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内容
乾隆皇帝与平罗
乾隆皇帝即清高宗，名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是其在帝位时的年号。他从公元1735年至1796年在位61年，有一系列的“文治武功”，是清代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之一。
乾隆皇帝平生没有到过平罗。但他惩处甘肃官员“冒赈分肥”一事却与平罗有关。乾隆40年（公元1781年）4月，陕甘总督勒尔勤勾通甘肃各级官员私吞捐监粮一事被发觉。次年5月又查明勒尔勤等“私收折包”、“通省大小官员联为一气，冒赈分肥”，亏空银88万余两、粮74万余石。为此，乾隆皇帝下旨惩办了甘肃的一批“冒赈分肥”官员。所谓“冒赈分肥”一案，系指1781年宁朔、宁夏、平罗、陇西等县受灾，朝廷降旨，照例给赈，而官吏假借救灾之名进行贪污私分一事。1782年5月，勒尔勤等人事发被查办之后，乾隆皂帝又再次下旨给平罗等四县灾民以救济。他指出：“甘肃上年宁朔、平罗等县，因河水泛滥，秋水被灾，已屡降旨，照给赈。今春青黄不接，因再加恩，将被灾较重之宁朔、平罗二县贫民展赈一月。其灾轻之陇西、宁夏二县，著该督抚等查明缺籽之食之户，酌借籽种口粮以资接济，俾灾黎共庆安全，用敷春泽。”同时，他还写了《降旨加赈甘肃四县被灾贫民诗以志事》一诗：“向来甘肃每加赈，墨吏侵之弗逮民。墨吏抵罪民何罪？因噎废食谕谆谆：去岁报灾者四县，前弊尽去兹应真。轻者借种重加赈，惠兹地瘠与民贫。申谕大吏体予意，切忌讳灾须直陈。”诗题中所谓甘肃四县，即宁朔、宁夏、平罗、陇西四县，前3县均在宁夏，平罗即今平罗县。
冯玉祥修宁包路
宁夏历史上第一条汽车路是冯玉祥修建的。这条汽车路就是宁包公路。宁包公路由银川经平罗、石嘴山至包头。这条路也是历史上穿越石嘴山境的第一条公路。
1925年，冯玉祥派刘郁芬部进驻甘肃。包头到银川原有大车道，线路弯曲，坎坷不平，行走甚难。石嘴山至银川段虽路况稍好，但沟渠纵横，木桥简陋，汽车亦难通行。这样的道路显然不能适应大部队行军，更不能适应军用物资的输送。于是，冯玉祥派出一个旅加一个团的兵力整修道路。宁包路全长650公里，士兵们干了8个月始告完工，其中临河至银川段就用了四、五个月。后来冯玉祥回忆修路情景时说：“这条路沿着黄河，极是荒僻难走，土匪随时出没，沿路有一种雉鸡草丛生，非常高大，都是几千年来任其发展，从来没有芟除过。当时派石友三带着一旅人专司其事，费了很大的劲，吃了很大的苦，直闹了四、五个月才竣工。”道路整修完之后，沿途设立了兵站，负责督修及供应。1925年8月，刘郁芬率部经过这条公路远征甘肃。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之后，也正是通过这条公，路入甘援陕，策应北伐。关于冯玉祥途经石嘴山、平罗的若干事已有介绍，已是众人皆知的了。
隋炀帝瓜葛陶乐
谈论起历史上的昏君，人们是绝不会遗忘隋炀帝的。隋炀帝名杨广，公元604年至618年在位。他当皇帝14年，穷奢极欲，滥用民力，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开掘运河，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终于导致了隋末农民大起义，使隋王朝土崩瓦解。
隋炀帝在继帝位之前，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被封为晋王。在他被封为晋王期间，曾于开皇9年（公元589年），和开皇20年（公元600年）两次任行军元帅，统兵出灵武击突厥。而这两次皆以未遇突厥而还。出击而未遇敌，亦无战绩可言。这便是隋炀帝涉足宁夏的一段史实。至于隋炀帝与陶乐有关联则不是说他到过陶乐，而是说他曾与陶乐历史沿革、地名变迁有关。早在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秦将蒙恬斥匈奴，收河南（今河套）地，为44县，即在今陶乐县西南筑浑怀障为防御要塞。汉代在浑怀障设都尉领兵驻守。北魏太和初年（公元477年），孝文帝平定三齐（今山东），迁历城人于此，建历城县。北周设历城郡，治建安县。隋开皇3年（公元583年），废历城郡改广润县。因为隋炀帝名为杨广，为避其名讳，在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又将广润县改为灵武县，“迁入胡地城安置”，也就是说，历史上在今陶乐县西南曾设置过城障、郡县。其名称先后为浑怀障、历城县、建安县、广润县。广润因犯杨广之名讳而更名。这便是隋炀帝与陶乐有关联的一段史实。而此时杨广未即帝位，尚是太子。封建帝王的唯我独尊亦于此可见一斑。
梁上伯坚来击筑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这首充满浩然正气的《带镣行》是革命烈士刘伯坚牺牲前写的。刘伯坚曾在宁夏宣传革命，是马列主义在宁夏的早期传播者。
刘伯坚是四川平昌人。他1922年在法国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赴苏联莫斯科在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6年9月16日，他奉中央指示，随同在苏联考察的冯玉祥将军回国，参加“五原誓师”，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五原誓师”后，他随军入甘援陕，于11月27日进抵银川，12月24日离宁赴西安。他在宁夏短短的20多天内，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工作。他组建了宁夏地方党组织，开办了干部学校，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活动，在宁夏地方党史和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刘伯坚在随军由五原入宁夏途中，经过石嘴山、平罗时，曾宣传革命、传播马列。他在宁夏期间，还组织国民军惩治磴口、平罗等地的贪官污吏和把持水利的恶霸，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
刘伯坚离开国民军后，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1934年19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在战斗中被俘。1935年3月21日壮烈牺牲。叶剑英同志曾赋诗对刘伯坚烈士深寄怀念之情。其诗云：“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鄄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诗中借用战国时高渐离于易水送别荆轲的典故，通过刘伯坚送红军长征的情景，描绘了刘伯坚视死如归的战斗风貌，抒发了对刘伯坚的深切怀念。
刘伯坚在宁夏仅20余日，在银北不过是长征途上匆匆而过。但他的英名及事迹在宁夏革命史上永存。
范长江宿二子店
著名记者范长江在1935年7月，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从成都开始进行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在这次考察旅行中，他曾亲历石嘴山区，并在其所著《中国的西北角》中记述了有关见闻观感。
1936年5月22日晨，范长江离开银川，经银北，向内蒙古进发。23日傍晚，他到达平罗，住在南门外的一个破庙里，夜间臭虫咬人，不得安眠。通行旅伴逃出室外，露天过夜。范长江则采取“咬吮让它咬吮，好觉我自为之”的态度，他自嘲道：“这种传统的‘大国民风度’，我以为是对抗边僻地方旅店的无办法的办法。”次日，他从平罗出发，经黄渠桥，到石嘴山。24日继续前行，宿于二子店。二子店其地在今友谊关附近。所谓的店，不过土院一座，土房三间。房屋无门无窗，室内无桌无椅，亦无任何家具。即使是店主人的炕上也是无席无毡，空空如也。但此店是石嘴山地区半日行程中唯有的一家烟火，舍此而去，别无他店。25日，他在风沙中前行50里到河拐子。这里又是一家“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旅店。与二子店不同的是此店的土屋有一、二间有木门而已。至于“粮食用具，则全赖自己携带，不然即将无所措手足。”
今非昔比，旧貌新颜。范长江当年在石嘴山地区投宿的旅店早已无存。其情其景却因名记者的记述留示后人。
冯部先谴蒋鸿遇
1925年初秋的一天，一支120余人的骑兵队伍来到石嘴山。这支骑兵军容整齐，为前的是一名儒雅的军官。此人便是蒋鸿遇。
蒋鸿遇，字静庵，河北固安人。他在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投奔蔡锷，任护国军营长。讨袁战争后，入冯玉祥部工作，历任冯部总参议，督办公署参谋长等职。其人机敏干练，足智多谋，人称“二肖何”，颇得冯玉祥器重。
冯玉祥在1925年春被段祺瑞政府委任为西北边防督办，仍兼甘肃督办。但他的督办公署设在张家口，也未派兵进驻甘肃。蒋鸿遇认为甘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建议冯玉祥派军队入甘，进而经营西北半壁天下。冯玉祥采纳他的建议，决定派驻包头的刘郁芬部入甘。包头到兰州，路途遥远，情况莫测。蒋鸿遇又自请率骑兵120人为先遣队，以探清行军路线，并侦查甘肃地方势力的动向。他率领的先遣队由内蒙古直驱石嘴山。在石嘴山，受到当时驻守此地的马鸿逵部的欢迎，在马部设的兵站休息了一天后，经银川赴兰州。蒋鸿遇此行探出了一条大部队平安行军路线，沿途为后续部队设立了补给站。他到兰州后，摸清了当地地方势力的情况，并成功地安排了一场“鸿门宴”，捕杀了阴谋反对冯部入甘的李长清等人，将其部队予以整编，为冯部在甘肃立足打下了基础。1926年，蒋鸿遇任冯部十二师师长，率部参加南口大战。作战失利撤退时遇车祸重伤致残。此后即在伤残寂寞中于1929年去世。
半百新成水靸鞋
宁夏黄河水运始自北魏，其创始者为薄骨律镇将刁雍。早在那时，平罗石嘴山的大河之上已有舟船行驶。但在平罗至石嘴山之间的黄河上设置战船，将舟船用于军事，其首创者则是明代的张文魁。
张文魁是河南兰阳人。嘉靖十三年，他以右都御史巡抚宁夏。当时平罗乃是明王朝抵御河套鞑靼部族攻掠的重镇，鞑靼部族常以皮筏渡河。为防止鞑靼部族渡河，张文魁在平罗以北的黄河上设置了战船。张文魁有《造船》诗一首描绘了造船之事，其中有句云：“川抡山采众情谐，半百新成水靸鞋”。可见其所置战船当时有五十只左右。
自从添置了平罗黄河战船，用以扼守黄河，鞑靼部族“浮水之患为之少息”，平罗地方的防御得到了加强。张文魁在其诗中说：“译语解逃泅溺者，好将浑脱付燔柴”。有战船扼守，用皮筏渡河已不可能。他请翻译告知敌人，浑脱（即皮筏），可以付之一炬矣。
张文魁设战船是平罗地方以舟船作战之始，因此可以说他是平罗战船的首创者。为此他获得了人们的赞扬。当他历任后，人们仍怀念他。
王之滨光复平罗
1911年辛亥革命时，平罗县响应武昌起义爆发了民军起义。起义后建立的“顺南”政权，以王之滨为县知事。
王之滨，字渭川，是平罗县小兴人。他喜交游，尚侠义，中过秀才，为当地绅士，此人身高胆大，不畏强暴，有“王疯子”之称。他结识了哥老会的蒲春山、吴大炳等人后，秘密进行反清活动。1911年9月30日晚，他们发动起义，次日占领平罗县城，迫使知县李九波交出县府大印。
平罗民军起义后，建立“顺南”政权，王之滨在群众拥戴下就任县知事。他开监释囚，发粮济贫，惩治歹徒，维护秩序并派出人马支援宁夏府城的起义民军攻打满营，革命声势大振。
可惜“顺南”政权仅存在了29天。在清廷派出的西军围剿下，宁夏民军起义失败。10月28日，王之滨与从宁夏府城退至平罗的刘华堂等人一齐向河东蒙古城区撤退。退至石嘴山时，义军内讧，实力大减。王之滨在退走途中，携家带口，行动迟缓，被西军追赶，将其一家14扣全部杀害。王之滨只身逃至内蒙，亦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
平罗民军起义是平罗历史上光辉的一页。王之滨作为起义的领导之一，在起义后担任“顺南”政权的知县，并以身殉职，可以说是平罗的一个人物。
西行途中韩复榘
韩复榘出身行伍，终成军阀，干了许多祸国殃民的勾当，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名人。
1926年，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后，贯彻“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入甘援陕，策应北伐。其时，韩复榘任援陕第6路军司令。在西行途中，曾率部经过石嘴山。
寒冬时节，内蒙河套，冰天雪地，荒无人烟。部队白日行军，黑夜露宿，长途跋涉，十分艰苦。官兵每人一件老羊皮袄，五斤炒米，半块砖茶，一视同仁。戈壁荒滩，用水紧缺，无论官兵，一律不准洗脸。韩复榘也是终日灰尘满面。据当年亲历者回忆，部队进入宁夏平罗，渐有村镇，用仅有的零钱买了顿水饺吃，竟“感到天大的幸福”。行至银川附近，条件好转，洗了个澡，才“像个人样”。
西行途中的韩复榘，与士卒同甘苦。这与其后来鱼肉百姓的作为判若两人。然而，他当时之所以能有此种表现。一是因为冯玉祥将军治军严明，韩复榘不能不有所畏惧；二是因为当时当地客观条件使然。更重要的是，大凡坏人，在向上爬之时，总要有所伪装。韩复榘当年的表现亦当属此类。
百日主席门致中
1928年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式颁令宣布设置宁夏省。11月1日任命门致中为宁夏省首任主席。门致中任主席前后仅四个半月，故有“百日主席”之称。
门致中是辽宁人。他早年投冯玉祥部，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之职，是西北军元老之一。1927年，门致中任冯玉祥部第七军军长，驻防于宁夏平罗一带。次年，被任命为宁夏省主席。
国民政府任命门致中为宁夏省主席时，门致中适奉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令，率部开往河州。任命令颁布后，他即率卫队返回宁夏。1929年1月11日宣誓就职，正式成立宁夏省政府。他任主席后，重用亲信，大肆封官；大兴土木，忙于纳妾；广造舆论，自我吹嘘。不但不问民众疾苦，而且置城防于不顾。以致马仲英乘虚而入，于4月13日攻陷宁夏城（今银川）。
马仲英攻陷宁夏城时，门致中仓皇出逃。在吉鸿昌收宁夏后，他又重返宁夏城，继续作威作福。战后的宁夏，百废待理。门致中既不抚恤阵亡伤病将士，亦不筹备部队粮秣，甚至连失城之过也无检讨之意，弄得民怨兵怨。在这种情况下，志在开发西北，为民谋利的吉鸿昌对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引咎辞职。冯玉祥接受了他的辞职，任命吉鸿昌为第十军军长兼任宁夏省主席。于是门致中在1929年7月27日悄然离宁。
门致中这位首任宁夏省主席，在宁夏历史上只不过留下了一个“百日主席”的话柄而已。至于他在平罗驻军不过年余，亦不曾为平罗办过什么好事。
民主斗士高士秀
高士秀是宁夏辛亥革命灵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他生于宁夏府城（今银川市）。青年时代崇侠尚义，扶危济贫，有“府城英杰”之誉。辛亥革命时，他领导了灵州起义。失败之后，退驻陕北三边一带，历经护国、护法、北伐、反蒋、抗日，始终坚持民主革命立场，成为宁夏拥护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杰出人物。
灵州起义失败后，流亡陕北的高士秀，不屈不挠，屡举义旗，为光复宁夏而战。石嘴山也是他浴血奋战之地。1917年3月，为取得蒙古上层的支持，高士秀诡称吴生彦为清室后裔，取名为“达尔六吉”，并拥其为帝，他借此广为号召，联合蒙古诸部发动乌兰脑包之战，西渡黄河，进占磴口。此后，兵分三路，攻打宁夏。他亲率东路军经石嘴山、平罗，沿贺兰山前进。在攻占石嘴山时，遭到马鸿逵重兵阻击。此时，磴口失陷，寡不敌众，退路断绝，他只得突破重围，北撤蒙地。在得不到西路军接应的情况下，他又再次袭击石嘴山，打算渡河转移。然而，虽经激战，终告失败。众多民军头领或战死或被俘，高士秀得以突围，进入沙漠，辗转渡河，再赴陕北，继续斗争。
高士秀激战石嘴山，是其戎马生涯中的一个片断。虽以失败告终，但显示了这位爱国民主斗士为光复宁夏而战的奋斗精神。
李仪祉考察黄河
李仪祉是我国著名水利家。他是陕西蒲城人。1882年出生，1938年去世。李仪祉早年留学德国，习水利工程。回国后，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授，并曾在华北、黄河、淮河与陕西水利机关任过要职。他主办了语惠等水利灌溉工程，为陕西的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从事黄河研究，在治河方面多有建树。
1933年4月20日，李仪祉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长。在任职期间，他网罗人才，吸收大批现代科学技术人才从事治黄工作。克服困难，在经费极为短缺的情况下，增设水文站，扩充测量队，创设林垦机构，研究治标工程，拟定《治理黄河工作纲要》，使治理黄河工作转入以现代科学为主体的本标兼治的新时期。
李仪祉重视勘察研究，提倡模型试验。他曾多次考察黄河，提出治河方案，主张在上游加强水土保持，在中游多辟蓄洪水库，在下游稳定中水河槽。1934年，他视察黄河上游时，曾亲临宁夏。这年9月26日，他在兰州视察了黄河铁桥上下段等地后，乘飞机来到宁夏。27日到30日在宁夏视察了汉廷渠、唐徕渠等渠口，以及青铜峡等地。此后又于10月2日乘船沿河下行，经石嘴山、磴口、三盛公，又去临河视察绥远河套引黄灌溉。在由宁夏去临河途中，沿途考察了黄河河道。此次视察后，他写出了《黄河上游考察报告》。
李仪祉满腹经纶，但未能尽展其才。他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未及两年，即因受官场排挤，愤而辞职。尽管如此，他在治黄河方面的诸多建树，仍然载于治黄史册。他在任职期间于百忙之中写下的《黄河概况与治本探讨》、《治黄关键》、《纵论河患》等数十篇治黄论著，皆是后人研究治理黄河的重要文献。
李仪祉是我国著名水利专家。他早年留学德国，攻水利工程。归国后，曾在水利部门担任要职。他热心于黄河研究，开创了治理黄河的新时期。1933年4月，他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拟定治理方案，使治理黄河工作转入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体的本标兼治新时期。他在任职期间，曾多次考察黄河。1934年9月，他视察黄河上游时，曾视察过宁夏黄河水利。
这年9月26日，李仪祉结束了在兰州的视察后，乘飞机来到宁夏。在宁夏，他视察了汉廷渠、唐徕渠等渠口，以及青铜峡区。此后，他乘船沿黄河去临河时，考察了石嘴山、磴口、三盛公等地的黄河河道。
李仪祉的治黄论著甚丰，在治黄方面多有建树。他在视察了包括宁夏黄河在内的黄河上游地区后，写出了《黄河上游考察报告》。此文与他的其它论著一样，成为后人研究治理黄河的重要文献。
娄师德屯田银北
娄师德是一位对于石嘴山地区农业发展有过影响的历史人物。他在唐代武则天时任检校丰州都督，兼管灵、夏二州屯田事务。因屯田有功，受到武则天的嘉奖，升任丞相。
唐代安史之乱前，宁夏地区是防御突厥的前线。为了保障军粮和军马供应，唐五朝在这里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种粮养马。当时的农业是由军队开荒种田。娄师德任检校丰州都督，兼管灵夏二州屯田时，身先士卒，与兵士同甘苦，在屯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保证了驻军的粮食供应，而且存粮甚丰，积谷数百万。当时，唐王朝在今平罗县姚伏乡附近设有定远城，驻有军马。定远军城有屯田四十所，按唐制五十顷为一屯，四十所屯田种地已达二百顷。可见当时今平罗县姚伏乡一带农业已有相当的发展。定远军城又称田州城。明人胡琏在《过田州城》诗中有“孤城尽日鸣笳鼓，流水长年起稻糠。春暖灏风消冻路，夜深磷火照荒营”之句。虽江山易主，但直到明代不但农田仍存，而且年种年收。
娄师德在兼管灵、夏二州屯田事务时，在今石嘴山地区的屯田，无疑对于石嘴山地区的开发，特别是农业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钱清泉宣传革命
钱清泉是最早在平罗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共党员。1925年8月，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二师刘郁芬部，经宁夏入甘肃，在该部座政治宣传工作的中共党员宣侠父、钱清泉，在途经平罗时，进行了出色的革命宣传。
在平罗，宣侠父、钱清泉走上街头散发《告甘肃民众书》的传单，演讲国民军“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宗旨和军纪。宣侠父在其所著长篇报告文学《西北远征记》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钱清泉在平罗开展革命宣传的情景。轻轻看到平罗县知事乘坐桥车，“亲兵”前呼后拥的前朝威仪时，愤怒地高声向围观群众说骡车拉的是一具“骸骨”。“如今已经不是皇帝的时代，一切仪式，都在扫除之列。皇帝的时代，在中国已经死去了14年，所以现在车内的骸尸，就是14年前死去的骸首。”钱清泉的宣传如报春的惊雷，在平罗这座边塞小城引起了强烈反响。
钱清泉随军远征西北，途经平罗，停留短暂，但他以出色的革命宣传工作，在银北的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虽然他早已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但作为中华民族的英烈，后人是不会忘记他的。
语言大师周有光
我国的语言学家、中国文字改革的推动者、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者，经历晚清、北洋、民国和新中国等4个历史时期的“四朝元老”的周有光老先生，曾在我市当过“农民”。
1969年，时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职的周有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设在平罗县的国务院“五·七”干校（位于崇岗镇的潮湖村）劳动改造。据周先生回忆：“在‘五·七’干校劳动了2年零4个月，我过了整整一年的农民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好处。我容易失眠，到了宁夏去种田，没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
周先生曾这样写道：“在宁夏平罗县‘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教育家林汉达先生和我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是犯法的，因为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能躺下；要一个人在北，一个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了3天，一眼望到4公里路以外，没有人影，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我们第4天就胆敢躺下了。”
于是，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林汉达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一次，林老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先生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演讲。
看守白菜窑，他每天要把所有的白菜翻看一遍，将开始发烂的拿给炊事班去烧（炒菜）。他说，整个一个冬天，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好菜。这件事引发了他的“白菜理论”：烂了才吃，不烂不吃，吃的全烂。
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这里出了三位中国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赵元任、翟秋白、周有光。在上海约翰大学就学时主修经济、辅助语言。1947年在美国访问普林斯顿大学时，经朋友、著名教授何廉引荐，曾经与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见面并聊天，并对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记忆深刻：一个人的一生到60岁为止，工作是13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业余时间是17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怎么利用你的业余时间。能见过爱因斯坦并与之面对面的交谈，这在中国人来讲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留学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字研究》，1955年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吴玉章主任委员决定让他留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由于他同时懂得中、英、法、日四门语言，对语言文字得心应手。1958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在此之前，简化字已经推行。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讲授汉字改革课程，他编撰的讲义《汉字改革概论》成为大学教材。他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划的制订并于1988年公布。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使该组织通过投票认定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
2006年3月，周有光101岁。49岁由经济转入语言，终成我国卓越的语言学家；82岁开始学电脑，打字、收发邮件，轻松自如；93岁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100岁，《百岁新稿》问世；101岁则眼花耳背，但思维敏捷，行走麻利，可自行从三楼下至一楼；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他写错了年龄，给他改成了79岁。他幽默地对来访者说：“我今年101岁，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人活得长，周有光就把一些他遇到的奇事转化为快乐美好的记忆。“我一生好玩的事情多得很，比如在“五·七”干校，遇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林彪死的第二天开大会。中午特别热，我们开会又很长，我就戴了一个大草帽预备中午用。开到大概九点半钟的时候，上面飞来许多大雁，这在烟囱多的北京看不见，在宁夏可以看见。几千、几万只大雁飞来，盖天铺地，飞到我们头上时，有一个大雁一声怪叫，大雁们都下大便，像雨一样下。我的草帽上全是大雁的大便，袖子上面也搞了一点。人家不戴帽子的人不得了，大雁的大便粘得不得了，粘在头发里面，洗都洗不干净。像这样的事情，大家说要一万年才碰到一次啊。这个事情是没有多大特别意义的，可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怪事情是很难的。”
“文革”期间，中央和国家机关在我市境内设立“五·七”干校，除上述国务院“五·七”干校外，国家民航总局还在陶乐县设立了“五·七干校（即现农场址）”。在平罗潮湖的国务院“五·七”干校，先后有许多部级领导干部和我国驻外大使、代办、参赞等高层干部；也有像本文中所述周有光、林汉达等大师级专家、学者。据悉，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任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在教育部长的任上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在潮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突发急病求治于大武口“天津医院”（由天津整体迁来，归属于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后人员全部调回天津，基础设施归宁煤基建公司职工医院），该院当时无救护车，干校只好派一辆卡车送周到医院抢救治疗。在这家医院，周荣鑫得到精心抢救和治疗。周回京后，协调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调剂了一台中央领导曾经乘坐过的“吉姆”牌小轿车给大武口“天津医院”用于接送危重病人之用。此事当时在石嘴山市传为佳话。
教育传家刘堂琛
石嘴山市政协一至四届副主席刘堂琛系平罗宝丰乡人，生于1909年。1936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糸。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教育事业。
1937年初执教于宁夏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兼级任导师。后来，因为传阅进步书刊，向学生宣传抗日，被国民党军政当局列为不稳定分子。后经幼年同学、同乡、宁夏驻军（81军）团长马赞良的劝告（马已知消息），借故离开学校。
1938年农历五月，以“编外参谋”身份，随同马赞良团开赴内蒙五原抗日前线。马部在共产党游击队的配合下，曾在内蒙乌拉尔河西山嘴一带与日寇遭遇，激战一小时，日寇以孤军无援仓皇撤离。嗣后，因团长马赞良以裙带关系改任军部参谋处处长，又因本人逐步看清了旧军队消极抗日，苛扣士兵军饷的军阀腐败作风，愤然去职返宁。
1949年8月，宁夏解放前，李冲和、刘堂琛接受共产党员王振纲（即王茜）的指示（王从内蒙三段地写信给李冲和刘堂琛），通过沈正泰、沈正华、刘世英等关系动员当时惠农县黄渠桥驻军贺兰山保安司令郭永胜（即郭拴子）起义。8月下旬刘堂琛同惠农县参议长张德治借要求驻军维持社会治安之名，一同登门拜访了郭永胜，说服郭看清形势，弃暗投明，向解放军投诚。郭永胜在革命形势的冲击下，打消了疑虑，答应投靠共产党解放军。9月2l日，李冲和刘堂琛陪同郭乘车赴宁夏省城银川市，22日中午在解放军宁夏军管会驻地见到了解放军首长。解放军对郭永胜起义投诚，表示欢迎，通过谈判决定郭永胜继续担任平、惠、贺保安司令，发给一营给养，并决定派党代表，按解放军编制改编。由于郭永胜起义，社会治安得到维持，宁北地区得以在安宁平静的气氛巾迎接解放，在当时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9月23日，李冲和刘堂琛在银川参加了解放宁夏首府银川的庆祝活动后，立即同郭永胜一起，星夜赶回黄渠桥，积极动员群众，迎接解放军。
从1939——1982年，刘堂琛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在教育园地上辛勤耕耘了四十多年。1939年——1949年，历任平罗县宝丰完全小学校长、国立绥宁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省立惠农初级中学校长、省立宁夏中学校长。1949年——1982年，历任惠农中学校长、石嘴山市第一中学校长、顾问。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贡献给了人民教育事业。
1946年，在惠农初级中学经费拮据，师资奇缺，校舍倒塌，学生流动（在校学生只有四十多人），学校面临关闭、停办的情况下，刘堂琛应当时惠农县地方士绅的要求，辞去国立绥宁师范教务主任，毅然接任了薪金低、经费困难的省立惠农初级中学校长。接任伊始，就以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不辞辛劳，发动地方士绅，捐资建校。1946年秋，惠农初级中学从原来断垣残壁的旧校址（破庙里）搬到新校址，当年就增加了班级，扩大了招生名额，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1947年，刘堂琛因为兴办教育事业，在当地群众中扩大了影响。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为笼络知识分子，授意民政厅长海涛（外号海聋子）、教育厅长杨作荣，先后两次通过宁北专员姚启圣（字化民）动员刘堂琛出任县长，条件是平罗、惠农任意挑选。刘堂琛前则婉言谢绝，后则告病回避。他许身孺子，甘心情愿两袖清风，一生办教育。宁肯过清贫的生活，也坚持不与政客为伍，不与民贼同流合污。刘堂琛青年时代就阅读过进步书刊，因而开阔了视野。1936年在宁夏师范学校任教时，又结识了共产党人侯亦人、张方山。既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也从执政当局的所作所为，逐步看清了蒋介石、马鸿逵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和腐败。因而，在特务、便衣横行的白色恐怖下，毅然置个人安危和身家性命于不顾，营救共产党人。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血腥屠杀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共产党员马永坤在宁夏国民党“清党”活动中，身份暴露，被限期驱逐出境。但身无分文，生活极其困难。刘堂琛出于对共产党人的同情和对马永坤的钦佩，通过同学关系，先介绍马永坤到宝丰小学任教，并写信告诉其父，多方予以关照、资助。马永坤在宝丰期间，一直吃住在刘堂琛家里。一年后，为安全起见，刘堂琛又介绍马永坤到石嘴山完小校长叶松龄处。马永坤在石嘴山期间，吃住均在叶松龄家，翌年叶松龄为马永坤准备了路费、干粮，买好了船票，亲自送马永坤上了船，使马安全返回北京。
1937年初，刘堂琛与宁夏实验小学校长高尚信，为共产党员贺闻韶资助了路费，准备了行装，送贺到延安抗日大学学习。1938年冬贺闻韶从抗大学习毕业回到宁夏，刘堂琛又资助路费，通过同学撖维藩的关系，把贺安置在傅作义的部队里。1941年又通过同学刘廷栋把贺安置在平罗城关完小任教。不久贺身份暴露，刘廷栋急告贺越城而走，躲开敌人的追捕。1942年贺闻韶又多次到平罗、惠农一带活动，引起军警注意。刘堂琛从惠农县警察局长郑希明、国民兵团长张文斋处得到逮捕贺的消息，立即骑马到下营子傅作义三十五军修械所给贺闻韶送信，使惠农县警察局捕贺又一次落空。
1937年秋刘堂琛任平罗县宝丰完小校长时，受李冲和的重托，安置共产党员李平山为宝丰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员，在李平山安全受到威胁时，又为李准备路费，送李离开宁夏，返回陕北。
1949年——1962年，刘堂琛在惠农中学任职时，坚持深入教学第一线，翻阅教师的教案，了解教师的备课情况，同教师一起研究教材，讨论教学方法，热忱地帮助青年教师备课、上课。除因公外出和参加必要的会议外，他坚持天天进课堂，至少听一节课。坚持听课作笔记，课后再同授课教师一起座谈，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惠农中学各科教师，尽管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关系十分融洽，而且教学研究的风气一直很浓。他喜欢藏书，往往不惜重金，托人从外地购买书籍，但是为了扩建惠农中学图书馆，在1961年断然把自已三千六百册书捐献给惠农中学，其中《史记》《三国志》《吕氏春秋》等古典名著系本人珍藏了一二十年的线装版本。
1978年——1982年，刘堂琛在石嘴山市第一中学任校长、顾问时，已经年逾古稀，仍然拄着拐杖，提着课凳，深入课堂听课，抽阅学生作业，他说：“数学质量的高低是鉴别学校工作的重要依据，课堂教学是学校全部工作的中心环节”，对学校各科教师的教学情况，他了如指掌，曾多次使来访者深为赞叹。凡是和他共过事的同志，无不为他这种对工作负责精神所深深感动。
刘堂琛为人正直，洁身自爱。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他自己的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但听到教师和学生有困难，便热忱相助，乐于周济比自己更困难的人。在惠农中学上学的学生中，如丁翠兰等因家庭生活困难，几乎中途失学，校长刘堂琛曾予接济，支持他们完成学业。他还多次将自己的衣物送给外地支宁教师防寒取暖。每逢寒冬季节，气温骤然下降时，刘堂琛一次次挨家逐户检查取暖设备，问寒问暖，无微不至地关怀师生的生活。当年在惠农中学同刘堂琛一起工作的同志，一提起老校长刘堂琛，总会充满深情地说“老校长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啊！”他一生克己奉公，只知道兢兢业业的工作，无暇照顾家庭。他老伴和儿子（独子）一直在家务农。在六七十年代，不少人为了关照他的生活曾多次劝说，要他同有关部门联系，为儿子（初中毕业）安置工作，把老伴的户口转入城镇。他却坦然地说“我家世代务农，农业是根本啊！”
刘堂琛积劳成疾，于1984年卧床不起，在弥留之际，还一再向探望他的石嘴山一中的同志询问学校工作。1985年春因病久治无效，与世长辞。中共石嘴山市委、市人大，市政协、市人民政府为表彰这位一生献身教育的老同志，在市委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刘堂琛四十年如一日，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呕心沥血，为教育事业勤奋工作了一辈子，而今这块园地正桃李芬芳。
马连良献艺石市
著名回族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于20世纪的1960年9月率团由首都北京前来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周年庆典活动，首站到达宁夏北部工业重镇石嘴山，使塞上煤城几千名观众一睹当代京剧大师的风采，一饱一代老生泰斗的眼福、耳福。今天，一些健在的京戏迷们回忆当年马先生来煤城演出的盛况，回味当年马先生那赏心悦目的精湛表演，仍然津津乐道，仿佛沉浸在40多年前的享受之中。
上个世纪的第一春，马连良诞生于北京一个回族之家，阿訇为他取经名尤素甫。5岁时父亲马西园把他送到清真寺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知识，培养了马连良坚韧进取、扶危好义、达天知命的穆斯林人格特质。回回民族戒烟戒酒，只食牛羊肉，清咽少痰，成为造就一位出类拔萃京剧大师的先天条件。天赋条件和发奋刻苦的学习精神，使这位回族穆斯林成为20世纪20至60年代期间享誉不衰的一代宗师。他9岁入“富连成”科班，受业于叶春善、肖长华、蔡容桂、茹莱卿等名师，曾习武，后改老生。出科后，注意兼收并蓄各派之长，融会贯通，化为己用，大胆地对传统程式进行了突破创新。在唱、念、做、打各方面下了极深的工夫，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终于形成了独树一帜、风格迥异的马派京剧艺术。
马先生的嗓音清朗圆润，唱腔委婉酣畅，发声运气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但他从不单纯卖弄技巧，而是注重探索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用技巧来加强人物思想感情的表现。因此，他的演唱可说是声情交融、神情兼备。潇洒飘逸、舒展明朗，是马连良演唱的风格，真可谓寓深沉浑厚于精巧细腻之内，寄华丽洒脱在流利酣畅之中。其代表作很多，风靡全国，享誉世界，成为中国京剧传统艺术宝库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
老生泰斗马连良先生到塞上煤城献艺，成为当时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具有轰动效应。因为一代宗师能千里迢迢到塞上煤城献艺，确实千载难逢。马先生的演出安排在当时的石嘴山影剧院。两场演出共安排了6出折子戏，根本无法满足观众的渴望。每场票价3元，这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是惊人的。当时的市政府主管部门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和呼声，除有计划地分配团体票外，还直接面对观众发售零票。许多戏迷为买到一张戏票，一睹一代京剧大师的风采和难得的艺术享受，头天晚上在影剧院售票处排起长队，等候购票。塞上深秋，昼夜温差较大，不少排队购票者后半夜披起了自带的被子（那时有毛毯和棉、皮大衣者不多）。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马连良先生在时任市长李波同志陪同下拜访市委领导后回招待所途中，被宁夏石嘴山钢铁厂一位酷爱京剧的工人挡住了去路。这位京戏迷动情地说：“我非常热爱马先生的戏，10年前曾在外地有幸观看过一场。今天，先生来此演出，非常想看一场，但未买到票，想请马先生帮助解决一张票。”陪同的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人赶紧上前解围：“我负责给你解决一张票。”这才圆了马先生的场。
马连良先生一行在煤城的两场演出，均是拿手折子戏。第一场马先生主演《淮河营》，裘盛戎和李少春先生分别主演《姚期》《战马超》；第二场马先生主演《盗宗卷》，裘盛戎、谭元寿先生分别主演《坐寨》《三岔口》。马先生的拿手本戏《甘露寺》《借东风》《空城计》等名剧则在首府银川上演。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云南省京剧院院长关肃霜于上世纪的1981年5月，率领云南省京剧院一团，不辞辛苦，千里迢迢从祖国的西南春城昆明来到西北古城银川，在和宁夏京剧团联合演出之后，于5月18日来到塞上煤城石嘴山，进行了为期5天的演出。
关肃霜有着高深的艺术造诣，文武兼备，技艺精湛，是我国当代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之一。她的戏路子十分宽广，她青衣、花旦、刀马、武旦，无所不能，无所不精；而且在小生、武生方面，也有扎实的功底。关肃霜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在来宁夏的前一年到前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等国家演出时，也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撒播了京剧艺术，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春城昆明的5月，繁华似锦，气候宜人。而塞上煤城石嘴山的5月，则时常风沙弥漫，干燥异常。这对于一个习惯于四季如春气候的艺术家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长途跋涉和连续演出，使当时年过半百的关肃霜很是疲劳，身体诸多不适。但为了让矿区观众看上戏，还是安排了4场演出。
两团联合在石嘴山影剧院为煤城观众演出了《铁弓缘》《玉堂春》《杨排风》《战洪洲》等4个优秀传统剧目。关肃霜在4出戏中分别担任主角。由于在这之前不久，她主演的京剧电影艺术片——《铁弓缘》早已为广大观众所熟悉，因此，头场演出之后，她的名字就在百里煤城传开。连平时绝少看戏的人也四处奔走，想方设法弄到一张入场卷，一饱眼福。4场演出，场场座无虚席，掌声不断。工作人员从后台看到，她每场演出下来，都是汗流浃背，湿透戏装。在身体不适，嗓子发音困难的情况下，她不仅满足矿工的要求，加演了一场《穆桂英挂帅》，还抽空到石嘴山瓷器厂访问，在工厂的大院里为正在生产的工人清唱她主创和主演的现代京剧《黛诺》选段。
考虑到关肃霜是远道而来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接待单位特意安排她住在石嘴山招待所二楼的甲级房间。但她只住了一宿，就执意搬到楼下的普通客房。为照顾她的生活，自治区有关部门特意请了一位厨师到石嘴山为她做些可口饭菜。关肃霜坚决拒绝，并且严肃地说：“大家能吃，我为什么特殊？”
关肃霜虽然在石嘴山呆了短短5天，作了5场演出，但她那出类拔萃的表演艺术，尤其是她那崇高的道德情操，给煤城人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戴玉玺的合作社
石嘴山解放初期，土改结束后，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成了国家的主人。当时的平罗、惠农、陶乐三县遵照中央和上级的指示，认真贯彻“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多到少，由点到面”的发展规律，领导全市人民走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戴玉玺、莫如信就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农业合作化带头人。
1952年上半年，宁夏省委互助合作会议后，三县主要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向农村广大干部和农民进行互助合作的目的、意义教育，并且大力培训互助合作骨干和积极分子，戴玉玺互助组是宁夏解放以后成立的第一个互助组。1951年，他联合村里7户没有牲畜的农民组织起全县第一个变工组，他们拉着一辆木轮大车，按户轮流向田里送粪，并拉着各种农具整地备耕。县领导发现后，对他们积极引导，很快发展成为农业生产互助组。当年夏收时，一个由12户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了。他带领社员积极采用农业新技术，搞深耕细作密植，防止病虫害，合理施肥，夏收时全组每亩平均产粮143公斤，远远超过往年。群众看到了互助合作的好处，纷纷要求参加，入组农户很快增加到38户。互助组帮助解决组员中缺耕畜、农具、种子、劳力等困难，显示出集体化道路的优越性。莫如信出身贫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长工出身的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他带头捐献，动员农户调剂余缺，恢复农业生产。1950年被群众推选为乡农会主任，县、省农民会议的代表和县、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1951年他在分得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小麦、棉花创当地最高产量。他种的西瓜个大、皮薄、瓤甜。亩产收获折合小麦787.5公斤，荣获县、省和西北局劳动模范。1952年他主动联合本村10户50余人，创办起“莫如信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率先使用新式农具，选用良种、增施肥料，并开展副业生产，当年小麦亩产平均比当地自耕农增25公斤，其中的33亩“碧玉麦”良种田平均单产达348.5公斤，创全省最高记录。各级党组织因势利导，结合群众自发的生产互助的经验，积极组织广大党政干部深入农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进一步组织各县农民开展生产互助运动，使各种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很快地发展为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1953年秋，平罗县成立互助组554个，参加农户4195户，占全县农户的42％；惠农县成立互助组611个，参加农户5139户，占全县农户的38.3％。此后，农业生产互助组在石嘴山各地普遍开展起来。
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的各类互助组，解决了个体农民缺少劳动力、耕畜和农具等困难，初步实现了若干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集体劳动组织。但是仍带有个体农业的分散性，经济力量还很单薄，不利于兴办较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公益活动。因此，一些觉悟起来的先进农民和劳动模范，也不满足于低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要求以较高劳动组织形式来适应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于是，在互助组广泛发展的基础上，1953年2月，戴玉玺互助组和莫如信互助组先后转为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属宁夏首批。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大多数群众持观望态度，一些组员也犹豫不定。特别是刚刚成立的农业社，经济上面临着很大困难。戴玉玺和莫如信两个初级社成立之初，入社农户总共只有22户。当时莫如信社10户社员中有5户春季口粮断顿，没有种子，社内133亩耕地只有8头毛驴，1头牛，半辆牛车（半辆属社外群众所有）。戴玉玺社12户社员中同样存在缺粮吃，生产资料不足，土地分散等困难。这时，县政府提供贷款，解决耕畜、农具、种子等，并派出农技干部指导生产，两社的粮食当年便获得丰收。戴玉玺、莫如信还发动社员集资入股，积极发展副业生产，开设粉坊、磨房、养猪场、缝纫社等，并在全县带头试种棉花，使两社社员生活水平很快提高，农业生产搞得红红火火。群众看到了希望，纷纷要求入社，两社规模很快都发展到了30户以上，有力地推动了石嘴山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进程。1954年2月下旬到5月中旬，《宁夏日报》在进行农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对比的大讨论中，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石嘴山市互助合作运动先进县——平罗县及全省互助合作旗帜——莫如信农业社的经验，对石嘴山地区加快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个极大的鼓舞。
开发先行者孙昶
1994年早春2月，石嘴山矿务局副局长张有道约见，告孙昶同志仙逝，要我迅即写一幅挽联，他将组团代表石嘴山矿务局职工，去西安参加孙昶同志的葬礼。
作为宁夏和内蒙交界，贺兰山北段，黄河西岸，以石嘴山为中心的煤炭生产基地的开山元老，筚路褴褛的拓荒者，“石嘴山煤炭矿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的孙昶，我在他的麾下工作过八年，耳闻目睹，亲历见证，对其人其事晓知大略。斯人遽丧，哲人其萎，遥望长安，潸然命笔，疾书挽联一幅（时间为1994年3月20日）：
倚剑青纱帐铁马金戈赤诚心青冢哪堪埋伟士
呕血贺兰山风餐露宿峥嵘月春花又泣失元戎
“自古秦中帝王都”，那里积淀丰厚，人文荟萃，无需全面引证，不必深入考究，只从马路边用自制布刷蘸着桶水在人行道上书写狂草的老者的腕力上，便可见学养功夫于一斑。这幅挽联是急就章，对仗和平仄还不尽完美，带到文化古都西安，岂不有班门弄斧之虞？然心诚则灵，欣慰的是去人归来后告之，它得到了首肯和赞许。古人讲“盖棺论定”，功罪自有评说。我想并非因挽联文辞尚美，而是得益于对孙昶一生奋斗的评价吧。
孙昶，生于1914年，陕西韩城人，193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挽联所说“倚剑青纱帐，铁马金戈赤诚心”，是指1937年和1939年两次任韩城地下党县委书记。那时正是国难当头、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尽管我们无法身临其境去体味，但从中国现代史的典籍里，从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文献上，从革命先烈的回忆录中，从文学影视作品的记载描述和镜头画面，那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种种场景，都鲜活地深印脑迹，浮现眼前。一个熟悉的旋律由远处飘来：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23岁当县委书记，正可谓“壮岁旌旗拥万夫”，热血满腔，英姿勃发，为挽救民族危亡，为使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虎穴历险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搏杀在枪林弹雨之中。日本鬼子投降以后，1946年孙昶进中共延安党校学习。那首《延安颂》是怎么唱呢？宝塔山下，延水河边，聚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几女……在革命的熔炉里千锤百炼，自然是铁骨铮铮，心红志坚的好汉，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演绎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新儿女英雄传！
1956年，孙昶胸怀着宝塔精神，挟带着延河清风，到石嘴山开辟新战场来了。
两年以后的深秋，刚刚迈出学校大门的我，也分配到这里来了。
到石嘴山煤矿基本建设局报到的第二天，我便下矿井“打眼放炮，架棚进道”，干起掘进工，在生产一线夜以继日地接受“劳动改造”，自然无缘与最高领导人物近距离接触。直到三年以后，有幸结识了孟以猛主管技术员，才使命途多舛的我有了转机。孟以猛生性秉直，刚正不阿，诚实厚道，行侠仗义，他1954年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西安煤管局白水筹建处，成为孙昶的部下。正是他，1956年元月随孙昶来石嘴山拓荒创业“先头部队”四个人中的一个！与孟以猛16年的亲密交往，我视他为最好的良师益友，从他的回忆和述说里，我清楚地知道了石嘴山煤矿的发家史。
解放初期，百业凋敝，百废待兴，西北尤甚。煤炭作为“工业的食粮”必须先行。当时西北的军政要人明确指出：首先要解决兰新线、包兰线建成通车后的铁路机车用煤，同时也要解决酒泉、包头钢铁工业基地，以及西北各省（区）工业及城乡居民用煤。1955年10月间，煤炭部第一任部长陈郁派工作组到银川地区、贺兰山北段的各储煤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踏勘。回到银川地委招待所，研究分析了有关资料后认为：宁夏和内蒙交界、黄河西岸的石嘴山（当地老百姓叫石嘴子），位于包兰线中间（各五百余公里），煤层出露明显，开采条件比较好，可以先行建成西北的煤炭生产基地，并写了报告，提出了建议。派专人先送西北管理局，尔后由煤管局郝耀局长带报告去北京向煤炭部作了汇报。12月煤炭部批文给西北煤管局，大意是“贺兰山北段，黄河西岸，15个煤田以石嘴山为中心，建立西北的煤炭生产基地。责成西北煤管局，派得力人员，开始进行筹建”。一一这便是孙昶受命筹备开发石嘴山矿区的背景和前奏。
孙昶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任西北煤管局办公室主任，郝耀局长找我谈话说，西北煤炭基地建设有重大意义，这个地区煤种齐全，它将担负酒钢和包钢的用煤任务，一个担子两头挑，任务重大，我们考虑你去搞合适。听了局长的谈话我想，我们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打倒了蒋家王朝，赢得了全国的胜利。现在的任务是搞建设，我们不干谁干？于是我对局长说，服从组织分配。”
1956年1月24日，石嘴山煤矿筹建处在西安宣布成立，孙昶为主任，调来孙百文、孟以猛、吴宗明几员干将，还有通讯员朱廷玉。
“呕血贺兰山，风餐露宿峥嵘月”
古人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是一种奇峭险峻，而孙昶带领孙、孟、吴三人由兰州至石嘴子，一辆旧卡车竟走了三天三夜，崎岖坎坷的路途饱尝了颠簸风尘之苦。石嘴山在什么地方？地图上找不到。寒冬腊月，忍饥挨冻总算到了目的地。人生地疏，四顾茫茫，便在一座药王庙里安歇。
当时的石嘴山是一个仅有一千多人口的小镇，除了一个瓷厂之外，有两座寺庙，方圆几十里荒漠一片，包兰铁路尚未修通，无路、无电、无开发建设的任何工业依托。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正如民谣所说：“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风吹沙石跑，地上不长草，十里无人烟，天上少飞鸟”。药王庙饱经沧桑，破败不堪，颓垣断壁，不避风雨。孙昶他们用石头垒起炉灶做饭，地面铺上干草席地而睡，头顶上噗噜飞叫着蝙蝠，墙根外横陈着老乡做的棺材，如此环境怎么高枕安眠，能不有扰梦惊魂的感觉？所有这些都已无暇顾及，他们拂去香案上的远年积尘，铺展开第一张建设蓝图。第一步收集黄河水文资料，绘制黄河剖面图。接着雇用老乡的毛驴和骆驼，骑着走遍了方圆百里，察看地形地貌，了解风土民情，以及地震、山洪、交通等情况，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毛泽东曾说“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他们虽然风餐露宿，含辛茹苦，但胸有朝阳，斗志弥坚。孙昶读过初中，又在革命工作中学习厉练，此时禁不住豪情奔涌，挥笔写下打油诗一首：“首次来到石嘴山，药王庙里把身安，三块石头支起锅，‘四人三姓’乐陶天”。一个月后便是春节了，他们用面糊糊在庙门上贴了这样一幅对联：
白昼间到野外与风沙搏斗
黑夜里在庙中同泥神共眠
横批是：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不是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开创新业，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石嘴山精神吗，看吧，这就是最传神的画面，最生动的写照！在石嘴山工业及城市发展历史的长卷上，应当大书特书，永志不忘。
入夜，庙外黑暗沉沉，万籁俱寂，朔风怒吼，寒气逼人，庙内油灯和蜡烛明灭闪动，铺展着图纸资料，研究着开发方案。无电，工业便无动力，照明事小，驱动机器事大。正在困惑之际，接到西北煤管局指示：国家由东德进口了一组2×1500千瓦发电设备，原来是给甘肃景泰订的，转调给石嘴山筹建处，发电机用火车运到兰州，派人前去接收。孙昶立即赶到甘肃矿务局，寻求支持，借得临时仓库，成立了物资转运站。
包头至兰州原来也有公路，路面狭窄，崎岖不平，路况不佳，最令人头疼的是沿途的小桥、涵洞承受不了十吨以上重量的车辆通过，而在兰州接受的东德发电机组有四个大木箱子，每个重量都是18吨，汽车公路运输显然行不通，那么如何运到石嘴山？难题面前，一筹莫展。为此孙昶亲自在兰州召开“诸葛亮会”，众人献计献策，集中大家智慧，孙昶拍扳决定机器由黄河筏运。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
黄河水面，短途羊皮筏子渡人漂流的事是古已有之的，但筏运18吨的机器这样的庞然重物，却是一个没有先例的创举，但形势所逼，惟此一途，义无反顾，只能毅然前行黄河由兰州直下石嘴山，虽少汹涌澎湃，惊涛骇浪，沿途却有几十处险要地段，它们是猪窝、洋人招手、大峡、狼舌头、饮马崖、月亮石、漩涡、黑山峡、观音崖、七姊妹、老俩口、红毛牛、青铜峡等，不用看这些急流险滩的情状，只闻其名便令人生畏了。大胆的方案需要辅以科学的态度，孙昶找来有经验的船夫由兰州出发沿黄河顺流而下，实地勘察，决定试运。第一次做了一个20米长的牛皮筏子，把从匈牙利进口的锅驼机由兰州七里河装上筏子，经过四十多天的航行，安全到达石嘴山，证明黄河筏运可行。于是第二次做了四个牛皮筏子，每个长30米，在七里河把东德进口的发电设备装上航行。谨小慎微、胆战心惊的航程，眼看距石嘴山只剩下五六里路了，一个筏子搁浅，半截淹在水里，最后倒翻大木箱掉进了河里。此时已是11月中旬，正逢寒潮袭来，冷风飕飕，河面开始流冰。孙昶迎风而立，冥思苦想如何打捞机器，心潮起伏，不能自已：国家从国外买来机器，眼看到了家门口，却沉入河底，怎么对得起党，如何向人民交待？难受之极，不禁潸然涕下。情急生智，最后想出了“三船吊装”的打捞方法，与大家商量认为此计可行。但必须用钢丝绳拴在箱子上方可吊捞。此时寒风凛冽，河面流凌，箱子沉在河底，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办？孙昶用目光扫视众人。在此关头，七级起重工王清自告奋勇要求下水拴绳。孙昶热泪盈眶，端起烧酒敬他以驱寒，王清脱掉衣服，一头潜入冰凌之下的水中，大约十多分钟，把钢丝绳拴好，就这样把机器打捞上岸。产业工人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共和国大厦的脊梁，开发建设的急先锋。在庆祝石嘴山市成立40周年的专题电视片上，我第一次见到王清老人，听他讲述当年的故事。什么叫石嘴山精神？它是由千千万万王清这样的平凡劳动者身上汇集起来的浩气，一种为国为民不畏艰险、甘于献身的英勇奋斗精神，我们要为之鼓与呼，让它薪火相传，永不泯灭。
黄河筏运创造了由兰州到石嘴山这个区段黄河运输史上的奇迹。在1958年包兰铁路通车之前，大量建设矿区用的木材、钢材和其他物资，都是经这条航线运往石嘴山的。半年以后，发电机组发电，石嘴山大放光明，华灯初上如串串珠玑，显示了这里萌动的生机，机器的轰鸣驱走了荒原的沉默和静寂。一个质的飞跃，正在孕育着……
1957年4月，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率领工作组到达石嘴山矿区视察后，作出《石嘴山矿区开发意见》的决定，决心大干一场，并一次拨给解放牌汽车20辆，外带两辆美国吉普车，有了“四个轮子”，可以展翅腾飞了。一个月之后，煤炭部西安管理局决定，撤消石嘴山煤矿筹建处，成立石嘴山煤矿基本建设局，孙昶被任命为局长。1957年10月，随着隆隆的爆破声，石嘴山矿区第一对现代化矿井——一号斜井破土动工，石嘴山建设的大幕正式拉开，威武雄壮的建设交响曲响彻旷野，它宣告人拉畜运、陈旧落后的小煤窑时代已经结束，正规的机械化采煤矿井就将问世了。
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口号此起彼伏，为了“赶美超英”，全民齐动员大炼钢铁，号召“钢铁是元帅，煤炭是先锋，元帅要升帐，先锋必先行”。在大环境的催动下，石嘴山当然也不例外，炼铁必须有焦炭，孙昶带领大家下班后义务劳动，背来煤炭搞起了土法炼焦。在后山梁上，用碎石烂砖围起一堆堆大坟丘似的煤炭，十几个一字排开，点燃之后，白天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夜晚烈焰熊熊，火光烛天。这浓烟，这烈焰，颇具象征意味：人们是燥动狂热的，建设是热火朝天的。这就是大跃进，这就是1958年，在共和国的史册上，在人们的记忆中，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就从这一年始，烟尘起处，全国除西藏、台湾以外的各地支宁人员急速向矿区涌来，就如我的歌词《天南地北石嘴山人》中写的“北国市，江南村，吴侬语，中原音，五湖四海走过来，南腔北调八方人……”其种种具体景象，我在《激情石嘴山》一书“命运叫我奔向远方”一文中已有描写叙述。到1964年底，石嘴山矿区的职工队伍已由1956年的4个人发展到两万人，在这样一个煤炭生产和建设群体中，人们所操语言不同，生活习惯各异，但“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如今我们说石嘴山市是移民城市，便是肇始于煤矿建设，而后扩张、延伸开来的。
就从这一年始，烈火燃处，在石嘴山这旷野荒滩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石嘴山矿区第一对现代化矿井——一号井斜井破土动工后，1959年3月1日简易移交生产，设计能力年产45万吨原煤；
第二对矿井——四号斜井动工兴建后，于1959年5月1日简易投产，设计能力年产50万吨；
第三对矿井——二号斜井破土开工后，于1960年7月1日简易投产，设计能力年产100万吨。
从1957年10月开工建设，仅用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年设计生产能力195万吨的三对斜井。煤炭是包兰线上重要的能源，能源者，能量的源泉也。有了它，工业、交通、民用才得以运动旋转。这近二百万吨煤炭，会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真是难以估算。
这种建设速度是“大跃进”的，而完成这种“跃进”的人是拼干劲、拼体力“玩命”的：原始的施工工具，繁重的体力劳动，延长的干活时间，简陋的安全设施，微薄的劳动报酬。在《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一文（载《宁夏文学作品精选·散文卷》1999年）中我描述过当时的劳作场景和艰辛，并写下“生命活动是滴着血汗，伤着筋骨，豁着性命走过来的”这样的话。如今，人们嘴头上常讲“奉献”，什么叫奉献？从大跃进的“浓烟”、“烈火”中干过来的煤矿工人，最洞悉它的内涵和底蕴！
那年月群众中流行一句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又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众将士才会一呼百应，奋勇向前，而这群龙之首，便是由革命战场转移到工业战线的孙昶同志。
孙昶带领石嘴山矿务局职工做过的大事本文难以尽述，众芳撷英，谨记两宗：一曰“蹲点”；一曰“双革”。
毛泽东同志倡导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所谓“蹲点”，就是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深入区队班组，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发现问题，帮助基层解决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工业企业复苏，对煤炭需求激增，以至供不应求。因之，提高煤炭产量就成为当务之急。孙昶决策，让我们下采煤队“蹲点”。局机关距二矿不过一箭之遥，骑自行车只要十分钟，即使如此，他要求我们一心扎下去沉到底，由副局长朱德玉、总工程师陈斧师带领生产、机电处的技术人员住到二矿几间简陋的土坏房里。每日与采煤四队工人一起开班前会，一同下井，一块在工作面干活，宣讲操作规程和安全措施，组织实施正规循环作业。因为与工人水乳交融，对作业环境感同身受，协助采煤队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二矿采煤四队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上下一心，众志成城，1964年首创倾斜分层长壁工作面炮采月产原煤万吨的新纪录，为西北地区同类工作面之首，在煤炭部所属矿井中也是名列前茅，套用当时乒乓球国际赛事的叫法，称采煤四队为“种子队”，树起了一面优质高产的旗帜。在“蹲点”的日子里，我们为国家增产了煤炭，锻炼了自己的实际操作技能，提高了思想境界。那铁锹翻飞、煤流滚滚的火爆场面，至今仍鲜活地储存在记忆里。
“双革”即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简称，是那时的通用叫法，现在叫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它可以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优化工艺，对于煤矿井下作业这种恶劣条件，尤其显得重要。二矿技术员提出厚煤层倾斜分层金属网假顶铺顶网新工艺的方案，这是一项对传统采煤技术的大胆革新，孙昶对此大加赞扬和支持，指示我们工作组协助他们完善方案，组织工业实验，最终成为一项成功的采煤新工艺，取得良好的技术经济指标。实验结束，我曾将这一成果写成报告，在北京《煤炭科学技术》杂志上发表，引起国内采煤学术界的关注，引来远如山西潞安、近如内蒙乌达等不少矿井派员到此学习，或组织成建制的采煤队前来实习。被誉为西北地区厚煤层开采技术的“五朵金花”之一，煤炭部将这一新技术在全国推广。1965年煤炭工业部在北京矿业学院举办“全国煤炭系统双革成果展览”，我受命代表石嘴山矿务局前去设计模型，撰写资料，参加展出。这一技术创新，为中国厚煤层开采技术增添华章，写入了新采煤方法的教科书中。
1965年6月26日，西北五省（区）国有煤炭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一块崭新的牌子，竖立在山沟里原石炭井矿务局机关办公平房门前，那就是“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现如今，一抬头，一举步便可碰到“公司”字样，这公司那公司充斥耳目，多如牛毛，成为一个不再新鲜的词汇。可在当时，“公司”的出现不啻一声惊雷，大有振聋发聩的意味。此前，我们在学习中央《工业五十条》时听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提出，搞工业可以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好做法，办“托拉斯”。不知何因，先在西北的煤炭行业进行了试点，撤消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的煤炭工业管理局。成立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集中统一管理西北五省各矿务局。许多大城市大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纷纷离开繁华的都市，齐聚在石炭井的崇山峻岭之中。现时安睡在武当庙旁山坡上的高节同志，原来就是西北煤炭管理局局长，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公司党委书记，公司经理是康志杰同志。1965年8月9日，贺兰山公司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中共中央批准孙昶同志任贺兰山公司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孙昶同志要调走了。
1956年元月由西安来到穷乡僻壤的石嘴山，岁月倥偬，度过了九年半的时光，1965年8月就要离开，山水情深，同志意浓，孙昶有许多话要讲。离任之前，在矿务局门前的简易礼堂里开了个局机关干部大会。我清楚地记得，作为对过去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叮嘱，他着重在“告别演说”中谈了两点意见，其中一点便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说，石嘴山矿区是平地起家的新矿区，地处荒漠，人烟稀少，铁路不通，运输艰难，没有充足的建筑材料，所以开始建造一些砖柱土坯墙和简易平房也颇感困难。1958年“大跃进”开始，人员大增，增人就要住房，而盖房的木材砖瓦特缺，所以只好就地取材，脱土坯，砌窑洞，还是赶不上需要。不得已，就挖半截地窖，上边稍加蓬盖搬进住人。后来有人说是节约，有人说是浪费，其实这是形势逼出来的权宜之计，应急之措，完全是为了解决当时大批工人在野地里露宿的问题，我认为一切事情要从实际出发，在那种条件下，我们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现在条件好了，这种精神依然不能丢。孙昶那浓重浑厚的陕西口音，铿锵有力的语调，至今不能忘怀。
1986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宁夏煤炭厅邀请在宁夏煤炭战线工作过的十余名老领导，参加太西洗煤厂投产典礼。之后，到石嘴山、石炭井、灵武三个矿务局参观访问。作为嘉宾，我先见到了孟以猛，自1977年他奉调江苏大屯煤电公司担任领导职务以来，思多见少，神交愈浓。相见相拥，感慨丛生，我把一首记述他们上世纪50年代开发创业的叙事长诗赠给孟以猛，“秀才人情纸一张”，作为深深的忆念。孙昶从西安来了，在石嘴山矿务局招待所门前，我看见了他。久违了，孙昶局长！孙昶调到贺兰山公司第二年，便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同许多老革命、老干部的命运一样，他被罗织罪名，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帽子，批判游斗，情状惨烈，最后竟至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忍辱负重，慷慨悲歌，直到1971年末，经中共石嘴山市委批准，才恢复了党籍。（1972年11月恢复工作，任宁夏燃料化学工业局中共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3年4月调自治区建设委员会任副主任。1977年8月为宁夏基本建设委员会代主任。）刚过七十的人，额头皱纹却如沟壑纵横，须发灰白，老态龙钟，当年倚剑驰骋的雄风难觅踪影，却步履蹒跚地倚杖而行，廉颇老矣！故地重游，引发他偌多感慨，面对新生，又禁不住由衷赞叹，他信口吟到：“喜看今日石嘴山，天变地变气象变，四化建设贡献多，风流人物在今天。”
在2001年12月中共石嘴山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专场文艺晚会上，我应邀登台，朗诵了早年写就的赞颂以孙昶为首的石嘴山煤矿开发建设者的叙事长诗，在正式朗诵的开场白中我说道：“石嘴山市的诞生，依赖于石嘴山崛起，而石嘴山的兴起，得力于煤田的开发建设。”孙昶，作为石嘴山煤田开发建设的先行者、开拓者和领导者，十年奋斗，功绩卓著，斯人风范，长相追忆。
追求进步买教长
买良佐，男，回族，平罗县宝丰镇渠洋村人，职业阿訇，1902年生，1965年去世，终年63岁。
买教长1952年担任原惠农县人民政府委员；1953年担任宁夏人民政府民族事物委员会委员（有周总理的任命书附后）；1954年任惠农县人民政府委员，同年当选为惠农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又当选为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时甘肃和宁夏合并在一起）；1956年当选惠农县宝丰乡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3年又当选为石嘴山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担任石嘴山市政协副主席，至1965年去世。
买教长热爱新中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受到人民的爱戴，得到了很高的荣誉。但他位尊不骄，一贯保持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作风，他的高尚品质给人们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象。
据他的高徒马云亭教长（曾在宝丰中方大寺开学）说：“买教长，中等个，瓜子脸，小圈脸胡，既清秀，又精神，颂经有声有色，讲话善于辞令，为人喜爱膜拜。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概括起来说有这么几点——一是他非常谦虚。他本来尔林学识就深，但他给我们讲话时总说：我的尔林全是在掌学（在寺上位次于教长，相当于教务主任）那里学来的。比如，我在王生仁掌学那里学习文法和修辞，在掌学李阿訇跟前学习了经法学。总之，谁有长处我就向谁学，只要不耻下问就能学到知识。二是他经常联系群众，善于团结各方面的人。他不论见了老的，还是小的，总是笑脸相迎，他的微笑很真诚，待人和蔼可亲。他见谁有困难就鼎立相助。1954年，我在宝丰南关寺穿衣（毕业）。因为我家在土地改革中划分为地主，思想上压力很大，心灰意冷，情绪十分低落。为鼓励我振作精神，他多次开导我，给我讲道理。还让他的大儿子买文礼从家里拉出毛驴，给我驮着铺盖卷，直送到我家，使我感激不尽。还有，如他从县里、省里开会回来，到家把出外穿的新衣服脱掉，穿上很朴素的衣服来寺上。我们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开玩笑说：外出开会穿新的这是工作的需要，回来穿旧的也是工作的需要。这咋讲？到上面我们代表人民群众，新社会，翻了身，就要有个崭新的面貌；回到家里，群众在劳动，都穿旧的，我们不能特殊，尤其不能在群众跟前摆阔气，这样就脱离了群众。”
伊斯兰教教派比较多，有老教，新教，哲海忍耶、胡夫也、戛德忍耶等，甚至一个清真寺附近就有几个教派。他给我们讲：“要联系群众，不要搞教派，把伊斯兰教看做一个整体，不管多少教派，都是伊斯兰教”。他教诲我们，不管多少教派，不足为奇。圣人穆罕默德曾说：“伊斯兰教今后要分73派。为什么要分这么多教派？派别不同是对人们的痛慈（如果只有一个教，对人们的限制太死，教派多了人们可在鉴别中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一派）。”他说：“我在吴家弯清真寺，就是从团结各派出发，提出‘坚守根本，适应高门’的主张，把各派拢在一起的。”“坚守根本”，就是一个穆民必须遵从的诚信：念、立、斋、课、朝，这必须坚守不移，也是大家的共识，没一点争议。“适应高门”，比如新老教派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在细节上有些不同。老教请阿訇到家里做祈祷，阿訇非诵读《古兰经》不可。而新教则不然，不念——要么只念一节，念完就走；要么只吃，吃完就走。他说：“我的前辈，若是老派的阿訇，新派的人请你，你不能去，你若去了，轻则说你违反教规，重则说你随了新派等等。我想，共产党能把全国56个民族团结在一个大家庭，我们就不能把一个民族的一个教派团结在一起吗？想到这里，我不怕别人说什么，总之我是寺上的开学，谁请都行，你让我念，我就念，你不让我念，我就不念，这就是所谓的‘适应高门’”。宝丰街上有新老两个寺，每逢封斋、开斋他都放下架子主动到新派寺上商议，新、老两方一齐封斋，一齐开斋，因此，尔德节洋溢着团结友好的节日气氛。如果不统一，你今天封斋，我明天封斋；你今天开斋，我明天开斋，庄重的尔德节不在一天做。在矿区的工人，在外工作的干部，按规定假回来，尔德节已做完了，很遗憾，群众也很有意见。
如何做群众称赞的好阿訇。他常给我们讲，做一个一般阿訇容易，做一个好阿訇不容易。但是，众人礼拜是很辛苦的，尤其是主麻日，有不少人要从老远的地方来寺上，我们要体谅众高门，就要立志当个好阿訇。他说，一般来说，当个好阿訇，应具备这么些条件就可以了。
一、面相清秀、仪态端庄、慈眉善目。这首先要经常修饰胡须，要胡须索流，不要乱蓬蓬的。衣服不论新旧，要常洗常换，衣帽要整洁，裤袜也要洁净，不能给人邋遢的印象，始终在你身上体现出“清真”二字。
二、要练好口才。不论你尔林有多深，要有个好口才。颂拜颂经，口齿要流利，声音要宏亮，要有抑、扬、顿、挫，使听者有愉快感，不然的话有人会走神胡思乱想，至使徒劳无益。买教长在这方面是表彰，颂经真是好听极了，闻名遐尔。1954年去兰州开会，一个主麻日，兰州一座清真寺的阿訇请他颂拜。之后，有人说：“宁夏还有念的这样好的阿訇。”
三、要学着讲好卧尔兹（讲演）。他讲卧尔兹言简意赅，风趣幽默，从不拉里拉杂，东拉西扯，死死板板。他一般是先念一段阿也提《古兰经》的章节，然后，抓住中心，有头有尾，讲得清清楚楚，一般有20几分钟就讲完了。由于他讲得干净利落，高门都以能聆听他讲卧尔兹为乐。因此，他在坊上开学，才开了一年多，还没有散学，别的地方就来请他教学。在宝丰，几年内，附近的寺几乎走遍了，如在南关寺一年多，到吴家湾寺，又到东大寺、石嘴山南关大寺，真是不停的“走马上任”。不象有的阿訇，在一个寺上不长时间，高门不想要他，散了学，自己又愁没人请他去开学。诚然，还有其他方面，但这三点是最主要的。
买教长善于利用殿堂赞主、赞圣、宣教和宣传。本来礼拜寺上殿就是赞主、赞圣、宣教的地方，他又加上了宣传党的政策。他利用自身民族事务委员、人民代表、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副主席的合法身份，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尤其他开了会之后，以向高门汇报的方式，自自然然地把党提出的任务，发出的号召，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遇到重要事，必须让教民接受的，他就大讲特讲。如1950年，他在上殿讲到：“现在安拉给我们派了毛主席来了”。人们听他这么一说，特别惊奇，说毛主席怎是真主派来的？他们中有的人将信将疑地去问大伊玛目马亚斯阿訇，马阿訇是银北的权威。他说：“真主是更改时境的主，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就是改变了时境，所以买教长讲的话是对的”。从此，回族人民更加热爱毛主席，更加热爱新社会。不长时间，买教长的话不翼而飞，传到四面八方。买教长的讲话，总是有根有据，从不道听途说，穿凿附会。不象有些阿訇，信口开河，见到妇女穿裙子、抹口红、男人留长发，穿花衣服，就大讲什么这是对月（末日）临近的显迹。当别人问他：古代不是妇女也穿裙子，抹口红，男人也穿红袍留长辫，怎么至今对月没临近呢，他又无言以对。这样的阿訇不但不能引导人们积极上进，反而起到蛊惑人心的作用，这是很不好的。
在宝丰，人们至今夸赞买教长，说象他这样棒的阿訇今天很少有，听过他领拜颂经、讲卧尔兹的人说，至今他的声音好象还在耳边萦绕，对他的去世深表遗憾。
1964年社教时，买教长家成分由中农上划为地主，他受到很大打击，病倒了。后来病重不能走路，搞社教的人让他的儿子用车拉着去叫人批斗，这样折腾了几天，他就与世长辞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彻底为他平了反，恢复了名誉。
买教长出生在宗教世家，唯他具有汉文化。正如回族学者马辅龙所说：“一个阿訇如果不学文化，就是文盲，科盲。”他有了文化，就比他的前辈更聪明，能审时度势，因此，他不仅是宗教界的好教长，也是政界的好领导。虽遭不幸去世，但英名常驻人间。
我在平罗演过戏
我是一九五一年七八月份随当时的民众剧团（平罗剧团的前身）到了平罗。当时，平罗解放不久，正在马鸿逵统治下的废墟上搞恢复建设，百废待兴。南北大街是一条不宽的土路，偶尔有一辆汽车也要从中心鼓楼的洞口穿过。路两边的土坯房一伸手就能摸到房顶。黄沙压住了东、北门的城墙，人行走时不通过城门，就从城墙的黄沙上走近道。东教场空空如也，只有马鸿逵的师长马宝林为军队修的一座破剧院。西门边只有粮食局和平罗第一小学。当时没有电灯，一到晚上满城漆黑。三、六、九大集倒也红火，四里八乡买个针头线脑、称盐打醋都要到集市上交易。
平罗县城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革。前进乡、合作村和新民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的生产搞得人欢马叫、热火朝天。骑着马戴着红花送子参军的，敲锣打鼓卖爱国粮的人人争先恐后。合作社里，挑大梁的两个泥腿子是祖祖辈辈受剥削的农民，一个叫莫如信，一个叫戴玉玺。他们带领群众搞土改、分田地，千百年来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翻身得解放，激发着他们的生产热情。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树立了宁夏全省第一面农业合作化旗帜。莫如信、戴玉玺在北京还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二人被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戴玉玺还有个弟弟叫戴玉衡，是个有名的老中医。他听党的话，处处带头，在向朝鲜志愿军捐献飞机和大炮这件事上，他带头出钱，带头向老百姓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当时《宁夏日报》登载了毛弋同志编写的眉户剧《戴矗衡》，我们剧团在平罗街头演出好多场，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我还到他家体验过生活。他上嘴唇有颗黑痣，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还记忆犹新。
县上让剧团到当时五区的崇岗乡、大武口乡进行演出（当时的大武口由上庄子、中庄子、下庄子3个村落组成，还是个不毛之地）。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剧团带的剧目有：反霸斗争的《穷人恨》，宣传婚姻法的《小二黑结婚》，反对封建迷信的《河神娶妻》。雇了3个轮子的老牛车装着道具，演员背着水壶、带着干粮，沿着两旁野草丛生的羊肠小道徒步行走。平罗向西到崇岗百十里路，沿途荒无人烟，野草长得比人高，陪伴我们的是成群的黄羊和野兔，真是一幅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风光。
终于到了崇岗五区区公所的驻地，因为当时银北的匪首郭栓子已伏法，老百姓消除了恐惧，又分到了土地，听到唱大戏的人来了，都兴高采烈地欢迎我们。这里的大部分老百姓都有大脖子病，轻一点的像桃子，严重的像水葫芦那么大。因为常年饮用高氟水，不知害苦了多少代人。解放后，崇岗老百姓饮上贺兰山的甘泉水，经过治疗，彻底根除了世世代代的大脖子病。我们演出了半个多月，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演出回来后，平罗就成立了剧团，平罗也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平罗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有了步行街，原来的沙丘上高楼大厦林立，医院、学校、广场、公园遍地开花。50米宽的中央大道，公路四通八达，古建筑整修一新，吸引了八方游客。近两年，西区建设已成雏形，等于多增加了一个平罗县城。借用古人名诗看平罗今天的变化恰到好处，唐代诗人韦蟾的诗曰：“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
杨正喜在石嘴山
杨正喜，于1910年出生在陕西省定边县樊学乡赵塔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时期，给地主打短工、扛长工，流浪陇东、陕北，受尽了压迫、奴役，尝够了人间的辛酸苦辣。青少年时期参加革命活动。1936年4月担任定边县七区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正式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人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功劳卓著，受到嘉奖。在这个时期，先后担任定边县七区区委组织科长、区委书记，定边县县委组织部长，在大生产运动中担任运盐大队长，1945年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定边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全国解放后担任宁夏中卫县首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在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发展生产，剿匪等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从1952年起先后任宁夏省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省委组织处处长，宁夏省人事厅副厅长，银川地委副书记、银川专署副专员，被群众誉为“分管农业的好书记”。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杨正喜先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银北协作区主任、石嘴山市委书记兼政协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迫害，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后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自治区党委委员。1984年向党组织递交了离休申请，经组织批准离职休养。1995年2月20日下午4时45分在银川病逝，享年85岁。
党和人民对杨正喜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杨正喜逝世后，自治区党委、区政协为他写的悼词中说：“杨正喜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他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宏伟壮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参加革命60年来，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贯彻执行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中央的统战理论和政策，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他一生坚持党的理想，讲顾全大局，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讲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树立了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革命陛、组织性和高尚的品德。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由一个长工逐步成长起来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杨正喜同志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作风民主，平易近人，遵守纪律，团结同志；身体力行，深入实际，关心群众生活，埋头苦干，工作认真负责，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
1958年9月，杨正喜受组织派遣到石嘴山担任银北协作区主任兼工委书记。1959年1月担任石嘴山工委第一书记，：1960年12月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一直担任石嘴山市委书记。在石嘴山市第一把手的位置上，他一干就是八年。
1958年9月，杨正喜带领银北协作区和石嘴山工委的全体人员来到了石嘴山镇，要完成组建宁夏最大的工业区的任务。
石嘴山镇是个只有七、八个干部，几百口居民，东沿黄河西靠贺兰山的小镇。这里条件极差，守着黄河没水喝，全镇只有一眼甜水井，用毛驴车到黄河拉水，再加白矾沉淀后方可食用；守着煤矿烧不上煤，没有架子车，没有口袋；风沙大如豆，刮的人眼睛都睁不开，满脸都是灰尘，特别是夜间，刮起风来像猛虎在呼啸，颇有阴森恐怖之感。协作区和工委的同志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当时没有房子住，住在车马店，阴暗潮湿，屋里蚊子苍蝇特多。杨正喜不搞特殊，也住在这里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里，没有床，睡在土坑上。吃的饭菜没有鱼肉，只有面条和调和饭，由于卫生条件差，饭里常常有苍蝇，一些人吃不下去，把饭往黄河里倒。杨老将（干部群众对杨正喜的美称）对大家苦口婆心讲起了红军时期和八路军时期的艰苦生活，讲起了创业难的道理。别人不吃的饭，他倒在自己碗里吃。并从各方面关心大家，硬是说服大家留了下来。更为难处理的是经常有外国专家来考察工作，工委开会有的同志提出向上边要钱，解决办公和住宿难问题。他说不要向上级伸手，要自已干。后来工委调来的人越来越多，他率领大家打土坯建窑洞，自己盖起了房子，并用土坯建了礼堂，还用几块木板搭起了主席台。区党委知道这件事后拨款70万元，他们只花了5万元，剩余65万元交了公。
杨老将知人善用。他对工委班子成员、中层骨干的情况了如指掌，根据原来所学专业、所在岗位、担任的工作、实际工作能力分配在适当的领导工作岗位上。对农场、企业的代表人物都安排进人市委领导班子，使领导集体知识能力齐全，思路开阔，大家齐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了一个团结协调、稳定坚强的领导班子，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他率领这一班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王进喜、焦裕禄为榜样，走遍了石嘴山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搞调查、抓计划，定规划、查落实，安排水、电、路、沟等城市建设，安排工农业生产，为石嘴山市的建设事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硬是把仅有一个小煤窑和一个瓷厂的石嘴山建成宁夏的工业基地，六十年代石嘴山的工业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
对知识分子（包括定为右派和阶级异己分子的知识分子）都能大胆使用。他告诉组织人事部门，要用其一技之长，对犯错误的知识分子不能歧视，要团结、教育、改造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知识分子中表现好的，既便是民主人士，也委以重任，如3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民主人士刘堂琛，安排他到石嘴山一中任校长，并安排为市政协副主席。回族知识分子马赞宏，安排他担任副市长。由于市上当时只有一辆小车，杨正喜经常背着行李，用自行车捎着行李下乡，他却反复给市委办公室安顿，马市长、刘主席有事用车，一定要保证派车。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张光仁，他建议安排到教育局任科长。有些知识分子，因为一些小毛病，下面定为坏分子，当时，担任组织部长的白贵生不签字，有人告到杨正喜那儿，杨说：“不签字是对的。有错误，有毛病可以教育，为什么非要给人家定个坏分子？”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人饿得患了浮肿病，杨正喜也患了浮肿病，但他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他责成有关部门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年龄大的知识分子，每人每月增供3斤黄豆、一斤白糖。对下放农村、厂矿劳动锻炼的干部每人每月发给3斤炒面、3斤羊肉。由于知人善用，关心爱护知识分子，石嘴山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确实是人才济济，全国各地支宁的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团结战斗，用心血和汗水浇灌了这块热土，使石嘴山的工业、农业、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展现了勃勃生机。
乾隆皇帝即清高宗，名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是其在帝位时的年号。他从公元1735年至1796年在位61年，有一系列的“文治武功”，是清代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之一。
乾隆皇帝平生没有到过平罗。但他惩处甘肃官员“冒赈分肥”一事却与平罗有关。乾隆40年（公元1781年）4月，陕甘总督勒尔勤勾通甘肃各级官员私吞捐监粮一事被发觉。次年5月又查明勒尔勤等“私收折包”、“通省大小官员联为一气，冒赈分肥”，亏空银88万余两、粮74万余石。为此，乾隆皇帝下旨惩办了甘肃的一批“冒赈分肥”官员。所谓“冒赈分肥”一案，系指1781年宁朔、宁夏、平罗、陇西等县受灾，朝廷降旨，照例给赈，而官吏假借救灾之名进行贪污私分一事。1782年5月，勒尔勤等人事发被查办之后，乾隆皂帝又再次下旨给平罗等四县灾民以救济。他指出：“甘肃上年宁朔、平罗等县，因河水泛滥，秋水被灾，已屡降旨，照给赈。今春青黄不接，因再加恩，将被灾较重之宁朔、平罗二县贫民展赈一月。其灾轻之陇西、宁夏二县，著该督抚等查明缺籽之食之户，酌借籽种口粮以资接济，俾灾黎共庆安全，用敷春泽。”同时，他还写了《降旨加赈甘肃四县被灾贫民诗以志事》一诗：“向来甘肃每加赈，墨吏侵之弗逮民。墨吏抵罪民何罪？因噎废食谕谆谆：去岁报灾者四县，前弊尽去兹应真。轻者借种重加赈，惠兹地瘠与民贫。申谕大吏体予意，切忌讳灾须直陈。”诗题中所谓甘肃四县，即宁朔、宁夏、平罗、陇西四县，前3县均在宁夏，平罗即今平罗县。
冯玉祥修宁包路
宁夏历史上第一条汽车路是冯玉祥修建的。这条汽车路就是宁包公路。宁包公路由银川经平罗、石嘴山至包头。这条路也是历史上穿越石嘴山境的第一条公路。
1925年，冯玉祥派刘郁芬部进驻甘肃。包头到银川原有大车道，线路弯曲，坎坷不平，行走甚难。石嘴山至银川段虽路况稍好，但沟渠纵横，木桥简陋，汽车亦难通行。这样的道路显然不能适应大部队行军，更不能适应军用物资的输送。于是，冯玉祥派出一个旅加一个团的兵力整修道路。宁包路全长650公里，士兵们干了8个月始告完工，其中临河至银川段就用了四、五个月。后来冯玉祥回忆修路情景时说：“这条路沿着黄河，极是荒僻难走，土匪随时出没，沿路有一种雉鸡草丛生，非常高大，都是几千年来任其发展，从来没有芟除过。当时派石友三带着一旅人专司其事，费了很大的劲，吃了很大的苦，直闹了四、五个月才竣工。”道路整修完之后，沿途设立了兵站，负责督修及供应。1925年8月，刘郁芬率部经过这条公路远征甘肃。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之后，也正是通过这条公，路入甘援陕，策应北伐。关于冯玉祥途经石嘴山、平罗的若干事已有介绍，已是众人皆知的了。
隋炀帝瓜葛陶乐
谈论起历史上的昏君，人们是绝不会遗忘隋炀帝的。隋炀帝名杨广，公元604年至618年在位。他当皇帝14年，穷奢极欲，滥用民力，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开掘运河，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终于导致了隋末农民大起义，使隋王朝土崩瓦解。
隋炀帝在继帝位之前，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被封为晋王。在他被封为晋王期间，曾于开皇9年（公元589年），和开皇20年（公元600年）两次任行军元帅，统兵出灵武击突厥。而这两次皆以未遇突厥而还。出击而未遇敌，亦无战绩可言。这便是隋炀帝涉足宁夏的一段史实。至于隋炀帝与陶乐有关联则不是说他到过陶乐，而是说他曾与陶乐历史沿革、地名变迁有关。早在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秦将蒙恬斥匈奴，收河南（今河套）地，为44县，即在今陶乐县西南筑浑怀障为防御要塞。汉代在浑怀障设都尉领兵驻守。北魏太和初年（公元477年），孝文帝平定三齐（今山东），迁历城人于此，建历城县。北周设历城郡，治建安县。隋开皇3年（公元583年），废历城郡改广润县。因为隋炀帝名为杨广，为避其名讳，在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又将广润县改为灵武县，“迁入胡地城安置”，也就是说，历史上在今陶乐县西南曾设置过城障、郡县。其名称先后为浑怀障、历城县、建安县、广润县。广润因犯杨广之名讳而更名。这便是隋炀帝与陶乐有关联的一段史实。而此时杨广未即帝位，尚是太子。封建帝王的唯我独尊亦于此可见一斑。
梁上伯坚来击筑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这首充满浩然正气的《带镣行》是革命烈士刘伯坚牺牲前写的。刘伯坚曾在宁夏宣传革命，是马列主义在宁夏的早期传播者。
刘伯坚是四川平昌人。他1922年在法国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赴苏联莫斯科在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6年9月16日，他奉中央指示，随同在苏联考察的冯玉祥将军回国，参加“五原誓师”，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五原誓师”后，他随军入甘援陕，于11月27日进抵银川，12月24日离宁赴西安。他在宁夏短短的20多天内，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工作。他组建了宁夏地方党组织，开办了干部学校，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活动，在宁夏地方党史和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刘伯坚在随军由五原入宁夏途中，经过石嘴山、平罗时，曾宣传革命、传播马列。他在宁夏期间，还组织国民军惩治磴口、平罗等地的贪官污吏和把持水利的恶霸，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
刘伯坚离开国民军后，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1934年19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在战斗中被俘。1935年3月21日壮烈牺牲。叶剑英同志曾赋诗对刘伯坚烈士深寄怀念之情。其诗云：“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鄄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诗中借用战国时高渐离于易水送别荆轲的典故，通过刘伯坚送红军长征的情景，描绘了刘伯坚视死如归的战斗风貌，抒发了对刘伯坚的深切怀念。
刘伯坚在宁夏仅20余日，在银北不过是长征途上匆匆而过。但他的英名及事迹在宁夏革命史上永存。
范长江宿二子店
著名记者范长江在1935年7月，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从成都开始进行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在这次考察旅行中，他曾亲历石嘴山区，并在其所著《中国的西北角》中记述了有关见闻观感。
1936年5月22日晨，范长江离开银川，经银北，向内蒙古进发。23日傍晚，他到达平罗，住在南门外的一个破庙里，夜间臭虫咬人，不得安眠。通行旅伴逃出室外，露天过夜。范长江则采取“咬吮让它咬吮，好觉我自为之”的态度，他自嘲道：“这种传统的‘大国民风度’，我以为是对抗边僻地方旅店的无办法的办法。”次日，他从平罗出发，经黄渠桥，到石嘴山。24日继续前行，宿于二子店。二子店其地在今友谊关附近。所谓的店，不过土院一座，土房三间。房屋无门无窗，室内无桌无椅，亦无任何家具。即使是店主人的炕上也是无席无毡，空空如也。但此店是石嘴山地区半日行程中唯有的一家烟火，舍此而去，别无他店。25日，他在风沙中前行50里到河拐子。这里又是一家“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旅店。与二子店不同的是此店的土屋有一、二间有木门而已。至于“粮食用具，则全赖自己携带，不然即将无所措手足。”
今非昔比，旧貌新颜。范长江当年在石嘴山地区投宿的旅店早已无存。其情其景却因名记者的记述留示后人。
冯部先谴蒋鸿遇
1925年初秋的一天，一支120余人的骑兵队伍来到石嘴山。这支骑兵军容整齐，为前的是一名儒雅的军官。此人便是蒋鸿遇。
蒋鸿遇，字静庵，河北固安人。他在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投奔蔡锷，任护国军营长。讨袁战争后，入冯玉祥部工作，历任冯部总参议，督办公署参谋长等职。其人机敏干练，足智多谋，人称“二肖何”，颇得冯玉祥器重。
冯玉祥在1925年春被段祺瑞政府委任为西北边防督办，仍兼甘肃督办。但他的督办公署设在张家口，也未派兵进驻甘肃。蒋鸿遇认为甘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建议冯玉祥派军队入甘，进而经营西北半壁天下。冯玉祥采纳他的建议，决定派驻包头的刘郁芬部入甘。包头到兰州，路途遥远，情况莫测。蒋鸿遇又自请率骑兵120人为先遣队，以探清行军路线，并侦查甘肃地方势力的动向。他率领的先遣队由内蒙古直驱石嘴山。在石嘴山，受到当时驻守此地的马鸿逵部的欢迎，在马部设的兵站休息了一天后，经银川赴兰州。蒋鸿遇此行探出了一条大部队平安行军路线，沿途为后续部队设立了补给站。他到兰州后，摸清了当地地方势力的情况，并成功地安排了一场“鸿门宴”，捕杀了阴谋反对冯部入甘的李长清等人，将其部队予以整编，为冯部在甘肃立足打下了基础。1926年，蒋鸿遇任冯部十二师师长，率部参加南口大战。作战失利撤退时遇车祸重伤致残。此后即在伤残寂寞中于1929年去世。
半百新成水靸鞋
宁夏黄河水运始自北魏，其创始者为薄骨律镇将刁雍。早在那时，平罗石嘴山的大河之上已有舟船行驶。但在平罗至石嘴山之间的黄河上设置战船，将舟船用于军事，其首创者则是明代的张文魁。
张文魁是河南兰阳人。嘉靖十三年，他以右都御史巡抚宁夏。当时平罗乃是明王朝抵御河套鞑靼部族攻掠的重镇，鞑靼部族常以皮筏渡河。为防止鞑靼部族渡河，张文魁在平罗以北的黄河上设置了战船。张文魁有《造船》诗一首描绘了造船之事，其中有句云：“川抡山采众情谐，半百新成水靸鞋”。可见其所置战船当时有五十只左右。
自从添置了平罗黄河战船，用以扼守黄河，鞑靼部族“浮水之患为之少息”，平罗地方的防御得到了加强。张文魁在其诗中说：“译语解逃泅溺者，好将浑脱付燔柴”。有战船扼守，用皮筏渡河已不可能。他请翻译告知敌人，浑脱（即皮筏），可以付之一炬矣。
张文魁设战船是平罗地方以舟船作战之始，因此可以说他是平罗战船的首创者。为此他获得了人们的赞扬。当他历任后，人们仍怀念他。
王之滨光复平罗
1911年辛亥革命时，平罗县响应武昌起义爆发了民军起义。起义后建立的“顺南”政权，以王之滨为县知事。
王之滨，字渭川，是平罗县小兴人。他喜交游，尚侠义，中过秀才，为当地绅士，此人身高胆大，不畏强暴，有“王疯子”之称。他结识了哥老会的蒲春山、吴大炳等人后，秘密进行反清活动。1911年9月30日晚，他们发动起义，次日占领平罗县城，迫使知县李九波交出县府大印。
平罗民军起义后，建立“顺南”政权，王之滨在群众拥戴下就任县知事。他开监释囚，发粮济贫，惩治歹徒，维护秩序并派出人马支援宁夏府城的起义民军攻打满营，革命声势大振。
可惜“顺南”政权仅存在了29天。在清廷派出的西军围剿下，宁夏民军起义失败。10月28日，王之滨与从宁夏府城退至平罗的刘华堂等人一齐向河东蒙古城区撤退。退至石嘴山时，义军内讧，实力大减。王之滨在退走途中，携家带口，行动迟缓，被西军追赶，将其一家14扣全部杀害。王之滨只身逃至内蒙，亦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
平罗民军起义是平罗历史上光辉的一页。王之滨作为起义的领导之一，在起义后担任“顺南”政权的知县，并以身殉职，可以说是平罗的一个人物。
西行途中韩复榘
韩复榘出身行伍，终成军阀，干了许多祸国殃民的勾当，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名人。
1926年，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后，贯彻“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入甘援陕，策应北伐。其时，韩复榘任援陕第6路军司令。在西行途中，曾率部经过石嘴山。
寒冬时节，内蒙河套，冰天雪地，荒无人烟。部队白日行军，黑夜露宿，长途跋涉，十分艰苦。官兵每人一件老羊皮袄，五斤炒米，半块砖茶，一视同仁。戈壁荒滩，用水紧缺，无论官兵，一律不准洗脸。韩复榘也是终日灰尘满面。据当年亲历者回忆，部队进入宁夏平罗，渐有村镇，用仅有的零钱买了顿水饺吃，竟“感到天大的幸福”。行至银川附近，条件好转，洗了个澡，才“像个人样”。
西行途中的韩复榘，与士卒同甘苦。这与其后来鱼肉百姓的作为判若两人。然而，他当时之所以能有此种表现。一是因为冯玉祥将军治军严明，韩复榘不能不有所畏惧；二是因为当时当地客观条件使然。更重要的是，大凡坏人，在向上爬之时，总要有所伪装。韩复榘当年的表现亦当属此类。
百日主席门致中
1928年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式颁令宣布设置宁夏省。11月1日任命门致中为宁夏省首任主席。门致中任主席前后仅四个半月，故有“百日主席”之称。
门致中是辽宁人。他早年投冯玉祥部，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之职，是西北军元老之一。1927年，门致中任冯玉祥部第七军军长，驻防于宁夏平罗一带。次年，被任命为宁夏省主席。
国民政府任命门致中为宁夏省主席时，门致中适奉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令，率部开往河州。任命令颁布后，他即率卫队返回宁夏。1929年1月11日宣誓就职，正式成立宁夏省政府。他任主席后，重用亲信，大肆封官；大兴土木，忙于纳妾；广造舆论，自我吹嘘。不但不问民众疾苦，而且置城防于不顾。以致马仲英乘虚而入，于4月13日攻陷宁夏城（今银川）。
马仲英攻陷宁夏城时，门致中仓皇出逃。在吉鸿昌收宁夏后，他又重返宁夏城，继续作威作福。战后的宁夏，百废待理。门致中既不抚恤阵亡伤病将士，亦不筹备部队粮秣，甚至连失城之过也无检讨之意，弄得民怨兵怨。在这种情况下，志在开发西北，为民谋利的吉鸿昌对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引咎辞职。冯玉祥接受了他的辞职，任命吉鸿昌为第十军军长兼任宁夏省主席。于是门致中在1929年7月27日悄然离宁。
门致中这位首任宁夏省主席，在宁夏历史上只不过留下了一个“百日主席”的话柄而已。至于他在平罗驻军不过年余，亦不曾为平罗办过什么好事。
民主斗士高士秀
高士秀是宁夏辛亥革命灵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他生于宁夏府城（今银川市）。青年时代崇侠尚义，扶危济贫，有“府城英杰”之誉。辛亥革命时，他领导了灵州起义。失败之后，退驻陕北三边一带，历经护国、护法、北伐、反蒋、抗日，始终坚持民主革命立场，成为宁夏拥护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杰出人物。
灵州起义失败后，流亡陕北的高士秀，不屈不挠，屡举义旗，为光复宁夏而战。石嘴山也是他浴血奋战之地。1917年3月，为取得蒙古上层的支持，高士秀诡称吴生彦为清室后裔，取名为“达尔六吉”，并拥其为帝，他借此广为号召，联合蒙古诸部发动乌兰脑包之战，西渡黄河，进占磴口。此后，兵分三路，攻打宁夏。他亲率东路军经石嘴山、平罗，沿贺兰山前进。在攻占石嘴山时，遭到马鸿逵重兵阻击。此时，磴口失陷，寡不敌众，退路断绝，他只得突破重围，北撤蒙地。在得不到西路军接应的情况下，他又再次袭击石嘴山，打算渡河转移。然而，虽经激战，终告失败。众多民军头领或战死或被俘，高士秀得以突围，进入沙漠，辗转渡河，再赴陕北，继续斗争。
高士秀激战石嘴山，是其戎马生涯中的一个片断。虽以失败告终，但显示了这位爱国民主斗士为光复宁夏而战的奋斗精神。
李仪祉考察黄河
李仪祉是我国著名水利家。他是陕西蒲城人。1882年出生，1938年去世。李仪祉早年留学德国，习水利工程。回国后，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授，并曾在华北、黄河、淮河与陕西水利机关任过要职。他主办了语惠等水利灌溉工程，为陕西的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从事黄河研究，在治河方面多有建树。
1933年4月20日，李仪祉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长。在任职期间，他网罗人才，吸收大批现代科学技术人才从事治黄工作。克服困难，在经费极为短缺的情况下，增设水文站，扩充测量队，创设林垦机构，研究治标工程，拟定《治理黄河工作纲要》，使治理黄河工作转入以现代科学为主体的本标兼治的新时期。
李仪祉重视勘察研究，提倡模型试验。他曾多次考察黄河，提出治河方案，主张在上游加强水土保持，在中游多辟蓄洪水库，在下游稳定中水河槽。1934年，他视察黄河上游时，曾亲临宁夏。这年9月26日，他在兰州视察了黄河铁桥上下段等地后，乘飞机来到宁夏。27日到30日在宁夏视察了汉廷渠、唐徕渠等渠口，以及青铜峡等地。此后又于10月2日乘船沿河下行，经石嘴山、磴口、三盛公，又去临河视察绥远河套引黄灌溉。在由宁夏去临河途中，沿途考察了黄河河道。此次视察后，他写出了《黄河上游考察报告》。
李仪祉满腹经纶，但未能尽展其才。他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未及两年，即因受官场排挤，愤而辞职。尽管如此，他在治黄河方面的诸多建树，仍然载于治黄史册。他在任职期间于百忙之中写下的《黄河概况与治本探讨》、《治黄关键》、《纵论河患》等数十篇治黄论著，皆是后人研究治理黄河的重要文献。
李仪祉是我国著名水利专家。他早年留学德国，攻水利工程。归国后，曾在水利部门担任要职。他热心于黄河研究，开创了治理黄河的新时期。1933年4月，他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拟定治理方案，使治理黄河工作转入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体的本标兼治新时期。他在任职期间，曾多次考察黄河。1934年9月，他视察黄河上游时，曾视察过宁夏黄河水利。
这年9月26日，李仪祉结束了在兰州的视察后，乘飞机来到宁夏。在宁夏，他视察了汉廷渠、唐徕渠等渠口，以及青铜峡区。此后，他乘船沿黄河去临河时，考察了石嘴山、磴口、三盛公等地的黄河河道。
李仪祉的治黄论著甚丰，在治黄方面多有建树。他在视察了包括宁夏黄河在内的黄河上游地区后，写出了《黄河上游考察报告》。此文与他的其它论著一样，成为后人研究治理黄河的重要文献。
娄师德屯田银北
娄师德是一位对于石嘴山地区农业发展有过影响的历史人物。他在唐代武则天时任检校丰州都督，兼管灵、夏二州屯田事务。因屯田有功，受到武则天的嘉奖，升任丞相。
唐代安史之乱前，宁夏地区是防御突厥的前线。为了保障军粮和军马供应，唐五朝在这里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种粮养马。当时的农业是由军队开荒种田。娄师德任检校丰州都督，兼管灵夏二州屯田时，身先士卒，与兵士同甘苦，在屯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保证了驻军的粮食供应，而且存粮甚丰，积谷数百万。当时，唐王朝在今平罗县姚伏乡附近设有定远城，驻有军马。定远军城有屯田四十所，按唐制五十顷为一屯，四十所屯田种地已达二百顷。可见当时今平罗县姚伏乡一带农业已有相当的发展。定远军城又称田州城。明人胡琏在《过田州城》诗中有“孤城尽日鸣笳鼓，流水长年起稻糠。春暖灏风消冻路，夜深磷火照荒营”之句。虽江山易主，但直到明代不但农田仍存，而且年种年收。
娄师德在兼管灵、夏二州屯田事务时，在今石嘴山地区的屯田，无疑对于石嘴山地区的开发，特别是农业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钱清泉宣传革命
钱清泉是最早在平罗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共党员。1925年8月，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二师刘郁芬部，经宁夏入甘肃，在该部座政治宣传工作的中共党员宣侠父、钱清泉，在途经平罗时，进行了出色的革命宣传。
在平罗，宣侠父、钱清泉走上街头散发《告甘肃民众书》的传单，演讲国民军“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宗旨和军纪。宣侠父在其所著长篇报告文学《西北远征记》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钱清泉在平罗开展革命宣传的情景。轻轻看到平罗县知事乘坐桥车，“亲兵”前呼后拥的前朝威仪时，愤怒地高声向围观群众说骡车拉的是一具“骸骨”。“如今已经不是皇帝的时代，一切仪式，都在扫除之列。皇帝的时代，在中国已经死去了14年，所以现在车内的骸尸，就是14年前死去的骸首。”钱清泉的宣传如报春的惊雷，在平罗这座边塞小城引起了强烈反响。
钱清泉随军远征西北，途经平罗，停留短暂，但他以出色的革命宣传工作，在银北的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虽然他早已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但作为中华民族的英烈，后人是不会忘记他的。
语言大师周有光
我国的语言学家、中国文字改革的推动者、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者，经历晚清、北洋、民国和新中国等4个历史时期的“四朝元老”的周有光老先生，曾在我市当过“农民”。
1969年，时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职的周有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设在平罗县的国务院“五·七”干校（位于崇岗镇的潮湖村）劳动改造。据周先生回忆：“在‘五·七’干校劳动了2年零4个月，我过了整整一年的农民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好处。我容易失眠，到了宁夏去种田，没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
周先生曾这样写道：“在宁夏平罗县‘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教育家林汉达先生和我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是犯法的，因为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能躺下；要一个人在北，一个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了3天，一眼望到4公里路以外，没有人影，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我们第4天就胆敢躺下了。”
于是，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林汉达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一次，林老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先生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演讲。
看守白菜窑，他每天要把所有的白菜翻看一遍，将开始发烂的拿给炊事班去烧（炒菜）。他说，整个一个冬天，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好菜。这件事引发了他的“白菜理论”：烂了才吃，不烂不吃，吃的全烂。
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这里出了三位中国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赵元任、翟秋白、周有光。在上海约翰大学就学时主修经济、辅助语言。1947年在美国访问普林斯顿大学时，经朋友、著名教授何廉引荐，曾经与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见面并聊天，并对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记忆深刻：一个人的一生到60岁为止，工作是13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业余时间是17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怎么利用你的业余时间。能见过爱因斯坦并与之面对面的交谈，这在中国人来讲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留学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字研究》，1955年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吴玉章主任委员决定让他留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由于他同时懂得中、英、法、日四门语言，对语言文字得心应手。1958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在此之前，简化字已经推行。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讲授汉字改革课程，他编撰的讲义《汉字改革概论》成为大学教材。他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划的制订并于1988年公布。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使该组织通过投票认定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
2006年3月，周有光101岁。49岁由经济转入语言，终成我国卓越的语言学家；82岁开始学电脑，打字、收发邮件，轻松自如；93岁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100岁，《百岁新稿》问世；101岁则眼花耳背，但思维敏捷，行走麻利，可自行从三楼下至一楼；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他写错了年龄，给他改成了79岁。他幽默地对来访者说：“我今年101岁，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人活得长，周有光就把一些他遇到的奇事转化为快乐美好的记忆。“我一生好玩的事情多得很，比如在“五·七”干校，遇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林彪死的第二天开大会。中午特别热，我们开会又很长，我就戴了一个大草帽预备中午用。开到大概九点半钟的时候，上面飞来许多大雁，这在烟囱多的北京看不见，在宁夏可以看见。几千、几万只大雁飞来，盖天铺地，飞到我们头上时，有一个大雁一声怪叫，大雁们都下大便，像雨一样下。我的草帽上全是大雁的大便，袖子上面也搞了一点。人家不戴帽子的人不得了，大雁的大便粘得不得了，粘在头发里面，洗都洗不干净。像这样的事情，大家说要一万年才碰到一次啊。这个事情是没有多大特别意义的，可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怪事情是很难的。”
“文革”期间，中央和国家机关在我市境内设立“五·七”干校，除上述国务院“五·七”干校外，国家民航总局还在陶乐县设立了“五·七干校（即现农场址）”。在平罗潮湖的国务院“五·七”干校，先后有许多部级领导干部和我国驻外大使、代办、参赞等高层干部；也有像本文中所述周有光、林汉达等大师级专家、学者。据悉，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任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在教育部长的任上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在潮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突发急病求治于大武口“天津医院”（由天津整体迁来，归属于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后人员全部调回天津，基础设施归宁煤基建公司职工医院），该院当时无救护车，干校只好派一辆卡车送周到医院抢救治疗。在这家医院，周荣鑫得到精心抢救和治疗。周回京后，协调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调剂了一台中央领导曾经乘坐过的“吉姆”牌小轿车给大武口“天津医院”用于接送危重病人之用。此事当时在石嘴山市传为佳话。
教育传家刘堂琛
石嘴山市政协一至四届副主席刘堂琛系平罗宝丰乡人，生于1909年。1936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糸。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教育事业。
1937年初执教于宁夏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兼级任导师。后来，因为传阅进步书刊，向学生宣传抗日，被国民党军政当局列为不稳定分子。后经幼年同学、同乡、宁夏驻军（81军）团长马赞良的劝告（马已知消息），借故离开学校。
1938年农历五月，以“编外参谋”身份，随同马赞良团开赴内蒙五原抗日前线。马部在共产党游击队的配合下，曾在内蒙乌拉尔河西山嘴一带与日寇遭遇，激战一小时，日寇以孤军无援仓皇撤离。嗣后，因团长马赞良以裙带关系改任军部参谋处处长，又因本人逐步看清了旧军队消极抗日，苛扣士兵军饷的军阀腐败作风，愤然去职返宁。
1949年8月，宁夏解放前，李冲和、刘堂琛接受共产党员王振纲（即王茜）的指示（王从内蒙三段地写信给李冲和刘堂琛），通过沈正泰、沈正华、刘世英等关系动员当时惠农县黄渠桥驻军贺兰山保安司令郭永胜（即郭拴子）起义。8月下旬刘堂琛同惠农县参议长张德治借要求驻军维持社会治安之名，一同登门拜访了郭永胜，说服郭看清形势，弃暗投明，向解放军投诚。郭永胜在革命形势的冲击下，打消了疑虑，答应投靠共产党解放军。9月2l日，李冲和刘堂琛陪同郭乘车赴宁夏省城银川市，22日中午在解放军宁夏军管会驻地见到了解放军首长。解放军对郭永胜起义投诚，表示欢迎，通过谈判决定郭永胜继续担任平、惠、贺保安司令，发给一营给养，并决定派党代表，按解放军编制改编。由于郭永胜起义，社会治安得到维持，宁北地区得以在安宁平静的气氛巾迎接解放，在当时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9月23日，李冲和刘堂琛在银川参加了解放宁夏首府银川的庆祝活动后，立即同郭永胜一起，星夜赶回黄渠桥，积极动员群众，迎接解放军。
从1939——1982年，刘堂琛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在教育园地上辛勤耕耘了四十多年。1939年——1949年，历任平罗县宝丰完全小学校长、国立绥宁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省立惠农初级中学校长、省立宁夏中学校长。1949年——1982年，历任惠农中学校长、石嘴山市第一中学校长、顾问。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贡献给了人民教育事业。
1946年，在惠农初级中学经费拮据，师资奇缺，校舍倒塌，学生流动（在校学生只有四十多人），学校面临关闭、停办的情况下，刘堂琛应当时惠农县地方士绅的要求，辞去国立绥宁师范教务主任，毅然接任了薪金低、经费困难的省立惠农初级中学校长。接任伊始，就以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不辞辛劳，发动地方士绅，捐资建校。1946年秋，惠农初级中学从原来断垣残壁的旧校址（破庙里）搬到新校址，当年就增加了班级，扩大了招生名额，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1947年，刘堂琛因为兴办教育事业，在当地群众中扩大了影响。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为笼络知识分子，授意民政厅长海涛（外号海聋子）、教育厅长杨作荣，先后两次通过宁北专员姚启圣（字化民）动员刘堂琛出任县长，条件是平罗、惠农任意挑选。刘堂琛前则婉言谢绝，后则告病回避。他许身孺子，甘心情愿两袖清风，一生办教育。宁肯过清贫的生活，也坚持不与政客为伍，不与民贼同流合污。刘堂琛青年时代就阅读过进步书刊，因而开阔了视野。1936年在宁夏师范学校任教时，又结识了共产党人侯亦人、张方山。既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也从执政当局的所作所为，逐步看清了蒋介石、马鸿逵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和腐败。因而，在特务、便衣横行的白色恐怖下，毅然置个人安危和身家性命于不顾，营救共产党人。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血腥屠杀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共产党员马永坤在宁夏国民党“清党”活动中，身份暴露，被限期驱逐出境。但身无分文，生活极其困难。刘堂琛出于对共产党人的同情和对马永坤的钦佩，通过同学关系，先介绍马永坤到宝丰小学任教，并写信告诉其父，多方予以关照、资助。马永坤在宝丰期间，一直吃住在刘堂琛家里。一年后，为安全起见，刘堂琛又介绍马永坤到石嘴山完小校长叶松龄处。马永坤在石嘴山期间，吃住均在叶松龄家，翌年叶松龄为马永坤准备了路费、干粮，买好了船票，亲自送马永坤上了船，使马安全返回北京。
1937年初，刘堂琛与宁夏实验小学校长高尚信，为共产党员贺闻韶资助了路费，准备了行装，送贺到延安抗日大学学习。1938年冬贺闻韶从抗大学习毕业回到宁夏，刘堂琛又资助路费，通过同学撖维藩的关系，把贺安置在傅作义的部队里。1941年又通过同学刘廷栋把贺安置在平罗城关完小任教。不久贺身份暴露，刘廷栋急告贺越城而走，躲开敌人的追捕。1942年贺闻韶又多次到平罗、惠农一带活动，引起军警注意。刘堂琛从惠农县警察局长郑希明、国民兵团长张文斋处得到逮捕贺的消息，立即骑马到下营子傅作义三十五军修械所给贺闻韶送信，使惠农县警察局捕贺又一次落空。
1937年秋刘堂琛任平罗县宝丰完小校长时，受李冲和的重托，安置共产党员李平山为宝丰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员，在李平山安全受到威胁时，又为李准备路费，送李离开宁夏，返回陕北。
1949年——1962年，刘堂琛在惠农中学任职时，坚持深入教学第一线，翻阅教师的教案，了解教师的备课情况，同教师一起研究教材，讨论教学方法，热忱地帮助青年教师备课、上课。除因公外出和参加必要的会议外，他坚持天天进课堂，至少听一节课。坚持听课作笔记，课后再同授课教师一起座谈，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惠农中学各科教师，尽管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关系十分融洽，而且教学研究的风气一直很浓。他喜欢藏书，往往不惜重金，托人从外地购买书籍，但是为了扩建惠农中学图书馆，在1961年断然把自已三千六百册书捐献给惠农中学，其中《史记》《三国志》《吕氏春秋》等古典名著系本人珍藏了一二十年的线装版本。
1978年——1982年，刘堂琛在石嘴山市第一中学任校长、顾问时，已经年逾古稀，仍然拄着拐杖，提着课凳，深入课堂听课，抽阅学生作业，他说：“数学质量的高低是鉴别学校工作的重要依据，课堂教学是学校全部工作的中心环节”，对学校各科教师的教学情况，他了如指掌，曾多次使来访者深为赞叹。凡是和他共过事的同志，无不为他这种对工作负责精神所深深感动。
刘堂琛为人正直，洁身自爱。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他自己的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但听到教师和学生有困难，便热忱相助，乐于周济比自己更困难的人。在惠农中学上学的学生中，如丁翠兰等因家庭生活困难，几乎中途失学，校长刘堂琛曾予接济，支持他们完成学业。他还多次将自己的衣物送给外地支宁教师防寒取暖。每逢寒冬季节，气温骤然下降时，刘堂琛一次次挨家逐户检查取暖设备，问寒问暖，无微不至地关怀师生的生活。当年在惠农中学同刘堂琛一起工作的同志，一提起老校长刘堂琛，总会充满深情地说“老校长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啊！”他一生克己奉公，只知道兢兢业业的工作，无暇照顾家庭。他老伴和儿子（独子）一直在家务农。在六七十年代，不少人为了关照他的生活曾多次劝说，要他同有关部门联系，为儿子（初中毕业）安置工作，把老伴的户口转入城镇。他却坦然地说“我家世代务农，农业是根本啊！”
刘堂琛积劳成疾，于1984年卧床不起，在弥留之际，还一再向探望他的石嘴山一中的同志询问学校工作。1985年春因病久治无效，与世长辞。中共石嘴山市委、市人大，市政协、市人民政府为表彰这位一生献身教育的老同志，在市委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刘堂琛四十年如一日，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呕心沥血，为教育事业勤奋工作了一辈子，而今这块园地正桃李芬芳。
马连良献艺石市
著名回族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于20世纪的1960年9月率团由首都北京前来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周年庆典活动，首站到达宁夏北部工业重镇石嘴山，使塞上煤城几千名观众一睹当代京剧大师的风采，一饱一代老生泰斗的眼福、耳福。今天，一些健在的京戏迷们回忆当年马先生来煤城演出的盛况，回味当年马先生那赏心悦目的精湛表演，仍然津津乐道，仿佛沉浸在40多年前的享受之中。
上个世纪的第一春，马连良诞生于北京一个回族之家，阿訇为他取经名尤素甫。5岁时父亲马西园把他送到清真寺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知识，培养了马连良坚韧进取、扶危好义、达天知命的穆斯林人格特质。回回民族戒烟戒酒，只食牛羊肉，清咽少痰，成为造就一位出类拔萃京剧大师的先天条件。天赋条件和发奋刻苦的学习精神，使这位回族穆斯林成为20世纪20至60年代期间享誉不衰的一代宗师。他9岁入“富连成”科班，受业于叶春善、肖长华、蔡容桂、茹莱卿等名师，曾习武，后改老生。出科后，注意兼收并蓄各派之长，融会贯通，化为己用，大胆地对传统程式进行了突破创新。在唱、念、做、打各方面下了极深的工夫，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终于形成了独树一帜、风格迥异的马派京剧艺术。
马先生的嗓音清朗圆润，唱腔委婉酣畅，发声运气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但他从不单纯卖弄技巧，而是注重探索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用技巧来加强人物思想感情的表现。因此，他的演唱可说是声情交融、神情兼备。潇洒飘逸、舒展明朗，是马连良演唱的风格，真可谓寓深沉浑厚于精巧细腻之内，寄华丽洒脱在流利酣畅之中。其代表作很多，风靡全国，享誉世界，成为中国京剧传统艺术宝库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
老生泰斗马连良先生到塞上煤城献艺，成为当时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具有轰动效应。因为一代宗师能千里迢迢到塞上煤城献艺，确实千载难逢。马先生的演出安排在当时的石嘴山影剧院。两场演出共安排了6出折子戏，根本无法满足观众的渴望。每场票价3元，这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是惊人的。当时的市政府主管部门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和呼声，除有计划地分配团体票外，还直接面对观众发售零票。许多戏迷为买到一张戏票，一睹一代京剧大师的风采和难得的艺术享受，头天晚上在影剧院售票处排起长队，等候购票。塞上深秋，昼夜温差较大，不少排队购票者后半夜披起了自带的被子（那时有毛毯和棉、皮大衣者不多）。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马连良先生在时任市长李波同志陪同下拜访市委领导后回招待所途中，被宁夏石嘴山钢铁厂一位酷爱京剧的工人挡住了去路。这位京戏迷动情地说：“我非常热爱马先生的戏，10年前曾在外地有幸观看过一场。今天，先生来此演出，非常想看一场，但未买到票，想请马先生帮助解决一张票。”陪同的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人赶紧上前解围：“我负责给你解决一张票。”这才圆了马先生的场。
马连良先生一行在煤城的两场演出，均是拿手折子戏。第一场马先生主演《淮河营》，裘盛戎和李少春先生分别主演《姚期》《战马超》；第二场马先生主演《盗宗卷》，裘盛戎、谭元寿先生分别主演《坐寨》《三岔口》。马先生的拿手本戏《甘露寺》《借东风》《空城计》等名剧则在首府银川上演。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云南省京剧院院长关肃霜于上世纪的1981年5月，率领云南省京剧院一团，不辞辛苦，千里迢迢从祖国的西南春城昆明来到西北古城银川，在和宁夏京剧团联合演出之后，于5月18日来到塞上煤城石嘴山，进行了为期5天的演出。
关肃霜有着高深的艺术造诣，文武兼备，技艺精湛，是我国当代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之一。她的戏路子十分宽广，她青衣、花旦、刀马、武旦，无所不能，无所不精；而且在小生、武生方面，也有扎实的功底。关肃霜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在来宁夏的前一年到前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等国家演出时，也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撒播了京剧艺术，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春城昆明的5月，繁华似锦，气候宜人。而塞上煤城石嘴山的5月，则时常风沙弥漫，干燥异常。这对于一个习惯于四季如春气候的艺术家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长途跋涉和连续演出，使当时年过半百的关肃霜很是疲劳，身体诸多不适。但为了让矿区观众看上戏，还是安排了4场演出。
两团联合在石嘴山影剧院为煤城观众演出了《铁弓缘》《玉堂春》《杨排风》《战洪洲》等4个优秀传统剧目。关肃霜在4出戏中分别担任主角。由于在这之前不久，她主演的京剧电影艺术片——《铁弓缘》早已为广大观众所熟悉，因此，头场演出之后，她的名字就在百里煤城传开。连平时绝少看戏的人也四处奔走，想方设法弄到一张入场卷，一饱眼福。4场演出，场场座无虚席，掌声不断。工作人员从后台看到，她每场演出下来，都是汗流浃背，湿透戏装。在身体不适，嗓子发音困难的情况下，她不仅满足矿工的要求，加演了一场《穆桂英挂帅》，还抽空到石嘴山瓷器厂访问，在工厂的大院里为正在生产的工人清唱她主创和主演的现代京剧《黛诺》选段。
考虑到关肃霜是远道而来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接待单位特意安排她住在石嘴山招待所二楼的甲级房间。但她只住了一宿，就执意搬到楼下的普通客房。为照顾她的生活，自治区有关部门特意请了一位厨师到石嘴山为她做些可口饭菜。关肃霜坚决拒绝，并且严肃地说：“大家能吃，我为什么特殊？”
关肃霜虽然在石嘴山呆了短短5天，作了5场演出，但她那出类拔萃的表演艺术，尤其是她那崇高的道德情操，给煤城人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戴玉玺的合作社
石嘴山解放初期，土改结束后，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成了国家的主人。当时的平罗、惠农、陶乐三县遵照中央和上级的指示，认真贯彻“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多到少，由点到面”的发展规律，领导全市人民走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戴玉玺、莫如信就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农业合作化带头人。
1952年上半年，宁夏省委互助合作会议后，三县主要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向农村广大干部和农民进行互助合作的目的、意义教育，并且大力培训互助合作骨干和积极分子，戴玉玺互助组是宁夏解放以后成立的第一个互助组。1951年，他联合村里7户没有牲畜的农民组织起全县第一个变工组，他们拉着一辆木轮大车，按户轮流向田里送粪，并拉着各种农具整地备耕。县领导发现后，对他们积极引导，很快发展成为农业生产互助组。当年夏收时，一个由12户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了。他带领社员积极采用农业新技术，搞深耕细作密植，防止病虫害，合理施肥，夏收时全组每亩平均产粮143公斤，远远超过往年。群众看到了互助合作的好处，纷纷要求参加，入组农户很快增加到38户。互助组帮助解决组员中缺耕畜、农具、种子、劳力等困难，显示出集体化道路的优越性。莫如信出身贫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长工出身的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他带头捐献，动员农户调剂余缺，恢复农业生产。1950年被群众推选为乡农会主任，县、省农民会议的代表和县、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1951年他在分得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小麦、棉花创当地最高产量。他种的西瓜个大、皮薄、瓤甜。亩产收获折合小麦787.5公斤，荣获县、省和西北局劳动模范。1952年他主动联合本村10户50余人，创办起“莫如信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率先使用新式农具，选用良种、增施肥料，并开展副业生产，当年小麦亩产平均比当地自耕农增25公斤，其中的33亩“碧玉麦”良种田平均单产达348.5公斤，创全省最高记录。各级党组织因势利导，结合群众自发的生产互助的经验，积极组织广大党政干部深入农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进一步组织各县农民开展生产互助运动，使各种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很快地发展为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1953年秋，平罗县成立互助组554个，参加农户4195户，占全县农户的42％；惠农县成立互助组611个，参加农户5139户，占全县农户的38.3％。此后，农业生产互助组在石嘴山各地普遍开展起来。
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的各类互助组，解决了个体农民缺少劳动力、耕畜和农具等困难，初步实现了若干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集体劳动组织。但是仍带有个体农业的分散性，经济力量还很单薄，不利于兴办较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公益活动。因此，一些觉悟起来的先进农民和劳动模范，也不满足于低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要求以较高劳动组织形式来适应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于是，在互助组广泛发展的基础上，1953年2月，戴玉玺互助组和莫如信互助组先后转为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属宁夏首批。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大多数群众持观望态度，一些组员也犹豫不定。特别是刚刚成立的农业社，经济上面临着很大困难。戴玉玺和莫如信两个初级社成立之初，入社农户总共只有22户。当时莫如信社10户社员中有5户春季口粮断顿，没有种子，社内133亩耕地只有8头毛驴，1头牛，半辆牛车（半辆属社外群众所有）。戴玉玺社12户社员中同样存在缺粮吃，生产资料不足，土地分散等困难。这时，县政府提供贷款，解决耕畜、农具、种子等，并派出农技干部指导生产，两社的粮食当年便获得丰收。戴玉玺、莫如信还发动社员集资入股，积极发展副业生产，开设粉坊、磨房、养猪场、缝纫社等，并在全县带头试种棉花，使两社社员生活水平很快提高，农业生产搞得红红火火。群众看到了希望，纷纷要求入社，两社规模很快都发展到了30户以上，有力地推动了石嘴山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进程。1954年2月下旬到5月中旬，《宁夏日报》在进行农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对比的大讨论中，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石嘴山市互助合作运动先进县——平罗县及全省互助合作旗帜——莫如信农业社的经验，对石嘴山地区加快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个极大的鼓舞。
开发先行者孙昶
1994年早春2月，石嘴山矿务局副局长张有道约见，告孙昶同志仙逝，要我迅即写一幅挽联，他将组团代表石嘴山矿务局职工，去西安参加孙昶同志的葬礼。
作为宁夏和内蒙交界，贺兰山北段，黄河西岸，以石嘴山为中心的煤炭生产基地的开山元老，筚路褴褛的拓荒者，“石嘴山煤炭矿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的孙昶，我在他的麾下工作过八年，耳闻目睹，亲历见证，对其人其事晓知大略。斯人遽丧，哲人其萎，遥望长安，潸然命笔，疾书挽联一幅（时间为1994年3月20日）：
倚剑青纱帐铁马金戈赤诚心青冢哪堪埋伟士
呕血贺兰山风餐露宿峥嵘月春花又泣失元戎
“自古秦中帝王都”，那里积淀丰厚，人文荟萃，无需全面引证，不必深入考究，只从马路边用自制布刷蘸着桶水在人行道上书写狂草的老者的腕力上，便可见学养功夫于一斑。这幅挽联是急就章，对仗和平仄还不尽完美，带到文化古都西安，岂不有班门弄斧之虞？然心诚则灵，欣慰的是去人归来后告之，它得到了首肯和赞许。古人讲“盖棺论定”，功罪自有评说。我想并非因挽联文辞尚美，而是得益于对孙昶一生奋斗的评价吧。
孙昶，生于1914年，陕西韩城人，193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挽联所说“倚剑青纱帐，铁马金戈赤诚心”，是指1937年和1939年两次任韩城地下党县委书记。那时正是国难当头、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尽管我们无法身临其境去体味，但从中国现代史的典籍里，从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文献上，从革命先烈的回忆录中，从文学影视作品的记载描述和镜头画面，那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种种场景，都鲜活地深印脑迹，浮现眼前。一个熟悉的旋律由远处飘来：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23岁当县委书记，正可谓“壮岁旌旗拥万夫”，热血满腔，英姿勃发，为挽救民族危亡，为使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虎穴历险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搏杀在枪林弹雨之中。日本鬼子投降以后，1946年孙昶进中共延安党校学习。那首《延安颂》是怎么唱呢？宝塔山下，延水河边，聚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几女……在革命的熔炉里千锤百炼，自然是铁骨铮铮，心红志坚的好汉，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演绎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新儿女英雄传！
1956年，孙昶胸怀着宝塔精神，挟带着延河清风，到石嘴山开辟新战场来了。
两年以后的深秋，刚刚迈出学校大门的我，也分配到这里来了。
到石嘴山煤矿基本建设局报到的第二天，我便下矿井“打眼放炮，架棚进道”，干起掘进工，在生产一线夜以继日地接受“劳动改造”，自然无缘与最高领导人物近距离接触。直到三年以后，有幸结识了孟以猛主管技术员，才使命途多舛的我有了转机。孟以猛生性秉直，刚正不阿，诚实厚道，行侠仗义，他1954年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西安煤管局白水筹建处，成为孙昶的部下。正是他，1956年元月随孙昶来石嘴山拓荒创业“先头部队”四个人中的一个！与孟以猛16年的亲密交往，我视他为最好的良师益友，从他的回忆和述说里，我清楚地知道了石嘴山煤矿的发家史。
解放初期，百业凋敝，百废待兴，西北尤甚。煤炭作为“工业的食粮”必须先行。当时西北的军政要人明确指出：首先要解决兰新线、包兰线建成通车后的铁路机车用煤，同时也要解决酒泉、包头钢铁工业基地，以及西北各省（区）工业及城乡居民用煤。1955年10月间，煤炭部第一任部长陈郁派工作组到银川地区、贺兰山北段的各储煤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踏勘。回到银川地委招待所，研究分析了有关资料后认为：宁夏和内蒙交界、黄河西岸的石嘴山（当地老百姓叫石嘴子），位于包兰线中间（各五百余公里），煤层出露明显，开采条件比较好，可以先行建成西北的煤炭生产基地，并写了报告，提出了建议。派专人先送西北管理局，尔后由煤管局郝耀局长带报告去北京向煤炭部作了汇报。12月煤炭部批文给西北煤管局，大意是“贺兰山北段，黄河西岸，15个煤田以石嘴山为中心，建立西北的煤炭生产基地。责成西北煤管局，派得力人员，开始进行筹建”。一一这便是孙昶受命筹备开发石嘴山矿区的背景和前奏。
孙昶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任西北煤管局办公室主任，郝耀局长找我谈话说，西北煤炭基地建设有重大意义，这个地区煤种齐全，它将担负酒钢和包钢的用煤任务，一个担子两头挑，任务重大，我们考虑你去搞合适。听了局长的谈话我想，我们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打倒了蒋家王朝，赢得了全国的胜利。现在的任务是搞建设，我们不干谁干？于是我对局长说，服从组织分配。”
1956年1月24日，石嘴山煤矿筹建处在西安宣布成立，孙昶为主任，调来孙百文、孟以猛、吴宗明几员干将，还有通讯员朱廷玉。
“呕血贺兰山，风餐露宿峥嵘月”
古人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是一种奇峭险峻，而孙昶带领孙、孟、吴三人由兰州至石嘴子，一辆旧卡车竟走了三天三夜，崎岖坎坷的路途饱尝了颠簸风尘之苦。石嘴山在什么地方？地图上找不到。寒冬腊月，忍饥挨冻总算到了目的地。人生地疏，四顾茫茫，便在一座药王庙里安歇。
当时的石嘴山是一个仅有一千多人口的小镇，除了一个瓷厂之外，有两座寺庙，方圆几十里荒漠一片，包兰铁路尚未修通，无路、无电、无开发建设的任何工业依托。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正如民谣所说：“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风吹沙石跑，地上不长草，十里无人烟，天上少飞鸟”。药王庙饱经沧桑，破败不堪，颓垣断壁，不避风雨。孙昶他们用石头垒起炉灶做饭，地面铺上干草席地而睡，头顶上噗噜飞叫着蝙蝠，墙根外横陈着老乡做的棺材，如此环境怎么高枕安眠，能不有扰梦惊魂的感觉？所有这些都已无暇顾及，他们拂去香案上的远年积尘，铺展开第一张建设蓝图。第一步收集黄河水文资料，绘制黄河剖面图。接着雇用老乡的毛驴和骆驼，骑着走遍了方圆百里，察看地形地貌，了解风土民情，以及地震、山洪、交通等情况，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毛泽东曾说“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他们虽然风餐露宿，含辛茹苦，但胸有朝阳，斗志弥坚。孙昶读过初中，又在革命工作中学习厉练，此时禁不住豪情奔涌，挥笔写下打油诗一首：“首次来到石嘴山，药王庙里把身安，三块石头支起锅，‘四人三姓’乐陶天”。一个月后便是春节了，他们用面糊糊在庙门上贴了这样一幅对联：
白昼间到野外与风沙搏斗
黑夜里在庙中同泥神共眠
横批是：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不是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开创新业，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石嘴山精神吗，看吧，这就是最传神的画面，最生动的写照！在石嘴山工业及城市发展历史的长卷上，应当大书特书，永志不忘。
入夜，庙外黑暗沉沉，万籁俱寂，朔风怒吼，寒气逼人，庙内油灯和蜡烛明灭闪动，铺展着图纸资料，研究着开发方案。无电，工业便无动力，照明事小，驱动机器事大。正在困惑之际，接到西北煤管局指示：国家由东德进口了一组2×1500千瓦发电设备，原来是给甘肃景泰订的，转调给石嘴山筹建处，发电机用火车运到兰州，派人前去接收。孙昶立即赶到甘肃矿务局，寻求支持，借得临时仓库，成立了物资转运站。
包头至兰州原来也有公路，路面狭窄，崎岖不平，路况不佳，最令人头疼的是沿途的小桥、涵洞承受不了十吨以上重量的车辆通过，而在兰州接受的东德发电机组有四个大木箱子，每个重量都是18吨，汽车公路运输显然行不通，那么如何运到石嘴山？难题面前，一筹莫展。为此孙昶亲自在兰州召开“诸葛亮会”，众人献计献策，集中大家智慧，孙昶拍扳决定机器由黄河筏运。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
黄河水面，短途羊皮筏子渡人漂流的事是古已有之的，但筏运18吨的机器这样的庞然重物，却是一个没有先例的创举，但形势所逼，惟此一途，义无反顾，只能毅然前行黄河由兰州直下石嘴山，虽少汹涌澎湃，惊涛骇浪，沿途却有几十处险要地段，它们是猪窝、洋人招手、大峡、狼舌头、饮马崖、月亮石、漩涡、黑山峡、观音崖、七姊妹、老俩口、红毛牛、青铜峡等，不用看这些急流险滩的情状，只闻其名便令人生畏了。大胆的方案需要辅以科学的态度，孙昶找来有经验的船夫由兰州出发沿黄河顺流而下，实地勘察，决定试运。第一次做了一个20米长的牛皮筏子，把从匈牙利进口的锅驼机由兰州七里河装上筏子，经过四十多天的航行，安全到达石嘴山，证明黄河筏运可行。于是第二次做了四个牛皮筏子，每个长30米，在七里河把东德进口的发电设备装上航行。谨小慎微、胆战心惊的航程，眼看距石嘴山只剩下五六里路了，一个筏子搁浅，半截淹在水里，最后倒翻大木箱掉进了河里。此时已是11月中旬，正逢寒潮袭来，冷风飕飕，河面开始流冰。孙昶迎风而立，冥思苦想如何打捞机器，心潮起伏，不能自已：国家从国外买来机器，眼看到了家门口，却沉入河底，怎么对得起党，如何向人民交待？难受之极，不禁潸然涕下。情急生智，最后想出了“三船吊装”的打捞方法，与大家商量认为此计可行。但必须用钢丝绳拴在箱子上方可吊捞。此时寒风凛冽，河面流凌，箱子沉在河底，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办？孙昶用目光扫视众人。在此关头，七级起重工王清自告奋勇要求下水拴绳。孙昶热泪盈眶，端起烧酒敬他以驱寒，王清脱掉衣服，一头潜入冰凌之下的水中，大约十多分钟，把钢丝绳拴好，就这样把机器打捞上岸。产业工人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共和国大厦的脊梁，开发建设的急先锋。在庆祝石嘴山市成立40周年的专题电视片上，我第一次见到王清老人，听他讲述当年的故事。什么叫石嘴山精神？它是由千千万万王清这样的平凡劳动者身上汇集起来的浩气，一种为国为民不畏艰险、甘于献身的英勇奋斗精神，我们要为之鼓与呼，让它薪火相传，永不泯灭。
黄河筏运创造了由兰州到石嘴山这个区段黄河运输史上的奇迹。在1958年包兰铁路通车之前，大量建设矿区用的木材、钢材和其他物资，都是经这条航线运往石嘴山的。半年以后，发电机组发电，石嘴山大放光明，华灯初上如串串珠玑，显示了这里萌动的生机，机器的轰鸣驱走了荒原的沉默和静寂。一个质的飞跃，正在孕育着……
1957年4月，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率领工作组到达石嘴山矿区视察后，作出《石嘴山矿区开发意见》的决定，决心大干一场，并一次拨给解放牌汽车20辆，外带两辆美国吉普车，有了“四个轮子”，可以展翅腾飞了。一个月之后，煤炭部西安管理局决定，撤消石嘴山煤矿筹建处，成立石嘴山煤矿基本建设局，孙昶被任命为局长。1957年10月，随着隆隆的爆破声，石嘴山矿区第一对现代化矿井——一号斜井破土动工，石嘴山建设的大幕正式拉开，威武雄壮的建设交响曲响彻旷野，它宣告人拉畜运、陈旧落后的小煤窑时代已经结束，正规的机械化采煤矿井就将问世了。
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口号此起彼伏，为了“赶美超英”，全民齐动员大炼钢铁，号召“钢铁是元帅，煤炭是先锋，元帅要升帐，先锋必先行”。在大环境的催动下，石嘴山当然也不例外，炼铁必须有焦炭，孙昶带领大家下班后义务劳动，背来煤炭搞起了土法炼焦。在后山梁上，用碎石烂砖围起一堆堆大坟丘似的煤炭，十几个一字排开，点燃之后，白天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夜晚烈焰熊熊，火光烛天。这浓烟，这烈焰，颇具象征意味：人们是燥动狂热的，建设是热火朝天的。这就是大跃进，这就是1958年，在共和国的史册上，在人们的记忆中，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就从这一年始，烟尘起处，全国除西藏、台湾以外的各地支宁人员急速向矿区涌来，就如我的歌词《天南地北石嘴山人》中写的“北国市，江南村，吴侬语，中原音，五湖四海走过来，南腔北调八方人……”其种种具体景象，我在《激情石嘴山》一书“命运叫我奔向远方”一文中已有描写叙述。到1964年底，石嘴山矿区的职工队伍已由1956年的4个人发展到两万人，在这样一个煤炭生产和建设群体中，人们所操语言不同，生活习惯各异，但“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如今我们说石嘴山市是移民城市，便是肇始于煤矿建设，而后扩张、延伸开来的。
就从这一年始，烈火燃处，在石嘴山这旷野荒滩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石嘴山矿区第一对现代化矿井——一号井斜井破土动工后，1959年3月1日简易移交生产，设计能力年产45万吨原煤；
第二对矿井——四号斜井动工兴建后，于1959年5月1日简易投产，设计能力年产50万吨；
第三对矿井——二号斜井破土开工后，于1960年7月1日简易投产，设计能力年产100万吨。
从1957年10月开工建设，仅用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年设计生产能力195万吨的三对斜井。煤炭是包兰线上重要的能源，能源者，能量的源泉也。有了它，工业、交通、民用才得以运动旋转。这近二百万吨煤炭，会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真是难以估算。
这种建设速度是“大跃进”的，而完成这种“跃进”的人是拼干劲、拼体力“玩命”的：原始的施工工具，繁重的体力劳动，延长的干活时间，简陋的安全设施，微薄的劳动报酬。在《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一文（载《宁夏文学作品精选·散文卷》1999年）中我描述过当时的劳作场景和艰辛，并写下“生命活动是滴着血汗，伤着筋骨，豁着性命走过来的”这样的话。如今，人们嘴头上常讲“奉献”，什么叫奉献？从大跃进的“浓烟”、“烈火”中干过来的煤矿工人，最洞悉它的内涵和底蕴！
那年月群众中流行一句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又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众将士才会一呼百应，奋勇向前，而这群龙之首，便是由革命战场转移到工业战线的孙昶同志。
孙昶带领石嘴山矿务局职工做过的大事本文难以尽述，众芳撷英，谨记两宗：一曰“蹲点”；一曰“双革”。
毛泽东同志倡导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所谓“蹲点”，就是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深入区队班组，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发现问题，帮助基层解决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工业企业复苏，对煤炭需求激增，以至供不应求。因之，提高煤炭产量就成为当务之急。孙昶决策，让我们下采煤队“蹲点”。局机关距二矿不过一箭之遥，骑自行车只要十分钟，即使如此，他要求我们一心扎下去沉到底，由副局长朱德玉、总工程师陈斧师带领生产、机电处的技术人员住到二矿几间简陋的土坏房里。每日与采煤四队工人一起开班前会，一同下井，一块在工作面干活，宣讲操作规程和安全措施，组织实施正规循环作业。因为与工人水乳交融，对作业环境感同身受，协助采煤队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二矿采煤四队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上下一心，众志成城，1964年首创倾斜分层长壁工作面炮采月产原煤万吨的新纪录，为西北地区同类工作面之首，在煤炭部所属矿井中也是名列前茅，套用当时乒乓球国际赛事的叫法，称采煤四队为“种子队”，树起了一面优质高产的旗帜。在“蹲点”的日子里，我们为国家增产了煤炭，锻炼了自己的实际操作技能，提高了思想境界。那铁锹翻飞、煤流滚滚的火爆场面，至今仍鲜活地储存在记忆里。
“双革”即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简称，是那时的通用叫法，现在叫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它可以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优化工艺，对于煤矿井下作业这种恶劣条件，尤其显得重要。二矿技术员提出厚煤层倾斜分层金属网假顶铺顶网新工艺的方案，这是一项对传统采煤技术的大胆革新，孙昶对此大加赞扬和支持，指示我们工作组协助他们完善方案，组织工业实验，最终成为一项成功的采煤新工艺，取得良好的技术经济指标。实验结束，我曾将这一成果写成报告，在北京《煤炭科学技术》杂志上发表，引起国内采煤学术界的关注，引来远如山西潞安、近如内蒙乌达等不少矿井派员到此学习，或组织成建制的采煤队前来实习。被誉为西北地区厚煤层开采技术的“五朵金花”之一，煤炭部将这一新技术在全国推广。1965年煤炭工业部在北京矿业学院举办“全国煤炭系统双革成果展览”，我受命代表石嘴山矿务局前去设计模型，撰写资料，参加展出。这一技术创新，为中国厚煤层开采技术增添华章，写入了新采煤方法的教科书中。
1965年6月26日，西北五省（区）国有煤炭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一块崭新的牌子，竖立在山沟里原石炭井矿务局机关办公平房门前，那就是“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现如今，一抬头，一举步便可碰到“公司”字样，这公司那公司充斥耳目，多如牛毛，成为一个不再新鲜的词汇。可在当时，“公司”的出现不啻一声惊雷，大有振聋发聩的意味。此前，我们在学习中央《工业五十条》时听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提出，搞工业可以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好做法，办“托拉斯”。不知何因，先在西北的煤炭行业进行了试点，撤消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的煤炭工业管理局。成立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集中统一管理西北五省各矿务局。许多大城市大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纷纷离开繁华的都市，齐聚在石炭井的崇山峻岭之中。现时安睡在武当庙旁山坡上的高节同志，原来就是西北煤炭管理局局长，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公司党委书记，公司经理是康志杰同志。1965年8月9日，贺兰山公司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中共中央批准孙昶同志任贺兰山公司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孙昶同志要调走了。
1956年元月由西安来到穷乡僻壤的石嘴山，岁月倥偬，度过了九年半的时光，1965年8月就要离开，山水情深，同志意浓，孙昶有许多话要讲。离任之前，在矿务局门前的简易礼堂里开了个局机关干部大会。我清楚地记得，作为对过去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叮嘱，他着重在“告别演说”中谈了两点意见，其中一点便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说，石嘴山矿区是平地起家的新矿区，地处荒漠，人烟稀少，铁路不通，运输艰难，没有充足的建筑材料，所以开始建造一些砖柱土坯墙和简易平房也颇感困难。1958年“大跃进”开始，人员大增，增人就要住房，而盖房的木材砖瓦特缺，所以只好就地取材，脱土坯，砌窑洞，还是赶不上需要。不得已，就挖半截地窖，上边稍加蓬盖搬进住人。后来有人说是节约，有人说是浪费，其实这是形势逼出来的权宜之计，应急之措，完全是为了解决当时大批工人在野地里露宿的问题，我认为一切事情要从实际出发，在那种条件下，我们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现在条件好了，这种精神依然不能丢。孙昶那浓重浑厚的陕西口音，铿锵有力的语调，至今不能忘怀。
1986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宁夏煤炭厅邀请在宁夏煤炭战线工作过的十余名老领导，参加太西洗煤厂投产典礼。之后，到石嘴山、石炭井、灵武三个矿务局参观访问。作为嘉宾，我先见到了孟以猛，自1977年他奉调江苏大屯煤电公司担任领导职务以来，思多见少，神交愈浓。相见相拥，感慨丛生，我把一首记述他们上世纪50年代开发创业的叙事长诗赠给孟以猛，“秀才人情纸一张”，作为深深的忆念。孙昶从西安来了，在石嘴山矿务局招待所门前，我看见了他。久违了，孙昶局长！孙昶调到贺兰山公司第二年，便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同许多老革命、老干部的命运一样，他被罗织罪名，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帽子，批判游斗，情状惨烈，最后竟至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忍辱负重，慷慨悲歌，直到1971年末，经中共石嘴山市委批准，才恢复了党籍。（1972年11月恢复工作，任宁夏燃料化学工业局中共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3年4月调自治区建设委员会任副主任。1977年8月为宁夏基本建设委员会代主任。）刚过七十的人，额头皱纹却如沟壑纵横，须发灰白，老态龙钟，当年倚剑驰骋的雄风难觅踪影，却步履蹒跚地倚杖而行，廉颇老矣！故地重游，引发他偌多感慨，面对新生，又禁不住由衷赞叹，他信口吟到：“喜看今日石嘴山，天变地变气象变，四化建设贡献多，风流人物在今天。”
在2001年12月中共石嘴山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专场文艺晚会上，我应邀登台，朗诵了早年写就的赞颂以孙昶为首的石嘴山煤矿开发建设者的叙事长诗，在正式朗诵的开场白中我说道：“石嘴山市的诞生，依赖于石嘴山崛起，而石嘴山的兴起，得力于煤田的开发建设。”孙昶，作为石嘴山煤田开发建设的先行者、开拓者和领导者，十年奋斗，功绩卓著，斯人风范，长相追忆。
追求进步买教长
买良佐，男，回族，平罗县宝丰镇渠洋村人，职业阿訇，1902年生，1965年去世，终年63岁。
买教长1952年担任原惠农县人民政府委员；1953年担任宁夏人民政府民族事物委员会委员（有周总理的任命书附后）；1954年任惠农县人民政府委员，同年当选为惠农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又当选为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时甘肃和宁夏合并在一起）；1956年当选惠农县宝丰乡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3年又当选为石嘴山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担任石嘴山市政协副主席，至1965年去世。
买教长热爱新中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受到人民的爱戴，得到了很高的荣誉。但他位尊不骄，一贯保持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作风，他的高尚品质给人们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象。
据他的高徒马云亭教长（曾在宝丰中方大寺开学）说：“买教长，中等个，瓜子脸，小圈脸胡，既清秀，又精神，颂经有声有色，讲话善于辞令，为人喜爱膜拜。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概括起来说有这么几点——一是他非常谦虚。他本来尔林学识就深，但他给我们讲话时总说：我的尔林全是在掌学（在寺上位次于教长，相当于教务主任）那里学来的。比如，我在王生仁掌学那里学习文法和修辞，在掌学李阿訇跟前学习了经法学。总之，谁有长处我就向谁学，只要不耻下问就能学到知识。二是他经常联系群众，善于团结各方面的人。他不论见了老的，还是小的，总是笑脸相迎，他的微笑很真诚，待人和蔼可亲。他见谁有困难就鼎立相助。1954年，我在宝丰南关寺穿衣（毕业）。因为我家在土地改革中划分为地主，思想上压力很大，心灰意冷，情绪十分低落。为鼓励我振作精神，他多次开导我，给我讲道理。还让他的大儿子买文礼从家里拉出毛驴，给我驮着铺盖卷，直送到我家，使我感激不尽。还有，如他从县里、省里开会回来，到家把出外穿的新衣服脱掉，穿上很朴素的衣服来寺上。我们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开玩笑说：外出开会穿新的这是工作的需要，回来穿旧的也是工作的需要。这咋讲？到上面我们代表人民群众，新社会，翻了身，就要有个崭新的面貌；回到家里，群众在劳动，都穿旧的，我们不能特殊，尤其不能在群众跟前摆阔气，这样就脱离了群众。”
伊斯兰教教派比较多，有老教，新教，哲海忍耶、胡夫也、戛德忍耶等，甚至一个清真寺附近就有几个教派。他给我们讲：“要联系群众，不要搞教派，把伊斯兰教看做一个整体，不管多少教派，都是伊斯兰教”。他教诲我们，不管多少教派，不足为奇。圣人穆罕默德曾说：“伊斯兰教今后要分73派。为什么要分这么多教派？派别不同是对人们的痛慈（如果只有一个教，对人们的限制太死，教派多了人们可在鉴别中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一派）。”他说：“我在吴家弯清真寺，就是从团结各派出发，提出‘坚守根本，适应高门’的主张，把各派拢在一起的。”“坚守根本”，就是一个穆民必须遵从的诚信：念、立、斋、课、朝，这必须坚守不移，也是大家的共识，没一点争议。“适应高门”，比如新老教派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在细节上有些不同。老教请阿訇到家里做祈祷，阿訇非诵读《古兰经》不可。而新教则不然，不念——要么只念一节，念完就走；要么只吃，吃完就走。他说：“我的前辈，若是老派的阿訇，新派的人请你，你不能去，你若去了，轻则说你违反教规，重则说你随了新派等等。我想，共产党能把全国56个民族团结在一个大家庭，我们就不能把一个民族的一个教派团结在一起吗？想到这里，我不怕别人说什么，总之我是寺上的开学，谁请都行，你让我念，我就念，你不让我念，我就不念，这就是所谓的‘适应高门’”。宝丰街上有新老两个寺，每逢封斋、开斋他都放下架子主动到新派寺上商议，新、老两方一齐封斋，一齐开斋，因此，尔德节洋溢着团结友好的节日气氛。如果不统一，你今天封斋，我明天封斋；你今天开斋，我明天开斋，庄重的尔德节不在一天做。在矿区的工人，在外工作的干部，按规定假回来，尔德节已做完了，很遗憾，群众也很有意见。
如何做群众称赞的好阿訇。他常给我们讲，做一个一般阿訇容易，做一个好阿訇不容易。但是，众人礼拜是很辛苦的，尤其是主麻日，有不少人要从老远的地方来寺上，我们要体谅众高门，就要立志当个好阿訇。他说，一般来说，当个好阿訇，应具备这么些条件就可以了。
一、面相清秀、仪态端庄、慈眉善目。这首先要经常修饰胡须，要胡须索流，不要乱蓬蓬的。衣服不论新旧，要常洗常换，衣帽要整洁，裤袜也要洁净，不能给人邋遢的印象，始终在你身上体现出“清真”二字。
二、要练好口才。不论你尔林有多深，要有个好口才。颂拜颂经，口齿要流利，声音要宏亮，要有抑、扬、顿、挫，使听者有愉快感，不然的话有人会走神胡思乱想，至使徒劳无益。买教长在这方面是表彰，颂经真是好听极了，闻名遐尔。1954年去兰州开会，一个主麻日，兰州一座清真寺的阿訇请他颂拜。之后，有人说：“宁夏还有念的这样好的阿訇。”
三、要学着讲好卧尔兹（讲演）。他讲卧尔兹言简意赅，风趣幽默，从不拉里拉杂，东拉西扯，死死板板。他一般是先念一段阿也提《古兰经》的章节，然后，抓住中心，有头有尾，讲得清清楚楚，一般有20几分钟就讲完了。由于他讲得干净利落，高门都以能聆听他讲卧尔兹为乐。因此，他在坊上开学，才开了一年多，还没有散学，别的地方就来请他教学。在宝丰，几年内，附近的寺几乎走遍了，如在南关寺一年多，到吴家湾寺，又到东大寺、石嘴山南关大寺，真是不停的“走马上任”。不象有的阿訇，在一个寺上不长时间，高门不想要他，散了学，自己又愁没人请他去开学。诚然，还有其他方面，但这三点是最主要的。
买教长善于利用殿堂赞主、赞圣、宣教和宣传。本来礼拜寺上殿就是赞主、赞圣、宣教的地方，他又加上了宣传党的政策。他利用自身民族事务委员、人民代表、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副主席的合法身份，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尤其他开了会之后，以向高门汇报的方式，自自然然地把党提出的任务，发出的号召，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遇到重要事，必须让教民接受的，他就大讲特讲。如1950年，他在上殿讲到：“现在安拉给我们派了毛主席来了”。人们听他这么一说，特别惊奇，说毛主席怎是真主派来的？他们中有的人将信将疑地去问大伊玛目马亚斯阿訇，马阿訇是银北的权威。他说：“真主是更改时境的主，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就是改变了时境，所以买教长讲的话是对的”。从此，回族人民更加热爱毛主席，更加热爱新社会。不长时间，买教长的话不翼而飞，传到四面八方。买教长的讲话，总是有根有据，从不道听途说，穿凿附会。不象有些阿訇，信口开河，见到妇女穿裙子、抹口红、男人留长发，穿花衣服，就大讲什么这是对月（末日）临近的显迹。当别人问他：古代不是妇女也穿裙子，抹口红，男人也穿红袍留长辫，怎么至今对月没临近呢，他又无言以对。这样的阿訇不但不能引导人们积极上进，反而起到蛊惑人心的作用，这是很不好的。
在宝丰，人们至今夸赞买教长，说象他这样棒的阿訇今天很少有，听过他领拜颂经、讲卧尔兹的人说，至今他的声音好象还在耳边萦绕，对他的去世深表遗憾。
1964年社教时，买教长家成分由中农上划为地主，他受到很大打击，病倒了。后来病重不能走路，搞社教的人让他的儿子用车拉着去叫人批斗，这样折腾了几天，他就与世长辞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彻底为他平了反，恢复了名誉。
买教长出生在宗教世家，唯他具有汉文化。正如回族学者马辅龙所说：“一个阿訇如果不学文化，就是文盲，科盲。”他有了文化，就比他的前辈更聪明，能审时度势，因此，他不仅是宗教界的好教长，也是政界的好领导。虽遭不幸去世，但英名常驻人间。
我在平罗演过戏
我是一九五一年七八月份随当时的民众剧团（平罗剧团的前身）到了平罗。当时，平罗解放不久，正在马鸿逵统治下的废墟上搞恢复建设，百废待兴。南北大街是一条不宽的土路，偶尔有一辆汽车也要从中心鼓楼的洞口穿过。路两边的土坯房一伸手就能摸到房顶。黄沙压住了东、北门的城墙，人行走时不通过城门，就从城墙的黄沙上走近道。东教场空空如也，只有马鸿逵的师长马宝林为军队修的一座破剧院。西门边只有粮食局和平罗第一小学。当时没有电灯，一到晚上满城漆黑。三、六、九大集倒也红火，四里八乡买个针头线脑、称盐打醋都要到集市上交易。
平罗县城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革。前进乡、合作村和新民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的生产搞得人欢马叫、热火朝天。骑着马戴着红花送子参军的，敲锣打鼓卖爱国粮的人人争先恐后。合作社里，挑大梁的两个泥腿子是祖祖辈辈受剥削的农民，一个叫莫如信，一个叫戴玉玺。他们带领群众搞土改、分田地，千百年来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翻身得解放，激发着他们的生产热情。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树立了宁夏全省第一面农业合作化旗帜。莫如信、戴玉玺在北京还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二人被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戴玉玺还有个弟弟叫戴玉衡，是个有名的老中医。他听党的话，处处带头，在向朝鲜志愿军捐献飞机和大炮这件事上，他带头出钱，带头向老百姓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当时《宁夏日报》登载了毛弋同志编写的眉户剧《戴矗衡》，我们剧团在平罗街头演出好多场，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我还到他家体验过生活。他上嘴唇有颗黑痣，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还记忆犹新。
县上让剧团到当时五区的崇岗乡、大武口乡进行演出（当时的大武口由上庄子、中庄子、下庄子3个村落组成，还是个不毛之地）。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剧团带的剧目有：反霸斗争的《穷人恨》，宣传婚姻法的《小二黑结婚》，反对封建迷信的《河神娶妻》。雇了3个轮子的老牛车装着道具，演员背着水壶、带着干粮，沿着两旁野草丛生的羊肠小道徒步行走。平罗向西到崇岗百十里路，沿途荒无人烟，野草长得比人高，陪伴我们的是成群的黄羊和野兔，真是一幅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风光。
终于到了崇岗五区区公所的驻地，因为当时银北的匪首郭栓子已伏法，老百姓消除了恐惧，又分到了土地，听到唱大戏的人来了，都兴高采烈地欢迎我们。这里的大部分老百姓都有大脖子病，轻一点的像桃子，严重的像水葫芦那么大。因为常年饮用高氟水，不知害苦了多少代人。解放后，崇岗老百姓饮上贺兰山的甘泉水，经过治疗，彻底根除了世世代代的大脖子病。我们演出了半个多月，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演出回来后，平罗就成立了剧团，平罗也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平罗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有了步行街，原来的沙丘上高楼大厦林立，医院、学校、广场、公园遍地开花。50米宽的中央大道，公路四通八达，古建筑整修一新，吸引了八方游客。近两年，西区建设已成雏形，等于多增加了一个平罗县城。借用古人名诗看平罗今天的变化恰到好处，唐代诗人韦蟾的诗曰：“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
杨正喜在石嘴山
杨正喜，于1910年出生在陕西省定边县樊学乡赵塔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时期，给地主打短工、扛长工，流浪陇东、陕北，受尽了压迫、奴役，尝够了人间的辛酸苦辣。青少年时期参加革命活动。1936年4月担任定边县七区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正式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人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功劳卓著，受到嘉奖。在这个时期，先后担任定边县七区区委组织科长、区委书记，定边县县委组织部长，在大生产运动中担任运盐大队长，1945年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定边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全国解放后担任宁夏中卫县首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在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发展生产，剿匪等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从1952年起先后任宁夏省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省委组织处处长，宁夏省人事厅副厅长，银川地委副书记、银川专署副专员，被群众誉为“分管农业的好书记”。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杨正喜先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银北协作区主任、石嘴山市委书记兼政协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迫害，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后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自治区党委委员。1984年向党组织递交了离休申请，经组织批准离职休养。1995年2月20日下午4时45分在银川病逝，享年85岁。
党和人民对杨正喜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杨正喜逝世后，自治区党委、区政协为他写的悼词中说：“杨正喜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他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宏伟壮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参加革命60年来，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贯彻执行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中央的统战理论和政策，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他一生坚持党的理想，讲顾全大局，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讲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树立了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革命陛、组织性和高尚的品德。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由一个长工逐步成长起来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杨正喜同志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作风民主，平易近人，遵守纪律，团结同志；身体力行，深入实际，关心群众生活，埋头苦干，工作认真负责，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
1958年9月，杨正喜受组织派遣到石嘴山担任银北协作区主任兼工委书记。1959年1月担任石嘴山工委第一书记，：1960年12月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一直担任石嘴山市委书记。在石嘴山市第一把手的位置上，他一干就是八年。
1958年9月，杨正喜带领银北协作区和石嘴山工委的全体人员来到了石嘴山镇，要完成组建宁夏最大的工业区的任务。
石嘴山镇是个只有七、八个干部，几百口居民，东沿黄河西靠贺兰山的小镇。这里条件极差，守着黄河没水喝，全镇只有一眼甜水井，用毛驴车到黄河拉水，再加白矾沉淀后方可食用；守着煤矿烧不上煤，没有架子车，没有口袋；风沙大如豆，刮的人眼睛都睁不开，满脸都是灰尘，特别是夜间，刮起风来像猛虎在呼啸，颇有阴森恐怖之感。协作区和工委的同志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当时没有房子住，住在车马店，阴暗潮湿，屋里蚊子苍蝇特多。杨正喜不搞特殊，也住在这里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里，没有床，睡在土坑上。吃的饭菜没有鱼肉，只有面条和调和饭，由于卫生条件差，饭里常常有苍蝇，一些人吃不下去，把饭往黄河里倒。杨老将（干部群众对杨正喜的美称）对大家苦口婆心讲起了红军时期和八路军时期的艰苦生活，讲起了创业难的道理。别人不吃的饭，他倒在自己碗里吃。并从各方面关心大家，硬是说服大家留了下来。更为难处理的是经常有外国专家来考察工作，工委开会有的同志提出向上边要钱，解决办公和住宿难问题。他说不要向上级伸手，要自已干。后来工委调来的人越来越多，他率领大家打土坯建窑洞，自己盖起了房子，并用土坯建了礼堂，还用几块木板搭起了主席台。区党委知道这件事后拨款70万元，他们只花了5万元，剩余65万元交了公。
杨老将知人善用。他对工委班子成员、中层骨干的情况了如指掌，根据原来所学专业、所在岗位、担任的工作、实际工作能力分配在适当的领导工作岗位上。对农场、企业的代表人物都安排进人市委领导班子，使领导集体知识能力齐全，思路开阔，大家齐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了一个团结协调、稳定坚强的领导班子，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他率领这一班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王进喜、焦裕禄为榜样，走遍了石嘴山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搞调查、抓计划，定规划、查落实，安排水、电、路、沟等城市建设，安排工农业生产，为石嘴山市的建设事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硬是把仅有一个小煤窑和一个瓷厂的石嘴山建成宁夏的工业基地，六十年代石嘴山的工业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
对知识分子（包括定为右派和阶级异己分子的知识分子）都能大胆使用。他告诉组织人事部门，要用其一技之长，对犯错误的知识分子不能歧视，要团结、教育、改造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知识分子中表现好的，既便是民主人士，也委以重任，如3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民主人士刘堂琛，安排他到石嘴山一中任校长，并安排为市政协副主席。回族知识分子马赞宏，安排他担任副市长。由于市上当时只有一辆小车，杨正喜经常背着行李，用自行车捎着行李下乡，他却反复给市委办公室安顿，马市长、刘主席有事用车，一定要保证派车。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张光仁，他建议安排到教育局任科长。有些知识分子，因为一些小毛病，下面定为坏分子，当时，担任组织部长的白贵生不签字，有人告到杨正喜那儿，杨说：“不签字是对的。有错误，有毛病可以教育，为什么非要给人家定个坏分子？”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人饿得患了浮肿病，杨正喜也患了浮肿病，但他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他责成有关部门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年龄大的知识分子，每人每月增供3斤黄豆、一斤白糖。对下放农村、厂矿劳动锻炼的干部每人每月发给3斤炒面、3斤羊肉。由于知人善用，关心爱护知识分子，石嘴山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确实是人才济济，全国各地支宁的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团结战斗，用心血和汗水浇灌了这块热土，使石嘴山的工业、农业、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展现了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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