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内容
凯歌齐唱红旗舞
明代，石嘴山是宁夏极北边境。蒙古部族经常越贺兰山入境侵扰劫掠，这一带屡有战事，发生在今石嘴山市境内有可考的大小战役达三十次之多。明王朝的将官中不乏儒将，战胜之际，多有歌吟，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些有关当时的战争的诗篇
“兵事驱人老未闲，衔枚夜度几重关。地空虎穴藏强掠，天运神机破大奸。杀气平吞西海水，威名高压贺兰山。凯歌齐唱红旗舞，报道元戌得胜还。”这首诗是总制王效写的。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蒙古部族盘踞于贺兰山蒲草沟，预谋进犯宁夏。王率兵直捣敌巢大获全胜。诗中说，兵事所驱，老而难闲；衔枚荷戈，夜度关山，以气吞西海之势直捣敌巢，终以神机妙算消除了虎穴中的强敌而威震贺兰山。全诗洋溢着杀敌的豪情与得胜的喜悦。
嘉靖十二年（1533年），蒙古部族十万之众从镇远关（今正谊关）入侵。总兵官王效会同各路兵马迎敌，杀敌一百二十余人，大获全胜。于是，总制、尚书唐龙赋诗曰：“十万胡雏敢横行，嫖姚诸将按西营。提刀直砍阴山虎，奋戟横挑瀚海鲸。三路捷声飞羽檄，九秋胜气蓊霓旌。腐儒尚觅干城策，原得沙场长罢兵。”诗的首两句写敌人来犯，各路将士临阵迎击；次二句描写了将士们挥刀奋戟的杀敌场面，写的很有气势；三、四句写获胜报捷。时值深秋，报捷传来，旌旗招展，草木欢腾、末二句抒情表达了和平的愿望。
“月明胡骑遁沙场，诸路交驰羽檄忙。共有肤功腾幕府，喜将三捷献明光。帐前鹤唳榆荫碧，耩上鹰飞草色黄。闻道虏中饥食马，人人惊说汉兵强。”这首诗也是唐龙写的。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蒙古部族时常从打硙口（今大武口）入侵，总兵官王效又会同诸路军马迎敌，杀敌百余人。唐龙就又写了这首诗。诗的开头即从敌人逃遁写起：各路将十月夜追敌，捷报频传，皆有战功。获胜之后，军帐前树绿鹤鸣，一派安祥宁静。将十们放鹰射猎在秋日草黄的原野上。此时敌人缺粮，杀马充饥，正惊说汉兵的强大。
应当说，在当时民族分裂的情况下，保卫宁夏平原的农业经济不受袭击掠夺是必要的。因而上述诗歌中便时常洋溢着御敌立功的激情，但即使如此，将士们还是企盼和平安定的局面，“原得沙场长罢兵”。显然，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平安定，才是人心所向，历史潮流。
蒙恬北地逐匈奴
2220年前，30万秦兵浩浩荡荡向河套西北部地区而来，对占据这一地区的匈奴，展开了一场驱逐战。
秦兼并六国后，分全国为36郡，今宁夏属北地郡。其时，黄河河套西北部地区，即所谓河南地，为匈奴占据。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志的秦始皇当然不可能放弃这片肥美的地域。于是，在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5年），令大将军蒙恬率领30万秦军出击匈奴。
其时，匈奴尚未强大，是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了如狼似虎的秦兵的，更何况秦兵有30万之多。故而，史籍称蒙恬逐匈奴。逐者，驱逐也，也就是撵走而已。可以想见，秦军所到之处，匈奴望风而逃的场景。虽然声势浩大，热热闹闹，战斗未必激烈。
蒙恬逐匈奴与石嘴山有何关系？当时，石嘴山为北地郡北境，乃是蒙恬与匈奴征战的战场的一部分。蒙恬将匈奴逐出河南之地之后，在河套黄河沿岸修建了44座县城，派军卒屯驻，凭借黄河天险防御匈奴。他所建的城障中有一处名浑怀障。其故址即在原陶乐县城以南。这个浑怀障，既是石嘴山市境内最早出现的军事据点，也是蒙恬曾涉足石嘴山市境的明证。
当时的浑怀障是说明样子呢？现在很难说清。但史书记载，蒙恬当时是“以河为竟，垒石为城，树榆为塞”。可见浑怀障位于黄河岸边，用石块垒砌而成，且种有榆树。这个军事据点在以后的岁月里，曾是灵武、历城、广润等县城之所在。
蒙恬乃秦之大将，他之闻名于后世，不只是他曾为秦王朝开疆拓土，更重要的是他曾主持修建了万里长城。虽说万里长城是颇为伟大之工程，但修长城的劳动者却是苦不堪言。当时即有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时人之怨恨于此可见矣。秦始皇37年（公元前210年），秦二世胡亥诛杀蒙恬。蒙恬闻讯自杀。于是，国内大乱，此时边塞守军逃散，蒙恬经营的北部防线亦告瓦解。
黄河渡口旧闻录
一桥架东西，天堑变通途。随着石嘴山黄河大桥的建成，从石嘴山渡河已不过是举步之易事。然而，当你穿行于黄河大桥之际，可曾知道当年渡河之难？笔者虽曾有乘木船和汽轮过河之经历，但那是解放后的事。解放前，从石嘴山过河的情景也只能从书本中获知。
石嘴山位于宁夏北端，隔河与内蒙古相望。由此间去内蒙，大河阻隔，需乘渡船。解放前，石嘴山渡口用小木船摆渡，既慢且险。望波涛而兴叹，路人皆有行路难之感。关于当年情景，天津《益世报》记者秦晋在其所著《宁夏向何处去》中，曾有过生动的描述。其文字不长，不妨照录：“每天河东、西岸的驮夫，脚户，往来如鲫，唯一的交通工具便是那四只高板船。船是官督商办，因为商仗官力，这撑船的‘老大’，便是这窄窄一道水的‘皇帝’。我们三辆车早晨9点到了河东岸，岸边早已经堆了百十条牲口，七八十人。四条船在西岸并没有动，派人泅水过河去催，说正在吃饭，饭吃完了说是要歇午觉。搅到下午3点，摇过两只船来，船一停岸，大家连人带牲口拼命地挤，‘老大’把纤绳作鞭子，人人脸上都涂满了血，牲口乱跑乱踢，一阵混乱，河里自然少不了‘落汤鸡’”。这段文字写的是秦晋本人1946年在石嘴山渡口渡河的亲历见闻。无论秦晋其人的政治立场及著述观点如何，这段描述当是真实可信的。一河阻隔，行路艰险，足令人怯步矣。
从小木船摆渡到汽轮渡河直至大桥飞架东西，这变化的轨迹不也显示着时代的前进，建设的发展吗？
人们啊，当你渡口时可曾想到过这些？
混脱飞渡只须臾
“不用轻舟与短棹，混脱飞渡只须臾。”这是明代诗人李开先《塞上曲》诗中描写混脱渡河的诗句。混脱是用完整剥下的羊皮或牛皮制成的浮水器具，类似皮筏中的单个浮囊。混脱制作简易，搬运轻便，渡河快捷，是古代西北地区常用的渡河川具。使用混脱渡河规模最大的一次恐怕要算450余年前鞑靼吉囊部举部迁移途中的那次渡河了。
明代嘉靖11年（公元1532年），居住在河套地区的鞑靼吉囊部向贺兰山以两移居。他们用牛皮制作了大量混脱，作为渡河用具。在头领吉囊率领下，这个部族从今陶乐县境下水渡河，其渡河地址约在今平罗县东北的黄河河面上。渡河之时，全部族男女老幼，分乘牛皮混脱，出没黄河波涛，划向对岸。就这样，他们从河东来到河西，进入贺兰山后，完成了部族的迁居。
鞑靼吉囊部举部迁移，渡河人数之众，使用混脱之多，是不难想见的，无数混脱浮于河中，在波涛里疾驰，那场面该是何等壮观。吉囊部的这次渡河，无疑可载人混脱渡河的史册。
卫青收复河南地
秦王朝覆灭后，河套西北部地区又为匈奴占据。当时楚汉相争，无力顾及西北。于是匈奴便时常南下扰掠。汉武帝即位后，国力强盛。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岂容匈奴侵扰！他在公元前127年、121年、119年，三次派兵北伐匈奴，收复河南地，迫使匈奴内附。其中第一次出兵是在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
这次出击兵分两路，一路由卫青率领，从云中出发，另一路由李息率领，从陇西出发。卫青一路出云中，西巡榆溪塞，度梓领，于灵州境内的黄河上架设桥梁渡河，直抵高阙，把在黄河以南的匈奴楼烦、白羊王逐出塞外。其出兵之地云中，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架桥渡河之地灵州，在原陶乐县东南。而高阙则在今内蒙古临河西北。卫青的此次军事行动，无论从行军路线还是作战范围来看，都与今石嘴山市境密切相关。今正谊关口的老关疙瘩，专家认定为汉代军事遗址，或许亦与之有关。
卫青的这次出击大获全胜，俘获匈奴数干人、牛羊百余万，并收复了黄河河套以南地区。接着，他又重新修复了蒙恬在黄河沿岸修筑的城障，凭借黄河天险构成了牢固防线。
在完成了对匈奴的征战之后，汉武帝在河南地增设郡县，移民屯垦，不仅加强了边防，而且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数年之后，这里便出现了“冠盖相望”的繁荣景象。
廉人善射天下传
东汉后期从公元107年至公元169年，西羌人三次起义，历时六十余年，宁夏为主要战场之一。其时，鲜卑、匈奴、羌等游牧民族迁入今宁夏北部。位于今平罗下庙暖泉一带的廉县城亦称为鲜卑部族攻略的目标。
廉县是今石嘴山市境出现的第一个县级行政设置。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与公孙敖分两路出击匈奴。霍去病由北地出发，渡黄河，越贺兰山，过居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直达祁连山，大败匈奴，斩首三万余人，俘获匈奴首领两千多人。匈奴浑邪王率众四万余人降汉。经过此战，匈奴受到重创，再无力南下。于是，汉王朝又移民屯垦，设置廉县。待到东汉汉灵帝时，这里处于鲜卑部族攻略之中，廉县人民亦奋勇保卫家园。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战争，只是留下“廉人善射”之说的那一次战争。
这场战争的始末，说来并不复杂。汉灵帝光和年间（公元178年至公元184年）。鲜卑王檀石槐死去，他的儿子和连为王。这个和连，贪婪残暴，缺德少才。他断法不公，以致部众大半叛他而去。然而，他又特别喜好杀掠，屡次攻打北地。光和四年（公元188年），他攻打廉县时，廉县一名善于射箭的人一箭射中和连。和连中箭死去，鲜卑兵顿时大乱，匆忙越贺兰山而逃。诗圣杜甫诗云“射入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廉县善射者一箭命中和连，贼王既死，贼众逃散，此一箭结束并取胜了一场战争，的确是值得称道的。
隋军出击突厥人
早在西魏时，原居漠北的突厥已进入河套地区，并开始入侵。隋初，更是频频犯塞。
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分兵数路出击突厥。当时赵仲卿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河间王杨弘出击。但赵仲卿未遇突厥，无功而还。杨弘却与突厥遭遇，在贺兰山斩杀突厥兵千余人。突厥南下入侵，杨弘出灵州北上，这场战争当发生在贺兰山北段。是故，《石嘴山市志·军事》载入这场战争。
关于赵仲卿在这场战争中的经历，《隋书·赵仲卿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开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军总管从河间王杨弘出贺兰山，仲卿别道具进，无虏而还。”这是贺兰山之名首次见于史籍，其时，贺兰山一山多名，还有楼树山、空青山之称。若往前说，汉代称卑移山。三国时期，其北段又有乞伏山之称。那是因为鲜卑乞伏部当时在今石嘴山至大武口一带游牧。因隋开皇三年的这场战争，贺兰山之名出现于史籍，尔来一千四百余年矣。
此后，隋王朝还曾多次出击突厥。后来成为隋炀帝的晋王杨广也曾领兵出击。隋文帝开皇九年，杨广任行军元帅，出灵武北击突厥。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杨广任灵、朔道行军元帅，出灵武道击突厥。但两次皆未遇突厥而返。出击时遇不到突厥，便无仗可打，劳师而还。唯有两军相遇，方有仗打。这说明隋王朝的出击突厥往往是一种遭遇战。
唐军阻击突厥地
唐初，贺兰山是唐王朝抵御突厥的重要防线。唐军曾在贺兰山下与突厥搏杀。“朔风吹透刀瘢，饮马长城窟更寒。夜半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大约即是当时唐军驻守贺兰山抵御突厥的写照。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军在崇岗镇大败突厥。这一仗，对于唐王朝战胜突厥，安定西北，具有重要意义。战争发生在当年9月，洪州大总管宇文歆领兵在崇岗镇阻击突厥兵。杀死突厥兵一千余人，突厥大败而逃。洪州在今江西南昌。洪州大总管宇文歆率领军在贺兰山下打仗，当是战事需要。正如王维诗云：“诏书五道出将军”之故。
这场战争，在《资治通鉴》中有记载。战争的所在地崇岗镇，《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明确地说，在今宁夏平罗县西北。这个方位即今平罗县崇岗镇境内，甚至连地名也完全相同。如若从军事的角度考虑，唐代的崇岗镇应当在今汝箕沟沟口。不过唐代的崇岗镇并非行政设置，而是军事建制。唐初的镇是较低级的军事机构，镇将只掌管军事防务，其级别大致相当于县令。但是，唐武德五年的将士参与，而是以洪州大总管宇文歆率军完成阻击的，其参战人数定然不少，战争规模亦肯定不小，“斩首千余级”，便透露出了战斗之激烈。
崇岗镇在唐代虽为军事据点，并非行政设置。但作为地名仍在沿用，这大约是我市现有地名中最古老的了。
唐军定远破吐蕃
唐太宗时，吐蕃族进入贺兰山驻牧。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吐蕃提出以贺兰山为界，山之西归吐蕃所有，唐王朝被迫应允。尽管如此，吐蕃仍时常攻略，双方征战频繁。吐蕃又成了唐王朝之大患。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的定远城之战，是唐军与吐蕃在今石嘴山市境展开的一场有相当规模的战争。
定远城故址在今平罗姚伏。此城是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朔方军大总管郭元振所建。当时，郭元振认为“西城远阔，丰安势孤，中间千里无城，烽堠杳渺”，于是建了这座城，以为驻军之所。西城即西受降城，故址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丰安城故址在今宁夏中卫。定远城的建设，意在加强西受降城与丰安城之间的战略关系，构筑一条沿黄河的军事防线。不过当时所防的是突厥。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十月，唐军与吐蕃在定远城开战。唐王朝方面的领军人物是灵武节度使杜叔良。吐蕃方面参战的将士多达两万余人。这一仗唐军大获全胜。斩杀吐蕃兵两千多名，俘虏吐蕃节度副使1名、判官长行39名，并且缴获了大量羊、马。从投入兵力，斩杀人数，俘虏官员，以及缴获物品等数量来看，这场战争应当颇具规模。定远城作为一座军城，当然经历过多次战争。这场战争仅是其中之一而已。明人胡琏《过田州城》诗有句云：“夜深磷火照荒营。”战死者白骨累累而生磷火，可以想见此地曾屡经战事。
西夏哆讹闹起义
北宋时，定州（今平罗县东南），居住着富儿、竾浪、曲家、小阿富儿等四个党项部落。北宋王朝曾设巡检管理这“藩部四族”。宋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8月，李元昊的祖父继迁以五万骑攻灵州不克，转而攻破定州等地，自此定州为其占据。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迁都怀远镇并改名兴州。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李德明为控制定州的党项部落建省嵬城（故址在今惠农区庙台乡）。这些都是李元昊开国称帝前的事。省嵬城乃是驻军城堡。即使在“地广人稀”的大西北也绝不是什么“繁华之处”，充其量是座兵营而已。是故，亦称省嵬营。这座驻军之城当然也不会与西夏建国后的另一军司构成什么防卫西夏都城的“犄角之势”。
西夏大庆四年（公元1143年），兴州、夏州地震，房屋倒塌，人畜死亡以万计，加之当时饥荒严重，米价暴涨。这便引发了韦州的大斌、静州的埋庆、定州的竾浪和富儿等部落人民的起义。规模大的达万余人，小的也有五六千人。他们杀富济贫，攻打州城，声势颇大，郡县告急。西夏朝廷一面赈济灾民，一面派任得敬领兵镇压，起义部队逐步互解。然而定州的竾浪、富儿两部人民，在哆讹的领导下，仍坚持斗争。他们依险据守，顽强抵抗，长达两个多月。最终，在任得敬的残酷镇压、疯狂屠杀之下，定州义军失败，其首领哆讹也惨遭杀害。
发生在今石嘴山市境的定州竾浪、富儿两部人民在哆讹领导下的起义，显示了党项人民斗争精神，沉重打击了西夏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西夏历史上留下了壮丽的一页。
成吉思汗过石嘴
西夏时期，西夏与北宋的战争不涉及今石嘴山市境。与辽国的战争战场大多在今内蒙古境内，虽距今石嘴山不远，但并未在市境内展开。成吉思汗5次攻西夏，唯第三次可能与市境相关。所谓“可能”，是因为专家推测，西夏的克夷门，亦即西夏右厢朝顺军司的驻地，很可能在贺兰山大水沟。
专家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测，一是大水沟水资源丰富，足以供大批驻军使用；二是大水沟形势险要，乃兵要之地；三是大水沟地形山势与《西夏书事》记述的克夷门相符；四是大水沟现存遗址有大量估计是大型兵营的“土屋”遗存。但这一推论尚未成定论。
成吉思汗第三次攻打西夏时，派兵出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由兀喇海攻入河西，再攻克夷门。其时，克夷门驻军多达7万。开战后，西夏国主安全又调兵5万支援。然而，坚守两月，终告失败。蒙古军队攻占克夷门后，乘胜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并引水灌城，迫使西夏国主安全纳女求和。总计12万兵力，最终未能守住克夷门，可见蒙古铁骑之勇猛。战争规模之大，拼杀之惨烈亦可想见。
现在，在大水沟仍有西夏离宫遗址。然而遗址上唯见零星的绿色琉璃瓦碎块而已。舞榭歌台，雕梁画栋，早已在历史的风雨中消失。在大水沟沟口南、北山麓的坡地上，有以双行石块砌成的房基数十处。因其上并无建筑材料遗存。专家认为应是以“十屋”为主的建筑，而这种“土屋”绝非西夏皇族所用，应当是士卒所居，故而这里该是一座大型的兵营。这也正是专家将此处推测为克夷门的原因之一。大水沟的西夏离宫，乃至大型兵营化为瓦砾与尘土，或许就是有成吉思汗的第三次攻西夏。
明代的哮拜兵变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二十日晨，宁夏发生兵变，即哱拜兵变。平虏城参将萧如薰在这场兵变中坚守虏城，从而得到“抗逆孤忠”的褒奖，并获得升迁。
哱拜是一个上达（即明初归顺明王朝的蒙古人）。明神宗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时年60岁的哱拜由宁夏标兵参将擢升为宁夏副总兵。其了哱承恩袭都指挥使职。次年，洮、河告警，哱拜与其子哱承恩领三千余骑兵前往征讨。宁夏巡抚党馨有意刁难，不给其补充军马，以致哱拜心生怨恨。万历二十年，哱拜领军返问宁夏。冬衣、花布、月粮，久欠不给。军锋刘东旸等率兵至帅府，党馨不但不给，反而以诛杀相威胁。2月28 日晨，在哱拜的支持下，刘东旸拥众进入帅府，杀死党馨、副使石继芳、游击梁琦等多人，纵火焚烧公署，释放囚犯，逼总兵官张维忠自杀。刘东旸自任总兵官，以哱拜为主谋，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秀文、哱云为左右参将，杀牲而盟，占据宁夏镇城，宣告起事。
哱拜兵变后，中卫、广武等河西之地均被其迅速占领。唯有平虏城未被攻破攻占河两之后，哱拜派兵渡河，包围灵州，并与鞑靼著力兔联系请求支援。著力兔领兵三千余人前来支援，与哱云合力攻平虏城。哱云被萧如薰诱杀，著力兔逃回塞外。于是，萧如薰功成
哱拜兵变连下河西四十七堡，当局震惊，明军调集甘肃、延绥、榆林、辽东、山西兵数万驰援宁夏，甚至还调来浙江兵和苗兵。最终采用筑堤决渠灌城的方法，并且使用离间计导致起事者互相残杀，才镇住了起事者。哱承恩被俘，哱拜自焚，刘东旸在内讧中被哱承恩诱杀。哱拜同党及降者两千余人皆被杀。11月，被俘的哱承恩被斩，12月，朝廷布告全国宁夏事平。
烽火连天照边塞
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建立明王朝定都北京以后，部分蒙古人留在中原，从事农业生产；另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入漠北，与原居住在蒙古草原的游牧部落一起，继续与明朝廷对抗。明中叶以后，游牧于北方的鞑靼、瓦剌等蒙古部落相继兴起，侵扰边境，杀掠人畜。宁夏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及其东北的鄂尔多斯台地，是蒙古骑兵频繁活动和向宁夏平原进击的基地。宁夏屡受侵扰，今石嘴山市境为宁夏极北之地，更是蒙古部族频繁出没与攻略之处。当时，镇远关、打硙口(今大武口)、归德沟、平虏城（今平罗），是防御蒙古部族的重要关隘与军事重地。
据史籍记载，仅直接涉及今石嘴山市境的攻略与防御战就有近20次，这还不包括蒙古部族零星的侵扰和明军主动的出击：
明英宗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12月，鞑靼进犯贺兰山归德口之暖泉，为宁夏驻军所击退。
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1月，鞑靼攻略平虏城，指挥许颙被杀。
明武宗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9月，鞑靼小王子所部3万余人入平虏城大掠。
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l1月，鞑靼六七千骑自宁夏镇远关（今石嘴山以西）踏冰过河，循贺兰山向南攻略。
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5月，阿尔秃厮部沿贺兰山北行，从镇远关东渡黄河。
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9月，鞑靼部驻屯套中，派兵攻略镇远关，王效派兵击退。吉囊部众以牛皮筏子，渡黄河入贺兰山后。
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12月，吉囊部攻镇远关，总兵王效领兵击败之。
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4月，吉囊十万众屯聚贺兰山后，分道攻略平虏等地。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鞑靼屯居打硙口（今大武口），数派兵攻略平虏城，妨碍耕牧，总兵官任杰领兵击之。
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春，吉囊部攻略镇朔堡（今平罗），为总兵官李义击退。
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9月，俺答部攻平虏城等处，被杀三百余人。
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1月，鞑靼著力兔部攻略平虏城，为守军击退。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9月，著力兔、宰僧等攻平虏城，宁夏总兵李如柏领兵拒击之，杀270余人。次年又攻平虏，被击退。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2月，鞑靼火落赤、著力兔诸部出兵攻平虏城等地，被杀俘2000余人。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10年）8月，火落赤部攻平虏等处，被击杀200余人。
显然，明代今石嘴山市境烽火连天，战事不断。至今犹存的明长城、烽火台遗迹便是当年战争的见证。
玉祥将军二三事
1926年11月27日下午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率军来到石嘴子。该地，当时属平罗管辖，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北临浩浩黄河，西靠贺兰山，进可攻，退可守，乃兵家争据之地。
冯玉祥将军在旅苏归国后，毅然作出五原誓师的果敢行动，在中国大西北举起武装讨逆的火炬，对于北伐战争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与配合，这与他在五月份赴苏考察时受到的深刻革命影响是分不开的。他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讲道：“在留俄学习三个月中，接见了苏联朝野的许多人士，工人、农民、文人、妇孺以及军政界的领袖，从和这些人的会谈以及我自己干革命对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和考察的结果，深切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行动的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而我们国民军困斗数月弹尽粮绝，此时又有放弃南口向西北退却之讯，势已不容我再逗留，便同顾问乌斯曼诺夫（苏联人）及共产党员刘伯坚返国”。
九月十六日抵五原与于右任、邓宝珊共同组织国民革命联军。总司令由冯玉祥担任，鹿钟麟任总参谋长，刘伯坚为政治部长，负责全军党务、政治宣传、组织训练等。聘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从此，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整编训练军队工作。其目的是力争在大部队援陕西撤时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并决定在大余台和石嘴子设两个防御点，故意引诱奉军，大大牵制其进攻，便于避战防御。
为了实现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计划，必先要考虑顺利进军宁夏，为此冯玉祥将军轻车简从赴包头与投晋归来的韩复榘、石友三竭诚相见，相互信赖，研究确定了进军计划。然后，由石友三率工兵部队向西开路，边筑路，边进军。当时从包头到石嘴山，还没有一条可以畅通的汽车公路，仅有一条人行道还是荆棘丛生，沙漠横阻，石友三按照指令亲临现场督工兵加紧铺路施工，填沟壑，筑桥梁，工程艰巨。由于整训后的士兵个个精神振奋，他们在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号召下，斗志高昂，一派生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开拓出一条畅通的包宁公路。
1926年11月25日冯玉祥将军率领着整训后的七路大军和辎重从包头出发。第一天住临河，第二天住磴口，十一月二十七日到达石嘴山。当时石嘴山有一位富绅郑万福（字海峰）闻讯冯玉祥大军将至，早就做好了一切迎接准备。他在当地开办煤井数处，碱湖一处设立商号收购皮毛发菜等土特产，多同外国洋行挂钩，拥有百万家产（人称郑百万）。他在石嘴山建造的一座厅院，雕梁画栋十分阔绰。朱红大门向东开，门屏两旁座落着几十间畅朗的砖瓦房室。为了盛情款待这位大名鼎鼎的冯司令，他不知忙了多少个昼夜，四处奔波；并组织当地商富人士做好迎接冯玉祥将军的准备工作。他和王万银（富商）一起准备做好接待房缮和隆重的迎接礼仪，其目的是一方面可保其全部家产，另一方面为了得到冯司令的赏识，以便在大军过后显跃身价，名利双收，从而继续掌握地方特权。因此，他同王万银全力以赴地奔走，把石嘴山仅有的几百户居民组成欢迎大队，从北到南排列两行夹道相迎冯司令。冯司令下汽车后，郑海峰、王万银等迎上前去躬身施礼，并寒暄说：“我们石嘴子全体父老兄弟久盼司令大驾光临，今日如愿以偿，实为万幸，敬请司令驾临敝舍休息，我等已备便饭为大人洗尘，如蒙指教或有需我等效劳之处，则郑某必尽犬马之力。”冯将军点头示意连声说道：“谢谢！谢谢！不必客气。今日我军路过贵处，不免有所打扰，还望诸位父老乡亲给以多方关照。若部队有什么不规之处，甚而扰乱老百姓，请直接提出，必予处治。”在卫队簇拥下，郑万福、王万银陪同冯玉祥将军一起走进郑府大厅。即刻端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有双鸡、双鸭、双鱼、双肉。冯将军在进餐时心中暗想，真出乎意外，没想到在此荒山僻壤之地，遇到这样热情好客的乡绅，他从内心感到异常。因此，随口说了几句恭维之话：“郑先生是地方上德高望重之人，久闻先生大名，乐善济困，兴办地方慈善事业，乡里父老多为敬仰。我们初到贵地，即受到先生的热情接待，我们再次表示深切谢意。”冯将军接着又说：“石嘴子这块地方，从表面上看极其贫困，实则它是水陆要道，地下蕴藏煤炭丰富，只要团结乡亲共同协作开发，将来必有大作为，指日可以致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后裔，应当爱国爱民，奋发有为，创办有利于民众的事业，否则真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啊！”饭后告辞郑万福，同时带领官佐在沿河沿山的要隘地方一一作了视察；并根据地形地势布置了防御设施。然后对部下说：“如果留驻绥远（现内蒙）的部队开完，敌军仍可能跟踪追击，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构筑阵地，利用优越的地势条件严密防守。”当即冯将军逐一布置了防御阵地和攻击阵地的设置点。
冯玉祥将军在离开石嘴山时又召集驻防官佐和主办兵站的郑万福、王万银等指示说：我军驻防石嘴山，一定要严守军纪，不可扰害百姓，给养问题由当地兵站供应。我们派驻平罗的县长会对你们作好安排的。目前使人担心的是从后套到平罗一带都有帝国主义的特权势力，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到处设教堂，在城镇地方设洋行，打出传教招牌，实则进行经济文化侵略。抢占土地，横行霸道，肆意盘刮老百姓，就像我们在五原、临河、磴口、三盛公一带见到的那样，大量土地都被教堂霸占。肖正寅驻磴口时部队没有粮吃，肖正寅亲往教堂向包神甫交涉让出土地令军队开垦种植，结果还是不肯让出，逼得肖正寅只好以军队没吃的自己开荒种田，我也没办法为理由，才弄得教堂无能为力。我们进行国民革命就要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乎使中国不能生存。我国工人、农民为什么这样穷困？就是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它们强迫中国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的领土上有租界，有海陆军驻扎权，有航行权，有领事裁判权，修铁路开矿山，把持中国海关，强制中国行协定关税百抽二五，帝国主义把中国弄得穷困不堪。我们国民革命军是建立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为解放民族铲除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而奋斗。在石嘴子这个小地方也有外国洋人的教堂，传教是假，侵略是真，搞什么“贷银订货”“刹价收购”“实物交换”，大量盘剥老百姓。他们廉价收买皮毛原料，稍予加工就可几倍几十倍的赚钱，弄得我们民穷财困，因此我们所有爱国之士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现在我在这里郑重宣布，今后凡我军所到之处必须一律取消外国洋人特权，废除免税条例。当时参加训示的许多人无不感到扬眉吐气，拍手称快，对冯将军的这一英勇行为表示十分敬佩。驻守石嘴山的军政官佐都奉行冯玉祥将军指令，取缔了洋人特权。此后石嘴山的洋行关闭，教堂多数撤离迁住后套，物价金融都掌握在商人，富户之手。
为了酬谢郑万福、王万银对联军的支持，冯玉祥将军亲口允诺两人主持办好兵站；并任郑万福为国民革命军联军参议，同时允许郑万福继续经营鄂托克旗碱湖做为经济上的报酬。
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往平罗，沿途老百姓平安如常，无人感到惊慌恐惧，集市贸易照旧进行，八方群众有的等候路旁观望，有的夹道列队欢迎，十六匹骡子拉的大炮雄壮威严，四列并排步兵，肩扛水连珠快枪整齐前进，各个斗志高昂，显得一派生气。穿过平罗县城大街在南门桥外公路两侧大碱滩上搭帐安营。冯玉祥将军乘车来到县城北门下车，受到城内群众的夹道欢迎。在县长王者宾和绅士刘青等的陪同下，走进县政府大院三堂的县长卧室内，即刻有王者宾的太太、小姐、丫环端上茶点果品，见到这样多的女流进进出出，冯将军颇为惊异，便随口问王者宾“你这个县衙内哪里来的这么多的女人，成何体统。”王者宾面红耳赤，手足无所措。冯将军没有进餐，只简短地又问了一些地方政治、经济情况。然而王者宾总是前言不答后语，冯将军见他面黄肌瘦，无精打采，知其必已吸食鸦片，且不理政事，当即就训斥了一顿，免去了他的县长职务，令他随军南下，同时委派杨茂翰接任县长。他又命令驻军团长高树勋、金变三，通知城内工、商、市民百姓集中在关帝庙院内开会。冯玉祥将军来到庙院先让各界老年人坐在前面，逐一问了他们的姓名、职业，并亲切地给予安慰鼓励，其中问到冒永昌老先生说：“你有几个儿子，都干什么事？”回答说：“只有一个儿子，早就当了兵，在马鸿宾师长部下任职”。冯将军点头称赞说：“你儿子参军很光荣，爱国为民是我们的天职。国民革命军就是为铲除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才成立的，要鼓励你儿子好好干”！顺便从衣袋里掏出五角银币交给冒老先生，并说：“这五角钱就作为你孙子上学的学费吧！”在场的人无不敬佩冯将军的这一爱民行为。（注：冯玉祥将军誓师五原就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即宣布撤销宁夏镇守使马鸿宾的官制，将马的步、骑兵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二十二师，冒永昌之子冒良辰就在该师服役）。
冯将军走上庙院中间土台，讲了下面一段振奋人心的话：
“父老兄弟姊妹们，我冯玉祥生在工人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之地。我自幼失学，及长入伍当兵，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唯不自量，力图救国救民，无奈才短识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及至苏联访问，看见世界革命已起万丈高潮，我中华受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的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产生。我知道这个道理就刻不容缓地干起来，与诸同志走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并组成了国民革命军进行固甘援陕之战斗。今日路过平罗招集父老乡亲有些必要的话特掬诚以告。过去若说我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不意还有人说我是赤化了，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赤化，有人骂我不该与苏联亲善，我想世界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致中国的死命，只有苏联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们民族，若我不与以平等待我的人亲善，反而巴结以奴隶待我的国家，这是何等亡国的心理？各父老兄弟应该明白，苏联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辅助弱小民族为己任。吴佩孚先是号召所谓讨贼，后来忽然一变而为反对国民军，他的背后乃是帝国主义支持。帝国主义利用军阀压迫民众，又唆使军阀互相战争，以巩固其在华利益，遂使民国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战祸，于是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士兵及一切民众穷困不堪，家破人亡，其原因都在于此。痛苦的渊源已经求出来，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唯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我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是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深相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团体，共负革命责任。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各阶级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在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解除军阀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其他人民的痛苦均为之解除。为此我在这里号召一切爱国爱民的志士仁人，均应踊跃参加光荣的国民革命军。从明天起我军在平罗招募新兵，我已委派高树勋和金变三两人负责办理。希望父老乡亲要规劝子弟应招参加革命军，万众一心共赴沙场，完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伟大使命。”冯将军这一慷慨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激发起爱国热忱，在一片，雷鸣般掌声中冯将军走下讲台，兴致勃勃地提笔写了“打倒贪官污吏”六个大字，并命令杨县长造匾挂在鼓楼上，会后冯玉祥将军率领军政官员到大街市上和学校做了视察，当即就责令他们说：“今后集市贸易必须实行公买公卖，农、工、商一律合理交粮纳税，号召民众灭鼠，男子要剪发，妇女放足；把本城高级小学校办好，所有青少年都要上学读书。”
驻军官兵一律佩带“誓死救国”徽章，和“不扰民、真爱民”的肩章，“以示我军纪律和宗旨。”对招募新兵之事责令高树勋办理，三天之内就有百余人报名参加，其中刘青带头送两个儿子入伍，当时凡入伍当兵者，其家中人都给以优待，个人还戴红花上街夸示，他们都感到十分光荣。
冯玉祥将军的这些言行都表明他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他以国民革命为号召，以打倒帝国主义和贪官污吏为前提，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他把平罗——银川做为战略后方重地；并重视工、农、商业的发展。沿途招兵买马不断扩充兵力，加强整训，才取得了援陕战斗的胜利。他督军援陕路经平罗，虽逗留时间只有一两天，然而给平罗人民群众留下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在他离开银川赴陕时留宁夏的驻军首领宋哲元、平罗驻军师长冯安邦，都一直奉行冯将军的指示，每到集市县政府和驻军都派专人在街市上进行宣传，号召群众爱国，讲卫生、灭鼠，男子剪发，妇女放足。讲解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从而广泛激发起群众的爱国热情。有一次宋哲元召集各县有名望的绅士到省城开会，实际上就是根据冯玉祥将军的指示向各县代表了解地方军政长官的所做所为。他问刘青：“你们平罗县杨县长（指杨茂翰）娶了几个老婆？有没有贪赃枉法行为？要如实说。”刘青回答说：回禀主席，我只看见杨县长娶了一个老婆，其他的我没看见，所以不敢说他娶了三个四个老婆，贪赃枉法，我也没听到，请主席查证。”见刘青回答实际诚恳，于是安慰几句话，并要求他回县后认真办好兵站工作，协助政府征粮征税，然后奖给刘青大洋三十块做为车马路费。
冯玉祥将军自访苏归国，重整旗鼓，五原誓师，坚守民族大义，站在革命方面，不断追求真理，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混战，为争取实现民主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始终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一起，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位杰出爱国者。
平罗县民军起义
清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间（农历、下同），平罗县社会上有这样的谣传：“不怕南来一只虎，只怕北来一只鸡。”当时人们纷纷议论说：“虎”是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鸡”则认为是指北面的蒙古台吉（蒙古爵位名，吉与鸡同音）。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县知事李九波（四川人）鉴于局势动荡，遂召集官吏绅商研究加固城防，准备应变。当时平罗城垣，东北两面为流沙所围，北墙积沙齐垣，乡人进城，多涉沙而入。在此情况下，防务工程，主要是清除积沙，因工程浩大，民工怨声不绝，后竟自动解散。官府因武营空虚，无法弹压，只好徒唤奈何。
民工的自动解散，彻底暴露了官府的空虚与无能。于是哥老会的活动，遂由秘密逐渐转向半公开，起义风暴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接着就听到陕西张凤翙等于九月初起义反清，宁夏刘华堂等于九月二十八日也发难响应，义旗纷举，人心振奋，平罗哥老会也于九月二十九日，首先在头闸（现头闸公社）起事，十月初一日，平罗县城亦高举义旗。他们先打开监狱，放出囚犯，犯人们冲出狱，手持镣铐，涌上街头，高呼“成功了！成功了！杀呀！杀呀！”民军接着打开仓库，赈济贫民，打开武库，武装民军。
知县李九波在地方豪绅的包庇下，隐匿起来，参将谭华亭（湖南人，原湘军）、守备金某（满族）、千总周尚敏（又名周世斋）以及县府的吏员兵弁，皆各逃匿。
时值初冬，天气奇寒，为了解决御寒问题，民军将平罗城门的三家当铺打开，尽所质当衣服，分给缺衣少穿的人。打当铺时正值晚间，为避免混乱，事先规定了指挥和联络口号，如“正南”、“正北”、“你我”、“灯火”等，因此在整个过程中保持了良好的秩序。只有一家当铺，因灯火失慎，引起大火，随即组织人力扑灭了。
十月初二日，民军指挥部正式成立，设于县城关帝庙内（现五金门市部所在地）。首领为蒲大爷，名春山，四川人，年约六十左右，在起义前数月来平罗，负责组织工作。他乔装乞丐。每日沿街打莲花落。民军的其他负责人有：王之滨，子渭川，平罗南小兴墩人，系清朝考才，做任为知县；马跃川，平罗东乡农民，会武术，曾在光绪二十八年与龙占海杀过下营子教堂的比利时神甫，被任为参将；孙柏岩，洪广营人，在平罗学堂教过书，被任为文案夫子；还有吴大炳（平罗开中药铺），以及安大爷、蒋大爷（均系四川人）等。
十月二日早上举行就职仪式，并接受了清官吏及地方绅士的输诚。蒲春山身着蟒袍，头扎青布，端坐正中，民军官吏分坐两旁，侍卫侍列左右。清官吏亦各头扎青包巾，跪献印信，表示归顺。
中午，民军派人向商号征收青布。因各商号均关门停业，派学徒由房上将布送下。于是所有民军皆头扎青布包巾。
下午，市民欢迎民军首领铺大爷。蒲由指挥部乘马而出，二人牵马，二人扶蹬，仪仗分随左右，浩浩荡荡进入市区中心。群众夹道翘望，一时都很惊诧，私下议论说：“那不是前些天在街上打莲花落的老头儿吗？”有的说：“这人准是上头派来的头目。”
十月三日，民军在南教场举行了祭旗式，由蒲春山主持。民军有的手持枪、刀、矛，有的拿着一根木竿，梢端绑着小刀、剪子、火筷子之类的东西。蒲春山登坛祭拜天地后，由平罗城公正周绍武（字丹铭）宣读牒文。宣读毕，将一趁火打劫的孙三子明正典刑，杀于坛下。接着宣布每家在门前插“顺南”旗一面，规定旗色为白色块布，上书“顺南”二字。经过三天整顿，建立了各种组织，初步恢复了社会秩序。但武装力量仍很薄弱，政权尚未巩固。当时宁夏满城仍在清军手中，满营副都统常连拒不投降，且派人到兰州求援。宁夏民军为攻打满城，向平罗民军求援甚急。为了支援宁夏民军，当时平罗民军采取了下列紧急措施：
（一）飞檄宝丰、黄渠桥、李岗堡等地哥老会组织，迅速组织人马，搜集民间武器，成立步骑支队；
（二）由平罗县城商会向全县商号募集军饷，四乡地主财东酌情捐献；
（三）征集武器与废铁，动员铁匠赶制刀矛；
（四）给民军家属分配粮食，安定军心；
（五）设立兵站支援前线。
通过上述措施，将临时召集起来的民军，分别组成了几个步、骑支队，命宝丰哥老会头目哈明率领，支援宁夏，攻打满城。出发前一律又换上了白头巾。
仓促组成的民军，因成分复杂，组织松懈，再加武器拙劣，攻打满城时，相持未及半月，听到甘肃清军援军即将到宁，顿时人心涣散，斗志低沉，指挥人员也随着丧失了信心。于是全线溃退北撤，刘华堂和哈明各率余部撤至平罗。当时来宁夏镇压民军的清军，是由陕甘总督长庚（满族）和由西安逃到兰州的陕西巡抚升允（蒙族）派西军马安良部的分统马麒（人们呼之为马七虎）的部队，约于十月下旬到达宁夏城。十一月初二日马麒率管带马海宴、马全良等部开赴平罗，路经李岗堡时，又怂恿部下杀人，一直从西门杀到东门才停止，一时弃尸狼藉，血肉横飞。
退驻平罗的宁夏民军，听到西军占领宁夏，即与平罗民军一起继续北撤；至石嘴山时，队伍已渐混乱。平罗反动官吏，在地方绅商拥护下，又恢复了他们的统治。
十一月初四日正是冬至，平罗市民正高高兴兴过节，下午还要烧纸祭祖。因之街上的商号摊贩都照常营业，人们熙来攘往，市面相当热闹。下午，忽听到西军抵达南郊，城内的文武官员和豪绅富贾，都出城迎接。百姓当即恐慌起来，不敢出门。西军一进城，立即宣传禁街，关闭城门。接着听到军号声一响，西军便在“杀！杀！杀！”的喊声中，逢人便杀。一霎时，街上人头滚滚，陈尸遍地。地方绅商见杀戮过甚，才敦促知县李九波跪于西军首领前要求宽恕。但屠杀成性的西军却回答说：“奉命屠城，不分良莠，一齐杀绝”；并说：“城外四十里以内，亦属洗劫范围。你身为县知事，守土有责这次叛乱，不是来自境外，而是就地起蛟，难道说乱民还不该斩尽杀绝吗？”李九波战战兢兢地哀求说：“乱民已逃，留城百姓，尽属良民，望本上天好生之德，下令封刀”，西军首领不肯，李九波等则长跪不起。约一小时后，西军头目才又答复说：“刀可停，劫不能停，我们的兵勇由西宁到此，长途跋涉，行军甚苦，要允许他们发三小时的‘洋财’”。李等只好口头称谢。掌灯时分，停刀令下，杀声停止。接着开始了放火、抢劫、奸淫。市民在大屠杀之后，原定三小时的“发洋财”，延续了三天。
在这次惨绝人寰的暴行中，大的屠杀共有三处：一在北庵门前，一在仓廒门前，一在南牌楼前。三个屠场上，都积尸成堆，殷血遍地，行人绝迹。南门瓮城内四周挂满了人头，行人路过，无不肉颤心惊，不敢仰视。被烧毁的民房约四百多间，死难者约三百余人。被抢劫的财物无法统计，妇女被奸淫者更难以计数。
民军首领蒲春山，在西军入城前，隐藏乡下。约半月后，蒲潜入城中活动，事毕出城，被城门守兵认出，即遭擒获，被捺倒在地，用斧头将头剁下，悬于城门。民军文案夫子吴大炳亦于当天被枭首于大街。
十一月初八日，西军前往黄渠桥、石嘴山追剿民军。这时民军内部因意见分歧，竟自互相火拼，刘华堂杀了哈明，向后套逃去。西军追至石嘴山，不见民军踪影，方才停止。当地六大洋行均顶香迎接，西军则杀气腾腾地扬言要援平罗先例，先杀三小时，再发三小时“洋财”。后经洋行老板再三婉言乞求，恭献金银财宝后，才免遭杀劫，但三小时的“洋财”亏补，必须由市民全部奉献出来。
石嘴山解放概述
石嘴山I前身是惠农县。惠农县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随着全自治区的和平解放而获得新生。
解放前，由于惠农县地理位置的重要，马匪帮对这一地区十分重视，苦心经营的特务组织和地方谍报组织密布全境，在一个不足四万人口的小县，在石嘴山设有平、惠、陶军统站（站长橄忠建）。黄渠桥绥宁师范设有中统站（站长系该校校长王志毅）。橄、王二人均在解放时送省公安厅集训处理。河对岸拉僧庙小学派有中统特务薛功武担任该校校长（解放时潜逃青海省西宁市，据说一九五四年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归案），中统特务杨天伟在黄一完小任教。以上四个特务站、组均直属伪中央特务机关领导。
马匪地方特务性质或特务外围性质的组织更是星罗棋布。石嘴山设有稽察处（处长牟昆同，解放后以历史罪恶逮捕管押）。设特务性质的便衣马队，（队长杨生荣解放后被镇压，马队成员田生兰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黄渠桥驻伪国民兵总队（一个团的建制）。总队长左明道（人称左团长），总队内设有以王健、严××为正副组长的十二人组成的谍报组，以小商小贩的身份为掩护，活动于河东、后套内蒙一带。此外，还驻有以郭拴子为司令的贺兰山保安队。县城设有伪警察局，黄渠桥设分局内亦设以小商为掩护的情报组织。县除行政机构外，设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总部（内设干事会）。各中、小学还有三青团区队部和分队部。县党部内设有防奸小组，各乡和中学设区党部，内亦设防奸小组（防奸小组的宗旨是防止异党混入，即防止和调查共产党的活动）。各小学和各保都设有以国民党区分部成员为骨干的联保具结。（即一人出事株连全保）。在这样一个双层特务密布的地区，我党地下活动很难展开。据此，我党派到黄渠桥一小和石嘴山回民小学的杨一木、李振声等同志均先后被迫离境。为了镇压革命，中共地下党员任天才同志在内蒙三段地一带活动，被抓后又押往当时的惠农县址黄渠桥杀害。燕子墩外西河地主俞伟的长子俞某，由延安被派往磴口县城完小任教，到职不久被捕，后自首变节（解放时送公安厅集训）。因此，马鸿逵受到蒋介石的亲令嘉奖。
宗教界：马匪为了统治回族人民。县设县回教协会。另外石嘴山设有比利时人新满办的基督教会，黄渠桥设分会。下营子设有天主教堂。解放后反动的圣母军活动曾伸展到该堂。在圆满寺和圆善寺还常有大型佛教活动。
蒋、马匪帮对这样一个边境小县，政治上费尽心机，百般控制，置人民死活于不顾。由于苛捐杂税和政治上的重重压迫，全县回、汉族人民都处于饥寒交迫的景况，百分之七八十的贫下中农睡的是土炕、冬季无棉衣御寒，夏季无单衣遮体，十四五岁的姑娘还光着屁股。十七八岁的丫头被逼迫嫁给四五十岁的老汉（青年人大部分被抓去当兵，四十五岁以下的男人都要轮流参加国民兵训练）。
当时惠农县没有什么工业。在石嘴山只有两家地主开的手工操作的黑瓷窑（现在的手管局下属陶瓷厂前身），因此，全县人民专靠从事农业为生。由于青、壮年大部被抓兵和训练国民兵，农活大都落在妇女肩上，良田种薄，薄田撂荒。石嘴山以南是一大片荒滩，大武口更是一片荒凉。把一个东沿黄河、土地肥沃富饶的川区，折腾得民不聊生。
一九四九年九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进军宁夏，解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宁夏人民。为接受敌伪政权，兵团政治部从各军抽调人员组成工作队，部署每个师包干一个县。一九四师抽调四十八人，其中排以上干部三十八人，负责接收惠农县伪政权。
工作队随大部队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回忆时间，不一定确切）到达惠农县，当快到县城时，由地方各界（包括我先遣队的同志）代表组成的支前委员会，以及旧政府人员，列队出城迎接。次日在县政府召开了有支前委员会和旧政府人员参加的会议，会上由新任县委书记信宁、县长韩佐同志讲话，首先郑重宣布废除旧政权，建立新的人民的政权，并宣讲了党的有关政策，特别是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最后责令伪县长陈尊瞻和各部门负责人，认真负责地把各个部门的文书档案、财产整理列表准备交接。
接着由信宁、韩佐和组织部长杨希明同志主持召开了转业干部会议，研究决定设八个区（旧惠农县设八个乡。石嘴山为一区，当时只有二百七十八户人家，二千多口人）。县委包括两名警卫员、一名炊事员在内共十个人。即县委书记一人，文书一人，组织部长，组织干事各一人，宣传副部长一人，宣传干事一人，另有妇女干事一人。
县人民政府除县长、秘书二人而外，只设了民、财、建、教四个科和公安局。除财政科和公安局配备二人外，其余三个科各配了一名科长。
为了加强基层工作，各区均配备了三人：一名区委书记、一名区长、一名助理员。因干部力量不足，连信宁同志的马夫魏发明也配到二区去当助理员。在部队担任过连队上士的李荣久同志负责接受全县的粮库。嗣后，一九四师应惠农县委的要求，又陆续转调来十四人，充实到各部门，至此，全县转业干部、战士计有六十二人。
旧政府人员：根据每个人的政治表现、历史、家庭出身等情况，经过审查，留用十一人，分配到各科和区上工作。伪科级以上（包括伪县长）人员，除王三骥、杨树锦二人留用外，均按上级通知送省上学习处理，一般人员教育遣返回家。从此惠农县人民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得以重见天日，开始了新的生活。
黄河岸边建电厂
我原籍河北省邯郸地区。1945年初参军，参加了8个月的抗日战争，后随部队南下解放重庆市。重庆解放后，我所在的部队集体转业到重庆市公安系统。在公安系统工作了几年，感到自己不太适应坐办公室，便找到西南工业部段君毅主任，我对他说：“我不想干公安工作了。”他说：“你想干啥？”我说：“我想当工人去。”随后我便被安排到重庆市电管局的一个安装队工作。先在重庆参与安装了几台发电机组，后又随队到昆明工作了几年。后来这个安装队在重庆市成立了一个十一公司，十一公司与十二公司联合成立了西北电力管理局，我便由重庆市来到了西安市西北电力管理局工作。
1958年8月，我与另外两位同志受西北电力管理局的委派，为配合宁夏煤炭开发建设，从西安到宁夏石嘴山选址建电厂。当时，宁夏境内唯一的发电设备，是清朝慈禧太后送给宁夏的一台功率很小的锅拖机，而且还在银川发电厂。我们到宁夏后，银川电力处便安排我们来到了石嘴山（现惠农区）。这里当时没有什么工厂，正准备开煤矿，急需用电。我们到了以后，马上便开始了选址、钻探、设计、规划建设等前期准备工作。考虑到建电厂用水量大，厂址最后选定在黄河边。厂址确定后，西安设计院的专家来此现场设计。设计完成后，大约在1959年2-3月份七局八公司的一个处，大约有500多人，来到这里开始搞基本建设，当年年底开始发电。
刚建厂时，先安装了两台6000千瓦的发电机组，从全国各地招来了300多工人。初期发电只是简易发电，工人们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都想着早日发电，多为国家作贡献。那时条件差，设备不配套，用皮带给锅炉送煤有时跟不上需要，厂里一动员，工人们就积极主动地用背篓往30多米高的锅炉上背煤，工作很辛苦。电厂投产后，我们同来的3个人，那两个同志嫌这里条件差、生活艰苦，先后都回了西安。而我却认为，既然组织安排自己到这里工作，那我就服从组织安排，安心在石嘴山电厂工作。后来我一直在厂里从事保卫工作，直到1988年离休。
随着当地经济发展，石嘴山电厂先后又上了两组1.2万千瓦、两组2.5万千瓦、两组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最终形成了装机18.6万千瓦的生产规模，职工也增加到了2000多人。石嘴山电厂建成发电后，宁夏境内相继建成了中宁电厂、大武口电厂、大坝电厂。石嘴山电厂先后为这些电厂输送了大批技术工人，有力地支援了宁夏电力事业的发展，可以说石嘴山电厂是宁夏发电企业的摇篮。
在宁夏工作的30年中，使我与石嘴山电厂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黄河岸边扎根落户后，从没有对我当年放弃重庆、昆明、西安等城市的良好环境，而选择宁夏后悔过。离休后，为发挥自己的余热，有时按照厂里的安排，到厂办学校、车间给学生、工人作报告，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同时不计报酬地担任工厂福利区卫生保洁工作，既活动了筋骨，锻炼了身体，也为下一代作出榜样，身体力行地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上甘岭到九〇五
抗美援朝时我们是一个师的，部队就在上甘岭。1958年复员后，在北京冶金研究所工作七年。1964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服从组织安排，满怀支援“三线”建设的激情，一块儿来石嘴山，亲手建设了九〇五厂（当时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保密单位都用代号），然后一直在厂里工作。1973年夏道金同志被组织上派到石炭井区工作。我们是九〇五厂建设和发展的“先遣队”，是最早的一批人。我们来到这里时一片荒滩，什么都没有，弹指一挥间，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现在大武口今非昔比，一座山水园林新型工业城市已经初具规模，是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亲手改变了它的面貌，作为这些巨大变化的见证人，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在宁夏呆了四十多年，可以说大半辈子，早已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乡。
十七八岁在家乡参军时，并不知道要当志愿军，我们报名是当解放军。都是农民出身，还不懂得什么革命道理，听说志愿军打仗非常苦，战争残酷、危险，所以都不想当志愿军。入伍以后，坐上火车不停地走啊走，当火车拉着我们进了东北，很多人开始猜测议论，意识到可能要到朝鲜去了。大家情绪都紧张起来，从丹东过鸭绿江时，看到被战争破坏了的城市，打得一塌糊涂，到处一片狼藉，全都明白了。晚上领导开会动员，要入朝了，把解放军徽章换成志愿军，车厢里一下子炸锅了！有的同志当时就哭了。那时心情真的很复杂，年轻嘛，害怕、担心、焦虑等等都有。过江的时候，形势很紧张，因为刚刚停战，联合国的军队在边境上守卫，不准部队进入。我们是坐着闷罐车，晚上当作货物（高粱米），悄悄地运到朝鲜去的。临行时领导讲了抗美援朝的意义，前线战场复杂的情况，特别交待了如果遇到麻烦，一些应对的方法。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毛头小伙子简直如临大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但是真正到了朝鲜，听到了隆隆的炮声，看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看到了沿途（从丹东到上甘岭）被美军炮弹炸坏的汽车、坦克、削为平地的山峰，弹坑一个接一个，一片废墟，看到朝鲜老百姓被战争摧残得民不聊生的凄凉景象，激起了同志们满腔的仇恨，恨不得马上投入硝烟弥漫的战斗，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在朝鲜四年，工作生活很艰苦。虽然残酷的战争结束了，但边境线上始终不得安宁。我们志愿军和美国军队的小摩擦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还遭到偷袭。刚去时没有房子住，我们在山坡上，自己搭的草棚子。后来盖一些简易房子住进去，生活渐渐习惯了。朝鲜树多，但美军炮弹把树都打断了，烧焦了，有的山头也削平了。战友们水土不服，生病的人较多。当地气候寒冷，零下30—40度，很多人长了冻疮，冻坏了。我们就想办法，自己盘土炕，烧热炕，解决取暖问题。春夏季气候湿润，到处是沼泽地，野外山上蛇非常多，对我们训练和生活威胁较大，记得有个战友站岗回来被蛇咬伤，挺吓人的。我们还有一项任务是帮助朝鲜人民搞建设，比如工程兵，修路、架桥的事都干过，农忙时节帮助老百姓种庄稼。部队领导对志愿军官兵要求非常严，老百姓的一草一木不能动，更不能随便与老百姓交往，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是战争年代的管理方式。一开始，生活条件艰苦，吃的大部分是粗粮，定量少，而且没有什么蔬菜副食，每天吃两餐稀饭，高粱米或大米稀饭。我们年轻，饭量大，经常吃不饱，饿着肚子还要训练、工作，挺难受的。国家曾经两次派慰问团赴朝鲜。1956年，中央派慰问团赴朝鲜慰问，正下大雪，非常厚的雪，大约有半米深，道路交通都封锁了。领导看到志愿军工作辛苦，生活条件很差，很多人身体状况不好。回来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国家提高了志愿军的生活待遇，比国内部队标准高多了。朝鲜人民对志愿军感情可深了，简直没得说，提起来志愿军就伸大拇指。年龄大些的，在战斗中参与过救助伤病员、送粮，送物资，更是关心我们。大妈、大叔经常来看望我们，送东西，因为连年战争，物资相当匮乏，也没有什么东西，朝鲜就是苹果多一些，但是他们对我们态度非常好，热情极了。尤其听说志愿军要撤退了，老百姓奔走相告，恋恋不舍，十里八乡地赶来送别，很多人都哭出声了，场面就象是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样，十分感人。电影《上甘岭》拍摄时，我们部队还参加了战争场面的拍片，做后勤工作，还有不少战友做了大部队打仗的群众演员。
在朝鲜呆了四年，我们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志愿军撤退时，部队专门组织到烈士陵园告别，战争是要付出代价的，牺牲的战友实在太多了，让我们切实感受到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回到了国内，我们三个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分配到军工厂工作。开始讲是到重庆，后来变化了，到北京有色金属冶金研究所，大家心里高兴极了。那时政治性强，到保密企业工作是要查三代的，年年到原籍政审一次，亲戚朋友都要查。所以能在这样的单位工作，而且是在北京，伟大祖国的首都，感到非常自豪。在有色金属研究所工作，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是空白，开始是创业阶段，搞有色金属，属于尖端科学研究，也很苦的。工作枯燥，挑选矿石，有辐射，接触化学物品，气味刺鼻，对人体有害，腐蚀性强。从小型试验到投入生产，工作条件和环境也十分艰苦。而且经常加班加点，没有节假日。当时搞这些稀有金属产品，用于军工，都是严格保密的。但大家热情也比较高，工作很积极，从来没有怨言。
上世纪60年代，听说毛主席为了军工产品生产睡不着觉，号召“三好”（好枪、好马、好人）支援“三线”建设，我们毫不迟疑地报了名。作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为领袖分忧嘛。来到石嘴山市大武口，建设九〇五。当时还有一点对个人来讲比较好的待遇，是可以解决家属的城市户口。我们是从朝鲜回来以后陆续成家的，思想单纯，大部分在家乡找的对象，都是农村户口，所以听说到宁夏来家属可以转城市户，都挺高兴的。
我们第一批从北京来了18个人。大武口是一片沙漠，没有人，没有房子，连路也没有，下了火车就步行。记得刚来时，住在老乡家的窑洞里，晚上西北风刮得呼呼地响，沙子漫天飞扬，只好蒙着脸睡觉。早上起来，被子上，屋里桌子上、脸盆里，到处都是沙子，推门都推不开，沙子把门堵塞了。那时太艰苦了！吃的是粗粮二米饭，而且定量有限，经常不够吃。干活全部靠人拉肩扛，手工操作，餐风宿露。为了赶工期，连天昼夜，根本没有正常的作息时间。那时，写封信要到平罗县城去寄信，买东西的商店也很远，在崇岗乡潮湖村那里。工厂就建在一片沙滩上，白手起家，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怨言，并不觉得有多苦。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为了国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责无旁贷。以后又分三批来了200人，都是技术骨干。后来厂子建好了，从北京运来了机器设备，分配了一些大中专毕业生。然后就招工，在全国各地招工，依然是严格政审。1964年完成基建，65年10月试车投产，12月，第一炉产品出来时，当时石嘴山市市委书记杨正喜和市长马铁伦来剪彩，而且慰问我们厂里干部工人，非常激动。从此以后，洗煤厂、煤机厂等也都陆续搬迁过来了。除了煤炭业，石嘴山其他的工业也就从那时开始发端了。大武口这个地方，就是先有企业，后有政府，大企业，小政府。企业在从事生产的同时，承担了大量办社会的职能，修路、植树造林、自己办学校和医院、商店、粮店，一应俱全。到1972年银北地区成立以后，大武口的城市建设全面开展起来了。
我们厂以前是军工企业，生产稀有金属，钽、铌、铍等，产品主要用于国防建设。从选矿石，搞试验，进行提炼，到科学研究，制成产品，整个生产都是严格保密的。我们为国家生产了大量当时比较稀缺的有色金属，为国防建设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有色金属生产规模扩大，产量上去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也放开搞活了，军工企业可以生产民用产品。我厂科技力量雄厚，人才济济，自行研究开发能力强，新品种不断开发出来，形成了系列产品。继而又把自己的产品搞成深加工，大部分出口创汇。经济效益高了，企业发展壮大，已经发展成世界钽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著名企业。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们依托石嘴山市的资源和自己的科技优势，又搞了多种经营，辅助产品等，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艰苦奋斗四十年，齐心建设石嘴山。从1965年到现在，我们早已把石嘴山当作了自己的家乡，现在我们几人已经退休，孩子们现也在石嘴山工作。有一句话，“献了青春献子孙”，说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九〇五是石嘴山市最早的企业之一，它见证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亲眼看到一片荒滩变成了一座新型的工业城市，我们大家都深爱这个城市。
戈壁滩上建高校
1985年，我与毛祖棠、孙谦等同事，以发展我市教育事业为己任，以培养人才为宗旨，凭着一股子敢打敢拼的劲儿，破天荒地自己动手建起了学校。校名为石嘴山联合职业大学，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为全区教育改革试点单位。
几个知识分子自己建学校、办教育，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此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20多年过去了，回顾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当初，自治区批准我们筹备建校时，仅有的家当就是市政府无偿划拨的92亩荒滩地和5000元开办费。为了筹措建设资金，我们几个创办者以承诺培养人才为条件，四处“化缘”，先后向10多家企业借款34万多元。为了节省开支，最大限度降低办学成本，学校专门组建了校办建筑工程队。毛祖棠老师是学建筑专业的，兼任建筑工程师。学校还明确规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立校之本。各种教学设备，凡是自己能做的，一律自己动手做，绝不允许到校外去加工和制作。学校一边筹划建校工作，一边组织师生积极参加建校劳动。拉石子儿、筛沙子、运木料、挖地槽……师生们不惧骄阳似火，不怕风吹雨淋，脸晒黑了，身累瘦了，有人肩膀压肿了，有人手掌磨出一层老茧。然而，却没有一个喊冤叫苦，当逃兵的。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辛勤的汗水孕育出丰硕的果实。建校初，仅用了4个月就建成总面积1600平方米的砖瓦房教室、学生宿舍和回、汉民食堂。20多年来，我们传统不丢，作风不改，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6.65万平方米面积的教学楼、图书馆、实训楼、行政办公楼、教授楼、学生公寓等建筑。学校的电照、水暖均自己安装；校内道路，池塘、曲桥自己修建；床架、桌椅自己制作；图书馆的书架自己动手焊；校园美化全部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先后修建了一个标准运动场，包括足球场和400米跑道，用废旧材料建起了网球场和小型足球场；建起了独具风格的校园文化广场。一所新型高校拔地而起，填补了宁夏银北地区高等院校的空白。学校将“以学养学，滚动发展”作为基本方略。办学伊始，在自治区教育厅的支持下，我校与银川两所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达成联合办学协议。将两校在石嘴山市招收的100多名函授中专生和两个脱产中专班的80多名学员招进学校，于1985年9月20日正式开学。接着又办起了岗位培训班、职工学生补习班等。当年学杂费收入8.6万元，收支基本持平，略有节余，实现了“以学养学”的构想。翌年，自治区政府批准成立中专部，面向社会正式招收成人中专生，走上了边建设、边招生，边组织教学的滚动发展之路。随着办学规模的逐步扩大和学院声誉的不断提高，学校年年超额完成招生任务，学杂费收入逐年增加，“以学养学”的物质基础日益雄厚。学校每年坚持从学杂费中挤出一部分用于硬件建设，使学校办学条件逐步得到改善，显示出很强的发展后劲。长期以来，学校发展得到自治区、市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海内外有识之士的鼎力相助。我曾经与同事算过一笔帐，我们学校固定资产自筹部分超过4/5，政府补贴不到1/5。
实践使我清楚地认识到，信息数字化教学设施是高校办学能力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在数字化校园建设中，我注重调动广大师生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把大家的聪明睿智发挥出来，将所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之中。我们组织计算机系的师生利用教学和课余时间进行计算机设计、安装、调试。除光纤工程外，其余全部由自己动手操做。此举不仅节省时间，节约经费，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师生实践能力。毫不夸张地说，我校现有的600多台计算机，大多是购进零配件，师生动手安装、联网的。
为了培养广大师生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多年来，我坚持发动师生参加校园建设，参与学校管理。曾一度，百亩校园，数千人在学习、培训，工作，却没有一个专职清洁工，教学楼及环境卫生均由师生打扫，进行管理。学校还组织师生利用“双休曰”、“五一”、“十一”长假进行义务劳动，植树、种花，绿化、美化校园。多年来，共植树3500多棵，种草坪2000多平方米，使学校绿化面积达到5000多平方米。校园景致优雅，风格独特，多次被石嘴山市评为绿化先进单位。
我院自1985年创办，到1993年12月，经国家教委批准为宁夏石嘴山职工大学，成为全国首批进行学历教育的五所民办高等学校之一。2000年8月11日，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同意改制为宁夏石嘴山职业技术学院，从事普通高等职业教育。2005年3月12日，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普通高等学校，更名为宁夏理工学院。20年发展进程中跨越了三大步，实现了“三级跳”。
学校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能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除了有各级政府的支持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始终按现代教育的先进理念指导办学，以服务为宗旨，坚持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方向。紧紧把握就业市场动态，专业设置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培养“懂技术、会管理、有道德”的应用型、技能型、复合型人才为目标。与此同时，以质量求生存，把教学质量作为学校的生命线，抓好专业特色建设，多形式、高规格、深层次办学。学院面向社会采取开放式办学，充分发挥教育的综合功能，坚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结合，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近年来，又广泛采用“定单培训”的职教新模式，根据自治区和市政府的要求，面向全区城乡劳务产业化，成立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创建培训基地。此外，瞄准区市重点建设项目，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解决社会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积极开展下岗职工转岗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年培训超过4500人次。
为了提高学院声誉，最大限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确保教学质量，我与同事采取了三大举措：其一，广泛与国内外著名院校合作办学，先后成立了东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宁夏分院、东北大学函授生学院宁夏分院、北京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宁夏教学中心，与韩国三育义明大学合作，开办汽修专业。其二，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是每年从东北大学等高校引聘一批具有副高以上资深教授；二是从企业或公司引进具有丰富实践和管理经验的高级人才；三是从应届或近年来毕业的本科生中遴选聘用一部分青年教师；四是逐年从美国、韩国等诚聘部分外语教师。其三，采取“超常规发展，持续性提高”方略，启动《青年教师培养方案》，全面提高青年教师自身素质。目前，我院专任教师达246名，其中正高26名，副高52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31.7％。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由于我院办学成效显著，1995年5月，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亲临学校视察，为学院题词：“自力更生为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亲自邀请我参加第三次全国职教大会，作经验介绍。2002年，我作为“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代表，又出席了第四次全国职教大会，会上，李岚清副总理亲自为我颁发了奖牌。学院还先后被自治区评为“职业教育先进单位”，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训基地”，自治区确定为全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试点学校，石嘴山市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基地。
为了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培养战略，把宁夏理工学院做大做强，2005年10月，为了整合教育资源，石嘴山市委，市政府决定将石嘴山市第一职业中专学校合并归宁夏理工学院，成立中专部。2006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新区划拨1300亩地建设新校区。石嘴山市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先后把新校区建设项目作为“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新校区建在山水大道南侧、星海湖新月湖景区湖畔，与生态公园毗连。新校区占地1300亩，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总投资约4亿元人民币。新校区工程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17万平方米，包括教学楼、图书馆、信息中心、实验楼、学生宿舍楼、教工宿舍楼、食堂等。建成后，可容纳在校生1万人。新校区规划形似宝葫芦、金钥匙，亲水、近水，做足了水的文章。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科学化、现代化、园林化的大学校园将会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官兵援建星海湖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东部的星海湖有着久远的历史，自唐朝以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季节湖，水域面积根据降雨量或大或小。据史料记载，在明洪武初年，设置宁夏左护卫，后改为左屯卫属威镇堡拨军了望的九墩里就有“沙湖墩”之名，并且与出现在明朝嘉靖十年、清雍正年间的“沙湖墩”地理位置相吻合。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武口地区的确是有一个名曰“沙湖”的大湖泊，而这个“沙湖”的功能，就是滞洪蓄洪。
当新世纪的春风三顾塞上大地时，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大决策形成了：整治湖泊湿地，变“废”为“宝”。
这是决策者为民办实事的心声，也是打响星海湖湿地疏浚工程战斗的号角，同时也拉开了军民共建星海湖的序幕。
2003年1月17日，会战队伍顶风冒雪夜以继日地奋战。彩旗飘舞，机声轰鸣，夜晚的灯光交织辉映。短短的73天，星海湖湿地疏浚整治工程，创造了石嘴山建设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速度。
一个美丽的湖泊，就此诞生了。
工程进入到关键的冬季，有些重点项目如果不在冬季完成，不仅会耽误整个工程的进展，而且会导致已完成的项目功亏一篑。在这关键时刻，市领导多次与兰州军区联系，请兰州军区派部队援建星海湖疏浚整治工程。兰州军区向石嘴山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
2003年12月7日晚，山水大道上马达轰鸣，一支由大型运输车和各种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绿色铁流，开进了星海湖扩建工程工地，夜幕下寂静的工地顿时灯火辉煌。由兰州军区援建工程指挥部组建的工程部队，支援石嘴山市星海湖扩建工程，拉开了极其壮观的序幕。
援建星海湖建设工程的部队是兰州军区有着优良传统和勇于开拓精神的一支功勋部队，曾经翻山越岭援建了兰州、成都输油管道的铺设工程，创造了敢于攀险的兰成精神；在新疆哈密，接近罗布泊的戈壁沙漠中，完成了西气东输新疆段最艰苦的工程。他们曾受到中央军委、兰州军区的多次表彰和奖励。为了我市星海湖的建设，这次部队派出500多辆（台）大中型工程机械车辆和400多名工程兵指战员，来到了石嘴山。
在简洁的欢迎会上，援建工程副指挥长武生大校道出了援建的目的和意义：这支部队来石嘴山市援建星海湖的建设，是中央军委提出的解放军要全力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的具体举措。全体官兵一定要认真履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履行人民军队的职责，认真完成援建星海湖的任务。
冬季的星海湖，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一顶顶单薄的帆布帐篷，岂能抵挡零下20多度的严寒？
当呼啸的北风袭来时，帐篷里除了肃杀的寒气，又多了一层眯眼的沙土。
吃水要到几公里开外的大武口市区去拉。
温度有限的蜂窝煤，几十分钟烧不开一壶水。
早晨醒来洗脸，脸盆的水早已结了一层冰。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援建官兵们怀揣着一颗颗炽热之心，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
官兵们的脸颊被寒风吹得通红……
官兵们的手指被寒风冻得僵硬……
军旗下轰轰作响的机械声，昭示着这是一支不畏严寒，不怕牺牲流血的铁军。
风沙、严寒、冰层、泥沼……这些阻碍施工的“顽敌”，被铁军钢铁般的意志驱除了，战胜了，消灭了。
多少次车陷泥沼无路可走，他们就用木板铺“路”，用废塑料袋、草编袋垫“路”，等车“拔”出泥潭，人也成了“泥猴”。
多少次车翻湖沟，他们从驾驶室爬出，将车“捞”上来，抖抖身上的土，缓解一下惊悸，又开车前行。
寒冬里，蓝天白云下，彩旗飘舞，机声隆隆。挖掘机的巨臂摧枯拉朽，撼山震地。铲车的拱铲力让山丘移位，让大地变形。
铁流声响彻在贺兰山巅，战士们慷慨的号子激荡在黄河岸边。
在污水横溢、蚊虫肆虐的沼泽地里建设一个碧波荡漾的星海湖，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来。
可是，塞北的寒风，漫天的黄沙，隆冬的飞雪，早春的霜冻，夏日的骄阳却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见证了改天换地的艰难，见证了战士的无私无畏。
记得刚到石嘴山的那个凌晨，看着黑漆漆的夜晚，听着呼啸而过的寒风，战士们心里一凉。第二天天一亮，当满眼的荒凉掠过眼际时，战士李志强的心中—阵忧伤。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地方？也不知道部队会在这里待上多久？新婚的爱妻呀，你可知我对你有多么思念！战士小王忍不住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安慰母亲说，西北比咱们想象得好多了，您不必担心，也不必牵挂。
不容大家有太多的想法，在安排好营地、勘察过工地之后，第三天，战士们就投入到紧张艰苦的战斗中。
驾驶着冰冷巨大的运输车辆，开着车轮上绑着防滑铁链的挖掘机，开始连天连夜清理冰冻的淤泥。可是因为对地况不熟，他们一次又一次连人带车陷在淤泥中。
到了寒冬腊月，大地封冻了，可是工程不能停。为了赶工期，战士们坚持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用大型采冰机一点一点将结冰的淤泥砸成一小块一小块，艰难地装上运输车。坚硬的冻土将运输车砸得“遍体鳞伤”。负责修理、维护车辆的战士几乎每天都钉在工地上十几个小时，随时准备修理、维护被砸坏的车辆。
春天来了，眼看星海湖就要放水，预定的工程还没有完工，战士们只好连夜加班。春寒料峭，夜晚的塞北几乎可以把人冻僵。战士们把带来的所有棉衣都穿在身上，寒气还是无法退去，他们更想家了。因为想家，21岁的战士小王曾一度成为同一间营房里战友们取笑的对象。家在江苏的小王参军第一年就被安排进援建部队，跟随战友们来到了石嘴山。离家的乡愁在寒冷的冬天被冰冻得更加浓烈。每到晚上，母亲的身影总是在自己的眼前闪现。没有母亲的叮咛，没有母亲来为自己掖被角，夜好漫长呀！泪水多次在半睡半醒中将枕巾打湿。
在一个暖阳高照、冰水已化的暮春的下午，战士小魏驾驶运输车运淤泥。就在他把车停在湖边将淤泥装到一半时，湖边土层化冻，运输车突然向左倾斜，就要翻了。驾驶挖掘机的战友小刘惊呼：“快跳！快跳！”可是，小魏才把车门打开，运输车就已经翻进湖里。如果不是因为湖中尚未放水，如果不是因为打开的车门支在湖中留出了一点空间，小魏可能永远都爬不出那已经变形的驾驶室。至今，他手上那道深深的疤痕，还时时提醒着他曾经经历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战士李国强才结婚不到一个月，就随部队来到星海湖建设工地。他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石嘴山，不会忘记星海湖。在这里，我遇上了人生中的两件大事：一件是我的父亲过世，为了不耽误工程，我没能回家；另一件是从结婚到现在，我陪妻子的时间不到40天，即使妻子生小孩，我也没能在身边侍候。孩子都满月了，我还不知道孩子长啥样。但是在这一年里，我锻炼了意志，培养了斗志，明白了世界上还有一种境界是超越生命的——无所欲求的奉献精神。”
忘不了，趟着泥水，战士们将车从淤泥中抬出的情景；忘不了，在寒风中，战士们在工地上啃面包喝凉水的情景；忘不了，在夏日的骄阳中，战士们一身土、一嘴泥、满身汗，一趟趟颠簸在工地上的情景；忘不了，战士们拖着病重的身体，藏着对家人的愧疚，依然坚持在工地上战斗的情景……
就是在这样的苦干中，就是在这样的奉献中，石嘴山人与兰州军区援建官兵手挽手、肩并肩，蘸着军民的深情厚谊，在贺兰山下，在黄河岸边，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军民鱼水情的高歌，使理想中的星海湖，变成了现实中的星海湖。
昔日蚊蝇滋生的沼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秀美的人文景观。
星海湖湿地疏浚整治工程，军民携手先后清淤土方1400万方，建设防洪堤106公里、各类泄洪建筑54座。30多平方公里的湖上，声琴岛、鹤翔岛、鹿儿岛、鸟岛如群星般灿烂。
鹤翔谷景区、白鹭洲景区、新月海景区、金西域景区、南沙海景区、百鸟鸣景区等六大景区，每年接待游客100万人次以上。
今天，当我们徜徉在星海湖畔，当我们泛舟碧绿的湖水之上，都会情不自禁地哼唱：
“一身那个绿军装
两颗那个红肩章
二三百个棒小伙
还有一位俊姑娘
驾着那个掘进机
就像那个上战场
生龙活虎铸星海
铁军那个力量强
……
碧水蓝天永铭记
鸟儿深情把歌唱
军民携手展未来
咱们的家乡披新装
为了咱们的石嘴山
奉献军魂美名扬
这就是咱们的子弟兵
写下历史新篇章”
——《这就是咱们的子弟兵》
这首歌将在星海湖的上空，在石嘴山人民的心里永远哼唱，永远飘荡。
明代，石嘴山是宁夏极北边境。蒙古部族经常越贺兰山入境侵扰劫掠，这一带屡有战事，发生在今石嘴山市境内有可考的大小战役达三十次之多。明王朝的将官中不乏儒将，战胜之际，多有歌吟，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些有关当时的战争的诗篇
“兵事驱人老未闲，衔枚夜度几重关。地空虎穴藏强掠，天运神机破大奸。杀气平吞西海水，威名高压贺兰山。凯歌齐唱红旗舞，报道元戌得胜还。”这首诗是总制王效写的。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蒙古部族盘踞于贺兰山蒲草沟，预谋进犯宁夏。王率兵直捣敌巢大获全胜。诗中说，兵事所驱，老而难闲；衔枚荷戈，夜度关山，以气吞西海之势直捣敌巢，终以神机妙算消除了虎穴中的强敌而威震贺兰山。全诗洋溢着杀敌的豪情与得胜的喜悦。
嘉靖十二年（1533年），蒙古部族十万之众从镇远关（今正谊关）入侵。总兵官王效会同各路兵马迎敌，杀敌一百二十余人，大获全胜。于是，总制、尚书唐龙赋诗曰：“十万胡雏敢横行，嫖姚诸将按西营。提刀直砍阴山虎，奋戟横挑瀚海鲸。三路捷声飞羽檄，九秋胜气蓊霓旌。腐儒尚觅干城策，原得沙场长罢兵。”诗的首两句写敌人来犯，各路将士临阵迎击；次二句描写了将士们挥刀奋戟的杀敌场面，写的很有气势；三、四句写获胜报捷。时值深秋，报捷传来，旌旗招展，草木欢腾、末二句抒情表达了和平的愿望。
“月明胡骑遁沙场，诸路交驰羽檄忙。共有肤功腾幕府，喜将三捷献明光。帐前鹤唳榆荫碧，耩上鹰飞草色黄。闻道虏中饥食马，人人惊说汉兵强。”这首诗也是唐龙写的。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蒙古部族时常从打硙口（今大武口）入侵，总兵官王效又会同诸路军马迎敌，杀敌百余人。唐龙就又写了这首诗。诗的开头即从敌人逃遁写起：各路将十月夜追敌，捷报频传，皆有战功。获胜之后，军帐前树绿鹤鸣，一派安祥宁静。将十们放鹰射猎在秋日草黄的原野上。此时敌人缺粮，杀马充饥，正惊说汉兵的强大。
应当说，在当时民族分裂的情况下，保卫宁夏平原的农业经济不受袭击掠夺是必要的。因而上述诗歌中便时常洋溢着御敌立功的激情，但即使如此，将士们还是企盼和平安定的局面，“原得沙场长罢兵”。显然，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平安定，才是人心所向，历史潮流。
蒙恬北地逐匈奴
2220年前，30万秦兵浩浩荡荡向河套西北部地区而来，对占据这一地区的匈奴，展开了一场驱逐战。
秦兼并六国后，分全国为36郡，今宁夏属北地郡。其时，黄河河套西北部地区，即所谓河南地，为匈奴占据。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志的秦始皇当然不可能放弃这片肥美的地域。于是，在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5年），令大将军蒙恬率领30万秦军出击匈奴。
其时，匈奴尚未强大，是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了如狼似虎的秦兵的，更何况秦兵有30万之多。故而，史籍称蒙恬逐匈奴。逐者，驱逐也，也就是撵走而已。可以想见，秦军所到之处，匈奴望风而逃的场景。虽然声势浩大，热热闹闹，战斗未必激烈。
蒙恬逐匈奴与石嘴山有何关系？当时，石嘴山为北地郡北境，乃是蒙恬与匈奴征战的战场的一部分。蒙恬将匈奴逐出河南之地之后，在河套黄河沿岸修建了44座县城，派军卒屯驻，凭借黄河天险防御匈奴。他所建的城障中有一处名浑怀障。其故址即在原陶乐县城以南。这个浑怀障，既是石嘴山市境内最早出现的军事据点，也是蒙恬曾涉足石嘴山市境的明证。
当时的浑怀障是说明样子呢？现在很难说清。但史书记载，蒙恬当时是“以河为竟，垒石为城，树榆为塞”。可见浑怀障位于黄河岸边，用石块垒砌而成，且种有榆树。这个军事据点在以后的岁月里，曾是灵武、历城、广润等县城之所在。
蒙恬乃秦之大将，他之闻名于后世，不只是他曾为秦王朝开疆拓土，更重要的是他曾主持修建了万里长城。虽说万里长城是颇为伟大之工程，但修长城的劳动者却是苦不堪言。当时即有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时人之怨恨于此可见矣。秦始皇37年（公元前210年），秦二世胡亥诛杀蒙恬。蒙恬闻讯自杀。于是，国内大乱，此时边塞守军逃散，蒙恬经营的北部防线亦告瓦解。
黄河渡口旧闻录
一桥架东西，天堑变通途。随着石嘴山黄河大桥的建成，从石嘴山渡河已不过是举步之易事。然而，当你穿行于黄河大桥之际，可曾知道当年渡河之难？笔者虽曾有乘木船和汽轮过河之经历，但那是解放后的事。解放前，从石嘴山过河的情景也只能从书本中获知。
石嘴山位于宁夏北端，隔河与内蒙古相望。由此间去内蒙，大河阻隔，需乘渡船。解放前，石嘴山渡口用小木船摆渡，既慢且险。望波涛而兴叹，路人皆有行路难之感。关于当年情景，天津《益世报》记者秦晋在其所著《宁夏向何处去》中，曾有过生动的描述。其文字不长，不妨照录：“每天河东、西岸的驮夫，脚户，往来如鲫，唯一的交通工具便是那四只高板船。船是官督商办，因为商仗官力，这撑船的‘老大’，便是这窄窄一道水的‘皇帝’。我们三辆车早晨9点到了河东岸，岸边早已经堆了百十条牲口，七八十人。四条船在西岸并没有动，派人泅水过河去催，说正在吃饭，饭吃完了说是要歇午觉。搅到下午3点，摇过两只船来，船一停岸，大家连人带牲口拼命地挤，‘老大’把纤绳作鞭子，人人脸上都涂满了血，牲口乱跑乱踢，一阵混乱，河里自然少不了‘落汤鸡’”。这段文字写的是秦晋本人1946年在石嘴山渡口渡河的亲历见闻。无论秦晋其人的政治立场及著述观点如何，这段描述当是真实可信的。一河阻隔，行路艰险，足令人怯步矣。
从小木船摆渡到汽轮渡河直至大桥飞架东西，这变化的轨迹不也显示着时代的前进，建设的发展吗？
人们啊，当你渡口时可曾想到过这些？
混脱飞渡只须臾
“不用轻舟与短棹，混脱飞渡只须臾。”这是明代诗人李开先《塞上曲》诗中描写混脱渡河的诗句。混脱是用完整剥下的羊皮或牛皮制成的浮水器具，类似皮筏中的单个浮囊。混脱制作简易，搬运轻便，渡河快捷，是古代西北地区常用的渡河川具。使用混脱渡河规模最大的一次恐怕要算450余年前鞑靼吉囊部举部迁移途中的那次渡河了。
明代嘉靖11年（公元1532年），居住在河套地区的鞑靼吉囊部向贺兰山以两移居。他们用牛皮制作了大量混脱，作为渡河用具。在头领吉囊率领下，这个部族从今陶乐县境下水渡河，其渡河地址约在今平罗县东北的黄河河面上。渡河之时，全部族男女老幼，分乘牛皮混脱，出没黄河波涛，划向对岸。就这样，他们从河东来到河西，进入贺兰山后，完成了部族的迁居。
鞑靼吉囊部举部迁移，渡河人数之众，使用混脱之多，是不难想见的，无数混脱浮于河中，在波涛里疾驰，那场面该是何等壮观。吉囊部的这次渡河，无疑可载人混脱渡河的史册。
卫青收复河南地
秦王朝覆灭后，河套西北部地区又为匈奴占据。当时楚汉相争，无力顾及西北。于是匈奴便时常南下扰掠。汉武帝即位后，国力强盛。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岂容匈奴侵扰！他在公元前127年、121年、119年，三次派兵北伐匈奴，收复河南地，迫使匈奴内附。其中第一次出兵是在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
这次出击兵分两路，一路由卫青率领，从云中出发，另一路由李息率领，从陇西出发。卫青一路出云中，西巡榆溪塞，度梓领，于灵州境内的黄河上架设桥梁渡河，直抵高阙，把在黄河以南的匈奴楼烦、白羊王逐出塞外。其出兵之地云中，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架桥渡河之地灵州，在原陶乐县东南。而高阙则在今内蒙古临河西北。卫青的此次军事行动，无论从行军路线还是作战范围来看，都与今石嘴山市境密切相关。今正谊关口的老关疙瘩，专家认定为汉代军事遗址，或许亦与之有关。
卫青的这次出击大获全胜，俘获匈奴数干人、牛羊百余万，并收复了黄河河套以南地区。接着，他又重新修复了蒙恬在黄河沿岸修筑的城障，凭借黄河天险构成了牢固防线。
在完成了对匈奴的征战之后，汉武帝在河南地增设郡县，移民屯垦，不仅加强了边防，而且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数年之后，这里便出现了“冠盖相望”的繁荣景象。
廉人善射天下传
东汉后期从公元107年至公元169年，西羌人三次起义，历时六十余年，宁夏为主要战场之一。其时，鲜卑、匈奴、羌等游牧民族迁入今宁夏北部。位于今平罗下庙暖泉一带的廉县城亦称为鲜卑部族攻略的目标。
廉县是今石嘴山市境出现的第一个县级行政设置。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与公孙敖分两路出击匈奴。霍去病由北地出发，渡黄河，越贺兰山，过居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直达祁连山，大败匈奴，斩首三万余人，俘获匈奴首领两千多人。匈奴浑邪王率众四万余人降汉。经过此战，匈奴受到重创，再无力南下。于是，汉王朝又移民屯垦，设置廉县。待到东汉汉灵帝时，这里处于鲜卑部族攻略之中，廉县人民亦奋勇保卫家园。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战争，只是留下“廉人善射”之说的那一次战争。
这场战争的始末，说来并不复杂。汉灵帝光和年间（公元178年至公元184年）。鲜卑王檀石槐死去，他的儿子和连为王。这个和连，贪婪残暴，缺德少才。他断法不公，以致部众大半叛他而去。然而，他又特别喜好杀掠，屡次攻打北地。光和四年（公元188年），他攻打廉县时，廉县一名善于射箭的人一箭射中和连。和连中箭死去，鲜卑兵顿时大乱，匆忙越贺兰山而逃。诗圣杜甫诗云“射入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廉县善射者一箭命中和连，贼王既死，贼众逃散，此一箭结束并取胜了一场战争，的确是值得称道的。
隋军出击突厥人
早在西魏时，原居漠北的突厥已进入河套地区，并开始入侵。隋初，更是频频犯塞。
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分兵数路出击突厥。当时赵仲卿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河间王杨弘出击。但赵仲卿未遇突厥，无功而还。杨弘却与突厥遭遇，在贺兰山斩杀突厥兵千余人。突厥南下入侵，杨弘出灵州北上，这场战争当发生在贺兰山北段。是故，《石嘴山市志·军事》载入这场战争。
关于赵仲卿在这场战争中的经历，《隋书·赵仲卿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开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军总管从河间王杨弘出贺兰山，仲卿别道具进，无虏而还。”这是贺兰山之名首次见于史籍，其时，贺兰山一山多名，还有楼树山、空青山之称。若往前说，汉代称卑移山。三国时期，其北段又有乞伏山之称。那是因为鲜卑乞伏部当时在今石嘴山至大武口一带游牧。因隋开皇三年的这场战争，贺兰山之名出现于史籍，尔来一千四百余年矣。
此后，隋王朝还曾多次出击突厥。后来成为隋炀帝的晋王杨广也曾领兵出击。隋文帝开皇九年，杨广任行军元帅，出灵武北击突厥。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杨广任灵、朔道行军元帅，出灵武道击突厥。但两次皆未遇突厥而返。出击时遇不到突厥，便无仗可打，劳师而还。唯有两军相遇，方有仗打。这说明隋王朝的出击突厥往往是一种遭遇战。
唐军阻击突厥地
唐初，贺兰山是唐王朝抵御突厥的重要防线。唐军曾在贺兰山下与突厥搏杀。“朔风吹透刀瘢，饮马长城窟更寒。夜半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大约即是当时唐军驻守贺兰山抵御突厥的写照。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军在崇岗镇大败突厥。这一仗，对于唐王朝战胜突厥，安定西北，具有重要意义。战争发生在当年9月，洪州大总管宇文歆领兵在崇岗镇阻击突厥兵。杀死突厥兵一千余人，突厥大败而逃。洪州在今江西南昌。洪州大总管宇文歆率领军在贺兰山下打仗，当是战事需要。正如王维诗云：“诏书五道出将军”之故。
这场战争，在《资治通鉴》中有记载。战争的所在地崇岗镇，《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明确地说，在今宁夏平罗县西北。这个方位即今平罗县崇岗镇境内，甚至连地名也完全相同。如若从军事的角度考虑，唐代的崇岗镇应当在今汝箕沟沟口。不过唐代的崇岗镇并非行政设置，而是军事建制。唐初的镇是较低级的军事机构，镇将只掌管军事防务，其级别大致相当于县令。但是，唐武德五年的将士参与，而是以洪州大总管宇文歆率军完成阻击的，其参战人数定然不少，战争规模亦肯定不小，“斩首千余级”，便透露出了战斗之激烈。
崇岗镇在唐代虽为军事据点，并非行政设置。但作为地名仍在沿用，这大约是我市现有地名中最古老的了。
唐军定远破吐蕃
唐太宗时，吐蕃族进入贺兰山驻牧。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吐蕃提出以贺兰山为界，山之西归吐蕃所有，唐王朝被迫应允。尽管如此，吐蕃仍时常攻略，双方征战频繁。吐蕃又成了唐王朝之大患。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的定远城之战，是唐军与吐蕃在今石嘴山市境展开的一场有相当规模的战争。
定远城故址在今平罗姚伏。此城是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朔方军大总管郭元振所建。当时，郭元振认为“西城远阔，丰安势孤，中间千里无城，烽堠杳渺”，于是建了这座城，以为驻军之所。西城即西受降城，故址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丰安城故址在今宁夏中卫。定远城的建设，意在加强西受降城与丰安城之间的战略关系，构筑一条沿黄河的军事防线。不过当时所防的是突厥。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十月，唐军与吐蕃在定远城开战。唐王朝方面的领军人物是灵武节度使杜叔良。吐蕃方面参战的将士多达两万余人。这一仗唐军大获全胜。斩杀吐蕃兵两千多名，俘虏吐蕃节度副使1名、判官长行39名，并且缴获了大量羊、马。从投入兵力，斩杀人数，俘虏官员，以及缴获物品等数量来看，这场战争应当颇具规模。定远城作为一座军城，当然经历过多次战争。这场战争仅是其中之一而已。明人胡琏《过田州城》诗有句云：“夜深磷火照荒营。”战死者白骨累累而生磷火，可以想见此地曾屡经战事。
西夏哆讹闹起义
北宋时，定州（今平罗县东南），居住着富儿、竾浪、曲家、小阿富儿等四个党项部落。北宋王朝曾设巡检管理这“藩部四族”。宋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8月，李元昊的祖父继迁以五万骑攻灵州不克，转而攻破定州等地，自此定州为其占据。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迁都怀远镇并改名兴州。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李德明为控制定州的党项部落建省嵬城（故址在今惠农区庙台乡）。这些都是李元昊开国称帝前的事。省嵬城乃是驻军城堡。即使在“地广人稀”的大西北也绝不是什么“繁华之处”，充其量是座兵营而已。是故，亦称省嵬营。这座驻军之城当然也不会与西夏建国后的另一军司构成什么防卫西夏都城的“犄角之势”。
西夏大庆四年（公元1143年），兴州、夏州地震，房屋倒塌，人畜死亡以万计，加之当时饥荒严重，米价暴涨。这便引发了韦州的大斌、静州的埋庆、定州的竾浪和富儿等部落人民的起义。规模大的达万余人，小的也有五六千人。他们杀富济贫，攻打州城，声势颇大，郡县告急。西夏朝廷一面赈济灾民，一面派任得敬领兵镇压，起义部队逐步互解。然而定州的竾浪、富儿两部人民，在哆讹的领导下，仍坚持斗争。他们依险据守，顽强抵抗，长达两个多月。最终，在任得敬的残酷镇压、疯狂屠杀之下，定州义军失败，其首领哆讹也惨遭杀害。
发生在今石嘴山市境的定州竾浪、富儿两部人民在哆讹领导下的起义，显示了党项人民斗争精神，沉重打击了西夏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西夏历史上留下了壮丽的一页。
成吉思汗过石嘴
西夏时期，西夏与北宋的战争不涉及今石嘴山市境。与辽国的战争战场大多在今内蒙古境内，虽距今石嘴山不远，但并未在市境内展开。成吉思汗5次攻西夏，唯第三次可能与市境相关。所谓“可能”，是因为专家推测，西夏的克夷门，亦即西夏右厢朝顺军司的驻地，很可能在贺兰山大水沟。
专家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测，一是大水沟水资源丰富，足以供大批驻军使用；二是大水沟形势险要，乃兵要之地；三是大水沟地形山势与《西夏书事》记述的克夷门相符；四是大水沟现存遗址有大量估计是大型兵营的“土屋”遗存。但这一推论尚未成定论。
成吉思汗第三次攻打西夏时，派兵出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由兀喇海攻入河西，再攻克夷门。其时，克夷门驻军多达7万。开战后，西夏国主安全又调兵5万支援。然而，坚守两月，终告失败。蒙古军队攻占克夷门后，乘胜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并引水灌城，迫使西夏国主安全纳女求和。总计12万兵力，最终未能守住克夷门，可见蒙古铁骑之勇猛。战争规模之大，拼杀之惨烈亦可想见。
现在，在大水沟仍有西夏离宫遗址。然而遗址上唯见零星的绿色琉璃瓦碎块而已。舞榭歌台，雕梁画栋，早已在历史的风雨中消失。在大水沟沟口南、北山麓的坡地上，有以双行石块砌成的房基数十处。因其上并无建筑材料遗存。专家认为应是以“十屋”为主的建筑，而这种“土屋”绝非西夏皇族所用，应当是士卒所居，故而这里该是一座大型的兵营。这也正是专家将此处推测为克夷门的原因之一。大水沟的西夏离宫，乃至大型兵营化为瓦砾与尘土，或许就是有成吉思汗的第三次攻西夏。
明代的哮拜兵变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二十日晨，宁夏发生兵变，即哱拜兵变。平虏城参将萧如薰在这场兵变中坚守虏城，从而得到“抗逆孤忠”的褒奖，并获得升迁。
哱拜是一个上达（即明初归顺明王朝的蒙古人）。明神宗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时年60岁的哱拜由宁夏标兵参将擢升为宁夏副总兵。其了哱承恩袭都指挥使职。次年，洮、河告警，哱拜与其子哱承恩领三千余骑兵前往征讨。宁夏巡抚党馨有意刁难，不给其补充军马，以致哱拜心生怨恨。万历二十年，哱拜领军返问宁夏。冬衣、花布、月粮，久欠不给。军锋刘东旸等率兵至帅府，党馨不但不给，反而以诛杀相威胁。2月28 日晨，在哱拜的支持下，刘东旸拥众进入帅府，杀死党馨、副使石继芳、游击梁琦等多人，纵火焚烧公署，释放囚犯，逼总兵官张维忠自杀。刘东旸自任总兵官，以哱拜为主谋，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秀文、哱云为左右参将，杀牲而盟，占据宁夏镇城，宣告起事。
哱拜兵变后，中卫、广武等河西之地均被其迅速占领。唯有平虏城未被攻破攻占河两之后，哱拜派兵渡河，包围灵州，并与鞑靼著力兔联系请求支援。著力兔领兵三千余人前来支援，与哱云合力攻平虏城。哱云被萧如薰诱杀，著力兔逃回塞外。于是，萧如薰功成
哱拜兵变连下河西四十七堡，当局震惊，明军调集甘肃、延绥、榆林、辽东、山西兵数万驰援宁夏，甚至还调来浙江兵和苗兵。最终采用筑堤决渠灌城的方法，并且使用离间计导致起事者互相残杀，才镇住了起事者。哱承恩被俘，哱拜自焚，刘东旸在内讧中被哱承恩诱杀。哱拜同党及降者两千余人皆被杀。11月，被俘的哱承恩被斩，12月，朝廷布告全国宁夏事平。
烽火连天照边塞
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建立明王朝定都北京以后，部分蒙古人留在中原，从事农业生产；另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入漠北，与原居住在蒙古草原的游牧部落一起，继续与明朝廷对抗。明中叶以后，游牧于北方的鞑靼、瓦剌等蒙古部落相继兴起，侵扰边境，杀掠人畜。宁夏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及其东北的鄂尔多斯台地，是蒙古骑兵频繁活动和向宁夏平原进击的基地。宁夏屡受侵扰，今石嘴山市境为宁夏极北之地，更是蒙古部族频繁出没与攻略之处。当时，镇远关、打硙口(今大武口)、归德沟、平虏城（今平罗），是防御蒙古部族的重要关隘与军事重地。
据史籍记载，仅直接涉及今石嘴山市境的攻略与防御战就有近20次，这还不包括蒙古部族零星的侵扰和明军主动的出击：
明英宗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12月，鞑靼进犯贺兰山归德口之暖泉，为宁夏驻军所击退。
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1月，鞑靼攻略平虏城，指挥许颙被杀。
明武宗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9月，鞑靼小王子所部3万余人入平虏城大掠。
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l1月，鞑靼六七千骑自宁夏镇远关（今石嘴山以西）踏冰过河，循贺兰山向南攻略。
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5月，阿尔秃厮部沿贺兰山北行，从镇远关东渡黄河。
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9月，鞑靼部驻屯套中，派兵攻略镇远关，王效派兵击退。吉囊部众以牛皮筏子，渡黄河入贺兰山后。
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12月，吉囊部攻镇远关，总兵王效领兵击败之。
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4月，吉囊十万众屯聚贺兰山后，分道攻略平虏等地。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鞑靼屯居打硙口（今大武口），数派兵攻略平虏城，妨碍耕牧，总兵官任杰领兵击之。
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春，吉囊部攻略镇朔堡（今平罗），为总兵官李义击退。
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9月，俺答部攻平虏城等处，被杀三百余人。
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1月，鞑靼著力兔部攻略平虏城，为守军击退。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9月，著力兔、宰僧等攻平虏城，宁夏总兵李如柏领兵拒击之，杀270余人。次年又攻平虏，被击退。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2月，鞑靼火落赤、著力兔诸部出兵攻平虏城等地，被杀俘2000余人。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10年）8月，火落赤部攻平虏等处，被击杀200余人。
显然，明代今石嘴山市境烽火连天，战事不断。至今犹存的明长城、烽火台遗迹便是当年战争的见证。
玉祥将军二三事
1926年11月27日下午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率军来到石嘴子。该地，当时属平罗管辖，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北临浩浩黄河，西靠贺兰山，进可攻，退可守，乃兵家争据之地。
冯玉祥将军在旅苏归国后，毅然作出五原誓师的果敢行动，在中国大西北举起武装讨逆的火炬，对于北伐战争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与配合，这与他在五月份赴苏考察时受到的深刻革命影响是分不开的。他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讲道：“在留俄学习三个月中，接见了苏联朝野的许多人士，工人、农民、文人、妇孺以及军政界的领袖，从和这些人的会谈以及我自己干革命对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和考察的结果，深切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行动的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而我们国民军困斗数月弹尽粮绝，此时又有放弃南口向西北退却之讯，势已不容我再逗留，便同顾问乌斯曼诺夫（苏联人）及共产党员刘伯坚返国”。
九月十六日抵五原与于右任、邓宝珊共同组织国民革命联军。总司令由冯玉祥担任，鹿钟麟任总参谋长，刘伯坚为政治部长，负责全军党务、政治宣传、组织训练等。聘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从此，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整编训练军队工作。其目的是力争在大部队援陕西撤时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并决定在大余台和石嘴子设两个防御点，故意引诱奉军，大大牵制其进攻，便于避战防御。
为了实现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计划，必先要考虑顺利进军宁夏，为此冯玉祥将军轻车简从赴包头与投晋归来的韩复榘、石友三竭诚相见，相互信赖，研究确定了进军计划。然后，由石友三率工兵部队向西开路，边筑路，边进军。当时从包头到石嘴山，还没有一条可以畅通的汽车公路，仅有一条人行道还是荆棘丛生，沙漠横阻，石友三按照指令亲临现场督工兵加紧铺路施工，填沟壑，筑桥梁，工程艰巨。由于整训后的士兵个个精神振奋，他们在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号召下，斗志高昂，一派生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开拓出一条畅通的包宁公路。
1926年11月25日冯玉祥将军率领着整训后的七路大军和辎重从包头出发。第一天住临河，第二天住磴口，十一月二十七日到达石嘴山。当时石嘴山有一位富绅郑万福（字海峰）闻讯冯玉祥大军将至，早就做好了一切迎接准备。他在当地开办煤井数处，碱湖一处设立商号收购皮毛发菜等土特产，多同外国洋行挂钩，拥有百万家产（人称郑百万）。他在石嘴山建造的一座厅院，雕梁画栋十分阔绰。朱红大门向东开，门屏两旁座落着几十间畅朗的砖瓦房室。为了盛情款待这位大名鼎鼎的冯司令，他不知忙了多少个昼夜，四处奔波；并组织当地商富人士做好迎接冯玉祥将军的准备工作。他和王万银（富商）一起准备做好接待房缮和隆重的迎接礼仪，其目的是一方面可保其全部家产，另一方面为了得到冯司令的赏识，以便在大军过后显跃身价，名利双收，从而继续掌握地方特权。因此，他同王万银全力以赴地奔走，把石嘴山仅有的几百户居民组成欢迎大队，从北到南排列两行夹道相迎冯司令。冯司令下汽车后，郑海峰、王万银等迎上前去躬身施礼，并寒暄说：“我们石嘴子全体父老兄弟久盼司令大驾光临，今日如愿以偿，实为万幸，敬请司令驾临敝舍休息，我等已备便饭为大人洗尘，如蒙指教或有需我等效劳之处，则郑某必尽犬马之力。”冯将军点头示意连声说道：“谢谢！谢谢！不必客气。今日我军路过贵处，不免有所打扰，还望诸位父老乡亲给以多方关照。若部队有什么不规之处，甚而扰乱老百姓，请直接提出，必予处治。”在卫队簇拥下，郑万福、王万银陪同冯玉祥将军一起走进郑府大厅。即刻端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有双鸡、双鸭、双鱼、双肉。冯将军在进餐时心中暗想，真出乎意外，没想到在此荒山僻壤之地，遇到这样热情好客的乡绅，他从内心感到异常。因此，随口说了几句恭维之话：“郑先生是地方上德高望重之人，久闻先生大名，乐善济困，兴办地方慈善事业，乡里父老多为敬仰。我们初到贵地，即受到先生的热情接待，我们再次表示深切谢意。”冯将军接着又说：“石嘴子这块地方，从表面上看极其贫困，实则它是水陆要道，地下蕴藏煤炭丰富，只要团结乡亲共同协作开发，将来必有大作为，指日可以致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后裔，应当爱国爱民，奋发有为，创办有利于民众的事业，否则真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啊！”饭后告辞郑万福，同时带领官佐在沿河沿山的要隘地方一一作了视察；并根据地形地势布置了防御设施。然后对部下说：“如果留驻绥远（现内蒙）的部队开完，敌军仍可能跟踪追击，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构筑阵地，利用优越的地势条件严密防守。”当即冯将军逐一布置了防御阵地和攻击阵地的设置点。
冯玉祥将军在离开石嘴山时又召集驻防官佐和主办兵站的郑万福、王万银等指示说：我军驻防石嘴山，一定要严守军纪，不可扰害百姓，给养问题由当地兵站供应。我们派驻平罗的县长会对你们作好安排的。目前使人担心的是从后套到平罗一带都有帝国主义的特权势力，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到处设教堂，在城镇地方设洋行，打出传教招牌，实则进行经济文化侵略。抢占土地，横行霸道，肆意盘刮老百姓，就像我们在五原、临河、磴口、三盛公一带见到的那样，大量土地都被教堂霸占。肖正寅驻磴口时部队没有粮吃，肖正寅亲往教堂向包神甫交涉让出土地令军队开垦种植，结果还是不肯让出，逼得肖正寅只好以军队没吃的自己开荒种田，我也没办法为理由，才弄得教堂无能为力。我们进行国民革命就要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乎使中国不能生存。我国工人、农民为什么这样穷困？就是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它们强迫中国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的领土上有租界，有海陆军驻扎权，有航行权，有领事裁判权，修铁路开矿山，把持中国海关，强制中国行协定关税百抽二五，帝国主义把中国弄得穷困不堪。我们国民革命军是建立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为解放民族铲除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而奋斗。在石嘴子这个小地方也有外国洋人的教堂，传教是假，侵略是真，搞什么“贷银订货”“刹价收购”“实物交换”，大量盘剥老百姓。他们廉价收买皮毛原料，稍予加工就可几倍几十倍的赚钱，弄得我们民穷财困，因此我们所有爱国之士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现在我在这里郑重宣布，今后凡我军所到之处必须一律取消外国洋人特权，废除免税条例。当时参加训示的许多人无不感到扬眉吐气，拍手称快，对冯将军的这一英勇行为表示十分敬佩。驻守石嘴山的军政官佐都奉行冯玉祥将军指令，取缔了洋人特权。此后石嘴山的洋行关闭，教堂多数撤离迁住后套，物价金融都掌握在商人，富户之手。
为了酬谢郑万福、王万银对联军的支持，冯玉祥将军亲口允诺两人主持办好兵站；并任郑万福为国民革命军联军参议，同时允许郑万福继续经营鄂托克旗碱湖做为经济上的报酬。
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往平罗，沿途老百姓平安如常，无人感到惊慌恐惧，集市贸易照旧进行，八方群众有的等候路旁观望，有的夹道列队欢迎，十六匹骡子拉的大炮雄壮威严，四列并排步兵，肩扛水连珠快枪整齐前进，各个斗志高昂，显得一派生气。穿过平罗县城大街在南门桥外公路两侧大碱滩上搭帐安营。冯玉祥将军乘车来到县城北门下车，受到城内群众的夹道欢迎。在县长王者宾和绅士刘青等的陪同下，走进县政府大院三堂的县长卧室内，即刻有王者宾的太太、小姐、丫环端上茶点果品，见到这样多的女流进进出出，冯将军颇为惊异，便随口问王者宾“你这个县衙内哪里来的这么多的女人，成何体统。”王者宾面红耳赤，手足无所措。冯将军没有进餐，只简短地又问了一些地方政治、经济情况。然而王者宾总是前言不答后语，冯将军见他面黄肌瘦，无精打采，知其必已吸食鸦片，且不理政事，当即就训斥了一顿，免去了他的县长职务，令他随军南下，同时委派杨茂翰接任县长。他又命令驻军团长高树勋、金变三，通知城内工、商、市民百姓集中在关帝庙院内开会。冯玉祥将军来到庙院先让各界老年人坐在前面，逐一问了他们的姓名、职业，并亲切地给予安慰鼓励，其中问到冒永昌老先生说：“你有几个儿子，都干什么事？”回答说：“只有一个儿子，早就当了兵，在马鸿宾师长部下任职”。冯将军点头称赞说：“你儿子参军很光荣，爱国为民是我们的天职。国民革命军就是为铲除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才成立的，要鼓励你儿子好好干”！顺便从衣袋里掏出五角银币交给冒老先生，并说：“这五角钱就作为你孙子上学的学费吧！”在场的人无不敬佩冯将军的这一爱民行为。（注：冯玉祥将军誓师五原就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即宣布撤销宁夏镇守使马鸿宾的官制，将马的步、骑兵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二十二师，冒永昌之子冒良辰就在该师服役）。
冯将军走上庙院中间土台，讲了下面一段振奋人心的话：
“父老兄弟姊妹们，我冯玉祥生在工人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之地。我自幼失学，及长入伍当兵，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唯不自量，力图救国救民，无奈才短识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及至苏联访问，看见世界革命已起万丈高潮，我中华受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的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产生。我知道这个道理就刻不容缓地干起来，与诸同志走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并组成了国民革命军进行固甘援陕之战斗。今日路过平罗招集父老乡亲有些必要的话特掬诚以告。过去若说我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不意还有人说我是赤化了，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赤化，有人骂我不该与苏联亲善，我想世界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致中国的死命，只有苏联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们民族，若我不与以平等待我的人亲善，反而巴结以奴隶待我的国家，这是何等亡国的心理？各父老兄弟应该明白，苏联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辅助弱小民族为己任。吴佩孚先是号召所谓讨贼，后来忽然一变而为反对国民军，他的背后乃是帝国主义支持。帝国主义利用军阀压迫民众，又唆使军阀互相战争，以巩固其在华利益，遂使民国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战祸，于是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士兵及一切民众穷困不堪，家破人亡，其原因都在于此。痛苦的渊源已经求出来，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唯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我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是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深相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团体，共负革命责任。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各阶级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在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解除军阀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其他人民的痛苦均为之解除。为此我在这里号召一切爱国爱民的志士仁人，均应踊跃参加光荣的国民革命军。从明天起我军在平罗招募新兵，我已委派高树勋和金变三两人负责办理。希望父老乡亲要规劝子弟应招参加革命军，万众一心共赴沙场，完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伟大使命。”冯将军这一慷慨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激发起爱国热忱，在一片，雷鸣般掌声中冯将军走下讲台，兴致勃勃地提笔写了“打倒贪官污吏”六个大字，并命令杨县长造匾挂在鼓楼上，会后冯玉祥将军率领军政官员到大街市上和学校做了视察，当即就责令他们说：“今后集市贸易必须实行公买公卖，农、工、商一律合理交粮纳税，号召民众灭鼠，男子要剪发，妇女放足；把本城高级小学校办好，所有青少年都要上学读书。”
驻军官兵一律佩带“誓死救国”徽章，和“不扰民、真爱民”的肩章，“以示我军纪律和宗旨。”对招募新兵之事责令高树勋办理，三天之内就有百余人报名参加，其中刘青带头送两个儿子入伍，当时凡入伍当兵者，其家中人都给以优待，个人还戴红花上街夸示，他们都感到十分光荣。
冯玉祥将军的这些言行都表明他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他以国民革命为号召，以打倒帝国主义和贪官污吏为前提，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他把平罗——银川做为战略后方重地；并重视工、农、商业的发展。沿途招兵买马不断扩充兵力，加强整训，才取得了援陕战斗的胜利。他督军援陕路经平罗，虽逗留时间只有一两天，然而给平罗人民群众留下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在他离开银川赴陕时留宁夏的驻军首领宋哲元、平罗驻军师长冯安邦，都一直奉行冯将军的指示，每到集市县政府和驻军都派专人在街市上进行宣传，号召群众爱国，讲卫生、灭鼠，男子剪发，妇女放足。讲解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从而广泛激发起群众的爱国热情。有一次宋哲元召集各县有名望的绅士到省城开会，实际上就是根据冯玉祥将军的指示向各县代表了解地方军政长官的所做所为。他问刘青：“你们平罗县杨县长（指杨茂翰）娶了几个老婆？有没有贪赃枉法行为？要如实说。”刘青回答说：回禀主席，我只看见杨县长娶了一个老婆，其他的我没看见，所以不敢说他娶了三个四个老婆，贪赃枉法，我也没听到，请主席查证。”见刘青回答实际诚恳，于是安慰几句话，并要求他回县后认真办好兵站工作，协助政府征粮征税，然后奖给刘青大洋三十块做为车马路费。
冯玉祥将军自访苏归国，重整旗鼓，五原誓师，坚守民族大义，站在革命方面，不断追求真理，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混战，为争取实现民主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始终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一起，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位杰出爱国者。
平罗县民军起义
清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间（农历、下同），平罗县社会上有这样的谣传：“不怕南来一只虎，只怕北来一只鸡。”当时人们纷纷议论说：“虎”是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鸡”则认为是指北面的蒙古台吉（蒙古爵位名，吉与鸡同音）。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县知事李九波（四川人）鉴于局势动荡，遂召集官吏绅商研究加固城防，准备应变。当时平罗城垣，东北两面为流沙所围，北墙积沙齐垣，乡人进城，多涉沙而入。在此情况下，防务工程，主要是清除积沙，因工程浩大，民工怨声不绝，后竟自动解散。官府因武营空虚，无法弹压，只好徒唤奈何。
民工的自动解散，彻底暴露了官府的空虚与无能。于是哥老会的活动，遂由秘密逐渐转向半公开，起义风暴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接着就听到陕西张凤翙等于九月初起义反清，宁夏刘华堂等于九月二十八日也发难响应，义旗纷举，人心振奋，平罗哥老会也于九月二十九日，首先在头闸（现头闸公社）起事，十月初一日，平罗县城亦高举义旗。他们先打开监狱，放出囚犯，犯人们冲出狱，手持镣铐，涌上街头，高呼“成功了！成功了！杀呀！杀呀！”民军接着打开仓库，赈济贫民，打开武库，武装民军。
知县李九波在地方豪绅的包庇下，隐匿起来，参将谭华亭（湖南人，原湘军）、守备金某（满族）、千总周尚敏（又名周世斋）以及县府的吏员兵弁，皆各逃匿。
时值初冬，天气奇寒，为了解决御寒问题，民军将平罗城门的三家当铺打开，尽所质当衣服，分给缺衣少穿的人。打当铺时正值晚间，为避免混乱，事先规定了指挥和联络口号，如“正南”、“正北”、“你我”、“灯火”等，因此在整个过程中保持了良好的秩序。只有一家当铺，因灯火失慎，引起大火，随即组织人力扑灭了。
十月初二日，民军指挥部正式成立，设于县城关帝庙内（现五金门市部所在地）。首领为蒲大爷，名春山，四川人，年约六十左右，在起义前数月来平罗，负责组织工作。他乔装乞丐。每日沿街打莲花落。民军的其他负责人有：王之滨，子渭川，平罗南小兴墩人，系清朝考才，做任为知县；马跃川，平罗东乡农民，会武术，曾在光绪二十八年与龙占海杀过下营子教堂的比利时神甫，被任为参将；孙柏岩，洪广营人，在平罗学堂教过书，被任为文案夫子；还有吴大炳（平罗开中药铺），以及安大爷、蒋大爷（均系四川人）等。
十月二日早上举行就职仪式，并接受了清官吏及地方绅士的输诚。蒲春山身着蟒袍，头扎青布，端坐正中，民军官吏分坐两旁，侍卫侍列左右。清官吏亦各头扎青包巾，跪献印信，表示归顺。
中午，民军派人向商号征收青布。因各商号均关门停业，派学徒由房上将布送下。于是所有民军皆头扎青布包巾。
下午，市民欢迎民军首领铺大爷。蒲由指挥部乘马而出，二人牵马，二人扶蹬，仪仗分随左右，浩浩荡荡进入市区中心。群众夹道翘望，一时都很惊诧，私下议论说：“那不是前些天在街上打莲花落的老头儿吗？”有的说：“这人准是上头派来的头目。”
十月三日，民军在南教场举行了祭旗式，由蒲春山主持。民军有的手持枪、刀、矛，有的拿着一根木竿，梢端绑着小刀、剪子、火筷子之类的东西。蒲春山登坛祭拜天地后，由平罗城公正周绍武（字丹铭）宣读牒文。宣读毕，将一趁火打劫的孙三子明正典刑，杀于坛下。接着宣布每家在门前插“顺南”旗一面，规定旗色为白色块布，上书“顺南”二字。经过三天整顿，建立了各种组织，初步恢复了社会秩序。但武装力量仍很薄弱，政权尚未巩固。当时宁夏满城仍在清军手中，满营副都统常连拒不投降，且派人到兰州求援。宁夏民军为攻打满城，向平罗民军求援甚急。为了支援宁夏民军，当时平罗民军采取了下列紧急措施：
（一）飞檄宝丰、黄渠桥、李岗堡等地哥老会组织，迅速组织人马，搜集民间武器，成立步骑支队；
（二）由平罗县城商会向全县商号募集军饷，四乡地主财东酌情捐献；
（三）征集武器与废铁，动员铁匠赶制刀矛；
（四）给民军家属分配粮食，安定军心；
（五）设立兵站支援前线。
通过上述措施，将临时召集起来的民军，分别组成了几个步、骑支队，命宝丰哥老会头目哈明率领，支援宁夏，攻打满城。出发前一律又换上了白头巾。
仓促组成的民军，因成分复杂，组织松懈，再加武器拙劣，攻打满城时，相持未及半月，听到甘肃清军援军即将到宁，顿时人心涣散，斗志低沉，指挥人员也随着丧失了信心。于是全线溃退北撤，刘华堂和哈明各率余部撤至平罗。当时来宁夏镇压民军的清军，是由陕甘总督长庚（满族）和由西安逃到兰州的陕西巡抚升允（蒙族）派西军马安良部的分统马麒（人们呼之为马七虎）的部队，约于十月下旬到达宁夏城。十一月初二日马麒率管带马海宴、马全良等部开赴平罗，路经李岗堡时，又怂恿部下杀人，一直从西门杀到东门才停止，一时弃尸狼藉，血肉横飞。
退驻平罗的宁夏民军，听到西军占领宁夏，即与平罗民军一起继续北撤；至石嘴山时，队伍已渐混乱。平罗反动官吏，在地方绅商拥护下，又恢复了他们的统治。
十一月初四日正是冬至，平罗市民正高高兴兴过节，下午还要烧纸祭祖。因之街上的商号摊贩都照常营业，人们熙来攘往，市面相当热闹。下午，忽听到西军抵达南郊，城内的文武官员和豪绅富贾，都出城迎接。百姓当即恐慌起来，不敢出门。西军一进城，立即宣传禁街，关闭城门。接着听到军号声一响，西军便在“杀！杀！杀！”的喊声中，逢人便杀。一霎时，街上人头滚滚，陈尸遍地。地方绅商见杀戮过甚，才敦促知县李九波跪于西军首领前要求宽恕。但屠杀成性的西军却回答说：“奉命屠城，不分良莠，一齐杀绝”；并说：“城外四十里以内，亦属洗劫范围。你身为县知事，守土有责这次叛乱，不是来自境外，而是就地起蛟，难道说乱民还不该斩尽杀绝吗？”李九波战战兢兢地哀求说：“乱民已逃，留城百姓，尽属良民，望本上天好生之德，下令封刀”，西军首领不肯，李九波等则长跪不起。约一小时后，西军头目才又答复说：“刀可停，劫不能停，我们的兵勇由西宁到此，长途跋涉，行军甚苦，要允许他们发三小时的‘洋财’”。李等只好口头称谢。掌灯时分，停刀令下，杀声停止。接着开始了放火、抢劫、奸淫。市民在大屠杀之后，原定三小时的“发洋财”，延续了三天。
在这次惨绝人寰的暴行中，大的屠杀共有三处：一在北庵门前，一在仓廒门前，一在南牌楼前。三个屠场上，都积尸成堆，殷血遍地，行人绝迹。南门瓮城内四周挂满了人头，行人路过，无不肉颤心惊，不敢仰视。被烧毁的民房约四百多间，死难者约三百余人。被抢劫的财物无法统计，妇女被奸淫者更难以计数。
民军首领蒲春山，在西军入城前，隐藏乡下。约半月后，蒲潜入城中活动，事毕出城，被城门守兵认出，即遭擒获，被捺倒在地，用斧头将头剁下，悬于城门。民军文案夫子吴大炳亦于当天被枭首于大街。
十一月初八日，西军前往黄渠桥、石嘴山追剿民军。这时民军内部因意见分歧，竟自互相火拼，刘华堂杀了哈明，向后套逃去。西军追至石嘴山，不见民军踪影，方才停止。当地六大洋行均顶香迎接，西军则杀气腾腾地扬言要援平罗先例，先杀三小时，再发三小时“洋财”。后经洋行老板再三婉言乞求，恭献金银财宝后，才免遭杀劫，但三小时的“洋财”亏补，必须由市民全部奉献出来。
石嘴山解放概述
石嘴山I前身是惠农县。惠农县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随着全自治区的和平解放而获得新生。
解放前，由于惠农县地理位置的重要，马匪帮对这一地区十分重视，苦心经营的特务组织和地方谍报组织密布全境，在一个不足四万人口的小县，在石嘴山设有平、惠、陶军统站（站长橄忠建）。黄渠桥绥宁师范设有中统站（站长系该校校长王志毅）。橄、王二人均在解放时送省公安厅集训处理。河对岸拉僧庙小学派有中统特务薛功武担任该校校长（解放时潜逃青海省西宁市，据说一九五四年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归案），中统特务杨天伟在黄一完小任教。以上四个特务站、组均直属伪中央特务机关领导。
马匪地方特务性质或特务外围性质的组织更是星罗棋布。石嘴山设有稽察处（处长牟昆同，解放后以历史罪恶逮捕管押）。设特务性质的便衣马队，（队长杨生荣解放后被镇压，马队成员田生兰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黄渠桥驻伪国民兵总队（一个团的建制）。总队长左明道（人称左团长），总队内设有以王健、严××为正副组长的十二人组成的谍报组，以小商小贩的身份为掩护，活动于河东、后套内蒙一带。此外，还驻有以郭拴子为司令的贺兰山保安队。县城设有伪警察局，黄渠桥设分局内亦设以小商为掩护的情报组织。县除行政机构外，设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总部（内设干事会）。各中、小学还有三青团区队部和分队部。县党部内设有防奸小组，各乡和中学设区党部，内亦设防奸小组（防奸小组的宗旨是防止异党混入，即防止和调查共产党的活动）。各小学和各保都设有以国民党区分部成员为骨干的联保具结。（即一人出事株连全保）。在这样一个双层特务密布的地区，我党地下活动很难展开。据此，我党派到黄渠桥一小和石嘴山回民小学的杨一木、李振声等同志均先后被迫离境。为了镇压革命，中共地下党员任天才同志在内蒙三段地一带活动，被抓后又押往当时的惠农县址黄渠桥杀害。燕子墩外西河地主俞伟的长子俞某，由延安被派往磴口县城完小任教，到职不久被捕，后自首变节（解放时送公安厅集训）。因此，马鸿逵受到蒋介石的亲令嘉奖。
宗教界：马匪为了统治回族人民。县设县回教协会。另外石嘴山设有比利时人新满办的基督教会，黄渠桥设分会。下营子设有天主教堂。解放后反动的圣母军活动曾伸展到该堂。在圆满寺和圆善寺还常有大型佛教活动。
蒋、马匪帮对这样一个边境小县，政治上费尽心机，百般控制，置人民死活于不顾。由于苛捐杂税和政治上的重重压迫，全县回、汉族人民都处于饥寒交迫的景况，百分之七八十的贫下中农睡的是土炕、冬季无棉衣御寒，夏季无单衣遮体，十四五岁的姑娘还光着屁股。十七八岁的丫头被逼迫嫁给四五十岁的老汉（青年人大部分被抓去当兵，四十五岁以下的男人都要轮流参加国民兵训练）。
当时惠农县没有什么工业。在石嘴山只有两家地主开的手工操作的黑瓷窑（现在的手管局下属陶瓷厂前身），因此，全县人民专靠从事农业为生。由于青、壮年大部被抓兵和训练国民兵，农活大都落在妇女肩上，良田种薄，薄田撂荒。石嘴山以南是一大片荒滩，大武口更是一片荒凉。把一个东沿黄河、土地肥沃富饶的川区，折腾得民不聊生。
一九四九年九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进军宁夏，解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宁夏人民。为接受敌伪政权，兵团政治部从各军抽调人员组成工作队，部署每个师包干一个县。一九四师抽调四十八人，其中排以上干部三十八人，负责接收惠农县伪政权。
工作队随大部队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回忆时间，不一定确切）到达惠农县，当快到县城时，由地方各界（包括我先遣队的同志）代表组成的支前委员会，以及旧政府人员，列队出城迎接。次日在县政府召开了有支前委员会和旧政府人员参加的会议，会上由新任县委书记信宁、县长韩佐同志讲话，首先郑重宣布废除旧政权，建立新的人民的政权，并宣讲了党的有关政策，特别是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最后责令伪县长陈尊瞻和各部门负责人，认真负责地把各个部门的文书档案、财产整理列表准备交接。
接着由信宁、韩佐和组织部长杨希明同志主持召开了转业干部会议，研究决定设八个区（旧惠农县设八个乡。石嘴山为一区，当时只有二百七十八户人家，二千多口人）。县委包括两名警卫员、一名炊事员在内共十个人。即县委书记一人，文书一人，组织部长，组织干事各一人，宣传副部长一人，宣传干事一人，另有妇女干事一人。
县人民政府除县长、秘书二人而外，只设了民、财、建、教四个科和公安局。除财政科和公安局配备二人外，其余三个科各配了一名科长。
为了加强基层工作，各区均配备了三人：一名区委书记、一名区长、一名助理员。因干部力量不足，连信宁同志的马夫魏发明也配到二区去当助理员。在部队担任过连队上士的李荣久同志负责接受全县的粮库。嗣后，一九四师应惠农县委的要求，又陆续转调来十四人，充实到各部门，至此，全县转业干部、战士计有六十二人。
旧政府人员：根据每个人的政治表现、历史、家庭出身等情况，经过审查，留用十一人，分配到各科和区上工作。伪科级以上（包括伪县长）人员，除王三骥、杨树锦二人留用外，均按上级通知送省上学习处理，一般人员教育遣返回家。从此惠农县人民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得以重见天日，开始了新的生活。
黄河岸边建电厂
我原籍河北省邯郸地区。1945年初参军，参加了8个月的抗日战争，后随部队南下解放重庆市。重庆解放后，我所在的部队集体转业到重庆市公安系统。在公安系统工作了几年，感到自己不太适应坐办公室，便找到西南工业部段君毅主任，我对他说：“我不想干公安工作了。”他说：“你想干啥？”我说：“我想当工人去。”随后我便被安排到重庆市电管局的一个安装队工作。先在重庆参与安装了几台发电机组，后又随队到昆明工作了几年。后来这个安装队在重庆市成立了一个十一公司，十一公司与十二公司联合成立了西北电力管理局，我便由重庆市来到了西安市西北电力管理局工作。
1958年8月，我与另外两位同志受西北电力管理局的委派，为配合宁夏煤炭开发建设，从西安到宁夏石嘴山选址建电厂。当时，宁夏境内唯一的发电设备，是清朝慈禧太后送给宁夏的一台功率很小的锅拖机，而且还在银川发电厂。我们到宁夏后，银川电力处便安排我们来到了石嘴山（现惠农区）。这里当时没有什么工厂，正准备开煤矿，急需用电。我们到了以后，马上便开始了选址、钻探、设计、规划建设等前期准备工作。考虑到建电厂用水量大，厂址最后选定在黄河边。厂址确定后，西安设计院的专家来此现场设计。设计完成后，大约在1959年2-3月份七局八公司的一个处，大约有500多人，来到这里开始搞基本建设，当年年底开始发电。
刚建厂时，先安装了两台6000千瓦的发电机组，从全国各地招来了300多工人。初期发电只是简易发电，工人们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都想着早日发电，多为国家作贡献。那时条件差，设备不配套，用皮带给锅炉送煤有时跟不上需要，厂里一动员，工人们就积极主动地用背篓往30多米高的锅炉上背煤，工作很辛苦。电厂投产后，我们同来的3个人，那两个同志嫌这里条件差、生活艰苦，先后都回了西安。而我却认为，既然组织安排自己到这里工作，那我就服从组织安排，安心在石嘴山电厂工作。后来我一直在厂里从事保卫工作，直到1988年离休。
随着当地经济发展，石嘴山电厂先后又上了两组1.2万千瓦、两组2.5万千瓦、两组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最终形成了装机18.6万千瓦的生产规模，职工也增加到了2000多人。石嘴山电厂建成发电后，宁夏境内相继建成了中宁电厂、大武口电厂、大坝电厂。石嘴山电厂先后为这些电厂输送了大批技术工人，有力地支援了宁夏电力事业的发展，可以说石嘴山电厂是宁夏发电企业的摇篮。
在宁夏工作的30年中，使我与石嘴山电厂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黄河岸边扎根落户后，从没有对我当年放弃重庆、昆明、西安等城市的良好环境，而选择宁夏后悔过。离休后，为发挥自己的余热，有时按照厂里的安排，到厂办学校、车间给学生、工人作报告，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同时不计报酬地担任工厂福利区卫生保洁工作，既活动了筋骨，锻炼了身体，也为下一代作出榜样，身体力行地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上甘岭到九〇五
抗美援朝时我们是一个师的，部队就在上甘岭。1958年复员后，在北京冶金研究所工作七年。1964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服从组织安排，满怀支援“三线”建设的激情，一块儿来石嘴山，亲手建设了九〇五厂（当时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保密单位都用代号），然后一直在厂里工作。1973年夏道金同志被组织上派到石炭井区工作。我们是九〇五厂建设和发展的“先遣队”，是最早的一批人。我们来到这里时一片荒滩，什么都没有，弹指一挥间，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现在大武口今非昔比，一座山水园林新型工业城市已经初具规模，是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亲手改变了它的面貌，作为这些巨大变化的见证人，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在宁夏呆了四十多年，可以说大半辈子，早已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乡。
十七八岁在家乡参军时，并不知道要当志愿军，我们报名是当解放军。都是农民出身，还不懂得什么革命道理，听说志愿军打仗非常苦，战争残酷、危险，所以都不想当志愿军。入伍以后，坐上火车不停地走啊走，当火车拉着我们进了东北，很多人开始猜测议论，意识到可能要到朝鲜去了。大家情绪都紧张起来，从丹东过鸭绿江时，看到被战争破坏了的城市，打得一塌糊涂，到处一片狼藉，全都明白了。晚上领导开会动员，要入朝了，把解放军徽章换成志愿军，车厢里一下子炸锅了！有的同志当时就哭了。那时心情真的很复杂，年轻嘛，害怕、担心、焦虑等等都有。过江的时候，形势很紧张，因为刚刚停战，联合国的军队在边境上守卫，不准部队进入。我们是坐着闷罐车，晚上当作货物（高粱米），悄悄地运到朝鲜去的。临行时领导讲了抗美援朝的意义，前线战场复杂的情况，特别交待了如果遇到麻烦，一些应对的方法。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毛头小伙子简直如临大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但是真正到了朝鲜，听到了隆隆的炮声，看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看到了沿途（从丹东到上甘岭）被美军炮弹炸坏的汽车、坦克、削为平地的山峰，弹坑一个接一个，一片废墟，看到朝鲜老百姓被战争摧残得民不聊生的凄凉景象，激起了同志们满腔的仇恨，恨不得马上投入硝烟弥漫的战斗，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在朝鲜四年，工作生活很艰苦。虽然残酷的战争结束了，但边境线上始终不得安宁。我们志愿军和美国军队的小摩擦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还遭到偷袭。刚去时没有房子住，我们在山坡上，自己搭的草棚子。后来盖一些简易房子住进去，生活渐渐习惯了。朝鲜树多，但美军炮弹把树都打断了，烧焦了，有的山头也削平了。战友们水土不服，生病的人较多。当地气候寒冷，零下30—40度，很多人长了冻疮，冻坏了。我们就想办法，自己盘土炕，烧热炕，解决取暖问题。春夏季气候湿润，到处是沼泽地，野外山上蛇非常多，对我们训练和生活威胁较大，记得有个战友站岗回来被蛇咬伤，挺吓人的。我们还有一项任务是帮助朝鲜人民搞建设，比如工程兵，修路、架桥的事都干过，农忙时节帮助老百姓种庄稼。部队领导对志愿军官兵要求非常严，老百姓的一草一木不能动，更不能随便与老百姓交往，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是战争年代的管理方式。一开始，生活条件艰苦，吃的大部分是粗粮，定量少，而且没有什么蔬菜副食，每天吃两餐稀饭，高粱米或大米稀饭。我们年轻，饭量大，经常吃不饱，饿着肚子还要训练、工作，挺难受的。国家曾经两次派慰问团赴朝鲜。1956年，中央派慰问团赴朝鲜慰问，正下大雪，非常厚的雪，大约有半米深，道路交通都封锁了。领导看到志愿军工作辛苦，生活条件很差，很多人身体状况不好。回来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国家提高了志愿军的生活待遇，比国内部队标准高多了。朝鲜人民对志愿军感情可深了，简直没得说，提起来志愿军就伸大拇指。年龄大些的，在战斗中参与过救助伤病员、送粮，送物资，更是关心我们。大妈、大叔经常来看望我们，送东西，因为连年战争，物资相当匮乏，也没有什么东西，朝鲜就是苹果多一些，但是他们对我们态度非常好，热情极了。尤其听说志愿军要撤退了，老百姓奔走相告，恋恋不舍，十里八乡地赶来送别，很多人都哭出声了，场面就象是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样，十分感人。电影《上甘岭》拍摄时，我们部队还参加了战争场面的拍片，做后勤工作，还有不少战友做了大部队打仗的群众演员。
在朝鲜呆了四年，我们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志愿军撤退时，部队专门组织到烈士陵园告别，战争是要付出代价的，牺牲的战友实在太多了，让我们切实感受到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回到了国内，我们三个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分配到军工厂工作。开始讲是到重庆，后来变化了，到北京有色金属冶金研究所，大家心里高兴极了。那时政治性强，到保密企业工作是要查三代的，年年到原籍政审一次，亲戚朋友都要查。所以能在这样的单位工作，而且是在北京，伟大祖国的首都，感到非常自豪。在有色金属研究所工作，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是空白，开始是创业阶段，搞有色金属，属于尖端科学研究，也很苦的。工作枯燥，挑选矿石，有辐射，接触化学物品，气味刺鼻，对人体有害，腐蚀性强。从小型试验到投入生产，工作条件和环境也十分艰苦。而且经常加班加点，没有节假日。当时搞这些稀有金属产品，用于军工，都是严格保密的。但大家热情也比较高，工作很积极，从来没有怨言。
上世纪60年代，听说毛主席为了军工产品生产睡不着觉，号召“三好”（好枪、好马、好人）支援“三线”建设，我们毫不迟疑地报了名。作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为领袖分忧嘛。来到石嘴山市大武口，建设九〇五。当时还有一点对个人来讲比较好的待遇，是可以解决家属的城市户口。我们是从朝鲜回来以后陆续成家的，思想单纯，大部分在家乡找的对象，都是农村户口，所以听说到宁夏来家属可以转城市户，都挺高兴的。
我们第一批从北京来了18个人。大武口是一片沙漠，没有人，没有房子，连路也没有，下了火车就步行。记得刚来时，住在老乡家的窑洞里，晚上西北风刮得呼呼地响，沙子漫天飞扬，只好蒙着脸睡觉。早上起来，被子上，屋里桌子上、脸盆里，到处都是沙子，推门都推不开，沙子把门堵塞了。那时太艰苦了！吃的是粗粮二米饭，而且定量有限，经常不够吃。干活全部靠人拉肩扛，手工操作，餐风宿露。为了赶工期，连天昼夜，根本没有正常的作息时间。那时，写封信要到平罗县城去寄信，买东西的商店也很远，在崇岗乡潮湖村那里。工厂就建在一片沙滩上，白手起家，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怨言，并不觉得有多苦。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为了国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责无旁贷。以后又分三批来了200人，都是技术骨干。后来厂子建好了，从北京运来了机器设备，分配了一些大中专毕业生。然后就招工，在全国各地招工，依然是严格政审。1964年完成基建，65年10月试车投产，12月，第一炉产品出来时，当时石嘴山市市委书记杨正喜和市长马铁伦来剪彩，而且慰问我们厂里干部工人，非常激动。从此以后，洗煤厂、煤机厂等也都陆续搬迁过来了。除了煤炭业，石嘴山其他的工业也就从那时开始发端了。大武口这个地方，就是先有企业，后有政府，大企业，小政府。企业在从事生产的同时，承担了大量办社会的职能，修路、植树造林、自己办学校和医院、商店、粮店，一应俱全。到1972年银北地区成立以后，大武口的城市建设全面开展起来了。
我们厂以前是军工企业，生产稀有金属，钽、铌、铍等，产品主要用于国防建设。从选矿石，搞试验，进行提炼，到科学研究，制成产品，整个生产都是严格保密的。我们为国家生产了大量当时比较稀缺的有色金属，为国防建设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有色金属生产规模扩大，产量上去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也放开搞活了，军工企业可以生产民用产品。我厂科技力量雄厚，人才济济，自行研究开发能力强，新品种不断开发出来，形成了系列产品。继而又把自己的产品搞成深加工，大部分出口创汇。经济效益高了，企业发展壮大，已经发展成世界钽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著名企业。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们依托石嘴山市的资源和自己的科技优势，又搞了多种经营，辅助产品等，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艰苦奋斗四十年，齐心建设石嘴山。从1965年到现在，我们早已把石嘴山当作了自己的家乡，现在我们几人已经退休，孩子们现也在石嘴山工作。有一句话，“献了青春献子孙”，说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九〇五是石嘴山市最早的企业之一，它见证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亲眼看到一片荒滩变成了一座新型的工业城市，我们大家都深爱这个城市。
戈壁滩上建高校
1985年，我与毛祖棠、孙谦等同事，以发展我市教育事业为己任，以培养人才为宗旨，凭着一股子敢打敢拼的劲儿，破天荒地自己动手建起了学校。校名为石嘴山联合职业大学，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为全区教育改革试点单位。
几个知识分子自己建学校、办教育，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此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20多年过去了，回顾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当初，自治区批准我们筹备建校时，仅有的家当就是市政府无偿划拨的92亩荒滩地和5000元开办费。为了筹措建设资金，我们几个创办者以承诺培养人才为条件，四处“化缘”，先后向10多家企业借款34万多元。为了节省开支，最大限度降低办学成本，学校专门组建了校办建筑工程队。毛祖棠老师是学建筑专业的，兼任建筑工程师。学校还明确规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立校之本。各种教学设备，凡是自己能做的，一律自己动手做，绝不允许到校外去加工和制作。学校一边筹划建校工作，一边组织师生积极参加建校劳动。拉石子儿、筛沙子、运木料、挖地槽……师生们不惧骄阳似火，不怕风吹雨淋，脸晒黑了，身累瘦了，有人肩膀压肿了，有人手掌磨出一层老茧。然而，却没有一个喊冤叫苦，当逃兵的。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辛勤的汗水孕育出丰硕的果实。建校初，仅用了4个月就建成总面积1600平方米的砖瓦房教室、学生宿舍和回、汉民食堂。20多年来，我们传统不丢，作风不改，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6.65万平方米面积的教学楼、图书馆、实训楼、行政办公楼、教授楼、学生公寓等建筑。学校的电照、水暖均自己安装；校内道路，池塘、曲桥自己修建；床架、桌椅自己制作；图书馆的书架自己动手焊；校园美化全部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先后修建了一个标准运动场，包括足球场和400米跑道，用废旧材料建起了网球场和小型足球场；建起了独具风格的校园文化广场。一所新型高校拔地而起，填补了宁夏银北地区高等院校的空白。学校将“以学养学，滚动发展”作为基本方略。办学伊始，在自治区教育厅的支持下，我校与银川两所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达成联合办学协议。将两校在石嘴山市招收的100多名函授中专生和两个脱产中专班的80多名学员招进学校，于1985年9月20日正式开学。接着又办起了岗位培训班、职工学生补习班等。当年学杂费收入8.6万元，收支基本持平，略有节余，实现了“以学养学”的构想。翌年，自治区政府批准成立中专部，面向社会正式招收成人中专生，走上了边建设、边招生，边组织教学的滚动发展之路。随着办学规模的逐步扩大和学院声誉的不断提高，学校年年超额完成招生任务，学杂费收入逐年增加，“以学养学”的物质基础日益雄厚。学校每年坚持从学杂费中挤出一部分用于硬件建设，使学校办学条件逐步得到改善，显示出很强的发展后劲。长期以来，学校发展得到自治区、市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海内外有识之士的鼎力相助。我曾经与同事算过一笔帐，我们学校固定资产自筹部分超过4/5，政府补贴不到1/5。
实践使我清楚地认识到，信息数字化教学设施是高校办学能力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在数字化校园建设中，我注重调动广大师生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把大家的聪明睿智发挥出来，将所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之中。我们组织计算机系的师生利用教学和课余时间进行计算机设计、安装、调试。除光纤工程外，其余全部由自己动手操做。此举不仅节省时间，节约经费，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师生实践能力。毫不夸张地说，我校现有的600多台计算机，大多是购进零配件，师生动手安装、联网的。
为了培养广大师生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多年来，我坚持发动师生参加校园建设，参与学校管理。曾一度，百亩校园，数千人在学习、培训，工作，却没有一个专职清洁工，教学楼及环境卫生均由师生打扫，进行管理。学校还组织师生利用“双休曰”、“五一”、“十一”长假进行义务劳动，植树、种花，绿化、美化校园。多年来，共植树3500多棵，种草坪2000多平方米，使学校绿化面积达到5000多平方米。校园景致优雅，风格独特，多次被石嘴山市评为绿化先进单位。
我院自1985年创办，到1993年12月，经国家教委批准为宁夏石嘴山职工大学，成为全国首批进行学历教育的五所民办高等学校之一。2000年8月11日，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同意改制为宁夏石嘴山职业技术学院，从事普通高等职业教育。2005年3月12日，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普通高等学校，更名为宁夏理工学院。20年发展进程中跨越了三大步，实现了“三级跳”。
学校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能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除了有各级政府的支持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始终按现代教育的先进理念指导办学，以服务为宗旨，坚持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方向。紧紧把握就业市场动态，专业设置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培养“懂技术、会管理、有道德”的应用型、技能型、复合型人才为目标。与此同时，以质量求生存，把教学质量作为学校的生命线，抓好专业特色建设，多形式、高规格、深层次办学。学院面向社会采取开放式办学，充分发挥教育的综合功能，坚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结合，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近年来，又广泛采用“定单培训”的职教新模式，根据自治区和市政府的要求，面向全区城乡劳务产业化，成立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创建培训基地。此外，瞄准区市重点建设项目，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解决社会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积极开展下岗职工转岗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年培训超过4500人次。
为了提高学院声誉，最大限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确保教学质量，我与同事采取了三大举措：其一，广泛与国内外著名院校合作办学，先后成立了东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宁夏分院、东北大学函授生学院宁夏分院、北京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宁夏教学中心，与韩国三育义明大学合作，开办汽修专业。其二，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是每年从东北大学等高校引聘一批具有副高以上资深教授；二是从企业或公司引进具有丰富实践和管理经验的高级人才；三是从应届或近年来毕业的本科生中遴选聘用一部分青年教师；四是逐年从美国、韩国等诚聘部分外语教师。其三，采取“超常规发展，持续性提高”方略，启动《青年教师培养方案》，全面提高青年教师自身素质。目前，我院专任教师达246名，其中正高26名，副高52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31.7％。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由于我院办学成效显著，1995年5月，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亲临学校视察，为学院题词：“自力更生为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亲自邀请我参加第三次全国职教大会，作经验介绍。2002年，我作为“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代表，又出席了第四次全国职教大会，会上，李岚清副总理亲自为我颁发了奖牌。学院还先后被自治区评为“职业教育先进单位”，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训基地”，自治区确定为全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试点学校，石嘴山市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基地。
为了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培养战略，把宁夏理工学院做大做强，2005年10月，为了整合教育资源，石嘴山市委，市政府决定将石嘴山市第一职业中专学校合并归宁夏理工学院，成立中专部。2006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新区划拨1300亩地建设新校区。石嘴山市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先后把新校区建设项目作为“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新校区建在山水大道南侧、星海湖新月湖景区湖畔，与生态公园毗连。新校区占地1300亩，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总投资约4亿元人民币。新校区工程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17万平方米，包括教学楼、图书馆、信息中心、实验楼、学生宿舍楼、教工宿舍楼、食堂等。建成后，可容纳在校生1万人。新校区规划形似宝葫芦、金钥匙，亲水、近水，做足了水的文章。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科学化、现代化、园林化的大学校园将会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官兵援建星海湖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东部的星海湖有着久远的历史，自唐朝以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季节湖，水域面积根据降雨量或大或小。据史料记载，在明洪武初年，设置宁夏左护卫，后改为左屯卫属威镇堡拨军了望的九墩里就有“沙湖墩”之名，并且与出现在明朝嘉靖十年、清雍正年间的“沙湖墩”地理位置相吻合。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武口地区的确是有一个名曰“沙湖”的大湖泊，而这个“沙湖”的功能，就是滞洪蓄洪。
当新世纪的春风三顾塞上大地时，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大决策形成了：整治湖泊湿地，变“废”为“宝”。
这是决策者为民办实事的心声，也是打响星海湖湿地疏浚工程战斗的号角，同时也拉开了军民共建星海湖的序幕。
2003年1月17日，会战队伍顶风冒雪夜以继日地奋战。彩旗飘舞，机声轰鸣，夜晚的灯光交织辉映。短短的73天，星海湖湿地疏浚整治工程，创造了石嘴山建设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速度。
一个美丽的湖泊，就此诞生了。
工程进入到关键的冬季，有些重点项目如果不在冬季完成，不仅会耽误整个工程的进展，而且会导致已完成的项目功亏一篑。在这关键时刻，市领导多次与兰州军区联系，请兰州军区派部队援建星海湖疏浚整治工程。兰州军区向石嘴山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
2003年12月7日晚，山水大道上马达轰鸣，一支由大型运输车和各种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绿色铁流，开进了星海湖扩建工程工地，夜幕下寂静的工地顿时灯火辉煌。由兰州军区援建工程指挥部组建的工程部队，支援石嘴山市星海湖扩建工程，拉开了极其壮观的序幕。
援建星海湖建设工程的部队是兰州军区有着优良传统和勇于开拓精神的一支功勋部队，曾经翻山越岭援建了兰州、成都输油管道的铺设工程，创造了敢于攀险的兰成精神；在新疆哈密，接近罗布泊的戈壁沙漠中，完成了西气东输新疆段最艰苦的工程。他们曾受到中央军委、兰州军区的多次表彰和奖励。为了我市星海湖的建设，这次部队派出500多辆（台）大中型工程机械车辆和400多名工程兵指战员，来到了石嘴山。
在简洁的欢迎会上，援建工程副指挥长武生大校道出了援建的目的和意义：这支部队来石嘴山市援建星海湖的建设，是中央军委提出的解放军要全力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的具体举措。全体官兵一定要认真履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履行人民军队的职责，认真完成援建星海湖的任务。
冬季的星海湖，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一顶顶单薄的帆布帐篷，岂能抵挡零下20多度的严寒？
当呼啸的北风袭来时，帐篷里除了肃杀的寒气，又多了一层眯眼的沙土。
吃水要到几公里开外的大武口市区去拉。
温度有限的蜂窝煤，几十分钟烧不开一壶水。
早晨醒来洗脸，脸盆的水早已结了一层冰。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援建官兵们怀揣着一颗颗炽热之心，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
官兵们的脸颊被寒风吹得通红……
官兵们的手指被寒风冻得僵硬……
军旗下轰轰作响的机械声，昭示着这是一支不畏严寒，不怕牺牲流血的铁军。
风沙、严寒、冰层、泥沼……这些阻碍施工的“顽敌”，被铁军钢铁般的意志驱除了，战胜了，消灭了。
多少次车陷泥沼无路可走，他们就用木板铺“路”，用废塑料袋、草编袋垫“路”，等车“拔”出泥潭，人也成了“泥猴”。
多少次车翻湖沟，他们从驾驶室爬出，将车“捞”上来，抖抖身上的土，缓解一下惊悸，又开车前行。
寒冬里，蓝天白云下，彩旗飘舞，机声隆隆。挖掘机的巨臂摧枯拉朽，撼山震地。铲车的拱铲力让山丘移位，让大地变形。
铁流声响彻在贺兰山巅，战士们慷慨的号子激荡在黄河岸边。
在污水横溢、蚊虫肆虐的沼泽地里建设一个碧波荡漾的星海湖，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来。
可是，塞北的寒风，漫天的黄沙，隆冬的飞雪，早春的霜冻，夏日的骄阳却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见证了改天换地的艰难，见证了战士的无私无畏。
记得刚到石嘴山的那个凌晨，看着黑漆漆的夜晚，听着呼啸而过的寒风，战士们心里一凉。第二天天一亮，当满眼的荒凉掠过眼际时，战士李志强的心中—阵忧伤。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地方？也不知道部队会在这里待上多久？新婚的爱妻呀，你可知我对你有多么思念！战士小王忍不住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安慰母亲说，西北比咱们想象得好多了，您不必担心，也不必牵挂。
不容大家有太多的想法，在安排好营地、勘察过工地之后，第三天，战士们就投入到紧张艰苦的战斗中。
驾驶着冰冷巨大的运输车辆，开着车轮上绑着防滑铁链的挖掘机，开始连天连夜清理冰冻的淤泥。可是因为对地况不熟，他们一次又一次连人带车陷在淤泥中。
到了寒冬腊月，大地封冻了，可是工程不能停。为了赶工期，战士们坚持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用大型采冰机一点一点将结冰的淤泥砸成一小块一小块，艰难地装上运输车。坚硬的冻土将运输车砸得“遍体鳞伤”。负责修理、维护车辆的战士几乎每天都钉在工地上十几个小时，随时准备修理、维护被砸坏的车辆。
春天来了，眼看星海湖就要放水，预定的工程还没有完工，战士们只好连夜加班。春寒料峭，夜晚的塞北几乎可以把人冻僵。战士们把带来的所有棉衣都穿在身上，寒气还是无法退去，他们更想家了。因为想家，21岁的战士小王曾一度成为同一间营房里战友们取笑的对象。家在江苏的小王参军第一年就被安排进援建部队，跟随战友们来到了石嘴山。离家的乡愁在寒冷的冬天被冰冻得更加浓烈。每到晚上，母亲的身影总是在自己的眼前闪现。没有母亲的叮咛，没有母亲来为自己掖被角，夜好漫长呀！泪水多次在半睡半醒中将枕巾打湿。
在一个暖阳高照、冰水已化的暮春的下午，战士小魏驾驶运输车运淤泥。就在他把车停在湖边将淤泥装到一半时，湖边土层化冻，运输车突然向左倾斜，就要翻了。驾驶挖掘机的战友小刘惊呼：“快跳！快跳！”可是，小魏才把车门打开，运输车就已经翻进湖里。如果不是因为湖中尚未放水，如果不是因为打开的车门支在湖中留出了一点空间，小魏可能永远都爬不出那已经变形的驾驶室。至今，他手上那道深深的疤痕，还时时提醒着他曾经经历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战士李国强才结婚不到一个月，就随部队来到星海湖建设工地。他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石嘴山，不会忘记星海湖。在这里，我遇上了人生中的两件大事：一件是我的父亲过世，为了不耽误工程，我没能回家；另一件是从结婚到现在，我陪妻子的时间不到40天，即使妻子生小孩，我也没能在身边侍候。孩子都满月了，我还不知道孩子长啥样。但是在这一年里，我锻炼了意志，培养了斗志，明白了世界上还有一种境界是超越生命的——无所欲求的奉献精神。”
忘不了，趟着泥水，战士们将车从淤泥中抬出的情景；忘不了，在寒风中，战士们在工地上啃面包喝凉水的情景；忘不了，在夏日的骄阳中，战士们一身土、一嘴泥、满身汗，一趟趟颠簸在工地上的情景；忘不了，战士们拖着病重的身体，藏着对家人的愧疚，依然坚持在工地上战斗的情景……
就是在这样的苦干中，就是在这样的奉献中，石嘴山人与兰州军区援建官兵手挽手、肩并肩，蘸着军民的深情厚谊，在贺兰山下，在黄河岸边，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军民鱼水情的高歌，使理想中的星海湖，变成了现实中的星海湖。
昔日蚊蝇滋生的沼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秀美的人文景观。
星海湖湿地疏浚整治工程，军民携手先后清淤土方1400万方，建设防洪堤106公里、各类泄洪建筑54座。30多平方公里的湖上，声琴岛、鹤翔岛、鹿儿岛、鸟岛如群星般灿烂。
鹤翔谷景区、白鹭洲景区、新月海景区、金西域景区、南沙海景区、百鸟鸣景区等六大景区，每年接待游客100万人次以上。
今天，当我们徜徉在星海湖畔，当我们泛舟碧绿的湖水之上，都会情不自禁地哼唱：
“一身那个绿军装
两颗那个红肩章
二三百个棒小伙
还有一位俊姑娘
驾着那个掘进机
就像那个上战场
生龙活虎铸星海
铁军那个力量强
……
碧水蓝天永铭记
鸟儿深情把歌唱
军民携手展未来
咱们的家乡披新装
为了咱们的石嘴山
奉献军魂美名扬
这就是咱们的子弟兵
写下历史新篇章”
——《这就是咱们的子弟兵》
这首歌将在星海湖的上空，在石嘴山人民的心里永远哼唱，永远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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