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内容
江山处处留胜迹
早在五代时（公元907年—960年），党项族就已进入今石嘴山市境。宋神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李继迁攻占定州（今平罗姚伏），市境即为李氏占据。此后，从李元昊称帝直至西夏灭亡，市境均为西夏定州地。是故，虽历经风雨沧桑，市境内仍有不少西夏遗存。
省嵬城遗址
省嵬城是李继迁之子，李元昊之父李德明所建。当时定州有富儿、曲家、竾浪、小阿富儿“四蕃部”，皆为党项部落，在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建省嵬城。
省嵬城遗址在今惠农县庙台乡省嵬村。遗址东墙长593米，南墙长587米，呈正方形，城东、南两面开门，西、北两面无门。该城为市境内惟一的西夏建国前城堡遗存，已定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嘉靖宁夏新志》载，省嵬城“在省嵬山下”，是“河东废城”。当地相传省嵬山即今陶乐红崖子。现遗址不在河东而在河西，据考证是黄河改道所致。“废城”即废弃不用之城，意谓不再作为军事据点或行政所使用，并非无人居住。省嵬城成为“废城”的时间很可能是在西夏灭亡后，但可以肯定地说，至迟在明嘉靖年间已是“废城”，但其城犹在，只是官方弃置不用而已。
省嵬城建于西夏开国前，建城的目的是“以驭诸蕃”，也就是在城中驻军以控制定州一带的党项部落。西夏建国后，该城既非统治中心，亦非战略要塞，其地位及作用只能日趋减弱，绝非某些资料所渲染的那般重要，实际上仍未超出“以驭诸蕃”之功能。西夏大庆四年（公元1143年）哆讹起义时，定州的富儿、竾浪等蕃部为骨干力量，攻城略地，其势猛烈。其中省嵬城当是义军攻占的主要目标。
省嵬城成为“废城”后，毁于明崇祯年间的地震。《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史料汇编》中有一条引自《新渠宝丰志》的地震史料。原文是：“明崇祯时，相传红崖旧城地震时，先有老翁把七龄孙子，遨游街上，其孙忽色戚惊啼，称骇恐甚，促翁急出东门外，有半里许，忽天摇地动，一时人号犬吠，老翁回头看时，满地丘墟，人民无一活者。”红崖旧城即指省嵬城，因当地人称省嵬山为红崖子之故也。
明崇祯年间（公元1628年—1644年）至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通智建宝丰城，最短73年，最长也只99年。在建宝丰城时，当地老人当然对省嵬城的震毁仍记得清楚，所以当地才会有“摇倒省嵬城，打起宝丰城”之说。时隔久远，此说则无从谈起矣。这点亦可说明省嵬城震毁时间距建宝丰城不会太久。
省嵬城何以名“省嵬”呢？“省”，探望、问候之意也。“嵬”，李氏之党项族姓嵬名之略称也。这座“以驭诸蕃”的城名为省嵬，意为令诸蕃来探视问候嵬名氏也。换言之，就是要当地的各党项部落都听其号令，归其管束。
西夏离宫遗址
西夏离宫遗址在平罗县贺兰山大水沟沟口，是贺兰山规模最大的离宫遗址。
离宫早已灰飞烟灭，仅存建筑遗迹。在沟口两岸，有依山势用石块垒砌的建筑台地数十处，南北逶迤十余里。其中，北岸有建筑台地三组，南岸有十余处。台地多呈长方形，台面大小不一，每层台前均以石块垒成直壁，两侧或正中有石砌台阶。遗址上至今仍可见西夏时的残砖碎瓦。该遗址面积之大，分布之广，足可令人想见当年离宫的宏伟壮观。
史载，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公元1047年），元昊“大役丁夫数万，于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间。”该处离宫当是此时所建。还有专家依据史料记载及大水沟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推测该地可能是西夏军事重镇克夷门之所在。
昊王渠遗迹
昊王渠，据传为李元昊所开，亦称元昊渠、李王渠。这条渠遗迹在平罗、大武口、惠农均可见。
昊王渠位于黄河以西贺兰山洪积扇地带，南始于青铜峡峡口，北止于惠农红果子沟南入河处，中间经永宁、银川、贺兰、平罗等地，全长150公里。据专家考证，这条渠实际上是在汉代高渠、北魏艾山渠的基础上疏浚治理，延长扩大而成。这条渠废弃后，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宁夏巡抚王珣曾又重修，并更名为靖虏渠，但终因“石坚不可凿，沙深不可浚，财耗力困，竟不能成”，仍为废渠。
石刻塔
石刻塔有两处，一处在涝坝口，计有两座。另一处在大枣沟，原有五座，现存四座。
这些石刻塔均刻于山中石壁上，皆为喇嘛式塔，有白灰抹壁痕迹。根据塔的形制及白灰抹壁，专家判断为西夏时所刻。后于涝坝口石刻塔下出土的西夏祭器证实了专家的判断。
这些石刻塔是迄今宁夏所仅见者，他处尚未发现。
此外，大武口沟尚有李王殿遗迹。沿山一带还有当地人称为昊王坟的西夏墓葬若干。在大风沟、小王泉沟榆树台，还曾先后发现西夏窖藏钱币。据专家考证，这些钱币窖藏是西夏灭亡时，夏民为躲避蒙古军的杀戮，向贺兰山腹地逃亡时临时掩埋。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声威赫赫的西夏国在市境内留下了一些供后人凭吊的遗迹。然而“千古兴亡只如此，不必登临感慨多”！
城镇形成细道来
石嘴山市现有大武口、惠农两个城市区。大武口区是1958年以后才出现城镇的。惠农区城镇的起源，则可追溯至清代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
惠农区城区其地名石嘴山，俗称石嘴子，曾是石嘴山市市政府所在地。本文所说的石嘴山指该地。明清之时，这里是宁夏极北的旷野之地。从清代雍正七年开始得以逐步发展，形成城镇。
首先，惠、昌二渠建成，农业发展，民户日增。清代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廷委派侍郎通智开挖惠农渠和昌润渠。通智督率民夫，经过三年的努力，在雍正七年，建成了惠农渠和昌润渠。两渠建成后，扩大了灌溉面积，使原来的荒地成为耕地。据《平罗纪略·水利》载：“平罗县属惠农渠交界自通义桥起，至尾闸堡归入黄河止，长一百四十五里。浇灌新户田四千二百顷。”“昌润渠旧制名曰复兴昌润渠，自口至梢永屏堡归入黄河，长一百八十里。”在两渠溉区内，招民垦种，农户日增。石嘴子附近有了农户、农田，这无疑为石嘴山出现城镇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
其次，“移市口于石嘴”，石嘴山形成了蒙汉贸易中心，出现了商业。据《平罗纪略·市集》载：“平罗贸易始于康熙三十六年。”蒙汉交易的市口设在“柳陌河之边墙西暗门”，名为柔远市口。惠农渠、昌润渠建成之后，通智奏请清廷批准，在今平罗姚伏、宝丰两地分别增设了新渠县和宝丰县，并于雍正七年“移市口于石嘴”，将原柔远市口迁至石嘴山。石嘴山市口“每逢初一、初十、二十日交易，有税。”开市交易之日，河东山后的蒙民纷纷赴市。市口之设，使石嘴山成为蒙汉交易的口岸，逐步形成了蒙汉贸易中心。这种民族贸易的发展，使石嘴山的商业日益繁荣，从而为石嘴山形成城镇提供了又一个重要条件。
再次，开发矿产资源，出现了采矿、冶矿、陶瓷诸业。石嘴山矿产资源丰富。早在明末清初，就开始了煤炭开采。雍正四年至雍正七年，通智修建惠农、昌润二渠，增设新渠、宝丰二县，乃至雍正八年，他会同史在甲重修唐徕渠时，都曾在石嘴山采石、采煤、采铁矿石。《平罗纪略·艺文志》载有通智所作《石嘴山土神祠记》一文。文中称，当时曾在石嘴山“取石十万余丈、铁五十万余斤、煤炭不下十万车。”可见当时石嘴山不但有采煤业，而且已有了铁矿开采和冶铁业。文中还说：石嘴山“更出干泥，烧造瓷窖，以资民用”。显然，当时石嘴山已有陶瓷业，开始生产瓷器。上述各行业的出现，使得各类工匠聚集石嘴山，从而对石嘴山城镇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最后，依山伴水的地理位置，使石嘴山成为宁夏与内蒙水陆交通要冲。石嘴山依山傍水，地势险要，古代为兵家必争之地。但在和平年代，此地则可作为通商大道。清代石嘴子有黄河水道，船只可达磴口。所谓“叶叶风帆塞上行，黄河渡口认归程。分明春水江南思，天际咿呀一橹声”，便是黄河石嘴山至磴口水运情景的写照。石嘴山扼水陆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自然使它成为货物集散之地，往来客商的必经之处。加之黄河有船渡河水运，又聚集了大量船工。所有这些也是石嘴山城镇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惠、昌二渠建成，农业发展；开设市口，进行蒙汉贸易；开采矿产资源，出现采矿、冶炼、陶瓷诸业；扼水陆交通要道，成为货物集散之地等等因素，使石嘴山渐成城镇。现在的石嘴山市是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一座新兴的城市。
千古奇闻天雨肉
“天雨肉”的奇闻出自廉县。廉县是今石嘴山市境历史上第一个县级行政建制。廉县城故址在今平罗县下庙暖泉。
廉县城建于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前后。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大将军霍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两千余里，大败匈奴。此后移民宁夏，开荒种地，发展农业，于是在今平罗下庙暖泉筑城，设置廉县。廉县在当时既是管理屯田移民的行政中心，也是贺兰山东麓的边防要塞。在西汉时为北地郡所辖19县之一。在东汉时为北地郡所辖六城之一。王莽时曾一度更名为西河亭，因为它位于黄河西。
东汉末年，羌族起义，朝廷对北地失去控制，廉县废弃。它在历史上存在了三百余年。在廉县故地的暖泉，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石器、陶器、石磨盘，以及房址，认定其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还发现了大量汉墓，并出土了一批汉代陶器。这说明这一地区不仅是汉代廉县城之所在，而且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人居住。
廉县在史书中还给人留下了“廉人善射”和“天雨肉”的故事。关于“廉人善射”早已为人熟知。其大略是：汉灵帝光和年间（公元178年至公元184年），鲜卑王檀石槐死。其子和连代立。和连攻略北地时，被廉县一位善于射箭的人射杀。关于“天雨肉”则发生在“廉人善射”故事之前。说是汉桓帝建和三年（公元149年）七月庚申，北地廉县空中降肉如雨，肉似羊肋，大者如手。这并非出自野史、笔记之类，而是见诸于《后汉书》，发生时间记述的很具体，肉之形状也描述得很详细。显然，这是件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空中降肉如雨”，在当时自然无从解释。因而，人皆以为奇。但现在的人们大多会认为，可能是大风将廉县周边某处的碎肉卷起而降落于该地。这说法似有其理，但终归难以解释得详尽。两千多年前的事了，权当奇闻故事吧。
史上两唱空城记
在宁夏历史上曾有过两次“空城”事件。所谓“空城”，简而言之，就是“无人区”。这两次事件，一次发生在西夏灭亡之时；一次发生在明代初年。
发生在西夏灭亡之时的“空城”事件，是战争过程中的杀戮造成的。成吉思汗曾六次攻打西夏，于夏乾定四年（公元1227年）灭西夏。当时蒙古军队围困中兴府（今银川）长达半年，西夏末主李睍走投无路，决定献城投降。此时，避暑于六盘山的成吉思汗病重。他留下遗嘱：死后秘不发丧，待夏主献城投降时，将其与中兴府军民全部杀掉。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蒙古军队对西夏军民进行了残酷的杀戮。《嘉靖宁夏新志》载：“蒙古铁木真灭夏。尽克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元太祖灭夏，府遂空”。百人之中仅一二人幸免，于是宁夏竟成了一个无人区。其实这场杀戮并不限于中兴府城内；实际上是波及很广的。1979年、1980年先后在今市境内的大风沟、小王泉沟出土过西夏钱币窖藏、窖壁皆无加固痕迹，钱币亦无盛装容器，显系西夏灭亡时，西夏居民为避蒙古军杀戮向贺兰山腹地逃亡时途中匆忙所藏。
发生在明初的“空城”事件，是军事防御的需要。当时，明王朝为了应对元朝残余兵力的反扑，主动撤出宁夏境内的全部军民，造成了一个真空防御地带。《嘉靖宁夏新志》载：“国初立宁夏府，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废，徙其民于陕西。”“后诒徙其民于长安，遂空。”显然，这次“空城”事件发生在洪武五年即公元1372年，由朱元璋下令将宁夏军民迁移至陕西而造成的。如果说西夏灭亡时那次“空城”事件中还有幸免者留存，那么明代的“空城”事件则应当是有组织的、不留一人的“空城”。这次“空城”直至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立宁夏卫，“徙五方之人实之”，始告结束，历时五年。
两次“空城”事件，给宁夏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损失。“空城”事件之后，当时的政府都要从各地调集军民来屯田，形成了大规模的移民。这便形成了宁夏人口来源于各地的状况。西夏灭亡后，元世祖曾派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来宁修复水利设施，安抚回归故土的逃亡者，并将蒙古军、新府军（改编的南宋军队）调往宁夏屯田。明代“空城”之后，更是“徙五方之人实之。”宁夏自秦汉之际，便曾多次移民。这两次“空城”事件之后，移民规模更大，可以说宁夏的人口来源自古便是“五湖四海”。
本文中所说的宁夏按照当时的行政设置，所包含的地域为今宁夏北部地区，不包括南部山区。今石嘴山市境亦在其中。如果从明初那次“空城”以后“徙五方之人实之”算起，今宁夏北部世居之家时间最长者也不过六百余年。
山石张开确如口
石嘴山之市名源于地名，地名又源于山名，山名源于山石之形状。《大明一统志》载：石嘴山“在卫城（今银川市）东北二百里，山石突出如嘴”。明清的宁夏方志亦有如是记载。显然，石嘴山之所以名为石嘴山，是因为“山石突出如嘴”。
在石嘴山工作多年，始终未见过“山石突出如嘴”之状。直至1987年6月随市志办的同志察看古迹时，始寻到“山石突出如嘴”之处。
那地方位于石嘴山当地人俗称石喇叭之处的黄河岸边，亦即石嘴山城区至河滨区的中途，紧靠公路边，面向黄河。若从路上观之，几于平地，但面河的一方，巨石突出，伸向河面，从石之两侧观之，确如张开之大口。“山石突出如嘴”，此之谓也。
当年石嘴山山石突出如嘴”之处，或许并非此处这一小段，而是沿河很长很长的一段。大约是自然与人事诸多原因，使之逐步缩小，留存下来的仅此而已。然而，有此一处，当可使后来者形象地明白市名的来历。
涝坝口里石刻塔
石嘴山市在文物普查时，发现两处共七座石刻塔。其中，涝坝口两座，大枣沟五座。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炎炎夏日，一行十余人乘一辆中巴，从大武口沟口的石城子开始，至正谊关口的老关疙瘩，看遍沿山一带古迹，涝坝口石刻塔亦在其中。
石刻塔者，山崖石壁上雕刻的塔也。涝坝口石刻塔在沟口北岸的崖壁上，并排两座，皆为喇嘛式塔，由塔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呈三角形。两塔造型相同，西边的石刻塔三层须弥座上，为覆斗形塔身，腹中见开方龛，龛高30厘米。宝珠塔顶上置一小三角体塔刹，塔体通高2米、底宽1.2米。东边的石刻塔为五层须弥座，塔体通高1.8米，底宽0.95米。两塔表面均有白灰残痕，说明塔体曾以白灰抹壁。有关人士据塔之造型及西夏盛行佛教并风行喇嘛教诸方面，判断该塔系西夏时期所刻。若干年后，《石嘴山日报》有报道云：有牧羊少年于石刻塔附近捡得铜碗，村民接踵而至争相挖掘，获铜碗、铜盘、铜豆若干。有关部门闻讯后全部追回。《宁夏日报》有报道称：这批铜器，经专家鉴定为西夏祭器，弥足珍贵。这批文物的发现，进一步证实，石刻塔乃西夏时刻制。
天空云卷云舒，山谷中寂静无声。石刻塔既是宗教活动之产物，当年这里必定有相应的宗教活动。然而，“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对于数百年前的情景，今人不可妄断。当我从山上往下走时，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石壁上，两座石刻塔清晰可见。岁月如流，物是人非矣。
史前遗存处处看
石嘴山市境发现的史前遗存有四处：暖泉遗址、明水湖遗址、简泉遗址、高仁镇遗址。
暖泉遗址在平罗县崇岗镇暖泉村。其地位于平罗县西南58公里的贺兰山洪积扇上。在这处遗址，发现了石器、陶器等文物，还发现了房址。房址为浅地穴式，略呈方形圆角，边长3米左右，朝东设有门道。房址中心设有煮饭、取暖、照明用的火膛。火膛旁有磨盘、磨棒等加工食物的器具。这说明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有人类定居，并已出现原始村落。
明水湖遗址在大武口明水湖。其地在平罗县西北9公里处，北临北长城。在这处遗址发现了石叶、石片、石核等，还发现了红陶、灰陶陶片、石珠等。这也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简泉遗址在大武口简泉村。其地在石大公路旁，贺兰山脚下。在这处遗址发现了刮削器、石核等石器。
高仁镇遗址在平罗县高仁镇，其地在黄河以东。在这处遗址发现了细石器、仰韶文化半坡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片，龙山文化陶片等。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在1987年来宁夏进行考古调查时，于6月22日到简泉遗址、高仁镇遗址考察。考察后，他在给市志办的复信中说：“高仁镇遗址范围较大，在流动的沙丘之下，暴露有文化层，是宁夏北部遗址中保存较好的一处。”他还说，简泉遗址“文化性质尚难作进一步判断”。“总的来说，宁夏北部的史前遗存，包括细石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细石器的早期可能是独立存在的，但它的晚期也可能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并存。这些遗存的相互关系尚有待深入工作。”
我市境内的上述史前遗存，说明距今四五千年之前，今石嘴山市境气候湿润，雨量充沛，草木茂盛，生态环境良好，很适合人类生存居住。当然也说明了早在四五千年前，这里不但已有人类活动，而且已有人类定居。今天，如果你站在这些史前遗址上遥想当年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狩猎、生活的情景，你一定会感到这片土地的久远、厚重，无尽的沧桑之感一定会油然于心头。你也一定会为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自豪。
千古兴废昊王渠
昊王渠又称李王渠，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在位时（公元1032年～1048年）所建。昊王渠遗迹是石嘴山市境内的西夏遗迹之一。20年前，在当时的大武口乡，尚能看到昊王渠的痕迹。不过，那时是在文物工作者的指点下才看出来的。眼下，大约已很难寻觅旧迹了。
昊王渠实际上是在汉代和北魏古渠的基础上开建的。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在贺兰山东麓建成了一条长达120里的大渠，因其处于贺兰山下的高处，因而名为高渠。汉王朝灭亡后，羌族等游牧部族占据今宁夏，高渠亦随之废弃。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薄骨律镇（其辖地约为今宁夏北部）镇将刁雍主持在搞渠的基础上重开水渠，名为艾山渠。艾山渠使用不久，又淤塞废弃。李元昊在位时，对废弃的艾山渠加以修复并扩大延长，使之成为一条宽20的多丈，长300余里的大渠。这条大渠起于今青铜峡，止于今石嘴山，与今西干渠平行，但在今西干渠之西。汉代的高渠，北魏的艾山渠，并未延伸至今石嘴山市境，唯有李元昊扩建的昊王渠进入了今石嘴山市境，并留有遗迹。
昊王渠使用时间并不太长，随着西夏的灭亡，又再度废弃。直到明代弘治年间（公元1500年左右），又大规模疏浚整修。当时主持整修工程的宁夏巡抚都御史王珣有诗曰：“滚滚河流势险哉，平分一派傍山来。经营本为防胡计，屯守兼因裕国哉。”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重修这条大渠，一是为了“防胡”，二是为了“屯守”。也就是说修渠的目的是想把水渠当做阻击游牧民族的防线，同时还想屯田，发展农业。于是，这条渠又名为靖虏渠。渠名也就有了军事意味。然而，这次修整，劳民伤财，徒劳无功。因为“石坚不可凿，沙深不可浚，财耗力困，竟不能成，仍为废渠。”
汉代高渠、北魏艾山渠、西夏昊王渠、明代靖虏渠，几次修复，几度废弃。“修”当然是农田灌溉之需，“废”则是地理条件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其一是该渠位于贺兰山前洪积倾斜平原沙砾部位，渠水渗漏严重。其二是渠道穿越20多条山洪沟，水渠易被山洪冲毁。其三是黄河河床不断下切，地面相对抬升，渠首引水困难。在此情况下，只有降低渠首和上游渠身，但最终为顽石流沙所困而告失败。
昊王渠的兴废展示了宁夏悠久的水利历史，显示了古代宁夏人民兴修水利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这足以令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引以为豪。
石嘴山采矿之始
石嘴山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采矿业始于何年？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述，见于《石嘴山土神祠记》。
清代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通智奉旨修建惠农渠、昌润渠。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惠农、昌润二渠建成，又分别在今平罗县姚伏、宝丰，曾设新渠、宝丰两县，并将原平罗柔远市口移至石嘴山。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通智在石嘴山修建了一座土神祠，并题写了《石嘴山土神祠记》。
《石嘴山土神祠记》全文是：“侍郎臣通智、大理寺卿臣史在甲奉命重兴是役。方大功未举，计用石、铁、煤炭，为数甚多。远用恒艰，爰于石嘴山相度采取。托皇上天福，山川献瑞，应手而得。取石十万余丈、铁五十万余斤、煤炭不下十万车。闸座城堡，不劳而成，且向之荒滩，今成沃壤，耕凿遍野；铁石、煤炭，取之不尽；更出干泥，烧造瓷窑，以资民用，万户欢呼。因上奏九重，钦奉硃批：‘此皆上天仁爱苍生之大德。朕以手加额焉。钦此’。臣等仰体国家崇德报功之典，于山之阳择地建祠。俾山土神祗有所凭依，人民商贾得抒诚敬。于是乎记。”
这篇记述修建石嘴山土神祠之缘起的记文，是颇有史料价值的。从文中可见，通智当年修建惠农、昌润二渠，建筑新渠、宝丰二县，乃至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会同史在甲维修唐徕渠时，曾就近取料，在石嘴山采石十万余丈、铁五十万余斤、煤炭不下十万车，用以修建闸座、城堡。据此可知，早在清雍正年间，石嘴山已有冶铁业。另外，记文中说，石嘴山“更出干泥，烧造瓷窑”。可见至迟在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石嘴山就已有了烧瓷业，开始生产瓷器。至于采煤业当然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之际。道光九年成书的《平罗纪略》记载平罗物产时说平罗出产煤炭、石炭、干炭、干泥，炼铁、烧瓷，为使“山土神祗有所凭依”，“人们商贾得抒崇敬”，所以才修建土神祠。惠农、昌润二渠建成，新渠、宝丰二县增设，“移市口于石嘴子”，于是石嘴山便有了商业活动。采石、开矿、炼铁、烧窑，于是石嘴山便有了冶炼业、采矿业、烧瓷业。上述各业的出现，再加之石嘴山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交通要道。所有这些便构成石嘴山形成城镇的要素。
蒙汉贸易有口岸
石嘴山俗称石嘴子，左依贺兰山，右临黄河，地处险要，为水陆交通要路。清代在这里开设市口，是宁夏与毗邻蒙古族聚居地区贸易的口岸之一。
清代，宁夏与毗邻的蒙古族聚居地区的贸易是有规定地点的。当时规定开设市口的有三个地方，即花马池、横城、石嘴子。这三个市口，每十天交易一次，每月开市三次。开市之日，蒙古人可以到市口交易。除此之外，清廷部郎衙门还发给阿拉善左旗腰牌三十面。每牌限十人以下凭牌出入赤木口、黄峡口、宿嵬口，到宁夏（银川）城，于宁夏居民交易。宁夏居民不经官方许可也不得私入蒙境。
石嘴子市口是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由平罗柔远市口迁址而来。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0年）在平罗城北“柳陌河之边墙西闇门”开设市口，名为柔远市口。其地距平罗城三十里。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通智建成惠农渠和昌润渠，增设新渠县（在今平罗姚福）和宝丰县（在今平罗宝丰）。与此同时，“移市口于石嘴子”。
清代对蒙汉贸易控制甚严。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为了禁止在蒙汉交易时“勒索抽用钱”而立于石嘴子大街上的两块石碑表明了蒙古人出售商品的种类。碑文说：“蒙古一、二月出卖皮张，三、四月卖绒毛，五六月羊，七八月马，九月茶马，毕岁以为常。……”蒙古人用皮、毛、羊、马进行交易，购回布匹、茶叶、日用杂货。
石嘴子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此地开设市口后，清代统治者防范甚严。按规定，石嘴子市口每月初一、初十、二十日开市交易。交易之日，平罗营参将、鄂尔多斯梅林、厄鲁特梅林亲临市口，共同监督贸易，维持市场秩序。当时在石嘴山市口建有监夷厅、东监夷厅、西监夷厅，分别为上述汉、蒙官员的办公之地。因为交易时有税，故而市口还没有税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大地震后，昌润渠倒塌，地成泽国，民户星散，新渠、宝丰二县随之裁汰。为了加强石嘴子的防务，又从平罗营拔出都司一员、千总一员、兵丁二百五十名，移驻石嘴子附近的大敌台（在今红果子）。大敌台千总带兵丁五十名驻防石嘴子。后因石嘴子“民蒙交涉事件繁多”，当地“人夫工匠络绎不绝”，统治者担心“不时逃亡奸宄易于混迹”、“偷木植粮石盐觔”，又于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在这里“设立文武，专司稽查弹压”，向石嘴子派驻主簿一员，把总一员，带兵丁五十名，负责管理蒙汉贸易事务，维持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
石嘴子市口自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始，至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止，前后历时一百八十五年之久。辛亥革命后，废止了清代的蒙汉贸易规定，但石嘴子仍然是蒙汉贸易的中心。
贺兰山口多关隘
贺兰山耸立于银川平原与阿拉善高原之间，南北绵延二百余公里，东西最短处十余公里，最长处五十公里。在古代，它是我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接地带。贺兰山有许多沟谷，这些沟谷是东西之间的通道。沟谷的进出口，称为沟口，战时为关隘，平时则为交通要道。
清人储大文在《贺兰山口记》中称：“贺兰山，宁夏西屏，袤五百里，山口约四十。”同时，该文还引《秦边记》之语说：“《秦边记》亦曰，口巨者三十有七，小者复一十有奇”I可见贺兰山东西之间分布的大大小小的沟谷山口之多。
在今石嘴山市境内的贺兰山山口自北向南，较大的有正谊关口、红果子沟口、大武口、韭菜口、归德口、大风口、汝箕口、大水口等等。这其中的正谊关口、大武口、汝箕口、大水口等较为有名，通过这些山口可到达贺兰山以西，历来是贺兰山东西的重要通道。
正谊关口：据说是明代镇远关的所在地，正谊关即由镇远关音转而来。“山水相交，最为要地”，历来为兵家所重。大武口，古称打硙口，亦称大登沟口，是银北最大的山口。《嘉靖宁夏新志》称：“贺兰山沿山诸口，虽通虏骑，尚有险可凭，北则唯打硙，南则唯赤木，旷衍无碍。”明代曾在这里筑墙设关防守。汝箕沟沟口也是可通山后的大山口，是一处重要的关隘。唐初，唐军大败突厥兵的崇岗镇即在该口附近，沟内则是著名的太西煤产地。大水口则是西夏离宫所在地。沟内流水量较大，可供大量人畜饮用。据说可能是西夏右厢朝顺军司克夷门的所在，曾大量驻军。
贺兰山山口历代称谓多有不同，古今名称不一。史书上的不少山口名称与今之山口名称难以对应。据有关专家考证，明代的所谓“柳门”即今之柳条沟口，这是宁夏境内，也是石嘴山市境内最北的一条大沟。正谊关口、红果子沟口，古称分别为黄草坡口、野马川口。韭菜口古称则是刺滩口，亦称挑柴口。归德口又称龟头口。
贺兰山在市境内的山口还有不少，只是较之上述山口小些而已。例如，王全口、大枣沟、小枣沟、涝埧沟、小风沟、小水沟等等。
“贺兰之山五百里，极目长空高插天”。“贺兰西望矗长空，天界华夷势更雄。”如今巍巍贺兰山早已不是华夷之界。其沟谷山口亦已失去关隘作用，但沟谷中的历史遗存、重要文物、自然风光，却有着重要的开发利用价值，它的矿产资源更是需要保护与合理开发的。
洋行兴衰几年间
清朝末年，英、德等国商人先后在石嘴山开设洋行。洋行最多时达到十家，规模较大的有八家，到洋行撤行时有六家，故有“十大洋行”、“八大洋行”、“六大洋行”之称。如英商仁记洋行、高林洋行、德商瑞记洋行等等。洋行以帝国主义列强为后盾，勾结官府，拉拢豪绅，以石嘴山为据点，垄断西北皮毛业四十余年。
约在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天津英商雇用一名叫“葛秃子”的经纪人来西北试探经商之路。葛秃子到石嘴山，看到当地居民用羊毛沤粪作肥料，顿生牟利之念，他先以每百斤二两银子的价格赊购羊毛四万斤，雇船顺黄河到包头，再转天津，以每百斤二十两银子的价格售出。见有利可图，次年葛秃子又回石嘴山。这次他带来资本以大商人的身份出现，租房雇工，开办了英商高林洋行。随后，英、德商人也接踵而至，先后开办了另外九家洋行。从此，百年前为一边塞小镇的石嘴山，由于黄河水运之利，成为帝国主义洋行掠夺西北皮毛的据点。他们看上了大西北这块“肥肉”，欲全部吞之而后快。于是又派出买办赴兰州、西宁等城市设立分行，在陕、甘、青产毛区设“外庄”。当时的宁夏（银川）、花马池、惠安堡、下马关、中卫、中宁、半个城，甘肃的靖远、五坊寺、大庙、平番、固原，陕西的三边等地都设有“外庄”，派出贩子，收购皮毛。这些外庄，组成了一个网络，几乎囊括了西北各地的皮毛。他们将收购的皮毛集中运到石嘴山，经过加工打包转运到天津。
洋行采取了多种手段，对广大农牧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掠夺。一是指空买空卖，进行欺骗，低价赊购，高价售出，牟取暴利；二是压价收购，实物交换，骗牧民将皮毛运到后，停止收购，造成有行五市，低价贱卖；或以面、布、糖、茶等实物与皮毛作不等价交换；三是乘春困羊瘦之时，和牧民订立合同，从数量、质量等方面压价进行收购。英商仁记洋行、新泰兴洋行为往天津转运皮毛，还在石嘴山设立了打包厂，就地加工，打包外运，曾雇工1500人之多，个人出卖廉价劳动力，受到残酷的剥削。
由于帝国主义洋行的疯狂掠夺，西北一些地区牧民破产，毛源枯竭。到1926年，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蓬勃兴起，这年12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冯玉祥宣布废除洋行一切特权。洋行无利可图，便停止经营。据不完全统计，四十多年内洋行约掠走羊皮四千多万张、羊毛八亿多斤，初步估算，折银约数百万两之多，确实是触目惊心的经济掠夺！
水旱码头旧有名
石嘴山此处水陆交通要冲，清末明初以来，曾成为著名的水旱码头。
这里曾是西北皮毛集散之地。自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起，英国和德国商人先后在石嘴山开办了十家洋行。这十家洋行是德商瑞记洋行、兴隆洋行、英商仁记洋行、新泰兴洋行、天长仁洋行、平和洋行、高林洋行、聚立洋行、隆茂洋行、明义洋行。其中英商高林洋行建行最早，前六家洋行资金为多。这十家大洋行收购西北皮毛，运至石嘴山整理打包，运往天津。他们每年收皮约一百万张、羊毛约三千万斤，有上万峰骆驼和上千只货船为其运输，其时，陆路驼铃阵阵，水陆风帆叶叶，真是驼队塞道，商船拥河。
这里曾是宁夏与京津通商的必经之所。1926年，洋行撤走。但是，石嘴山依然是宁夏与京津通商贸易的必经之所。宁夏乃至西北的土特产要经此地运往包头转运京津，京津的百货需经包头过石嘴山进入宁夏乃至西北。货物的运进运出，全靠四万多峰骆驼和几千只商船往返于包头与宁夏间，因而石嘴山作为水旱两路必经之地，依然是商贾塞途，车马络绎。
当年作为水旱码头的石嘴山小镇除去驼队商船往来外，镇上景象如何？著名记者范长江曾有精彩描述。他说：“因为这里是过道，所以此地主要的机关，是各种各样的税卡，此外占重要位置的是客店，再其次最多的是妓女。这些分子都不是自己生产的群众，他们全靠来往客商之惠顾来维持，所以最令石嘴山市民关心的事情，再没有比客商往来的消息了。午后三四时左右，只要驼铃的铜铃，或者大车的轮子，或者小小马队的铁蹄，发出声音，局卡利的收税员，旅店主人，穿红挂绿的妓女，都到各人的门外，预备欢迎他们各自的主顾。”
后来，随着黄河水运停运，铁路建成，道路运输的变化，石嘴山作为水旱码头风光不再。它的再度闻名于世，是因为盛产煤炭。站在今天回望昨日，石嘴山经历了由游牧之地而边防要塞再水旱码头又塞上煤城的变迁。此时正向山水园林化工城市迈进。
新渠宝丰两县考
新渠、宝丰两县之设，缘于惠农渠、昌润渠建成，农业开发之需。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七月，通智奉旨自河西塞至石嘴子筑堤200余里，开渠一道，建拦水闸8座。招民开垦，每户可授田百亩。这道渠后来定名为惠农渠。同时，增设一县，名为新渠县。在今平罗姚伏建新渠县县城一座。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十一月，通智又以查汉托户地方辽阔，开垦地可得两万余顷，只设新渠一县，“鞭长莫及”为由，奏请朝廷在省嵬营附近增设一县，招来民户4000余户，名为宝丰县。当年十二月，招百姓到新渠、宝丰县境垦耕，给以农具籽种银两，所垦土地，给为世业，三年后始征地赋。
新渠、宝丰两县之撤，是因为地震灾害。这场地震高达8级，称乾隆三年大地震，也称银川、平罗大地震。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戌时，突然地震。“宝丰、新渠并所属各营堡……裂开大窟，旋涌出大水，并河水泛滥进城，一片汪洋。”“县治沉没”。新渠县城建有两个城门，南门名“锡福”，北门名“纳秀”。地震中，南门陷下数尺，北门洞陷如月牙。县属商贾民房及仓库俱陷地中，粮食亦俱没于冰沙中，令人刨食，米粮热如汤泡，味若酸酒，不堪食用。四面各堡尽成土堆。宝丰县城也建有两个城门，南门为“广福”，北门为“贡宝”。地震后，城垣建筑倒塌，县城仓库米入地中。于是，钦差侍郎班第以新渠、宝丰皆成冰海，在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三月，请准裁汰新渠、宝丰二县，以二县地并入平罗。
新渠、宝丰裁汰后，又于两废县地设二堡。地震发生9年后的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十二月，新渠、宝丰二废县，又陆续得以复垦，有居民两千余户，人万余口。于是，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请朝廷批准在原县治设立新渠、宝丰二堡，各以坍废之鼓楼为界，楼南令回民居住，楼北令汉民居住。
两县因农业开发而建，因地震灾害而废。建县筑成也快，城毁废县也速，历时仅10年而已。此后所设二堡，宝丰犹存，为今之平罗宝丰镇，新渠则只知其故址在今平罗姚伏镇。
田州古塔有多古
田州塔坐落在平罗县姚伏镇东二里，俗称姚伏塔。塔建在高约四米的寺庙台阶上，塔高约三十八米，是一座平面呈六角形、七层楼阁式砖塔。塔门面南，门楣上方嵌有石刻匾额，题字白：“田州古塔”。门两侧有楹联一副。朕曰：“一柱撑天东带黄河明献瑞，孤标拔地西屏兰岳争秀辉。”这副楹联写出了田州塔东面黄河如带，西面贺兰山似屏，塔在山河之间拔地而起，犹如撑天之柱的雄壮气势。
此塔既称“田州古塔”，到底有多古呢？塔建于何朝何代呢？大约十五年前，我曾看到过寿佛寺僧人释融远撰写的一份资料。这个资料为手写原稿的复印件。内中称：“平罗县田州古塔、皇祗寺建于唐代宪宗元和五年。”唐元和五年即公元808年。距今已有1190年矣。
融远之说是否可信呢？参照塔名及当地行政设置情况，我以为是可信的。此塔既称“田州古塔”，当然与田州有关。据唐人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图志》载：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朔方军行军大总管郭元振，“以西域（即西受降城，故址在今内蒙古五原县附近）远阔，丰安（即丰安军，故址在今宁夏中宁县黄河北）势孤，中间千里无城，烽堆杳渺”，故置定远城，以加强西受降城与丰安军的战略联系。此后定远城又先后升为县、州。定远城故址即在今平罗姚伏。据唐人杜祐著《通典》载：“郭元振驻兵灵武西北二百里，有定州居于河外，流水浇地，俗称田州。”据此可知，定远城有田州之俗称，田州即定州，亦即定远城。既然早在唐玄宗先天二年，亦即开元四年前96年，此地已有定远城，且定远城有田州之俗称，塔名又得名于地名，那么融远之说当然言之成理矣。
定远城历经唐、北宋、西夏、元，前后存在约650余年，至明初废弃。明人胡琏《过田州城》一诗写了废弃后的田州城景象，其诗曰：“漠漠寒沙雨浥平，青山淡淡野云轻。孤城尽日鸣笳鼓，流水长年起稻粳。春暖灏风消冻路，夜深磷火照荒营。题诗欲吊英雄骨，把笔无言恨转生。”
田州塔应当是今石嘴山市境内最早出现的佛教建筑。现存的田州塔当然并非始建之原塔，而是历经维修后存留下的。今塔之南门匾额上落款有“清乾隆四十八年六月维兴和尚重修”字样，说明现存塔身是清代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重修之遗存，但从始建年代算起此塔已有千余年之久，可谓古矣。
回望要塞浑怀障
浑怀障是今石嘴山市境内最早出现的军事据点。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将蒙恬北逐匈奴，收河南地（今黄河河套西北地区），设44县，筑长城，设亭障，御匈奴，在今陶乐县境设浑怀障。
浑怀障随历代王朝的兴亡历经盛衰。秦王朝覆亡后，今石嘴山市境复为匈奴占据。西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复缮蒙恬所为塞，浑怀障亦在其中，并成为浑怀都尉治所。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北魏评定三齐后，迁历下（今山东济南）之民于浑怀障，设历城县。此后又先后更名为建安、广润、灵武等。广润之所以更名为灵武，是因为其时已至隋朝，随太子亦即后来的隋炀帝名广，为避其讳也。
浑怀障在历史上存在了八百余年。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灵武县治所迁移，浑怀障遂被废弃。八百余年间，浑怀障与一统天下的秦始皇、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荒淫无度的隋炀帝，以及蒙恬、卫青等一系列开疆拓土的名将，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联系。
浑怀障故址何在？在今陶乐县兵沟汉墓附近。兵沟汉墓群位于陶乐县西南，明长城以北，经水洞沟、哨墩子，兵沟全长三十余里，占地约两万亩。共有汉墓103座，是不同时期分葬的汉代官墓，浑怀障在汉代为浑怀都尉治所，其故址当然应在这汉代官墓附近。具体地说，应位于古墓群西，黄河古道东。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河道反复迁徙，城址早已荡然无存，剩下来的只有那群汉墓了。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倘若你站在兵沟汉墓群旁，穿过两千余年风云，回望浑怀障，一定会感到历史的苍茫，大地的厚重。古往今来，在这片土地上曾上演过多少历史的活剧！
廉人射杀鲜卑王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前后，汉王朝在今平罗县暖泉一带设置廉县。廉县是今石嘴山市境内最早出现的县级行政建制，其辖地包括今永宁县以北的银川、石嘴山地区，是管理屯田移民的行政中心。廉县在历史上存在了三百多年，它在西汉时是北地郡十二县之一，在王莽的新朝时期更名为西河亭，在东汉时复城廉县，为北地郡六城之一。《汉书·地理志》载：“廉，卑移山在西北。”说明廉县在贺兰山下，而贺兰山当时名为卑移山。
廉县在东汉末年废弃。其时中原大乱，汉王朝对边远地区已失去控制，宁夏地区亦为鲜卑人占据。历经二千余年后，廉县所留下的除去史书上的一段记载外，还有一些汉墓。在历史记述中有一段故事，叫作廉人善射。
早在东汉桓帝时（公元前147年至公元167年），漠北鲜卑首领檀石槐曾建立一个草原部落军事大联盟。檀石槐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上古（今河北怀来东南）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光和中（公元178年至公元184年）鲜卑王檀石槐死，其子和连继承其位。在檀石槐死去的前四年，即东汉熹平三年（公元174年），鲜卑已进入北地（今宁夏北部）。和连继任首领后，于光和四年（公元前188年）进攻廉县。但他出师不利，被廉人善弩者射中而死。鲜卑人亦越贺兰山而逃。
上述便是廉人善射故事的大略。这故事说明石嘴山地区自古便有尚武之风，其居民以勇武敢斗著称。是故在漫长的历史上当地鲜有文学人才。这当然是因为此地为边陲要地，战乱频仍等诸多历史、地理原因想形成的。
乞伏鲜卑游牧过
时间由现在上溯1730余年，鲜卑乞伏部等四个部族，从河套北迁至贺兰山北段居住。这些部族原来居住在漠北，后来南出大阴山，居住于河套北。此番又从河套北迁至贺兰山北段。带领他们迁移的是部落联盟首领佑邻。其时正直晋泰始初年（公元265年）。
“贺兰之山五百里，极目长空高插天”。山中阴凉湿润，草丰水美，是很好的牧场。佑邻带领的部族，在山中游牧，繁衍生息，人众渐盛。后来他们又再度迁移，去了高平川。他们在贺兰山北段游牧过多少岁月，已无从得知。但从此贺兰山北段有了乞伏山之称。
佑邻率部迁居贺兰山北段后的百余年，乞伏国仁创建了西秦。西秦是十六国时期由鲜卑族在西北建立的政权之一。这个政权存在了46年。史称建立西秦的鲜卑为乞伏鲜卑。佑邻是乞伏国仁的五世祖。
《元和郡县图志》载：贺兰山东北“其抵河处亦名乞伏山”。这段山的位置大体在今石嘴山市境内。乞伏鲜卑在这里游牧，历经千余年后，已没有可供追寻的遗迹。当然散布在山中的岩画中，或许有他们的作品，但也早已融入了历史画廊的长卷，哪些画出自他们之手也已无从认定。时光流逝，山河永在。他们在山河间留下的只是一个地名，就连这个地名也早化作历史，仅见于史籍。
据说佑邻率领其部族迁至贺兰山北段时，其部族有五千户，待到他再迁高平川时部众已达五万户。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在贺兰山林草之丰。否则五千户之众何以生存？又怎能发展到五万户？养育了人们的贺兰山，在漫长的历史上付出了很多很多，于今早已不是当年景象。再早绿水青山，使山川秀美的重任便落在了今人肩上。
贺兰山下阵如云
石嘴山市境内的各级行政建制的地名中，最古老的地名当属崇岗。崇岗现为平罗县辖的一个乡。然而，崇岗之名远在唐初就已经出现，距今近1400年矣。
崇岗位于贺兰山下，地当汝箕沟沟口，唐初贺兰山沿线是唐王朝抵御突厥的重要防线，贺兰山下是唐军与突厥搏杀的战场。崇岗是这条防线的组成部分，也是这片战场的主战场之一。当时，唐王朝曾在这里设置崇岗镇。古代在边要形胜之地设置的军事据点称镇。镇的大小级别历代各有不同。唐初的镇是最低的军事机构，镇将只掌管军事防务，其级别大致与县令相当。据《资治通鉴》载：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九月，“洪州大总管宇文歆邀突厥于崇岗镇，大破之，斩首千余级”。邀者，阻击也。上述那段并不难懂的记载，说得通俗明白些便是：唐武德五年九月，洪州大总管宇文歆在崇岗镇阻击突厥，杀死突厥一千余人，突厥大败而逃。洪州地在今江西南昌一带，距贺兰山远矣。任洪州大总管的宇文歆远赴塞上与突厥作战，当是军事需要，奉召而来，从《资治通鉴》的记载可知，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唐王朝曾在崇岗一带设置过军事据点，并驻有军队。当时崇岗一带曾有过激烈的战斗。在那以刀矛弓箭为武器的年代，一场战斗竟至杀敌千余人，那战争的规模也就不小，激烈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同时，据此也可以断定，崇岗作为地名至迟在唐武德五年就已出现。
在漫长的历史上，曾有过无数次的战争，但能载入史籍的为数不多。崇岗之战对于唐王朝战胜突厥，安定西北，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不但载入了《资治通鉴》，而且被当代史学家视为历史大事写入了《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当然史家的记述总是简洁的。要想形象地感知当时的战况，不妨读读诗人们的作品。唐代大诗人王维在《老将行》中有句云：“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橶交驰日久闻。节使三河募少年，诏书五道出将军。”贺兰山下战阵如云，杀气冲天，告急文书日夜不断送往京都。军事长官在河东河西河内各地征集青少年入伍从军，皇帝频频发出诏书催促将军率兵出战。这应当是对贺兰山下战事的宏观描写。唐代诗人卢汝弼的《边庭冬怨》则对唐王朝将士的战斗精神作了具体描写。“朔风吹雪透刀瘢，饮马长城窟更寒。夜半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朔风飞雪，寒气刺骨，夜半闻警，人人奋起，唐军之斗志可见矣。
石嘴山市境在古代为边防要地。城障堡镇之设与军事密切相关，多因军事需要而设，亦因军事功能丧失而弃。崇岗镇在历史上存在过多长时间不得而知。于今在当年的古战场上是欣欣向荣的崇岗乡。
戈甲气销山色在
贺兰山大水沟沟口有西夏离宫遗址，知之久矣，无缘登临。直至去岁秋日，市政协组织视察文物保护情况，有幸应邀参加，始得涉足其地。
然而，此行仅是匆匆一过，登临一隅而已。据有关考察资料介绍，这里是贺兰山规模最大的西夏离宫遗址，沟口两岸有依山势用石块垒砌的建筑台地数十处，南北逶迤十余里。沟口北岸有三组建筑台地，沟口南岸有十余处。台地多呈长方形，台面大小不一，最大者长百余米，宽八十米，最小者长二十米，宽十余米。每层台前均以石块砌成直壁，两侧或正中有石砌台阶，以便登临，并有沿山曲径相通。此外，在沟口南北山麓坡地上，还有以双行石块砌成的房基数十处，因其上并无建筑材料遗存，专家们认为应是一座以“土屋”为主的大型兵营。据此可知这个建筑群面积之广，规模之大。画栋雕梁，舞榭歌台，总被雨打风吹去。随着西夏王朝的覆亡，这个庞大的建筑群，在历史的风雨中消失殆尽。于今只留得些许残痕。我在遗址上捡得几片绿色琉璃瓦碎块，遥想此地当年之壮观，沧桑之感油然心头。“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戈甲气销山色在，绮罗人去辇痕留”。随着西夏王朝的覆灭，岂止是“绮罗人去”，就连辇痕也早已无痕，千古存留的是巍巍贺兰山峰。关于大水沟西夏离宫遗址，有专家推测，此地很可能是西夏右厢朝顺军司的驻地克夷门之所在。首先，大水沟是贺兰山中段水资源最丰富的一条山沟，有充足的水量可供驻军饮用；其次大水沟形势险要，口门紧窄，两山壁立，实为兵要之地。再次大水沟形势与《西夏书事》记述的克夷门相符。《西夏书事》说：“克夷门为中兴府外卫，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大水沟情景正是如此。最后就是现存遗址有大片估计是大型兵营的“土屋”遗存。专家之推测不无道理，倘使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么大水沟遗址便是西夏王朝京城西北大门的军事要地克夷门故址。当年这里是经历过惨烈的战争的。成吉思汗在第三次攻打西夏时，派兵出黑水城（今额济纳旗南），由兀刺海攻入河西，再攻克夷门。其时克夷门驻军七万之众，夏主安全又增兵五万支援，共计十二万兵力，坚守克夷门两个多月，忠告失败。蒙古军队攻占克夷门后，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并引水灌城，迫使夏主安全纳女求和。从西夏投入兵力之众可见战争规模之大；从克夷门终告失守，可见成吉思汗的铁骑之猛，战争之惨烈不言而喻矣。“此次屡见血殷红，登临似见鬼影瞳，且喜战争不再逢”。于今此处青山寂静，一片安详。
大水沟西夏离宫遗址作为古遗址自有其价值，不但需要保护，而且应当开发利用。市政协组织的视察有此一行，其目的大约也在于此。
贺兰山下河西地
元代地方行政为省、路、府、州、县制。今宁夏南部属陕西行中书省。今宁夏北部则属甘肃行中书省宁夏路。宁夏路黄河以西地区称河西。今石嘴山市市境亦在河西地区。当时，宁夏河西地区民俗风情如何？元代诗人马祖常的《河西歌效长吉林》一诗对此有生动的描写，堪称为元代宁夏河西地区的风情画。这首诗全诗如下：
贺兰山下河西地，
女郎十八梳高髻。
茜根染衣光如霞，
却召瞿昙作夫婿。
紫驼载锦凉州西，
换得黄金铸马蹄。
沙羊冰脂蜜脾白，
箇中饮酒声渐渐。
这首有关河西的诗是模仿中唐诗人李贺的诗体写的，所以题为《河西歌效长吉林》。诗并不难懂，若将其中不太常见的词语略加解释，就更好懂了。诗中的“茜根”，即茜草的根，可作红色染料。“瞿县”，是佛教祖师释迦牟尼的俗姓，用以代指佛教徒。“凉州”，系唐代行政设置，故址在今甘肃武陵一带。“凉州西”指西域，即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区。“箇中”意为座中，指座中之人。全诗大意是，在贺兰山下，黄河以西的地方，女郎十八岁时梳起高高的发髻，穿着用茜草根染成的鲜艳如霞的红色衣裳，她们喜欢召佛教徒为夫婿。这里的商人用骆驼载着丝绸锦缎去西域经商，获利甚丰成为巨富，拥有大量马蹄金。酒楼中的沙羊肥肉如冰一样鲜亮，像蜂蜜一样白。人们吃着羊肉，喝着美酒，口中发出嘶嘶响声。在短短的八句诗中，涉及了少女的发型、服饰、婚嫁，以及对佛教的崇尚；夸张地描写了经商西域的商人的富有及生活的奢华；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羊肉之肥美，食肉饮酒之惬意。历经600余年的沧桑，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风俗已不复存在，但是，食肉饮酒的场景至今仍不难得见，甚至许多人自己就是“箇中人”。
马祖常，字伯庸，近居延海雍古部人，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一举及第，官至翰林文字，后升监察御史。未任之前，他曾游历名山大川，“问俗西夏国，驿过流沙地”，是曾涉足过宁夏的。其诗中所写，当为亲历所见。也正因为是其亲见，所以写得生动传神，有声有色，如一幅动人的风情画，使人读其诗如见其景。
旌阁战绩话前朝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发生在宁夏的哱拜兵变，是件震惊全国的大事。
哱拜是归顺明王朝的鞑靼贵族。他因英勇善战，在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由宁夏标兵参将被提升为宁夏副总兵，这年他已60岁。然而，宁夏巡抚党馨对哱拜心存偏见，处处刁难。作战时不给哱拜所部提供军马，寒冬腊月不发冬衣，还扣发军饷。于是，哱拜心生怨恨。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二十八日晨，在哱拜的支持下，军锋刘东旸领兵攻入师府，杀死党馨等人，焚烧公署，释放囚犯，并迅速占领宁夏黄河以西各地。获悉消息后，明王朝调集甘肃、延绥、榆林、辽东、山西等地数万军队前往宁夏镇压，并且调来浙江军队和苗兵增援。明军多次攻打宁夏城（今银川）未果，最后，利用宁夏城低洼，城周围多渠的地形，筑堤引水灌城，于九月十六日破城。兵变历时半年余，终告失败。哱拜于城破之日自焚而死。其部属被杀者达2000余人。明代卓越的戏剧家汤显祖听到哱拜兵变的消息后，写了《夏州记》一诗，诗中表达了对战乱中边地人民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其诗云：
夏州叛军如五堡，迫挟藩王磔开府。
贺兰山前高射天，花马池南暗穿虏。
前年通渭血成壕，天上太白愁烽高。
不信秦人阮翁仲，铸金终得镇临洮。
平虏参将萧如薰因在哱拜兵变中守城有功获得升迁与表彰。哱拜兵变后，以刘东旸为总兵，以哱朝恩（系哱拜之子）、许朝为左、右参将，连续攻占河西四十七堡，唯独平虏城（今平罗）未能攻破。其时，镇守平虏城的是参将萧如薰。哱拜令其左参将土文秀于三月率兵攻平虏城，萧如薰率部守城，双方激战数十日，城池未破。五月，右参将哱云率部联合河套蒙古部族著力兔（亦作卓力克图）所率骑兵500名，再攻平虏。哱拜选精兵300名，亲自指挥策应。萧如薰留部分兵士守城，将部分兵士埋伏于南关，自率少数军士出城迎敌。两军交战时，萧如薰佯败撤退，哱云率军追至南关，被伏兵包围，哱云部大乱，伏兵放箭，哱云被射死。萧如薰乘胜追击，俘获甚众。著力兔组织反扑，正遇明军麻贵部前来增援，麻贵为明代边关良将，英勇善战，著力兔与其遭遇后受到重创，只得向北撤退。至此被包围两个多月的平虏宣告解围。萧如薰以此功升任宁夏副总兵，后又任宁夏总兵官。明崇祯初年，萧如薰病逝，崇祯帝为其题“抗逆孤忠”匾额，建牌坊于平虏城。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任平罗县知事的徐保字在其所作《新堡怀古》之四中追怀这段历史故事，赞颂了萧如薰的战绩。其诗曰：
健儿草窃讵雄骁，抗贼南关将姓萧。
簪珥犒军妻自烈，金缯啖虏敌空骄。
何愁北套巢难捣，早见东旸胆已消。
犹幸表忠坊尚在，旌阁战绩话前朝。
我市作家李万成所著小说《长河落日》即取材于哱拜兵变中萧如薰困守平罗这段历史史实创作的。
康熙曾从此地过
康熙皇帝曾亲临宁夏，并到过石嘴山地区。他的宁夏之行，还留下了一些民间传说故事。
康熙是为平息葛尔丹叛乱来宁的。公元1688年，居住在新疆的准格尔部族葛尔丹勾结沙俄，制造分裂，先后攻占新疆、内蒙古大片土地，清王朝为平息叛乱，连年用兵。先后在康熙二十九年和三十五年两次大败叛军。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二月，康熙来到宁夏，调兵遣将，进行最后决战，彻底平息了叛乱，维护了统一。
康熙来宁夏行经的路线是：从北京出发，经河北、山西到陕西神木，再经榆林、定边入宁夏，过花马池、兴武营，在横城渡黄河，进银川。他到达银川是当年三月二十七日，离开银川是当年闫三月十五日，在银川城驻留十八天。他在横城渡河时，曾赋诗曰：“历尽边山再渡河，沙平岸阔水无波，汤汤南去劳疏筑，唯此分渠利赖多。”诗中赞叹了宁夏得天独厚的水利条件。
康熙涉足宁夏地区是他从宁夏返京归途之中。闫三月十五日，他离开银川，乘船北行，途径尧甫（今姚伏）、流穆河西岸、峡河西岸、哨马营（今惠农下营子乡）、石嘴子西南等处，在上述地点各住一夜，在今市境内行程五天。他进入内蒙古地区后，得到葛尔丹兵败自杀的报告后即返回北京。康熙沿黄河北上途经今市境时，随驾船只多达百余只，其中有楼船三只，官员及侍卫用船九十六只，载马大船两只，可谓浩浩荡荡矣。
康熙在宁夏调兵遣将，部署军事行动时，曾大量征集驼、马、船只，运送军粮、物资。当时奉旨调集船只，运送军粮的是后来被称为“一代廉吏”的于成龙。于成龙当时曾调集每船可装三十石的百余只大船运米。此次军事行动之大，由此可见。
俗语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河河道是经常变迁的。当年康熙乘船北行时，所经河道是西河。西河是当时黄河主河道以西的一个支流。这条河在清雍正初，成为惠农渠的退水沟。再后来逐渐干涸，于今只留下了些西河之类的地名。然而，康熙的宁夏之行却载于史籍，传布民间。
康熙初年，居住在新疆伊犁河流域的蒙古准噶尔部上层贵族，以噶尔丹为首领，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发动了分裂祖国统一的武装叛乱。为平定叛乱，康熙曾两次率军亲征。康熙来宁夏就是为组织第二次征噶尔丹而来。
公元1697年，康熙经过长途跋涉，于农历3月27日到达宁夏。农历闰3月15日，由横城乘船离开宁夏，前往内蒙古白塔（今内蒙古包头市附近）。4月15日，康熙在行军途中获悉叛军首领噶尔丹在昭莫多失败服毒自杀后，即下令班师，于5月返回北京。这次军事行动共征集运粮船只105艘。康熙一行离宁时，又征用船只101艘，其中还有楼船3艘。当时由宁夏至白塔附近，可谓百舸争流。康熙在宁夏城（今银川市）逗留十八天。离开宁夏城赴白塔途中，曾经过今石嘴山市境的尧甫（今平罗县姚伏镇）、哨马营（故址在今惠农区红果子镇）、石嘴子（今惠农区城区），并停船住宿。
康熙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位比较开明的皇帝。在宁夏期间颇能休察民情，关注民生。当康熙到达花马池（今盐池县）时，宁夏总兵王化行知道康熙喜欢狩猎，曾计划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围猎。康熙说：“噶尔丹未灭，马匹关系紧要，宁夏兵来花马池，往来须七八日，马必疲乏，夫猎细事耳，以擒获噶尔丹为急，今罢猎而休养马匹，以猎噶尔丹。”阻止了狩猎。康熙在宁夏城期间，曾召集川陕总督吴赫、西安副都统阿兰台议事。康熙说：“往昔未尝临边，不获目睹边地之苦，今巡行至此，视沿边地方，土瘠民贫，但兵丁甚精锐。”“然兵虽良，如不善扶绥而因苦之，则兵虽良无用也。”他还斥责了当时将领冒领军饷，苛扣军饷之风。康熙离开宁夏时，宁夏绅士垦留，康熙以“来宁夏经理军务，驻跸十有余日”，“边地跷瘠，民生艰苦”，“朕扈从人众，恐多留一日即滋百姓一日之扰”而不允。绅士们又恳请制文颁赐，康熙也以“百姓运碑雇匠，转致烦苦”为不允。正因为康熙能体恤百姓，所以受到宁夏百姓的好评，从而在宁夏有许多关于康熙的传说故事。
康熙在巡行宁夏时，时时留心考察边地情况。他曾说“朕巡宁夏时，于黄河舟行二十余日，观其水势，毫无定所，今旧河故道俱被浸溢”，“筑堤防之，逼其水，性易致冲决，甚无益也。”他严厉批评了隐瞒灾情不报的行为，他说：“天下至大，兆民至众，惟恐穷乡僻壤，百姓疾苦不能上达”，“备荒之法，全赖督抚得人，傥以讳灾为事，一遇歉薄，莫知所措，何以为民父母？”他在返京之后，还曾谈及宁夏灾年度荒的有关事宜。他说：“朕曾谈及宁夏，其地方有似蒙古，所种惟有青稞，遇岁不收，民即流散。”他指示前往宁夏赈灾的官员“教百姓牧羊牛羊”，“虽遇荒岁，食乳亦可度日”。他还说宁夏“地产肉苁蓉、天门，冬煮食之，味似山药。有一种沙米，亦可食。”从其所言，可见其观察之细。他在位时曾多次下旨赈济宁夏灾民，显示了他作为一代明君对民间疾苦的关注。
抗逆孤忠萧如薰
明万历20年（公元1592年），宁夏副总兵哱拜发动兵变，占据宁夏（今银川）城，叛军连续攻占河西47堡，惟平虏（今平罗）城参将萧如薰率领居民固守城池。哱拜兵变平息后，萧如薰升任宁夏副总兵，后又升任总兵官。他去世后，明崇祯皇帝朱由检曾亲书“抗逆孤忠”匾额，为其在平虏城建立牌坊。
萧如薰守城的大略经过是：哱拜兵变后，叛军头目吐文秀率军攻打平虏。萧如薰率众守城，与之激战数十日，保全了城池。此后，哱拜之义子哱云又联合河套蒙古部族著力兔，再次攻打平虏城。萧如薰在平虏城南关设伏，击败攻城之敌。哱云在战斗中中箭身亡，叛军溃退。著力兔亦被援军麻贵杀退，平虏城安然无恙。在固守平虏城的战斗中，萧如薰之妻亦全力相助，慰劳士卒，鼓舞斗志，一时传为佳话。
萧如薰，字季馨，延安卫（今延安市）人。他因守卫平罗之功升任宁夏总兵官，两年后去职。此后宦海浮沉，又于万历29年（公元1601年）和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两度出任宁夏总兵官。他二任宁夏总兵官，在职达九年之久，三任宁夏总兵官时间短暂，为时仅两个月。在他第二度出任宁夏总兵官时，曾再度到过平虏城，并写了《登南门楼》一诗。其诗云：“再过危难地，风尘二十年。闾阎曾不改，斥堠至今传。对雪岚光近，瞻云树影连。主恩何以报，登临意茫然。”时过二十年，战地重游，市井街巷依旧，哨所亭障仍存。贺兰山因积雪而显得很近，地旷天低白云与树影相连。登高远望，想到自己对朝廷的恩典尚未报答，心头一片茫然。诗中抒发了重过危难地的感慨，表达了对明王朝的忠心。
萧如薰虽为武官，但能诗能文，宁夏及平罗的旧方志中均收录有他的诗作数首。
秦边纪略镇远关
《秦边纪略》是一部清初记述西北舆地的重要著作。作者梁份，字质人，江西南丰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终生未仕，以邀游四海为志趣。他曾在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和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两次游历西北，有感于西北防务之重要，遂有《秦边纪略》之作，其中之核心是筹边方略。
《秦边纪略》书中所载，涉及今内蒙古南部、陕北、宁夏、甘肃大部、青海东北部及新疆南部，以卫（府）为纲，下系镇、城、边堡墩台、建置沿革、山川形势、道路驿站、官司戎伍、攻防得失，农畜物产，风俗人情，沿边蒙古部落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分布及活动情况。
梁份在他的西北之行中，亦曾亲历宁夏。他在书中对宁夏卫、宁夏边堡、宁夏近疆，均有记述。关于平罗城的山川形势、关塞隘口亦记述甚详。书中有图，绘出了山河、城堡、关隘的方位。其所绘之图，明确地标出了镇远关河黑山营的方位，足以解决关于镇远关、黑山营之争。
镇远关是宁夏镇城北端的重要关隘，明弘治以前是宁夏北部地区主要防线。据旧志载，关南五里有黑山营。今人关于镇远关的方位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正谊关口，持此说者将黑山营定位于正谊关口南约五里的麦如井；一说在旧北长城上原市四中附近，持此说者将黑山营定位于由此向南五里的清哨马营故址，即今惠农县下营子乡五渠村。前一种说法，流传久而广，主要依据是今正谊关是从镇远关音转而来，且镇远关口是通向内蒙古的重要孔道。后一种说法，是一些研究人员考察后提出的，主要依据是关应建在长城之上，今正谊关并无长城遗迹。《秦边纪略》所载之图，明确地将镇远关标在旧北长城上，且绘有关楼。黑山营亦标在镇远关以南，长城附近。
《秦边纪略》成书于康熙二十年，其时距明弘治年间相去未远，且该书所载系作者亲历考察之所得，应当是可信的。据此论断，镇远关的方位应以在旧北长城上原四中附近为是，同样黑山营的方位亦应以哨马营故址之说为准。
内地鲜见蒸汽机
1926年，芬兰商人维利俄斯看中了宁夏五宝之一的黄宝——甘草，于是以甘草为原料开办了甘草膏厂。他将厂址选在宁夏平罗通伏。厂址既定，他在上海定购蒸汽机，经京包铁路运至包头，再经黄河水运，运至平罗通伏。
蒸汽机在今天不足道，可在当时却很鲜见。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其名著《中国的西北角》中记述过，他在1935年到吴忠时，见过一家机器饭馆。而所谓的机器饭馆，不过只有一台压面机而已。由此推测，当时维利俄斯弄来的这台蒸汽机就更非同寻常了。这台蒸汽机竟然引出了宁夏历史上四个“第一”。首先，这是宁夏境内出现的第一台蒸汽机；其次，因为甘草膏厂用蒸汽机为动力切割甘草，于是这个厂便成了宁夏第一座机器工厂，此前，宁夏的工厂皆是手工作坊；再次，这个厂是洋人办的，于是该厂便成了宁夏第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最后，在此之前宁夏并无制药厂，仅有集行医、卖药、加工炮制于一体的中药店而已，于是这个厂便成了宁夏第一家西药制造厂。
维利俄斯的工厂因兵荒马乱、运输不便等诸多原因，于1928年倒闭。那台蒸汽机此后流落于贺兰洪广、银川八里桥等地的工厂，最终不知去向。然而，无论这台蒸汽机下落如何，一台机器竟引出宁夏历史上的四个第一，于今似乎不可思议，但历史如此！
黄河哺育石嘴山
石嘴山市现辖大武口、惠农两区和平罗县。贺兰山北段绵亘于市境西侧，黄河南北贯流于市境东南侧。上世纪60年代初，随着煤炭资源的开发，这里因煤立市。但是在贺兰山煤炭资源大规模开发前，影响这里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是黄河。
黄河在石嘴山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农业发展上。黄河为宁夏提供了农田水利灌溉之便，使银川平原享有发展农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石嘴山地区是银川平原上开发较迟的地区。清代以前，这里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险要的地形，成为军事重地。经济则是畜牧业、农业兼有。然而，因地处汉渠、唐渠末梢，水利灌溉不便，大片滩地尚未开垦，农业还没有较大发展。清初，采取疏浚渠道和移民屯垦的措施，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开发。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宁夏水利同知王全臣主持开凿了大清渠，并组织移民到查汉托护（平罗县黄河西岸的大片滩地）屯垦。雍正初年，川陕总督年羹尧视察宁夏河渠后，朝廷又先后派出户部侍郎单畴书、右布政使史在甲、兵部侍郎通智等人，到平罗经营查汉托护地方，主持修建水利工程。从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开工，至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竣工，历时三年，建成了惠农渠和昌润渠。大清渠长72里，惠农渠长262里，昌润渠长136里，这三大干渠的建成，解决了石嘴山地区的灌溉问题，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惠农渠、昌润渠建成后，朝廷“颁帑银十五万两，以为招徕户口恒产耕种之资”，从宁夏、宁朔、灵州、中卫、固原等地移民屯垦，开垦出“查汉托护地数百里”，“辟田万顷，安户万余家”。在新垦区内，建立屯堡40多个。为管理新垦区还增设了新渠县和宝丰县。乾隆三年十月月二十四日（1739年1月3日）大地震后，新渠、宝丰两县废除。然而，乾隆八年，朝廷又重修了被震毁的昌润渠，并“招徕三千五百余户，垦熟田凡三千一百六十七顷。”使这一地区在经历重大灾害后再度复兴。
清代雍正年间对今石嘴山地区的开发，为这一地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此，石嘴山地区经济开发全面转向了农业。清代雍正、乾隆年间，这一地区耕地面积迅速扩大，人口急剧增加。这一时期，平罗新开耕地4070顷，数量居宁夏府之首。新开耕地占全县耕地总数的62％。百余年间，平罗耕地翻了一番。与此同时，人口也数十倍增加。明代万历年间，平罗地区设平虏守御千户所，仅有1090户，2287人，清代乾隆年间，平罗地区已有16490户，158360人。户数增长14倍，人口增长68倍。兴修水利，引黄灌溉，使石嘴山地区农业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察汗弃壤通理疆，绣畦北尽省嵬旁”的兴旺景象。
在兴建农田水利工程的过程中，石嘴山地区的采矿、烧瓷诸业，也得到了发展。开凿惠农渠、昌润渠，修建新渠、宝丰县时，需用大量铁、石、煤炭。如从外地采运，费工费时，运输不便，价格亦高。通智等人即在石嘴山就地取材。据通智《石嘴山土神祠记》载，当时在石嘴山“采石十万余丈，铁五十余万斤，煤炭不下十万车”。这次为新建水利工程而进行的大规模采矿，无疑是石嘴山地区采煤和冶铁工业之始。《石嘴山土神祠记》中还说：石嘴山“铁石煤炭取之不尽；更出干泥，烧造瓷窑，以资民用。”据此可知，在清代雍正四年（1726年），石嘴山地区即已开始采煤、烧瓷。采煤、烧瓷诸业因引黄灌溉水利工程而兴，当然不能说与黄河无关。此后，随着石嘴山地区居民的增加，人们当然需要用煤用瓷，采煤、烧瓷业自然也是世代相传。
黄河与石嘴山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还体现在水运上。石嘴山地区的黄河水运历史悠久。北魏薄骨律镇将刁雍水上转运军粮；唐代朔方六城水运；元代的黄河水驿；清代的水上运粮线，皆包括石嘴山地区黄河河道在内。
黄河水运对石嘴山地区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是在清末明初之时。今石嘴山市的惠农区，是宁夏平原与内蒙古戈壁草原的天然分界，是甘肃、宁夏进入内蒙古的第一道关口。由此沿河北上河道畅通无阻，故而此地是黄河上游天然交通要冲。清光绪六年（1880年），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深入，外商纷纷在石嘴山地区开设洋行，收购转运羊毛。先后在这里设行的有十家，资本雄厚的有六家。他们利用黄河水运之便，通过水运将羊毛运至包头，再转天津出口。从而使石嘴山成为西北羊毛集散市场，空前兴盛的水旱码头。
黄河水运之便使石嘴山成为西北羊毛集散市场后，这里的水运空前繁荣。当时，石嘴山有民船200余只。其中小船100只左右，进行短途运输，主要运输粮、菜之类。大船100多只，承担运输羊毛业务，每船船工2～3人，逆水返船时还需雇用纤夫6～8人；载重量为10500公斤，可装羊毛150捆包。从石嘴山顺水而下至包头600公里，需用5天时间。可见当时石嘴山从事水运的船工至少也有300～400人左右。
石嘴山羊毛集散市场的繁荣，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造成的畸形发展。据统计，1912年全国诸港出口羊毛290.163担，其中天津港252.545担；1913年全国诸港出口羊毛280.055担，其中天津港221.513担；1914年全国诸港口出口羊毛309.478担，其中天津港246.897担；1915年全国诸港出口羊毛404.463担，其中天津港301.661担。天津港出口羊毛数量占全国出口量的80％左右，而天津港出口的羊毛基本上来自西北地区，是在石嘴山聚集的。这些羊毛从甘肃、青海、宁夏、阿拉善、额济纳、鄂尔多斯等产毛地，用牛车、马车、骆驼运至石嘴山，这无形中促进了陆上运输业。羊毛运至石嘴山后，还需洗涤、去沙、晾晒、打包，当然也就有了羊毛加工、打包业。陆上、水上运输，羊毛加工、打包，汇聚了众多的工人，使石嘴山这一偏僻小镇空前繁荣，旅馆、饭馆之类的服务业也随之兴盛起来。石嘴山因黄河水运之利，成为西北一个繁荣的水旱码头。
石嘴山作为西北羊毛集散市场，在1926年外商撤行之后而衰败。但黄河水运依然存在，直至包兰铁路通车才终止。
叶叶风帆塞上行
宁夏黄河水运历史悠久。我市境内的黄河是宁夏乃至黄河上游水运的河段之一，历史悠久。
黄河大规模水运始于北魏。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书，命令薄骨律镇（今吴忠市西南）镇将刁雍，将河西（今宁夏黄河以西地区）屯谷五十万石运往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北），以备军需。并且指定由统万（今陕西靖边附近）、安定（今甘肃镇原西南）、高平（今固原）及薄骨律镇调牛车五千辆为运输工具。然而，刁雍经过计算认为如此运粮耗时费力不如水运。这个账是这样算的：从河西的进青铜峡、永宁一带，到沃野，计程八百里，牛车每辆一年可运两趟，每年每车载粮二十石，五千辆牛车一年运二十万石，五十万石粮需三年才能运完。三年内上万劳力上万头牛调去运粮，必“大废生民耕垦之业”。因此刁雍上表恳求将陆运改为水运。魏太武帝诏准。当年冬，刁雍指挥工匠赶造木船二百艘，每艘可载粮一千石（合26吨多）。次年三月至九月，即将五十万石粮全部运完。三年之事，两季而成。魏太武帝不但大加表扬，而且令刁雍将水运之法“永以为式”。
唐代的朔方军镇设在灵州，其所需军粮多由北都（今太原）购买，然后溯河而上，以船运送。唐高宗李渊为防御突厥，曾下令在灵州置舟师（即水军），派大将于筠召江南船工来此，“大发卒治战舰”。唐代的朔方军还设有六城水运使，专门管理宁夏、内蒙古的水运。设在今平罗姚伏的定远城即为六城之一。
元代的大水利家郭守敬在修复水利的同时，建议宁夏黄河通漕运。元世祖忽必烈采纳其建议，下令建立了由应理州（今中卫）到内蒙古托克托的水驿，沿途设驿站十个，驿船六十八艘。
清代，黄河水运也很发达。1688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派左都御史于成龙在宁夏调运军粮，并征集船只一百零三艘。康熙及其随从由陆路来宁，返程时走水路，其船队船只达百余艘，其中还有“楼船”。康熙此行由横城上船，顺河而下，途径市境的姚伏、流穆河、哨马营、石嘴子，均曾停船过夜。
清代，宁夏至包头段的河道上，不但有木帆船千余只，而且有大量皮筏。甘肃、青海、陕北、阿拉善的皮毛及土特产多经宁夏水运输出，返航时则载回各种日用手工艺品。道光年间，“磴口春帆”成了“平罗八景”之一。其时磴口属平罗县辖地，石嘴山（现惠农区）至磴口的河道，在春日开河之后，千帆竞发，蔚为壮观。
近代，石嘴山渐成黄河岸边的水旱码头。1880年前后，英、德商人陆续在石嘴山设洋行，号称“八大洋行”，最盛时有十家之多，亦称“十大洋行”。这些洋行在甘、宁、青均设有分行，专门收购皮毛，以木船皮筏运至石嘴山。在石嘴山梳理打包后再装船运往包头转口。民国初年，石嘴山仅输出羊毛一项即年达3000万斤，外商在此雇用的运皮毛木船即达千余只。其水运之盛，可想而知。
石嘴山段的黄河河道上，还曾试航过机动船。清光绪年间，比利时人罗比尔吉拟成立轮船公司，开辟南门托克托河口镇至兰州航线。他打造了钢制小型轮船“巨龙号”，在宣统三年秋从托克托河口镇逆水而上，经宁夏抵达甘肃靖远。此为黄河河道行驶轮船之始。1918年，甘肃商人陈润生、蔡质夫成立甘绥轮船公司，购买“巨龙号”营运，自托克托河口镇至横城行驶两次，终因该船客位少，入不敷出，被迫停办。甘肃省长张广建与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也曾合伙创办轮船公司。他们请上海技术人员制造长15米、宽3米、吃水0.7米的轮船，名为“探源号”，于1919年夏，从包头南海子逆水而上试航。历时五天半抵达石嘴山，又顺水而下，历时两天半抵包头。上水时速10公里，下水时速达25公里。后因战乱，有关计划废弃。合伙上的几次机动船航运皆有始无终，草草收场。通行于河上的还有木船、皮筏。皮筏有牛皮筏、羊皮筏，制作简易，成本甚低，使用方便，实为西北人民的一大创造。
新中国成立后，合伙水运兴盛一时。包兰铁路通车前，石嘴山煤矿建设所需设备，因汽车无法装载，本船吨位太小，都曾用皮筏运送。
上世纪60年代后，合伙上游青铜峡等处筑坝，包兰铁路也已通车，合伙水运停运，合伙行船成为历史。但在各处渡口，仍有船只摆渡。渡口的木船，也渐次变为渡轮。而随着合伙大桥的建成，古老的石嘴山渡口也已另迁新址。
烽燧遍地古边塞
今石嘴山市境位于宁夏北端。尤其是石嘴山区负山面水，处于山水之交，为战略要地。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多在市境内设亭障，筑关隘，建城池，驻军卒。明代更是大役兵丁民夫，修筑长城。历代所建城障大都已不复存在，但明代长城遗迹犹存，有些段落尚较为完好。成为市境的一大景观。
山川设险何年废
市境内大都长城皆系明代所建。明以前的历代王朝虽未在此修筑长城，但先后建过一些关隘城障。这些关隘、城障的设置与废弃，大抵因军事需要而定。经过历史风云，岁月沧桑之后，当年的雄关铁塞大多已荡然无存。其中较著名者有：
浑怀障
浑怀障是石嘴山市境内最早的城障建筑，也是中原王朝在市境内设立的第一个军事要塞。其故址在今陶乐县西南的浑怀东岸。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将蒙恬北逐匈奴，收河南地（今浑怀河套西北部地区），设44县，筑长城及亭障以域匈奴。浑怀障即其时所设亭障之一。
浑怀障是“城河上为塞”建筑的军事据点，其具体形制未详。清代吕调阳的《汉书地理志祥释四卷》称：“浑怀障在河东长城外，库尔格河流潴为科尔格大湖，又南入边，仍屈而北出注河，象怀物园露也”。显然这一军事据点因建在河流之状“象怀物园露”处，故名“浑怀”。
史书称浑怀障为蒙恬所筑，意为其是蒙恬主持修筑的“城河上为塞”的军事据点之一，蒙恬其人则未必亲临其地，亲躬其事。
浑怀障在汉代为浑怀都尉治所。北周、隋、唐又先后为郡县所治。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因郡县迁治而废弃，曾存在八百余年。
老关疙瘩
所谓疙瘩是高大的土石堆。老关疙瘩位于石嘴山北正义关口外，在封扼沟口处，有南北对峙的人工堆砌的巨大的土石堆两座。北面的一座高约三米，周长九十米；南面的一座高约二米，周长五十米。周围散落着有大量汉代瓦片、陶片，显系汉代建筑遗址。从其所处位置来看，当是因军事防御需要而建的军事设施。
该建筑遗址既称老关疙瘩，足可以说明此处曾设关隘。同时相对于老关而言，应另有新关。此处关隘系新关设立后废弃的旧关。这一点对于研究明代镇远关的位置很有参考价值。
廉县城
廉县是石嘴山市境最早出现的县级行政建制。为汉代设置。因地处河西，王莽时称西河亭，其故址在今平罗暖泉附近。
关于廉县，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他是天雨肉。汉桓帝建和三年（公元149年）“七月庚申，廉县空中降肉如雨，肉似羊肋，大者如手，以为奇异”。二是廉人射杀鲜卑王。东汉灵帝光和年间（公元178年至188年）统治漠北的鲜卑王和连率部南下，入侵廉县，烧杀劫掠，被廉人用弓箭射死。前者可谓奇闻，后者则留下了廉人善射的美谈。
崇岗镇
崇岗镇是唐代设立的军事据点。故址在今平罗崇岗一带。该镇见诸史籍是因为唐军曾在此大胜突厥。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洪都大总管宇文歆在这里阻击突厥军队，杀敌千余人，大获全胜。此次大捷不但见于《资治通鉴》，而且载入了今人编写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有关该镇的其它记述再未见诸史籍）。
定远城
定远城建于唐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故址在今平罗姚伏附近。
《元和郡县志》载：郭元振“以西城远阔，丰安势孤，中间千里无城，烽堠杳渺，故置此城，募有健兵五千五百人以镇之。其后信安王玮更筑羊马城，幅员十四里”。显然筑城目的是为了加强西受降城与丰安城之间的战略关系。
定远城既为军事需要而设，其地当然必有军事行动。史载最大的一次战事是，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月，灵武节度使杜叔良在此大战吐蕃，打败吐蕃两万之众，杀死两千人，俘获吐蕃节度副使一名、判官长行三十九名，还有大批羊、马。
定远城在唐代为朔方六城之一，后曾升为州、县，历唐、宋、西夏、元，至明初废弃。明人胡琏《过田州城》诗，有句云：“夜深磷火照荒营”，可见该城明时仍存，不过废弃闲置耳。
省嵬城
省嵬城故址在今惠农县庙台乡省嵬村。是元昊之父李德明在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所建。为市境内惟一的西夏建国前所建古城。
李德明建城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当时游牧于定州附近的党项部落。该城遗址为正方形，边长600米，设东、南两处城门，墙体为黄土夯筑，现存残墙最高处1.5米。
据方志载省嵬城原在河东，因黄河改道现遗址已在河西。该城废弃后，毁于地震，故民间有“摇倒省嵬城，打起宝丰城”之说。
平虏城
平虏城即今平罗县城，其范围大体即今平罗城关镇。《弘治宁夏新志》载：“明朝永乐（公元1403年至1424年）初建，止有军马哨备。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奏拔前卫后千户所十百户军余居之。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因居人繁庶展筑新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总制、右都御史杨一清奏设守备，镇城迤北地方领之”。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置平虏守御千户所。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改称平虏所，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升为县。
平罗县为市境内现存建制县中历史最长的县。平罗县城亦为市境内最大的县城。在城市建设中，原有城墙城楼皆已拆除。
明代平虏城为北部重镇。平罗参将萧如薰、孙应举等均在此立战功，受褒奖，留下了一些故事。
明代以前，市境内的城障关隘当然不只上述这些。例如，有专家推测西夏克夷门故址即在今平罗贺兰山大水沟，有文章称西夏摊粮城在今平罗县西北等等。这里仅就较重要且足可认定者简述之。
烽烟散尽边墙在
市境内的长城皆系明长城，亦称“边墙”，是明王朝为防御蒙古部落侵扰而建的，为著名的万里长城的组成部分。主要有：
旧北长城俗称红果子长城。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公元1368年至1500年）修筑。这条长城西起贺兰山扁沟，东抵黄河西岸，全长十五公里。
《据九边考》载：“宁夏北，贺兰山、黄河之间，外有旧边墙一道。经济十年，总制王琼于内复筑边墙一道，官军遂弃外边不守，以致内地田地荒芜。”可见这道长城经济十年已经弃守。
据《经济宁夏新志》卷首图中所标位置，旧北长城正好是镇远关的关墙。镇远关，修筑于明代早期，地处贺兰山尽头，与黄河相接，“山水相交，最为要地”，是宁夏镇北部的险关要隘。关于镇远关的位置，现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正谊关沟口，一说在旧北长城小墩弯的长城上。因史志称“关南五里有黑山营”，故黑山营故址亦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正谊关沟口南的麦如井，一说在今惠农下营子乡，即清代哨马营故址。持后者说，依据是关应设在长城上，今正谊关沟口并无长城，关隘不可能孤悬于长城之外。实际上两说皆不无其理，证之以正谊关沟口老关疙瘩之名，可以说镇远关先设于正谊关沟口，北长城建成后又于长城之上另设新关。镇远关在弘治以前，“因极边地方，供饷不便，军多逃散，兵力寡弱，遂行废弃”关南五里之黑山营也化作空营。
旧北长城自扁沟至小墩弯遣迹尚存，有的地段保存尚好。笔者有《过旧北长城》一诗，诗云：“依山傍水旧边塞，铁马金戈古战场。至今故垒残垣上，犹有野花带血开”。扁沟门向下约1500米处，由于地震造成墙体上下错位1.5米，水平错位1.45米，成为一处珍贵遗迹，为中外地质、地震学界关注。
北长城
北长城又称边防北门关墙，俗称大武口长城。这段长城建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系兵郡尚书王琼勘察后奏请朝廷批准，由佥事齐之鸾督建的。
北长城西起贺兰山枣儿沟，东到黄河岸，长约五十里，“皆内筑墙，高厚各二丈；外浚堑，深广各一丈五尺有奇”。城墙上筑有两道关门，东关门名平虏，中关门名镇北，关门上“皆为堂若干楹，其下各增城三面，为二堡，周遭里百二十余步”。这两道关门称北门关。
北长城在今大武口村附近，明水湖农场东至铁路一带尚有遗迹。其它处则已变为农田、道路，不复存在。
长堤
长堤从旧北长城的终点越黄河，自内蒙古巴音陶亥始，南行过都兔思河，进陶乐县境，沿黄河东岸南下，到横城大边（即东长城）。因其修筑简单，是一道非正式的长城故称长堤。
长堤工程简易，且建在黄河边，为河水泛损，所留遗迹甚少。
西长城
西长城自甘肃靖远芦沟界进入宁夏中卫县，逾河东，北上贺兰山，长约四至五百里。这道长城建于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以前，古称边防西关门墙。
西长城沿贺兰山东麓北上，至扁沟与旧北长城相接。因贺兰山北端山势险峻，可以利用，所以这道长城许多段是利用山势并不筑墙，仅在山东麓的各个山口和人马可逾之处修筑短墙。一般而言，各口之内修筑墙堑一至四道，且就地取材，多为土筑，个别墙段亦用石砌。
西长城在市境内最重要的关隘是打硙口（今大武口）。打硙是阿拉善高原通往宁夏平原的交通要道，在明代北部边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嘉靖宁夏新志》载：贺兰山“沿山诸口虽通虏骑，尚有险可凭，北则打硙，南则赤木，旷衍无碍，旧有三关自正德五年以来，渐至颓圮。套虏由东而西，则取捷经于此口以出，由西而东，则取捷经于此口以入……”。可见明正德以前在打硙口沿沟谷通道筑有三道关，嘉靖年间已颓废。嘉靖十年又曾修过一道新墙，以御北来之敌，但仍无济于事。嘉靖十九年，都御史杨守礼等人曾亲临打硙口，勘察沿山边备，并修复关墙。打硙口三关之头道关在今平汝铁路一号桥处，二道关在二号桥处，三道关在清水沟与大武口沟交汇处紧靠田刺窝窝片头的山根。前两道关墙今已不存，唯三道关墙遗址尚存。
西长城遗迹除市境沿山诸口外，在市境内现存六段。韭菜沟段145米，郑关沟红石梁段30米，红石梁下段105米，郑关沟段15米，北岔沟段100米，石大公路108道班至贺兰山红石顶段1公里。
西长城沿线的一些山口内，留存着一些石刻题记。其中大水口三方、汝箕口五方、干沟一方。这些题记多为巡将士及修建或守卫长城的下级军官、士卒所为，有的已漫漶不清。
长城的组成部分还有城池与烽火台。在长城沿线内侧，每隔一定距离修筑城池一座，较大者称堡或营，较小者称障，皆是供守卫长城的军队驻扎或储备军需的兵营，并管理一段长城的若干墩台，执行防守任务。例如，石城子、黑山营、哨马营、临山堡等。临山堡已因大武口电厂用地拆除，哨马营、石城子遗迹至今犹存，前者在惠农下营子乡，后者在大武口沟口北侧。
烽火台，亦称墩台、烟台、烽台、烽燧、烽堠、狼烟台。明代在筑长城时，沿长城内外，城堡之间，修筑了大量烽火台，用以传递军情。据《万历宁夏新志》载：与今市境相关的烽火台有：平虏所属84座，洪广营所属79座。这些烽火台或用黄土夯筑，或用石块砌成，大多建于“高山四望险绝处”，也有建于交通要道之侧或长城城墙之上的。石嘴山落石滩的一百余米高阜上，有四壁砌石，中间砂石夯筑的烽火台一座。该处已在长城二十五里以外，当是长城前线的信号站，主要用于报警。当年从镇远关至大硙口，沿山“设墩台防哨，东西联属，远迩观望，烽火严明”。于今在市境内仍存有大量烽火台，高大而残缺，引人遥想当年烽燧遍地古边塞之旧景。
只对斜阳作景看
市境在古代虽为边塞之地，往来多荷戈之士，少有文人墨客涉足，但亦不乏与之相关的诗作。唐代大诗人王维《老将行》诗中“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卢汝弼《边庭冬怨》诗中“夜半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等关于贺兰山下战争场面的描绘，自可视为当时市境内战争之写照。著名边塞诗人李益有《五城道中》一诗，唐代设在今平罗姚伏的定远城即五城之一，此诗足可说明李益曾涉足市境并有歌吟。
明清两代直接描写市境内古城障、长城及有关战事的诗篇则更是不少。镇守宁夏的文武官员不乏诗才，所过之处多有题咏，杨守礼的《入打硙口》、《入平虏城》分别描写了大武口与平罗城当年景象。其《入打硙口》诗云：“打硙口塞黄尘合，匹马登临亦壮哉。云逗旌旗春草谈，风清鼓吹野烟开。山川设险何年废？文武提兵今日来。收拾边疆归一统，惭无韩范济时才。”其《入平虏城》诗云：“黄风吹远塞，暝色下荒城。门掩钟初度，人喧鸡乱鸣。胡笳如在耳，军饷倍关情。惆怅浑无寐，隔簾山月明。”唐龙的《打硙口之捷》一诗，抒写了明军在打硙口打败入侵蒙古部落大获全胜的情景：月明胡骑遁沙场，诸路交驰羽檄忙。共有肤功腾幕府，喜将三捷献明光。帐前鹤唳榆荫碧，构上鹰飞草色黄。闻道虏中饥食马，人人惊叹汉兵强。在哱拜兵变中，坚守平虏城的萧如薰则写下了《秋征》《登南门楼》等诗。其《秋征》云：“新秋呈霁色，塞草正丰萁。杞树珊瑚果，兰山翡翠峰。出郊分虎旅，乘障息狼烽。坐乏纾筹策，天威下九重。”诗中对贺兰山下秋色有生动描绘。《登南门楼》一诗则是他立功升迁离开平罗二十年后重游故地的抒怀之作，其诗云：“再过危难地，风尘二十年。闾阎曾不改，斥堠至今传。对雪岚光近，瞻云树影连。主恩何以报，登眺意茫然。”
清代，“不见烽烟起贺兰”，长城已成为一道风景。道光年间，被列入平罗八景之一，名为《边墙晚照》，多有题咏。蒋延禄诗云：“一带颓垣柳陌河，长城饮马此中过。挥鞭小驻斜阳里，贪看边山红叶多。”郭鸿熙诗云：“锋镝销熔战垒空，断砖零。落野花红。村人倦倚苔垣坐，闲话桑麻夕照中。”王以晋诗云：“秦劳民力竭民财，万里空余赤土堆。一带斜阳回照处，翻疑紫气自西来。”张梯诗云：“焚书到处有坑灰，秦灭宜招楚火灾。万里已非嬴氏土，犹疑烽焰自天来。竭尽民膏万里蟠，塞垣一带障楼兰。而今西夏无边患，只对斜阳作景看。”
文人们不但借长城写景抒怀，就连旧北长城附近的废弃的兵营哨马营也成了吟咏之景。此时哨马营也是“平罗八景”之一，名为“马营远树”。以上四人对此景亦有吟咏。蒋延禄诗云：“深林掩映北山崖，一面河水一面沙。绝好荆关图卷在，绿云天外白云家。”写得最好的一首，当属王以晋诗：“难辨唐家与宋家，旧时壁垒委黄沙。不知多少英雄泪，散向长林化晚霞。”这些诗作作为市境内古代文化遗产，不但为市境内明长城增添了文化色彩，也是旅游资源的组成部分，极具利用价值。
塞北江南旧有名
万里黄河从宁夏穿过，在宁夏境内流程三百九十余公里。黄河给宁夏创造了大片肥田沃壤，并以其乳汁哺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天下黄河富宁夏。”位于宁夏北部的石嘴山市境亦在受益范围。
黄河自南而北，从陶乐县明东长城附近流入市境，经陶乐、平罗、惠农三县，到石嘴山区出境，流入内蒙古自治区，在石嘴山市境内流程一百四十六公里。黄河在市境内，与流经宁夏全境一样，既非河源地区之涓涓细流，亦非中下游地区之混浊，易淤易决，而是水量充沛，流势平缓，泥沙适量，因而不但洪灾极少，而且具灌溉之利。
凭借黄河之利，石嘴山市境内的各族人民同宁夏各族人民一道，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塞北江南旧有名
——古老的引黄灌区的组成部分
早在两千多年前，宁夏平原就已得到开发。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蒙恬率军北击匈奴，取河套地，在此戍边。
汉武帝时期，中原数十万贫民、田卒迁戎宁夏平原，实行屯垦，“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内蒙古包头以西至甘肃兰州附近之间的黄河沿岸冲击平原），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把茫茫草原改造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古老的大概区之一。宁夏平原汉伯、汉延等干渠，其原始渠道即开挖于此时。两汉盛世，这里已是“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牛羊衔尾，群羊塞道”，一片繁荣景象。
唐代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除汉代已修渠道外，又开挖新渠。今之唐徕渠最初渠道即始建于此时。宁夏平原有“塞北江南”之称。有此称誉，是因为北周大成一年（公元579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今宁夏北部地区）。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显然其时的所谓“塞北江南”，仅指人口来源及风俗礼仪。随着唐代大规模的开发，灌区大面积扩大，稻麦面积增多，粮草充盈，士马强盛，民食完富，使宁夏平原水乡景色与塞上风光辉映。此时“塞北江南”之称，不仅只限于人文风俗，且兼具自然景观。唐诗云：“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诚写实之笔，非夸张之辞。
西夏时期，党项族凭借灌溉之利得以富强。元昊在此开国称帝，其地虽小，其势却强，与宋、辽、金鼎足而立，相持达二百余年，创造了灿烂的西夏文化。
元代大力修复历经战乱荒废的旧渠。任用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水利，改建了唐徕、汉延、秦家等十二条干渠及六十八条支渠。郭守敬建滚水坝以减弱水势，筑堰以提高水位，挖深原有渠道，修建渠首进水闸，从而保证了渠道水量充足，在最短时间内以最省的人工，完成了修复引黄灌区水利的庞大工程，使整个灌溉体系得以正常运行。这套闸堰直到明代中叶仍在发挥作用，工程效益长达三百余年，为宁夏水利史上光辉的一页。在大力修复水利设施的同时，元代还从各地调遣军队至宁夏，设立卫所，实行屯垦。
明代继续在宁夏屯垦。明嘉靖末年，宁夏灌区有地3600顷，比元代增加了两倍多，使宁夏以产粮、牧马为中心的边塞经济空前繁荣。
石嘴山市境作为宁夏平原的一部分，在历代的开发中，自然有不同程度的开发。
汉代在今陶乐县南的灵州设有河奇苑、号非苑，用以养马。此乃市境内最早出现的官设的养马场。其时还在今平罗暖泉一带设置了廉县。廉县之设当然与农牧业的开发不无关系。
唐代设在今平罗姚伏附近的定远城已有大量屯田。开元年间，定州屯田达40屯，军屯每屯为50顷，40屯计2000顷。该地因流水浇田，故有田州俗称。明人胡琏《过田州城》诗云：“流水长年起稻稉”，即是写流水浇田之利。
西夏时期，李元昊开挖的昊王渠在今平罗、惠农、大武口均有遗迹。显然，当年这一水利工程已延伸到市境。李元昊之父李德明为控制在定州一带驻牧的党项部落，在今惠农庙台乡建省嵬城，亦可说明当时这一带畜牧业之盛。
然而，石嘴山市境位于宁夏北端，处于引黄灌区末梢。其地理位置决定其为战略要地，且时常成为少数民族游牧之地。因而，农业的开发滞后于宁夏引黄灌区中心地带，间有屯田垦荒，其规模也不大，仍以畜牧为主。一直到明永乐初年（公元1405年）筑平虏（今平罗）城后，始有较稳定的农业开发。明《万历朔方新志》载：“国初……平虏所额田五百八十三顷零二十六分二厘”，合58326.22亩。其时，耕地仅限于唐徕灌区和贺兰山东麓局部地段。今惠农、平罗、陶乐东部沿河一带仍是一片旷野。明朝后期，因为社会动荡，军屯经济遭到破坏，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平虏所现田四万零九顷七十五亩三分八厘”，合40975.38亩，较明初减少了近2万亩。
市境内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及大规模的农业开发是在清代。市境真正被列入宁夏引黄灌区是在惠农渠、昌润渠建成之后。
川辉原润千村聚
——清代市境内的大规模水利建设
今惠农、平罗沿黄河一带，清代称为查汉托护地方。该地因汉、唐二渠灌溉不及，旷为牧野。雍正三年，雍正皇帝之舅父隆科多来贺兰山下考察。他发现查汉托护地方“宽阔一百里，旷野而平，其土肥沃，种籽俱皆发生，其地高暖，易于行水”，“若修河造渠坝及放水闸，两岸可耕种万顷地亩。”隆科多将考察所得，写成奏折，绘制地图，上奏朝廷，建议修渠造闸，招民垦荒，经营查汉托护地方。隆科多的奏折经议政王大臣议复，交付大理寺卿通智，由通智来宁“照图验看，核议具奏”。通智来宁后实地踏勘，认为查汉托护地方确可经营。隆科多之考察乃至通智的踏勘，实为修建昌润渠、惠农渠之发端，亦为市境内大规模农业开发之前奏。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廷委派通智主持惠农渠、昌润渠工程。通智督率民工开渠，历经艰辛，经过三年，于雍正七年（公元1728年）建成了两渠。据清道光年间成书的《平罗纪略·水利》载：“平罗县属惠农渠交界自同义桥起，至尾闸堡归入黄河止，长一百四十五里，浇灌新户四千二百顷”，昌润渠“自口至稍永屏堡归入黄河，长一百八十里”。两渠的建成为招民垦荒，变牧野为农田，提供了条件，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惠农渠、昌润渠的修建，也加速了石嘴山一带城镇的形成。在开挖两渠的工程中，需要石料、煤炭、铁等，通智皆在石嘴山就地取材。通智撰写的《石嘴山土神祠记》称：“方大功未举，计用石铁、煤炭为数甚多，远用恒艰，爱于石嘴相度采取。托皇上天福，山川献瑞，应手而得。取石十万余丈，铁五十余万斤，煤炭不下十万车，闸座、城堡，不劳而成。且向之荒滩，今成沃野，耕凿遍野。铁石、煤炭取之不尽”。记中还说石嘴山“更出干泥，烧造瓷器，以资民用”。显然，这次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还带动了石嘴山采石、采煤、冶铁、烧瓷等业。采矿业、冶铁业、制瓷业的出现，使能工巧匠云集，并使部分农民脱离农业，从而出现城镇人口。
惠农渠、昌润渠建成后，通智奏请清廷批准，在今平罗姚伏附近设置新渠县，在今平罗宝丰设置宝丰县，并将康熙三十六年开始设在平罗柔远的蒙汉贸易市口“移于石嘴子”。新渠、宝丰二县设置不久，县城即在乾隆三年大地震中震毁，县治裁汰，两县之地复并入平罗。但石嘴山市口的蒙汉贸易，自雍正七年始，一直延续，每月初一、初十、二十日交易。市口之设使石嘴山成为蒙汉贸易之中心，也为该地日后成为水旱码头准备了条件。
惠农渠、昌润渠建成后，使唐徕渠以东及北部大片荒地得以开发。清道光年间，平罗耕地面积“该实征地十千六百二十五顷零五十三亩二分”，合762553.2亩，比明万历年间增加17.61倍，乾隆年间，平罗人口由明朝的2000余户增至15.8万人，成为“宁夏巨县”。于今，在平罗农村地名中仍有“老户”、“新户”之类，所谓“老户”是原唐徕渠灌区的农户，亦即惠农渠、昌润渠建成前已有农户，“新户”则是两渠建成后招来的农户。大量的招民垦荒，使先前“旷为牧野”之地，呈现“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缘禾青一望同”的繁荣景象，今平罗、惠农的许多乡镇村落即出现于此时。清代道光年间任平罗县知事的徐保字的《通润桥散布》一诗，生动地描写了今黄渠桥一带的自然风光，可视为当时村镇之写照。其诗云：“公暇揽幽胜，渠水跨土梁。水田飞白鸟，野庙矗青杨。小市人声散，空街夜色凉。萧然尘外意，一曲在沧浪”。
通智其人对于石嘴山市境的水利建设，农业开发功不可没。在文化方面也不无贡献。他撰写的《惠农渠碑记》、《昌润渠碑记》、《石嘴山土神祠记》，皆有存史、资治、教化作用，为研究石嘴山地区历史的翔实史料。惠农渠、昌润渠竣工后，通智写了《昌润渠工竣恭纪七律》一诗：“黄河别派六羊通，石闸巍然跨彩虹。激起众流增浪力，引开曲水灌田功。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缘禾青一望同。从此遐荒欢鼓腹，群歌大有慰宸衷”。此诗实乃昌润渠工程及工程效益的写实之作。参与工程的其他官员及宁夏地方官员纷纷唱和，其中除歌颂皇恩之陈辞外，亦不乏写景状物之清辞丽句。法海的七绝即其中之一。其诗云：“长堤一带柳毵毵，通字题桥闸有三。见说田园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有关水利工程的唱和，无异于一次诗会，所创作的诗歌数量甚多，不但是石嘴山地区最早的文学作品，而且对此后的文学创作不无影响。
至于市境内陶乐县的垦荒耕种，亦与黄河相关。清乾隆五十年，黄河改道。河西之地变为河东，两岸为地界争执，清政府在河东设蒙汉界碑，即五碑子，亦称五堆子。界内属平罗县，河西农民陆续至河东垦荒，河东垦植区渐成。
叶叶风帆塞上行
——历史悠久的黄河水运河段
黄河之利，还表现在水运。宁夏黄河水运历史悠久。市境内的黄河是宁夏乃至黄河上游水运的河段之一，同样历史悠久。
据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禹贡》载：当时黄河水运已“浮于积石，止于龙门西河”。可见早在二三千年以前，黄河上游自青海积石山以下就已通航。
黄河大规模水运始于北魏。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书，命令薄骨律镇（今吴忠市西南）镇将刁雍，将河西（今宁夏黄河以西地区）屯谷五十万石运往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北），以备军需。并且指定由统万（今陕西靖边附近）、安定（今甘肃镇原西南）、高平（今固原）及薄骨律镇调牛车五千辆为运输工具。然而，刁雍经过计算认为如此运粮耗时费力不如水运。这个账是这样算的：从河西的进青铜峡、永宁一带，到沃野，计程八百里，牛车每辆一年可运两趟，每年每车载粮二十石，五千辆牛车一年运二十万石，五十万石粮需三年才能运完。三年内上万劳力上万头牛调去运粮，必“大废生民耕垦之业”。因此刁雍上表恳求将陆运改为水运。魏太武帝诏准。当年冬，刁雍指挥工匠赶造木船二百艘，每艘可载粮一千石（合26吨多）。次年三月至九月，即将五十万石粮全部运完。三年之事，两季而成。魏太武帝不但大加表扬，而且令刁雍将水运之法“永以为式”。
自北魏开创黄河大规模水运以来，历代兴盛不衰。
唐代的朔方军镇设在灵州，其所需军粮多由北都（今太原）购买，然后溯河而上，以船运送。唐高宗李渊为防御突厥，曾下令在灵州置舟师（即水军），派大将于筠召江南船工来此，“大发卒治战舰”。唐代的朔方军还设有六城水运使，专门管理宁夏、内蒙古的水运。设在今平罗姚伏的定远城即为六城之一。
元代的大水利家郭守敬在修复水利的同时，建议宁夏黄河通漕运。元世祖忽必烈采纳其建议，下令建立了由应理州（今中卫）到内蒙古托克托的水驿，沿途设驿站十个，驿船六十八艘。
清代，黄河水运也很发达。1688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派左都御史于成龙在宁夏调运军粮，并征集船只一百零三艘。康熙及其随从由陆路来宁，返程时走水路，其船队船只达百余艘，其中还有“楼船”。康熙此行由横城上船，顺河而下，途径市境的姚伏、流穆河、哨马营、石嘴子，均曾停船过夜。
清代，宁夏至包头段的河道上，不但有木帆船千余只，而且有大量皮筏。甘肃、青海、陕北、阿拉善的皮毛及土特产多经宁夏水运输出，返航时则载回各种日用手工艺品。道光年间，“磴口春帆”成了“平罗八景”之一。其时磴口属平罗县辖地，石嘴山（现惠农区）至磴口的河道，在春日开河之后，千帆竞发，蔚为壮观。
近代，石嘴山渐成黄河岸边的水旱码头。1880年前后，英、德商人陆续在石嘴山设洋行，号称“八大洋行”，最盛时有十家之多，亦称“十大洋行”。这些洋行在甘、宁、青均设有分行，专门收购皮毛，以木船皮筏运至石嘴山。在石嘴山梳理打包后再装船运往包头转口。民国初年，石嘴山仅输出羊毛一项即年达3000万斤，外商在此雇用的运皮毛木船即达千余只。其水运之盛，可想而知。
石嘴山段的黄河河道上，还曾试航过机动船。清光绪年间，比利时人罗比尔吉拟成立轮船公司，开辟南门托克托河口镇至兰州航线。他打造了钢制小型轮船“巨龙号”，在宣统三年秋从托克托河口镇逆水而上，经宁夏抵达甘肃靖远。此为黄河河道行驶轮船之始。1918年，甘肃商人陈润生、蔡质夫成立甘绥轮船公司，购买“巨龙号”营运，自托克托河口镇至横城行驶两次，终因该船客位少，入不敷出，被迫停办。甘肃省长张广建与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也曾合伙创办轮船公司。他们请上海技术人员制造长15米、宽3米、吃水0.7米的轮船，名为“探源号”，于1919年夏，从包头南海子逆水而上试航。历时五天半抵达石嘴山，又顺水而下，历时两天半抵包头。上水时速10公里，下水时速达25公里。后因战乱，有关计划废弃。合伙上的几次机动船航运皆有始无终，草草收场。通行于河上的还有木船、皮筏皮筏有牛皮筏、羊皮筏，制作简易，成本甚低，使用方便，实为西北人民的一大创造。明诗云：“不用轻舟与短棹，混脱飞渡只须臾”。混脱即皮筏，可见皮筏之轻便快捷。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水运亦曾兴盛一时。包兰铁路通车前，石嘴山煤矿建设所需设备，因汽车无法装载，本船吨位太小，亦曾用皮筏运送。古老的皮筏为石嘴山的现代化建设是立过功的。
六十年代后，合伙上游青铜峡等处筑坝，包兰铁路也已通车，合伙水运停运，合伙行船成为历史。但在各处渡口，仍有船只摆渡。渡口的木船，也渐次变为渡轮。而随着合伙大桥的建成，古老的石嘴山渡口也已另迁新址。
黄河的灌溉之利，水运之功，促进了市境经济发展。大规模招民垦荒，水旱码头的形成使各地移民迁居于此。于是在这里农业文化、游牧文化、中原文化、边塞文化，各个民族的文化、各个地域的文化，汇聚碰撞交融，从而使市境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特色。古老而深远的黄河文化，特色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独一无二的西夏文化，丰富多彩的移民文化，沉郁粗犷的边塞文化，共聚于这片土地，成为丰富的人文资源。
凌云健笔有遗篇
——名人著作中的石嘴山
石嘴山位于交通要冲，成为水旱码头后，更是宁夏至包头必经之要道。民国以来，大批革命志士、军政要员、社会闻人、文人学者往来途径于此，涉足市境。有的还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市境的山河风貌、政治经济、风土人情，有过翔实的记述，生动描写。其中最著名的有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冯玉祥的《我的生活》、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
《西北远征记》是革命烈士宣侠父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宣侠父在1925年至1929年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925年他随西北军刘郁芬部，从张家口长途行军至兰州。《西北远征记》记述的是此次行军的经历。书中有他途径石嘴山、惠农、平罗的见闻。他在石嘴山看到的市场上“只有哈德门香烟是比较近代的商品”；他在惠农下营子耳闻了乡民“只知有前朝武举人周绅士，而不知有官府”的奇闻；他在平罗县城目睹了“县太爷的前朝威仪”。其时，经过辛亥革命清朝皇帝早已垮台十多年，而平罗县官员仍使用前清仪仗；“忽然一辆精美的骡车驰过，前呼后拥着十多个壮勇。这些壮勇，一色都是清朝打扮，他们穿着大袖的黑色短卦，短卦的前后，缀着红布剪成的‘亲兵’二字”。作者文笔伟神，为我们留下了当年的生动剪影。
《我的生活》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自传。冯玉祥1926年“五原誓师”后，率部入甘援陕时，曾途经石嘴山地区。他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记述了途经石嘴山时的有关情况，描述了在石嘴山富商郑海峰家受到热情招待，以及郑氏经营致富的情况，并对郑氏经营煤矿、盐池、碱湖等开发地资源之举多有褒扬。书中还记述了他途经平罗时，发现县衙内有年轻女眷，询问得知乃是县长新纳之妾。因此生疑，查出该县长确有劣迹，将其撤职之事。
《中国的西北角》是著名记者范长江的通讯集。1935年7月，时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从四川成都出发，开始他著名的西北旅行。他此行撰写的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此后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书中第五篇是“贺兰山的西边”，皆是关于宁夏的通讯。该篇中的“平罗南北”、“石嘴山外”则是写平罗、石嘴山的篇章。他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感详加记述，多有生动的描写、精辟的议论、科学的分析、真挚的抒情，堪称通讯之佳作，并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名人关于石嘴山的著作与文章，不仅是了解昔日石嘴山的珍贵资料，而且给石嘴山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是市境人文资源的组成部分。多年来，笔者致力于发掘当地人文资源，写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散见于宁夏及石嘴山报刊，其中有57篇被《宁夏地方文献目录》收为著录。
早在五代时（公元907年—960年），党项族就已进入今石嘴山市境。宋神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李继迁攻占定州（今平罗姚伏），市境即为李氏占据。此后，从李元昊称帝直至西夏灭亡，市境均为西夏定州地。是故，虽历经风雨沧桑，市境内仍有不少西夏遗存。
省嵬城遗址
省嵬城是李继迁之子，李元昊之父李德明所建。当时定州有富儿、曲家、竾浪、小阿富儿“四蕃部”，皆为党项部落，在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建省嵬城。
省嵬城遗址在今惠农县庙台乡省嵬村。遗址东墙长593米，南墙长587米，呈正方形，城东、南两面开门，西、北两面无门。该城为市境内惟一的西夏建国前城堡遗存，已定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嘉靖宁夏新志》载，省嵬城“在省嵬山下”，是“河东废城”。当地相传省嵬山即今陶乐红崖子。现遗址不在河东而在河西，据考证是黄河改道所致。“废城”即废弃不用之城，意谓不再作为军事据点或行政所使用，并非无人居住。省嵬城成为“废城”的时间很可能是在西夏灭亡后，但可以肯定地说，至迟在明嘉靖年间已是“废城”，但其城犹在，只是官方弃置不用而已。
省嵬城建于西夏开国前，建城的目的是“以驭诸蕃”，也就是在城中驻军以控制定州一带的党项部落。西夏建国后，该城既非统治中心，亦非战略要塞，其地位及作用只能日趋减弱，绝非某些资料所渲染的那般重要，实际上仍未超出“以驭诸蕃”之功能。西夏大庆四年（公元1143年）哆讹起义时，定州的富儿、竾浪等蕃部为骨干力量，攻城略地，其势猛烈。其中省嵬城当是义军攻占的主要目标。
省嵬城成为“废城”后，毁于明崇祯年间的地震。《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史料汇编》中有一条引自《新渠宝丰志》的地震史料。原文是：“明崇祯时，相传红崖旧城地震时，先有老翁把七龄孙子，遨游街上，其孙忽色戚惊啼，称骇恐甚，促翁急出东门外，有半里许，忽天摇地动，一时人号犬吠，老翁回头看时，满地丘墟，人民无一活者。”红崖旧城即指省嵬城，因当地人称省嵬山为红崖子之故也。
明崇祯年间（公元1628年—1644年）至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通智建宝丰城，最短73年，最长也只99年。在建宝丰城时，当地老人当然对省嵬城的震毁仍记得清楚，所以当地才会有“摇倒省嵬城，打起宝丰城”之说。时隔久远，此说则无从谈起矣。这点亦可说明省嵬城震毁时间距建宝丰城不会太久。
省嵬城何以名“省嵬”呢？“省”，探望、问候之意也。“嵬”，李氏之党项族姓嵬名之略称也。这座“以驭诸蕃”的城名为省嵬，意为令诸蕃来探视问候嵬名氏也。换言之，就是要当地的各党项部落都听其号令，归其管束。
西夏离宫遗址
西夏离宫遗址在平罗县贺兰山大水沟沟口，是贺兰山规模最大的离宫遗址。
离宫早已灰飞烟灭，仅存建筑遗迹。在沟口两岸，有依山势用石块垒砌的建筑台地数十处，南北逶迤十余里。其中，北岸有建筑台地三组，南岸有十余处。台地多呈长方形，台面大小不一，每层台前均以石块垒成直壁，两侧或正中有石砌台阶。遗址上至今仍可见西夏时的残砖碎瓦。该遗址面积之大，分布之广，足可令人想见当年离宫的宏伟壮观。
史载，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公元1047年），元昊“大役丁夫数万，于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间。”该处离宫当是此时所建。还有专家依据史料记载及大水沟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推测该地可能是西夏军事重镇克夷门之所在。
昊王渠遗迹
昊王渠，据传为李元昊所开，亦称元昊渠、李王渠。这条渠遗迹在平罗、大武口、惠农均可见。
昊王渠位于黄河以西贺兰山洪积扇地带，南始于青铜峡峡口，北止于惠农红果子沟南入河处，中间经永宁、银川、贺兰、平罗等地，全长150公里。据专家考证，这条渠实际上是在汉代高渠、北魏艾山渠的基础上疏浚治理，延长扩大而成。这条渠废弃后，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宁夏巡抚王珣曾又重修，并更名为靖虏渠，但终因“石坚不可凿，沙深不可浚，财耗力困，竟不能成”，仍为废渠。
石刻塔
石刻塔有两处，一处在涝坝口，计有两座。另一处在大枣沟，原有五座，现存四座。
这些石刻塔均刻于山中石壁上，皆为喇嘛式塔，有白灰抹壁痕迹。根据塔的形制及白灰抹壁，专家判断为西夏时所刻。后于涝坝口石刻塔下出土的西夏祭器证实了专家的判断。
这些石刻塔是迄今宁夏所仅见者，他处尚未发现。
此外，大武口沟尚有李王殿遗迹。沿山一带还有当地人称为昊王坟的西夏墓葬若干。在大风沟、小王泉沟榆树台，还曾先后发现西夏窖藏钱币。据专家考证，这些钱币窖藏是西夏灭亡时，夏民为躲避蒙古军的杀戮，向贺兰山腹地逃亡时临时掩埋。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声威赫赫的西夏国在市境内留下了一些供后人凭吊的遗迹。然而“千古兴亡只如此，不必登临感慨多”！
城镇形成细道来
石嘴山市现有大武口、惠农两个城市区。大武口区是1958年以后才出现城镇的。惠农区城镇的起源，则可追溯至清代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
惠农区城区其地名石嘴山，俗称石嘴子，曾是石嘴山市市政府所在地。本文所说的石嘴山指该地。明清之时，这里是宁夏极北的旷野之地。从清代雍正七年开始得以逐步发展，形成城镇。
首先，惠、昌二渠建成，农业发展，民户日增。清代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廷委派侍郎通智开挖惠农渠和昌润渠。通智督率民夫，经过三年的努力，在雍正七年，建成了惠农渠和昌润渠。两渠建成后，扩大了灌溉面积，使原来的荒地成为耕地。据《平罗纪略·水利》载：“平罗县属惠农渠交界自通义桥起，至尾闸堡归入黄河止，长一百四十五里。浇灌新户田四千二百顷。”“昌润渠旧制名曰复兴昌润渠，自口至梢永屏堡归入黄河，长一百八十里。”在两渠溉区内，招民垦种，农户日增。石嘴子附近有了农户、农田，这无疑为石嘴山出现城镇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
其次，“移市口于石嘴”，石嘴山形成了蒙汉贸易中心，出现了商业。据《平罗纪略·市集》载：“平罗贸易始于康熙三十六年。”蒙汉交易的市口设在“柳陌河之边墙西暗门”，名为柔远市口。惠农渠、昌润渠建成之后，通智奏请清廷批准，在今平罗姚伏、宝丰两地分别增设了新渠县和宝丰县，并于雍正七年“移市口于石嘴”，将原柔远市口迁至石嘴山。石嘴山市口“每逢初一、初十、二十日交易，有税。”开市交易之日，河东山后的蒙民纷纷赴市。市口之设，使石嘴山成为蒙汉交易的口岸，逐步形成了蒙汉贸易中心。这种民族贸易的发展，使石嘴山的商业日益繁荣，从而为石嘴山形成城镇提供了又一个重要条件。
再次，开发矿产资源，出现了采矿、冶矿、陶瓷诸业。石嘴山矿产资源丰富。早在明末清初，就开始了煤炭开采。雍正四年至雍正七年，通智修建惠农、昌润二渠，增设新渠、宝丰二县，乃至雍正八年，他会同史在甲重修唐徕渠时，都曾在石嘴山采石、采煤、采铁矿石。《平罗纪略·艺文志》载有通智所作《石嘴山土神祠记》一文。文中称，当时曾在石嘴山“取石十万余丈、铁五十万余斤、煤炭不下十万车。”可见当时石嘴山不但有采煤业，而且已有了铁矿开采和冶铁业。文中还说：石嘴山“更出干泥，烧造瓷窖，以资民用”。显然，当时石嘴山已有陶瓷业，开始生产瓷器。上述各行业的出现，使得各类工匠聚集石嘴山，从而对石嘴山城镇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最后，依山伴水的地理位置，使石嘴山成为宁夏与内蒙水陆交通要冲。石嘴山依山傍水，地势险要，古代为兵家必争之地。但在和平年代，此地则可作为通商大道。清代石嘴子有黄河水道，船只可达磴口。所谓“叶叶风帆塞上行，黄河渡口认归程。分明春水江南思，天际咿呀一橹声”，便是黄河石嘴山至磴口水运情景的写照。石嘴山扼水陆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自然使它成为货物集散之地，往来客商的必经之处。加之黄河有船渡河水运，又聚集了大量船工。所有这些也是石嘴山城镇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惠、昌二渠建成，农业发展；开设市口，进行蒙汉贸易；开采矿产资源，出现采矿、冶炼、陶瓷诸业；扼水陆交通要道，成为货物集散之地等等因素，使石嘴山渐成城镇。现在的石嘴山市是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一座新兴的城市。
千古奇闻天雨肉
“天雨肉”的奇闻出自廉县。廉县是今石嘴山市境历史上第一个县级行政建制。廉县城故址在今平罗县下庙暖泉。
廉县城建于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前后。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大将军霍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两千余里，大败匈奴。此后移民宁夏，开荒种地，发展农业，于是在今平罗下庙暖泉筑城，设置廉县。廉县在当时既是管理屯田移民的行政中心，也是贺兰山东麓的边防要塞。在西汉时为北地郡所辖19县之一。在东汉时为北地郡所辖六城之一。王莽时曾一度更名为西河亭，因为它位于黄河西。
东汉末年，羌族起义，朝廷对北地失去控制，廉县废弃。它在历史上存在了三百余年。在廉县故地的暖泉，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石器、陶器、石磨盘，以及房址，认定其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还发现了大量汉墓，并出土了一批汉代陶器。这说明这一地区不仅是汉代廉县城之所在，而且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人居住。
廉县在史书中还给人留下了“廉人善射”和“天雨肉”的故事。关于“廉人善射”早已为人熟知。其大略是：汉灵帝光和年间（公元178年至公元184年），鲜卑王檀石槐死。其子和连代立。和连攻略北地时，被廉县一位善于射箭的人射杀。关于“天雨肉”则发生在“廉人善射”故事之前。说是汉桓帝建和三年（公元149年）七月庚申，北地廉县空中降肉如雨，肉似羊肋，大者如手。这并非出自野史、笔记之类，而是见诸于《后汉书》，发生时间记述的很具体，肉之形状也描述得很详细。显然，这是件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空中降肉如雨”，在当时自然无从解释。因而，人皆以为奇。但现在的人们大多会认为，可能是大风将廉县周边某处的碎肉卷起而降落于该地。这说法似有其理，但终归难以解释得详尽。两千多年前的事了，权当奇闻故事吧。
史上两唱空城记
在宁夏历史上曾有过两次“空城”事件。所谓“空城”，简而言之，就是“无人区”。这两次事件，一次发生在西夏灭亡之时；一次发生在明代初年。
发生在西夏灭亡之时的“空城”事件，是战争过程中的杀戮造成的。成吉思汗曾六次攻打西夏，于夏乾定四年（公元1227年）灭西夏。当时蒙古军队围困中兴府（今银川）长达半年，西夏末主李睍走投无路，决定献城投降。此时，避暑于六盘山的成吉思汗病重。他留下遗嘱：死后秘不发丧，待夏主献城投降时，将其与中兴府军民全部杀掉。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蒙古军队对西夏军民进行了残酷的杀戮。《嘉靖宁夏新志》载：“蒙古铁木真灭夏。尽克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元太祖灭夏，府遂空”。百人之中仅一二人幸免，于是宁夏竟成了一个无人区。其实这场杀戮并不限于中兴府城内；实际上是波及很广的。1979年、1980年先后在今市境内的大风沟、小王泉沟出土过西夏钱币窖藏、窖壁皆无加固痕迹，钱币亦无盛装容器，显系西夏灭亡时，西夏居民为避蒙古军杀戮向贺兰山腹地逃亡时途中匆忙所藏。
发生在明初的“空城”事件，是军事防御的需要。当时，明王朝为了应对元朝残余兵力的反扑，主动撤出宁夏境内的全部军民，造成了一个真空防御地带。《嘉靖宁夏新志》载：“国初立宁夏府，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废，徙其民于陕西。”“后诒徙其民于长安，遂空。”显然，这次“空城”事件发生在洪武五年即公元1372年，由朱元璋下令将宁夏军民迁移至陕西而造成的。如果说西夏灭亡时那次“空城”事件中还有幸免者留存，那么明代的“空城”事件则应当是有组织的、不留一人的“空城”。这次“空城”直至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立宁夏卫，“徙五方之人实之”，始告结束，历时五年。
两次“空城”事件，给宁夏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损失。“空城”事件之后，当时的政府都要从各地调集军民来屯田，形成了大规模的移民。这便形成了宁夏人口来源于各地的状况。西夏灭亡后，元世祖曾派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来宁修复水利设施，安抚回归故土的逃亡者，并将蒙古军、新府军（改编的南宋军队）调往宁夏屯田。明代“空城”之后，更是“徙五方之人实之。”宁夏自秦汉之际，便曾多次移民。这两次“空城”事件之后，移民规模更大，可以说宁夏的人口来源自古便是“五湖四海”。
本文中所说的宁夏按照当时的行政设置，所包含的地域为今宁夏北部地区，不包括南部山区。今石嘴山市境亦在其中。如果从明初那次“空城”以后“徙五方之人实之”算起，今宁夏北部世居之家时间最长者也不过六百余年。
山石张开确如口
石嘴山之市名源于地名，地名又源于山名，山名源于山石之形状。《大明一统志》载：石嘴山“在卫城（今银川市）东北二百里，山石突出如嘴”。明清的宁夏方志亦有如是记载。显然，石嘴山之所以名为石嘴山，是因为“山石突出如嘴”。
在石嘴山工作多年，始终未见过“山石突出如嘴”之状。直至1987年6月随市志办的同志察看古迹时，始寻到“山石突出如嘴”之处。
那地方位于石嘴山当地人俗称石喇叭之处的黄河岸边，亦即石嘴山城区至河滨区的中途，紧靠公路边，面向黄河。若从路上观之，几于平地，但面河的一方，巨石突出，伸向河面，从石之两侧观之，确如张开之大口。“山石突出如嘴”，此之谓也。
当年石嘴山山石突出如嘴”之处，或许并非此处这一小段，而是沿河很长很长的一段。大约是自然与人事诸多原因，使之逐步缩小，留存下来的仅此而已。然而，有此一处，当可使后来者形象地明白市名的来历。
涝坝口里石刻塔
石嘴山市在文物普查时，发现两处共七座石刻塔。其中，涝坝口两座，大枣沟五座。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炎炎夏日，一行十余人乘一辆中巴，从大武口沟口的石城子开始，至正谊关口的老关疙瘩，看遍沿山一带古迹，涝坝口石刻塔亦在其中。
石刻塔者，山崖石壁上雕刻的塔也。涝坝口石刻塔在沟口北岸的崖壁上，并排两座，皆为喇嘛式塔，由塔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呈三角形。两塔造型相同，西边的石刻塔三层须弥座上，为覆斗形塔身，腹中见开方龛，龛高30厘米。宝珠塔顶上置一小三角体塔刹，塔体通高2米、底宽1.2米。东边的石刻塔为五层须弥座，塔体通高1.8米，底宽0.95米。两塔表面均有白灰残痕，说明塔体曾以白灰抹壁。有关人士据塔之造型及西夏盛行佛教并风行喇嘛教诸方面，判断该塔系西夏时期所刻。若干年后，《石嘴山日报》有报道云：有牧羊少年于石刻塔附近捡得铜碗，村民接踵而至争相挖掘，获铜碗、铜盘、铜豆若干。有关部门闻讯后全部追回。《宁夏日报》有报道称：这批铜器，经专家鉴定为西夏祭器，弥足珍贵。这批文物的发现，进一步证实，石刻塔乃西夏时刻制。
天空云卷云舒，山谷中寂静无声。石刻塔既是宗教活动之产物，当年这里必定有相应的宗教活动。然而，“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对于数百年前的情景，今人不可妄断。当我从山上往下走时，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石壁上，两座石刻塔清晰可见。岁月如流，物是人非矣。
史前遗存处处看
石嘴山市境发现的史前遗存有四处：暖泉遗址、明水湖遗址、简泉遗址、高仁镇遗址。
暖泉遗址在平罗县崇岗镇暖泉村。其地位于平罗县西南58公里的贺兰山洪积扇上。在这处遗址，发现了石器、陶器等文物，还发现了房址。房址为浅地穴式，略呈方形圆角，边长3米左右，朝东设有门道。房址中心设有煮饭、取暖、照明用的火膛。火膛旁有磨盘、磨棒等加工食物的器具。这说明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有人类定居，并已出现原始村落。
明水湖遗址在大武口明水湖。其地在平罗县西北9公里处，北临北长城。在这处遗址发现了石叶、石片、石核等，还发现了红陶、灰陶陶片、石珠等。这也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简泉遗址在大武口简泉村。其地在石大公路旁，贺兰山脚下。在这处遗址发现了刮削器、石核等石器。
高仁镇遗址在平罗县高仁镇，其地在黄河以东。在这处遗址发现了细石器、仰韶文化半坡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片，龙山文化陶片等。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在1987年来宁夏进行考古调查时，于6月22日到简泉遗址、高仁镇遗址考察。考察后，他在给市志办的复信中说：“高仁镇遗址范围较大，在流动的沙丘之下，暴露有文化层，是宁夏北部遗址中保存较好的一处。”他还说，简泉遗址“文化性质尚难作进一步判断”。“总的来说，宁夏北部的史前遗存，包括细石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细石器的早期可能是独立存在的，但它的晚期也可能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并存。这些遗存的相互关系尚有待深入工作。”
我市境内的上述史前遗存，说明距今四五千年之前，今石嘴山市境气候湿润，雨量充沛，草木茂盛，生态环境良好，很适合人类生存居住。当然也说明了早在四五千年前，这里不但已有人类活动，而且已有人类定居。今天，如果你站在这些史前遗址上遥想当年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狩猎、生活的情景，你一定会感到这片土地的久远、厚重，无尽的沧桑之感一定会油然于心头。你也一定会为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自豪。
千古兴废昊王渠
昊王渠又称李王渠，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在位时（公元1032年～1048年）所建。昊王渠遗迹是石嘴山市境内的西夏遗迹之一。20年前，在当时的大武口乡，尚能看到昊王渠的痕迹。不过，那时是在文物工作者的指点下才看出来的。眼下，大约已很难寻觅旧迹了。
昊王渠实际上是在汉代和北魏古渠的基础上开建的。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在贺兰山东麓建成了一条长达120里的大渠，因其处于贺兰山下的高处，因而名为高渠。汉王朝灭亡后，羌族等游牧部族占据今宁夏，高渠亦随之废弃。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薄骨律镇（其辖地约为今宁夏北部）镇将刁雍主持在搞渠的基础上重开水渠，名为艾山渠。艾山渠使用不久，又淤塞废弃。李元昊在位时，对废弃的艾山渠加以修复并扩大延长，使之成为一条宽20的多丈，长300余里的大渠。这条大渠起于今青铜峡，止于今石嘴山，与今西干渠平行，但在今西干渠之西。汉代的高渠，北魏的艾山渠，并未延伸至今石嘴山市境，唯有李元昊扩建的昊王渠进入了今石嘴山市境，并留有遗迹。
昊王渠使用时间并不太长，随着西夏的灭亡，又再度废弃。直到明代弘治年间（公元1500年左右），又大规模疏浚整修。当时主持整修工程的宁夏巡抚都御史王珣有诗曰：“滚滚河流势险哉，平分一派傍山来。经营本为防胡计，屯守兼因裕国哉。”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重修这条大渠，一是为了“防胡”，二是为了“屯守”。也就是说修渠的目的是想把水渠当做阻击游牧民族的防线，同时还想屯田，发展农业。于是，这条渠又名为靖虏渠。渠名也就有了军事意味。然而，这次修整，劳民伤财，徒劳无功。因为“石坚不可凿，沙深不可浚，财耗力困，竟不能成，仍为废渠。”
汉代高渠、北魏艾山渠、西夏昊王渠、明代靖虏渠，几次修复，几度废弃。“修”当然是农田灌溉之需，“废”则是地理条件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其一是该渠位于贺兰山前洪积倾斜平原沙砾部位，渠水渗漏严重。其二是渠道穿越20多条山洪沟，水渠易被山洪冲毁。其三是黄河河床不断下切，地面相对抬升，渠首引水困难。在此情况下，只有降低渠首和上游渠身，但最终为顽石流沙所困而告失败。
昊王渠的兴废展示了宁夏悠久的水利历史，显示了古代宁夏人民兴修水利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这足以令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引以为豪。
石嘴山采矿之始
石嘴山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采矿业始于何年？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述，见于《石嘴山土神祠记》。
清代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通智奉旨修建惠农渠、昌润渠。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惠农、昌润二渠建成，又分别在今平罗县姚伏、宝丰，曾设新渠、宝丰两县，并将原平罗柔远市口移至石嘴山。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通智在石嘴山修建了一座土神祠，并题写了《石嘴山土神祠记》。
《石嘴山土神祠记》全文是：“侍郎臣通智、大理寺卿臣史在甲奉命重兴是役。方大功未举，计用石、铁、煤炭，为数甚多。远用恒艰，爰于石嘴山相度采取。托皇上天福，山川献瑞，应手而得。取石十万余丈、铁五十万余斤、煤炭不下十万车。闸座城堡，不劳而成，且向之荒滩，今成沃壤，耕凿遍野；铁石、煤炭，取之不尽；更出干泥，烧造瓷窑，以资民用，万户欢呼。因上奏九重，钦奉硃批：‘此皆上天仁爱苍生之大德。朕以手加额焉。钦此’。臣等仰体国家崇德报功之典，于山之阳择地建祠。俾山土神祗有所凭依，人民商贾得抒诚敬。于是乎记。”
这篇记述修建石嘴山土神祠之缘起的记文，是颇有史料价值的。从文中可见，通智当年修建惠农、昌润二渠，建筑新渠、宝丰二县，乃至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会同史在甲维修唐徕渠时，曾就近取料，在石嘴山采石十万余丈、铁五十万余斤、煤炭不下十万车，用以修建闸座、城堡。据此可知，早在清雍正年间，石嘴山已有冶铁业。另外，记文中说，石嘴山“更出干泥，烧造瓷窑”。可见至迟在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石嘴山就已有了烧瓷业，开始生产瓷器。至于采煤业当然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之际。道光九年成书的《平罗纪略》记载平罗物产时说平罗出产煤炭、石炭、干炭、干泥，炼铁、烧瓷，为使“山土神祗有所凭依”，“人们商贾得抒崇敬”，所以才修建土神祠。惠农、昌润二渠建成，新渠、宝丰二县增设，“移市口于石嘴子”，于是石嘴山便有了商业活动。采石、开矿、炼铁、烧窑，于是石嘴山便有了冶炼业、采矿业、烧瓷业。上述各业的出现，再加之石嘴山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交通要道。所有这些便构成石嘴山形成城镇的要素。
蒙汉贸易有口岸
石嘴山俗称石嘴子，左依贺兰山，右临黄河，地处险要，为水陆交通要路。清代在这里开设市口，是宁夏与毗邻蒙古族聚居地区贸易的口岸之一。
清代，宁夏与毗邻的蒙古族聚居地区的贸易是有规定地点的。当时规定开设市口的有三个地方，即花马池、横城、石嘴子。这三个市口，每十天交易一次，每月开市三次。开市之日，蒙古人可以到市口交易。除此之外，清廷部郎衙门还发给阿拉善左旗腰牌三十面。每牌限十人以下凭牌出入赤木口、黄峡口、宿嵬口，到宁夏（银川）城，于宁夏居民交易。宁夏居民不经官方许可也不得私入蒙境。
石嘴子市口是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由平罗柔远市口迁址而来。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0年）在平罗城北“柳陌河之边墙西闇门”开设市口，名为柔远市口。其地距平罗城三十里。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通智建成惠农渠和昌润渠，增设新渠县（在今平罗姚福）和宝丰县（在今平罗宝丰）。与此同时，“移市口于石嘴子”。
清代对蒙汉贸易控制甚严。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为了禁止在蒙汉交易时“勒索抽用钱”而立于石嘴子大街上的两块石碑表明了蒙古人出售商品的种类。碑文说：“蒙古一、二月出卖皮张，三、四月卖绒毛，五六月羊，七八月马，九月茶马，毕岁以为常。……”蒙古人用皮、毛、羊、马进行交易，购回布匹、茶叶、日用杂货。
石嘴子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此地开设市口后，清代统治者防范甚严。按规定，石嘴子市口每月初一、初十、二十日开市交易。交易之日，平罗营参将、鄂尔多斯梅林、厄鲁特梅林亲临市口，共同监督贸易，维持市场秩序。当时在石嘴山市口建有监夷厅、东监夷厅、西监夷厅，分别为上述汉、蒙官员的办公之地。因为交易时有税，故而市口还没有税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大地震后，昌润渠倒塌，地成泽国，民户星散，新渠、宝丰二县随之裁汰。为了加强石嘴子的防务，又从平罗营拔出都司一员、千总一员、兵丁二百五十名，移驻石嘴子附近的大敌台（在今红果子）。大敌台千总带兵丁五十名驻防石嘴子。后因石嘴子“民蒙交涉事件繁多”，当地“人夫工匠络绎不绝”，统治者担心“不时逃亡奸宄易于混迹”、“偷木植粮石盐觔”，又于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在这里“设立文武，专司稽查弹压”，向石嘴子派驻主簿一员，把总一员，带兵丁五十名，负责管理蒙汉贸易事务，维持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
石嘴子市口自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始，至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止，前后历时一百八十五年之久。辛亥革命后，废止了清代的蒙汉贸易规定，但石嘴子仍然是蒙汉贸易的中心。
贺兰山口多关隘
贺兰山耸立于银川平原与阿拉善高原之间，南北绵延二百余公里，东西最短处十余公里，最长处五十公里。在古代，它是我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接地带。贺兰山有许多沟谷，这些沟谷是东西之间的通道。沟谷的进出口，称为沟口，战时为关隘，平时则为交通要道。
清人储大文在《贺兰山口记》中称：“贺兰山，宁夏西屏，袤五百里，山口约四十。”同时，该文还引《秦边记》之语说：“《秦边记》亦曰，口巨者三十有七，小者复一十有奇”I可见贺兰山东西之间分布的大大小小的沟谷山口之多。
在今石嘴山市境内的贺兰山山口自北向南，较大的有正谊关口、红果子沟口、大武口、韭菜口、归德口、大风口、汝箕口、大水口等等。这其中的正谊关口、大武口、汝箕口、大水口等较为有名，通过这些山口可到达贺兰山以西，历来是贺兰山东西的重要通道。
正谊关口：据说是明代镇远关的所在地，正谊关即由镇远关音转而来。“山水相交，最为要地”，历来为兵家所重。大武口，古称打硙口，亦称大登沟口，是银北最大的山口。《嘉靖宁夏新志》称：“贺兰山沿山诸口，虽通虏骑，尚有险可凭，北则唯打硙，南则唯赤木，旷衍无碍。”明代曾在这里筑墙设关防守。汝箕沟沟口也是可通山后的大山口，是一处重要的关隘。唐初，唐军大败突厥兵的崇岗镇即在该口附近，沟内则是著名的太西煤产地。大水口则是西夏离宫所在地。沟内流水量较大，可供大量人畜饮用。据说可能是西夏右厢朝顺军司克夷门的所在，曾大量驻军。
贺兰山山口历代称谓多有不同，古今名称不一。史书上的不少山口名称与今之山口名称难以对应。据有关专家考证，明代的所谓“柳门”即今之柳条沟口，这是宁夏境内，也是石嘴山市境内最北的一条大沟。正谊关口、红果子沟口，古称分别为黄草坡口、野马川口。韭菜口古称则是刺滩口，亦称挑柴口。归德口又称龟头口。
贺兰山在市境内的山口还有不少，只是较之上述山口小些而已。例如，王全口、大枣沟、小枣沟、涝埧沟、小风沟、小水沟等等。
“贺兰之山五百里，极目长空高插天”。“贺兰西望矗长空，天界华夷势更雄。”如今巍巍贺兰山早已不是华夷之界。其沟谷山口亦已失去关隘作用，但沟谷中的历史遗存、重要文物、自然风光，却有着重要的开发利用价值，它的矿产资源更是需要保护与合理开发的。
洋行兴衰几年间
清朝末年，英、德等国商人先后在石嘴山开设洋行。洋行最多时达到十家，规模较大的有八家，到洋行撤行时有六家，故有“十大洋行”、“八大洋行”、“六大洋行”之称。如英商仁记洋行、高林洋行、德商瑞记洋行等等。洋行以帝国主义列强为后盾，勾结官府，拉拢豪绅，以石嘴山为据点，垄断西北皮毛业四十余年。
约在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天津英商雇用一名叫“葛秃子”的经纪人来西北试探经商之路。葛秃子到石嘴山，看到当地居民用羊毛沤粪作肥料，顿生牟利之念，他先以每百斤二两银子的价格赊购羊毛四万斤，雇船顺黄河到包头，再转天津，以每百斤二十两银子的价格售出。见有利可图，次年葛秃子又回石嘴山。这次他带来资本以大商人的身份出现，租房雇工，开办了英商高林洋行。随后，英、德商人也接踵而至，先后开办了另外九家洋行。从此，百年前为一边塞小镇的石嘴山，由于黄河水运之利，成为帝国主义洋行掠夺西北皮毛的据点。他们看上了大西北这块“肥肉”，欲全部吞之而后快。于是又派出买办赴兰州、西宁等城市设立分行，在陕、甘、青产毛区设“外庄”。当时的宁夏（银川）、花马池、惠安堡、下马关、中卫、中宁、半个城，甘肃的靖远、五坊寺、大庙、平番、固原，陕西的三边等地都设有“外庄”，派出贩子，收购皮毛。这些外庄，组成了一个网络，几乎囊括了西北各地的皮毛。他们将收购的皮毛集中运到石嘴山，经过加工打包转运到天津。
洋行采取了多种手段，对广大农牧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掠夺。一是指空买空卖，进行欺骗，低价赊购，高价售出，牟取暴利；二是压价收购，实物交换，骗牧民将皮毛运到后，停止收购，造成有行五市，低价贱卖；或以面、布、糖、茶等实物与皮毛作不等价交换；三是乘春困羊瘦之时，和牧民订立合同，从数量、质量等方面压价进行收购。英商仁记洋行、新泰兴洋行为往天津转运皮毛，还在石嘴山设立了打包厂，就地加工，打包外运，曾雇工1500人之多，个人出卖廉价劳动力，受到残酷的剥削。
由于帝国主义洋行的疯狂掠夺，西北一些地区牧民破产，毛源枯竭。到1926年，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蓬勃兴起，这年12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冯玉祥宣布废除洋行一切特权。洋行无利可图，便停止经营。据不完全统计，四十多年内洋行约掠走羊皮四千多万张、羊毛八亿多斤，初步估算，折银约数百万两之多，确实是触目惊心的经济掠夺！
水旱码头旧有名
石嘴山此处水陆交通要冲，清末明初以来，曾成为著名的水旱码头。
这里曾是西北皮毛集散之地。自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起，英国和德国商人先后在石嘴山开办了十家洋行。这十家洋行是德商瑞记洋行、兴隆洋行、英商仁记洋行、新泰兴洋行、天长仁洋行、平和洋行、高林洋行、聚立洋行、隆茂洋行、明义洋行。其中英商高林洋行建行最早，前六家洋行资金为多。这十家大洋行收购西北皮毛，运至石嘴山整理打包，运往天津。他们每年收皮约一百万张、羊毛约三千万斤，有上万峰骆驼和上千只货船为其运输，其时，陆路驼铃阵阵，水陆风帆叶叶，真是驼队塞道，商船拥河。
这里曾是宁夏与京津通商的必经之所。1926年，洋行撤走。但是，石嘴山依然是宁夏与京津通商贸易的必经之所。宁夏乃至西北的土特产要经此地运往包头转运京津，京津的百货需经包头过石嘴山进入宁夏乃至西北。货物的运进运出，全靠四万多峰骆驼和几千只商船往返于包头与宁夏间，因而石嘴山作为水旱两路必经之地，依然是商贾塞途，车马络绎。
当年作为水旱码头的石嘴山小镇除去驼队商船往来外，镇上景象如何？著名记者范长江曾有精彩描述。他说：“因为这里是过道，所以此地主要的机关，是各种各样的税卡，此外占重要位置的是客店，再其次最多的是妓女。这些分子都不是自己生产的群众，他们全靠来往客商之惠顾来维持，所以最令石嘴山市民关心的事情，再没有比客商往来的消息了。午后三四时左右，只要驼铃的铜铃，或者大车的轮子，或者小小马队的铁蹄，发出声音，局卡利的收税员，旅店主人，穿红挂绿的妓女，都到各人的门外，预备欢迎他们各自的主顾。”
后来，随着黄河水运停运，铁路建成，道路运输的变化，石嘴山作为水旱码头风光不再。它的再度闻名于世，是因为盛产煤炭。站在今天回望昨日，石嘴山经历了由游牧之地而边防要塞再水旱码头又塞上煤城的变迁。此时正向山水园林化工城市迈进。
新渠宝丰两县考
新渠、宝丰两县之设，缘于惠农渠、昌润渠建成，农业开发之需。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七月，通智奉旨自河西塞至石嘴子筑堤200余里，开渠一道，建拦水闸8座。招民开垦，每户可授田百亩。这道渠后来定名为惠农渠。同时，增设一县，名为新渠县。在今平罗姚伏建新渠县县城一座。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十一月，通智又以查汉托户地方辽阔，开垦地可得两万余顷，只设新渠一县，“鞭长莫及”为由，奏请朝廷在省嵬营附近增设一县，招来民户4000余户，名为宝丰县。当年十二月，招百姓到新渠、宝丰县境垦耕，给以农具籽种银两，所垦土地，给为世业，三年后始征地赋。
新渠、宝丰两县之撤，是因为地震灾害。这场地震高达8级，称乾隆三年大地震，也称银川、平罗大地震。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戌时，突然地震。“宝丰、新渠并所属各营堡……裂开大窟，旋涌出大水，并河水泛滥进城，一片汪洋。”“县治沉没”。新渠县城建有两个城门，南门名“锡福”，北门名“纳秀”。地震中，南门陷下数尺，北门洞陷如月牙。县属商贾民房及仓库俱陷地中，粮食亦俱没于冰沙中，令人刨食，米粮热如汤泡，味若酸酒，不堪食用。四面各堡尽成土堆。宝丰县城也建有两个城门，南门为“广福”，北门为“贡宝”。地震后，城垣建筑倒塌，县城仓库米入地中。于是，钦差侍郎班第以新渠、宝丰皆成冰海，在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三月，请准裁汰新渠、宝丰二县，以二县地并入平罗。
新渠、宝丰裁汰后，又于两废县地设二堡。地震发生9年后的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十二月，新渠、宝丰二废县，又陆续得以复垦，有居民两千余户，人万余口。于是，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请朝廷批准在原县治设立新渠、宝丰二堡，各以坍废之鼓楼为界，楼南令回民居住，楼北令汉民居住。
两县因农业开发而建，因地震灾害而废。建县筑成也快，城毁废县也速，历时仅10年而已。此后所设二堡，宝丰犹存，为今之平罗宝丰镇，新渠则只知其故址在今平罗姚伏镇。
田州古塔有多古
田州塔坐落在平罗县姚伏镇东二里，俗称姚伏塔。塔建在高约四米的寺庙台阶上，塔高约三十八米，是一座平面呈六角形、七层楼阁式砖塔。塔门面南，门楣上方嵌有石刻匾额，题字白：“田州古塔”。门两侧有楹联一副。朕曰：“一柱撑天东带黄河明献瑞，孤标拔地西屏兰岳争秀辉。”这副楹联写出了田州塔东面黄河如带，西面贺兰山似屏，塔在山河之间拔地而起，犹如撑天之柱的雄壮气势。
此塔既称“田州古塔”，到底有多古呢？塔建于何朝何代呢？大约十五年前，我曾看到过寿佛寺僧人释融远撰写的一份资料。这个资料为手写原稿的复印件。内中称：“平罗县田州古塔、皇祗寺建于唐代宪宗元和五年。”唐元和五年即公元808年。距今已有1190年矣。
融远之说是否可信呢？参照塔名及当地行政设置情况，我以为是可信的。此塔既称“田州古塔”，当然与田州有关。据唐人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图志》载：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朔方军行军大总管郭元振，“以西域（即西受降城，故址在今内蒙古五原县附近）远阔，丰安（即丰安军，故址在今宁夏中宁县黄河北）势孤，中间千里无城，烽堆杳渺”，故置定远城，以加强西受降城与丰安军的战略联系。此后定远城又先后升为县、州。定远城故址即在今平罗姚伏。据唐人杜祐著《通典》载：“郭元振驻兵灵武西北二百里，有定州居于河外，流水浇地，俗称田州。”据此可知，定远城有田州之俗称，田州即定州，亦即定远城。既然早在唐玄宗先天二年，亦即开元四年前96年，此地已有定远城，且定远城有田州之俗称，塔名又得名于地名，那么融远之说当然言之成理矣。
定远城历经唐、北宋、西夏、元，前后存在约650余年，至明初废弃。明人胡琏《过田州城》一诗写了废弃后的田州城景象，其诗曰：“漠漠寒沙雨浥平，青山淡淡野云轻。孤城尽日鸣笳鼓，流水长年起稻粳。春暖灏风消冻路，夜深磷火照荒营。题诗欲吊英雄骨，把笔无言恨转生。”
田州塔应当是今石嘴山市境内最早出现的佛教建筑。现存的田州塔当然并非始建之原塔，而是历经维修后存留下的。今塔之南门匾额上落款有“清乾隆四十八年六月维兴和尚重修”字样，说明现存塔身是清代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重修之遗存，但从始建年代算起此塔已有千余年之久，可谓古矣。
回望要塞浑怀障
浑怀障是今石嘴山市境内最早出现的军事据点。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将蒙恬北逐匈奴，收河南地（今黄河河套西北地区），设44县，筑长城，设亭障，御匈奴，在今陶乐县境设浑怀障。
浑怀障随历代王朝的兴亡历经盛衰。秦王朝覆亡后，今石嘴山市境复为匈奴占据。西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复缮蒙恬所为塞，浑怀障亦在其中，并成为浑怀都尉治所。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北魏评定三齐后，迁历下（今山东济南）之民于浑怀障，设历城县。此后又先后更名为建安、广润、灵武等。广润之所以更名为灵武，是因为其时已至隋朝，随太子亦即后来的隋炀帝名广，为避其讳也。
浑怀障在历史上存在了八百余年。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灵武县治所迁移，浑怀障遂被废弃。八百余年间，浑怀障与一统天下的秦始皇、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荒淫无度的隋炀帝，以及蒙恬、卫青等一系列开疆拓土的名将，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联系。
浑怀障故址何在？在今陶乐县兵沟汉墓附近。兵沟汉墓群位于陶乐县西南，明长城以北，经水洞沟、哨墩子，兵沟全长三十余里，占地约两万亩。共有汉墓103座，是不同时期分葬的汉代官墓，浑怀障在汉代为浑怀都尉治所，其故址当然应在这汉代官墓附近。具体地说，应位于古墓群西，黄河古道东。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河道反复迁徙，城址早已荡然无存，剩下来的只有那群汉墓了。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倘若你站在兵沟汉墓群旁，穿过两千余年风云，回望浑怀障，一定会感到历史的苍茫，大地的厚重。古往今来，在这片土地上曾上演过多少历史的活剧！
廉人射杀鲜卑王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前后，汉王朝在今平罗县暖泉一带设置廉县。廉县是今石嘴山市境内最早出现的县级行政建制，其辖地包括今永宁县以北的银川、石嘴山地区，是管理屯田移民的行政中心。廉县在历史上存在了三百多年，它在西汉时是北地郡十二县之一，在王莽的新朝时期更名为西河亭，在东汉时复城廉县，为北地郡六城之一。《汉书·地理志》载：“廉，卑移山在西北。”说明廉县在贺兰山下，而贺兰山当时名为卑移山。
廉县在东汉末年废弃。其时中原大乱，汉王朝对边远地区已失去控制，宁夏地区亦为鲜卑人占据。历经二千余年后，廉县所留下的除去史书上的一段记载外，还有一些汉墓。在历史记述中有一段故事，叫作廉人善射。
早在东汉桓帝时（公元前147年至公元167年），漠北鲜卑首领檀石槐曾建立一个草原部落军事大联盟。檀石槐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上古（今河北怀来东南）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光和中（公元178年至公元184年）鲜卑王檀石槐死，其子和连继承其位。在檀石槐死去的前四年，即东汉熹平三年（公元174年），鲜卑已进入北地（今宁夏北部）。和连继任首领后，于光和四年（公元前188年）进攻廉县。但他出师不利，被廉人善弩者射中而死。鲜卑人亦越贺兰山而逃。
上述便是廉人善射故事的大略。这故事说明石嘴山地区自古便有尚武之风，其居民以勇武敢斗著称。是故在漫长的历史上当地鲜有文学人才。这当然是因为此地为边陲要地，战乱频仍等诸多历史、地理原因想形成的。
乞伏鲜卑游牧过
时间由现在上溯1730余年，鲜卑乞伏部等四个部族，从河套北迁至贺兰山北段居住。这些部族原来居住在漠北，后来南出大阴山，居住于河套北。此番又从河套北迁至贺兰山北段。带领他们迁移的是部落联盟首领佑邻。其时正直晋泰始初年（公元265年）。
“贺兰之山五百里，极目长空高插天”。山中阴凉湿润，草丰水美，是很好的牧场。佑邻带领的部族，在山中游牧，繁衍生息，人众渐盛。后来他们又再度迁移，去了高平川。他们在贺兰山北段游牧过多少岁月，已无从得知。但从此贺兰山北段有了乞伏山之称。
佑邻率部迁居贺兰山北段后的百余年，乞伏国仁创建了西秦。西秦是十六国时期由鲜卑族在西北建立的政权之一。这个政权存在了46年。史称建立西秦的鲜卑为乞伏鲜卑。佑邻是乞伏国仁的五世祖。
《元和郡县图志》载：贺兰山东北“其抵河处亦名乞伏山”。这段山的位置大体在今石嘴山市境内。乞伏鲜卑在这里游牧，历经千余年后，已没有可供追寻的遗迹。当然散布在山中的岩画中，或许有他们的作品，但也早已融入了历史画廊的长卷，哪些画出自他们之手也已无从认定。时光流逝，山河永在。他们在山河间留下的只是一个地名，就连这个地名也早化作历史，仅见于史籍。
据说佑邻率领其部族迁至贺兰山北段时，其部族有五千户，待到他再迁高平川时部众已达五万户。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在贺兰山林草之丰。否则五千户之众何以生存？又怎能发展到五万户？养育了人们的贺兰山，在漫长的历史上付出了很多很多，于今早已不是当年景象。再早绿水青山，使山川秀美的重任便落在了今人肩上。
贺兰山下阵如云
石嘴山市境内的各级行政建制的地名中，最古老的地名当属崇岗。崇岗现为平罗县辖的一个乡。然而，崇岗之名远在唐初就已经出现，距今近1400年矣。
崇岗位于贺兰山下，地当汝箕沟沟口，唐初贺兰山沿线是唐王朝抵御突厥的重要防线，贺兰山下是唐军与突厥搏杀的战场。崇岗是这条防线的组成部分，也是这片战场的主战场之一。当时，唐王朝曾在这里设置崇岗镇。古代在边要形胜之地设置的军事据点称镇。镇的大小级别历代各有不同。唐初的镇是最低的军事机构，镇将只掌管军事防务，其级别大致与县令相当。据《资治通鉴》载：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九月，“洪州大总管宇文歆邀突厥于崇岗镇，大破之，斩首千余级”。邀者，阻击也。上述那段并不难懂的记载，说得通俗明白些便是：唐武德五年九月，洪州大总管宇文歆在崇岗镇阻击突厥，杀死突厥一千余人，突厥大败而逃。洪州地在今江西南昌一带，距贺兰山远矣。任洪州大总管的宇文歆远赴塞上与突厥作战，当是军事需要，奉召而来，从《资治通鉴》的记载可知，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唐王朝曾在崇岗一带设置过军事据点，并驻有军队。当时崇岗一带曾有过激烈的战斗。在那以刀矛弓箭为武器的年代，一场战斗竟至杀敌千余人，那战争的规模也就不小，激烈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同时，据此也可以断定，崇岗作为地名至迟在唐武德五年就已出现。
在漫长的历史上，曾有过无数次的战争，但能载入史籍的为数不多。崇岗之战对于唐王朝战胜突厥，安定西北，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不但载入了《资治通鉴》，而且被当代史学家视为历史大事写入了《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当然史家的记述总是简洁的。要想形象地感知当时的战况，不妨读读诗人们的作品。唐代大诗人王维在《老将行》中有句云：“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橶交驰日久闻。节使三河募少年，诏书五道出将军。”贺兰山下战阵如云，杀气冲天，告急文书日夜不断送往京都。军事长官在河东河西河内各地征集青少年入伍从军，皇帝频频发出诏书催促将军率兵出战。这应当是对贺兰山下战事的宏观描写。唐代诗人卢汝弼的《边庭冬怨》则对唐王朝将士的战斗精神作了具体描写。“朔风吹雪透刀瘢，饮马长城窟更寒。夜半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朔风飞雪，寒气刺骨，夜半闻警，人人奋起，唐军之斗志可见矣。
石嘴山市境在古代为边防要地。城障堡镇之设与军事密切相关，多因军事需要而设，亦因军事功能丧失而弃。崇岗镇在历史上存在过多长时间不得而知。于今在当年的古战场上是欣欣向荣的崇岗乡。
戈甲气销山色在
贺兰山大水沟沟口有西夏离宫遗址，知之久矣，无缘登临。直至去岁秋日，市政协组织视察文物保护情况，有幸应邀参加，始得涉足其地。
然而，此行仅是匆匆一过，登临一隅而已。据有关考察资料介绍，这里是贺兰山规模最大的西夏离宫遗址，沟口两岸有依山势用石块垒砌的建筑台地数十处，南北逶迤十余里。沟口北岸有三组建筑台地，沟口南岸有十余处。台地多呈长方形，台面大小不一，最大者长百余米，宽八十米，最小者长二十米，宽十余米。每层台前均以石块砌成直壁，两侧或正中有石砌台阶，以便登临，并有沿山曲径相通。此外，在沟口南北山麓坡地上，还有以双行石块砌成的房基数十处，因其上并无建筑材料遗存，专家们认为应是一座以“土屋”为主的大型兵营。据此可知这个建筑群面积之广，规模之大。画栋雕梁，舞榭歌台，总被雨打风吹去。随着西夏王朝的覆亡，这个庞大的建筑群，在历史的风雨中消失殆尽。于今只留得些许残痕。我在遗址上捡得几片绿色琉璃瓦碎块，遥想此地当年之壮观，沧桑之感油然心头。“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戈甲气销山色在，绮罗人去辇痕留”。随着西夏王朝的覆灭，岂止是“绮罗人去”，就连辇痕也早已无痕，千古存留的是巍巍贺兰山峰。关于大水沟西夏离宫遗址，有专家推测，此地很可能是西夏右厢朝顺军司的驻地克夷门之所在。首先，大水沟是贺兰山中段水资源最丰富的一条山沟，有充足的水量可供驻军饮用；其次大水沟形势险要，口门紧窄，两山壁立，实为兵要之地。再次大水沟形势与《西夏书事》记述的克夷门相符。《西夏书事》说：“克夷门为中兴府外卫，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大水沟情景正是如此。最后就是现存遗址有大片估计是大型兵营的“土屋”遗存。专家之推测不无道理，倘使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么大水沟遗址便是西夏王朝京城西北大门的军事要地克夷门故址。当年这里是经历过惨烈的战争的。成吉思汗在第三次攻打西夏时，派兵出黑水城（今额济纳旗南），由兀刺海攻入河西，再攻克夷门。其时克夷门驻军七万之众，夏主安全又增兵五万支援，共计十二万兵力，坚守克夷门两个多月，忠告失败。蒙古军队攻占克夷门后，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并引水灌城，迫使夏主安全纳女求和。从西夏投入兵力之众可见战争规模之大；从克夷门终告失守，可见成吉思汗的铁骑之猛，战争之惨烈不言而喻矣。“此次屡见血殷红，登临似见鬼影瞳，且喜战争不再逢”。于今此处青山寂静，一片安详。
大水沟西夏离宫遗址作为古遗址自有其价值，不但需要保护，而且应当开发利用。市政协组织的视察有此一行，其目的大约也在于此。
贺兰山下河西地
元代地方行政为省、路、府、州、县制。今宁夏南部属陕西行中书省。今宁夏北部则属甘肃行中书省宁夏路。宁夏路黄河以西地区称河西。今石嘴山市市境亦在河西地区。当时，宁夏河西地区民俗风情如何？元代诗人马祖常的《河西歌效长吉林》一诗对此有生动的描写，堪称为元代宁夏河西地区的风情画。这首诗全诗如下：
贺兰山下河西地，
女郎十八梳高髻。
茜根染衣光如霞，
却召瞿昙作夫婿。
紫驼载锦凉州西，
换得黄金铸马蹄。
沙羊冰脂蜜脾白，
箇中饮酒声渐渐。
这首有关河西的诗是模仿中唐诗人李贺的诗体写的，所以题为《河西歌效长吉林》。诗并不难懂，若将其中不太常见的词语略加解释，就更好懂了。诗中的“茜根”，即茜草的根，可作红色染料。“瞿县”，是佛教祖师释迦牟尼的俗姓，用以代指佛教徒。“凉州”，系唐代行政设置，故址在今甘肃武陵一带。“凉州西”指西域，即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区。“箇中”意为座中，指座中之人。全诗大意是，在贺兰山下，黄河以西的地方，女郎十八岁时梳起高高的发髻，穿着用茜草根染成的鲜艳如霞的红色衣裳，她们喜欢召佛教徒为夫婿。这里的商人用骆驼载着丝绸锦缎去西域经商，获利甚丰成为巨富，拥有大量马蹄金。酒楼中的沙羊肥肉如冰一样鲜亮，像蜂蜜一样白。人们吃着羊肉，喝着美酒，口中发出嘶嘶响声。在短短的八句诗中，涉及了少女的发型、服饰、婚嫁，以及对佛教的崇尚；夸张地描写了经商西域的商人的富有及生活的奢华；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羊肉之肥美，食肉饮酒之惬意。历经600余年的沧桑，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风俗已不复存在，但是，食肉饮酒的场景至今仍不难得见，甚至许多人自己就是“箇中人”。
马祖常，字伯庸，近居延海雍古部人，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一举及第，官至翰林文字，后升监察御史。未任之前，他曾游历名山大川，“问俗西夏国，驿过流沙地”，是曾涉足过宁夏的。其诗中所写，当为亲历所见。也正因为是其亲见，所以写得生动传神，有声有色，如一幅动人的风情画，使人读其诗如见其景。
旌阁战绩话前朝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发生在宁夏的哱拜兵变，是件震惊全国的大事。
哱拜是归顺明王朝的鞑靼贵族。他因英勇善战，在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由宁夏标兵参将被提升为宁夏副总兵，这年他已60岁。然而，宁夏巡抚党馨对哱拜心存偏见，处处刁难。作战时不给哱拜所部提供军马，寒冬腊月不发冬衣，还扣发军饷。于是，哱拜心生怨恨。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二十八日晨，在哱拜的支持下，军锋刘东旸领兵攻入师府，杀死党馨等人，焚烧公署，释放囚犯，并迅速占领宁夏黄河以西各地。获悉消息后，明王朝调集甘肃、延绥、榆林、辽东、山西等地数万军队前往宁夏镇压，并且调来浙江军队和苗兵增援。明军多次攻打宁夏城（今银川）未果，最后，利用宁夏城低洼，城周围多渠的地形，筑堤引水灌城，于九月十六日破城。兵变历时半年余，终告失败。哱拜于城破之日自焚而死。其部属被杀者达2000余人。明代卓越的戏剧家汤显祖听到哱拜兵变的消息后，写了《夏州记》一诗，诗中表达了对战乱中边地人民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其诗云：
夏州叛军如五堡，迫挟藩王磔开府。
贺兰山前高射天，花马池南暗穿虏。
前年通渭血成壕，天上太白愁烽高。
不信秦人阮翁仲，铸金终得镇临洮。
平虏参将萧如薰因在哱拜兵变中守城有功获得升迁与表彰。哱拜兵变后，以刘东旸为总兵，以哱朝恩（系哱拜之子）、许朝为左、右参将，连续攻占河西四十七堡，唯独平虏城（今平罗）未能攻破。其时，镇守平虏城的是参将萧如薰。哱拜令其左参将土文秀于三月率兵攻平虏城，萧如薰率部守城，双方激战数十日，城池未破。五月，右参将哱云率部联合河套蒙古部族著力兔（亦作卓力克图）所率骑兵500名，再攻平虏。哱拜选精兵300名，亲自指挥策应。萧如薰留部分兵士守城，将部分兵士埋伏于南关，自率少数军士出城迎敌。两军交战时，萧如薰佯败撤退，哱云率军追至南关，被伏兵包围，哱云部大乱，伏兵放箭，哱云被射死。萧如薰乘胜追击，俘获甚众。著力兔组织反扑，正遇明军麻贵部前来增援，麻贵为明代边关良将，英勇善战，著力兔与其遭遇后受到重创，只得向北撤退。至此被包围两个多月的平虏宣告解围。萧如薰以此功升任宁夏副总兵，后又任宁夏总兵官。明崇祯初年，萧如薰病逝，崇祯帝为其题“抗逆孤忠”匾额，建牌坊于平虏城。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任平罗县知事的徐保字在其所作《新堡怀古》之四中追怀这段历史故事，赞颂了萧如薰的战绩。其诗曰：
健儿草窃讵雄骁，抗贼南关将姓萧。
簪珥犒军妻自烈，金缯啖虏敌空骄。
何愁北套巢难捣，早见东旸胆已消。
犹幸表忠坊尚在，旌阁战绩话前朝。
我市作家李万成所著小说《长河落日》即取材于哱拜兵变中萧如薰困守平罗这段历史史实创作的。
康熙曾从此地过
康熙皇帝曾亲临宁夏，并到过石嘴山地区。他的宁夏之行，还留下了一些民间传说故事。
康熙是为平息葛尔丹叛乱来宁的。公元1688年，居住在新疆的准格尔部族葛尔丹勾结沙俄，制造分裂，先后攻占新疆、内蒙古大片土地，清王朝为平息叛乱，连年用兵。先后在康熙二十九年和三十五年两次大败叛军。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二月，康熙来到宁夏，调兵遣将，进行最后决战，彻底平息了叛乱，维护了统一。
康熙来宁夏行经的路线是：从北京出发，经河北、山西到陕西神木，再经榆林、定边入宁夏，过花马池、兴武营，在横城渡黄河，进银川。他到达银川是当年三月二十七日，离开银川是当年闫三月十五日，在银川城驻留十八天。他在横城渡河时，曾赋诗曰：“历尽边山再渡河，沙平岸阔水无波，汤汤南去劳疏筑，唯此分渠利赖多。”诗中赞叹了宁夏得天独厚的水利条件。
康熙涉足宁夏地区是他从宁夏返京归途之中。闫三月十五日，他离开银川，乘船北行，途径尧甫（今姚伏）、流穆河西岸、峡河西岸、哨马营（今惠农下营子乡）、石嘴子西南等处，在上述地点各住一夜，在今市境内行程五天。他进入内蒙古地区后，得到葛尔丹兵败自杀的报告后即返回北京。康熙沿黄河北上途经今市境时，随驾船只多达百余只，其中有楼船三只，官员及侍卫用船九十六只，载马大船两只，可谓浩浩荡荡矣。
康熙在宁夏调兵遣将，部署军事行动时，曾大量征集驼、马、船只，运送军粮、物资。当时奉旨调集船只，运送军粮的是后来被称为“一代廉吏”的于成龙。于成龙当时曾调集每船可装三十石的百余只大船运米。此次军事行动之大，由此可见。
俗语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河河道是经常变迁的。当年康熙乘船北行时，所经河道是西河。西河是当时黄河主河道以西的一个支流。这条河在清雍正初，成为惠农渠的退水沟。再后来逐渐干涸，于今只留下了些西河之类的地名。然而，康熙的宁夏之行却载于史籍，传布民间。
康熙初年，居住在新疆伊犁河流域的蒙古准噶尔部上层贵族，以噶尔丹为首领，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发动了分裂祖国统一的武装叛乱。为平定叛乱，康熙曾两次率军亲征。康熙来宁夏就是为组织第二次征噶尔丹而来。
公元1697年，康熙经过长途跋涉，于农历3月27日到达宁夏。农历闰3月15日，由横城乘船离开宁夏，前往内蒙古白塔（今内蒙古包头市附近）。4月15日，康熙在行军途中获悉叛军首领噶尔丹在昭莫多失败服毒自杀后，即下令班师，于5月返回北京。这次军事行动共征集运粮船只105艘。康熙一行离宁时，又征用船只101艘，其中还有楼船3艘。当时由宁夏至白塔附近，可谓百舸争流。康熙在宁夏城（今银川市）逗留十八天。离开宁夏城赴白塔途中，曾经过今石嘴山市境的尧甫（今平罗县姚伏镇）、哨马营（故址在今惠农区红果子镇）、石嘴子（今惠农区城区），并停船住宿。
康熙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位比较开明的皇帝。在宁夏期间颇能休察民情，关注民生。当康熙到达花马池（今盐池县）时，宁夏总兵王化行知道康熙喜欢狩猎，曾计划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围猎。康熙说：“噶尔丹未灭，马匹关系紧要，宁夏兵来花马池，往来须七八日，马必疲乏，夫猎细事耳，以擒获噶尔丹为急，今罢猎而休养马匹，以猎噶尔丹。”阻止了狩猎。康熙在宁夏城期间，曾召集川陕总督吴赫、西安副都统阿兰台议事。康熙说：“往昔未尝临边，不获目睹边地之苦，今巡行至此，视沿边地方，土瘠民贫，但兵丁甚精锐。”“然兵虽良，如不善扶绥而因苦之，则兵虽良无用也。”他还斥责了当时将领冒领军饷，苛扣军饷之风。康熙离开宁夏时，宁夏绅士垦留，康熙以“来宁夏经理军务，驻跸十有余日”，“边地跷瘠，民生艰苦”，“朕扈从人众，恐多留一日即滋百姓一日之扰”而不允。绅士们又恳请制文颁赐，康熙也以“百姓运碑雇匠，转致烦苦”为不允。正因为康熙能体恤百姓，所以受到宁夏百姓的好评，从而在宁夏有许多关于康熙的传说故事。
康熙在巡行宁夏时，时时留心考察边地情况。他曾说“朕巡宁夏时，于黄河舟行二十余日，观其水势，毫无定所，今旧河故道俱被浸溢”，“筑堤防之，逼其水，性易致冲决，甚无益也。”他严厉批评了隐瞒灾情不报的行为，他说：“天下至大，兆民至众，惟恐穷乡僻壤，百姓疾苦不能上达”，“备荒之法，全赖督抚得人，傥以讳灾为事，一遇歉薄，莫知所措，何以为民父母？”他在返京之后，还曾谈及宁夏灾年度荒的有关事宜。他说：“朕曾谈及宁夏，其地方有似蒙古，所种惟有青稞，遇岁不收，民即流散。”他指示前往宁夏赈灾的官员“教百姓牧羊牛羊”，“虽遇荒岁，食乳亦可度日”。他还说宁夏“地产肉苁蓉、天门，冬煮食之，味似山药。有一种沙米，亦可食。”从其所言，可见其观察之细。他在位时曾多次下旨赈济宁夏灾民，显示了他作为一代明君对民间疾苦的关注。
抗逆孤忠萧如薰
明万历20年（公元1592年），宁夏副总兵哱拜发动兵变，占据宁夏（今银川）城，叛军连续攻占河西47堡，惟平虏（今平罗）城参将萧如薰率领居民固守城池。哱拜兵变平息后，萧如薰升任宁夏副总兵，后又升任总兵官。他去世后，明崇祯皇帝朱由检曾亲书“抗逆孤忠”匾额，为其在平虏城建立牌坊。
萧如薰守城的大略经过是：哱拜兵变后，叛军头目吐文秀率军攻打平虏。萧如薰率众守城，与之激战数十日，保全了城池。此后，哱拜之义子哱云又联合河套蒙古部族著力兔，再次攻打平虏城。萧如薰在平虏城南关设伏，击败攻城之敌。哱云在战斗中中箭身亡，叛军溃退。著力兔亦被援军麻贵杀退，平虏城安然无恙。在固守平虏城的战斗中，萧如薰之妻亦全力相助，慰劳士卒，鼓舞斗志，一时传为佳话。
萧如薰，字季馨，延安卫（今延安市）人。他因守卫平罗之功升任宁夏总兵官，两年后去职。此后宦海浮沉，又于万历29年（公元1601年）和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两度出任宁夏总兵官。他二任宁夏总兵官，在职达九年之久，三任宁夏总兵官时间短暂，为时仅两个月。在他第二度出任宁夏总兵官时，曾再度到过平虏城，并写了《登南门楼》一诗。其诗云：“再过危难地，风尘二十年。闾阎曾不改，斥堠至今传。对雪岚光近，瞻云树影连。主恩何以报，登临意茫然。”时过二十年，战地重游，市井街巷依旧，哨所亭障仍存。贺兰山因积雪而显得很近，地旷天低白云与树影相连。登高远望，想到自己对朝廷的恩典尚未报答，心头一片茫然。诗中抒发了重过危难地的感慨，表达了对明王朝的忠心。
萧如薰虽为武官，但能诗能文，宁夏及平罗的旧方志中均收录有他的诗作数首。
秦边纪略镇远关
《秦边纪略》是一部清初记述西北舆地的重要著作。作者梁份，字质人，江西南丰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终生未仕，以邀游四海为志趣。他曾在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和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两次游历西北，有感于西北防务之重要，遂有《秦边纪略》之作，其中之核心是筹边方略。
《秦边纪略》书中所载，涉及今内蒙古南部、陕北、宁夏、甘肃大部、青海东北部及新疆南部，以卫（府）为纲，下系镇、城、边堡墩台、建置沿革、山川形势、道路驿站、官司戎伍、攻防得失，农畜物产，风俗人情，沿边蒙古部落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分布及活动情况。
梁份在他的西北之行中，亦曾亲历宁夏。他在书中对宁夏卫、宁夏边堡、宁夏近疆，均有记述。关于平罗城的山川形势、关塞隘口亦记述甚详。书中有图，绘出了山河、城堡、关隘的方位。其所绘之图，明确地标出了镇远关河黑山营的方位，足以解决关于镇远关、黑山营之争。
镇远关是宁夏镇城北端的重要关隘，明弘治以前是宁夏北部地区主要防线。据旧志载，关南五里有黑山营。今人关于镇远关的方位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正谊关口，持此说者将黑山营定位于正谊关口南约五里的麦如井；一说在旧北长城上原市四中附近，持此说者将黑山营定位于由此向南五里的清哨马营故址，即今惠农县下营子乡五渠村。前一种说法，流传久而广，主要依据是今正谊关是从镇远关音转而来，且镇远关口是通向内蒙古的重要孔道。后一种说法，是一些研究人员考察后提出的，主要依据是关应建在长城之上，今正谊关并无长城遗迹。《秦边纪略》所载之图，明确地将镇远关标在旧北长城上，且绘有关楼。黑山营亦标在镇远关以南，长城附近。
《秦边纪略》成书于康熙二十年，其时距明弘治年间相去未远，且该书所载系作者亲历考察之所得，应当是可信的。据此论断，镇远关的方位应以在旧北长城上原四中附近为是，同样黑山营的方位亦应以哨马营故址之说为准。
内地鲜见蒸汽机
1926年，芬兰商人维利俄斯看中了宁夏五宝之一的黄宝——甘草，于是以甘草为原料开办了甘草膏厂。他将厂址选在宁夏平罗通伏。厂址既定，他在上海定购蒸汽机，经京包铁路运至包头，再经黄河水运，运至平罗通伏。
蒸汽机在今天不足道，可在当时却很鲜见。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其名著《中国的西北角》中记述过，他在1935年到吴忠时，见过一家机器饭馆。而所谓的机器饭馆，不过只有一台压面机而已。由此推测，当时维利俄斯弄来的这台蒸汽机就更非同寻常了。这台蒸汽机竟然引出了宁夏历史上四个“第一”。首先，这是宁夏境内出现的第一台蒸汽机；其次，因为甘草膏厂用蒸汽机为动力切割甘草，于是这个厂便成了宁夏第一座机器工厂，此前，宁夏的工厂皆是手工作坊；再次，这个厂是洋人办的，于是该厂便成了宁夏第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最后，在此之前宁夏并无制药厂，仅有集行医、卖药、加工炮制于一体的中药店而已，于是这个厂便成了宁夏第一家西药制造厂。
维利俄斯的工厂因兵荒马乱、运输不便等诸多原因，于1928年倒闭。那台蒸汽机此后流落于贺兰洪广、银川八里桥等地的工厂，最终不知去向。然而，无论这台蒸汽机下落如何，一台机器竟引出宁夏历史上的四个第一，于今似乎不可思议，但历史如此！
黄河哺育石嘴山
石嘴山市现辖大武口、惠农两区和平罗县。贺兰山北段绵亘于市境西侧，黄河南北贯流于市境东南侧。上世纪60年代初，随着煤炭资源的开发，这里因煤立市。但是在贺兰山煤炭资源大规模开发前，影响这里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是黄河。
黄河在石嘴山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农业发展上。黄河为宁夏提供了农田水利灌溉之便，使银川平原享有发展农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石嘴山地区是银川平原上开发较迟的地区。清代以前，这里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险要的地形，成为军事重地。经济则是畜牧业、农业兼有。然而，因地处汉渠、唐渠末梢，水利灌溉不便，大片滩地尚未开垦，农业还没有较大发展。清初，采取疏浚渠道和移民屯垦的措施，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开发。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宁夏水利同知王全臣主持开凿了大清渠，并组织移民到查汉托护（平罗县黄河西岸的大片滩地）屯垦。雍正初年，川陕总督年羹尧视察宁夏河渠后，朝廷又先后派出户部侍郎单畴书、右布政使史在甲、兵部侍郎通智等人，到平罗经营查汉托护地方，主持修建水利工程。从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开工，至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竣工，历时三年，建成了惠农渠和昌润渠。大清渠长72里，惠农渠长262里，昌润渠长136里，这三大干渠的建成，解决了石嘴山地区的灌溉问题，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惠农渠、昌润渠建成后，朝廷“颁帑银十五万两，以为招徕户口恒产耕种之资”，从宁夏、宁朔、灵州、中卫、固原等地移民屯垦，开垦出“查汉托护地数百里”，“辟田万顷，安户万余家”。在新垦区内，建立屯堡40多个。为管理新垦区还增设了新渠县和宝丰县。乾隆三年十月月二十四日（1739年1月3日）大地震后，新渠、宝丰两县废除。然而，乾隆八年，朝廷又重修了被震毁的昌润渠，并“招徕三千五百余户，垦熟田凡三千一百六十七顷。”使这一地区在经历重大灾害后再度复兴。
清代雍正年间对今石嘴山地区的开发，为这一地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此，石嘴山地区经济开发全面转向了农业。清代雍正、乾隆年间，这一地区耕地面积迅速扩大，人口急剧增加。这一时期，平罗新开耕地4070顷，数量居宁夏府之首。新开耕地占全县耕地总数的62％。百余年间，平罗耕地翻了一番。与此同时，人口也数十倍增加。明代万历年间，平罗地区设平虏守御千户所，仅有1090户，2287人，清代乾隆年间，平罗地区已有16490户，158360人。户数增长14倍，人口增长68倍。兴修水利，引黄灌溉，使石嘴山地区农业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察汗弃壤通理疆，绣畦北尽省嵬旁”的兴旺景象。
在兴建农田水利工程的过程中，石嘴山地区的采矿、烧瓷诸业，也得到了发展。开凿惠农渠、昌润渠，修建新渠、宝丰县时，需用大量铁、石、煤炭。如从外地采运，费工费时，运输不便，价格亦高。通智等人即在石嘴山就地取材。据通智《石嘴山土神祠记》载，当时在石嘴山“采石十万余丈，铁五十余万斤，煤炭不下十万车”。这次为新建水利工程而进行的大规模采矿，无疑是石嘴山地区采煤和冶铁工业之始。《石嘴山土神祠记》中还说：石嘴山“铁石煤炭取之不尽；更出干泥，烧造瓷窑，以资民用。”据此可知，在清代雍正四年（1726年），石嘴山地区即已开始采煤、烧瓷。采煤、烧瓷诸业因引黄灌溉水利工程而兴，当然不能说与黄河无关。此后，随着石嘴山地区居民的增加，人们当然需要用煤用瓷，采煤、烧瓷业自然也是世代相传。
黄河与石嘴山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还体现在水运上。石嘴山地区的黄河水运历史悠久。北魏薄骨律镇将刁雍水上转运军粮；唐代朔方六城水运；元代的黄河水驿；清代的水上运粮线，皆包括石嘴山地区黄河河道在内。
黄河水运对石嘴山地区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是在清末明初之时。今石嘴山市的惠农区，是宁夏平原与内蒙古戈壁草原的天然分界，是甘肃、宁夏进入内蒙古的第一道关口。由此沿河北上河道畅通无阻，故而此地是黄河上游天然交通要冲。清光绪六年（1880年），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深入，外商纷纷在石嘴山地区开设洋行，收购转运羊毛。先后在这里设行的有十家，资本雄厚的有六家。他们利用黄河水运之便，通过水运将羊毛运至包头，再转天津出口。从而使石嘴山成为西北羊毛集散市场，空前兴盛的水旱码头。
黄河水运之便使石嘴山成为西北羊毛集散市场后，这里的水运空前繁荣。当时，石嘴山有民船200余只。其中小船100只左右，进行短途运输，主要运输粮、菜之类。大船100多只，承担运输羊毛业务，每船船工2～3人，逆水返船时还需雇用纤夫6～8人；载重量为10500公斤，可装羊毛150捆包。从石嘴山顺水而下至包头600公里，需用5天时间。可见当时石嘴山从事水运的船工至少也有300～400人左右。
石嘴山羊毛集散市场的繁荣，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造成的畸形发展。据统计，1912年全国诸港出口羊毛290.163担，其中天津港252.545担；1913年全国诸港出口羊毛280.055担，其中天津港221.513担；1914年全国诸港口出口羊毛309.478担，其中天津港246.897担；1915年全国诸港出口羊毛404.463担，其中天津港301.661担。天津港出口羊毛数量占全国出口量的80％左右，而天津港出口的羊毛基本上来自西北地区，是在石嘴山聚集的。这些羊毛从甘肃、青海、宁夏、阿拉善、额济纳、鄂尔多斯等产毛地，用牛车、马车、骆驼运至石嘴山，这无形中促进了陆上运输业。羊毛运至石嘴山后，还需洗涤、去沙、晾晒、打包，当然也就有了羊毛加工、打包业。陆上、水上运输，羊毛加工、打包，汇聚了众多的工人，使石嘴山这一偏僻小镇空前繁荣，旅馆、饭馆之类的服务业也随之兴盛起来。石嘴山因黄河水运之利，成为西北一个繁荣的水旱码头。
石嘴山作为西北羊毛集散市场，在1926年外商撤行之后而衰败。但黄河水运依然存在，直至包兰铁路通车才终止。
叶叶风帆塞上行
宁夏黄河水运历史悠久。我市境内的黄河是宁夏乃至黄河上游水运的河段之一，历史悠久。
黄河大规模水运始于北魏。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书，命令薄骨律镇（今吴忠市西南）镇将刁雍，将河西（今宁夏黄河以西地区）屯谷五十万石运往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北），以备军需。并且指定由统万（今陕西靖边附近）、安定（今甘肃镇原西南）、高平（今固原）及薄骨律镇调牛车五千辆为运输工具。然而，刁雍经过计算认为如此运粮耗时费力不如水运。这个账是这样算的：从河西的进青铜峡、永宁一带，到沃野，计程八百里，牛车每辆一年可运两趟，每年每车载粮二十石，五千辆牛车一年运二十万石，五十万石粮需三年才能运完。三年内上万劳力上万头牛调去运粮，必“大废生民耕垦之业”。因此刁雍上表恳求将陆运改为水运。魏太武帝诏准。当年冬，刁雍指挥工匠赶造木船二百艘，每艘可载粮一千石（合26吨多）。次年三月至九月，即将五十万石粮全部运完。三年之事，两季而成。魏太武帝不但大加表扬，而且令刁雍将水运之法“永以为式”。
唐代的朔方军镇设在灵州，其所需军粮多由北都（今太原）购买，然后溯河而上，以船运送。唐高宗李渊为防御突厥，曾下令在灵州置舟师（即水军），派大将于筠召江南船工来此，“大发卒治战舰”。唐代的朔方军还设有六城水运使，专门管理宁夏、内蒙古的水运。设在今平罗姚伏的定远城即为六城之一。
元代的大水利家郭守敬在修复水利的同时，建议宁夏黄河通漕运。元世祖忽必烈采纳其建议，下令建立了由应理州（今中卫）到内蒙古托克托的水驿，沿途设驿站十个，驿船六十八艘。
清代，黄河水运也很发达。1688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派左都御史于成龙在宁夏调运军粮，并征集船只一百零三艘。康熙及其随从由陆路来宁，返程时走水路，其船队船只达百余艘，其中还有“楼船”。康熙此行由横城上船，顺河而下，途径市境的姚伏、流穆河、哨马营、石嘴子，均曾停船过夜。
清代，宁夏至包头段的河道上，不但有木帆船千余只，而且有大量皮筏。甘肃、青海、陕北、阿拉善的皮毛及土特产多经宁夏水运输出，返航时则载回各种日用手工艺品。道光年间，“磴口春帆”成了“平罗八景”之一。其时磴口属平罗县辖地，石嘴山（现惠农区）至磴口的河道，在春日开河之后，千帆竞发，蔚为壮观。
近代，石嘴山渐成黄河岸边的水旱码头。1880年前后，英、德商人陆续在石嘴山设洋行，号称“八大洋行”，最盛时有十家之多，亦称“十大洋行”。这些洋行在甘、宁、青均设有分行，专门收购皮毛，以木船皮筏运至石嘴山。在石嘴山梳理打包后再装船运往包头转口。民国初年，石嘴山仅输出羊毛一项即年达3000万斤，外商在此雇用的运皮毛木船即达千余只。其水运之盛，可想而知。
石嘴山段的黄河河道上，还曾试航过机动船。清光绪年间，比利时人罗比尔吉拟成立轮船公司，开辟南门托克托河口镇至兰州航线。他打造了钢制小型轮船“巨龙号”，在宣统三年秋从托克托河口镇逆水而上，经宁夏抵达甘肃靖远。此为黄河河道行驶轮船之始。1918年，甘肃商人陈润生、蔡质夫成立甘绥轮船公司，购买“巨龙号”营运，自托克托河口镇至横城行驶两次，终因该船客位少，入不敷出，被迫停办。甘肃省长张广建与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也曾合伙创办轮船公司。他们请上海技术人员制造长15米、宽3米、吃水0.7米的轮船，名为“探源号”，于1919年夏，从包头南海子逆水而上试航。历时五天半抵达石嘴山，又顺水而下，历时两天半抵包头。上水时速10公里，下水时速达25公里。后因战乱，有关计划废弃。合伙上的几次机动船航运皆有始无终，草草收场。通行于河上的还有木船、皮筏。皮筏有牛皮筏、羊皮筏，制作简易，成本甚低，使用方便，实为西北人民的一大创造。
新中国成立后，合伙水运兴盛一时。包兰铁路通车前，石嘴山煤矿建设所需设备，因汽车无法装载，本船吨位太小，都曾用皮筏运送。
上世纪60年代后，合伙上游青铜峡等处筑坝，包兰铁路也已通车，合伙水运停运，合伙行船成为历史。但在各处渡口，仍有船只摆渡。渡口的木船，也渐次变为渡轮。而随着合伙大桥的建成，古老的石嘴山渡口也已另迁新址。
烽燧遍地古边塞
今石嘴山市境位于宁夏北端。尤其是石嘴山区负山面水，处于山水之交，为战略要地。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多在市境内设亭障，筑关隘，建城池，驻军卒。明代更是大役兵丁民夫，修筑长城。历代所建城障大都已不复存在，但明代长城遗迹犹存，有些段落尚较为完好。成为市境的一大景观。
山川设险何年废
市境内大都长城皆系明代所建。明以前的历代王朝虽未在此修筑长城，但先后建过一些关隘城障。这些关隘、城障的设置与废弃，大抵因军事需要而定。经过历史风云，岁月沧桑之后，当年的雄关铁塞大多已荡然无存。其中较著名者有：
浑怀障
浑怀障是石嘴山市境内最早的城障建筑，也是中原王朝在市境内设立的第一个军事要塞。其故址在今陶乐县西南的浑怀东岸。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将蒙恬北逐匈奴，收河南地（今浑怀河套西北部地区），设44县，筑长城及亭障以域匈奴。浑怀障即其时所设亭障之一。
浑怀障是“城河上为塞”建筑的军事据点，其具体形制未详。清代吕调阳的《汉书地理志祥释四卷》称：“浑怀障在河东长城外，库尔格河流潴为科尔格大湖，又南入边，仍屈而北出注河，象怀物园露也”。显然这一军事据点因建在河流之状“象怀物园露”处，故名“浑怀”。
史书称浑怀障为蒙恬所筑，意为其是蒙恬主持修筑的“城河上为塞”的军事据点之一，蒙恬其人则未必亲临其地，亲躬其事。
浑怀障在汉代为浑怀都尉治所。北周、隋、唐又先后为郡县所治。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因郡县迁治而废弃，曾存在八百余年。
老关疙瘩
所谓疙瘩是高大的土石堆。老关疙瘩位于石嘴山北正义关口外，在封扼沟口处，有南北对峙的人工堆砌的巨大的土石堆两座。北面的一座高约三米，周长九十米；南面的一座高约二米，周长五十米。周围散落着有大量汉代瓦片、陶片，显系汉代建筑遗址。从其所处位置来看，当是因军事防御需要而建的军事设施。
该建筑遗址既称老关疙瘩，足可以说明此处曾设关隘。同时相对于老关而言，应另有新关。此处关隘系新关设立后废弃的旧关。这一点对于研究明代镇远关的位置很有参考价值。
廉县城
廉县是石嘴山市境最早出现的县级行政建制。为汉代设置。因地处河西，王莽时称西河亭，其故址在今平罗暖泉附近。
关于廉县，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他是天雨肉。汉桓帝建和三年（公元149年）“七月庚申，廉县空中降肉如雨，肉似羊肋，大者如手，以为奇异”。二是廉人射杀鲜卑王。东汉灵帝光和年间（公元178年至188年）统治漠北的鲜卑王和连率部南下，入侵廉县，烧杀劫掠，被廉人用弓箭射死。前者可谓奇闻，后者则留下了廉人善射的美谈。
崇岗镇
崇岗镇是唐代设立的军事据点。故址在今平罗崇岗一带。该镇见诸史籍是因为唐军曾在此大胜突厥。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洪都大总管宇文歆在这里阻击突厥军队，杀敌千余人，大获全胜。此次大捷不但见于《资治通鉴》，而且载入了今人编写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有关该镇的其它记述再未见诸史籍）。
定远城
定远城建于唐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故址在今平罗姚伏附近。
《元和郡县志》载：郭元振“以西城远阔，丰安势孤，中间千里无城，烽堠杳渺，故置此城，募有健兵五千五百人以镇之。其后信安王玮更筑羊马城，幅员十四里”。显然筑城目的是为了加强西受降城与丰安城之间的战略关系。
定远城既为军事需要而设，其地当然必有军事行动。史载最大的一次战事是，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月，灵武节度使杜叔良在此大战吐蕃，打败吐蕃两万之众，杀死两千人，俘获吐蕃节度副使一名、判官长行三十九名，还有大批羊、马。
定远城在唐代为朔方六城之一，后曾升为州、县，历唐、宋、西夏、元，至明初废弃。明人胡琏《过田州城》诗，有句云：“夜深磷火照荒营”，可见该城明时仍存，不过废弃闲置耳。
省嵬城
省嵬城故址在今惠农县庙台乡省嵬村。是元昊之父李德明在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所建。为市境内惟一的西夏建国前所建古城。
李德明建城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当时游牧于定州附近的党项部落。该城遗址为正方形，边长600米，设东、南两处城门，墙体为黄土夯筑，现存残墙最高处1.5米。
据方志载省嵬城原在河东，因黄河改道现遗址已在河西。该城废弃后，毁于地震，故民间有“摇倒省嵬城，打起宝丰城”之说。
平虏城
平虏城即今平罗县城，其范围大体即今平罗城关镇。《弘治宁夏新志》载：“明朝永乐（公元1403年至1424年）初建，止有军马哨备。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奏拔前卫后千户所十百户军余居之。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因居人繁庶展筑新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总制、右都御史杨一清奏设守备，镇城迤北地方领之”。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置平虏守御千户所。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改称平虏所，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升为县。
平罗县为市境内现存建制县中历史最长的县。平罗县城亦为市境内最大的县城。在城市建设中，原有城墙城楼皆已拆除。
明代平虏城为北部重镇。平罗参将萧如薰、孙应举等均在此立战功，受褒奖，留下了一些故事。
明代以前，市境内的城障关隘当然不只上述这些。例如，有专家推测西夏克夷门故址即在今平罗贺兰山大水沟，有文章称西夏摊粮城在今平罗县西北等等。这里仅就较重要且足可认定者简述之。
烽烟散尽边墙在
市境内的长城皆系明长城，亦称“边墙”，是明王朝为防御蒙古部落侵扰而建的，为著名的万里长城的组成部分。主要有：
旧北长城俗称红果子长城。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公元1368年至1500年）修筑。这条长城西起贺兰山扁沟，东抵黄河西岸，全长十五公里。
《据九边考》载：“宁夏北，贺兰山、黄河之间，外有旧边墙一道。经济十年，总制王琼于内复筑边墙一道，官军遂弃外边不守，以致内地田地荒芜。”可见这道长城经济十年已经弃守。
据《经济宁夏新志》卷首图中所标位置，旧北长城正好是镇远关的关墙。镇远关，修筑于明代早期，地处贺兰山尽头，与黄河相接，“山水相交，最为要地”，是宁夏镇北部的险关要隘。关于镇远关的位置，现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正谊关沟口，一说在旧北长城小墩弯的长城上。因史志称“关南五里有黑山营”，故黑山营故址亦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正谊关沟口南的麦如井，一说在今惠农下营子乡，即清代哨马营故址。持后者说，依据是关应设在长城上，今正谊关沟口并无长城，关隘不可能孤悬于长城之外。实际上两说皆不无其理，证之以正谊关沟口老关疙瘩之名，可以说镇远关先设于正谊关沟口，北长城建成后又于长城之上另设新关。镇远关在弘治以前，“因极边地方，供饷不便，军多逃散，兵力寡弱，遂行废弃”关南五里之黑山营也化作空营。
旧北长城自扁沟至小墩弯遣迹尚存，有的地段保存尚好。笔者有《过旧北长城》一诗，诗云：“依山傍水旧边塞，铁马金戈古战场。至今故垒残垣上，犹有野花带血开”。扁沟门向下约1500米处，由于地震造成墙体上下错位1.5米，水平错位1.45米，成为一处珍贵遗迹，为中外地质、地震学界关注。
北长城
北长城又称边防北门关墙，俗称大武口长城。这段长城建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系兵郡尚书王琼勘察后奏请朝廷批准，由佥事齐之鸾督建的。
北长城西起贺兰山枣儿沟，东到黄河岸，长约五十里，“皆内筑墙，高厚各二丈；外浚堑，深广各一丈五尺有奇”。城墙上筑有两道关门，东关门名平虏，中关门名镇北，关门上“皆为堂若干楹，其下各增城三面，为二堡，周遭里百二十余步”。这两道关门称北门关。
北长城在今大武口村附近，明水湖农场东至铁路一带尚有遗迹。其它处则已变为农田、道路，不复存在。
长堤
长堤从旧北长城的终点越黄河，自内蒙古巴音陶亥始，南行过都兔思河，进陶乐县境，沿黄河东岸南下，到横城大边（即东长城）。因其修筑简单，是一道非正式的长城故称长堤。
长堤工程简易，且建在黄河边，为河水泛损，所留遗迹甚少。
西长城
西长城自甘肃靖远芦沟界进入宁夏中卫县，逾河东，北上贺兰山，长约四至五百里。这道长城建于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以前，古称边防西关门墙。
西长城沿贺兰山东麓北上，至扁沟与旧北长城相接。因贺兰山北端山势险峻，可以利用，所以这道长城许多段是利用山势并不筑墙，仅在山东麓的各个山口和人马可逾之处修筑短墙。一般而言，各口之内修筑墙堑一至四道，且就地取材，多为土筑，个别墙段亦用石砌。
西长城在市境内最重要的关隘是打硙口（今大武口）。打硙是阿拉善高原通往宁夏平原的交通要道，在明代北部边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嘉靖宁夏新志》载：贺兰山“沿山诸口虽通虏骑，尚有险可凭，北则打硙，南则赤木，旷衍无碍，旧有三关自正德五年以来，渐至颓圮。套虏由东而西，则取捷经于此口以出，由西而东，则取捷经于此口以入……”。可见明正德以前在打硙口沿沟谷通道筑有三道关，嘉靖年间已颓废。嘉靖十年又曾修过一道新墙，以御北来之敌，但仍无济于事。嘉靖十九年，都御史杨守礼等人曾亲临打硙口，勘察沿山边备，并修复关墙。打硙口三关之头道关在今平汝铁路一号桥处，二道关在二号桥处，三道关在清水沟与大武口沟交汇处紧靠田刺窝窝片头的山根。前两道关墙今已不存，唯三道关墙遗址尚存。
西长城遗迹除市境沿山诸口外，在市境内现存六段。韭菜沟段145米，郑关沟红石梁段30米，红石梁下段105米，郑关沟段15米，北岔沟段100米，石大公路108道班至贺兰山红石顶段1公里。
西长城沿线的一些山口内，留存着一些石刻题记。其中大水口三方、汝箕口五方、干沟一方。这些题记多为巡将士及修建或守卫长城的下级军官、士卒所为，有的已漫漶不清。
长城的组成部分还有城池与烽火台。在长城沿线内侧，每隔一定距离修筑城池一座，较大者称堡或营，较小者称障，皆是供守卫长城的军队驻扎或储备军需的兵营，并管理一段长城的若干墩台，执行防守任务。例如，石城子、黑山营、哨马营、临山堡等。临山堡已因大武口电厂用地拆除，哨马营、石城子遗迹至今犹存，前者在惠农下营子乡，后者在大武口沟口北侧。
烽火台，亦称墩台、烟台、烽台、烽燧、烽堠、狼烟台。明代在筑长城时，沿长城内外，城堡之间，修筑了大量烽火台，用以传递军情。据《万历宁夏新志》载：与今市境相关的烽火台有：平虏所属84座，洪广营所属79座。这些烽火台或用黄土夯筑，或用石块砌成，大多建于“高山四望险绝处”，也有建于交通要道之侧或长城城墙之上的。石嘴山落石滩的一百余米高阜上，有四壁砌石，中间砂石夯筑的烽火台一座。该处已在长城二十五里以外，当是长城前线的信号站，主要用于报警。当年从镇远关至大硙口，沿山“设墩台防哨，东西联属，远迩观望，烽火严明”。于今在市境内仍存有大量烽火台，高大而残缺，引人遥想当年烽燧遍地古边塞之旧景。
只对斜阳作景看
市境在古代虽为边塞之地，往来多荷戈之士，少有文人墨客涉足，但亦不乏与之相关的诗作。唐代大诗人王维《老将行》诗中“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卢汝弼《边庭冬怨》诗中“夜半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等关于贺兰山下战争场面的描绘，自可视为当时市境内战争之写照。著名边塞诗人李益有《五城道中》一诗，唐代设在今平罗姚伏的定远城即五城之一，此诗足可说明李益曾涉足市境并有歌吟。
明清两代直接描写市境内古城障、长城及有关战事的诗篇则更是不少。镇守宁夏的文武官员不乏诗才，所过之处多有题咏，杨守礼的《入打硙口》、《入平虏城》分别描写了大武口与平罗城当年景象。其《入打硙口》诗云：“打硙口塞黄尘合，匹马登临亦壮哉。云逗旌旗春草谈，风清鼓吹野烟开。山川设险何年废？文武提兵今日来。收拾边疆归一统，惭无韩范济时才。”其《入平虏城》诗云：“黄风吹远塞，暝色下荒城。门掩钟初度，人喧鸡乱鸣。胡笳如在耳，军饷倍关情。惆怅浑无寐，隔簾山月明。”唐龙的《打硙口之捷》一诗，抒写了明军在打硙口打败入侵蒙古部落大获全胜的情景：月明胡骑遁沙场，诸路交驰羽檄忙。共有肤功腾幕府，喜将三捷献明光。帐前鹤唳榆荫碧，构上鹰飞草色黄。闻道虏中饥食马，人人惊叹汉兵强。在哱拜兵变中，坚守平虏城的萧如薰则写下了《秋征》《登南门楼》等诗。其《秋征》云：“新秋呈霁色，塞草正丰萁。杞树珊瑚果，兰山翡翠峰。出郊分虎旅，乘障息狼烽。坐乏纾筹策，天威下九重。”诗中对贺兰山下秋色有生动描绘。《登南门楼》一诗则是他立功升迁离开平罗二十年后重游故地的抒怀之作，其诗云：“再过危难地，风尘二十年。闾阎曾不改，斥堠至今传。对雪岚光近，瞻云树影连。主恩何以报，登眺意茫然。”
清代，“不见烽烟起贺兰”，长城已成为一道风景。道光年间，被列入平罗八景之一，名为《边墙晚照》，多有题咏。蒋延禄诗云：“一带颓垣柳陌河，长城饮马此中过。挥鞭小驻斜阳里，贪看边山红叶多。”郭鸿熙诗云：“锋镝销熔战垒空，断砖零。落野花红。村人倦倚苔垣坐，闲话桑麻夕照中。”王以晋诗云：“秦劳民力竭民财，万里空余赤土堆。一带斜阳回照处，翻疑紫气自西来。”张梯诗云：“焚书到处有坑灰，秦灭宜招楚火灾。万里已非嬴氏土，犹疑烽焰自天来。竭尽民膏万里蟠，塞垣一带障楼兰。而今西夏无边患，只对斜阳作景看。”
文人们不但借长城写景抒怀，就连旧北长城附近的废弃的兵营哨马营也成了吟咏之景。此时哨马营也是“平罗八景”之一，名为“马营远树”。以上四人对此景亦有吟咏。蒋延禄诗云：“深林掩映北山崖，一面河水一面沙。绝好荆关图卷在，绿云天外白云家。”写得最好的一首，当属王以晋诗：“难辨唐家与宋家，旧时壁垒委黄沙。不知多少英雄泪，散向长林化晚霞。”这些诗作作为市境内古代文化遗产，不但为市境内明长城增添了文化色彩，也是旅游资源的组成部分，极具利用价值。
塞北江南旧有名
万里黄河从宁夏穿过，在宁夏境内流程三百九十余公里。黄河给宁夏创造了大片肥田沃壤，并以其乳汁哺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天下黄河富宁夏。”位于宁夏北部的石嘴山市境亦在受益范围。
黄河自南而北，从陶乐县明东长城附近流入市境，经陶乐、平罗、惠农三县，到石嘴山区出境，流入内蒙古自治区，在石嘴山市境内流程一百四十六公里。黄河在市境内，与流经宁夏全境一样，既非河源地区之涓涓细流，亦非中下游地区之混浊，易淤易决，而是水量充沛，流势平缓，泥沙适量，因而不但洪灾极少，而且具灌溉之利。
凭借黄河之利，石嘴山市境内的各族人民同宁夏各族人民一道，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塞北江南旧有名
——古老的引黄灌区的组成部分
早在两千多年前，宁夏平原就已得到开发。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蒙恬率军北击匈奴，取河套地，在此戍边。
汉武帝时期，中原数十万贫民、田卒迁戎宁夏平原，实行屯垦，“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内蒙古包头以西至甘肃兰州附近之间的黄河沿岸冲击平原），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把茫茫草原改造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古老的大概区之一。宁夏平原汉伯、汉延等干渠，其原始渠道即开挖于此时。两汉盛世，这里已是“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牛羊衔尾，群羊塞道”，一片繁荣景象。
唐代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除汉代已修渠道外，又开挖新渠。今之唐徕渠最初渠道即始建于此时。宁夏平原有“塞北江南”之称。有此称誉，是因为北周大成一年（公元579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今宁夏北部地区）。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显然其时的所谓“塞北江南”，仅指人口来源及风俗礼仪。随着唐代大规模的开发，灌区大面积扩大，稻麦面积增多，粮草充盈，士马强盛，民食完富，使宁夏平原水乡景色与塞上风光辉映。此时“塞北江南”之称，不仅只限于人文风俗，且兼具自然景观。唐诗云：“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诚写实之笔，非夸张之辞。
西夏时期，党项族凭借灌溉之利得以富强。元昊在此开国称帝，其地虽小，其势却强，与宋、辽、金鼎足而立，相持达二百余年，创造了灿烂的西夏文化。
元代大力修复历经战乱荒废的旧渠。任用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水利，改建了唐徕、汉延、秦家等十二条干渠及六十八条支渠。郭守敬建滚水坝以减弱水势，筑堰以提高水位，挖深原有渠道，修建渠首进水闸，从而保证了渠道水量充足，在最短时间内以最省的人工，完成了修复引黄灌区水利的庞大工程，使整个灌溉体系得以正常运行。这套闸堰直到明代中叶仍在发挥作用，工程效益长达三百余年，为宁夏水利史上光辉的一页。在大力修复水利设施的同时，元代还从各地调遣军队至宁夏，设立卫所，实行屯垦。
明代继续在宁夏屯垦。明嘉靖末年，宁夏灌区有地3600顷，比元代增加了两倍多，使宁夏以产粮、牧马为中心的边塞经济空前繁荣。
石嘴山市境作为宁夏平原的一部分，在历代的开发中，自然有不同程度的开发。
汉代在今陶乐县南的灵州设有河奇苑、号非苑，用以养马。此乃市境内最早出现的官设的养马场。其时还在今平罗暖泉一带设置了廉县。廉县之设当然与农牧业的开发不无关系。
唐代设在今平罗姚伏附近的定远城已有大量屯田。开元年间，定州屯田达40屯，军屯每屯为50顷，40屯计2000顷。该地因流水浇田，故有田州俗称。明人胡琏《过田州城》诗云：“流水长年起稻稉”，即是写流水浇田之利。
西夏时期，李元昊开挖的昊王渠在今平罗、惠农、大武口均有遗迹。显然，当年这一水利工程已延伸到市境。李元昊之父李德明为控制在定州一带驻牧的党项部落，在今惠农庙台乡建省嵬城，亦可说明当时这一带畜牧业之盛。
然而，石嘴山市境位于宁夏北端，处于引黄灌区末梢。其地理位置决定其为战略要地，且时常成为少数民族游牧之地。因而，农业的开发滞后于宁夏引黄灌区中心地带，间有屯田垦荒，其规模也不大，仍以畜牧为主。一直到明永乐初年（公元1405年）筑平虏（今平罗）城后，始有较稳定的农业开发。明《万历朔方新志》载：“国初……平虏所额田五百八十三顷零二十六分二厘”，合58326.22亩。其时，耕地仅限于唐徕灌区和贺兰山东麓局部地段。今惠农、平罗、陶乐东部沿河一带仍是一片旷野。明朝后期，因为社会动荡，军屯经济遭到破坏，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平虏所现田四万零九顷七十五亩三分八厘”，合40975.38亩，较明初减少了近2万亩。
市境内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及大规模的农业开发是在清代。市境真正被列入宁夏引黄灌区是在惠农渠、昌润渠建成之后。
川辉原润千村聚
——清代市境内的大规模水利建设
今惠农、平罗沿黄河一带，清代称为查汉托护地方。该地因汉、唐二渠灌溉不及，旷为牧野。雍正三年，雍正皇帝之舅父隆科多来贺兰山下考察。他发现查汉托护地方“宽阔一百里，旷野而平，其土肥沃，种籽俱皆发生，其地高暖，易于行水”，“若修河造渠坝及放水闸，两岸可耕种万顷地亩。”隆科多将考察所得，写成奏折，绘制地图，上奏朝廷，建议修渠造闸，招民垦荒，经营查汉托护地方。隆科多的奏折经议政王大臣议复，交付大理寺卿通智，由通智来宁“照图验看，核议具奏”。通智来宁后实地踏勘，认为查汉托护地方确可经营。隆科多之考察乃至通智的踏勘，实为修建昌润渠、惠农渠之发端，亦为市境内大规模农业开发之前奏。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廷委派通智主持惠农渠、昌润渠工程。通智督率民工开渠，历经艰辛，经过三年，于雍正七年（公元1728年）建成了两渠。据清道光年间成书的《平罗纪略·水利》载：“平罗县属惠农渠交界自同义桥起，至尾闸堡归入黄河止，长一百四十五里，浇灌新户四千二百顷”，昌润渠“自口至稍永屏堡归入黄河，长一百八十里”。两渠的建成为招民垦荒，变牧野为农田，提供了条件，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惠农渠、昌润渠的修建，也加速了石嘴山一带城镇的形成。在开挖两渠的工程中，需要石料、煤炭、铁等，通智皆在石嘴山就地取材。通智撰写的《石嘴山土神祠记》称：“方大功未举，计用石铁、煤炭为数甚多，远用恒艰，爱于石嘴相度采取。托皇上天福，山川献瑞，应手而得。取石十万余丈，铁五十余万斤，煤炭不下十万车，闸座、城堡，不劳而成。且向之荒滩，今成沃野，耕凿遍野。铁石、煤炭取之不尽”。记中还说石嘴山“更出干泥，烧造瓷器，以资民用”。显然，这次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还带动了石嘴山采石、采煤、冶铁、烧瓷等业。采矿业、冶铁业、制瓷业的出现，使能工巧匠云集，并使部分农民脱离农业，从而出现城镇人口。
惠农渠、昌润渠建成后，通智奏请清廷批准，在今平罗姚伏附近设置新渠县，在今平罗宝丰设置宝丰县，并将康熙三十六年开始设在平罗柔远的蒙汉贸易市口“移于石嘴子”。新渠、宝丰二县设置不久，县城即在乾隆三年大地震中震毁，县治裁汰，两县之地复并入平罗。但石嘴山市口的蒙汉贸易，自雍正七年始，一直延续，每月初一、初十、二十日交易。市口之设使石嘴山成为蒙汉贸易之中心，也为该地日后成为水旱码头准备了条件。
惠农渠、昌润渠建成后，使唐徕渠以东及北部大片荒地得以开发。清道光年间，平罗耕地面积“该实征地十千六百二十五顷零五十三亩二分”，合762553.2亩，比明万历年间增加17.61倍，乾隆年间，平罗人口由明朝的2000余户增至15.8万人，成为“宁夏巨县”。于今，在平罗农村地名中仍有“老户”、“新户”之类，所谓“老户”是原唐徕渠灌区的农户，亦即惠农渠、昌润渠建成前已有农户，“新户”则是两渠建成后招来的农户。大量的招民垦荒，使先前“旷为牧野”之地，呈现“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缘禾青一望同”的繁荣景象，今平罗、惠农的许多乡镇村落即出现于此时。清代道光年间任平罗县知事的徐保字的《通润桥散布》一诗，生动地描写了今黄渠桥一带的自然风光，可视为当时村镇之写照。其诗云：“公暇揽幽胜，渠水跨土梁。水田飞白鸟，野庙矗青杨。小市人声散，空街夜色凉。萧然尘外意，一曲在沧浪”。
通智其人对于石嘴山市境的水利建设，农业开发功不可没。在文化方面也不无贡献。他撰写的《惠农渠碑记》、《昌润渠碑记》、《石嘴山土神祠记》，皆有存史、资治、教化作用，为研究石嘴山地区历史的翔实史料。惠农渠、昌润渠竣工后，通智写了《昌润渠工竣恭纪七律》一诗：“黄河别派六羊通，石闸巍然跨彩虹。激起众流增浪力，引开曲水灌田功。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缘禾青一望同。从此遐荒欢鼓腹，群歌大有慰宸衷”。此诗实乃昌润渠工程及工程效益的写实之作。参与工程的其他官员及宁夏地方官员纷纷唱和，其中除歌颂皇恩之陈辞外，亦不乏写景状物之清辞丽句。法海的七绝即其中之一。其诗云：“长堤一带柳毵毵，通字题桥闸有三。见说田园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有关水利工程的唱和，无异于一次诗会，所创作的诗歌数量甚多，不但是石嘴山地区最早的文学作品，而且对此后的文学创作不无影响。
至于市境内陶乐县的垦荒耕种，亦与黄河相关。清乾隆五十年，黄河改道。河西之地变为河东，两岸为地界争执，清政府在河东设蒙汉界碑，即五碑子，亦称五堆子。界内属平罗县，河西农民陆续至河东垦荒，河东垦植区渐成。
叶叶风帆塞上行
——历史悠久的黄河水运河段
黄河之利，还表现在水运。宁夏黄河水运历史悠久。市境内的黄河是宁夏乃至黄河上游水运的河段之一，同样历史悠久。
据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禹贡》载：当时黄河水运已“浮于积石，止于龙门西河”。可见早在二三千年以前，黄河上游自青海积石山以下就已通航。
黄河大规模水运始于北魏。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书，命令薄骨律镇（今吴忠市西南）镇将刁雍，将河西（今宁夏黄河以西地区）屯谷五十万石运往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北），以备军需。并且指定由统万（今陕西靖边附近）、安定（今甘肃镇原西南）、高平（今固原）及薄骨律镇调牛车五千辆为运输工具。然而，刁雍经过计算认为如此运粮耗时费力不如水运。这个账是这样算的：从河西的进青铜峡、永宁一带，到沃野，计程八百里，牛车每辆一年可运两趟，每年每车载粮二十石，五千辆牛车一年运二十万石，五十万石粮需三年才能运完。三年内上万劳力上万头牛调去运粮，必“大废生民耕垦之业”。因此刁雍上表恳求将陆运改为水运。魏太武帝诏准。当年冬，刁雍指挥工匠赶造木船二百艘，每艘可载粮一千石（合26吨多）。次年三月至九月，即将五十万石粮全部运完。三年之事，两季而成。魏太武帝不但大加表扬，而且令刁雍将水运之法“永以为式”。
自北魏开创黄河大规模水运以来，历代兴盛不衰。
唐代的朔方军镇设在灵州，其所需军粮多由北都（今太原）购买，然后溯河而上，以船运送。唐高宗李渊为防御突厥，曾下令在灵州置舟师（即水军），派大将于筠召江南船工来此，“大发卒治战舰”。唐代的朔方军还设有六城水运使，专门管理宁夏、内蒙古的水运。设在今平罗姚伏的定远城即为六城之一。
元代的大水利家郭守敬在修复水利的同时，建议宁夏黄河通漕运。元世祖忽必烈采纳其建议，下令建立了由应理州（今中卫）到内蒙古托克托的水驿，沿途设驿站十个，驿船六十八艘。
清代，黄河水运也很发达。1688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派左都御史于成龙在宁夏调运军粮，并征集船只一百零三艘。康熙及其随从由陆路来宁，返程时走水路，其船队船只达百余艘，其中还有“楼船”。康熙此行由横城上船，顺河而下，途径市境的姚伏、流穆河、哨马营、石嘴子，均曾停船过夜。
清代，宁夏至包头段的河道上，不但有木帆船千余只，而且有大量皮筏。甘肃、青海、陕北、阿拉善的皮毛及土特产多经宁夏水运输出，返航时则载回各种日用手工艺品。道光年间，“磴口春帆”成了“平罗八景”之一。其时磴口属平罗县辖地，石嘴山（现惠农区）至磴口的河道，在春日开河之后，千帆竞发，蔚为壮观。
近代，石嘴山渐成黄河岸边的水旱码头。1880年前后，英、德商人陆续在石嘴山设洋行，号称“八大洋行”，最盛时有十家之多，亦称“十大洋行”。这些洋行在甘、宁、青均设有分行，专门收购皮毛，以木船皮筏运至石嘴山。在石嘴山梳理打包后再装船运往包头转口。民国初年，石嘴山仅输出羊毛一项即年达3000万斤，外商在此雇用的运皮毛木船即达千余只。其水运之盛，可想而知。
石嘴山段的黄河河道上，还曾试航过机动船。清光绪年间，比利时人罗比尔吉拟成立轮船公司，开辟南门托克托河口镇至兰州航线。他打造了钢制小型轮船“巨龙号”，在宣统三年秋从托克托河口镇逆水而上，经宁夏抵达甘肃靖远。此为黄河河道行驶轮船之始。1918年，甘肃商人陈润生、蔡质夫成立甘绥轮船公司，购买“巨龙号”营运，自托克托河口镇至横城行驶两次，终因该船客位少，入不敷出，被迫停办。甘肃省长张广建与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也曾合伙创办轮船公司。他们请上海技术人员制造长15米、宽3米、吃水0.7米的轮船，名为“探源号”，于1919年夏，从包头南海子逆水而上试航。历时五天半抵达石嘴山，又顺水而下，历时两天半抵包头。上水时速10公里，下水时速达25公里。后因战乱，有关计划废弃。合伙上的几次机动船航运皆有始无终，草草收场。通行于河上的还有木船、皮筏皮筏有牛皮筏、羊皮筏，制作简易，成本甚低，使用方便，实为西北人民的一大创造。明诗云：“不用轻舟与短棹，混脱飞渡只须臾”。混脱即皮筏，可见皮筏之轻便快捷。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水运亦曾兴盛一时。包兰铁路通车前，石嘴山煤矿建设所需设备，因汽车无法装载，本船吨位太小，亦曾用皮筏运送。古老的皮筏为石嘴山的现代化建设是立过功的。
六十年代后，合伙上游青铜峡等处筑坝，包兰铁路也已通车，合伙水运停运，合伙行船成为历史。但在各处渡口，仍有船只摆渡。渡口的木船，也渐次变为渡轮。而随着合伙大桥的建成，古老的石嘴山渡口也已另迁新址。
黄河的灌溉之利，水运之功，促进了市境经济发展。大规模招民垦荒，水旱码头的形成使各地移民迁居于此。于是在这里农业文化、游牧文化、中原文化、边塞文化，各个民族的文化、各个地域的文化，汇聚碰撞交融，从而使市境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特色。古老而深远的黄河文化，特色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独一无二的西夏文化，丰富多彩的移民文化，沉郁粗犷的边塞文化，共聚于这片土地，成为丰富的人文资源。
凌云健笔有遗篇
——名人著作中的石嘴山
石嘴山位于交通要冲，成为水旱码头后，更是宁夏至包头必经之要道。民国以来，大批革命志士、军政要员、社会闻人、文人学者往来途径于此，涉足市境。有的还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市境的山河风貌、政治经济、风土人情，有过翔实的记述，生动描写。其中最著名的有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冯玉祥的《我的生活》、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
《西北远征记》是革命烈士宣侠父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宣侠父在1925年至1929年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925年他随西北军刘郁芬部，从张家口长途行军至兰州。《西北远征记》记述的是此次行军的经历。书中有他途径石嘴山、惠农、平罗的见闻。他在石嘴山看到的市场上“只有哈德门香烟是比较近代的商品”；他在惠农下营子耳闻了乡民“只知有前朝武举人周绅士，而不知有官府”的奇闻；他在平罗县城目睹了“县太爷的前朝威仪”。其时，经过辛亥革命清朝皇帝早已垮台十多年，而平罗县官员仍使用前清仪仗；“忽然一辆精美的骡车驰过，前呼后拥着十多个壮勇。这些壮勇，一色都是清朝打扮，他们穿着大袖的黑色短卦，短卦的前后，缀着红布剪成的‘亲兵’二字”。作者文笔伟神，为我们留下了当年的生动剪影。
《我的生活》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自传。冯玉祥1926年“五原誓师”后，率部入甘援陕时，曾途经石嘴山地区。他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记述了途经石嘴山时的有关情况，描述了在石嘴山富商郑海峰家受到热情招待，以及郑氏经营致富的情况，并对郑氏经营煤矿、盐池、碱湖等开发地资源之举多有褒扬。书中还记述了他途经平罗时，发现县衙内有年轻女眷，询问得知乃是县长新纳之妾。因此生疑，查出该县长确有劣迹，将其撤职之事。
《中国的西北角》是著名记者范长江的通讯集。1935年7月，时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从四川成都出发，开始他著名的西北旅行。他此行撰写的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此后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书中第五篇是“贺兰山的西边”，皆是关于宁夏的通讯。该篇中的“平罗南北”、“石嘴山外”则是写平罗、石嘴山的篇章。他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感详加记述，多有生动的描写、精辟的议论、科学的分析、真挚的抒情，堪称通讯之佳作，并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名人关于石嘴山的著作与文章，不仅是了解昔日石嘴山的珍贵资料，而且给石嘴山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是市境人文资源的组成部分。多年来，笔者致力于发掘当地人文资源，写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散见于宁夏及石嘴山报刊，其中有57篇被《宁夏地方文献目录》收为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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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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