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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北武当庙
  北武当庙位于潮湖村北五里，大武口村西北五里的贺兰山脚下一突出的平台上，其建筑规模受平台大小的限制。平台的西南侧有一眼泉，雨水多时，泉水溢出可浇少量果园。无论天有多旱，泉水都不会干。泉水是北武当庙的生命线，没有泉，就没有武当庙。
  武当庙在宁夏乃至西北都是著名寺庙，它是崇岗的骄傲。
  康熙年间，一放羊娃偶遇一石像，想揹回供奉。揹了五里路，见山下土台上有一土坎，便想放下歇息片刻再走，不成想石像象生了根一样，再也背不起来了，挪也挪不动。后来人们就在此地建了庙，就叫五里庙。道教崇奉无量祖师，取其谐音，变‘五里’为‘无量’，五里庙就变成了无量庙。
  在道教中，无量祖师又叫真武大帝。武当的‘武’字，即代表真武大帝，‘当’字表示‘当间’，‘在这里’的意思。武当二字合起来可解释为真武大帝正当此地，也就是说真武大帝在这里。最初是供奉真武大帝的道教场所，并非佛寺。
  后因佛教昌盛，武当庙完全被僧人所占领，道教退出，更名为寿佛寺。‘寿佛寺’为佛教称谓。
  崇岗人并没有接受‘寿佛寺’这一称谓，自古至今一直把它叫做‘北武当庙’。
  武当庙始建于康熙40年（1701年）。由张亮堡居士郑惠、宁夏城（即银川市）周北熊捐资化缘而建。
  每年的阴历四月初八、八月十五、九月九，山前山后的信徒到北武当庙朝拜佛祖，谓之‘朝山’。
  文革前，每逢八月十五，蒙古人对赶庙会尤为重视。这与庙内后院塔前一座番殿息息相关。番殿座西面东，是庙内唯一的藏传佛殿，殿内一座神像连接一段在崇岗地区广为流传的神话：
  相传元朝末年，明太祖朱元章的大兵要杀尽天下鞑子，杀的只剩下一位因藏在水缸中而幸存的鞑子姑娘。上天不灭蒙古人，派神牛下凡于姑娘交配，为蒙古人传宗接代。神像塑的是一蒙古姑娘仰面朝天，一青牛在其上和姑娘做交配状。蒙古人进殿后在像前磕头如捣蒜。神话荒唐但番殿确有此事。蒙古人来自阿拉善，翻贺兰山，走大峰沟或大武口沟，顺沟而来，一律骑马。下马落座之后立即布施，布施钱物十分丰厚，一律银元兑现，还赠送银碗、银匙等大量金银器物。哈达是必赠之物，挂满寺内各个角落。每当此时，招待也相当隆重，住持以下所有大小僧人忙个不亦乐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还有蒙古人来朝山，自寺内番殿捣毁之后很少见蒙古人来朝。
  武当庙的僧人最多时有百余人。其经济来源主要靠寺庙庄园，布施次之。
  最大的庄园在湖湖村，土地百亩以上，雇长工耕种，米面加工厂和油坊都在莊园里。
  除此之外，崇岗、下庙、插旗口六盘寺都有莊园，都归武当庙管理。寺庙很富足，为崇岗第一大地主。
  僧众不管张、王、李、赵，一律改姓释。‘释’姓之后为法名，如释妙龙、释续早等。法名按辈分排列，辈分按出家迟早算，与年龄无关。师徒之间是两辈僧人，如妙龙的徒弟不能再叫妙某某。同辈和尚法名中必有一字相同，如续显、续丙、续早等都是同辈，师父们都是‘妙’字辈。
  当同辈和尚人人都收了弟子，也就是弟子已经‘饱和’时，下一辈和尚方可收徒。此时，上一辈和尚不可再收徒弟，以免乱伦。
  武当庙至今共十一代和尚，按序排列为理、广、通、达、心、光、含、妙、续、湛、如。至二零零六年，第八代和尚妙宗还健在。
  解放后，僧众还俗娶妻者极多。寺内只留两名和尚，守护寺院，兼做法事，国家发工资，供应商品粮。这两位和尚是第七代含先和第八代妙让，都是潮湖村人，陶姓。
  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破四旧，寺内塑像被平罗中学的造反学生尽数砸毁，所幸建筑完好无损。
  八十年代后期，武当寺进行了全面修缮，重塑了佛像，只有番殿没恢复。每逢庙会人山人海，成为宁夏著名的寺院和旅游景点。
  第二节 崇岗弥陀寺
  崇岗弥陀寺位于崇岗自然村的中心，位置十分优越，为其它寺院不可比。。寺院正中从前到后依次是马王殿、龙王殿、关帝庙、大雄宝殿；龙王殿西侧有娘娘殿，东侧有药王殿；还有僧房、厢房、经房、长工宿舍、伙房、磨坊、圈棚等等。规模仅次于武当寺。弥陀寺是集佛教、道教、儒教为一体的综合性寺院。其中大雄宝殿为佛殿，供奉佛祖释迦牟尼。龙王庙属道教建筑。设在寺院中的历代学堂都供奉孔老夫子，他是儒教之祖。大寺山门上的一副对联：“释道儒三教合一，天地人四海归真”。明白无误地道明了寺院性质。
  弥陀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土地，其次才是布施。
  弥陀寺的土地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哈家沟，即今葫芦峪大桥上下。另一处在昊王渠内，渠内耕地尽为弥陀寺所有，还有一处果园，就是后来人们叫的和尚园子（在陵园路口）。
  小水沟的泉水，弥陀寺占有最大的股份。
  这些地和水是崇岗老百姓捐给寺里的，崇岗人为弥陀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尤其是老户、富户。
  土地靠雇工耕种，不出租。
  寺里以粮食支付工钱。还有以人工换畜工的，崇岗八队吴俊德种地没有牲口、农具，用劳力换寺里的畜力，以工换工。
  寺内的住持和尚由武当庙派员。三十年代，一位脸上有大黑痣的瘸和尚任住持多年，他是广字辈和尚。后由一位脸上有麻子的和尚继任，法名含先。最后一名住持和尚名叫李芝龙，甘肃民勤县人，法名妙龙。合作化之前，一直在寺内居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娶妻还俗。
  从和尚圆寂后的坟冢来看，弥陀寺共有七代住持和尚。
  弥陀寺和尚的坟冢在寺西北约二百米处。在今雷家东院的东偏北，当地人称之为塔院，因院内有一小塔而得名。
  小塔下是弥陀寺第一位住持和尚的骨灰。
  小塔高约2.5米，砖结构，实心，三人即可合抱。
  小塔北侧有三座土坟，是后来圆寂的几位住持师父的坟冢，由于无人上坟，到五十年代坟堆已经很小。广字辈瘸和尚、含先、妙龙这三代住持和尚的坟冢不在塔院内。
  塔院四周是土筑的老墙，墙高不足两米，塔院的小门楼是向东开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塔院还基本完好。
  弥陀寺在一年中有两次庙会，一次是三月二十（阴历），以祈雨为目的；另一次是七月二十六（阴历）。以祭祀为目的。庙会时，法事隆重，善男信女络绎不绝，香火旺盛，布施收入以万元计，属富足寺院。
  土改时，寺院划为地主，土地牲畜没收，只给住持和尚留五亩地，其中包括果园。合作化之后，住持和尚还俗，寺院香火佛事不再有了，渐渐步入冷漠和消亡。
  一九五0年夏，一声巨响，火焰腾空而起。龙王殿掀起了顶盖，墙壁尽毁。东侧药王殿，西侧娘娘殿各毁一半，但塑像站立无损。火药的爆炸力将龙王殿的一条木头窗棱牢牢嵌入前面马王殿的后墙上，可见力量之大。
  此时正逢学校放暑假，没造成师生伤亡。
  爆炸原因是龙王殿一箱火药被人引爆所致。
  引爆者是五区副区长吴占元，小名叫吴福福。
  吴占元，周城乡人。跟郭栓子闯荡多年，称霸乡里，作恶多端。后郭栓子被马鸿逵招安为司令，吴没得实惠，一气之下，到陕北投了共产党。解放后，吴占元当了五区副区长。他深知区乡干部中有人知道他的底细，为杀人灭口，将烟头塞进了火药箱。
  此时正当五区区乡全体干部在龙王殿里开会。爆炸损失巨大，五区区乡干部几乎毁于一旦。区长齐正儒、区委书记张凤岐遇难，二十多名与会干部只活了四人，其中崇岗自然村（四乡）两人，雷光发和刘文章。二人都坐在庙门口大钟架底梁上，因钟架遮挡没受重伤而逃过一劫。潮湖村活了两人。
  吴福福自知事情不妙，急忙从庙内走出。老天有眼，当他走过大铁香炉时，爆炸气浪将香炉推倒正好将他砸死，又烧了个糊头焦脑，面目全非。
  火药是宁夏建设厅厅长李瀚元主持修汝萁沟公路时，将剩余的一箱火药存放在龙王殿的。火药箱正好放在龙王爷脚边台阶下，箱子很大，两人才可抬得动，估计有二百斤以上。
  文革中弥陀寺再遭劫难。所有殿堂全部拆毁，木料盖了大队部和医疗站。
  拆庙的人，全部是戴着各种‘帽子’的四类分子。因为他们身不由己，菩萨不怪罪他们。
  关帝庙供奉关云长，因做了生产队的库房而幸免于难，但神像全部砸毁，这是崇岗公社除武当庙外唯一幸免遇难的一座庙。据说，关公死后，玉皇大帝为表彰他的忠贞不贰，大加重用，封为财神。关帝庙属道家庙宇。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三寡妇行善布施，出资为关帝庙加了后殿，后殿面朝北塑韦驮像，韦驮属佛家神像。九十年代，余崇业主寺时，将韦驮像位置改塑为观世音菩萨。这是弥陀寺唯一有后殿的一座庙。
  八十年代中期，以雷光发、刘文章为首的有识之士，凑钱将关帝庙花九百元从学校手中买下，几经修缮，初具规模。由于时代变迁，恢复弥陀寺的原貌已不可能。
  进入二十一世纪，崇岗步入小康社会，尤其是煤炭市场大发展，村民兜里有了钱，布施大增，寺院面积不断扩大，基本建设上了档次。
  寺内设立了老年活动室，砍牛腿、打麻将。谈天说地谝闲传，热闹非凡。人们有空就往庙上跑，崇岗人离不开弥陀寺。
  寺内又建了一座很标准的舞台，过去通称为戏台子，每年秋收之后，大戏连台，台上演员极尽能事，台下观众喜笑颜开。逢年过节，秧歌社火也以弥陀寺为活动场所。戏台两侧的一副对联：“金榜题名空富贵，洞房花烛假风流”。形象地道明了台上台下的热闹景象。
  余崇业老先生退休以后，把余生献给了寺庙的建设，直到最后一口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附一：弥陀寺始建年代质疑
  弥陀寺始建年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可靠的文字资料。最能说明问题的古钟和铁香笼文革失盗，损失无法补救。现寺内碑文、铁塔、匾额都刻有康熙年间字样，互相印证，似己肯定。但碑匾都出自1990年代以后，全部为今人所作，甚是可疑，不敢附会。
  碑文中李嘉惠是首倡建寺人。此人是李氏先祖武举李发先的三孙李嘉蔚的误传。蔚和惠是同韵字，容易相混。而惠的发音比蔚更便捷，把蔚误传成惠似在情理之中。百十年来以讹传讹，李嘉蔚成了李嘉惠。另外，李氏在崇岗共九代人，层代清析，李发先是李氏在崇岗落户的第一人，坟至今还在红山子。李嘉蔚的名字在铁钟上，李氏在崇岗的九代人中不可能有两代嘉字辈，李嘉惠只能是李嘉蔚的误传。据文昌阁钟（现挂关公庙）文铸，李发先于道光二十年献铸此钟，孙子的名字也在钟上。这说明爷孙三代当时都生活在道光年间，爷爷是道光年间武举，孙子李嘉惠（蔚）怎么到了康熙年间呢？再说，康熙年间距今已三百年，三百年不可能是九代人，应该是十五代。弥陀寺初建于咸丰年间比较合理，因为道光二十年李嘉蔚（惠）作为李发先的第三个孙子很可能不到十岁，而道光三十年也是道光末年，此时的李嘉惠（蔚）年纪还太小，应该才十几岁，他还没有主持建庙的能力。建于咸丰年间比较合理。
  弥陀寺大门正西稍偏南约150米处，现村级公路东侧，有一座古砖窑，二十世纪60年代还基本完好。它是弥陀寺兴建时的建材供应地，此窑西距吴家水井不到10米，此地打井不易，吴家井是砖窑难得的水源供应地。70年代，古窑被生产队当了肥料。吴家井干涸于80年代末，井址己被公路掩埋。
  附二：弥陀寺庙会赞时维庚寅，季在春天。弥陀寺内香烟袅袅，赶会人接踵摩肩；信男诚诚祈财源广进，信女虔虔祷合家平安。朝会者善心可鉴，布施人动辄千元。道士做法，僧者念佛；法器铮铮神仙悦耳，经声朗朗动地感天，君不见崇岗弥陀寺春季庙会盛况之一斑。曾忆否，文革袭来，生灵涂炭；红色旋风，拆庙毁砖。一枝盖世百花凋残；神无立锥之地，佛无可坐之昙。上天震怒拍案，百姓唏嘘扼腕。苦雨腥风终有日，拨开乌云现青天。以中华国情为根本，援庙堂之音诉肝胆。有识之士牵头，信教众生募捐。白手起家，戮力同心；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上下求索，后浪推前。买下圣殿，赎回寺院；复其旧制，再添新颜。请来住持，重设经坛，都说万事开头难。时空悠悠三十载，投资漾漾百万。绿树成茵，寺院拓展；碑匾述古，三教景点。游子思乡寻根源，神灵庇佑大发展。感先辈开创千秋功业，盼后生再造万姓和谐，三个代表，科学发展。
  附三：人要大写
  2013年，李玉柱先生因健康原因，辞去了崇岗弥陀寺管委会主任委员。自2003年继余崇业老先生之后任弥陀寺管事整十年来，其管理成绩有目共睹。寺院香火前所未有，无论基本建设还是布施信众，都为附近其他寺院不可比。他是崇岗老百姓一致推举、信任的寺院管事，为僧众口碑所肯定。
  李玉柱，原籍崇岗四队，与崇岗堡大户李东家同祖不同宗。属李氏“英”字一辈。生父李凤来。
  一、初露尖角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场灾难。但对李玉柱个人来说却是时代赐予的机遇。在那个政治十分封闭的年代，这场突如其来的社会大混乱，给他提供了展示才能的平台和机会。一个十六七岁，只上过小学，赶大车左手持鞭的大男孩，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更不要说出人头地。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造反、武斗、夺权、纠斗当权派阶段。各大队造反派跃跃欲试，纷纷组织战斗队。崇岗大队造反派组织了“起风雷”战斗队，李玉柱的胆识和组织能力被参与者普遍认可，他自然而然地被众人推举为战斗队领导。
  为了表现造反组织的存在，必须纠斗当权派以扩大影响。各大队造反组织联合集会，斗争了公社书记朱清文和社长李生良。二人都受到残暴的人身攻击。
  二、入党从政
  1968年，在夺权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李玉柱以造反派代表身份成为崇岗大队革委会主任，入了党，步入政界，此时他不到20岁。
  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主要领导了崇岗大队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工程建设。其中天桥跨公路扬水渠工程最为浩繁艰巨，是当时全公社水利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今天虽然已经成为历史文物，但长虹落地式的扬水渠仍为目睹者所叹服。
  他相信群众，依靠社员，实打实干。在工地动员中，不喊政治口号，不依靠毛主席语录。靠的是人格魅力和自己的号召力。社员们从他的真情实感、土语乡音中体会到在为自己干活。由于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工程得以顺利完成，他得到干部社员的普遍拥护、认同。
  工作中，他有一股力争上游、敢于大干的不服输精神，在他的亲自参与下，包括篮球队、文艺宣传队等在内的各项工作都走在全公社的前头。
  他心气高，气魄大，初生牛犊不怕虎。当他只领导全大队2000多人口时，自称希望率领二、三十万人。
  1974年，他以小学学历被推荐上了宁夏农学院，当了三年学生。毕业分配后不久，调任下庙乡副乡长而后乡长。在下庙工作的几年里，他以真抓务实的工作作风，为困难群众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和问题，为此，博得了当地干部中少有的口碑。
  三、误入歧途
  1984年，他因挪用4000元计划生育款被提起公诉，判实刑四年，双开。服刑期间，都是单独执行劳动任务，没受太大委屈。人生跌入最低点。
  四、下海经商
  出狱之后，先后从事过炭素、机械、煤场、运输、煤炭加工等行业。期间，领用了天桥北面靠公路的一大块地，面积大约七、八十亩。成为很不错的发展基地。奠定了实业基础。
  五、屡败屡战
  人世间，屡战屡败不可取，屡战屡胜不可能。贵在坚持，败中取胜。永不认输，永不气馁，永不停歇。李玉柱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生跌宕，道路很不平坦。经历了牢狱之灾、失子之痛、癌病缠身、搞运输车祸连连，赔赏十一条人命等等不幸。他没有被困难压倒，而是迎难而上，挺起胸膛向前走，泰山压顶不弯腰。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吃石头的崇岗人精神。
  他凭自己的人格魅力，树立了很高的信誉和威望，结交了很多朋友。上至领导，下至平民百姓，愿给他帮忙的人不计其数。他能借来的钱、物，别人很可能做不到，这是不争的事实。
  他并不有钱，事业也不辉煌，甚至负债累累，但他是崇岗名人，声誉有口皆碑。
  常言道，不以成败论英雄，李玉柱算不得英雄，但他是一个写在崇岗大地上的“大写”的”人“。
  第三节 上庙．
  上庙座落在距大水沟沟口五里，距沟内土长城二里的南北沟交汇处沟南一侧的小山坡上。山坡上长满了山榆树，个个老态龙钟，饱经沧桑，但枝繁叶茂，生意盎然。它们有多大岁数，谁也说不清。
  这些老榆树只所以生机勃勃树阴浓密，得益于背后石崖上的山泉水。山泉水从山崖上一块裂成两半的巨石缝中流出，顺坡而下，融入大沟。无论天有多旱，泉水流量不减。冬不结冰，夏不干涸。再向山上看，山坡面积并不大，这么多水从何而来？自盘古辟地到如今，流出了多少水？
  大水沟到了上庙地界，沟面突然开阔，山路不再崎岖，行走不再困难。沟内绿树成荫，流水潺潺，野花遍地；山上岩羊成群，马鹿如飞；蓝天白云，雄鹰展翅，莺歌燕舞，一派人间仙景。上庙兴建于此也就理所当然。
  上庙究竟初建于何时，至今说法不一。有说建于西夏毁于元朝，寺内宣传栏介绍说建于唐朝末年的公元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但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年)重修上庙有刻石为证，不用怀疑。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一位贫困僧人走到大水沟，正又渴又饿，一筹莫展。一老者指示他喝石缝中泉水，僧人饮后便不渴也不甚饿。抬头看时，老者己不知何往。他便在此地住了下来，于是便有了上庙。
  上庙拆毁的时间是清楚的，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即1965年。被崇岗人民公社拆了去。不管有没有因果报应，反正拆庙的领队干部王先生在他年老时车祸毁掉了两个儿子一个孙子。老先生大彻大悟，痛改前非，明白了道理。从此一心向善，舍家弃业住在了庙里，从此早晚焚香叩头，伺候菩萨，专做善事。老天有眼，老先生目前年过八旬，精神矍铄，身子硬朗，家中诸事顺利。
  也就是在拆掉上庙的那一年，国家为防修反修，加强战备，将在东北瓦房店的轴承厂迁到宁夏。中央有令，靠山进山。于是轴承厂定点在大水沟里。
  久而久之，有几个工人在庙址前山坡上种起了小菜园，又盖了三间看菜用的十分简陋的土坯房。工人们知道这里是上庙庙址，怕得罪神灵，在土坯房里摆上香案，时不时焚香叩头，礼拜祷告。这倒也相安无事，乐的菜绿果肥，自食有余。自此之后，小土屋的香火还算没有断过。在那个把寺庙都拆光了的年代里，上庙诸神还算幸运，有个破房漏屋的安身之所，虽然贫穷，倒也安逸。
  时空走过了七十年代又走过八十年代。到了九十年代。轴承厂搬走银川，沟内空旷无人。一位名叫王爱卿的河南人，上天保佑，乘改革开放的春风，靠开加油站发了财。王先生是地道的佛教徒，对佛祖虔诚笃信，无与伦比；对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颇有研究，对寺庙建筑也很在行。他没有把所得钱财用来挥霍享受，也没有把资金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尽其所有包括他的一生都投入到恢复上庙的建设工作之中，可敬可嘉。
  据说，王爱卿是梦中遇见金甲神人点化才选中上庙这块佛教圣地的。
  上庙的恢复工程从2000年代开始，历经数年，2006年秋举行大佛殿开光仪式，2010年一期工程基本结束。
  大佛殿庙基建在原址上，仍然为梯状结构，依山而建，共分四层。香客拾级而上直达庙顶。正殿以外还建了娘娘殿及其他附属设施。又以树脂为原料塑了一尊释迦牟尼立像，据说以此为材料的塑像不怕风吹日晒，可永久站立。塑像高48米，为西北之最。
  如此规模的建设，投资应以千万计。王爱卿资金不敷使用，一时无着。所幸，信众甚多，纷纷解囊，布施几十万者不在少数。捐资者包括本乡、县内外、区内外的各地信众。每逢庙会香客络绎不绝，收入颇丰。其中外地人高生祥一人捐资130多万。党的光辉，信教自由，众心向佛。
  上庙恢复工程的最大特点是：资金投入多，设计起点高，建筑规格高。建筑物包括塑像在内的每一构件、选材、做工都是一流，绝无粗制滥造凑合将就。仅就这一点，包括武当庙在内的崇岗其它寺庙都无法与之相比，是崇岗地区的顶级寺庙建筑，它是崇岗的骄傲。
  当今社会和谐，中华崛起，民富国强已是不争的事实。佛祖显灵，佛教兴盛，崇岗兴盛。愿佛号常笑大师的王爱卿王大师笑口常开。
  第四节 文昌阁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最受尊崇的两件事，一曰读书，二曰耕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传了多少代？尽管后来受到批判，但批而不臭。
  不要说中举人，考进士，就连乡里秀才、童生，因为能识文断字，不受欺哄，一辈子也有沾不尽的光，占不完的先。人前说话，座上吃饭，备受尊敬。因为十里八乡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
  人们对子女教育特别重视，尽一切可能供孩子上学。崇富村九队张仪，是三寡妇的长工，居然供儿子张学礼上完了师范，难能可贵。
  在那个极少有人认字的年代，一张带字的纸因珍贵稀少而显的非常神圣，被认为是孔老夫子的遗物，绝不敢弃之于地踩踏脚下。要拣起贴在笆斗（纸作的盛具）或窗户上，否则要遭报应。
  一旦中举，衣冠齐备，荣耀乡里。衙门送匾，打官司不跪，县太爷还赐座。读书人太贵气了。
  文昌阁便应运而生。
  文昌者，文运昌盛的意思。
  据说，建了文昌阁，魁星降临，便可出人才。文运不昌者，盼望文曲星降临，要建文昌阁；文运昌盛者，为答谢魁星，更要建文昌阁。
  有了文昌阁，学子们倍受鼓舞，学习更加勤奋，文昌阁真起了作用。
  文昌阁又名魁星阁，崇岗人又叫文昌宫。是阁楼式建筑。
  崇岗共有两座文昌阁，一座在潮湖村，距居民居住区东约一两里路。另一座在崇胜村三队吴家大院南侧，初建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资金由众人捐赠。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期续建工程完工，由武举李发先一人指资。两期工程前后相隔34年。从烧毁前木料腐朽程度看，建筑年代明显早于弥陀寺。
  崇岗文昌阁在一九五一年被烧毁。当时，有一杨姓鞋匠，中年得子，一时高兴，便叫女儿到文昌阁烧香；小女孩不知事理，将一板香点燃后塞入柱缝中走人。因木料枯朽，外面又刮着风，一场大火便迎风而起，将一座好端端的文昌阁毁之殆尽。剩下了一座光秃秃的、高大的土台。这个土台也不得安生，成为生产队垫牲口圈的原料来源，现在连痕迹也找不到了。
  杨鞋匠因此感到非常的内疚，携带妻子儿女远走他乡，无颜再见崇岗堡的乡亲们。
  潮湖堡的文昌阁始建年代不详，（迥肯定建于清制文革前就己拆除。从木料腐朽程度看，潮湖文昌阁迟于崇岗文昌阁。
  后人大多不知道文昌阁是什么样子。
  第五节 堂屋与庙宇
  堂屋，又名祠堂，是供奉祖先灵位的地方。古语：“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族。”可见堂屋之重要。
  堂屋位于家族大院的正上方，在整个大院的所有建筑中居‘领导地位’。都有一座雕以各式花纹的木质阁龛（又叫佛龛或佛阁）。
  阁龛中摆设祖宗牌位，崇岗人叫神主。神主中写有死者的姓名，懿号，生卒年份，供主姓名及承袭关系等。堂屋东西两侧的房子叫耳房。
  堂屋是处理族务的地方，有神圣感，象征家族凝聚力，年轻女子不得擅入。
  阁龛中挂一帛质家谱。家谱从高祖名讳写起，依次往下排列，并分清直（支）系。要做到辈份明确，脉络清晰，给后来者留下足够的填写余地。
  崇岗堂屋历史上曾遭两次劫难。
  第一次劫难发生在同治元年西北回民起义中。造反的回民队伍来到崇岗地界，因民族仇恨，把汉人堂屋几近烧光。只留下现崇富八队吴家堂屋没烧。原因是吴家先祖对义军中一头目有过施舍救命之事。后来人们见到的堂屋，都是重建的堂屋；唯吴家堂屋很陈旧，就是这个原因。
  第二次劫难发生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一场没有火焰的火灾，谓之破四旧，拆了堂屋分木头。这次劫难中又幸存了一座堂屋，是崇岗村五队李家堂屋。此堂屋虽经补修，仍为危房。李氏子孙倍加保护。李家堂屋中挂有一原始家谱，帛质。家谱制作时写有两代人，应为李家第三代人所做。很可惜，家谱没有写清制作年代。但从家谱中己填写九代人计算，此物在两百年以上当无问题。
  九十年代，自治区文物部门曾出七千元将家谱买走，后被李天泰追回。家谱挂在李家堂屋，属难得的文物。后又因上香烧毁，烧香人无意中做了坏事，十分可惜。
  庙宇是放大了的堂屋。
  庙宇有两类，一曰家庙，一曰公庙。
  家庙又称方庙，为一家一族所建，供奉家族祖先。家庙与堂屋的功能相同。不同的是建筑地点己不在院内，建筑规格已是拱脊挂瓦，完全和普通民房不同，就是庙。
  崇岗共有两座家庙，一是镇朔五队王家庙，一是九泉董家庙，现都己不存在了。
  公庙属千家万户所建，供奉的也不是一家一户的祖先，而是历史名人。如岳飞、关公、孟姜女、苏武、赵公明等。当然，他们己不是人，而是神。
  由于宗教的需要，又产生了佛教和道教的众多庙宇。如来、菩萨、三清、老祖、老君等，多不胜数。
  为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还有龙王庙、风神庙、土地庙、山神庙等，不一而足。
  崇岗的庙以龙王庙、关公庙和佛寺居多。
  庙是一地的风水，一地的标志性建筑，一地的象征。代表一地的文化积淀，一地的风土人情。
  庙能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凝聚力和亲切感。游子归乡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庙，首先看到的还是庙。站在庙前，激情便油然而生，心潮逐浪，产生一种对家乡的责任感和亲切感。
  庙是公共场所，最初的小学堂都设在庙里。
  历史上的乡公所和村公所都设在庙里。在庙里处理公共事务、民事纠纷时，公平感更多一些。
  唱戏、玩社火、放电影都以庙为聚会点。
  近几年庙里又添了老年活动室，打麻将的，砍牛腿的，谈天说地，道古论今无所不有。庙成了人们不可缺少的地方。难怪老百姓们都积极地恢复已毁多年的庙宇。
  崇岗的庙很多，自南向北：兰丰有关帝庙，跃进有三枭庙，镇朔堡子里有十座庙。西大湖的水司庙，大水沟的龙泉寺，沟口涌泉寺，下庙普泉寺，暖泉宝泉寺，崇岗弥陀寺，长胜普济寺，湖湖武当庙，关帝庙，龙王庙，大武口关帝庙。此外，还有小水沟口的风神庙，雷神庙，沟里的苏武庙；汝箕沟的场子庙；西番沟的皇城等等。
  庙内悬钟设鼓，通称为晨钟暮鼓，晨钟催人日出而作，暮鼓教人日落而息。
  文化大革命中，寺庙几乎全毁，钟鼓几乎尽殁。
  所幸的是崇岗地区还留有一座庙——崇岗关帝庙。两座钟——崇岗文昌阁钟和潮湖关帝庙大钟。文昌阁钟现挂在弥陀寺，潮湖关帝庙大钟现存武当庙无量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崇岗经济的快速发展，寺庙的恢复建设也加快了速度。
  第六节 寨子与堡子
  五里一墩，十里一堡。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地名中，带‘堡’字的地名特别多。如镇朔堡、潮湖堡、常信堡、通伏堡、姚伏堡……。不一而足，多极了。五里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些地名中，最初确有一个‘堡’字。
  ‘堡’字分开来讲，是保土的意思。他和后来现代战争中的碉堡有相同的用途，是保土守家的工具。‘堡’是用土墙围起来的建筑，里面藏兵，进可攻退可守。土墙既高且厚，在古代战争中是非常坚固的防卫设施。四角有望楼，可观察墙外敌情。墙头是女儿墙，可张弓射箭，大门也极为坚厚。
  建堡子的最初目的是纯军事性的，里面住的就是兵。
  兵不会永远是兵，要退役，要娶妻生子，还要赡养老人。这些人便是民。这时候的堡子里又驻兵又住民，驻兵是为了防御，住民是为了安全。古时地旷人稀，堡子外面是不敢住人的。危险的很，什么事都会发生。
  后来由于世事的变迁，堡子最终失去了军事意义，不住兵了，住的全是‘民’。再后来，堡子里的民太多了，住不下了，而且都挤在一起，生产生活都受到制约。
  这时候，有血缘关系的一族人从堡子里搬出来。为了安全，也要打一个大土围子。不过这个大土围子没有军事作用，不再叫堡子，而叫寨子。寨子只起安全守卫作用，但和堡子的结构是相同的。
  在那走几十里路都不见人的时代，寨子是非常重要的。大寨子里面住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一族人，团结对外，即可防匪，又可防野兽。没有大寨子是不可想象的，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孩子都能叫狼吃了。
  堡子是公家的，寨子是私人的。当堡子失去军事作用时，公家当然不会维修，任其倒塌。这就是堡子越来越少的原因。再后来就成了地名，有名无实了。
  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大寨子也越来越多。到民国年间，无论你走到哪里，到处都能见到大寨子。
  当然，偶尔也有在寨子外面住的小家小户，他们是很穷的人。这些吃了上顿愁下顿的人安全得很，土匪不会光顾他们的。为防野兽，养只狗就可以了。
  久而久之，人口更多了，寨子和房子连成了一片，群体防卫能力提高了，少数土匪成不了气候了。再加上政府保护能力的增强，大寨子的作用逐渐不那么重要了，不住寨子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但就在这种时候，也有土匪偶尔光顾。有名的三寡妇就遇到过两次。
  一次是因为有‘调包’的时间，情急之下，住在庙东的张疯婆子和三寡妇换了衣裳，三寡妇逃掉一劫。后为了答谢救命之恩，三寡妇给了张疯婆子一头驴。
  另一次是措手不及，在大腿上烙了两火棍之后，三寡妇将家里的银两全部拿出，保住了一条老命。
  解放后，尤其是合作化之后，私人没有了财产，只有工分，不怕偷，不怕抢。大寨子完全失去了意义。再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大寨子的土墙变成了生产队的肥料，大寨子的命运凄惨，少见了。
  崇富九队山洪坝南侧，还有一座大寨子遗址，原主人李风来。寨子大门向东开，里面的房子早就没了，墙也倒了不少，存在不了多久了。崇岗弥陀寺南偏西约300米处，有一座原属李东家三寡妇，后来被众人占了的一所大寨子，墙高约10米，大门向东。上世纪60年代还基本完好，消失于1990年代。
  第七节 镇朔堡
  镇朔堡位于西大湖东部湖边。
  建于十四世纪的大明王朝，虽然将蒙古政权逐出中原，但蒙古人的势力仍然可与大明王朝相抗衡。阿拉善高原，阴山上下，后套平原完全为蒙古人所控制。双方战事不断，互有胜负。
  贺兰山便是大明王朝与鞑靼（蒙古一部，崇岗人叫鞑子）的天然分界线和前沿阵地。
  镇朔堡就是防卫贺兰山东麓的军事重镇。
  军粮供应是古代的一大难题，不可能全由国库供给。军屯，是解决军粮的最好办法，镇朔堡便应运而生。镇朔湖（西大湖）湖面广阔，湖床不固定。由于它是山洪的滞留区，经常年的沉积，土地十分肥沃。不用施肥就可长出好庄稼，且不长燕麦。
  七月份之前，少有山洪，湖边湿地是种植夏粮的好地方，将屯堡建在这里是个很好的选择。
  据平罗县志载：“军屯者，每人种田五十亩，所产粮食全部军用，不准买卖。”
  据考，军屯者全部是各地的年轻犯人，他们充军种地，无人身自由。
  屯军来自全国各地，后人称祖籍山西大槐树。其中二道渠马氏家族祖籍在山西孝义县。
  清代，解除了三百年的贺兰山边患，实行‘化兵为民’。军屯变为民垦，屯军原垦地属农民所有，上粮应差，编入户籍。
  康乾盛世时，边患基本解除，农民负担很轻，“门不上锁”，“交公粮用簸箕”。但此时为阻断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矛盾，镇朔堡仍有驻军，据平罗县志载，道光三年尚有驻军97名。
  镇朔堡初建于元朝，因地震倒塌，明朝重建。
  屯军后代们世代相传，在堡子的四周留下了大片坟墓。从这些坟墓的数量和规模测算，没有二百年以上的积累，是不可能有如此规模宏大的墓群的。
  这片墓地是在明朝中后期开始形成的。
  随着人口的增加，湖边湿地变得非常有限了，人口向周边呈放射状渗透和迁移。迁移地点是下庙、二道渠和崇岗。镇朔堡是崇岗人的摇篮。
  首先迁出的人将大水沟和小水沟的水分封尽尽。大水沟的水分48份，小水沟的水分13份。
  二道渠的住户也在张举人的主持下，将只到洪广营的新渠延伸到二道渠，基本解决了农业用水。
  镇朔堡在五十年代还基本完好。民国末年还有人居住。
  堡子长宽都在二百米以上，土墙高十米以上。大门向南，门不在大墙中间，而是在堡子的东南角，四角都有哨楼，这种格局对守卫大门非常有利。
  堡子内解放后还有十座庙。而今，镇朔老堡子早己不在，房子被拆，大墙也被拉去当了肥料，至今踪迹全无。
  近年来，镇朔人又开始了恢复堡子的行动，现己盖了两座庙。无论如何，大墙是不可能恢复了。恢复堡子，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