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万里黄河从宁夏穿过，在宁夏境内流程三百九十余公里。黄河给宁夏创造了大片肥田沃壤，并以其乳汁哺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天下黄河富宁夏。”位于宁夏北部的石嘴山市境亦在受益范围。
  黄河自南而北，从陶乐县明东长城附近流入市境，经陶乐、平罗、惠农三县，到石嘴山区出境，流入内蒙古自治区，在石嘴山市境内流程一百四十六公里。黄河在市境内，与流经宁夏全境一样，既非河源地区之涓涓细流，亦非中下游地区之混浊，易淤易决，而是水量充沛，流势平缓，泥沙适量，因而不但洪灾极少，而且具灌溉之利。
  凭借黄河之利，石嘴山市境内的各族人民同宁夏各族人民一道，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塞北江南旧有名
  ——古老的引黄灌区的组成部分
  早在两千多年前，宁夏平原就已得到开发。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蒙恬率军北击匈奴，取河套地，在此戍边。
  汉武帝时期，中原数十万贫民、田卒迁戎宁夏平原，实行屯垦，“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内蒙古包头以西至甘肃兰州附近之间的黄河沿岸冲击平原），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把茫茫草原改造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古老的大概区之一。宁夏平原汉伯、汉延等干渠，其原始渠道即开挖于此时。两汉盛世，这里已是“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牛羊衔尾，群羊塞道”，一片繁荣景象。
  唐代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除汉代已修渠道外，又开挖新渠。今之唐徕渠最初渠道即始建于此时。宁夏平原有“塞北江南”之称。有此称誉，是因为北周大成一年（公元579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今宁夏北部地区）。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显然其时的所谓“塞北江南”，仅指人口来源及风俗礼仪。随着唐代大规模的开发，灌区大面积扩大，稻麦面积增多，粮草充盈，士马强盛，民食完富，使宁夏平原水乡景色与塞上风光辉映。此时“塞北江南”之称，不仅只限于人文风俗，且兼具自然景观。唐诗云：“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诚写实之笔，非夸张之辞。
  西夏时期，党项族凭借灌溉之利得以富强。元昊在此开国称帝，其地虽小，其势却强，与宋、辽、金鼎足而立，相持达二百余年，创造了灿烂的西夏文化。
  元代大力修复历经战乱荒废的旧渠。任用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水利，改建了唐徕、汉延、秦家等十二条干渠及六十八条支渠。郭守敬建滚水坝以减弱水势，筑堰以提高水位，挖深原有渠道，修建渠首进水闸，从而保证了渠道水量充足，在最短时间内以最省的人工，完成了修复引黄灌区水利的庞大工程，使整个灌溉体系得以正常运行。这套闸堰直到明代中叶仍在发挥作用，工程效益长达三百余年，为宁夏水利史上光辉的一页。在大力修复水利设施的同时，元代还从各地调遣军队至宁夏，设立卫所，实行屯垦。
  明代继续在宁夏屯垦。明嘉靖末年，宁夏灌区有地3600顷，比元代增加了两倍多，使宁夏以产粮、牧马为中心的边塞经济空前繁荣。
  石嘴山市境作为宁夏平原的一部分，在历代的开发中，自然有不同程度的开发。
  汉代在今陶乐县南的灵州设有河奇苑、号非苑，用以养马。此乃市境内最早出现的官设的养马场。其时还在今平罗暖泉一带设置了廉县。廉县之设当然与农牧业的开发不无关系。
  唐代设在今平罗姚伏附近的定远城已有大量屯田。开元年间，定州屯田达40屯，军屯每屯为50顷，40屯计2000顷。该地因流水浇田，故有田州俗称。明人胡琏《过田州城》诗云：“流水长年起稻稉”，即是写流水浇田之利。
  西夏时期，李元昊开挖的昊王渠在今平罗、惠农、大武口均有遗迹。显然，当年这一水利工程已延伸到市境。李元昊之父李德明为控制在定州一带驻牧的党项部落，在今惠农庙台乡建省嵬城，亦可说明当时这一带畜牧业之盛。
  然而，石嘴山市境位于宁夏北端，处于引黄灌区末梢。其地理位置决定其为战略要地，且时常成为少数民族游牧之地。因而，农业的开发滞后于宁夏引黄灌区中心地带，间有屯田垦荒，其规模也不大，仍以畜牧为主。一直到明永乐初年（公元1405年）筑平虏（今平罗）城后，始有较稳定的农业开发。明《万历朔方新志》载：“国初……平虏所额田五百八十三顷零二十六分二厘”，合58326.22亩。其时，耕地仅限于唐徕灌区和贺兰山东麓局部地段。今惠农、平罗、陶乐东部沿河一带仍是一片旷野。明朝后期，因为社会动荡，军屯经济遭到破坏，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平虏所现田四万零九顷七十五亩三分八厘”，合40975.38亩，较明初减少了近2万亩。
  市境内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及大规模的农业开发是在清代。市境真正被列入宁夏引黄灌区是在惠农渠、昌润渠建成之后。
  川辉原润千村聚
  ——清代市境内的大规模水利建设
  今惠农、平罗沿黄河一带，清代称为查汉托护地方。该地因汉、唐二渠灌溉不及，旷为牧野。雍正三年，雍正皇帝之舅父隆科多来贺兰山下考察。他发现查汉托护地方“宽阔一百里，旷野而平，其土肥沃，种籽俱皆发生，其地高暖，易于行水”，“若修河造渠坝及放水闸，两岸可耕种万顷地亩。”隆科多将考察所得，写成奏折，绘制地图，上奏朝廷，建议修渠造闸，招民垦荒，经营查汉托护地方。隆科多的奏折经议政王大臣议复，交付大理寺卿通智，由通智来宁“照图验看，核议具奏”。通智来宁后实地踏勘，认为查汉托护地方确可经营。隆科多之考察乃至通智的踏勘，实为修建昌润渠、惠农渠之发端，亦为市境内大规模农业开发之前奏。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廷委派通智主持惠农渠、昌润渠工程。通智督率民工开渠，历经艰辛，经过三年，于雍正七年（公元1728年）建成了两渠。据清道光年间成书的《平罗纪略·水利》载：“平罗县属惠农渠交界自同义桥起，至尾闸堡归入黄河止，长一百四十五里，浇灌新户四千二百顷”，昌润渠“自口至稍永屏堡归入黄河，长一百八十里”。两渠的建成为招民垦荒，变牧野为农田，提供了条件，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惠农渠、昌润渠的修建，也加速了石嘴山一带城镇的形成。在开挖两渠的工程中，需要石料、煤炭、铁等，通智皆在石嘴山就地取材。通智撰写的《石嘴山土神祠记》称：“方大功未举，计用石铁、煤炭为数甚多，远用恒艰，爱于石嘴相度采取。托皇上天福，山川献瑞，应手而得。取石十万余丈，铁五十余万斤，煤炭不下十万车，闸座、城堡，不劳而成。且向之荒滩，今成沃野，耕凿遍野。铁石、煤炭取之不尽”。记中还说石嘴山“更出干泥，烧造瓷器，以资民用”。显然，这次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还带动了石嘴山采石、采煤、冶铁、烧瓷等业。采矿业、冶铁业、制瓷业的出现，使能工巧匠云集，并使部分农民脱离农业，从而出现城镇人口。
  惠农渠、昌润渠建成后，通智奏请清廷批准，在今平罗姚伏附近设置新渠县，在今平罗宝丰设置宝丰县，并将康熙三十六年开始设在平罗柔远的蒙汉贸易市口“移于石嘴子”。新渠、宝丰二县设置不久，县城即在乾隆三年大地震中震毁，县治裁汰，两县之地复并入平罗。但石嘴山市口的蒙汉贸易，自雍正七年始，一直延续，每月初一、初十、二十日交易。市口之设使石嘴山成为蒙汉贸易之中心，也为该地日后成为水旱码头准备了条件。
  惠农渠、昌润渠建成后，使唐徕渠以东及北部大片荒地得以开发。清道光年间，平罗耕地面积“该实征地十千六百二十五顷零五十三亩二分”，合762553.2亩，比明万历年间增加17.61倍，乾隆年间，平罗人口由明朝的2000余户增至15.8万人，成为“宁夏巨县”。于今，在平罗农村地名中仍有“老户”、“新户”之类，所谓“老户”是原唐徕渠灌区的农户，亦即惠农渠、昌润渠建成前已有农户，“新户”则是两渠建成后招来的农户。大量的招民垦荒，使先前“旷为牧野”之地，呈现“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缘禾青一望同”的繁荣景象，今平罗、惠农的许多乡镇村落即出现于此时。清代道光年间任平罗县知事的徐保字的《通润桥散布》一诗，生动地描写了今黄渠桥一带的自然风光，可视为当时村镇之写照。其诗云：“公暇揽幽胜，渠水跨土梁。水田飞白鸟，野庙矗青杨。小市人声散，空街夜色凉。萧然尘外意，一曲在沧浪”。
  通智其人对于石嘴山市境的水利建设，农业开发功不可没。在文化方面也不无贡献。他撰写的《惠农渠碑记》、《昌润渠碑记》、《石嘴山土神祠记》，皆有存史、资治、教化作用，为研究石嘴山地区历史的翔实史料。惠农渠、昌润渠竣工后，通智写了《昌润渠工竣恭纪七律》一诗：“黄河别派六羊通，石闸巍然跨彩虹。激起众流增浪力，引开曲水灌田功。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缘禾青一望同。从此遐荒欢鼓腹，群歌大有慰宸衷”。此诗实乃昌润渠工程及工程效益的写实之作。参与工程的其他官员及宁夏地方官员纷纷唱和，其中除歌颂皇恩之陈辞外，亦不乏写景状物之清辞丽句。法海的七绝即其中之一。其诗云：“长堤一带柳毵毵，通字题桥闸有三。见说田园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有关水利工程的唱和，无异于一次诗会，所创作的诗歌数量甚多，不但是石嘴山地区最早的文学作品，而且对此后的文学创作不无影响。
  至于市境内陶乐县的垦荒耕种，亦与黄河相关。清乾隆五十年，黄河改道。河西之地变为河东，两岸为地界争执，清政府在河东设蒙汉界碑，即五碑子，亦称五堆子。界内属平罗县，河西农民陆续至河东垦荒，河东垦植区渐成。
  叶叶风帆塞上行
  ——历史悠久的黄河水运河段
  黄河之利，还表现在水运。宁夏黄河水运历史悠久。市境内的黄河是宁夏乃至黄河上游水运的河段之一，同样历史悠久。
  据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禹贡》载：当时黄河水运已“浮于积石，止于龙门西河”。可见早在二三千年以前，黄河上游自青海积石山以下就已通航。
  黄河大规模水运始于北魏。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书，命令薄骨律镇（今吴忠市西南）镇将刁雍，将河西（今宁夏黄河以西地区）屯谷五十万石运往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北），以备军需。并且指定由统万（今陕西靖边附近）、安定（今甘肃镇原西南）、高平（今固原）及薄骨律镇调牛车五千辆为运输工具。然而，刁雍经过计算认为如此运粮耗时费力不如水运。这个账是这样算的：从河西的进青铜峡、永宁一带，到沃野，计程八百里，牛车每辆一年可运两趟，每年每车载粮二十石，五千辆牛车一年运二十万石，五十万石粮需三年才能运完。三年内上万劳力上万头牛调去运粮，必“大废生民耕垦之业”。因此刁雍上表恳求将陆运改为水运。魏太武帝诏准。当年冬，刁雍指挥工匠赶造木船二百艘，每艘可载粮一千石（合26吨多）。次年三月至九月，即将五十万石粮全部运完。三年之事，两季而成。魏太武帝不但大加表扬，而且令刁雍将水运之法“永以为式”。
  自北魏开创黄河大规模水运以来，历代兴盛不衰。
  唐代的朔方军镇设在灵州，其所需军粮多由北都（今太原）购买，然后溯河而上，以船运送。唐高宗李渊为防御突厥，曾下令在灵州置舟师（即水军），派大将于筠召江南船工来此，“大发卒治战舰”。唐代的朔方军还设有六城水运使，专门管理宁夏、内蒙古的水运。设在今平罗姚伏的定远城即为六城之一。
  元代的大水利家郭守敬在修复水利的同时，建议宁夏黄河通漕运。元世祖忽必烈采纳其建议，下令建立了由应理州（今中卫）到内蒙古托克托的水驿，沿途设驿站十个，驿船六十八艘。
  清代，黄河水运也很发达。1688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派左都御史于成龙在宁夏调运军粮，并征集船只一百零三艘。康熙及其随从由陆路来宁，返程时走水路，其船队船只达百余艘，其中还有“楼船”。康熙此行由横城上船，顺河而下，途径市境的姚伏、流穆河、哨马营、石嘴子，均曾停船过夜。
  清代，宁夏至包头段的河道上，不但有木帆船千余只，而且有大量皮筏。甘肃、青海、陕北、阿拉善的皮毛及土特产多经宁夏水运输出，返航时则载回各种日用手工艺品。道光年间，“磴口春帆”成了“平罗八景”之一。其时磴口属平罗县辖地，石嘴山（现惠农区）至磴口的河道，在春日开河之后，千帆竞发，蔚为壮观。
  近代，石嘴山渐成黄河岸边的水旱码头。1880年前后，英、德商人陆续在石嘴山设洋行，号称“八大洋行”，最盛时有十家之多，亦称“十大洋行”。这些洋行在甘、宁、青均设有分行，专门收购皮毛，以木船皮筏运至石嘴山。在石嘴山梳理打包后再装船运往包头转口。民国初年，石嘴山仅输出羊毛一项即年达3000万斤，外商在此雇用的运皮毛木船即达千余只。其水运之盛，可想而知。
  石嘴山段的黄河河道上，还曾试航过机动船。清光绪年间，比利时人罗比尔吉拟成立轮船公司，开辟南门托克托河口镇至兰州航线。他打造了钢制小型轮船“巨龙号”，在宣统三年秋从托克托河口镇逆水而上，经宁夏抵达甘肃靖远。此为黄河河道行驶轮船之始。1918年，甘肃商人陈润生、蔡质夫成立甘绥轮船公司，购买“巨龙号”营运，自托克托河口镇至横城行驶两次，终因该船客位少，入不敷出，被迫停办。甘肃省长张广建与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也曾合伙创办轮船公司。他们请上海技术人员制造长15米、宽3米、吃水0.7米的轮船，名为“探源号”，于1919年夏，从包头南海子逆水而上试航。历时五天半抵达石嘴山，又顺水而下，历时两天半抵包头。上水时速10公里，下水时速达25公里。后因战乱，有关计划废弃。合伙上的几次机动船航运皆有始无终，草草收场。通行于河上的还有木船、皮筏皮筏有牛皮筏、羊皮筏，制作简易，成本甚低，使用方便，实为西北人民的一大创造。明诗云：“不用轻舟与短棹，混脱飞渡只须臾”。混脱即皮筏，可见皮筏之轻便快捷。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水运亦曾兴盛一时。包兰铁路通车前，石嘴山煤矿建设所需设备，因汽车无法装载，本船吨位太小，亦曾用皮筏运送。古老的皮筏为石嘴山的现代化建设是立过功的。
  六十年代后，合伙上游青铜峡等处筑坝，包兰铁路也已通车，合伙水运停运，合伙行船成为历史。但在各处渡口，仍有船只摆渡。渡口的木船，也渐次变为渡轮。而随着合伙大桥的建成，古老的石嘴山渡口也已另迁新址。
  黄河的灌溉之利，水运之功，促进了市境经济发展。大规模招民垦荒，水旱码头的形成使各地移民迁居于此。于是在这里农业文化、游牧文化、中原文化、边塞文化，各个民族的文化、各个地域的文化，汇聚碰撞交融，从而使市境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特色。古老而深远的黄河文化，特色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独一无二的西夏文化，丰富多彩的移民文化，沉郁粗犷的边塞文化，共聚于这片土地，成为丰富的人文资源。
  凌云健笔有遗篇
  ——名人著作中的石嘴山
  石嘴山位于交通要冲，成为水旱码头后，更是宁夏至包头必经之要道。民国以来，大批革命志士、军政要员、社会闻人、文人学者往来途径于此，涉足市境。有的还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市境的山河风貌、政治经济、风土人情，有过翔实的记述，生动描写。其中最著名的有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冯玉祥的《我的生活》、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
  《西北远征记》是革命烈士宣侠父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宣侠父在1925年至1929年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925年他随西北军刘郁芬部，从张家口长途行军至兰州。《西北远征记》记述的是此次行军的经历。书中有他途径石嘴山、惠农、平罗的见闻。他在石嘴山看到的市场上“只有哈德门香烟是比较近代的商品”；他在惠农下营子耳闻了乡民“只知有前朝武举人周绅士，而不知有官府”的奇闻；他在平罗县城目睹了“县太爷的前朝威仪”。其时，经过辛亥革命清朝皇帝早已垮台十多年，而平罗县官员仍使用前清仪仗；“忽然一辆精美的骡车驰过，前呼后拥着十多个壮勇。这些壮勇，一色都是清朝打扮，他们穿着大袖的黑色短卦，短卦的前后，缀着红布剪成的‘亲兵’二字”。作者文笔伟神，为我们留下了当年的生动剪影。
  《我的生活》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自传。冯玉祥1926年“五原誓师”后，率部入甘援陕时，曾途经石嘴山地区。他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记述了途经石嘴山时的有关情况，描述了在石嘴山富商郑海峰家受到热情招待，以及郑氏经营致富的情况，并对郑氏经营煤矿、盐池、碱湖等开发地资源之举多有褒扬。书中还记述了他途经平罗时，发现县衙内有年轻女眷，询问得知乃是县长新纳之妾。因此生疑，查出该县长确有劣迹，将其撤职之事。
  《中国的西北角》是著名记者范长江的通讯集。1935年7月，时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从四川成都出发，开始他著名的西北旅行。他此行撰写的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此后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书中第五篇是“贺兰山的西边”，皆是关于宁夏的通讯。该篇中的“平罗南北”、“石嘴山外”则是写平罗、石嘴山的篇章。他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感详加记述，多有生动的描写、精辟的议论、科学的分析、真挚的抒情，堪称通讯之佳作，并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名人关于石嘴山的著作与文章，不仅是了解昔日石嘴山的珍贵资料，而且给石嘴山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是市境人文资源的组成部分。多年来，笔者致力于发掘当地人文资源，写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散见于宁夏及石嘴山报刊，其中有57篇被《宁夏地方文献目录》收为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