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我国的语言学家、中国文字改革的推动者、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者，经历晚清、北洋、民国和新中国等4个历史时期的“四朝元老”的周有光老先生，曾在我市当过“农民”。
  1969年，时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职的周有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设在平罗县的国务院“五·七”干校（位于崇岗镇的潮湖村）劳动改造。据周先生回忆：“在‘五·七’干校劳动了2年零4个月，我过了整整一年的农民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好处。我容易失眠，到了宁夏去种田，没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
  周先生曾这样写道：“在宁夏平罗县‘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教育家林汉达先生和我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是犯法的，因为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能躺下；要一个人在北，一个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了3天，一眼望到4公里路以外，没有人影，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我们第4天就胆敢躺下了。”
  于是，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林汉达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一次，林老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先生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演讲。
  看守白菜窑，他每天要把所有的白菜翻看一遍，将开始发烂的拿给炊事班去烧（炒菜）。他说，整个一个冬天，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好菜。这件事引发了他的“白菜理论”：烂了才吃，不烂不吃，吃的全烂。
  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这里出了三位中国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赵元任、翟秋白、周有光。在上海约翰大学就学时主修经济、辅助语言。1947年在美国访问普林斯顿大学时，经朋友、著名教授何廉引荐，曾经与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见面并聊天，并对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记忆深刻：一个人的一生到60岁为止，工作是13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业余时间是17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怎么利用你的业余时间。能见过爱因斯坦并与之面对面的交谈，这在中国人来讲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留学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字研究》，1955年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吴玉章主任委员决定让他留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由于他同时懂得中、英、法、日四门语言，对语言文字得心应手。1958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在此之前，简化字已经推行。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讲授汉字改革课程，他编撰的讲义《汉字改革概论》成为大学教材。他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划的制订并于1988年公布。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使该组织通过投票认定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
  2006年3月，周有光101岁。49岁由经济转入语言，终成我国卓越的语言学家；82岁开始学电脑，打字、收发邮件，轻松自如；93岁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100岁，《百岁新稿》问世；101岁则眼花耳背，但思维敏捷，行走麻利，可自行从三楼下至一楼；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他写错了年龄，给他改成了79岁。他幽默地对来访者说：“我今年101岁，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人活得长，周有光就把一些他遇到的奇事转化为快乐美好的记忆。“我一生好玩的事情多得很，比如在“五·七”干校，遇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林彪死的第二天开大会。中午特别热，我们开会又很长，我就戴了一个大草帽预备中午用。开到大概九点半钟的时候，上面飞来许多大雁，这在烟囱多的北京看不见，在宁夏可以看见。几千、几万只大雁飞来，盖天铺地，飞到我们头上时，有一个大雁一声怪叫，大雁们都下大便，像雨一样下。我的草帽上全是大雁的大便，袖子上面也搞了一点。人家不戴帽子的人不得了，大雁的大便粘得不得了，粘在头发里面，洗都洗不干净。像这样的事情，大家说要一万年才碰到一次啊。这个事情是没有多大特别意义的，可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怪事情是很难的。”
  “文革”期间，中央和国家机关在我市境内设立“五·七”干校，除上述国务院“五·七”干校外，国家民航总局还在陶乐县设立了“五·七干校（即现农场址）”。在平罗潮湖的国务院“五·七”干校，先后有许多部级领导干部和我国驻外大使、代办、参赞等高层干部；也有像本文中所述周有光、林汉达等大师级专家、学者。据悉，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任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在教育部长的任上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在潮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突发急病求治于大武口“天津医院”（由天津整体迁来，归属于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后人员全部调回天津，基础设施归宁煤基建公司职工医院），该院当时无救护车，干校只好派一辆卡车送周到医院抢救治疗。在这家医院，周荣鑫得到精心抢救和治疗。周回京后，协调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调剂了一台中央领导曾经乘坐过的“吉姆”牌小轿车给大武口“天津医院”用于接送危重病人之用。此事当时在石嘴山市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