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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李学华告状
  这件事发生在低标准前夕的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七年，即高级农业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二年，农业合作化步伐过快的问题已初步显露，粮食普遍减产，给人们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当时的体制是农业社自主经营，自主分配，游离于政府管理之外。夏、秋收之后，粮食完全按工分分到各家，社员生活还不成问题。
  问题是当时虽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具体实施政策操作还不到位，政府只是动员社员把余粮卖给国家，也就是卖余粮。但由于各种原因，动员效果很不好，老百姓把粮食藏起来了，谁敢把本来不多的粮食卖给国家？何况价钱低的出奇，每斤只给一毛钱。
  国库粮食见底，形势严重到了城镇居民因买不到粮食而断了炊。在这种情势下，上级只好给各乡硬性摊派卖粮任务，乡里便派民兵到各家搜粮食，一家都不漏。找不到粮食就扒炕皮，连藏在炕洞里的粮食都搜出来过秤强行拉走。谁敢反抗？
  这样的方式当然会出问题，有没有完全搜光的，也有一粒没剩的。
  下庙乡的搜粮队在乡党支书冯玉宝的带领下，执行政策更坚决，行为更‘左’，任务完成的更“好”。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断了顿的人也最多。尽管投亲靠友，周转借贷也维持不了几天，谁敢把粮食给别人？
  不多几天，揭不开锅者日渐增多，奔走呼号，叫天不应，问地不灵。形势十分严重，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二道渠尤为严重，滩里到处是挖野菜的人。起初是把野菜拿回家煮了吃，后来为节约燃料，干脆把锅背到滩里，就地拾柴在野地里煮，省得来回跑。大滩里人头篡动呼儿唤女，野菜都挖光了。尽管如此，饿死人的现象还是出现了。腿脚浮肿饿到极限的人数量多的很。
  形势危急，是得想点办法了。镇朔六队人，共产党员生产队长李学华同志，在乡亲们的撺掇下，带着乡亲们从各家凑来的干粮，拖着饿乏浮肿的身子，拄着一根棍子，单人徒步走到银川，到区党委反映情况。还好，自治区副书记甘春雷同志接待了他，并立即打电话叫平罗县委书记马彦虎前去解决。经调查，情况确实很严重，立即拨了部份返销粮，问题得到了缓解。
  冯玉宝因民愤太大，被撤职查看。一九六四年官复原职，为崇岗公社副社长。
  每当冯玉宝谈及此事时，总是说：“这事不能怪我，不是我的错。”
  是的，一个乡党支部书记，能眼看着乡民饿死而不管，这不合常理，原因复杂得很。
  李学华为民请命，乡亲们都记住了他的好处。一九六五年四清开始，李学华是四不清干部，罪状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他曾经告过共产党的黑状。
  第二节 王举人淌水
  很早以前，镇朔地处新渠稍，十年九旱，淌水十分困难。
  新渠从常信开口，经洪广营到镇朔结束，渠口被常信大户霸占。民谚“常信堡的爷爷，洪广营的爹，二道渠的孙子跑烂靴。”
  某一年的夏天，庄稼急需灌水，但渠里没有一点水，眼看就要旱死了。
  王举人的老爹骂儿子了：“亏你还是个举人，渠里不来水也不去看一看。”
  王举人，镇朔王家庄子五队人，大清武举。经老爹一骂，低着头便向渠口走去。
  到了渠口，不管三七二十一，将闸板尽数拔去，渠水滚滚往下游流去，他便坐下抽烟。不一会，便见几个彪形大汉急冲冲地赶来。不由分说，将王举人打了个灰头土脸，又将他拉去用铁链拴在门槛上，王举人始终没有反抗。
  家里人见王举人出去的时间长了，怕出什么事，就派人过去看一看，顺便为他带上了衣冠。
  来人到地头一看，大事不好，连忙将帽子给举人戴在头上，衣服来不及穿，披在肩头。
  就是这一下，事情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常信大户发现拷了举人，罪不该赦，磕头如捣蒜，口中念叨：不知大人驾到，多有得罪等等，并要给举人开锁。这时的王举人便使出了武举功夫，握着锁子的手怎么也掰不开。
  官司惊动了县衙，这种贵人官司本地不好决断，上报了兰州省府。省府听王举人诉说淌水难后，深表同情，并严惩了常信堡的大户。为解决下游淌水难的问题，省府命王举人掌管新渠的水利。并对他说，你不可到别人家里去吃饭。
  自此之后，二道渠的水利大有改观，百姓欢喜。
  久而久之，王举人忘记了省府的告诫，竟吃了请。回家后不几日便死了。
  第三节 马师长断官司
  九泉村因有九眼山泉而得名。
  清朝中期，先民们就来到九泉。按到来的先后和人口的多少将九眼山泉分到各家名下私有。董家来得早，人多势众，当时有弟兄十人，分到的山泉子也就大。这种格局延续了百年以上，已成定局。
  民国年间，九泉子的张万华当上了保长。张家也有泉眼，但泉水太小，浇不了几亩地。张万华自当上了保长后，心傲气盛，想改变先祖留下来的泉水格局。并声言“泉水是从山上流出来的，应归大家所有”。实际是他想独霸董氏所有的山泉。
  董家因泉水是祖上传下来的，视如生命，哪能随便让人。两家剑拔弩张，相持不下。于是便打起了官司；山高皇帝远，官司在当地无处决断，变成了‘马拉松’。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师长马宝林率部赴汝萁沟修路，师部驻扎在长胜墩白家。
  马宝林位高权重，董家便千方百计想接近马师长。送礼没钱，何况钱这东西太敏感，弄不好反而会坏事。
  正在这时，董家捉到了一只黄羊羔子，经白家引荐，将黄羊羔子献给了马师长。马师长的小妾抱住黄羊羔子爱不释手，如获珍宝。马师长心里十分满意，便承接了董家的官司。
  某日，马师长大驾光临九泉，他细查细看，看了董家涝坝，看了进水渠，又看了董家的田。因为这些水利设施都年深日久，马师长一眼便断定泉子自古为董家所有。他不可能，也不想改变这种百年格局。事关重大，不能有悖于民间传统。
  他派人找来了保长张万华。马师长对张万华说：“听说你很爱水，下去喝个够吧。”卫兵便把张万华推入涝坝。张万华喝了几口水又浮了上来，卫兵用椽子再将他捣入水中。如此上下翻腾五六次，张万华已是力竭气衰。马师长怕闹出人命，便命人将张万华拉上岸来，一场官司便这样了结。
  第四节 人在做天在看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这句劝人惩恶扬善的古话，若理解为善恶之报立竿见影那就错了。但这句话是很灵的，倒不是说老天真的有眼，那是迷信。老天在哪里？社会就是老天，老百姓就是老天。人们要生存，社会要发展，这就必然造成“世上总是好人多”的格局。社会不允许恶人长期逍遥法外，甚至长命百岁。也不允许一个经常做善事的好人得不到人们的理解、认可和支持。
  一方面，常做恶事的人必然心怀鬼胎、神情恍惚、恶梦连连。鬼胎不是好东西，它要攻击、吞噬人的五脏六腑。久而久之，病魔缠身，自取灭亡，被老天收走了。
  另一方面，当一个人作恶多端，恶贯满盈，成社会毒瘤时，社会便容不下他。这时，自有义勇之士为民除害，他的末日也就到了。
  恶棍仇永福便是其中的一个。
  仇永福，崇岗一霸。家住崇富村九队仇家大坑南侧，主要活动于民国三、四十年代。仇家祖上缺地无水，境况不佳，在崇岗只能算下等民户。命运使然，不知烧错了那柱香，偏偏生下个天煞星仇永福来。
  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再加上仇家无一点读书识字传统，仇永福自小没念过一天书。天设地造，聪明绝顶的他，倒学会了打架斗殴、欺小凌弱、奸诈狡黠、偷鸡摸狗、泼皮无赖之术，甚至从他的脸上就可以读出坏字来。小伙伴们既恨又怕，惧而远之。
  待到长大成人，昔日恶习上了档次。动辄张口骂人、拳脚相加，甚至拔刀动枪于人拼命。谁敢惹了他，小心房子着火。敢于和他叫劲的人一个个都被他拿成了头朝下。同类相聚，臭味相投，他和郭拴子又是过往甚密的铁哥们，仇永福成了威震四乡的“英雄好汉”。他非常及时、充分地利用他的威名，欺男霸女、巧取豪夺、明抢硬拿、无所不为，坏事干尽。当时正值民国末年，社会动荡，政府无能，官场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县政府事出无奈，依事就事，按季穿衣，只好委任声名在外、能震慑住当地老百姓的泼皮无赖仇永福来当联保主任（相当于今天的乡长），有仇永福在，别人没人敢当这个官。
  仇永福当上联保主任之后，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谁家该出兵，哪个该出夫，交多少公粮，上多少捐税，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老百姓不敢怒也不敢言。他首先利用他的政府官衔，借郭司令之手，名正言顺地除掉了他的头号政敌——吴崇德。
  吴崇德也是崇岗一霸。家住崇富八队吴家大院，同样是胡作非为、明拿硬抢、劣迹斑斑，人见人怕的货色。他驮炭的驴大家都得认识，不敢欺诲，否则你等倒霉吧。吴崇德目空一切，横着走路，斜眼看人，根本不把仇永福放在眼里。两雄争霸，必有一伤。仇永福勾结郭栓子，以镇压恶霸、土匪的名义，将吴崇德抓捕枪毙，打死在昊王渠偏上的山坡上。
  很多见证人都说，吴崇德死的英雄，赴死时脸上毫无惧色，走刑场象走亲戚。神情十分坦然，一路萦歌小唱，唱的是秦腔大戏《文昭关》（伍员逃国）。昂首阔步，一点不象将死之人，死的十分刚强好汉，被后人传为佳话。
  吴崇德死后，其母李氏，将家住镇朔的娘家侄儿李含文招来，顶了吴崇德的门脉，并改名吴海生。
  吴崇德的死并没有吓住崇岗人，而仇永福却是天怒人怨，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仇永福那把悬在空中的刀，不知何时落在何人的头上。只要仇永福还活着，别的人就没法好活。
  冯天顺、余云、席万全（席三）三个哥老会胞哥就被迫和仇永福叫板。他们到县府告状，诉说仇永福桩桩恶行，希望县府为民除害。但山高皇帝远，仇永福树大根深，是块汤手的山芋，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县府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过且过，听任事态发展。
  事情已经明朗化，这三人己成仇永福的心腹大患，双方心领神会，剑拔弩张已是箭在弦上；你死我活，只是谁先动手的问题。仇永福官位在身，又有郭栓子撑腰，具有绝对优势，他要除掉谁只需找到一个适当的借口就可以了。
  当时，哥老会以除暴安良的名义选派冯、余、席三人为执行杀手。以两把大刀一支猎枪为武器，开始了针对仇永福的秘密袭杀。
  他们知道，对方是有盒子枪的。轻易暴露行动，仨人一个也活不了。因为仇永福官位在身胆大包天，逼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的人。在这种情势下，三人已是骑在了老虎背上，只有挺而走险一条路了，退路就是死路。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某日，由哥老会老九冯天顺为首的三人密杀行动开始实施。
  一个夜深人静的三更时分，三个人摸到了仇永福窗根，用舌头把窗户纸舔个小洞。见仇永福正和小老婆在炕头背向窗子抽大烟，因屋内有灯光没敢下手。又过了一会，见仇永福吹灯睡觉。执行枪手席万全用土枪朝仇永福睡的地方开了一枪。由于光线太暗再加上席万全胆子稀松手抖的不行，一点也没打中，反倒警动了仇永福。
  此时的仇永福如果在屋里坐等天亮，事情将会大坏，因为仇永福知道作案的人都是谁。联保主任、郭拴子的左膀右臂被人刺杀，这是天大的案子，三人一个也活不了。
  老天有眼，神鬼帮忙，事情偏偏不是这个样子。仇永福听见枪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恨不得立刻将这几人击毙以解心头之恨。他从枕头下摸出盒子枪，一步跨到门前，左手开门，右脚已跨出门槛。千钧一发，冯天顺眼尖手快，没等他左脚迈出门槛，大砍刀已落在他的肩膀上。他已经来不及了，他的枪还没响，人已被砍翻在地。这一刀非同小可，冯天顺用上了凭生的力气。刀口从肩头砍下，斜下直达肺部。仇永福一命归天，一代崇岗枭雄，去了他该去的地方，眼见得不得活了。
  三人急速离开现场，绝对不能叫炕上的小老婆挂了眼，那将关系三人的性命。后来的事情仨人就不知道了。
  仇永福伤势虽重但当时并没有死，他忍痛向东爬了足足有三、四百米，到了吴秉德、吴天明父子新建的车马大店大门口向南的大路上。没死的他还警动了周围住户前来观看，幸亏刀伤伤及肺部，造成仇永福不能发音，说不出话来。否则后果将会是另一种样子。
  由于伤势过重，仇永福不到天亮就断了气。
  凶手主犯冯天顺第二天一早就得到了仇永福的死讯。他为了得到真实情况，更为了遮人耳目，不但到达现场，而且多次发言表示惋惜、同情等等。
  事过之后，余、席两人一度离家出走，冯天顺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始终没离开过崇岗一步。
  由于死者生前失去说话功能，冯天顺又是郭拴子想拉拢入伙的重要对象，没人怀疑到他的头上。更因为已是解放前夕，社会动荡不安，法制机关极不健全，仇永福民愤又大树敌太多，无人替他申冤，政府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无法顾及此事，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解放后，1952年，当时的五区土改工作队接到第四乡妇女主任优秀英为其哥仇永福之死申冤的状子。工作队经过调查认为，仇永福属乡中恶霸，确有民愤。被告冯天顺、余云、席万全三人都是规矩良民。其中冯天顺1951年为支持抗美援朝捐过三头牛，席万全的儿子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属于烈属。主要还是证据不足，无法定案。这件事又不是土改工作队的份内工作，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仇永福一生所得钱财没有用来制备田产、家业，而是吃、喝、嫖、赌抽大烟，挥霍无度。树倒猢狲散，祖上贫穷，没留下什么财产。土改时，仇家为赤贫户。这也证实了他流氓无产者的恶棍本性。
  仇永福留有一子，名仇国中，为汝箕沟煤矿退休工人，健在。
  第五节 这里也有老八路
  他叫吴高林，祖籍崇富村弥陀寺西吴家大院。生于民国八年，属吴氏德字一辈。因为家里太穷，根本用不着给他起官名，起了官名也不顶用。高林是他的小名。他和贫穷结伴了一辈子，也就叫了一辈子小名，是一个极易被人们遗忘的小人物，也根本算不上什么人物，他也不配称人物。但他确实曾经是八路军的一员，的的确确在陕甘宁革命老根据地干过革命。
  1936年，即民国25年，他17岁，按马鸿逵征兵规定，三丁抽一。身体健康，四肢灵便的他，被一根绳子绑到了军营，成为国军的一员。
  军营里半饥半饱，破衣烂衫，忍饥受寒的日子，对于贫苦出身的他来说，并不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集合、出操、跑跑步、走正步、拔慢步。上杠子、跳木马，射击、瞄准这些作业虽然很苦，他也能坚持。
  说来也怪，最难熬最要命的日子竟然是读书识字学文化。
  马鸿逵军营里对读书识字抓的很紧，要求也很严，不完成规定任务是不行的，要打板子的。
  不知怎的，一杆笔在他手里好像有千斤重，别的都长，就是不长记性。人大山小这么简单的几个字硬是学不会。多少天过去了，自己的名字还记不住。挨板子是他每天的必修课，越打越不会，越不会越打。手掌子肿了又消，消了又肿。手掌支定，打在手心上已经很疼，若往后躲，便打在手梢上，痛的更加钻心。躲也不行，不躲也不行。不躲尚可，越躲长官越来气，打的越狠。他实在没辙了，也实在熬不下去了。
  怎么办？他想到了逃跑，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也是最危险的办法。按规定，逃兵一旦被抓住，不用上报请示，团里即可就地正法。这一点他是十分清楚的。但想想每天都要挨板子的日子，想想长官的喝斥辱骂，权衡再三，铤而走险，最终还是下了逃跑的决心。
  往哪里跑？往回跑显然是不行的，等于自投罗网。而且还给家里找麻烦，他还没有这么傻。
  好在军营里呆的久了，知道宁夏分河西河东。还知道过了黄河就是河东灵武，过了灵武就是盐池，那里是三不管的地方，这是唯一的逃跑路线了。但这一切必须等到冬天才可能实行，否则没法过黄河。在军营里苦苦熬了三年，盘算了几年的逃跑方案终于决定实施了。
  1940年，一个天寒地冻，夜深人静，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他正好在哨位上。下了最后的决心，冒着杀头的危险，扔下手中枪，拔腿向东跑去。慌张程度可想而知，他必须赶天亮之前过黄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一路小跑，专拣没有路的地方走。不管沟深坎高，直线向东。好在夜深人静，他没有迷失方向，也没有遇到麻烦，趁黑从冰面上过了黄河。据他后来回忆，天麻麻亮就到了灵武县的大沙梁上。这里黄沙漫漫，荒无人烟，己基本上脱离了危险，这才坐下吃了点干粮。
  他必须继续向前走。好在这里走几十里不见一个人，但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身上还穿着一身黄皮，这可是逃兵的标识，丝毫不敢马虎。
  面前是一道又一道好像永远走不完的大沙梁，几乎见不到人烟，好在这种荒凉悚人的环境反而对逃兵更有利。悬了几天的一颗心放下了一半。走路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一天一夜二百里不在话下。饥渴难忍时向老百姓要口饭吃，讨口水喝。此地人烟稀少，他又专捡没路的地方走，很难遇到人家。最放心的是他终于脱下了那身象征逃兵的黄皮，换上了当地老百姓的一身旧衣服，安全感多多了，可以迈开大步走大路了。
  不知走了几天，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一打听才知道已经过了盐池县来到陕西定边县，他已经走出了宁夏地面，这里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他彻底安全了。几年来他昼思夜想的逃跑预谋终于实现了，幸运的很，能从军营里逃跑成功，他可是崇岗第一人。
  他是跑掉了，但他哪里知道，由于他的逃跑把家里可害苦了。当时的政策是“联保联座”，此事连累了县、乡、保三级，他们到家里来要人，交不出人就往死里打。此时老爹己不在人世，外号叫老军的老妈被揭了背花，十多天下不了炕。事情当然不会就这么完，临了又把大儿子小山抓到队伍上顶了数，这才算完了差。
  哥哥小山后来因病死在了队伍上，嫂子改嫁给了国民党驴队姓黄的连长。他的逃跑，最终以人亡家败为代价。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
  结束了逃兵生活的吴高林，彻底成为一个有家不敢回的流浪汉。好在他年轻力壮，又能吃苦耐劳，干活是一把好手，混口饭吃还不成问题。由于对周围情况不太了解，在一地不敢久待，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这样他走遍了定边、靖边、安边（简称三边）陕北三县的沟沟坎坎，坡坡梁梁。几年下来只混了个肚儿园，一个钱也没挣下。就这么流流浪浪地过了几年，对陕北的地理环境人情世故逐渐熟悉了，他也来到了吴起县，这里是陕甘宁革命老区的核心地带。在这里他胆大起来，终于结束了打工只能混饭吃的日子，堂堂正正地靠苦力挣起钱来，谁给钱多给谁干。手头活便了，钱虽然不多，但对他来说那可是从地下到了天上。
  就这么又混了两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他听说边区军干校要招人，他没有多想，也不会多想，一个最本能的想法是军干校不用干活就有饭吃，还发薪响。路程又不远，就在本地吴起县，他去报了名。
  好事多磨，军干校也要识字学文化，他可是因为怕学文化才当逃兵的，这又叫他犯了难。好在这里好通融，经他好说歹说，人家叫他当了炊事员，问题才算解决了。他又一次穿上了军装，不过和前一次不同的是他成为八路军的一员，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发生的话，日后将成为崇岗地区极为少有的老革命。
  在军干校这个革命大家庭里，他过了两年安逸日子，没人欺负打骂，又不用识字学文化，一切都不错。他还结识了头闸同乡候占荣，此人原系傅作义骑七师士兵，战斗中小腿负伤当了解放军的俘虏，伤好后入了军干校。候占荣解放后当了崇岗区委书记和公社书记。
  吴高林每天只有想家一件事，但有家不敢回，为此整天苦恼不已。天不转地转，事情终于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1949年9月，国民党倒台宁夏解放了。这对他来说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多年来颠沛流离受苦受难有家不敢回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他急不可耐地向领导请了假，归心似箭一路小跑着回到了阔别多年叫他昼思夜想的崇岗堡吴家大院。
  举目四望，一切都是老样子，但一切又变的叫他不敢相信。从前的家只剩下了房子，老妈在他当逃兵不久之后便被折腾死了。哥哥替他当兵顶数死在队伍上，嫂子成了别人家的媳妇。全家就剩他孤身一人，而且当下吃饭都成了问题。
  好在冯家沟有他的亲姑妈，姑侄相见，亲热情景自不必多说。他一头扎在姑妈家一住就是三个月，压根儿就没想到请假和返回部队的事。就在他请假回家的当儿，他所在的陕北吴起军干校的宁夏籍学员，在宁夏即将解放之际，随同解放军十九兵团到宁夏参加了解放宁夏和接收宁夏的工作，这一点他是知道的。在冯家沟姑妈家三个月住下来，时间已是1950年正月了。
  春暖花开，已是到了种庄家的时候，家里的二亩旱地一无牲口二无农具，根本无法耕种。姑妈家不是久留之地，必须想法子另某生路，他又一次陷入绝境。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他遇见了嫂子的后夫国民党驴队的黄连长，他们现在已经是亲戚关系了。
  此时，正值郭拴子叛乱上山为匪。郭拴子想拉拢黄连长上山入伙，黄连长因拉家带口不能应邀，便推荐了吴高林作顺水人情。一举两得，同时解决了吴高林的燃眉之急——吃饭问题。由于能力低下，不会扛枪打仗，土匪给他分配了一个背锣锅（铜制的锅）的干的。
  过了没几天，土匪队伍路过汝箕沟煤矿，正好遇上了来驼炭的堂哥吴成德，挨了一顿臭骂之后，他扔下锣锅回了家。由于他无足轻重甚至可有可无，土匪没再追究他。
  以后的日子即简单又平常，无非是土改分田、娶妻生子、入社挣工分等等。这和别人没什么不同。
  在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时代，不幸了一辈子的吴高林却幸运的很。凡跟郭拴子上山为匪的，送过粮的，送过鞋的，报过信的都没有好下场。有的枪毙，有的劳改，至少也戴了反革命分子帽子。吴高林这个真实入了伙上了山的土匪却因无人举报、无人追究、无人过问而逍遥法外。
  在那个白天干活晚上开会搞斗争的日子里，生产队因为找不到斗争对象而无法交差时，吴高林也层当过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在交代他的问题时，他面带笑容侃侃而谈，脸上无一点挨斗的窘迫相。给大家讲他如何过黄河，走三边，到吴起县入军干校。还讲他见过彭德怀，见过骑兵大队长高岗高大麻子。又说他如何给土匪背上锣锅，社员们听的津津有味，忘了这是在开他的斗争会，这是十分少有的社会现象。
  究其原因有二，第一，他穷的不能再穷了，是队里最穷的一个，每年家里最早断粮。在那个仇富爱穷的社会里，不会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
  第二，他一字不识，典型的没“脑子”，谁和吴高林这样的人“过不去”，会被大家取笑和看不起。根本没人把他当块料，这种人在当时安全的很。
  吴高林1991年去世，死时72岁。他1954年成家，生有一子一女，现住大武口南沙窝
  第六节 法事勾沉
  一、泯灭了的人性
  事情要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崇岗村七队王家大院说起。
  王家大院其实并不大，没有富户人家的深院高门。大门向东，是小虎头街门。这说明院内住户只是个中等农户人家。
  王家弟兄三人，老大叫王玉山。合该倒霉，他生了个瞎了双眼的丫头，这可是他王家一门的大不幸。天命如此，不可改变。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一年又一年，转眼间此女已经三四岁了。随着盲女的一天天长大，大人身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事情是明摆着的，只要盲女存在一天，王家的天空就昏暗一天。大家嘴理不说，心里都是一个意思——怎么除掉这个大害。
  盲女乖巧可爱，除了眼睛失明外，其余一切都很正常。三爹王寿山还经常背着她下地，干活时将她放在田埂上，收工再背回家。要对她下毒手无疑是件天大的难事。
  但事情是明摆着的，再大的道理也盖不住瞎女天天摆在面前的事实，更何况王家怎么辈辈出瞎子呢？王寿山考虑再三，必须下狠心了。
  解放前夕的1948年，一个雨后放晴的秋天。王寿山和往常一样，背着瞎子侄女向山坡走去。和往常不同的是，今天的路似乎特别的长，怎么也走不到头。瞎子侄女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她问：三爹，怎么还走不到啥？三爹早有准备，答道：今天到别的地里看了看，绕的路多了些。
  路终于走到头了，但这里不是他家的地头，而是距小水沟口很近的阴崖子，瞎女当然不知道。
  此时已是秋日天气，多次降雨沟里泉水大增。无人用水，泉水已经在大沟里“打野”了。阴崖子是这股泉水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相对狭窄，水面较深，容易形成水坑，是理想的作案地点。
  三爹王寿山放下盲女，他此时己黑了心，不慌不忙地拔了些马莲，他将侄女的两只小手绑在一起，闭上双眼，快速将瞎女按入水坑，又在身上压了一块大石头，急忙转身离去………。
  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你知我知大家都知，但在解放前夕的旧社会大家都认为这是王家的家务私事，无人过问，逃过了法律的眼睛。天煞星王寿山逍遥法外，自以为完成了一件大事，心安理得。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天有眼，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连同解放前的旧案一起管，王寿山被判刑劳改七年，总算给盲女的在天之灵一个交待。
  王寿山后来因另案又一次入狱劳改多年，终身无后。
  二、闲话“翻”出来的人命官司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刚刚解放不久的崇岗堡，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高个子男人，此人姓高，在崇富九队附近盖了两间房子，开了一个小杂货铺，个子高又姓高，一口标准的陕西腔，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都管他叫高货郎子。
  高货郎子三十岁左右，留着当时少有的大背头，长相出众。尤其他开了一个当时别人不可能有的小卖部，这在还没有供销社的年代里，可是稀罕之物。加上他又知书识字，能写会算，能说会道，还能给人算命、看病。来小卖部买东西的、串门子的人来人往，很是热闹。高货郎子成了香饽饽。
  女人们的事情多，来这里有买东西的，找人的，凑热闹的，察言观色的，各有心事，各怀心态。加之高货郎子手头活便，零钱不断，单身一人，又无妻室，讨女人们的欢心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事情也就出在这里，此时高货郎子的私生活就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中心。尤其是那些适龄女人们，没事找事，互相咬耳朵的，挤眉弄眼的，痴迷带笑的，甚至是指桑骂槐不怀好意的，各式各样，不一而足。
  闲话没根，但长着翅膀。尤其是这种妇女们普遍关心的桃色新闻，其传播速度和传播频率无与伦比。家里屋外，门前树下，张说李传，看似很复杂的闲话，其实就是高货郎子和女人们之间的那些事。
  闲话有真有假，听闲话的人也各取所需。于己无关的一笑了之。于己有关的闲话则另当别论了，尤其是那些关于适龄妇女们自己的闲话，听到以后，各人反应不同。有听后当作耳旁风，泰然处之，甚至脸红心不跳者；也有明知他人心怀恶意，存心造谣栽赃陷害转移视线，但也只能忍气吞声暗地忍受。
  余金家的媳妇就属于后者。
  此妇姓刘，于解放前和余金结婚，己育有一对儿女，女长男幼，小儿正在哺乳期。
  她勤劳贤惠，话语很少，作风正派。不招人不惹事，和邻居们相处的也不错，没听说和谁有过矛盾。
  她的这些优点在此时恰恰成为缺点，首先成为那些坏女人们的攻击对象，因为相比之下她太好了，这倒引来了贼喊捉贼和恶人先告状。关于她和高货郎子如何如何的谣言说的眼各睁睁，活灵活现，神乎其神，说她焉牛踢死人。舆论丧倒人，三人成虎，谣言成为不争的事实，无法改变了。
  天性使然，如果她是一个性格外向，心胸开朗的女人，听了白听，说的也就白说，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正好相反，她性格内向，心胸狭窄，架不住遥言的攻击，有事想不开，有冤无处说。这件事在她心里挽了一个大疙瘩。这是一件无法解脱的事情，她总觉得街上人都知道她就是闲话里说的那种很坏的女人，好像背后总有人指指点点在戳她的脊梁骨。无处表白，冤枉是无改了。要想彻底洗清自己的冤屈，还一个清白之身，只有一死，别无它法。
  被逼无奈，只能以死抗争。1951年的一个白天，乘男人不在的机会她拿起菜刀抹向自己的脖子……。
  人命关天，县上也派人来了。怎么处理这事？
  先找来崇岗卫生所所长王元庆，验明正身，确定为自杀。情状惨的很，血流满地，小儿还爬在奶头上。
  再确定作案工具，经查，作案菜刀是从邻家杨白林老婆手里借来的。
  处理结果：杨白林老婆徐氏提供作案工具，有罪，判刑劳改三年。
  高货郎子负谣言传播联带责任，不够刑事，但要负担买棺盛敛死者尸体的民事责任，舍了财。乱点鸳鸯谱，一场人命官司就这样了结了。
  死者丈夫余金后来终身未娶，独自养大了一双儿女，女儿嫁到崇岗四队，儿子余秉成长大当了工人。高货郎子后来成为平罗火车站商店职工。
  三、葬礼在长胜墩举行
  五十年代初的崇岗堡，土改工作刚刚结束，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外
  地人。中等个子，黑色脸膛，圈脸大胡，头发老长，看上去好像永远不洗
  脸，一对牯牛眼睛，挺吓人的。
  此人言语不多，很少和人交往，说话也不大好懂。
  先是在庙东路家岗子盖了一间土坯房，每天在小水沟口开荒捡石头。合该走运，开荒时竟然挖出一大窖麻钱，这在当时可是发了大财的。他将铜钱卖了，制备了一辆小胶车，又买了一头大黑驴。毛驴拉架子车，这在当时也是稀罕之物，孩子们争先撵着看。
  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他姓杨，根据长相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他杨二黑子。
  又过了些日子，杨二黑子不知从哪里又弄来个老婆。老婆长的很丑，脸比他还黑，头发像一堆乱草，而且是个哑巴。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杨二黑子没有在崇岗堡落户扎根，而是把家搬到了长胜墩并生下一女。
  时空变换，走过了五十年代，又走过了六十年代，进入七十年代。女儿长大成人，在崇岗中学读高中，还是三好学生。父慈女孝，一家人其乐融融。
  谁能想得到，1972年的某一天，警方突然逮捕了杨二黑子，事情令所有人非常吃惊。
  警方通知了学校，女儿回家一看究竟。原来父亲在原籍有过人命，属负案潜逃犯。
  事后才知道，杨二黑子是河北省人，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连长，解放前夕杀过人。之后便隐姓埋名从原籍消失，一路潜逃，不停地变换地方，来到崇岗时已经解放了。
  为了不被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他尽量不和人打交道。胡子老长，不修边幅，脸也不肯洗。煞费苦心，找了一个不会说话的丑老婆。这还不放心，认为崇岗堡离区政府太近，人多眼杂不安全，又把家迁到长胜墩。即便这样，最终还是出了事。
  事情竟然这样巧，1972年的一个秋天，他到汝箕沟煤矿卖李子，他原籍村里的包工队正好到汝矿包工盖楼房，他被人认出，报告了河北省警方。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警方通知家属，人犯押回原籍审理。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里，枪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了。
  晴天霹雳，如此突然的变故。精神上、物质上的所有压力，都要由还没成年的女儿来承担。
  乡亲们对这个如同天塌了一般的家庭深表同情，给女儿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尽可能的一点物质支持。
  法不容情，压回河北审理刻不容缓。
  父女抱头痛哭，在此生离死别之际，谁不动容？此景此情，感天动地，令所有在场者涓然泪下。
  事情是明摆着的，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根本不可能随父赶赴河北去料理丧事。
  万不得已，在邻居们的提示、张罗和支持下，女儿披麻戴孝，烧化纸钱，焚香叩头。为尚在人间的生父举办了一场既简单又隆重且世上少有的葬礼。
  葬礼在长胜墩举行。
  四、大山的惩罚
  事情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马鸿逵统治宁夏的时期。
  马鸿逵的宁夏兵团有位姓司的团长。他才气出众，年轻得志，官运亨通，深受上级官长和马鸿逵的喜爱，三十几岁就升任团长，这在同僚中非常少有。正因如此，他自我感觉良好，兴志冲冲，甚至为所欲为，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司团长虽然官职不小，但还没有一所像样的公馆。大兴土木需要巨额资金，一时手头不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放着在手的权利为何不用？
  某日一早，他带领全团官兵两千多人上了贺兰山。哪里松树茂盛就往哪里走，大水沟和插旗口当然是首选。这里林木茂盛，两沟只隔一道平坦好走的小山梁，运输方便。名义好办，当然是野外训练。目的明确，砍伐山上的树木用于建筑。官兵个个身强力壮，两天下来木料已是堆积如山。此事影响巨大。其一，国民党统治时期，贺兰山森林也明令不准随便砍伐，必须由政府批准方可。如此重大的事件，使政府无法向国民解释，如果有人故意捣乱，上仿下效如何处理？这无疑给他的政府出了个大难题。其二，随便役使官兵，在军营中造成很坏影响，社会反响极大。军营内怨气本来就多，如今又出了这样影响军队稳定的事情，使马鸿逵十分棘手很是为难。
  集宁夏省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省主席马鸿逵，认为这个小团长给他惹了大麻烦。权衡再三，为了平息舆论，稳定局势，给公众有个交待，更为了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力，还要向民众表示他省主席反腐倡廉、不徇私情的决心，只好忍痛割爱，下令枪毙了这位心爱的小团长。事后，马鸿逵还心疼地说：“可惜我的司团长了”。可见他此时也是事出无奈，不得以而为之。
  马鸿逵统治宁夏十六年，抓兵、征夫，恶迹累累，没干几件好事，只有这件事在当时有不错的口碑。五、天良丧尽李怀林
  李怀林，长青村六队人，是崇岗山八堡大牧主李仁之孙。
  他依仗是郭拴子的小舅子身份，称霸乡里，无恶不作。在那个人人都要当兵的年代里，他和大家一样，也被抓了兵，由于他的特殊身份，被郭司令领了去编在麾下，军装一领，放假走人，回家经营牧业，老婆孩子热炕头。他可是穿军装的现役军人，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偏偏李怀林就有。没办法，谁让人家有个当司令的姐夫呢。正因如此，他胆大包天，没有他不敢作的事情，人们见了他都绕着走。
  李家以牧业为生，光是羊就四、五千只。羊多，名气也大，引来了许多以贩羊为业的生意人。和李家经常有生意来往的大多是宝丰的回民。
  回民马某轻车熟路，一连赶了好几趟羊，生意作的红火。高兴之余，索性把下一趟的羊钱也预付了。当他又来赶羊时，李怀林起了歹意，即不想给羊又不想退钱，那可是白花花的袁大头呀。赖账也不行，这会找来无休止的麻烦。他顿起歹意，一不作二不休，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向对方头上砸去------。
  这事发生在解放前夕的1949年。被害人亲属明知事情原委，到哪里去告状？因为上面管此事的人就是李怀林的亲姐夫郭拴子，告状只能是自讨苦吃。
  老天有眼，好在不久就解放了。杀人尝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政府作主，百姓申冤。此案并不难破，李怀林难逃法网，枪毙。六、迟到的昭雪
  提起傻贵贵，崇岗凡有点年纪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的。因为他太有名了。
  傻贵贵本姓沙，平罗县城北二闸新村人氏。叫他傻贵贵的人并不知道他姓沙，而是因为看他傻里傻气就叫他傻贵贵。沙、傻同音，这样叫一音冠二，沙贵贵就成了傻贵贵。
  傻贵贵其实并不傻，好、坏、亲、疏明白的很。说话不多，但口齿清析，一点不比常人差。
  沙贵贵在崇岗一共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末的解放前夕，他是来给保长吴秉德家当长工的。这时的他大概不到二十岁，个子不高，干活有眼色，也踏实。长相也不错，是个挺惹人爱的小伙子。解放后回了家。
  第二次到崇岗是土改以后的五十年代，还没搞合作化。此时的主人吴秉德已经在弥陀寺大火中烧死。地主长工竟然有了深厚感情，吃饭、睡觉还在原来的主人家打腾，这哪里还有一点阶级斗争的影子？不过，此时的主人已经是儿子吴天明，并且结婚有了媳妇。
  原来的主人已经成了地主成分，他当然也不是来当长工。他每天起早贪黑，胡说乱侃，唱当时流行的歌，嘴里来啥唱啥，来啥说啥，一幅疯疯颠颠的样子，很是好笑。孩子们看的过瘾，跟在后面围成圈，排成队，热闹的很。他看谁不顺眼就骂谁，被骂者大多也不计较，一笑了之。
  吃饭没有固定地点，到了谁家都给吃。晚上睡觉在吴天明家。
  他最经常也最善长的动作是攀老墙，胆子大的敢在几丈高的老墙头上走来走去，孩子们在下面观望，像永远甩不掉的尾巴。此时傻贵贵大约二十多岁，谁也不把他当回事，就这样断断续续，时来时走，闹腾了大约一两年。给崇岗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粮食紧张的那几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吃饭问题，他出不了远门，崇岗人差不多把傻贵贵忘记了。
  傻贵贵第三次来崇岗是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六十年代末。此时由于“造反有理”的原因，社会混乱，人们的“自由”相对多了点。又由于粮食基本过了关，吃饭不算太大问题，傻贵贵又来到久违了的崇岗堡。还在吴天明家打腾，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要来的东西都往家里拿。
  还是老一套，爬墙、上树、唱歌、喊口号、骂人。口号因时而变，全是文化大革命的。“打倒杨静仁、打倒马玉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这些都是挂在嘴上的口号。不过，他这次的活动范围明显扩大了，不限于崇岗一地，二闸、高庄、黄渠桥等地到处走，名声比过去大多了。他的末日也同时来到了。
  1970年，随着九大的召开和林彪在党内接班人地位的确定，林副统帅为了检验和显示这个权利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主政中央的他，公布了当年的一号文件。
  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是打击反革命分子。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重点是打击反革命。
  反革命的标志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以及扰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秩序。
  沙贵贵扯不上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但他装疯卖傻，胡言乱语，严重损毁了社会主义形象，极大地丑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实属罪大恶极。对这种社会垃圾和社会毒瘤，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极端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势下，沙贵贵以及很多和沙贵贵大致情况相同的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牺牲品。
  当时的县保卫部门逮捕了沙贵贵。经法医鉴定，沙贵贵神经正常，没有任何精神疾病，他的行为纯属故意装疯卖傻，丢人现眼扰乱社会秩序，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审判定罪的最高权力机关竟然是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议。无法可依，常委们举手一致通过枪毙沙贵贵。
  沙贵贵胆子其实尿的很，临上刑场时，腿子抖的己不能走路，被行刑者硬拖上法场，还尿了裤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政府重新甄别了沙贵贵一案，认为属于无罪错杀。
  沙贵贵未婚，无子女。政府只向亲属们表示了道歉。道歉表示党要建设法制社会的决心，难能可贵，值得称赞。但道歉对死者沙贵贵本人已耗无意义，它来的太迟了。最多是迟到的昭雪。
  七、和死神擦了肩的人
  1950年秋天，随着郭拴子等一批重要土匪在银川枪毙，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广泛深入开展。崇岗地区的镇反工作和郭拴子反革命土匪爆乱紧密联系。除上山当土匪有人命者一律镇压枪毙外，对虽未上山当土匪，但和土匪有紧密联系，给土匪以重要情报和物资支持者，也一律严惩不贷。二道渠乡（六乡）乡长马占元首当其冲。
  马占元，二道渠马家大院人氏，解放前当过多年保长。当保长期间，只是例行公事地催公粮、派夫、催税，按政策规定派兵，并无恶迹。
  1949年，崇岗解放。在当时缺少干部的情况下，新政府使用了大量原伪职人员，马占元便是其中之一。
  马占元被任命为第五区第六乡（二道渠）乡长，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干部。
  几乎就在同时，郭拴子判乱为匪。此时社会混乱，地方政权很不巩固。土匪十分猖獗，飘忽不定，不时到达山八堡的任何角落。土匪很需要人员和物资补充，尤其需要粮食和鞋子，这些都要到沿山各村去征集。
  马占元既是过去的保长又是现在的乡长，群众声望高，号召力强，这是土匪们最理想的联系人。郭拴子到二道渠，给马占元下了命令：限期送上粮食和鞋子，保质保量，如有差误，杀其全家。
  谁都知道，郭拴子可是说一不二的汉子，杀人不眨眼。在此之前，下庙、上庙、潮湖等地的四、五位乡长、村长，刚刚倒在了郭拴子枪口之下，而且有名有姓，谁不胆寒？何况还要搭上全家人的性命。
  马占元不敢怠慢，他知道，这是共产党的乡干部不能干的事情，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权衡利弊，他还是应付了郭拴子给他安排的任务，毕竟人命关天呀。
  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两全其美的结果。他的行为得到了郭拴子的首肯，但决不会得到法律的谅解。不要说他是共产党的乡干部，就是普通老百姓，这种明目张胆地支持土匪的叛乱行为也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1950年，在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随着郭拴子的被剿灭，马占元在劫难逃，首先被抓了起来。
  当时的政策是：快抓、快审、快执行。没过几天，平罗县政府通知家属，马占元已判死刑，明天执行，准备收尸。
  晴天霹雳，马家人惊得一时没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稍作镇定之后，有人提出时间不等人，无论如何要有所行动。经大伙商量，女人们在家准备丧事。男人们分两组，一组到平罗打探消息，作收尸的前期准备。另一组在家准备运尸的工具、设备。牛车不可用，七、八十里路，颠簸的太厉害，决定用驴驮单架。一前一后两头驴，一左一右两根椽子，椽子上面放门板。
  第二天一早赶驴出发，刚走过牛圈子，迎面来了从平罗回家报信的人。他们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刚刚接到通知，马占元的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八年。老天有眼，死里逃生，感谢共产党毛主席救命之恩，也救了马占元一家老小。
  后来才得知，由于肃反运动扩大化，导致政策过左，杀人太多，中央很快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并立即作出指示：对可杀可不杀者应该不杀。马占元正属此例。昨天接到上级指示，今天及时通知了犯人家属。天哪，一日之差，人鬼之间。
  马占元在负刑期间认真改造，表现良好，学了一手瓦工技术，多次获奖。十八年刑期减为十五年，于1965年刑满释放。之后，他带领生产队社员在煤机厂包工盖房，为队里作出了贡献。这期间，还带出了一批瓦工徒弟，后来马家多出瓦工，就是这个原因。
  无独有偶，长青一队的任风来也曾死里逃生，不过和马占元经历完全不同。
  任风来解放前当过大乡乡长，管崇岗、下庙、二道渠三个乡，权势显赫，威震四方。权中生利，敛财有道，几年大乡长下来，已是家大业大，银元、元宝对他来说已不是稀罕之物。他仗势欺人，虽不能说恶贯满盈，但也民愤不小。
  解放后，他一下子变得无官无权，凭着对新政府的仇恨，1950年郭拴子为匪时，极尽能事，为郭拴子提供了很多物质和情报支持。
  郭拴子覆灭后，他是首要反革命分子和镇压对象。按当时情况估计，枪毙没啥问题。但当人民政府下令抓捕他时，他却连夜潜逃不见踪影。后虽大力搜寻，终无结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似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1961年，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任风来突然回到家里。
  原来，1950年人民政府正要准备抓捕他时，他早有预感，背上金银细软，连夜逃往山后，藏在阿拉善左旗北寺隔壁一个蒙古喇嘛的住所里。他和喇嘛的关系非同一般，当然，金银财宝起了决定性作用。喇嘛的屋里十分僻静，这一躲就是十余年。不是低标准不会回来。
  时过境迁，十多年前郭拴子土匪叛乱一案，早己物是人非，撤案多年。阿弥陀佛，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却甚事没有。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此时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走出低标准阴影。任风来通匪一案从下到上无人问津。好像他根本没有通匪这回事，只是一般性的成为了四类分子被劳动教养了一阵子，这些都于当年的通匪案应受刑法制裁没有关系。他最终逃脱了法律的严惩。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任风来没有具体的人命官司，只是土匪的极力支持者。
  八、 母爱如天
  黄巧霞，家住崇岗村四队。山野村妇，没上过一天学，更谈不上出名。后来因为一场官司，状告到了区党委、北京，她的名字突然变的显赫起来，不但闻名崇岗，而且惊动全县乃至全市。很多人都知道崇岗堡有一个姓黄的女人和她那令人同情、佩服和刮目相看的经历。事情居然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四面传开，确属始料未及。本志在此略作介绍。
  l、其乐融融
  黄巧霞姊妹三人，父亲早逝，身下两个妹妹，家中无一男丁。她早年离异，留下了三个孩子，全是女性，她担负着全部抚养责任。随着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她的心事也越来越重：家里两代没有男人，香火继承，养老送终，这一切无时不扯着她的心。百般无奈，极度缺乏男丁的黄家，把希望寄托在领抱养上。天随人愿，在邻居们的帮助下，居然在医院附近捡到一个还带着胎盘的男婴。她亲自为男婴剪断了脐带，如获珍宝地抱回家中。
  以后的事情是可想而知的，一个自出生以来就没见过母乳的婴儿，如何活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希望和未来伴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苦字当头，乐在其中。岁月悠悠，时空转动，转眼间儿子已经十六七岁，她早已为儿子办理了领养和入户手续，一家人其乐融融。不知儿子原来姓什么，只得给他姓了黄，大名黄金龙，名字显赫得很，顶天立地。如同己出，胜似亲生。她把未来完全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尽到母亲责任的同时也享受着当妈妈的快乐与幸福。
  2、祸从天降
  事情还得从金三角煤炭市场说起。今天叫金三角的地方，自古荒无人烟，草也没长几棵。地面最起眼的人造建筑就是埋死人的坟堆。
  由于土地资源丰富，上世纪90年代，这里建了煤炭市场。在乡政府的督促下，坟也迁的差不多了。黄家煤场院内有姚伏杨家的两座坟尚没迁走。本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再等一等的时间问题。何况黄、杨两家己就迁坟一事签有协议。乡政府还参与作证，不必忧虑尽可放心。
  2001年4月2日，清明节将近，黄家正为新建煤场念经筹神谢土，突然来了一辆大卡车，拉来一帮人，六男两女。不由分说，从车上抬下两块大石碑，慌忙立下。这还不算，又将车上卸下的砖头漫在坟头上。一看就是要建永久性坟墓的架势。两家对峙，一方要漫砖，一方死不让。来者不善，一副有政治后台的凶狠架势，根本不把黄家人放在眼里。有协议为凭，黄家也不示弱，你推我搡，打起群架来。双方参战人数8比5，对方6个彪形大汉，黄家男丁1.5人（儿子尚小）。结果可想而知，黄家人人泥球面肿，头破血流，彻底败下阵来。最严重的是儿子，除头部被对方用砖头拍出口子，满脸是血外，又被拉倒在地，在腰部狠狠跺了几脚。战斗结束，杨家扬长而去。
  3、马拉松官司
  事发之后，儿子的健康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病病殃殃，遍体鳞伤，尤其是腰部跺那几脚，造成严重的内脏损伤。自此之后，一病不起，黄皮刮瘦，不思饮食，似一风刮倒之状。此时的黄巧霞每天忙的两件大事：给儿子治病，和杨家打官司讨说法。
  两件大事一无进展。尤其是第二件事情出奇的难。难的是无人接案。从基层崇岗派出所，到县公安局，再到县法院、市法院等等，大家好像事先商量好了，一律推脱不管不予立案。如此明了的原、被告双方，一目了然的案情调查，竟然变成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死案。官司惊动了平罗县委书记刘云，他也无能为力，只能拿出3万元给黄巧霞作医疗费。钱从何来，不得而知。后来得知，事情闹到如此棘手，原因是杨家有市上高官背后操纵支持。这是法制的悲哀。
  有3万元经费支持，黄巧霞背着儿子跑遍了宁夏所有的大医院。又坐飞机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检查治疗。无奈病情有增无减，在儿子一再恳切要求下，不得已从西安回家将息。到家8天之后儿子一命身亡，从事发到死亡前后共一年半时间。
  为了给儿子讨回说法，已经精疲力尽的黄巧霞又走上了上访的道路。上访的目的地是自治区党委、政府，还有北京最高检察院、法院。揽车告状是主要手段，自治区党委书记毛如柏被挡住一次，继任陈建国书记被挡三次。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黄巧霞竟然在大庭广众面前表现的毫无惧色理正辞严，她不吵不闹，摆事实讲法理，舌战三小时，把公仆们搞的理屈词穷杀羽而归。干部们佩服有加，黄巧霞的名声也因此大了起来。市、县两级政府因她的上访影响太坏有损政绩，责令崇岗派出所严加监视不准外出。黄巧霞用半夜出逃的办法上访北京三次，还竟然将儿子尸体运到自治区党委大院。社会影响极大，不能听之任之。最终在上级有关部门的责令下，崇岗法庭才将拖了三年的官司开庭审理。事件严重说明权大于法。
  因殴打和儿子的死亡不构成直接关系，被告杨氏不负刑事责任，只承担民事赔赏责任。在冰柜里冷冻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儿子尸体终于得以埋葬安息。告慰了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