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石嘴山在历史上向称险关要隘，贺兰山至此，突出为嘴，因以名之。因其地连内蒙，扼水陆交通之要冲，处农牧富庶之胜地，蒙汉交错，贸易频繁，故自清一代，设易市，置主簿，以通蒙汉之有无。原石嘴山镇有石碑一块，文曰：“蒙古一二月出卖皮张，三四月出卖皮毛，五六月羊，七八月马，九月茶马，毕岁以为常……”晚清光绪年间，外资入侵，设立洋行，遍收陕、甘、宁、青、蒙牧区皮毛，一时商贾辐辏，贸易繁盛，行商络绎，船驼麋集。
  帝国主义洋行入侵石嘴山之确实年月和经营情况，因无文字记载，无可考稽。今仅凭曾在洋行工作过的冒良臣（当学徒）、王焕章（与其父均当理发工）和其他几位老人的口述，虽非全貌，亦可窥其端倪。详情希知者补正。
  石嘴山设洋行，约在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最后撤走是在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前后共约四十余年。当时正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之时，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已完全处于屈服投降之境地；而在西北地区，又到处镇压回民起义，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迨光绪初年，政局略定，各项生产渐趋恢复，帝国主义分子即利用不平等条约，以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为前驱，向石嘴山实行经济侵略。
  当时天津为帝国主义在北方经济侵略的大本营。约在光绪五年（公元1879），天津英商雇用了一名叫“葛秃子”者（一说是葛鬼子，原名未悉）只身潜入西北，作首次之试探。他抵石嘴山后，住许存荣旅店，因看到当地居民将羊毛与土合在一起，甚为惊奇，就问：“你们将羊毛和土弄在一起干啥？”居民说：“沤粪上庄稼”。葛又问：“为什么不卖钱？”回答是：“此物现除了做毛毡，别无他用，亦无销路，只有沤粪。”葛回到旅店，为羊毛利润而大绞脑汁，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条妙策：利用店掌柜许存荣给他做桥梁，作一次无本生意。于是找许商谈，以给许以优厚报酬为条件，由许出面作保，进行赊购，明年付价。不到一月余，即收毛四万斤，并作每百斤银二两。葛秃子雇了两只船，由黄河顺流而下到包头由陆路运到天津，据说每百斤售银二十两。
  葛秃子从此不但有了资本，变为富翁，而且正式和天津英商挂了钩，订了合同。光绪六年，他携带现银，二次西来。行经内蒙蒲肐臂湾时，店主人告诉他：“前面过不去，有张三的码头”。张为蒲州人，名嘉云，乳名绞其子，绰号三疯子，当时在后套一带行动。葛听后深为惊惧，手足无措，但发财致富的欲望，驱使着他只能前进。问题终于又被他想通了。他想店主人既然能告诉他这个消息，那必然和张某有瓜葛，只有求店主设法，问题必能解决。于是葛秃子就找店主人，愿与他交朋友，并请他派人给张三送礼，愿出“买路钱”一千两。店主人一看葛秃子很识相，当然乐与牵线，遂派伙计王万银给张三送讯。张三收下“买路钱”以后，认为葛秃子对人倒痛快，很想见见葛秃子，让王万银转达了这个意见。葛秃子一听欣然允诺，于是二人在店里会晤，三言两语，就结成了朋友。张为了酬答葛秃子的厚礼，愿意亲自“保镖”送葛秃子到石嘴山。
  葛秃子回到石嘴山以后，第一步是清偿毛户欠款，接着就是租房开业，在石嘴山挂起第一块“高林洋行”的招牌，开始用现款收购皮毛。后来有人建议西宁毛质较宁夏为优，葛遂和张三商议，并将王万银约来，由葛秃子买枪买马，张、王二人保镖，又到西宁开辟了一个“新大陆”。由西宁回来，即将所收皮毛运往天津。葛秃子第三次由天津回来，还带来一批广东人，扩大组织和经营范围，开始安扎外庄。但不久天津英商“仁记洋行”挟其雄厚的资本跟踪而来，并带来一批天津人，规模气派都超过葛秃子。“仁记”一面用钱收买了张三、王万银作为向导；一面拉拢地方头面人物作为引线，真所谓“后来居上”，展开了与“高林洋行”之间的斗争。
  此后相继设立的洋行共有十家，其中英商八家，德商两家，而资本较大者为六家，故称六大洋行，表列于下：
  洋行名称 主持人
  英商高林洋行 葛秃子
  ×英商仁记洋行 赵宝鉴 张富平
  ×英商新泰兴洋行 刘增庆 侯自明
  ×英苘天长仁洋行 鲍耀章
  ×英商平和洋行 任寿昌
  英商聚立洋行（新泰兴分出）宁小藩
  英商隆茂洋行 张锡廷
  英商明义洋行 陈金如
  ×德商瑞言洋行（欧战后为英商接受）范华亭
  ×德商行隆洋行
  有×号者即六大洋行
  各洋行的主子，大部分住在天津英租界，石嘴山各行主都是次要的负责人，大都是天津人。各行均设有经理及副手数人，通称为大老板，常川住行，总理一切。此外，在较大城市如兰州、西宁等地也设行。在临近牧区的小城市则设“庄”，负责联络收购。
  大老板之下，设银柜、外账。银柜专司会计、出纳，外账专司庶务、接待等杂项工作。再下即为下级职司人员，如学徒、厨师、勤杂等人若干名。大行约有四五十人，小行二三十人不等。
  在产毛区则设“外庄”。驻外庄者统称小老板，专司放款、订毛、收毛、运毛之责。
  每年农历正月上旬，小老板由石嘴山总行出发，各根据收毛多少携带现款，返回所在“外庄”。他们在向牧区牧民直接贷银以前，先要察看牧民羊群大小，估计产毛数量，然后订立合同，规定交毛数与交毛期，最后付给订银。除直接向牧民购毛外，也委托中间人、商贩、商号代为收购。有的商号以有利可图，也自己收购后转卖给洋行。外庄再将收购的皮毛集中后，运送至石嘴山洋行，经过加工，再船运或驼运至包绥，转运到天津。
  各“外庄”的小老板，统于农历腊月下旬返回石嘴山洋行，向大老板汇报信贷、收购、牧区毛价等情况，并总结盈亏、外欠及经营经验，决算利润分红，布置下年营业任务，宣布休假及人事进行调整等。
  资金的调拨，由天津总行向外地分行调拨，谓之“发标”，外地各行互相调拨资金，谓之“调标”。在设行初期，因京绥路尚未筑成，交通不便，道路不通，且与各地银号、商店未发生联系，只有直接“发标”，将现银送至石嘴山洋行。在当时情况下，押送几千几万两银子到西北来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在“起标”时，预先要和可靠的镖局订立合同，再由镖局选择可靠的镖客护送。又因为封建割据的关系，镖送并不能直达。如天津运标只能送到归化城（即内蒙呼和浩特）交标，由归化城至石嘴山，则须由归化镖局承揽。后来洋行发达了，由行内自己组织武装力量，押送标银。更后，因邮电畅通，洋行又与地方官府及地方公私商号发生了密切关系，遂改“发标”为“调标”。改为调标以后，洋行不但省去了过去“保镖”或“送标”的损失与麻烦，而且通过“调标”代办公、私兑款，获得了不少的信用贴水。如由兰州向北京兑款，或由宁夏向兰州兑款，通过洋行一封电、信就可取款。但贴水标准不一，官府的公款调拨，洋行一般都不收贴水，洋行也愿意为官府效劳。至于公、私商号和个人调款，则区别甚大。如与洋行关系深者，则贴水少，浅者则贴水多；银根松则少，银根紧则多；时局平稳则少，时局紧张则多；距离远者多，近者少。据在洋行工作过的郭耀先老先生说，宁、兰调拨，不少于百分之十的贴水。
  除上述情况外，还有两种组织，也是值得一述的。其一是在邮电不通时，洋行内设有自己专门驿递组织，有驿运员若干人，驿递马若干匹，遇有紧急事务，随时出动；其二是各行都设有“毛头儿”若干人，是长期工人，他们是专门给洋行组织临时工人，以供洋行使用的。
  十大洋行中，资本雄厚，扎庄时间最长的有六大行，即仁记，新泰兴、天长仁、平和、兴隆、瑞记等。他们通过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穿针引线，利用和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避免了一切税则；又勾通官府，结连豪绅，与封建势力串通一气，所以使他们能够垄断我国西北区的皮毛业达四十年之久。
  他们雄厚资本的积累，是通过三种方法完成的：一欺骗，二讹诈，三掠夺。最早到石嘴山的葛秃子，就是突出的一例。他利用西北人民朴厚老实的特点，指空买空，施展欺骗手段，使存毛户“上洋当”，而他自己“发洋财”，并由此挂起了一块“高林洋行”的招牌。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洋行借口山西闹义和团，北路不通，停止收毛。致使部分牧民将毛运到石嘴山，无法销售，又不能运回，洋行趁机刹价，故不开盘，有行无市。然后他们指使下面的人，利用实物交换，酌给米、面、布、茶、糖等物换毛，毛户无法，只好忍痛接受。
  据郭耀先老先生说：洋行初期资本并不怎么大，主要是在“辛丑条约”以后。据他听到当时行内天津负责人说：义和团在天津起义时，烧了天津紫竹林英租界英商的一些房子，在订条约时，他们向清朝讹诈了许多银子，从此资金才闹大了。
  说到掠夺，他们的经营方式和采用的手段，无一不具有残酷的掠夺性。上述的刹价收毛，实物交换，即等于变相的掠夺。贷银订毛这种方式，简直无异“趁火打劫”，和农村中的“买青”是同一性质的。一是在农民青黄不接之时，一是在牧民春困羊瘦之期。他们利用农牧民困难的机会，以低估产和压价预购的方式，订立合同，把农牧民永远缚在他们的合同上，年年为他们提供羊毛，这个账是永远也偿付不清的。这对农牧民来说，等于填不满的“无底洞”，对洋行来说，则是取不尽的“聚宝盆”。
  从六大洋行设立的“外庄”来看，他们简直是对西北牧区撒下了一副“天罗地网”，几乎囊括了全部西北产毛区。据王焕章先生记忆，设“外庄”的有下列各地：
  内蒙：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伊克昭盟各旗。
  宁夏：银川、花马池、惠安堡、韦州、半个城、下马关、中卫、中宁等，贺、平、惠各县直接收购。
  甘肃：靖远、五坊寺、大庙、平番、海原、固原、黑城子。
  青海：西宁。
  陕西：三边。
  但根据“外庄”小老板每年腊月回来的人数不下五六十人的情况，证明上面所列设庄地点是不完全的。
  洋行每年收毛的具体数量，现已无可考据，仅根据行内下级人员及工人的回忆，估计一个概括数如下：
  据王焕章先生谈，有一次他给“新泰兴”大老板理发，有人问他今年收了多少毛，老板说收了二百多万斤。
  再据洋行打包工人杨华林老人说，每个行每年船运数不少于一百船，每船载重量是二万斤，那么总数还是二百万斤。
  又据冒良臣老先生（在平和洋行作过学徒）说，他曾给洋行办过海关三联执照，平和洋行每年船运约一百二三十只，驼运不少于千峰。每船二万斤，每驼二百五十斤，总计约二百六十万斤左右。若以六大行的总运量来说，则年达一千五百万斤以上。
  根据《西北丛编》所载：“各洋行专门收购甘、宁、青各地皮毛，并在石嘴山加工打包，由河运、驼运至天津出口。……昔贸易盛时，年可收皮百万张，羊毛约三千万斤。”
  由上面的四种说法估计，可以得出一个轮廓的数字，十个洋行每年收皮百万张，毛二千万斤左右，是比较可靠的。
  海关三联单又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说逃避中国税则的那个东西。三联单是天津英商直接向海关主管部门要来发给各地分行，分行再发给“外庄”，在起运羊毛时开始使用。上面印有各种皮、毛名称，如老羊皮、山羊板皮、羊绒、驼毛等。使用时，洋行先将起运皮毛开列清单，派学徒持制钱五百文送至关卡，由关卡文书照清单数字一一填入三联单上，加盖“验讫”公章，一联存当地主管税卡，一联报省，一联由洋行随货持送海关。有了三联单，则可通行无阻，直运天津，税务人员不敢留难。如出口再按章纳税，不出则不纳税。五百文制钱，算是洋行赏给文书的“润笔费”。
  上边提到的羊毛加工打包厂，它的设立是比较晚的。据王焕章先生说，民国四年，新泰兴、仁记二行开始设立打包厂。打包厂的设立，是洋行为了掠夺和剥削石嘴山廉价的劳动力。原是将原毛运到天津再加工，自设立了打包厂后，各地都将羊毛运到石嘴山加工打包后，再运往天津。
  加工厂的加工也分为几个工序，先是绽毛绞，次抖毛中土沙，再次是洗毛、风干，最后打包起运。因为工序有好几种，工种也分为好几种，工资分为好几等。据打包工人杨华林老人说，当时每年需用工人（包括大工、小工、童工）约有一千五百人以上，有时船到得多，洋行还要派“毛头儿”到宝丰、黄渠桥一带去叫工。
  工人的分工大致是：“毛头儿”是一些熟练工人，他们既能领会洋行意图，又熟悉当地和工人的情况，遂被洋行吸收为长年工人，专门为洋行组织和训练工人，指挥调动工人；大工是重劳动工人，干装卸、打包等；小工是轻劳动工人，干绽毛绞、洗毛、风干等；童工是辅助劳力，专门抖毛。除了“毛头儿”，大部分是临时工，干一天算一天，除了工资，再无其他任何待遇。工资等级：“毛头儿”每月银五两，大工每日制钱一百八至二百文，小工每日制钱八十至一百文，童工每日四十至五十文。工资的发放，各洋行不一，有的洋行当天发，有的十天一发。
  最后再看一下当时羊毛收购价格。羊毛有宁毛与青毛之分。宁毛因为一年剪两次，纤维较短，故价格低，在早期每一百斤三至五两银子，晚期增至七至十两，洋行运至天津为二十五至三十两，最高达三十五两。青毛因为一年剪一次，纤维较长，故价格较宁毛为高，平均每百斤十五至二十两，洋行运至天津为三十至四十两，最高达到五十两以上。
  根据上面这个收、售价格来看，洋行最少也有二分之一的利润。以四十年来计算，帝国主义由西北掠夺去的羊毛约八亿斤，皮约四千万张，其利润之大，令人咋舌！
  自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后，帝国主义在华各有其势力范围；封建势力则各据地盘，称霸一方；买办阶级则依附于这种势力，使自己日益成长起来，变成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有力支柱。石嘴山虽然是一个偏僻的小镇，但帝国主义却以此为据点，撒开了掠夺西北皮毛的天罗地网，垄断了这一地区的全部皮毛业，剥削这一地区的人民达四十余年之久。各个洋商都变成了大腹便便，腰缠百万的富翁。效忠他们的买办资产阶级也跟着大发横财。据郭耀先老先生谈，新泰兴的大老板宁星普（天津人），撤庄后回到天津，已是拥资累万，富甲津门，被天津商人选为商会会长。
  按说西北产毛区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天堂”，是他们的“聚宝盆”，哪肯轻易放弃呢？可是他们最后终于匆匆撤行而去了。这里边的原因，根据当时在洋行工作过的几位老人提供的情况，可归纳为下列几点：
  1、牧区破产，毛源枯竭。西北产毛区，在帝国主义洋行四十余年的残酷剥削下，大多数的牧民几乎都变成了洋行的债户，欠下了世世代代偿还不清的债务。不但一般产毛户都破了产，就是鄂托克旗王爷，原先只借了洋行三千两银子，每年把他的全部皮毛交给洋行，还不够偿付利息，这样拖了二十年，本利翻滚，母子繁殖，累欠已达几十万两，王爷还不起账，只好把三个碱湖押给洋行（三湖是：布隆淖儿、哈马太、大那林），写了“牛皮书”。
  牧民在洋行高利贷的剥削下，牧业一天一天地衰退了，再加上荒年、疫病，在天灾人祸的交攻下，只有陷入破产的悲惨境地。
  就在洋行撤庄后，外面欠账还很多。据邵冠英老先生说：“新泰兴”撤庄时，还有外欠约七八十万两银子。其他各行和“新泰兴”的情况大体一样。据石嘴山杨华林老人说，他至今还欠洋行银子八十两。在洋行工作过的某些人，在洋行撤走后，还假冒洋行名义到牧民家收账，有因此而致富的。更有少数奸商无赖，因为牧民不识字，也打上洋行旗号，拿上一本“皇历”向牧民讨账。牧民都是老实人，好歹都得还一点。
  总之，整个畜牧业破产了，毛源枯竭了，洋行无利可图了，这是洋行撤走的一个主要原因。
  2、皮毛增税，关卡重重。民国二年张广建来甘肃当督军时，道经天津，曾和洋行发生借贷关系。到甘肃以后，清政府留下的一批军队，纷纷伸手要饷，督军计无所出，向袁政府要钱，袁复电令张自行筹款解决。张无计可施，又向洋行借款十万，以济燃眉，并写了合同。过了三四年，合同到期，据郭耀先老先生说，洋行最初不打算要这笔账，想作为人情，换个方便。后来因为有人提议，要还是要，不给则拉倒。张广建接到索款通知，明知到期，不还说不过去，但又无款可还，只好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不还不好答复，还则库内空虚，筹款也来不及，经马安良提出：“羊毛出在羊身上，账是要还，但他们在西北经营毛业几十年，向来不上税，也与理不合。我们可以由现在起，设立一个‘皮毛公卖所’，先按百分之五收税，拿这项税收慢慢偿还”。这个意见当时立即获得通过，并通知了洋行。洋行没想到要账要出个税收来，但又无法可以挽回，只好忍受。
  紧接着兰州派文豹隐（河北人）到石嘴山设立了皮毛公卖所，按百分之五收税，不及一年，即将所欠洋行十万两借银偿清。甘肃当局至此才知道这项税收是很大的一个财源。为了加强税收，第二年改派了一个姓沈的统领，带武装三十余人到石嘴山，税率增至百分之十，第三年又增至百分之十五，并加强了稽查工作，要求毛、票数字相符，包件与斤称相符，查出多余，则皮毛充公，还要受罚。察绥等地闻讯，亦要求收过境税，青海马麒则禁止卖毛给洋行，由自己垄断，直接运住天津。洋行在此情况之下，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薄，毛质也越来越杂（据说所购的毛掺沙率过多）。后经毛商甘德林亲自到西北实地了解后，决定于民国九年开始收缩，民国十年先撤走瑞记、天长仁、平和、仁记等四行，其余各行，亦于民国十五年全部撤完。
  3、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在洋行开始收缩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爆发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紧跟着中国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巨人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高高地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先生改组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把中国的民主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因之，革命风暴汹涌澎湃，席卷全国。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在华的代理人——地主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一时丧魄落魄，大有朝不保夕之势。
  当时在绥远的冯玉祥及其领导的国民军，于此时亦整军西来，督办西北边防。先在五原设立了设治局，准备驻军屯垦。但是绥西的土地大部分属于三个教堂，即磴口堂，绣花堂，三盛公堂。设治局长肖振瀛奉西北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把三堂的外国神甫，请去谈判收地。神甫借口与中国政府订有契约，抵赖不交。肖说：“我只知道冯总司，只要你有冯总司的契约才算有效，否则，就得让出地来。”神甫慑于西北军的威力和当时国内革命的声势，只好答应退地。石嘴山洋行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又怕国民军借饷，不得不最后夹起尾巴匆匆撤行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