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平虏城的建置年代本有定论，然而今天见到的方志和作家们的文字，几近众口一辞，定於明代“永乐初年”。《石嘴山市志》（送审稿）：
  “永乐初年（1405年前后）筑平虏城（今平罗县城关镇），后改平虏守御千户所。”郑正的《风景这边独好·平罗纪略》：“平罗原名为平虏，……历代地理方域‘本无可考’，直到明朝永乐（公元1403年～1425年）初年，始定为平虏，建筑城池。明朝嘉靖20年（公元1542年）改为平虏守御千户所，简称‘平罗所’”。
  平虏城的设置时间，只要翻翻《弘治宁夏新志》和《万历朔方新志》，便立见分晓。我们先来看看明《弘治宁夏新志·平虏城》（卷二）：
  “自古无城国朝永乐初建止（通“只”）有军马哨备景泰6年奏拨前卫后千户所十百户军余居之弘治6年因居人繁庶筑新城……”原文没有句读，今试断之，以加深我自己的理解：“自古无城，国朝永乐初建，只有军马哨备。景泰6年，奏拨前卫后千户所。十百户军余居之。弘治6年因居人繁庶，展筑新城……”再来看看明《万历朔方新志·建置沿革》（卷一）：“皇明永乐初置平虏城嘉靖30年改设平虏守御千户所属宁夏卫”同样，笔者试以句读：“皇明：永乐初置平虏城；嘉靖30年，改设平虏守御千户所，属宁夏卫。”
  这里的关枢在“自古无城”，“永乐初建”和“永乐初置平虏城”的顿挫节奏。就“初”义而言，指“才”“开始”，而非永乐年号的“初年”“初期”无疑。因为它的上文是“自古无城”，直至明永乐年间开始建筑（或曰“建置”）就“永乐初建”“永乐初置平虏城”的顿挫而言，亦应为“永乐／初建”，而非“永乐初／建。”因为上文有“自古无城”所限；同样，《万历朔方新志》沿袭《弘治宁夏新志》旧说：“永乐／初置平虏城。”
  之所以出现了“永乐初年”的误解，是同读古籍时忽略了文中的句读和句中的顿挫所致。句中出现两种节奏，司空见惯，往往会出现歧义，故不可不谨慎对待，否则必将害义。《吕氏春秋，慎行论》：“鲁公哀问于孔子日：‘乐正夔一足，信乎？”’鲁哀公问孔子：“乐官夔一只脚，确实吗？”孔子回答说：“舜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间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方，而天下大服。重、黎欲益求人，舜日：“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惟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若夔一足矣”显然也有两种节拍。“若夔／一足矣”，即“像夔那样一只脚”；若夔／一／足矣”，意即“像夔那样的乐官，一人足够了”。试想，舜以乐治天下，选乐官只要能定六律，和五声，以平天下，不就很好吗？一只脚，两只脚有什么关系呢？鲁哀公的误解，就是因为忽略了句中的节奏，兼以以讹传讹，出现了歧义。
  “后改平虏守御千户所”的“后”，“后”到什么时候呢？“后”到嘉靖30年。其间凡经历了149年左右，共历包括明成祖在内的10个皇帝。这一“后”字怕是显得太空泛了。更大胆的是郑文，将其定为“嘉靖20年（公元1542年）”。“嘉靖20年”是公元1541年，嘉靖30年也不是“公元1542年”，而是公元1561年。“嘉靖30年，改设平虏守御千户所，属宁夏卫”，这是明《万历朔方新志》明明白白写着的（当时宁夏共七卫：宁夏卫、宁夏左卫、宁夏右卫、宁夏前卫、宁夏中屯卫、宁夏后卫、宁夏中卫）。
  郑文的失误，在于计算时忽略了“元年”不是“零”年，因而在计算明永乐年号时，出现了错误：永乐年号计22年，他在6年（公元1403年）的基数上加上22年，于是才得出了至“公元1425年”的结论，其实只要在1403年的基数上加上21年，便准确无误了，余类推。郑文说平罗“直到明朝永乐初年，始定为平虏，建筑城池。”平虏城，在当时还很难说“建筑城池”，因《弘治宁夏新志》明书为“止（通“只”）有军马哨备……弘治6年（1493年）因居人繁庶，展筑新城。”弘治6年时，可以说“建筑城池”了，再不是简陋的“军马哨备”了。
  至于地理方域本是可考的，倘真“无可考”，那么当时各地方管辖岂不混乱不堪了？既明当时管辖方域不乱，则“可考”无疑。然而郑文说：“历代地理方域‘本无可考’”，可是郑文却考之颇详，只可惜“考”错了“……北到石嘴山镇远关115里。”明《万历朔方新志·疆域》：“平虏城广（东西为“广”）百里，袤（南北为“袤”）130……北至镇远关90里……”难道平虏城往南移了25里，抑或石嘴山、镇远关向北移了25里？平虏城管辖方域，明、清方志均有明述，且宁夏人尽人皆知，平虏城自置迄今，纹丝未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