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1994年早春2月，石嘴山矿务局副局长张有道约见，告孙昶同志仙逝，要我迅即写一幅挽联，他将组团代表石嘴山矿务局职工，去西安参加孙昶同志的葬礼。
  作为宁夏和内蒙交界，贺兰山北段，黄河西岸，以石嘴山为中心的煤炭生产基地的开山元老，筚路褴褛的拓荒者，“石嘴山煤炭矿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的孙昶，我在他的麾下工作过八年，耳闻目睹，亲历见证，对其人其事晓知大略。斯人遽丧，哲人其萎，遥望长安，潸然命笔，疾书挽联一幅（时间为1994年3月20日）：
  倚剑青纱帐铁马金戈赤诚心青冢哪堪埋伟士
  呕血贺兰山风餐露宿峥嵘月春花又泣失元戎
  “自古秦中帝王都”，那里积淀丰厚，人文荟萃，无需全面引证，不必深入考究，只从马路边用自制布刷蘸着桶水在人行道上书写狂草的老者的腕力上，便可见学养功夫于一斑。这幅挽联是急就章，对仗和平仄还不尽完美，带到文化古都西安，岂不有班门弄斧之虞？然心诚则灵，欣慰的是去人归来后告之，它得到了首肯和赞许。古人讲“盖棺论定”，功罪自有评说。我想并非因挽联文辞尚美，而是得益于对孙昶一生奋斗的评价吧。
  孙昶，生于1914年，陕西韩城人，193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挽联所说“倚剑青纱帐，铁马金戈赤诚心”，是指1937年和1939年两次任韩城地下党县委书记。那时正是国难当头、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尽管我们无法身临其境去体味，但从中国现代史的典籍里，从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文献上，从革命先烈的回忆录中，从文学影视作品的记载描述和镜头画面，那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种种场景，都鲜活地深印脑迹，浮现眼前。一个熟悉的旋律由远处飘来：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23岁当县委书记，正可谓“壮岁旌旗拥万夫”，热血满腔，英姿勃发，为挽救民族危亡，为使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虎穴历险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搏杀在枪林弹雨之中。日本鬼子投降以后，1946年孙昶进中共延安党校学习。那首《延安颂》是怎么唱呢？宝塔山下，延水河边，聚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几女……在革命的熔炉里千锤百炼，自然是铁骨铮铮，心红志坚的好汉，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演绎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新儿女英雄传！
  1956年，孙昶胸怀着宝塔精神，挟带着延河清风，到石嘴山开辟新战场来了。
  两年以后的深秋，刚刚迈出学校大门的我，也分配到这里来了。
  到石嘴山煤矿基本建设局报到的第二天，我便下矿井“打眼放炮，架棚进道”，干起掘进工，在生产一线夜以继日地接受“劳动改造”，自然无缘与最高领导人物近距离接触。直到三年以后，有幸结识了孟以猛主管技术员，才使命途多舛的我有了转机。孟以猛生性秉直，刚正不阿，诚实厚道，行侠仗义，他1954年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西安煤管局白水筹建处，成为孙昶的部下。正是他，1956年元月随孙昶来石嘴山拓荒创业“先头部队”四个人中的一个！与孟以猛16年的亲密交往，我视他为最好的良师益友，从他的回忆和述说里，我清楚地知道了石嘴山煤矿的发家史。
  解放初期，百业凋敝，百废待兴，西北尤甚。煤炭作为“工业的食粮”必须先行。当时西北的军政要人明确指出：首先要解决兰新线、包兰线建成通车后的铁路机车用煤，同时也要解决酒泉、包头钢铁工业基地，以及西北各省（区）工业及城乡居民用煤。1955年10月间，煤炭部第一任部长陈郁派工作组到银川地区、贺兰山北段的各储煤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踏勘。回到银川地委招待所，研究分析了有关资料后认为：宁夏和内蒙交界、黄河西岸的石嘴山（当地老百姓叫石嘴子），位于包兰线中间（各五百余公里），煤层出露明显，开采条件比较好，可以先行建成西北的煤炭生产基地，并写了报告，提出了建议。派专人先送西北管理局，尔后由煤管局郝耀局长带报告去北京向煤炭部作了汇报。12月煤炭部批文给西北煤管局，大意是“贺兰山北段，黄河西岸，15个煤田以石嘴山为中心，建立西北的煤炭生产基地。责成西北煤管局，派得力人员，开始进行筹建”。一一这便是孙昶受命筹备开发石嘴山矿区的背景和前奏。
  孙昶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任西北煤管局办公室主任，郝耀局长找我谈话说，西北煤炭基地建设有重大意义，这个地区煤种齐全，它将担负酒钢和包钢的用煤任务，一个担子两头挑，任务重大，我们考虑你去搞合适。听了局长的谈话我想，我们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打倒了蒋家王朝，赢得了全国的胜利。现在的任务是搞建设，我们不干谁干？于是我对局长说，服从组织分配。”
  1956年1月24日，石嘴山煤矿筹建处在西安宣布成立，孙昶为主任，调来孙百文、孟以猛、吴宗明几员干将，还有通讯员朱廷玉。
  “呕血贺兰山，风餐露宿峥嵘月”
  古人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是一种奇峭险峻，而孙昶带领孙、孟、吴三人由兰州至石嘴子，一辆旧卡车竟走了三天三夜，崎岖坎坷的路途饱尝了颠簸风尘之苦。石嘴山在什么地方？地图上找不到。寒冬腊月，忍饥挨冻总算到了目的地。人生地疏，四顾茫茫，便在一座药王庙里安歇。
  当时的石嘴山是一个仅有一千多人口的小镇，除了一个瓷厂之外，有两座寺庙，方圆几十里荒漠一片，包兰铁路尚未修通，无路、无电、无开发建设的任何工业依托。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正如民谣所说：“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风吹沙石跑，地上不长草，十里无人烟，天上少飞鸟”。药王庙饱经沧桑，破败不堪，颓垣断壁，不避风雨。孙昶他们用石头垒起炉灶做饭，地面铺上干草席地而睡，头顶上噗噜飞叫着蝙蝠，墙根外横陈着老乡做的棺材，如此环境怎么高枕安眠，能不有扰梦惊魂的感觉？所有这些都已无暇顾及，他们拂去香案上的远年积尘，铺展开第一张建设蓝图。第一步收集黄河水文资料，绘制黄河剖面图。接着雇用老乡的毛驴和骆驼，骑着走遍了方圆百里，察看地形地貌，了解风土民情，以及地震、山洪、交通等情况，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毛泽东曾说“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他们虽然风餐露宿，含辛茹苦，但胸有朝阳，斗志弥坚。孙昶读过初中，又在革命工作中学习厉练，此时禁不住豪情奔涌，挥笔写下打油诗一首：“首次来到石嘴山，药王庙里把身安，三块石头支起锅，‘四人三姓’乐陶天”。一个月后便是春节了，他们用面糊糊在庙门上贴了这样一幅对联：
  白昼间到野外与风沙搏斗
  黑夜里在庙中同泥神共眠
  横批是：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不是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开创新业，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石嘴山精神吗，看吧，这就是最传神的画面，最生动的写照！在石嘴山工业及城市发展历史的长卷上，应当大书特书，永志不忘。
  入夜，庙外黑暗沉沉，万籁俱寂，朔风怒吼，寒气逼人，庙内油灯和蜡烛明灭闪动，铺展着图纸资料，研究着开发方案。无电，工业便无动力，照明事小，驱动机器事大。正在困惑之际，接到西北煤管局指示：国家由东德进口了一组2×1500千瓦发电设备，原来是给甘肃景泰订的，转调给石嘴山筹建处，发电机用火车运到兰州，派人前去接收。孙昶立即赶到甘肃矿务局，寻求支持，借得临时仓库，成立了物资转运站。
  包头至兰州原来也有公路，路面狭窄，崎岖不平，路况不佳，最令人头疼的是沿途的小桥、涵洞承受不了十吨以上重量的车辆通过，而在兰州接受的东德发电机组有四个大木箱子，每个重量都是18吨，汽车公路运输显然行不通，那么如何运到石嘴山？难题面前，一筹莫展。为此孙昶亲自在兰州召开“诸葛亮会”，众人献计献策，集中大家智慧，孙昶拍扳决定机器由黄河筏运。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
  黄河水面，短途羊皮筏子渡人漂流的事是古已有之的，但筏运18吨的机器这样的庞然重物，却是一个没有先例的创举，但形势所逼，惟此一途，义无反顾，只能毅然前行黄河由兰州直下石嘴山，虽少汹涌澎湃，惊涛骇浪，沿途却有几十处险要地段，它们是猪窝、洋人招手、大峡、狼舌头、饮马崖、月亮石、漩涡、黑山峡、观音崖、七姊妹、老俩口、红毛牛、青铜峡等，不用看这些急流险滩的情状，只闻其名便令人生畏了。大胆的方案需要辅以科学的态度，孙昶找来有经验的船夫由兰州出发沿黄河顺流而下，实地勘察，决定试运。第一次做了一个20米长的牛皮筏子，把从匈牙利进口的锅驼机由兰州七里河装上筏子，经过四十多天的航行，安全到达石嘴山，证明黄河筏运可行。于是第二次做了四个牛皮筏子，每个长30米，在七里河把东德进口的发电设备装上航行。谨小慎微、胆战心惊的航程，眼看距石嘴山只剩下五六里路了，一个筏子搁浅，半截淹在水里，最后倒翻大木箱掉进了河里。此时已是11月中旬，正逢寒潮袭来，冷风飕飕，河面开始流冰。孙昶迎风而立，冥思苦想如何打捞机器，心潮起伏，不能自已：国家从国外买来机器，眼看到了家门口，却沉入河底，怎么对得起党，如何向人民交待？难受之极，不禁潸然涕下。情急生智，最后想出了“三船吊装”的打捞方法，与大家商量认为此计可行。但必须用钢丝绳拴在箱子上方可吊捞。此时寒风凛冽，河面流凌，箱子沉在河底，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办？孙昶用目光扫视众人。在此关头，七级起重工王清自告奋勇要求下水拴绳。孙昶热泪盈眶，端起烧酒敬他以驱寒，王清脱掉衣服，一头潜入冰凌之下的水中，大约十多分钟，把钢丝绳拴好，就这样把机器打捞上岸。产业工人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共和国大厦的脊梁，开发建设的急先锋。在庆祝石嘴山市成立40周年的专题电视片上，我第一次见到王清老人，听他讲述当年的故事。什么叫石嘴山精神？它是由千千万万王清这样的平凡劳动者身上汇集起来的浩气，一种为国为民不畏艰险、甘于献身的英勇奋斗精神，我们要为之鼓与呼，让它薪火相传，永不泯灭。
  黄河筏运创造了由兰州到石嘴山这个区段黄河运输史上的奇迹。在1958年包兰铁路通车之前，大量建设矿区用的木材、钢材和其他物资，都是经这条航线运往石嘴山的。半年以后，发电机组发电，石嘴山大放光明，华灯初上如串串珠玑，显示了这里萌动的生机，机器的轰鸣驱走了荒原的沉默和静寂。一个质的飞跃，正在孕育着……
  1957年4月，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率领工作组到达石嘴山矿区视察后，作出《石嘴山矿区开发意见》的决定，决心大干一场，并一次拨给解放牌汽车20辆，外带两辆美国吉普车，有了“四个轮子”，可以展翅腾飞了。一个月之后，煤炭部西安管理局决定，撤消石嘴山煤矿筹建处，成立石嘴山煤矿基本建设局，孙昶被任命为局长。1957年10月，随着隆隆的爆破声，石嘴山矿区第一对现代化矿井——一号斜井破土动工，石嘴山建设的大幕正式拉开，威武雄壮的建设交响曲响彻旷野，它宣告人拉畜运、陈旧落后的小煤窑时代已经结束，正规的机械化采煤矿井就将问世了。
  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口号此起彼伏，为了“赶美超英”，全民齐动员大炼钢铁，号召“钢铁是元帅，煤炭是先锋，元帅要升帐，先锋必先行”。在大环境的催动下，石嘴山当然也不例外，炼铁必须有焦炭，孙昶带领大家下班后义务劳动，背来煤炭搞起了土法炼焦。在后山梁上，用碎石烂砖围起一堆堆大坟丘似的煤炭，十几个一字排开，点燃之后，白天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夜晚烈焰熊熊，火光烛天。这浓烟，这烈焰，颇具象征意味：人们是燥动狂热的，建设是热火朝天的。这就是大跃进，这就是1958年，在共和国的史册上，在人们的记忆中，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就从这一年始，烟尘起处，全国除西藏、台湾以外的各地支宁人员急速向矿区涌来，就如我的歌词《天南地北石嘴山人》中写的“北国市，江南村，吴侬语，中原音，五湖四海走过来，南腔北调八方人……”其种种具体景象，我在《激情石嘴山》一书“命运叫我奔向远方”一文中已有描写叙述。到1964年底，石嘴山矿区的职工队伍已由1956年的4个人发展到两万人，在这样一个煤炭生产和建设群体中，人们所操语言不同，生活习惯各异，但“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如今我们说石嘴山市是移民城市，便是肇始于煤矿建设，而后扩张、延伸开来的。
  就从这一年始，烈火燃处，在石嘴山这旷野荒滩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石嘴山矿区第一对现代化矿井——一号井斜井破土动工后，1959年3月1日简易移交生产，设计能力年产45万吨原煤；
  第二对矿井——四号斜井动工兴建后，于1959年5月1日简易投产，设计能力年产50万吨；
  第三对矿井——二号斜井破土开工后，于1960年7月1日简易投产，设计能力年产100万吨。
  从1957年10月开工建设，仅用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年设计生产能力195万吨的三对斜井。煤炭是包兰线上重要的能源，能源者，能量的源泉也。有了它，工业、交通、民用才得以运动旋转。这近二百万吨煤炭，会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真是难以估算。
  这种建设速度是“大跃进”的，而完成这种“跃进”的人是拼干劲、拼体力“玩命”的：原始的施工工具，繁重的体力劳动，延长的干活时间，简陋的安全设施，微薄的劳动报酬。在《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一文（载《宁夏文学作品精选·散文卷》1999年）中我描述过当时的劳作场景和艰辛，并写下“生命活动是滴着血汗，伤着筋骨，豁着性命走过来的”这样的话。如今，人们嘴头上常讲“奉献”，什么叫奉献？从大跃进的“浓烟”、“烈火”中干过来的煤矿工人，最洞悉它的内涵和底蕴！
  那年月群众中流行一句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又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众将士才会一呼百应，奋勇向前，而这群龙之首，便是由革命战场转移到工业战线的孙昶同志。
  孙昶带领石嘴山矿务局职工做过的大事本文难以尽述，众芳撷英，谨记两宗：一曰“蹲点”；一曰“双革”。
  毛泽东同志倡导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所谓“蹲点”，就是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深入区队班组，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发现问题，帮助基层解决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工业企业复苏，对煤炭需求激增，以至供不应求。因之，提高煤炭产量就成为当务之急。孙昶决策，让我们下采煤队“蹲点”。局机关距二矿不过一箭之遥，骑自行车只要十分钟，即使如此，他要求我们一心扎下去沉到底，由副局长朱德玉、总工程师陈斧师带领生产、机电处的技术人员住到二矿几间简陋的土坏房里。每日与采煤四队工人一起开班前会，一同下井，一块在工作面干活，宣讲操作规程和安全措施，组织实施正规循环作业。因为与工人水乳交融，对作业环境感同身受，协助采煤队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二矿采煤四队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上下一心，众志成城，1964年首创倾斜分层长壁工作面炮采月产原煤万吨的新纪录，为西北地区同类工作面之首，在煤炭部所属矿井中也是名列前茅，套用当时乒乓球国际赛事的叫法，称采煤四队为“种子队”，树起了一面优质高产的旗帜。在“蹲点”的日子里，我们为国家增产了煤炭，锻炼了自己的实际操作技能，提高了思想境界。那铁锹翻飞、煤流滚滚的火爆场面，至今仍鲜活地储存在记忆里。
  “双革”即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简称，是那时的通用叫法，现在叫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它可以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优化工艺，对于煤矿井下作业这种恶劣条件，尤其显得重要。二矿技术员提出厚煤层倾斜分层金属网假顶铺顶网新工艺的方案，这是一项对传统采煤技术的大胆革新，孙昶对此大加赞扬和支持，指示我们工作组协助他们完善方案，组织工业实验，最终成为一项成功的采煤新工艺，取得良好的技术经济指标。实验结束，我曾将这一成果写成报告，在北京《煤炭科学技术》杂志上发表，引起国内采煤学术界的关注，引来远如山西潞安、近如内蒙乌达等不少矿井派员到此学习，或组织成建制的采煤队前来实习。被誉为西北地区厚煤层开采技术的“五朵金花”之一，煤炭部将这一新技术在全国推广。1965年煤炭工业部在北京矿业学院举办“全国煤炭系统双革成果展览”，我受命代表石嘴山矿务局前去设计模型，撰写资料，参加展出。这一技术创新，为中国厚煤层开采技术增添华章，写入了新采煤方法的教科书中。
  1965年6月26日，西北五省（区）国有煤炭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一块崭新的牌子，竖立在山沟里原石炭井矿务局机关办公平房门前，那就是“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现如今，一抬头，一举步便可碰到“公司”字样，这公司那公司充斥耳目，多如牛毛，成为一个不再新鲜的词汇。可在当时，“公司”的出现不啻一声惊雷，大有振聋发聩的意味。此前，我们在学习中央《工业五十条》时听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提出，搞工业可以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好做法，办“托拉斯”。不知何因，先在西北的煤炭行业进行了试点，撤消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的煤炭工业管理局。成立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集中统一管理西北五省各矿务局。许多大城市大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纷纷离开繁华的都市，齐聚在石炭井的崇山峻岭之中。现时安睡在武当庙旁山坡上的高节同志，原来就是西北煤炭管理局局长，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公司党委书记，公司经理是康志杰同志。1965年8月9日，贺兰山公司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中共中央批准孙昶同志任贺兰山公司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孙昶同志要调走了。
  1956年元月由西安来到穷乡僻壤的石嘴山，岁月倥偬，度过了九年半的时光，1965年8月就要离开，山水情深，同志意浓，孙昶有许多话要讲。离任之前，在矿务局门前的简易礼堂里开了个局机关干部大会。我清楚地记得，作为对过去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叮嘱，他着重在“告别演说”中谈了两点意见，其中一点便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说，石嘴山矿区是平地起家的新矿区，地处荒漠，人烟稀少，铁路不通，运输艰难，没有充足的建筑材料，所以开始建造一些砖柱土坯墙和简易平房也颇感困难。1958年“大跃进”开始，人员大增，增人就要住房，而盖房的木材砖瓦特缺，所以只好就地取材，脱土坯，砌窑洞，还是赶不上需要。不得已，就挖半截地窖，上边稍加蓬盖搬进住人。后来有人说是节约，有人说是浪费，其实这是形势逼出来的权宜之计，应急之措，完全是为了解决当时大批工人在野地里露宿的问题，我认为一切事情要从实际出发，在那种条件下，我们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现在条件好了，这种精神依然不能丢。孙昶那浓重浑厚的陕西口音，铿锵有力的语调，至今不能忘怀。
  1986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宁夏煤炭厅邀请在宁夏煤炭战线工作过的十余名老领导，参加太西洗煤厂投产典礼。之后，到石嘴山、石炭井、灵武三个矿务局参观访问。作为嘉宾，我先见到了孟以猛，自1977年他奉调江苏大屯煤电公司担任领导职务以来，思多见少，神交愈浓。相见相拥，感慨丛生，我把一首记述他们上世纪50年代开发创业的叙事长诗赠给孟以猛，“秀才人情纸一张”，作为深深的忆念。孙昶从西安来了，在石嘴山矿务局招待所门前，我看见了他。久违了，孙昶局长！孙昶调到贺兰山公司第二年，便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同许多老革命、老干部的命运一样，他被罗织罪名，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帽子，批判游斗，情状惨烈，最后竟至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忍辱负重，慷慨悲歌，直到1971年末，经中共石嘴山市委批准，才恢复了党籍。（1972年11月恢复工作，任宁夏燃料化学工业局中共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3年4月调自治区建设委员会任副主任。1977年8月为宁夏基本建设委员会代主任。）刚过七十的人，额头皱纹却如沟壑纵横，须发灰白，老态龙钟，当年倚剑驰骋的雄风难觅踪影，却步履蹒跚地倚杖而行，廉颇老矣！故地重游，引发他偌多感慨，面对新生，又禁不住由衷赞叹，他信口吟到：“喜看今日石嘴山，天变地变气象变，四化建设贡献多，风流人物在今天。”
  在2001年12月中共石嘴山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专场文艺晚会上，我应邀登台，朗诵了早年写就的赞颂以孙昶为首的石嘴山煤矿开发建设者的叙事长诗，在正式朗诵的开场白中我说道：“石嘴山市的诞生，依赖于石嘴山崛起，而石嘴山的兴起，得力于煤田的开发建设。”孙昶，作为石嘴山煤田开发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