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武当庙座落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西北的武当山山坡上。庙宇宏丽，旁有泉水。清代为“平罗八景”之一，名为“北寺清泉”，后易名“佛寺风泉”。
  清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徐保字编写的《平罗纪略》一书中说：“四月望，男妇乘骑烧香武当山，曰：‘朝山’。七月望，九月九皆然。蒙古人多。”樊淇的《武当山配殿落成碑》碑文说：“武当庙香烟之盛，历年已久”“不独郡邑民人，无断白苹之荐，即如东西部落亦来绛节之朝”。这些记载都说明了武当庙当年的隆盛。
  关于武当庙的始建年月，志书不载，众说纷纭。有一篇介绍武当庙多宝塔的文章，含糊其词地说武当庙可能是唐代所建。其立论无据，无需反驳，另一篇某单位编写的资料说：“武当庙据传说是为了纪念明朝崇祯皇帝派将士西征至武当山阵亡而建的。初建于明末清初，历经康、雍、乾、嘉、道、威、同、光、宣、夏、民国等朝代，距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这段文字寥寥数语，但至少有六处错误。一是崇祯系明朝末代皇帝，其在位之时，不曾有过西征之举；二是既说庙系明崇祯年间所建，又说初建于明末清初，未免自相矛盾；三是“康（熙）”之前尚有“顺（治）”，文中将“顺（治）”遗漏；四是“道（光）”与“同（治）”之间，应是“咸（丰）”文中误“咸”为“威”；五是“宣（统）”与民国之间，凭空造出一个“夏”来，令人不知所云；六是从“康（熙）至“宣（统）”，均为清代，统称之为朝代欠妥。这些谬误，触发了笔者的兴趣。于是写成此文，就教于知者。
  《平罗纪略》说：“武当山山下有古刹”。既然武当庙在清道光九年，即公元一八二九年，就已有“古刹”之称，那么庙的始建年月，当然可以由此上溯至“古”。但究竟“古”到何时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先说说武当庙庙名的由来。《武当山配殿落成碑》碑文载：“平邑有武当山者，连亘贺兰，因祝元武之象而名之”。这段话告诉我们，武当山之所以名为武当山，是因为山上有庙，庙内供奉元武真君。元武真君，又称玄武真君，亦称真武大帝。“武当”就是真武大帝在此阻当之意。庙供元武之像，故山有“武当”之名。山名“武当”，庙在此山上，故称武当庙。
  弄清武当庙之名的由来，对于弄清庙的始建年代是很有用的。首先，真武大帝是北方之神，为道教所供奉。在明代以前，它并不为人们普遍尊崇。后来，明成祖朱棣把自己说成真武大帝的化身，自称真武大帝下界，这才将真武大帝抬高起来。唐代盛行佛教，唐以后的宋、西夏、元，也推崇佛教。在这几个朝代是不会在贺兰山的荒山之上，特为真武大帝建庙的。据此，武当庙应是明代永乐（明成祖的年号。公元1403年至1424年）年间，或在此之后所建。第二，明初，在打硙口（大武口）沟谷建有关墙三道，驻军把守，防御贺兰山以西蒙古部族的侵扰。弘治（公元1488年至1505年）年间，因粮饷供应困难，驻军逃散，关墙弃守。到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这三道关墙“渐至颓圯”。关墙弃守之后，当然不会在荒无人烟的边陲修建寺庙。显然，武当庙应建于明弘治（公元1488年至1505年）年间之前。第三，《嘉靖宁夏新志》载：“平虏（平罗）有真武堂。”书中虽未写明真武堂堂址，但却记载了真武堂的修建原由：“正统间，虏有号瘸王者，大举攻平虏城。城将破，俄顷虏溃解。后数日，人自虏中归来者，详问其溃解之故，备言当时恶风旋转，遥见一大人，身穿皂衣，披发仗剑，拥众自南而来。虏惧，自溃而退。人以为真武神也。乃建堂祀之。年久圯坏，正德中，千户员政捐奉资重修”。正统（公元1436年至1449年）恰在永乐与弘治之间。此时，打硙口（大武口）三关尚未弃守。上述记载虽充满神话色彩，但借神话传说于关防附近修庙，为边防守军士助威，却是非常可能的。唯其如此，“武当”之名才有凭据。据上三点，笔者认为，所谓真武堂即是武当庙。因此，武当庙的始建年代应是正统年间，即公元一四三六年至一四四九年，距今已有五百余年之久。武当庙又名寿佛寺。寿佛寺实际是在武当庙基础上扩建后的名称。《武当山配殿落成碑》碑文说：“乾隆四十年间（公元1775年），山中石壁忽现佛像三尊。前禅师省仁因于元武殿后，凿石拓土，募建大殿五楹，供像于其中”。修建五楹大殿，供奉“忽现”的佛像，这是武当庙转为寿佛寺之始。但此时的庙宇“规模草创，美奂未彰”。此后，省仁禅师之徒又于“大配十方之院”，这才形成了现存的庙宇规模。
  武当庙现为寿佛寺，是以“山中石壁忽现佛像三尊”为原由的。但“忽现佛像”之说，不过是人造的神话。其真正原因，可能是因为清代尊崇佛教，而明代所建的武当庙供奉真武大帝，这自然不为满族、蒙族所接受。于是编造神话，扩建庙宇，并更易庙名。然而，尽管如此，武当庙之称却一直沿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