厚的动力。下庙的香远近闻名，为下庙人提供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也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从清朝中期开始，下庙就有了香产业，连轴转的十八盘水磨向人们展示了香产量的可观。
下庙人有可贵的人文精神，一个自然村有三座庙的，也只有下庙村一个。这几座庙中，上庙的历史最久。上庙初建年代不祥，明万历十一年重修时，刻石记载。庙为梯状结构，共四层，可拾级而上至到庙顶。泉水从神像脚下流出，甘甜清冽，很是神奇。
上庙毁于文革初期，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重建，本世纪初，工程基本结束。
下庙人生性乐观，不管穷富，爱耍红火，每逢农闲节日，高跷、秧歌、车、船、锣鼓喧天热闹一凡。灯影，大戏常在庙内演出，牵动周边四邻。有一句流传至今的顺口溜“咕咕噔噔，下庙红火”，向人们述说着这里的风土人情。
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在建设全面小康的幸福大道上，下庙会更红火。
附：下庙出了个韩半仙
大水沟名附其实，沟深水大。在贺兰山山前山后几十个山沟中，泉水流量排名第一，几乎是其它各沟泉水流量的总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可是韩半仙为下庙家乡的后代子孙们留下的万古基业。
韩半仙，姓韩，名景明，下庙村三队韩家大院人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可不是传说中的人物，传说哪能家住那里，姓甚名谁，真名实姓，一切都清清楚楚，地址又离我们这么近，分明像是查了户口的。他也不是一般说书人说的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让人无限遐想，似有似无的人。韩半仙可是生活在民国时期的人物，需知，1949年即解放那年是民国38年，也就是民国末年，他能远到那里去？不管你信不信，见过韩半仙的人今天世上还有。还有更现实的呢，韩半仙的儿子叫韩焕仁（已故），三个孙子韩建国、韩建荣、韩建华都健在。
韩半仙，一听这名字就非同寻常，一定是和法力无边、呼风唤雨、道行高深相联系。
韩半仙儿时念过几年书，上学时行为、表现就与常人不同，神神兮兮的，整天喊来了、来了。过了几天，就见大庙墙上砖缝中插一把大刀，不知从何飞来。
一天，他上课打了盹，见一金甲神人对他说：上庙庙后大榆下有天书一本，你若取来照书上所说下功研习，便可得道成仙。惊醒原是南柯一梦。梦中事将信将疑，但还是到上庙走了一趟。他按梦中神人所说，绕庙后老榆树转了左三圈右三圈，便在树下挖了起来。不一会，果见大青石一块，搬起石头，又见一红漆匣子，打开一看，果然有本天书，书名《桃花册》。回家照书演习，一丝不苟。同学争相传阅，只见白纸一本，并无文字，便弃之一边。韩半仙却看的津津有味如获至宝。自得了《桃花册》之后，韩半仙念书便不上心，把心思全用在练仙学道上。他先学会换头术，把自家小羊头颅取下，在手中把玩一阵，再把羊头原样按好，小羊活泼如初，竟然不留一点痕迹。他又学会了盗宝术，把有钱人家金银财宝盗来，让同学一饱眼福，但必将原物送回，不敢留得一毫，否则便会破了道术，那将仙气全无。他又学会了腾云驾雾，移山倒海，呼风唤雨。爷爷见他不务正业，行动怪异，怕惹出祸端，便将《桃花册》填入炕洞，韩半仙急起救出，已烧掉一半。实在可惜，如果把《桃花册》全部学完，他将脱离肉身，成为大仙。但命中注定，学了一半，只能当个半仙了。
韩半仙是给崇岗人民造了大富的。
遥想当年，贺兰山后泉水奔涌，良田万亩，绿洲连片，人民丰衣足食。山前干旱无水，北风呼啸，黄沙遍地，民不聊生。乡亲们都来撺掇韩半仙施法从山后调些水来。半仙执拗不过，不得己为乡亲们筑壇做法，将山后的水大部调入大水沟，于是大水沟的水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不但能浇灌常青、下庙、暖泉万顷良田，连镇朔都能变成水浇地，水大的还能打动十八盘水磨。
世上没有万全的事情，这样一来把山后的人可害惨了。韩半仙只给山后水磨沟留了一点水，除去人吃牲口喝还能浇几十亩地，人民苦不堪言。
此事惹恼了王爷府大喇嘛，这大喇嘛法术也是了得，乘韩半仙到山后走动之机，用白狗之血给韩半仙浇了顶，破了他的道法。自此之后，韩半仙便整天郁郁寡欢，委靡不振，像掉了魂一样，不久便死了，只活了四十多岁。
据说，韩半仙死后，他的半本《桃花册》也叫侄儿韩焕章给弄丢了。
第二节 二道渠
今天的镇朔、兰丰、跃进三个行政村古时统称二道渠。
昊王渠在二道渠地面共有四道支渠。一道渠自简家墩庙附近经过，二道渠距一道渠北五里，从兰丰老商店附近经过。三道渠从镇朔中部入跃进村，四道渠到了农场二队。这四道渠一律西南东北走向，它们都因昊王渠的废弃而废弃。二道渠做了这一带的地名。三道渠现在跃进三二支沟边还有遗迹。
二道渠地面广大，东临沙湖，南接贺兰县洪北村，北连前进农场，是崇岗镇最大的一片农业区，粮食产量居首位。
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二道渠改为兰丰高级农业合作社。
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现兰丰、跃进为一个大队，名兰丰大队，镇朔为一个大队，叫镇朔大队。二道渠的地名鲜为人知了。
七十年代，兰丰大队一分为二，北面跃进，南面兰丰。
和下庙一样，二道渠的先民也来自镇朔堡子，在大水沟分水的48户中，二道渠的人也不少。这些先民们不但在大水沟有水，而且在下庙有地。二道渠在新渠没开通之前，因为靠天吃饭，是很难有正式居民的。
马家是二道渠大户，也是老户。马家的耕地在下庙张祥家桥附近沙湖公路北面，淌大水沟的泉水。但始终没在此地打庄盖房，而是住在堡子里早出晚归。直到后来新渠延伸至二道渠，马家才从堡子迁到二道渠，原来在下庙的地和水也就扔了。
张祥家桥的张祥家却在原地扎了根，成为镇朔张家大户的原住居民。张氏一宗包括新庄子、旧庄子。还有一部分迁往二道渠。。
马家高祖来自山西省孝义县，在镇朔堡子里久住，并留下了一大片祖坟。二道渠其它大户也自称祖先是山西人，因充军到此。
二道渠居民点的形成与新渠息息相关，有了新渠才形成了二道渠自然村。
新渠是唐徕渠一大支渠，开通于雍正年间。渠口在常信东，浇灌常信，洪广一带大片土地。最初只修到洪广营，因为洪广营是军事重地，长期驻军。
大清年间二道渠张举人联名上书官府，并将当地坚硬且带土骨的一块干土呈上。官府看后，惊讶不己，知道该地旱情严重，立刻批准新渠自洪广营延长至二道渠。自此，二道渠有了水浇地。
据老年人说，当年张举人在给官府的呈文中写有“百姓苦不堪言”六个字，这六个字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二道渠张举人土地多的很，当地人差不多都租种他家的地，租子少很划算。
二道渠尽管在新渠末梢，尽管是“常信堡的爷爷，广洪营的爹，二道渠的孙子跑烂靴”，淌水不便，但毕竟成为黄灌区，水源充足而可靠，为其它村不可比，成为崇岗镇最大的农业区。这应是乾隆年间以后的事了。和马家一样，张家、王家、顾家、李家等也先后从堡子迁出，到二道渠安家落户，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
二道渠人也驮炭，但不占地利。农业又相对稳定，二道渠人主要以种田为主。二道渠有两座庙，一座简家墩庙，一座三枭庙。
二道渠小学建于一九四O年，一九五八年升格为完全小学。该校七十年代一度初中戴帽。
二农场渠建成后，二道渠人不再依靠新渠，改为从东干渠放水。东干渠比新渠大的多，水利大有改进。但还是下游，和洪广营人争水时处于劣势。灌水仍是问题。
一九八三年，下庙乡成立。在下庙乡党委、政府的一再努力下，平罗县政府决定投资开凿跃进渠。跃进渠从暖泉村开口，成为农场渠的一大支干渠，直接从二农场渠放水，上游无人搅扰，成为二道渠的独立支渠。彻底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淌水问题。
一九八三年，原崇岗乡一分为二，二道渠属下庙乡。
二00三年撤下庙乡，建崇岗镇，二道渠重归崇岗镇管辖。补记：徐崇玺
20世纪七十年代初，崇岗公社各大队部都挂有一幅比例为5万分之一的《崇岗公社平面地图》。此图横长竖短，一反地图不标方位的传统，竞用箭头标出北方。
此举的目的是为纠正崇岗公社是南北走向的错误地理概念（实为西南东北走向），地图己不包括大武口。
这是崇岗地区第一幅平面地图。作者徐崇玺先生。制作工具是一架小平板仪。每次可测量500米距离。
徐崇玺，祖籍二道渠，生于1935年，晚年移居平罗城。十岁上小学，先后就读于崇岗完小、常信完小、银川一中。1959年考入西安交大。在校学习两年半（学制五年）后退学回家务农。
1966年从事教学工作，1970年调入崇岗中学，主教高中数学、物理。由于学业基础扎实，功底深厚，工作上得心应手，课堂气氛活跃，举重若轻。回答问题简明握要，很受学生欢迎，教出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好学生，受到社会广泛认同。1991年，从崇岗中学校长任上退休。
第三节 暖泉
暖泉在崇岗镇挨山的几个自然村中，处在最南端，再往南就是贺兰县插旗口了。北面与长青村相隔五里。
暖泉因泉而得名，泉在二农场渠以上的宝泉寺附近，距山二、三里，贺兰山地下经流在这里涌出地面。
泉水温热，比井水温度高得多。冬季泉口雾气腾腾，成一大景观，遂成“暖泉”。
暖泉历史悠久，西汉时设廉县，县城就在暖泉附近，己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当时的贺兰山雨水丰沛，山林翠绿，动植物繁多，绝非今日景观可比。两千多年来，随着气候的变干，大多时间为北方少数民族游牧之地。
贺兰山自暖泉老湾以南，突然向西退去，甩出一个纵深三十里的坡地，且越往南越宽。人们把这个坡地叫南梁，暖泉就在南梁的北缘。暖泉村地处农场渠和西干渠之间，又处在沿山公路和贺兰公路之间，两渠两路夹一村。后又有暖泉车站，暖泉农场，但无论有几个“暖泉”，暖泉村都是爷爷辈。
暖泉有两条山沟，南面桃柴沟，北面西番沟，都是半截沟。西番沟是贺兰山气候的重要分界线。自西番沟开始向南，山上、山下林草明显比大水沟以北茂盛的多。因为西番沟以南降雨量多，较多的降雨量必然表现在地下径流上。此地山坡坡度极大，泉水并没有从沟口流出地面，而是在深厚的山坡地下继续往下流。老湾以下，地势突然变洼，形成西、北、南三面高，只有东面低的一块小盆地，径流便自地下而出。径流在这里并没有集中成一股泉水，而表现成一二里宽的一条湿地。湿地水位极高，呼之欲出。星星点点的水坑随处都是，甚至跺跺脚都出水。这条湿地自老湾一致延伸至西大湖，成西大湖一大水源。暖泉的泉眼也就在这条湿地边上，很是合理。
暖泉村是崇岗镇最小的村，七百多人口，且无外来人口。主要有崔、刘、吴三大姓组成。
暖泉距大水沟比较远，但由于地势低，大水沟泉水可以利用。解放前人们常看见崇岗堡四东家李资英骑着大黑骡子到暖泉卖水。李家有大水沟部分水权。
天旱少雨时，暖泉人便失去生计，四十年代初，三年大旱，四出逃荒，暖泉只剩下三户人，崔、刘、吴各一户，只起留守作用。
农业不可靠，副业便重要了。
暖泉人的副业是畜牧、驮炭、背柴三件事。
这里山上草多，南梁又大的很，给畜牧业造成一定有利的条件，以养羊为主。但由于农业不能给牧业以太大的支持，山坡上又无泉水流出，无建圈条件，终未形成牧业大户。
驮炭是崇岗一大产业，暖泉也不例外，两天一趟，给暖泉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
背柴是暖泉的一大特点，去桃柴沟，西番沟，这里山榆树比别处多，路近，一天背几趟。背柴是一项可靠的经济收入。
暖泉的泉水不能用来浇地，历史上耕地主要在昊王渠内，靠天吃饭。渠内崔姓地块最多。
二农场渠修成后，暖泉人在渠下开成大片水浇地，农业面貌和生存环境大有改观，人口也多了起来。
西干渠通水后，暖泉农业又上了一个台阶，山坡地也有水了，于是人们渐渐把住地向山坡迁去，原来在泉子附近的老庄台都废弃了。在多年经营中，村庄已是绿树成荫，小桥流水，果园连片，再加上公路纵横，出门就坐车，成为最有利于人口居住的地方。
不如人意的是，自二十一世纪始，由于西干渠用水紧张，暖泉又是最下游，已无西干渠水利，人们靠打井浇地。
人民公社时，暖泉为生产大队，有三个生产队。
1983年，下庙乡成立，暖泉属下庙乡。
2003年，撤下庙乡，立崇岗镇，暖泉村重属崇岗镇。
第四节 长胜墩
长胜墩北距九泉五里，南到崇岗十里。中间地带古来是荒凉不毛之地。
明朝时，鞑靼自汝萁沟入侵崇岗，明军在烽火墩附近将其击败，此墩故名长胜墩。后人把墩所在地也叫长胜墩，墩名当了地名。
长胜墩居民点也在洪积区内。洪积区由两个洪积扇叠加而成。一个是汝萁沟洪积扇，另一个是干沟洪积扇。两个洪积扇面积都很小。
汝萁沟洪水出沟后分两路。一路向南经大沙沟直奔崇岗，另一路向东经石沟往长胜墩。
向南的洪水是直路，又是沙沟，绝大多数洪水都流向崇岗。向东是石沟，又拐了一个九十度大湾，洪水当然来的少，洪积扇就小。
长胜墩还有一个沟叫干沟，顾名思义，干枯无水。沟太短，沟顶只到土坑，当然不会有多大洪水，洪积扇就更小了。长胜墩自然村的规模受洪积扇小的制约。
长胜墩村民们有一个历史性的任务，这就是无休止的堵截大沙沟。
为了使更多的洪水流入长胜，必须堵住流向崇岗的大沙沟。筑坝的材料是大石头加酸枣刺，这种材料不会有多结实。水小还可以，洪水大时一冲就垮了。垮了再垒，垒了又垮，有时一年要垒几次。长胜墩人为此付出了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劳动。效果不错，引来了更多的洪水。洪积扇大了，土地肥了，用洪水浇的地多得很，而且不出钱，望天吃饭有了保证。
必须知道，没有先人们代代相传的筑坝堵沟的辛勤劳动，长胜墩不会成为一个中等的自然村。
长胜墩村的形成更依赖于汝萁沟的山泉水。
汝其沟的山泉水流量在各大沟中属于中等，正常年景下可浇地两百亩左右。再加上可利用的洪水，能解决数百人的吃饭问题。
汝箕沟的水权属崇岗李东家。但泉水因为渗漏太大不能穿越大沙沟，崇岗人望水兴叹。长胜墩却有利用山泉水的先天条件，山泉水出沟后可依山向东而行，渗漏很小，在很短的流程后便可进入涝坝。为此李东家便把水权卖给了长胜墩。出钱买水的人共24家，都是有地有钱的人，泉水24天一轮。
长胜墩的先民主要有卞家、曾家、安家、白家、张家、王家、祖家、杨家、达家等。卞、曾、达三姓已无后人。安家也没有几个人了。现长胜墩居民中以白、张、祖、杨四姓为多。
张氏和九泉张家是同宗，祖坟在九泉。祖先来自石嘴山安乐桥大羊圈。
白家从潮湖迁来，潮湖有白氏三座祖坟，白家在长胜共有八代人，道光年间迁入长胜。杨氏从周城迁来。
民国33年（1944年）师长马宝林率部在汝萁沟修路，师部住白家。听长胜村民诉说买水浇地，苦不堪言时，马师长拍板将汝萁沟泉水封给长胜墩，自此，汝萁沟水权归长胜墩所有，不再掏钱买水了，马师长给长胜墩做了件大好事。
长胜墩人除种田务农外，还从事两件事，一是驮炭，二是放羊。
长胜离沟口近，出沟便到家，驮炭得天独厚，赶驴驮炭者很多。只是销售不如崇岗，夏天煤炭滞销时，要把炭驮到崇岗才好卖。
长胜墩背后山场不大，又干旱缺水，放羊都在汝萁沟。长胜墩有不少养羊专业户，熊常青便是一个。后黑炭塞有著名的熊家羊圈。
长胜墩地小人少，历史上不单设屯堡，大多时间和崇岗同属一堡。长胜墩的村官不好当，村民有不满现状的传统，不服管理，不大安分，七嘴八舌烂意见，捣干的多，村官换届如走马灯，人们给长胜墩的人起了个外号叫“蛆芽子”。
崇岗地下水缺碘，长胜墩尤为严重。历史上得大脖子病的人很多，小儿智力低下者也多。
20世纪七十年代后，煤机三厂的改水措施使长胜墩的饮水大有改观，大脖子病消失，人口质量也大有提高。
长胜墩的耕地都在农场渠以上，一律为提水灌溉，为此建了一、二、三级提水站。改革开放后，村东大片荒地被开垦为良田，只一级提水，成为新农业区。
长胜墩居民有逐渐南迁的趋势，现村民己移居到了立交桥附近。历史上长胜墩到崇岗十里的概念没有了，中间地带完全被煤炭市场所占领。
2003年长胜墩划归石嘴山市，以西一汝公路为界，行政脱离了平罗县。
第五节 九泉
九泉有大小不等的九个泉眼，地名便由此而来。
贺兰山径流在山脚下涌出地面，形成涓涓细流，滋润着周围的土地，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无限生机。
没有泉水就没有九泉村。
居民们依山围泉而住，地理上相对独立，北距潮湖五里，南到长胜墩五里，是崇岗离山最近的一个自然村，像一颗翡翠珍珠镶嵌在山坡上。
村后有一条小山沟，很短，有水，名叫兵峰沟，因这里曾长期驻兵而得名。驻兵的军官借势霸占了兵营附近的土地，又合法的取得了封文，据为己有。
清朝中期之后，驻军撤走，军官便将地权卖给了董家，董氏是这里的最早居民。董家的泉子最大，田最多最好，其他家族不能相比。
董氏自简泉迁来，解放前老人们还到简泉上过祖坟，现简泉仍有董姓。
董氏家族很大，有十个太爷分泉水，每人一天半，半个月一轮水。在当时情况下，人少了是不能在此生存的。
董氏家族有准确记载的有七代人，再加上一院高祖坟，少说在九泉也居住了十代以上。乾隆年间便在此地居住了。
九泉先民除董氏以外，还有张氏、刘氏、任氏、孙氏、冯氏等。其中两个张家同姓不同宗。一个张氏和潮湖张氏同宗，另一个和长胜墩张氏同宗。前者祖上来自惠农燕窝池，后者祖上来自石嘴山安乐桥大羊圈，祖坟在九泉。任氏、孙氏已无后人，冯氏迁到长胜墩。现九泉人口中主要是董、刘、张三大姓。
九泉村是崇岗镇最小的自然村之一，三个生产小队，人口不过千。这种格局完全由泉水决定，泉水养活不了更多的人口。九泉也有一条沟，是半截沟，叫小峰沟，只通到花石洞。沟内有泉水，泉水太小，浇不了多少地。
七十年代初，从下庙迁来不少人口，其中张姓、徐姓居多，主要住在110国道以东。这里提水灌溉方便，地土又宽，成为九泉新居民点和新农业区。
九泉主要靠提水灌溉，黄河水一直引到了110国道以西。
九泉人赶驴驮炭历史悠久，两天一趟，跑的勤驮的重，驴得不到休息，脊梁都压烂了。人称“九泉子的烂脊梁驴”。这句话从反面反映了九泉人热衷于驮炭的情景。驮炭是九泉一大经济支柱。
六十年代末，村子附近迁来了大工厂，村民们几乎和工人们住在了一起。搞副业，卖瓜果，经济上带来了不少好处。受工厂的影响，文化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眼界也开阔了。
九泉地方小，人少，历史上上小学要往崇岗和常胜跑。公社化以后才有了初级小学，但校舍非常简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侨商捐资建义夫小学，校舍大有改进。
本世纪初由于生源太少，小学校撤了。九年义务教育移交给煤机二厂学校。
九泉人有经营果园的传统。泉子在庄子里，浇水方便，桃、李、杏、枣样样俱全，在各自然村中，九泉村树木覆盖率最大。走进村中只见绿树成荫，梨枣满园，道路四通八达，给人一种清爽洁净的感觉。
随着村庄规划进一步推进，房在树中，树在园里。环境幽雅，民风纯朴，是引人入胜的好地方。正因如此，市里投资开发以泉水为亮点，以村庄为依托的特色山水人文旅游业。现正在积极施工中。九泉这颗璀璨的明珠会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第六节 潮湖堡
潮湖堡一名起缘于湖。此湖在下庄子和中庄子之间的山脚下。
每逢春潮到来，湖水荡漾，溢满流出。由于湖在高处，老远便见波光鳞鳞，十分显眼。湖底有泉眼，不断冒水，泉水是湖水的主要来源，每逢春潮涨水，故名潮湖。
上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人口猛增，工厂林立，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用水量大增。地表水不符使用，只能靠打深井应付。一时间机井遍地，地下水位大降，湖底再也冒不出水来，大湖干涸了。“潮湖”有名无实了。据老人们回忆，湖水的最后一次显现是在公元1970年，此后便悄无声息。
湖边湿地土层深厚，旱涝保收，先民们拓荒开田首先在这里。湖边有地者有牛氏、曾氏、达氏、石氏、陶氏、蒋氏、张氏等。其中牛氏田产最多，有十五档子。可见牛氏曾盛极一时。后来，曾、石、达三姓后继无人，牛氏也芨芨可危，连续几世单传，出现了断代危机。牛尚义老先生在关帝庙任住持，当提及此事时，老先生颇多感慨。所幸的是，牛老先生生有五个儿子，为牛氏一宗挽救了危局。
现潮湖居民中以陶、杨、蒋、张、吴姓为多。
由于饮用水严重缺碘，潮湖人患大脖子病者居多，故历史上有“潮湖堡的大膝子”一说。
大膝子病是一种地方病，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和生育质量。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湖湖多见在墙根晒太阳的半傻子（智力残疾），就是这个原因。有一家生三个傻孩子的，严重影响着潮湖堡的人口质量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一大历史隐患。
这种病在七十年代后由于国家实行食盐专卖，盐中加碘而逐渐消失。人口质量也相应大幅提高，这是一项历史性进步。
潮湖堡在晚清一代出了两位举人，先是文举陶殿试，后是武举陶宗清。
潮湖堡解放前一直没有小学堂，上初小在大武口，上高小走崇岗。
解放后，建了一所高级小学，由于当地人口多，学校规模大，七十年代曾一度初中带帽，为潮湖培养了不少人才。
潮湖有三座庙，上庄子龙王庙，中庄子关帝庙，下庄子普佛寺。
关帝庙古钟铸于嘉庆13年（1808年），现存武当庙无量殿。钟上有陶氏四代人名，按此推算，陶氏应在乾隆中期来到潮湖。
陶氏来自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市陶姓人口众多。
上世纪末，甘肃省白银市陶氏宗族派人到平罗县寻宗联祖。先是误走潮湖农场（现隆湖），后来才找到湖湖村。现陶氏后人陶长青先生所撰陶氏家谱中，对此事有记载。
据资料载，自甘肃白银市来到宁夏的陶氏先祖有陶国祚、陶守祚、陶喜祚、陶公祚等。其中陶国祚后人落在湖湖堡，陶守祚后人在贺兰余祥、芦花台，其余不知。
蒋氏先祖来自河南南阳。张氏来自惠农燕窝池。杨氏分两宗，其中一宗来自下营子。吴氏民国年间从大武口迁来。
潮湖地面广大，西起白芨沟，东到南沙窝；南连九泉，北接大武口。
潮湖自南向北分上中下三个庄子，分界线是大峰沟和归德沟的两条山水沟。每条山水沟宽约一、二里，沟里不能种地，更不敢住人，成为庄子之间的天然分界线。人们都住在山水沟旁边的冲积平原上，耕地也在这里。
潮湖的土地适宜生长花果树，几乎家家都有大小不等的果园。繁花似锦，郁郁葱葱，果实磊磊，成为贺兰山下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唐朝诗人韦詹在诗中写道：“贺兰山下果园成，塞上江南旧有名”，说的就是潮湖堡。
果园成为潮湖农业一大支柱，每逢果实成熟，潮湖人就赶驴驮筐，四处赶集，供应了周边四地的水果需求。水果中大枣、沙果、杏为多。
潮湖人也驮炭，但走的路径和其它村不同，他们走大峰沟，驮的也是无烟煤。从整体上说，银北的煤往南走，潮湖不得地利。潮湖的煤卖平罗，但大武口的煤更便宜，在平罗更有市场，所以潮湖没有形成煤炭市场的地理条件，煤的销量不大。
在这里，有必要缀述一个人。这个人不是潮湖人，但他于潮湖结下过生死之交。
此人姓师名道尊，祖上陕西三原县人，生于同治十年（1871年）后随父亲(名不详）来到平罗。他熟读本草，精通脉理。先行医治病，后开杂货商舖，字号“元吉永”。
师先生心地善良，行事慷慨，从不以奸取胜。他敢于冒险，追求大操大干。元吉永生意兴隆，在大武口、潮湖堡设有分号，可谓家底丰厚。但有吸食鸦片和喜好赌博的恶习。
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和潮湖堡陶家、林家合伙修路开发大峰沟煤矿。目的是将大峰矿的无烟煤采出，用大车顺沟拉到潮湖，再转手出售牟取高利。陶、林两家出力，师家出钱。由于修路要投入巨额资金，他背水一战，把个元吉永商号的全部家当都投入其中。生意开张时间不长，一场山洪将修好的山路、房屋尽数毁坏，全部投资顷刻化为乌有，倾家荡产血本无归。他经不住如此重大打击，突发脑溢血，死在潮湖堡亲戚岳怀清家，享年55岁。
潮湖有一大特点，出家为僧者多。在武当庙的僧人中，潮湖人占了很大比例。出家为僧者，一是因为家贫子女多养不起，二是为躲兵役（规定和尚不服兵役）。
潮湖有两条大沟，一是大峰沟，二是归德沟。两条沟都直通大岭，且都有山泉水流出，流量属中等，其中大峰沟泉水更大些。
归德沟的泉水原属大武口，后武举陶宗清借功名地位打官司走门子，据理力争，将水权争来，陶举人此举为万世基业，功不可没。
据说陶举人先是以盖房子用水为由，将归德沟泉水借来一用。后来是有借无还。大武口人慑于陶举人的功名地位，更害怕陶举人无人可敌的武功，此事最终以不了了之。当然，归德沟的泉水按地形来说潮湖人是下坡水更好用，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农场渠建成后，潮湖人建了二级提水站，农业生产大有改观。但离农场渠毕竟太远，提水不得地利，终成一大难题。
九十年代末，国家投资在大峰沟和归德沟各建一座蓄水库，蓄水浇地，对农业灌溉起了很大作用，小麦普遍灌三水，百姓交口称赞。
六、七十年代，潮湖地面建了两个大工厂，再加上大武口城市化的逐渐形成，潮湖周边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首先是瓜、果、菜不愁卖了，社员们手头宽松了。
其次是生产队集体搞付业有了地方，劳动日值大幅提高，其他村的劳动日值不到伍角，潮湖却有一元以上，在那个天下人都过穷日子的年代，确实令人眼红。潮湖人首先树起了天线杆子，首先开上小四轮，首先穿上了的确凉，首先富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变化，这些从天南海北来的工人，使潮湖人身在潮湖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人的观念变了，思想新了，胆子大了，素质高了。湖湖人首先办起了工厂，盖起了大楼，特别是轧钢厂，为潮湖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潮湖人才也多，八十年代之后，崇岗乡镇第一把手中潮湖人就占了三个，一般乡镇干部中潮湖人也居多。
潮湖离大武口近，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潮湖成为工业园区，土地值钱了，寸土寸金的土地给潮湖人带来了很多财富，连110国道以东的南沙窝也成了求之不得的抢手货，住上了宁夏煤炭集团的工人。
在奔小康的大道上，潮湖这匹已插上翅膀的骏马会跑的更快，飞的更高。
潮湖能人
进入陶瑞珍家的农家小院，潮湖堡特有的乡土气息分外引人注目。门前的小菜园没有种菜，布满庭院的篱笆墙上挂满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百十个葫芦，这是陶瑞珍葫芦产业的原料供应地，自种自产自销。
进得屋来，挂满墙头货架的是更多的葫芦，不过这已是彩画加工好了的艺术品。千姿百态的葫芦世界，令参观者眼球转个不停，它们已经是等待出售的工艺品。主人正忙着手里的活计，这一切都展示着生意的红火兴隆。
陶瑞珍。五十上下年纪，土生土长，老祖先就是陶氏潮湖人。她生于潮湖，长于潮湖，热爱潮湖，也嫁在潮湖，一生没离开过潮湖。也许是身上有老祖先爱侍弄果园的基因，自小热爱田园生活，为美化环境，门前种了两颗葫芦。继承了父亲陶长虎精明强干不安于现状的遗传，又从报刊电视上知道了许多外面世界的动静，爱动脑筋的她捉摸起自家门前的葫芦来。她还有点女工描画知识，拿起笔在葫芦上涂抹描绘起来。凭着平日的观察记忆在脑海中形成的印象，照猫画虎，凭空想象。画了涂，涂了再画。熟能生巧日久见功，花鸟鱼虫，高塔古寺出现在葫芦上，还真像那么回事。越画越多，越画越精，兴趣随着日子长。天女撒花、昭君出塞、王祥卧冰、孔融让梨、老子青牛、寿星老儿等传统人物画也都显出了水平。为保持颜料的永久性，拿起电烙铁连刻带烙。日久天长，锲而不舍的功夫显现出来，作品成了工艺品。
久而久之，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来家串门时顺便拿走两件装点门面。就这样，知道她的人越来越多，上门求货者也不乏其人。信息从村里传到村外，又传到大武口，薪口相传千人百众，居然还有人要求代卖她的作品。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的转变，创业成功，标志着她的葫芦加工已经从工艺品转变为有商业价值的商品。
机遇和成功从来只属于有精神准备的人。她早己根据加工程序和艺术品位的不同，将作品分成高中低好多档次，几十、几百已致上千元不等。
辛勤的劳动终于结出了丰硕甜美的果实，如今，她的这一切早已超出了自食其力养家糊口的标准。她的葫芦产业已属于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提高，如何传承是她考虑最多的事情，毕竟她己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不能叫葫芦产业湮没在她的手中。要做为文化遗产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是她的最高使命。
陶瑞珍出名了，但绝不是一夜成名。如果这样认识问题，那将对子孙后代贻害无穷。天上不会掉馅饼，成功从来都和艰苦奋斗联系在一起。创业的艰辛，无尽的心血，多少年一路走来，所经历的无数坎坷和酸甜苦辣只有她自己最清楚。这一切都说明成功来之不易。当然，还得有人格品位自信和文化素质自信为基础，缺一不可。
第七节 大武口
大武口村是崇岗地区最北的一个自然村，距潮湖五里，距平罗四十里。
贺兰山历来是民族分界线，政权分界线，更是军事分界线，明王朝时尤其如此。失去贺兰山防线，则银川平原、陇东古道，乃至西秦大地都会震动，国事不安。
贺兰山是天然屏障，唯大武口却无险可守，虏骑可直接通过山口到达山前，对平罗城构成巨大威胁。为此，明王朝在此建了很多军事设施，为山前各沟口之最。
明成化9年（1473年），在大武口沟内筑三道土关。明嘉靖10年（1531年），因北长城（红果子长城）废圯失守，在大武口筑新北长城（大武口长城），为平罗城最后防线。
为配合新北长城防守，又在长城西端的挨山处，建了两座堡垒，以各驻军和保障军队自身安全。两座兵营互为犄角，互相呼应。一座叫临山堡，一座叫石城子。后者在洗煤厂西，铁路南侧。
军事设施在山前诸口中是最多的，战事也多。
明嘉靖11年（1532年），鞑靼骑兵由大武口入平罗境。嘉靖18年（1539年），鞑靼兵入大武口，结帐扎营，多次进攻平罗城。但由于城墙坚固防守严密都没得手。
大武口因军事而闻名。大清王朝满蒙一家战事稍减，大武口始有边民居住，但大武口军事设施仍起着阻断民族骚乱的重要作用。
大武口有正式居民当从康熙年间开始。
雷氏是大武口最早居民之一。雷氏原籍山西，后迁至甘肃靖远县。康熙59年（1720年），先祖雷明殿自甘肃靖远迁入大武口。这里因为是军事重地，军人家属多，有居民的历史相对比较早。现甘肃、宁夏两地雷氏还时有书信往来。
大武口历史上叫大石岂口。1943年，宁夏建设厅长李翰元视察光华瓷厂时，顺便给小学校题写校名“大武口小学”，自此大础口变大武口，二字发音也相近，改的好。
大武口小学堂建于1937年（民国26年），为初级小学。
道光9年（1829年）平罗县设大碹口堡，成为一级行政组织。
宣统元年（1909年），监生牛耕田到大武口统计，户96，口385.。
大武口沟在山前诸沟中最长，50公里以上，沟岔最多流域面积最大，山泉水也大，流量仅次于大水沟。
归德沟泉水原属大武口，后打官司判给了潮湖堡。
山泉水为36户所有，每户每月不到一天。其中雷、张、袁、杨、吴、王等水股最多。住户大都在长城以北。
1942年，大武口堡改为平罗县第四乡。
1942年，刘慕侠（马鸿逵四姨太）、赵文府（宁夏财政厅长）等集资在清水沟开办光华瓷厂，这是崇岗地区第一家工厂。1943年该厂迁入大武口。1950年光华瓷厂遭郭栓子劫杀，1952年迁入石嘴山。
1950年大武口为五区一乡，区政府在崇岗堡三寡妇大院。
1956年，撤区并乡，大武口、简泉、潮湖合并为大武口乡。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自大武口以南至二道渠沿山各村为大武口公社，公社办公地点还在崇岗。
1963年，大武口划归石嘴山市管理，行政上脱离了平罗县。潮湖以南各大队组成崇岗公社。仍属平罗县。
由于大武口沟的山泉水大，耕地面积大，人口也多，属沿山较大的自然村之一。
大武口自然村地质结构少砂石，多黏土。地下水位很深，挖井不易。历史上不但水井数量少，而且井深数丈，取水很难，非借助辘轳不可，这是沿山各自然村中很独特的现象。
由于用水困难，洗涮少，再加上燃料煤中有些许烟熏味，造成当地人们皮肤泛黑，人称“大武口的黑肚皮”。
因祸得福，也正是因为水井深取水不易，大武口人的饮用水属地下深层水，水质较好。崇岗地区历史上很普遍的地方大膝子病在这里很少见了。
除种田外，大武口人也驮炭，走马莲滩，驮干板炭。此炭火力旺，稍有烟味，但看不见烟。主要供应平罗城周围，因价钱便宜，很有市场。驮炭是大武口人重要的经济来源。
大武口划归石嘴山市后有很多好处。
第一：大武口成为石嘴山市的直辖公社，穷姑娘嫁了富婆家。
第二：由于大武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市区干部子女下乡都来这里，大武口成为市区干部“家属院”，为此吃了不少“偏饭”，办事方便，肥的快了些。
第三：农副产品不愁销路。
第四：打工挣钱搞付业是近水楼台。
大武口成为当时闻名的富公社，工分日值一元以上，人们纷纷入户大武口，人口多了起来。为解决人多地少问题，在110国道东开辟了大片新农业区。提水灌溉，产量举足轻重，但很少有人住在这里。
由于市区不断扩大，村子已和市区连成一片，村民已和城里人住在了一起，成为住在城里的庄稼人。
第八节 崇岗堡
崇岗堡在三十年代以前一直叫冲口堡，道光九年《平罗纪要》中有冲口二字。由于距镇朔堡子近，不是防卫重点，军事上也不是重要屯堡。
道光29年（1849年），始设冲口堡管理民事，可见历史并不太久。
崇岗一名始于民国29年（1940年），建设厅长李翰元为崇岗完小题写校名《崇钢完全小学》，此时李厅长正在汝箕沟兴办铁厂，题写校名时可谓用心良苦。后来的“钢”变“岗”，是人们在长期书写地名时的演变结果，字变音没变，变的好。你只要留意听，现在叫冲口堡的人和叫崇岗堡的人都很多，谁也不会纠正这种发音错误。
冲口堡是冲出来的，名符其实，是典型的冲积小平原。冲积崇岗的洪水主要有两股，一是小水沟洪水，另一股是汝箕沟洪水。小水沟洪水经南岗子余家坟向沙沟头直往东南，经哈家沟入西大湖。汝箕沟洪水经文革桥向南，过李官英大寨子西侧，再过崇岗村四、五队之间的段家园子，最后到冯家沟入东沙窝。两股洪水造就了南岗子抽水机和老一级抽水机之间的肥沃平原，面积数千亩，这里自古就是崇岗农业区。
崇岗堡也有先天不足，小水沟的山泉水小。沟口距农田五里以上，要把这点水利用起来，人少了是不行的。
汝箕沟泉水虽大，水权也属李东家，但不可逾越的大沙沟会使泉水“全军覆没”，崇岗人望水兴叹，水权卖给了长胜墩。由于水利上的不尽人意，崇岗堡是开发比较晚的自然村之一。如果不是后来的二农场渠，如果不是李东家的汝箕沟煤矿，如果不是得天独厚的煤炭市场，崇岗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崇岗有正式居民的时间比较晚，但有人居住的历史却很长，这个人就是五队李氏家族的先祖李萃。此人来到崇岗不是开荒种地，也不引水浇田，而是守烽火墩的职业军人，守的是吴家墩。此墩在崇胜三队吴家大院西北角。李萃三代为军，是崇岗堡最早的居民。直到崇岗六姓十三户把泉水和好地分占尽尽时，李氏一家衣食无忧还吃着皇粮。他们是崇岗堡另一宗李氏，至今己历十一代，比其他大户多出两代人。
嘉庆年间，烽火墩失去军事意义，李氏变兵为民，住在崇岗，成为居民。他们泉水无份，好地没有，成为贫困户，这才傻了眼。李氏子孙大多靠给人赶驴驮炭拉骆驼为生，1952年土改时，诺大一个李氏家族只有一户中农，这是李氏的最高成份。这种格局和李氏先祖在崇岗没打下根基不无关系。
李氏财虽不旺，但人丁极盛，目前为止是崇岗人口最多的一族。不但如此，在长青和永宁县李俊乡居住的李氏族人也很多。
崇岗真正意义上的居民当从六姓十三户开始。六姓是李、冯、吴、刘、张、哈，其中冯三户，李五户，吴两户，刘、张、哈各一户。这些人大都来自镇朔堡，以他们都有镇朔祖坟为证。
从李氏、吴氏在崇岗己历九代计算，六姓十三家来到崇岗应是乾隆末年。这些人到崇岗后，首先封分了小水沟的泉水，又各自占了一片土地，他们当时的封地至今没有多大变化，哈家除外。
哈家封地原在哈家沟，哈家庄子也在这里，位置在今崇胜村三队大桥西。哈氏因人丁不旺而败落。哈家沟的好地后来为弥陀寺所有，哈家庄子五十年代还清晰可辨。
六姓中李氏和吴氏家谱尚全，李氏先祖名李发先，武举出身，道光二十年已有五个男孙，其中三孙李嘉蔚正是后来取得汝箕沟矿权者。
吴氏来到崇岗的高祖为弟兄二人，到崇岗后便分开居住。吴敬儒到弥陀寺西二百米处建了吴家大院。吴敬斋在崇胜三队建了吴家大院。久而久之，形成了上下吴家两宗一族的局面。吴敬儒一宗的祖坟于1974年从崇富村八队雷家门前迁到双山子沟口。
1950年，吴氏两宗后人最后一次合作去镇朔堡上了祖坟。
道光二十九年，设冲口堡，时七十六户共三百一十四口。
1949年，一百二十三户，八百五十二口人，耕地千亩，水浇地一百八十亩，平均亩产二百斤；牛车六辆，驴三百头，骆驼三十峰，羊千余。
自道光二十九年，至解放前的一百年间，出两名贡生，三名秀才，十四名中学生。（以上数据均摘自弥陀寺匾文）
崇岗人唯种田驮炭两件事。民国十八年，三年大旱，泉水干涸，三年没开场门，逃荒者十有八九，所幸逃到姚伏周城就有饭吃，没有饿死人。
崇岗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是最理想的煤炭集散地，驮炭旱涝保收，不分冬夏。按规定保长操秤，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干这营生，解放前夕，最后一位操秤人是保长吴秉德。
每到卖炭旺季，操秤人忙碌非常，你拉我拽，轻易找不到手。操秤人是买家找来，劳务费也由买家出，所得收入上交弥陀寺。
是煤炭产业使崇岗成为沿贺兰山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由于处于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要冲的地理位置，使崇岗人自然感觉良好，产生了一些霸气，人们常用“崇岗的明抢硬箍”来形容崇岗人不好惹。
二农场渠修成后，崇岗的耕地全变成水浇地，除一、二队是自流灌溉外，其余各队都是提水灌溉。1981年，撤社建乡时将崇岗大队分为三个行政村，三个村总人口两千六百三十八人，流动人口2000以上。
崇岗历史上共接纳过两次河南移民，一次是三十年代末，因抗战期间国民党在黄河花园口决堤，造成特大水灾，国民政府安排部分河南难民到宁夏，崇岗住了不少人。雷家大院住了几户。口粮由国家粮库供给，烧柴自备。解放前夕全部迁回老家。
据老年人记忆，这些河南移民不会烧炭，也不烧炭。他们把滩里的蒿子背来，堆成山岭似的大垛，做饭烧炕全用它，一年四季就烧这个。
另一次是1958年国家由河南夏邑县迁来移民，来崇岗的移民大多姓方、冉、张、金，这些人成了崇岗的永久居民。
崇岗的经济腾飞自九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市场放开，煤炭市场应运而生。买车的，盖房的，开煤场的多了起来，崇岗红火了。土地顿时紧张起来，崇岗人发了土地财。把自家房前屋后稍加扩展，便可堆煤出售，或高价出租。甚至只要划一个圈表示占领，无论土地部门后来将此地批给谁，他都要大揩其油，雁过拔毛伸手要钱，否则就搅得你不得安生，谁让他们是崇岗的土地爷。汽车已换了第四代，比赶驴驮炭的老祖宗们强多了。
崇岗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一不善经商。说话直来直去不拐弯，不会掩饰生意秘密，不会转圆，不善砍价，三句话之后顾客便走了，还不如把场地租给别人坐收渔利。
2006年由崇岗人集资愈千万的物流中心建成开业，规定2、5、8逢集，目前生意不太好，市场利用率不高，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今生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吴国安，企业家、工程师。1946年生于崇岗堡庙西吴家大院，后移居常信堡，现住银川。晚年致力于回忆录和吴氏家谱修撰。本文节选于回忆录。
如果用植物来比喻那时的我，狗尾巴草是最恰当的。它在农村随处可见，人和动物都不喜欢它，但它总是倔强而卑微地生长着，任何雪雨风霜都不能使它彻底枯萎和灭绝。
我生在一个虽不富裕但还算殷实的中农家庭里。出生不久，父亲就把我抱去拜了干爹。干爹是崇岗大庙里的住持和尚，法名妙龙。我妈送给他一身布料，他回赠了二十块大洋，算是认了我这个干儿子。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吉祥如意长命百岁。老和尚后来还俗娶了余家的寡妇，成了余自宁的后爷爷。我一直叫他老干爹。
上帝给了我幸福的童年，没忘记搭配上少年时代的苦难和辛酸。
1959年，低标准挨饿的年代就开始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姚伏中学。
妈精心地给我做了一个花布书包，我的脑子里经常浮现着那个花书包的样子。
家里已经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只放一把盐的锅里熬的是晒干了的甜菜叶子，还有不知磨了几遍的麸皮和细糠，黑糊糊的伴着看的见数的清的一点黄米粒，在火上咕嘟着。
这一年我十三岁。爹是识字有文化的人，按照爹的一贯思想，是一心叫我念好书，将来也好出息一点。此时已大病了三个年头的他已衰弱的不能劳动，家里的一点积蓄早已被医药费消耗干净，连买煤油的钱也没有了。锅也揭不开了，哪还念得起书？心灰意冷的爹给妈说：这尕子的书不要再念了，在家里帮你挣点工分。妈低着头，想了一会儿，眼睛里闪着泪，小声对爹说：你病了，就好好在家养病，娃娃的书说啥也要想办法念下去，只要他能去念书，就是苦死累死我都愿意。爹听后也就没再说什么，坐在炕上表情极其痛苦的看着妈，病态而无神的眼睛里显现出非常的无奈。
妈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到大队开了证明，到小队算了我十个月的口粮，共120斤小麦。8月25日开学的那天，向生产队要了头毛驴，驮上粮食和简单的铺盖卷送我去上学。
娘俩先到西大滩粮站，把粮交了，换上粮食转移证，再往姚伏走。一路上妈说了很多话，从吴家祖辈都是读书人讲起到爹为啥病的。又说我们不能落在别人家的后面。还说你只要好好念书，你爹听了高兴，也许病就好了。
70里路走了一整天，到学校太阳就落山了。娘俩在学生宿舍住了一夜，第二天报了名，见了校长。到馆子买了两个饼子两碗菜汤吃了，共花了两毛二分钱。从馆子出来，妈拉着驴一步一回头地往回家的路上走去。这是妈第一次领我出远门。
上中学的第一个寒假，是我最难忘的一个寒假。那年的春节无比凄惨，父亲在无医无药的现实中于疾病抗争着，一家人经历着生死困苦的煎熬。我们的世界没有一丁点快乐，像被寒风啸杀的原野一样凄凉。父亲被疾病折磨的已极度憔悴，浑身已没有多少肌肉，曾经的玉树临风早已一去不返。有谁明白一个十三岁儿子的心，我深深地爱着父亲那日渐变得清瘦腊黄的容颜。
回到家，正赶上大队组织劳力建造抽水机大堤。堤长约3里，坝高约30米，工程量非常大。各家各户凡是能动员的劳动力都要上去。我家就妈一个人能上工，听说我放假回来了，生产队长李天录当晚就到我家给妈说：娃娃回来了，给你添一个劳动力，明天也到抽水机干活吧。大冷的天，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娘俩用一个小书包，装上头天晚上烙的细糠面饼子，背上背篓上工去。这活一干就是一个月。
象锅底一样黑的天底下，只能听到路上嗒踟嗒踟干活人们的走路声，还有冻急了边走边跺脚的声音。工地离家三里多路，上工路上，我都是冻的随在妈的屁股后面哭。妈也冻的缩着脖子，反身拉着我的手用嘴哈着气说：再忍一忍，到工地点上麦柴烤烤火就好了…
工分是按背篓数给的，每背一背篓发一个盖着队长小方章的纸牌牌，十个纸牌牌记一分工。为了多挣几个纸牌牌，我拼命的背。一背篓土要送到30米高的坝顶。那年我十三岁，背上土，随在妈后面。看我不行的时候妈拉上我一把。中午就地休息一会儿，在点燃的麦草火堆上把带来的糠饼子烤一烤，在二农场渠里搬几块冰，啃一口饼子就一口冰，吃完接着干。这工程一直干到老历腊月二十五才停下来。我的两只手和脚冻的红肿红肿，上面满是血口子。妈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何况她还时刻担心着家里养病的爹，是不是又在炕上难受的哼哼着。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话看来是对的。
转眼到了春天，潮水已经上来，新建的学校操场地皮上现出了油黑色。那一天是1960年3月15日星期二，晚饭后，我和几个同学正在操场上踢足球。忽听同学说有人找我，我跑过去见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陌生人，“你就叫吴国安吗”？我说是。“这里有你妈带给你的纸条”。我心里一沉，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果不其然，打开纸条一看：“国安吾儿，你爹已经不能说话，见字速回，妈顺托”。显然是请人代写的。我呆呆的看着来人，“你爹不行了”来人说“就这事，我走了”。我急忙跑到校长吴光富的办公室请了假，又给班主任陈鸾老师说明了情况。老师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回吧。我转身跑回宿舍，一个人爬在被子上哭起来。同学们都来了，我把情况给他们说了，大家忙把几天省下来准备带回家的馒头凑给我，连我的一共六七个，装在妈做的花书包里，同学们的行为我十分感激。这一夜，我翻来覆去的根本不能入睡，急着怎么赶快回到家。
夜里三点钟的样子，我怕打搅同学们睡觉，悄悄地起来穿好衣服，悄悄地走出当作宿舍的窑洞，连夜走上回家的路。心里着急，总觉得路越走越长。那么黑的夜，孤身一人也不觉得害怕。早春天气，深更半夜仍然寒气逼人，这一切都不在话下，就盼两只脚能走的快一点，尽快到家。
心急腿慢，天亮的时候还没有走出30里路。这一天是1960年3月16日，天气倒还不错。过了高桥，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逛子路。心急火燎，两腿发软。我想可能是饿了，掏出馒头边走边吃。馒头的营养并没有变成力气，我反而越走越慢。不知怎的，腿脚干脆不听使唤，颠三倒四摇摇晃晃。好不容易到了农场三站，四个小时走了六里路。我感到太累了，在一个土丘边坐下，拿起馒头吃着，不知不觉便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个过路人把我摇醒，睁眼一看下午了。起来再往西大滩火车站走。
这五里路走了三个小时，大约四点钟的样子才走到了。在车站食堂一角钱买了碗稀调和，怎么也吃不下去，剩了大半碗。好不容易磨蹭到站台上，不知叫了多少个叔叔，总算搭了个煤车到了老罗场子。下车后继续往家里走，没走几步，身子一倒昏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风把我吹醒，睁眼一看太阳都落山了。起来再走，好不容易摇晃到戴光新家后面的土台上，又什么也不知道了。还是戴光新的妈妈倒垃圾发现了我，娘俩叫了好一会才把我摇醒，又用自行车把我送回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一进屋，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我看见了睡在床头柜边一脸枯槁的爹。他已经失去原来的样子，用期盼的眼光看着我，象是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说，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难受地用已经痉挛了的双手不停的抽着已经很破烂了的席边子，抽出一截掐断，再抽出一截掐断、掐断……不断地做着同一个动作，被病痛折磨成痛苦抽搐的样子我无法用语言表述。我爬上炕，连叫了几声爹，只见爹的眼泪扑簌着。
屋里来了很多人，外奶奶、二舅舅陶洪恩、三老太太、四老太爷、姨爹…．，。这是临终告别，他们不愿看到但又必须等待看到的最后结果．．．．。妈把我叫下来说，你爹已经三天不能说话了。说着抱着我哭了起来。
死神拉走爹的同时又紧紧地攥着了我的手。妈将一碗热腾腾的面片递给我，我伸手去接。己经接在手里的碗掉在地下，我也完全昏死过去了。这一夜，大家己无暇顾及生命垂危的爹，全力以赴解救我的生命。掐人中、挟中指、用香头烧鼻孔，用桃树条、桑树条抽打我全身，驱赶邪魔挽救生命。当然，这一切都是我后来听说的。
所有忙碌的效果最终等于零，第二天的一整天里，我是一会清醒一会糊涂。刚醒过来，眼睛看着人，想说什么，稍一抬头就又昏死过去。外奶奶认定是邪魔作祟，又烧香又磕头，摔盆子砸碗，菜刀剁门槛……。一切能想到的办法措施都想到了，病情就是不见一点好转。忙乱的两天两夜我全然不知。时间到了1960年的3月18日（农历2月21）晚，我被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和人来人往急促的脚步声惊醒，敏感地知道这是爹咽气了，这个早已预料的结果还是叫我又昏死了过去。雪上加霜，悲切的哭声变成号啕大哭。地下放着刚刚死去的父亲；炕上躺着生命垂危随时都可能夭折的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老天爷导演的这幕人间惨剧足可惊天地泣鬼神。
也许是我命不该绝，检查春耕工作的公社李部长来到吴家大院。得知情况后，指示生产队应该全力帮助这个危难无助的家庭。队长李含文立即给了骡子和小胶车，由会计雷义跟随，又借给了几十块钱，这已经是生产队最大的努力了。公社卫生院建议立即送我到平罗县医院在火车站的住院部。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车到了李官英的大寨子，骡子猛地站着不走了。拉也不走打也不走，打急了不是左拐就往右拧，好像面前有堵墙。没办法，妈连喊了几声老天爷，雷义在附近找了点麦草，放在路上点燃。说来也怪，火刚燃尽，骡子便直溜溜地往前走了。约莫三更天的时候，到了西大滩火车站，我被一列火车的轰隆声惊醒，刚喊了一声妈就又昏过去了。
天亮的时候，到了位于平罗火车站南面荒郊上的平罗县医院住院部（原劳改医院）。穿刺、化验，一凡检查之后，确定是亚急性脑膜炎。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抢救，打针、吊瓶，过了中午，我终于又醒过来了。医生说，再迟半个小时可能就没救了。
醒来的我，仍然迷惑，没有意识，这种情况连续了两三天。妈看我醒来再没昏过去，心放下了大半个。这时才能顾及到家里死去尚没入土的父亲。我还须要继续留院观察治疗，怎么办呢？正左右为难，看见了王铭新，他是崇岗人，王志远的父亲，是县医院的会计。妈说明情况后，他热情地答应帮助照顾我的生活。妈给我买好饭票，流着眼泪告别了我，赶上小车走上回家的路。我傻傻地隔着玻璃窗看着妈离去的身影。
妈操心着埋葬了父亲，我没有赶上给父亲送葬。曾经是风度翩翩、俊俏干练、又有文化素养的父亲，含着悲愤和遗憾，在那个国家和每个家庭都非常艰难的时候，撒手人寰，撇下妻儿去了另一个世界，只留下一个高高的土堆。父亲在里面，我们在外面；父亲在沉睡，我们在哭泣
因为大病了一场，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健康。妈一个人又去姚伏中学给我办了休学手续。在家里打柴喂猪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至到恢复健康重反校园。
回忆往事，感慨万千。人生不易，什么事情都可能遇到。自己的路还得自己继续往前走。我相信，上帝既然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就一定会给我一条朝前走的路，那怕是一条长满荆棘的小路。
下庙自然村包括今天下庙、长青两个行政村。下庙共三座庙，沟里一座，沟口一座，村子一座（原址在下庙小学）。沟里一座人称上庙，村子里的庙叫下庙。庙名当了地名。
下庙庙名叫普泉寺。除龙王殿不知建于何年外，大佛殿、倒坐观音殿均建于民国25年（1936年）。
人民公社成立时，将下庙分为两个大队，基本以农场渠为界，渠上叫上庙大队，渠下叫下庙大队。
一九六五年四清时，将上庙大队改为长青大队，下庙大队改成向阳大队，以示破旧立新。一九八三年，去社建乡，下庙公社改成下庙乡，向阳大队又恢复称下庙村，长青村名字未改。
下庙的先民自镇朔堡迁来。大水沟有水的48户中，下庙人居多。大水沟的泉水大，可浇灌大片耕地，成为崇岗镇最古老的水浇地农业区。这片农业区的历史不少于四百年，但是下庙建屋住人的历史却没有这么长。原因是：古代的下庙人，只能是住家在镇朔堡子，种地在下庙，早出晚归。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堡子能保证人身和财产安全，单独住在离堡子很远的下庙，那是极其危险的，孩子都能叫狼吃了，强盗更是大问题。这一点，也为下庙人的祖先在堡子周围留下的大片墓群所证实，据知情者描述，这片墓群的规模没有四、五百年的积累是不可能形成的。按此计算，明朝就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拓荒开发。由于水力上的优势，这里是崇岗山八堡最早开发的农业区。
离开堡子到下庙安家落户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首先要打一个和堡子差不多的大寨子，人少了是不行的。李家大寨子和李家小寨子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从这时起，下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居民。从堡子迁到下庙的主要有李氏、顾氏、张氏、姚氏、徐氏等。其中徐氏先祖名徐棵柳，军官，职务是把总。
下庙人的主要生产活动一是种地，二是驮炭。在二道渠还没有引黄灌溉的很早以前，下庙早已有了当时最大的水浇地农业区。
驮炭是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赶驴驮炭，两天一趟，补充了农业的不足。
除此之外，下庙还有不可忽视的三个产业：一是打猎，二是背柴，三是做香。
下庙人有打猎的传统，猎人叫枪手。枪手们出入深山老林，风餐露宿，与野兽拼生死，以饥寒为伙伴，这造就了下庙人的勇猛，大胆和团结一心。许多人终生为猎，甚至世代相传，为其他村所不及。猎物主要是青羊，獐子（麝香）和少量马鹿。
贺兰山为下庙人提供了丰富的榆柴，榆柴是下庙的重要燃料，比炭来的便捷、便宜。下庙人有极好的吃苦精神，上山伐木砍柴者居多，故有“下庙的砍山受苦”一说。
下庙有得天独厚的大水沟水利资源，为下庙的香产业提供了丰厚的动力。下庙的香远近闻名，为下庙人提供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也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从清朝中期开始，下庙就有了香产业，连轴转的十八盘水磨向人们展示了香产量的可观。
下庙人有可贵的人文精神，一个自然村有三座庙的，也只有下庙村一个。这几座庙中，上庙的历史最久。上庙初建年代不祥，明万历十一年重修时，刻石记载。庙为梯状结构，共四层，可拾级而上至到庙顶。泉水从神像脚下流出，甘甜清冽，很是神奇。
上庙毁于文革初期，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重建，本世纪初，工程基本结束。
下庙人生性乐观，不管穷富，爱耍红火，每逢农闲节日，高跷、秧歌、车、船、锣鼓喧天热闹一凡。灯影，大戏常在庙内演出，牵动周边四邻。有一句流传至今的顺口溜“咕咕噔噔，下庙红火”，向人们述说着这里的风土人情。
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在建设全面小康的幸福大道上，下庙会更红火。
附：下庙出了个韩半仙
大水沟名附其实，沟深水大。在贺兰山山前山后几十个山沟中，泉水流量排名第一，几乎是其它各沟泉水流量的总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可是韩半仙为下庙家乡的后代子孙们留下的万古基业。
韩半仙，姓韩，名景明，下庙村三队韩家大院人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可不是传说中的人物，传说哪能家住那里，姓甚名谁，真名实姓，一切都清清楚楚，地址又离我们这么近，分明像是查了户口的。他也不是一般说书人说的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让人无限遐想，似有似无的人。韩半仙可是生活在民国时期的人物，需知，1949年即解放那年是民国38年，也就是民国末年，他能远到那里去？不管你信不信，见过韩半仙的人今天世上还有。还有更现实的呢，韩半仙的儿子叫韩焕仁（已故），三个孙子韩建国、韩建荣、韩建华都健在。
韩半仙，一听这名字就非同寻常，一定是和法力无边、呼风唤雨、道行高深相联系。
韩半仙儿时念过几年书，上学时行为、表现就与常人不同，神神兮兮的，整天喊来了、来了。过了几天，就见大庙墙上砖缝中插一把大刀，不知从何飞来。
一天，他上课打了盹，见一金甲神人对他说：上庙庙后大榆下有天书一本，你若取来照书上所说下功研习，便可得道成仙。惊醒原是南柯一梦。梦中事将信将疑，但还是到上庙走了一趟。他按梦中神人所说，绕庙后老榆树转了左三圈右三圈，便在树下挖了起来。不一会，果见大青石一块，搬起石头，又见一红漆匣子，打开一看，果然有本天书，书名《桃花册》。回家照书演习，一丝不苟。同学争相传阅，只见白纸一本，并无文字，便弃之一边。韩半仙却看的津津有味如获至宝。自得了《桃花册》之后，韩半仙念书便不上心，把心思全用在练仙学道上。他先学会换头术，把自家小羊头颅取下，在手中把玩一阵，再把羊头原样按好，小羊活泼如初，竟然不留一点痕迹。他又学会了盗宝术，把有钱人家金银财宝盗来，让同学一饱眼福，但必将原物送回，不敢留得一毫，否则便会破了道术，那将仙气全无。他又学会了腾云驾雾，移山倒海，呼风唤雨。爷爷见他不务正业，行动怪异，怕惹出祸端，便将《桃花册》填入炕洞，韩半仙急起救出，已烧掉一半。实在可惜，如果把《桃花册》全部学完，他将脱离肉身，成为大仙。但命中注定，学了一半，只能当个半仙了。
韩半仙是给崇岗人民造了大富的。
遥想当年，贺兰山后泉水奔涌，良田万亩，绿洲连片，人民丰衣足食。山前干旱无水，北风呼啸，黄沙遍地，民不聊生。乡亲们都来撺掇韩半仙施法从山后调些水来。半仙执拗不过，不得己为乡亲们筑壇做法，将山后的水大部调入大水沟，于是大水沟的水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不但能浇灌常青、下庙、暖泉万顷良田，连镇朔都能变成水浇地，水大的还能打动十八盘水磨。
世上没有万全的事情，这样一来把山后的人可害惨了。韩半仙只给山后水磨沟留了一点水，除去人吃牲口喝还能浇几十亩地，人民苦不堪言。
此事惹恼了王爷府大喇嘛，这大喇嘛法术也是了得，乘韩半仙到山后走动之机，用白狗之血给韩半仙浇了顶，破了他的道法。自此之后，韩半仙便整天郁郁寡欢，委靡不振，像掉了魂一样，不久便死了，只活了四十多岁。
据说，韩半仙死后，他的半本《桃花册》也叫侄儿韩焕章给弄丢了。
第二节 二道渠
今天的镇朔、兰丰、跃进三个行政村古时统称二道渠。
昊王渠在二道渠地面共有四道支渠。一道渠自简家墩庙附近经过，二道渠距一道渠北五里，从兰丰老商店附近经过。三道渠从镇朔中部入跃进村，四道渠到了农场二队。这四道渠一律西南东北走向，它们都因昊王渠的废弃而废弃。二道渠做了这一带的地名。三道渠现在跃进三二支沟边还有遗迹。
二道渠地面广大，东临沙湖，南接贺兰县洪北村，北连前进农场，是崇岗镇最大的一片农业区，粮食产量居首位。
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二道渠改为兰丰高级农业合作社。
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现兰丰、跃进为一个大队，名兰丰大队，镇朔为一个大队，叫镇朔大队。二道渠的地名鲜为人知了。
七十年代，兰丰大队一分为二，北面跃进，南面兰丰。
和下庙一样，二道渠的先民也来自镇朔堡子，在大水沟分水的48户中，二道渠的人也不少。这些先民们不但在大水沟有水，而且在下庙有地。二道渠在新渠没开通之前，因为靠天吃饭，是很难有正式居民的。
马家是二道渠大户，也是老户。马家的耕地在下庙张祥家桥附近沙湖公路北面，淌大水沟的泉水。但始终没在此地打庄盖房，而是住在堡子里早出晚归。直到后来新渠延伸至二道渠，马家才从堡子迁到二道渠，原来在下庙的地和水也就扔了。
张祥家桥的张祥家却在原地扎了根，成为镇朔张家大户的原住居民。张氏一宗包括新庄子、旧庄子。还有一部分迁往二道渠。。
马家高祖来自山西省孝义县，在镇朔堡子里久住，并留下了一大片祖坟。二道渠其它大户也自称祖先是山西人，因充军到此。
二道渠居民点的形成与新渠息息相关，有了新渠才形成了二道渠自然村。
新渠是唐徕渠一大支渠，开通于雍正年间。渠口在常信东，浇灌常信，洪广一带大片土地。最初只修到洪广营，因为洪广营是军事重地，长期驻军。
大清年间二道渠张举人联名上书官府，并将当地坚硬且带土骨的一块干土呈上。官府看后，惊讶不己，知道该地旱情严重，立刻批准新渠自洪广营延长至二道渠。自此，二道渠有了水浇地。
据老年人说，当年张举人在给官府的呈文中写有“百姓苦不堪言”六个字，这六个字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二道渠张举人土地多的很，当地人差不多都租种他家的地，租子少很划算。
二道渠尽管在新渠末梢，尽管是“常信堡的爷爷，广洪营的爹，二道渠的孙子跑烂靴”，淌水不便，但毕竟成为黄灌区，水源充足而可靠，为其它村不可比，成为崇岗镇最大的农业区。这应是乾隆年间以后的事了。和马家一样，张家、王家、顾家、李家等也先后从堡子迁出，到二道渠安家落户，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
二道渠人也驮炭，但不占地利。农业又相对稳定，二道渠人主要以种田为主。二道渠有两座庙，一座简家墩庙，一座三枭庙。
二道渠小学建于一九四O年，一九五八年升格为完全小学。该校七十年代一度初中戴帽。
二农场渠建成后，二道渠人不再依靠新渠，改为从东干渠放水。东干渠比新渠大的多，水利大有改进。但还是下游，和洪广营人争水时处于劣势。灌水仍是问题。
一九八三年，下庙乡成立。在下庙乡党委、政府的一再努力下，平罗县政府决定投资开凿跃进渠。跃进渠从暖泉村开口，成为农场渠的一大支干渠，直接从二农场渠放水，上游无人搅扰，成为二道渠的独立支渠。彻底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淌水问题。
一九八三年，原崇岗乡一分为二，二道渠属下庙乡。
二00三年撤下庙乡，建崇岗镇，二道渠重归崇岗镇管辖。补记：徐崇玺
20世纪七十年代初，崇岗公社各大队部都挂有一幅比例为5万分之一的《崇岗公社平面地图》。此图横长竖短，一反地图不标方位的传统，竞用箭头标出北方。
此举的目的是为纠正崇岗公社是南北走向的错误地理概念（实为西南东北走向），地图己不包括大武口。
这是崇岗地区第一幅平面地图。作者徐崇玺先生。制作工具是一架小平板仪。每次可测量500米距离。
徐崇玺，祖籍二道渠，生于1935年，晚年移居平罗城。十岁上小学，先后就读于崇岗完小、常信完小、银川一中。1959年考入西安交大。在校学习两年半（学制五年）后退学回家务农。
1966年从事教学工作，1970年调入崇岗中学，主教高中数学、物理。由于学业基础扎实，功底深厚，工作上得心应手，课堂气氛活跃，举重若轻。回答问题简明握要，很受学生欢迎，教出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好学生，受到社会广泛认同。1991年，从崇岗中学校长任上退休。
第三节 暖泉
暖泉在崇岗镇挨山的几个自然村中，处在最南端，再往南就是贺兰县插旗口了。北面与长青村相隔五里。
暖泉因泉而得名，泉在二农场渠以上的宝泉寺附近，距山二、三里，贺兰山地下经流在这里涌出地面。
泉水温热，比井水温度高得多。冬季泉口雾气腾腾，成一大景观，遂成“暖泉”。
暖泉历史悠久，西汉时设廉县，县城就在暖泉附近，己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当时的贺兰山雨水丰沛，山林翠绿，动植物繁多，绝非今日景观可比。两千多年来，随着气候的变干，大多时间为北方少数民族游牧之地。
贺兰山自暖泉老湾以南，突然向西退去，甩出一个纵深三十里的坡地，且越往南越宽。人们把这个坡地叫南梁，暖泉就在南梁的北缘。暖泉村地处农场渠和西干渠之间，又处在沿山公路和贺兰公路之间，两渠两路夹一村。后又有暖泉车站，暖泉农场，但无论有几个“暖泉”，暖泉村都是爷爷辈。
暖泉有两条山沟，南面桃柴沟，北面西番沟，都是半截沟。西番沟是贺兰山气候的重要分界线。自西番沟开始向南，山上、山下林草明显比大水沟以北茂盛的多。因为西番沟以南降雨量多，较多的降雨量必然表现在地下径流上。此地山坡坡度极大，泉水并没有从沟口流出地面，而是在深厚的山坡地下继续往下流。老湾以下，地势突然变洼，形成西、北、南三面高，只有东面低的一块小盆地，径流便自地下而出。径流在这里并没有集中成一股泉水，而表现成一二里宽的一条湿地。湿地水位极高，呼之欲出。星星点点的水坑随处都是，甚至跺跺脚都出水。这条湿地自老湾一致延伸至西大湖，成西大湖一大水源。暖泉的泉眼也就在这条湿地边上，很是合理。
暖泉村是崇岗镇最小的村，七百多人口，且无外来人口。主要有崔、刘、吴三大姓组成。
暖泉距大水沟比较远，但由于地势低，大水沟泉水可以利用。解放前人们常看见崇岗堡四东家李资英骑着大黑骡子到暖泉卖水。李家有大水沟部分水权。
天旱少雨时，暖泉人便失去生计，四十年代初，三年大旱，四出逃荒，暖泉只剩下三户人，崔、刘、吴各一户，只起留守作用。
农业不可靠，副业便重要了。
暖泉人的副业是畜牧、驮炭、背柴三件事。
这里山上草多，南梁又大的很，给畜牧业造成一定有利的条件，以养羊为主。但由于农业不能给牧业以太大的支持，山坡上又无泉水流出，无建圈条件，终未形成牧业大户。
驮炭是崇岗一大产业，暖泉也不例外，两天一趟，给暖泉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
背柴是暖泉的一大特点，去桃柴沟，西番沟，这里山榆树比别处多，路近，一天背几趟。背柴是一项可靠的经济收入。
暖泉的泉水不能用来浇地，历史上耕地主要在昊王渠内，靠天吃饭。渠内崔姓地块最多。
二农场渠修成后，暖泉人在渠下开成大片水浇地，农业面貌和生存环境大有改观，人口也多了起来。
西干渠通水后，暖泉农业又上了一个台阶，山坡地也有水了，于是人们渐渐把住地向山坡迁去，原来在泉子附近的老庄台都废弃了。在多年经营中，村庄已是绿树成荫，小桥流水，果园连片，再加上公路纵横，出门就坐车，成为最有利于人口居住的地方。
不如人意的是，自二十一世纪始，由于西干渠用水紧张，暖泉又是最下游，已无西干渠水利，人们靠打井浇地。
人民公社时，暖泉为生产大队，有三个生产队。
1983年，下庙乡成立，暖泉属下庙乡。
2003年，撤下庙乡，立崇岗镇，暖泉村重属崇岗镇。
第四节 长胜墩
长胜墩北距九泉五里，南到崇岗十里。中间地带古来是荒凉不毛之地。
明朝时，鞑靼自汝萁沟入侵崇岗，明军在烽火墩附近将其击败，此墩故名长胜墩。后人把墩所在地也叫长胜墩，墩名当了地名。
长胜墩居民点也在洪积区内。洪积区由两个洪积扇叠加而成。一个是汝萁沟洪积扇，另一个是干沟洪积扇。两个洪积扇面积都很小。
汝萁沟洪水出沟后分两路。一路向南经大沙沟直奔崇岗，另一路向东经石沟往长胜墩。
向南的洪水是直路，又是沙沟，绝大多数洪水都流向崇岗。向东是石沟，又拐了一个九十度大湾，洪水当然来的少，洪积扇就小。
长胜墩还有一个沟叫干沟，顾名思义，干枯无水。沟太短，沟顶只到土坑，当然不会有多大洪水，洪积扇就更小了。长胜墩自然村的规模受洪积扇小的制约。
长胜墩村民们有一个历史性的任务，这就是无休止的堵截大沙沟。
为了使更多的洪水流入长胜，必须堵住流向崇岗的大沙沟。筑坝的材料是大石头加酸枣刺，这种材料不会有多结实。水小还可以，洪水大时一冲就垮了。垮了再垒，垒了又垮，有时一年要垒几次。长胜墩人为此付出了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劳动。效果不错，引来了更多的洪水。洪积扇大了，土地肥了，用洪水浇的地多得很，而且不出钱，望天吃饭有了保证。
必须知道，没有先人们代代相传的筑坝堵沟的辛勤劳动，长胜墩不会成为一个中等的自然村。
长胜墩村的形成更依赖于汝萁沟的山泉水。
汝其沟的山泉水流量在各大沟中属于中等，正常年景下可浇地两百亩左右。再加上可利用的洪水，能解决数百人的吃饭问题。
汝箕沟的水权属崇岗李东家。但泉水因为渗漏太大不能穿越大沙沟，崇岗人望水兴叹。长胜墩却有利用山泉水的先天条件，山泉水出沟后可依山向东而行，渗漏很小，在很短的流程后便可进入涝坝。为此李东家便把水权卖给了长胜墩。出钱买水的人共24家，都是有地有钱的人，泉水24天一轮。
长胜墩的先民主要有卞家、曾家、安家、白家、张家、王家、祖家、杨家、达家等。卞、曾、达三姓已无后人。安家也没有几个人了。现长胜墩居民中以白、张、祖、杨四姓为多。
张氏和九泉张家是同宗，祖坟在九泉。祖先来自石嘴山安乐桥大羊圈。
白家从潮湖迁来，潮湖有白氏三座祖坟，白家在长胜共有八代人，道光年间迁入长胜。杨氏从周城迁来。
民国33年（1944年）师长马宝林率部在汝萁沟修路，师部住白家。听长胜村民诉说买水浇地，苦不堪言时，马师长拍板将汝萁沟泉水封给长胜墩，自此，汝萁沟水权归长胜墩所有，不再掏钱买水了，马师长给长胜墩做了件大好事。
长胜墩人除种田务农外，还从事两件事，一是驮炭，二是放羊。
长胜离沟口近，出沟便到家，驮炭得天独厚，赶驴驮炭者很多。只是销售不如崇岗，夏天煤炭滞销时，要把炭驮到崇岗才好卖。
长胜墩背后山场不大，又干旱缺水，放羊都在汝萁沟。长胜墩有不少养羊专业户，熊常青便是一个。后黑炭塞有著名的熊家羊圈。
长胜墩地小人少，历史上不单设屯堡，大多时间和崇岗同属一堡。长胜墩的村官不好当，村民有不满现状的传统，不服管理，不大安分，七嘴八舌烂意见，捣干的多，村官换届如走马灯，人们给长胜墩的人起了个外号叫“蛆芽子”。
崇岗地下水缺碘，长胜墩尤为严重。历史上得大脖子病的人很多，小儿智力低下者也多。
20世纪七十年代后，煤机三厂的改水措施使长胜墩的饮水大有改观，大脖子病消失，人口质量也大有提高。
长胜墩的耕地都在农场渠以上，一律为提水灌溉，为此建了一、二、三级提水站。改革开放后，村东大片荒地被开垦为良田，只一级提水，成为新农业区。
长胜墩居民有逐渐南迁的趋势，现村民己移居到了立交桥附近。历史上长胜墩到崇岗十里的概念没有了，中间地带完全被煤炭市场所占领。
2003年长胜墩划归石嘴山市，以西一汝公路为界，行政脱离了平罗县。
第五节 九泉
九泉有大小不等的九个泉眼，地名便由此而来。
贺兰山径流在山脚下涌出地面，形成涓涓细流，滋润着周围的土地，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无限生机。
没有泉水就没有九泉村。
居民们依山围泉而住，地理上相对独立，北距潮湖五里，南到长胜墩五里，是崇岗离山最近的一个自然村，像一颗翡翠珍珠镶嵌在山坡上。
村后有一条小山沟，很短，有水，名叫兵峰沟，因这里曾长期驻兵而得名。驻兵的军官借势霸占了兵营附近的土地，又合法的取得了封文，据为己有。
清朝中期之后，驻军撤走，军官便将地权卖给了董家，董氏是这里的最早居民。董家的泉子最大，田最多最好，其他家族不能相比。
董氏自简泉迁来，解放前老人们还到简泉上过祖坟，现简泉仍有董姓。
董氏家族很大，有十个太爷分泉水，每人一天半，半个月一轮水。在当时情况下，人少了是不能在此生存的。
董氏家族有准确记载的有七代人，再加上一院高祖坟，少说在九泉也居住了十代以上。乾隆年间便在此地居住了。
九泉先民除董氏以外，还有张氏、刘氏、任氏、孙氏、冯氏等。其中两个张家同姓不同宗。一个张氏和潮湖张氏同宗，另一个和长胜墩张氏同宗。前者祖上来自惠农燕窝池，后者祖上来自石嘴山安乐桥大羊圈，祖坟在九泉。任氏、孙氏已无后人，冯氏迁到长胜墩。现九泉人口中主要是董、刘、张三大姓。
九泉村是崇岗镇最小的自然村之一，三个生产小队，人口不过千。这种格局完全由泉水决定，泉水养活不了更多的人口。九泉也有一条沟，是半截沟，叫小峰沟，只通到花石洞。沟内有泉水，泉水太小，浇不了多少地。
七十年代初，从下庙迁来不少人口，其中张姓、徐姓居多，主要住在110国道以东。这里提水灌溉方便，地土又宽，成为九泉新居民点和新农业区。
九泉主要靠提水灌溉，黄河水一直引到了110国道以西。
九泉人赶驴驮炭历史悠久，两天一趟，跑的勤驮的重，驴得不到休息，脊梁都压烂了。人称“九泉子的烂脊梁驴”。这句话从反面反映了九泉人热衷于驮炭的情景。驮炭是九泉一大经济支柱。
六十年代末，村子附近迁来了大工厂，村民们几乎和工人们住在了一起。搞副业，卖瓜果，经济上带来了不少好处。受工厂的影响，文化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眼界也开阔了。
九泉地方小，人少，历史上上小学要往崇岗和常胜跑。公社化以后才有了初级小学，但校舍非常简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侨商捐资建义夫小学，校舍大有改进。
本世纪初由于生源太少，小学校撤了。九年义务教育移交给煤机二厂学校。
九泉人有经营果园的传统。泉子在庄子里，浇水方便，桃、李、杏、枣样样俱全，在各自然村中，九泉村树木覆盖率最大。走进村中只见绿树成荫，梨枣满园，道路四通八达，给人一种清爽洁净的感觉。
随着村庄规划进一步推进，房在树中，树在园里。环境幽雅，民风纯朴，是引人入胜的好地方。正因如此，市里投资开发以泉水为亮点，以村庄为依托的特色山水人文旅游业。现正在积极施工中。九泉这颗璀璨的明珠会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第六节 潮湖堡
潮湖堡一名起缘于湖。此湖在下庄子和中庄子之间的山脚下。
每逢春潮到来，湖水荡漾，溢满流出。由于湖在高处，老远便见波光鳞鳞，十分显眼。湖底有泉眼，不断冒水，泉水是湖水的主要来源，每逢春潮涨水，故名潮湖。
上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人口猛增，工厂林立，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用水量大增。地表水不符使用，只能靠打深井应付。一时间机井遍地，地下水位大降，湖底再也冒不出水来，大湖干涸了。“潮湖”有名无实了。据老人们回忆，湖水的最后一次显现是在公元1970年，此后便悄无声息。
湖边湿地土层深厚，旱涝保收，先民们拓荒开田首先在这里。湖边有地者有牛氏、曾氏、达氏、石氏、陶氏、蒋氏、张氏等。其中牛氏田产最多，有十五档子。可见牛氏曾盛极一时。后来，曾、石、达三姓后继无人，牛氏也芨芨可危，连续几世单传，出现了断代危机。牛尚义老先生在关帝庙任住持，当提及此事时，老先生颇多感慨。所幸的是，牛老先生生有五个儿子，为牛氏一宗挽救了危局。
现潮湖居民中以陶、杨、蒋、张、吴姓为多。
由于饮用水严重缺碘，潮湖人患大脖子病者居多，故历史上有“潮湖堡的大膝子”一说。
大膝子病是一种地方病，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和生育质量。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湖湖多见在墙根晒太阳的半傻子（智力残疾），就是这个原因。有一家生三个傻孩子的，严重影响着潮湖堡的人口质量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一大历史隐患。
这种病在七十年代后由于国家实行食盐专卖，盐中加碘而逐渐消失。人口质量也相应大幅提高，这是一项历史性进步。
潮湖堡在晚清一代出了两位举人，先是文举陶殿试，后是武举陶宗清。
潮湖堡解放前一直没有小学堂，上初小在大武口，上高小走崇岗。
解放后，建了一所高级小学，由于当地人口多，学校规模大，七十年代曾一度初中带帽，为潮湖培养了不少人才。
潮湖有三座庙，上庄子龙王庙，中庄子关帝庙，下庄子普佛寺。
关帝庙古钟铸于嘉庆13年（1808年），现存武当庙无量殿。钟上有陶氏四代人名，按此推算，陶氏应在乾隆中期来到潮湖。
陶氏来自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市陶姓人口众多。
上世纪末，甘肃省白银市陶氏宗族派人到平罗县寻宗联祖。先是误走潮湖农场（现隆湖），后来才找到湖湖村。现陶氏后人陶长青先生所撰陶氏家谱中，对此事有记载。
据资料载，自甘肃白银市来到宁夏的陶氏先祖有陶国祚、陶守祚、陶喜祚、陶公祚等。其中陶国祚后人落在湖湖堡，陶守祚后人在贺兰余祥、芦花台，其余不知。
蒋氏先祖来自河南南阳。张氏来自惠农燕窝池。杨氏分两宗，其中一宗来自下营子。吴氏民国年间从大武口迁来。
潮湖地面广大，西起白芨沟，东到南沙窝；南连九泉，北接大武口。
潮湖自南向北分上中下三个庄子，分界线是大峰沟和归德沟的两条山水沟。每条山水沟宽约一、二里，沟里不能种地，更不敢住人，成为庄子之间的天然分界线。人们都住在山水沟旁边的冲积平原上，耕地也在这里。
潮湖的土地适宜生长花果树，几乎家家都有大小不等的果园。繁花似锦，郁郁葱葱，果实磊磊，成为贺兰山下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唐朝诗人韦詹在诗中写道：“贺兰山下果园成，塞上江南旧有名”，说的就是潮湖堡。
果园成为潮湖农业一大支柱，每逢果实成熟，潮湖人就赶驴驮筐，四处赶集，供应了周边四地的水果需求。水果中大枣、沙果、杏为多。
潮湖人也驮炭，但走的路径和其它村不同，他们走大峰沟，驮的也是无烟煤。从整体上说，银北的煤往南走，潮湖不得地利。潮湖的煤卖平罗，但大武口的煤更便宜，在平罗更有市场，所以潮湖没有形成煤炭市场的地理条件，煤的销量不大。
在这里，有必要缀述一个人。这个人不是潮湖人，但他于潮湖结下过生死之交。
此人姓师名道尊，祖上陕西三原县人，生于同治十年（1871年）后随父亲(名不详）来到平罗。他熟读本草，精通脉理。先行医治病，后开杂货商舖，字号“元吉永”。
师先生心地善良，行事慷慨，从不以奸取胜。他敢于冒险，追求大操大干。元吉永生意兴隆，在大武口、潮湖堡设有分号，可谓家底丰厚。但有吸食鸦片和喜好赌博的恶习。
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和潮湖堡陶家、林家合伙修路开发大峰沟煤矿。目的是将大峰矿的无烟煤采出，用大车顺沟拉到潮湖，再转手出售牟取高利。陶、林两家出力，师家出钱。由于修路要投入巨额资金，他背水一战，把个元吉永商号的全部家当都投入其中。生意开张时间不长，一场山洪将修好的山路、房屋尽数毁坏，全部投资顷刻化为乌有，倾家荡产血本无归。他经不住如此重大打击，突发脑溢血，死在潮湖堡亲戚岳怀清家，享年55岁。
潮湖有一大特点，出家为僧者多。在武当庙的僧人中，潮湖人占了很大比例。出家为僧者，一是因为家贫子女多养不起，二是为躲兵役（规定和尚不服兵役）。
潮湖有两条大沟，一是大峰沟，二是归德沟。两条沟都直通大岭，且都有山泉水流出，流量属中等，其中大峰沟泉水更大些。
归德沟的泉水原属大武口，后武举陶宗清借功名地位打官司走门子，据理力争，将水权争来，陶举人此举为万世基业，功不可没。
据说陶举人先是以盖房子用水为由，将归德沟泉水借来一用。后来是有借无还。大武口人慑于陶举人的功名地位，更害怕陶举人无人可敌的武功，此事最终以不了了之。当然，归德沟的泉水按地形来说潮湖人是下坡水更好用，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农场渠建成后，潮湖人建了二级提水站，农业生产大有改观。但离农场渠毕竟太远，提水不得地利，终成一大难题。
九十年代末，国家投资在大峰沟和归德沟各建一座蓄水库，蓄水浇地，对农业灌溉起了很大作用，小麦普遍灌三水，百姓交口称赞。
六、七十年代，潮湖地面建了两个大工厂，再加上大武口城市化的逐渐形成，潮湖周边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首先是瓜、果、菜不愁卖了，社员们手头宽松了。
其次是生产队集体搞付业有了地方，劳动日值大幅提高，其他村的劳动日值不到伍角，潮湖却有一元以上，在那个天下人都过穷日子的年代，确实令人眼红。潮湖人首先树起了天线杆子，首先开上小四轮，首先穿上了的确凉，首先富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变化，这些从天南海北来的工人，使潮湖人身在潮湖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人的观念变了，思想新了，胆子大了，素质高了。湖湖人首先办起了工厂，盖起了大楼，特别是轧钢厂，为潮湖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潮湖人才也多，八十年代之后，崇岗乡镇第一把手中潮湖人就占了三个，一般乡镇干部中潮湖人也居多。
潮湖离大武口近，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潮湖成为工业园区，土地值钱了，寸土寸金的土地给潮湖人带来了很多财富，连110国道以东的南沙窝也成了求之不得的抢手货，住上了宁夏煤炭集团的工人。
在奔小康的大道上，潮湖这匹已插上翅膀的骏马会跑的更快，飞的更高。
潮湖能人
进入陶瑞珍家的农家小院，潮湖堡特有的乡土气息分外引人注目。门前的小菜园没有种菜，布满庭院的篱笆墙上挂满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百十个葫芦，这是陶瑞珍葫芦产业的原料供应地，自种自产自销。
进得屋来，挂满墙头货架的是更多的葫芦，不过这已是彩画加工好了的艺术品。千姿百态的葫芦世界，令参观者眼球转个不停，它们已经是等待出售的工艺品。主人正忙着手里的活计，这一切都展示着生意的红火兴隆。
陶瑞珍。五十上下年纪，土生土长，老祖先就是陶氏潮湖人。她生于潮湖，长于潮湖，热爱潮湖，也嫁在潮湖，一生没离开过潮湖。也许是身上有老祖先爱侍弄果园的基因，自小热爱田园生活，为美化环境，门前种了两颗葫芦。继承了父亲陶长虎精明强干不安于现状的遗传，又从报刊电视上知道了许多外面世界的动静，爱动脑筋的她捉摸起自家门前的葫芦来。她还有点女工描画知识，拿起笔在葫芦上涂抹描绘起来。凭着平日的观察记忆在脑海中形成的印象，照猫画虎，凭空想象。画了涂，涂了再画。熟能生巧日久见功，花鸟鱼虫，高塔古寺出现在葫芦上，还真像那么回事。越画越多，越画越精，兴趣随着日子长。天女撒花、昭君出塞、王祥卧冰、孔融让梨、老子青牛、寿星老儿等传统人物画也都显出了水平。为保持颜料的永久性，拿起电烙铁连刻带烙。日久天长，锲而不舍的功夫显现出来，作品成了工艺品。
久而久之，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来家串门时顺便拿走两件装点门面。就这样，知道她的人越来越多，上门求货者也不乏其人。信息从村里传到村外，又传到大武口，薪口相传千人百众，居然还有人要求代卖她的作品。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的转变，创业成功，标志着她的葫芦加工已经从工艺品转变为有商业价值的商品。
机遇和成功从来只属于有精神准备的人。她早己根据加工程序和艺术品位的不同，将作品分成高中低好多档次，几十、几百已致上千元不等。
辛勤的劳动终于结出了丰硕甜美的果实，如今，她的这一切早已超出了自食其力养家糊口的标准。她的葫芦产业已属于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提高，如何传承是她考虑最多的事情，毕竟她己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不能叫葫芦产业湮没在她的手中。要做为文化遗产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是她的最高使命。
陶瑞珍出名了，但绝不是一夜成名。如果这样认识问题，那将对子孙后代贻害无穷。天上不会掉馅饼，成功从来都和艰苦奋斗联系在一起。创业的艰辛，无尽的心血，多少年一路走来，所经历的无数坎坷和酸甜苦辣只有她自己最清楚。这一切都说明成功来之不易。当然，还得有人格品位自信和文化素质自信为基础，缺一不可。
第七节 大武口
大武口村是崇岗地区最北的一个自然村，距潮湖五里，距平罗四十里。
贺兰山历来是民族分界线，政权分界线，更是军事分界线，明王朝时尤其如此。失去贺兰山防线，则银川平原、陇东古道，乃至西秦大地都会震动，国事不安。
贺兰山是天然屏障，唯大武口却无险可守，虏骑可直接通过山口到达山前，对平罗城构成巨大威胁。为此，明王朝在此建了很多军事设施，为山前各沟口之最。
明成化9年（1473年），在大武口沟内筑三道土关。明嘉靖10年（1531年），因北长城（红果子长城）废圯失守，在大武口筑新北长城（大武口长城），为平罗城最后防线。
为配合新北长城防守，又在长城西端的挨山处，建了两座堡垒，以各驻军和保障军队自身安全。两座兵营互为犄角，互相呼应。一座叫临山堡，一座叫石城子。后者在洗煤厂西，铁路南侧。
军事设施在山前诸口中是最多的，战事也多。
明嘉靖11年（1532年），鞑靼骑兵由大武口入平罗境。嘉靖18年（1539年），鞑靼兵入大武口，结帐扎营，多次进攻平罗城。但由于城墙坚固防守严密都没得手。
大武口因军事而闻名。大清王朝满蒙一家战事稍减，大武口始有边民居住，但大武口军事设施仍起着阻断民族骚乱的重要作用。
大武口有正式居民当从康熙年间开始。
雷氏是大武口最早居民之一。雷氏原籍山西，后迁至甘肃靖远县。康熙59年（1720年），先祖雷明殿自甘肃靖远迁入大武口。这里因为是军事重地，军人家属多，有居民的历史相对比较早。现甘肃、宁夏两地雷氏还时有书信往来。
大武口历史上叫大石岂口。1943年，宁夏建设厅长李翰元视察光华瓷厂时，顺便给小学校题写校名“大武口小学”，自此大础口变大武口，二字发音也相近，改的好。
大武口小学堂建于1937年（民国26年），为初级小学。
道光9年（1829年）平罗县设大碹口堡，成为一级行政组织。
宣统元年（1909年），监生牛耕田到大武口统计，户96，口385.。
大武口沟在山前诸沟中最长，50公里以上，沟岔最多流域面积最大，山泉水也大，流量仅次于大水沟。
归德沟泉水原属大武口，后打官司判给了潮湖堡。
山泉水为36户所有，每户每月不到一天。其中雷、张、袁、杨、吴、王等水股最多。住户大都在长城以北。
1942年，大武口堡改为平罗县第四乡。
1942年，刘慕侠（马鸿逵四姨太）、赵文府（宁夏财政厅长）等集资在清水沟开办光华瓷厂，这是崇岗地区第一家工厂。1943年该厂迁入大武口。1950年光华瓷厂遭郭栓子劫杀，1952年迁入石嘴山。
1950年大武口为五区一乡，区政府在崇岗堡三寡妇大院。
1956年，撤区并乡，大武口、简泉、潮湖合并为大武口乡。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自大武口以南至二道渠沿山各村为大武口公社，公社办公地点还在崇岗。
1963年，大武口划归石嘴山市管理，行政上脱离了平罗县。潮湖以南各大队组成崇岗公社。仍属平罗县。
由于大武口沟的山泉水大，耕地面积大，人口也多，属沿山较大的自然村之一。
大武口自然村地质结构少砂石，多黏土。地下水位很深，挖井不易。历史上不但水井数量少，而且井深数丈，取水很难，非借助辘轳不可，这是沿山各自然村中很独特的现象。
由于用水困难，洗涮少，再加上燃料煤中有些许烟熏味，造成当地人们皮肤泛黑，人称“大武口的黑肚皮”。
因祸得福，也正是因为水井深取水不易，大武口人的饮用水属地下深层水，水质较好。崇岗地区历史上很普遍的地方大膝子病在这里很少见了。
除种田外，大武口人也驮炭，走马莲滩，驮干板炭。此炭火力旺，稍有烟味，但看不见烟。主要供应平罗城周围，因价钱便宜，很有市场。驮炭是大武口人重要的经济来源。
大武口划归石嘴山市后有很多好处。
第一：大武口成为石嘴山市的直辖公社，穷姑娘嫁了富婆家。
第二：由于大武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市区干部子女下乡都来这里，大武口成为市区干部“家属院”，为此吃了不少“偏饭”，办事方便，肥的快了些。
第三：农副产品不愁销路。
第四：打工挣钱搞付业是近水楼台。
大武口成为当时闻名的富公社，工分日值一元以上，人们纷纷入户大武口，人口多了起来。为解决人多地少问题，在110国道东开辟了大片新农业区。提水灌溉，产量举足轻重，但很少有人住在这里。
由于市区不断扩大，村子已和市区连成一片，村民已和城里人住在了一起，成为住在城里的庄稼人。
第八节 崇岗堡
崇岗堡在三十年代以前一直叫冲口堡，道光九年《平罗纪要》中有冲口二字。由于距镇朔堡子近，不是防卫重点，军事上也不是重要屯堡。
道光29年（1849年），始设冲口堡管理民事，可见历史并不太久。
崇岗一名始于民国29年（1940年），建设厅长李翰元为崇岗完小题写校名《崇钢完全小学》，此时李厅长正在汝箕沟兴办铁厂，题写校名时可谓用心良苦。后来的“钢”变“岗”，是人们在长期书写地名时的演变结果，字变音没变，变的好。你只要留意听，现在叫冲口堡的人和叫崇岗堡的人都很多，谁也不会纠正这种发音错误。
冲口堡是冲出来的，名符其实，是典型的冲积小平原。冲积崇岗的洪水主要有两股，一是小水沟洪水，另一股是汝箕沟洪水。小水沟洪水经南岗子余家坟向沙沟头直往东南，经哈家沟入西大湖。汝箕沟洪水经文革桥向南，过李官英大寨子西侧，再过崇岗村四、五队之间的段家园子，最后到冯家沟入东沙窝。两股洪水造就了南岗子抽水机和老一级抽水机之间的肥沃平原，面积数千亩，这里自古就是崇岗农业区。
崇岗堡也有先天不足，小水沟的山泉水小。沟口距农田五里以上，要把这点水利用起来，人少了是不行的。
汝箕沟泉水虽大，水权也属李东家，但不可逾越的大沙沟会使泉水“全军覆没”，崇岗人望水兴叹，水权卖给了长胜墩。由于水利上的不尽人意，崇岗堡是开发比较晚的自然村之一。如果不是后来的二农场渠，如果不是李东家的汝箕沟煤矿，如果不是得天独厚的煤炭市场，崇岗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崇岗有正式居民的时间比较晚，但有人居住的历史却很长，这个人就是五队李氏家族的先祖李萃。此人来到崇岗不是开荒种地，也不引水浇田，而是守烽火墩的职业军人，守的是吴家墩。此墩在崇胜三队吴家大院西北角。李萃三代为军，是崇岗堡最早的居民。直到崇岗六姓十三户把泉水和好地分占尽尽时，李氏一家衣食无忧还吃着皇粮。他们是崇岗堡另一宗李氏，至今己历十一代，比其他大户多出两代人。
嘉庆年间，烽火墩失去军事意义，李氏变兵为民，住在崇岗，成为居民。他们泉水无份，好地没有，成为贫困户，这才傻了眼。李氏子孙大多靠给人赶驴驮炭拉骆驼为生，1952年土改时，诺大一个李氏家族只有一户中农，这是李氏的最高成份。这种格局和李氏先祖在崇岗没打下根基不无关系。
李氏财虽不旺，但人丁极盛，目前为止是崇岗人口最多的一族。不但如此，在长青和永宁县李俊乡居住的李氏族人也很多。
崇岗真正意义上的居民当从六姓十三户开始。六姓是李、冯、吴、刘、张、哈，其中冯三户，李五户，吴两户，刘、张、哈各一户。这些人大都来自镇朔堡，以他们都有镇朔祖坟为证。
从李氏、吴氏在崇岗己历九代计算，六姓十三家来到崇岗应是乾隆末年。这些人到崇岗后，首先封分了小水沟的泉水，又各自占了一片土地，他们当时的封地至今没有多大变化，哈家除外。
哈家封地原在哈家沟，哈家庄子也在这里，位置在今崇胜村三队大桥西。哈氏因人丁不旺而败落。哈家沟的好地后来为弥陀寺所有，哈家庄子五十年代还清晰可辨。
六姓中李氏和吴氏家谱尚全，李氏先祖名李发先，武举出身，道光二十年已有五个男孙，其中三孙李嘉蔚正是后来取得汝箕沟矿权者。
吴氏来到崇岗的高祖为弟兄二人，到崇岗后便分开居住。吴敬儒到弥陀寺西二百米处建了吴家大院。吴敬斋在崇胜三队建了吴家大院。久而久之，形成了上下吴家两宗一族的局面。吴敬儒一宗的祖坟于1974年从崇富村八队雷家门前迁到双山子沟口。
1950年，吴氏两宗后人最后一次合作去镇朔堡上了祖坟。
道光二十九年，设冲口堡，时七十六户共三百一十四口。
1949年，一百二十三户，八百五十二口人，耕地千亩，水浇地一百八十亩，平均亩产二百斤；牛车六辆，驴三百头，骆驼三十峰，羊千余。
自道光二十九年，至解放前的一百年间，出两名贡生，三名秀才，十四名中学生。（以上数据均摘自弥陀寺匾文）
崇岗人唯种田驮炭两件事。民国十八年，三年大旱，泉水干涸，三年没开场门，逃荒者十有八九，所幸逃到姚伏周城就有饭吃，没有饿死人。
崇岗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是最理想的煤炭集散地，驮炭旱涝保收，不分冬夏。按规定保长操秤，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干这营生，解放前夕，最后一位操秤人是保长吴秉德。
每到卖炭旺季，操秤人忙碌非常，你拉我拽，轻易找不到手。操秤人是买家找来，劳务费也由买家出，所得收入上交弥陀寺。
是煤炭产业使崇岗成为沿贺兰山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由于处于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要冲的地理位置，使崇岗人自然感觉良好，产生了一些霸气，人们常用“崇岗的明抢硬箍”来形容崇岗人不好惹。
二农场渠修成后，崇岗的耕地全变成水浇地，除一、二队是自流灌溉外，其余各队都是提水灌溉。1981年，撤社建乡时将崇岗大队分为三个行政村，三个村总人口两千六百三十八人，流动人口2000以上。
崇岗历史上共接纳过两次河南移民，一次是三十年代末，因抗战期间国民党在黄河花园口决堤，造成特大水灾，国民政府安排部分河南难民到宁夏，崇岗住了不少人。雷家大院住了几户。口粮由国家粮库供给，烧柴自备。解放前夕全部迁回老家。
据老年人记忆，这些河南移民不会烧炭，也不烧炭。他们把滩里的蒿子背来，堆成山岭似的大垛，做饭烧炕全用它，一年四季就烧这个。
另一次是1958年国家由河南夏邑县迁来移民，来崇岗的移民大多姓方、冉、张、金，这些人成了崇岗的永久居民。
崇岗的经济腾飞自九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市场放开，煤炭市场应运而生。买车的，盖房的，开煤场的多了起来，崇岗红火了。土地顿时紧张起来，崇岗人发了土地财。把自家房前屋后稍加扩展，便可堆煤出售，或高价出租。甚至只要划一个圈表示占领，无论土地部门后来将此地批给谁，他都要大揩其油，雁过拔毛伸手要钱，否则就搅得你不得安生，谁让他们是崇岗的土地爷。汽车已换了第四代，比赶驴驮炭的老祖宗们强多了。
崇岗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一不善经商。说话直来直去不拐弯，不会掩饰生意秘密，不会转圆，不善砍价，三句话之后顾客便走了，还不如把场地租给别人坐收渔利。
2006年由崇岗人集资愈千万的物流中心建成开业，规定2、5、8逢集，目前生意不太好，市场利用率不高，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今生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吴国安，企业家、工程师。1946年生于崇岗堡庙西吴家大院，后移居常信堡，现住银川。晚年致力于回忆录和吴氏家谱修撰。本文节选于回忆录。
如果用植物来比喻那时的我，狗尾巴草是最恰当的。它在农村随处可见，人和动物都不喜欢它，但它总是倔强而卑微地生长着，任何雪雨风霜都不能使它彻底枯萎和灭绝。
我生在一个虽不富裕但还算殷实的中农家庭里。出生不久，父亲就把我抱去拜了干爹。干爹是崇岗大庙里的住持和尚，法名妙龙。我妈送给他一身布料，他回赠了二十块大洋，算是认了我这个干儿子。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吉祥如意长命百岁。老和尚后来还俗娶了余家的寡妇，成了余自宁的后爷爷。我一直叫他老干爹。
上帝给了我幸福的童年，没忘记搭配上少年时代的苦难和辛酸。
1959年，低标准挨饿的年代就开始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姚伏中学。
妈精心地给我做了一个花布书包，我的脑子里经常浮现着那个花书包的样子。
家里已经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只放一把盐的锅里熬的是晒干了的甜菜叶子，还有不知磨了几遍的麸皮和细糠，黑糊糊的伴着看的见数的清的一点黄米粒，在火上咕嘟着。
这一年我十三岁。爹是识字有文化的人，按照爹的一贯思想，是一心叫我念好书，将来也好出息一点。此时已大病了三个年头的他已衰弱的不能劳动，家里的一点积蓄早已被医药费消耗干净，连买煤油的钱也没有了。锅也揭不开了，哪还念得起书？心灰意冷的爹给妈说：这尕子的书不要再念了，在家里帮你挣点工分。妈低着头，想了一会儿，眼睛里闪着泪，小声对爹说：你病了，就好好在家养病，娃娃的书说啥也要想办法念下去，只要他能去念书，就是苦死累死我都愿意。爹听后也就没再说什么，坐在炕上表情极其痛苦的看着妈，病态而无神的眼睛里显现出非常的无奈。
妈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到大队开了证明，到小队算了我十个月的口粮，共120斤小麦。8月25日开学的那天，向生产队要了头毛驴，驮上粮食和简单的铺盖卷送我去上学。
娘俩先到西大滩粮站，把粮交了，换上粮食转移证，再往姚伏走。一路上妈说了很多话，从吴家祖辈都是读书人讲起到爹为啥病的。又说我们不能落在别人家的后面。还说你只要好好念书，你爹听了高兴，也许病就好了。
70里路走了一整天，到学校太阳就落山了。娘俩在学生宿舍住了一夜，第二天报了名，见了校长。到馆子买了两个饼子两碗菜汤吃了，共花了两毛二分钱。从馆子出来，妈拉着驴一步一回头地往回家的路上走去。这是妈第一次领我出远门。
上中学的第一个寒假，是我最难忘的一个寒假。那年的春节无比凄惨，父亲在无医无药的现实中于疾病抗争着，一家人经历着生死困苦的煎熬。我们的世界没有一丁点快乐，像被寒风啸杀的原野一样凄凉。父亲被疾病折磨的已极度憔悴，浑身已没有多少肌肉，曾经的玉树临风早已一去不返。有谁明白一个十三岁儿子的心，我深深地爱着父亲那日渐变得清瘦腊黄的容颜。
回到家，正赶上大队组织劳力建造抽水机大堤。堤长约3里，坝高约30米，工程量非常大。各家各户凡是能动员的劳动力都要上去。我家就妈一个人能上工，听说我放假回来了，生产队长李天录当晚就到我家给妈说：娃娃回来了，给你添一个劳动力，明天也到抽水机干活吧。大冷的天，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娘俩用一个小书包，装上头天晚上烙的细糠面饼子，背上背篓上工去。这活一干就是一个月。
象锅底一样黑的天底下，只能听到路上嗒踟嗒踟干活人们的走路声，还有冻急了边走边跺脚的声音。工地离家三里多路，上工路上，我都是冻的随在妈的屁股后面哭。妈也冻的缩着脖子，反身拉着我的手用嘴哈着气说：再忍一忍，到工地点上麦柴烤烤火就好了…
工分是按背篓数给的，每背一背篓发一个盖着队长小方章的纸牌牌，十个纸牌牌记一分工。为了多挣几个纸牌牌，我拼命的背。一背篓土要送到30米高的坝顶。那年我十三岁，背上土，随在妈后面。看我不行的时候妈拉上我一把。中午就地休息一会儿，在点燃的麦草火堆上把带来的糠饼子烤一烤，在二农场渠里搬几块冰，啃一口饼子就一口冰，吃完接着干。这工程一直干到老历腊月二十五才停下来。我的两只手和脚冻的红肿红肿，上面满是血口子。妈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何况她还时刻担心着家里养病的爹，是不是又在炕上难受的哼哼着。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话看来是对的。
转眼到了春天，潮水已经上来，新建的学校操场地皮上现出了油黑色。那一天是1960年3月15日星期二，晚饭后，我和几个同学正在操场上踢足球。忽听同学说有人找我，我跑过去见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陌生人，“你就叫吴国安吗”？我说是。“这里有你妈带给你的纸条”。我心里一沉，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果不其然，打开纸条一看：“国安吾儿，你爹已经不能说话，见字速回，妈顺托”。显然是请人代写的。我呆呆的看着来人，“你爹不行了”来人说“就这事，我走了”。我急忙跑到校长吴光富的办公室请了假，又给班主任陈鸾老师说明了情况。老师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回吧。我转身跑回宿舍，一个人爬在被子上哭起来。同学们都来了，我把情况给他们说了，大家忙把几天省下来准备带回家的馒头凑给我，连我的一共六七个，装在妈做的花书包里，同学们的行为我十分感激。这一夜，我翻来覆去的根本不能入睡，急着怎么赶快回到家。
夜里三点钟的样子，我怕打搅同学们睡觉，悄悄地起来穿好衣服，悄悄地走出当作宿舍的窑洞，连夜走上回家的路。心里着急，总觉得路越走越长。那么黑的夜，孤身一人也不觉得害怕。早春天气，深更半夜仍然寒气逼人，这一切都不在话下，就盼两只脚能走的快一点，尽快到家。
心急腿慢，天亮的时候还没有走出30里路。这一天是1960年3月16日，天气倒还不错。过了高桥，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逛子路。心急火燎，两腿发软。我想可能是饿了，掏出馒头边走边吃。馒头的营养并没有变成力气，我反而越走越慢。不知怎的，腿脚干脆不听使唤，颠三倒四摇摇晃晃。好不容易到了农场三站，四个小时走了六里路。我感到太累了，在一个土丘边坐下，拿起馒头吃着，不知不觉便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个过路人把我摇醒，睁眼一看下午了。起来再往西大滩火车站走。
这五里路走了三个小时，大约四点钟的样子才走到了。在车站食堂一角钱买了碗稀调和，怎么也吃不下去，剩了大半碗。好不容易磨蹭到站台上，不知叫了多少个叔叔，总算搭了个煤车到了老罗场子。下车后继续往家里走，没走几步，身子一倒昏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风把我吹醒，睁眼一看太阳都落山了。起来再走，好不容易摇晃到戴光新家后面的土台上，又什么也不知道了。还是戴光新的妈妈倒垃圾发现了我，娘俩叫了好一会才把我摇醒，又用自行车把我送回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一进屋，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我看见了睡在床头柜边一脸枯槁的爹。他已经失去原来的样子，用期盼的眼光看着我，象是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说，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难受地用已经痉挛了的双手不停的抽着已经很破烂了的席边子，抽出一截掐断，再抽出一截掐断、掐断……不断地做着同一个动作，被病痛折磨成痛苦抽搐的样子我无法用语言表述。我爬上炕，连叫了几声爹，只见爹的眼泪扑簌着。
屋里来了很多人，外奶奶、二舅舅陶洪恩、三老太太、四老太爷、姨爹…．，。这是临终告别，他们不愿看到但又必须等待看到的最后结果．．．．。妈把我叫下来说，你爹已经三天不能说话了。说着抱着我哭了起来。
死神拉走爹的同时又紧紧地攥着了我的手。妈将一碗热腾腾的面片递给我，我伸手去接。己经接在手里的碗掉在地下，我也完全昏死过去了。这一夜，大家己无暇顾及生命垂危的爹，全力以赴解救我的生命。掐人中、挟中指、用香头烧鼻孔，用桃树条、桑树条抽打我全身，驱赶邪魔挽救生命。当然，这一切都是我后来听说的。
所有忙碌的效果最终等于零，第二天的一整天里，我是一会清醒一会糊涂。刚醒过来，眼睛看着人，想说什么，稍一抬头就又昏死过去。外奶奶认定是邪魔作祟，又烧香又磕头，摔盆子砸碗，菜刀剁门槛……。一切能想到的办法措施都想到了，病情就是不见一点好转。忙乱的两天两夜我全然不知。时间到了1960年的3月18日（农历2月21）晚，我被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和人来人往急促的脚步声惊醒，敏感地知道这是爹咽气了，这个早已预料的结果还是叫我又昏死了过去。雪上加霜，悲切的哭声变成号啕大哭。地下放着刚刚死去的父亲；炕上躺着生命垂危随时都可能夭折的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老天爷导演的这幕人间惨剧足可惊天地泣鬼神。
也许是我命不该绝，检查春耕工作的公社李部长来到吴家大院。得知情况后，指示生产队应该全力帮助这个危难无助的家庭。队长李含文立即给了骡子和小胶车，由会计雷义跟随，又借给了几十块钱，这已经是生产队最大的努力了。公社卫生院建议立即送我到平罗县医院在火车站的住院部。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车到了李官英的大寨子，骡子猛地站着不走了。拉也不走打也不走，打急了不是左拐就往右拧，好像面前有堵墙。没办法，妈连喊了几声老天爷，雷义在附近找了点麦草，放在路上点燃。说来也怪，火刚燃尽，骡子便直溜溜地往前走了。约莫三更天的时候，到了西大滩火车站，我被一列火车的轰隆声惊醒，刚喊了一声妈就又昏过去了。
天亮的时候，到了位于平罗火车站南面荒郊上的平罗县医院住院部（原劳改医院）。穿刺、化验，一凡检查之后，确定是亚急性脑膜炎。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抢救，打针、吊瓶，过了中午，我终于又醒过来了。医生说，再迟半个小时可能就没救了。
醒来的我，仍然迷惑，没有意识，这种情况连续了两三天。妈看我醒来再没昏过去，心放下了大半个。这时才能顾及到家里死去尚没入土的父亲。我还须要继续留院观察治疗，怎么办呢？正左右为难，看见了王铭新，他是崇岗人，王志远的父亲，是县医院的会计。妈说明情况后，他热情地答应帮助照顾我的生活。妈给我买好饭票，流着眼泪告别了我，赶上小车走上回家的路。我傻傻地隔着玻璃窗看着妈离去的身影。
妈操心着埋葬了父亲，我没有赶上给父亲送葬。曾经是风度翩翩、俊俏干练、又有文化素养的父亲，含着悲愤和遗憾，在那个国家和每个家庭都非常艰难的时候，撒手人寰，撇下妻儿去了另一个世界，只留下一个高高的土堆。父亲在里面，我们在外面；父亲在沉睡，我们在哭泣
因为大病了一场，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健康。妈一个人又去姚伏中学给我办了休学手续。在家里打柴喂猪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至到恢复健康重反校园。
回忆往事，感慨万千。人生不易，什么事情都可能遇到。自己的路还得自己继续往前走。我相信，上帝既然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就一定会给我一条朝前走的路，那怕是一条长满荆棘的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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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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