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石嘴山，俗称石嘴子“因山石突出如嘴而得名”，“距城（银川）二百里”倚山临河、地势险要（有要口十九处），是宁夏的重要门户，为兵家必争之地。该处北、西、东均与内蒙古交界，处于水陆交通要冲，又是蒙汉民族交易的重要市口；还因得黄河之独厚，并有丰富的煤炭矿藏资源，构成了石嘴山发展的基础。
  据有史可考，西周至秦以前，宁夏全境人烟稀少，气候酷寒，多属戎狄部落游牧之地。至东周战国时期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始设置行政，石嘴山亦属秦之北地郡，并于北地“筑长城以拒胡”。公元前221年至206年，秦统一六国后，全国设内史和四十六郡，郡下设县，石嘴山一带属北地郡，今陶乐县西南，设有蒙恬所巩“塞外浑怀障”（障是古代军事防御设施）。西汉和东汉时期属北地郡廉县之境。东汉时期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因羌族起义，迫使北地郡迁址，后羌族起义被镇压，郡又迁回旧地，公元141年，羌族再次起义，北地郡迫使再次南迁，此后，东汉政权亦再无力恢复郡政权建置，进行有效统治。至三国、复西晋，石嘴山一带均为羌族、鲜卑等游牧之地，其中鲜卑乞伏部游牧于今大武口至石嘴山一带，故三国时，石嘴山称乞伏山。南北朝时期，石嘴山先后属于北魏、西魏和北周。北魏时太延二年（公元436年）至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属薄骨律镇，后改为灵州。西魏时期（公元535年至557年）亦属灵州普乐郡。北周时期，保定五年（公元565年）置历城郡，治建安县，郡及县治在今陶乐县西南。隋朝时，废郡改建安为广润，因避太子杨广讳改为灵周县。唐朝时期，公元713年，为防御突厥、吐蕃入侵，设定远城，892年改为警州。石嘴山及陶乐一带亦属警州所辖，至五代，北宋时，虽易名定州，故址却一直在今平罗姚伏附近，即定远城。北宋末年（公元1032年）李元昊与宋对峙，创建西夏国，建都于今银川，设兴州、定州。石嘴山一带仍属定州，又名田州，今姚伏还有“田州古塔”碑文遗迹。在今郊区庙台省嵬大队建筑有省嵬城，至今遗址尚存。据《明一统志》载，省嵬城“在黄河东”。《宁夏府志》载，省嵬城，“在省嵬山西南。去府（银川）一百四十里，逾黄河”由此可见。明代以前，黄河道在今庙台以西，贺兰山以东，经蛟龙口一带。元时，石嘴山亦属定州，归甘肃行中书省宁夏府路。而此以前石嘴山一带经常发生与蒙古族的战争，嘉靖以后，则“无岁无扰”明时（公元1368至1644），明统治集团为了防止蒙古贵族的侵扰，采取加固长城等一系列边防措施，改府为卫（保卫之意）、设置军政合一的卫所，从事屯防，石嘴山一带为当时边防重地，从大碨口（今大武口）至黄河加固长城称之“北边城”，是防御东蒙（伊克昭盟）北蒙（乌拉特旗、阿旗）以及西蒙的要冲，由于大武口是阿拉善高原进入宁夏平原的交通要道“贺兰山绵延五百里，沿山诸口虽通虏骑尚有险可凭，北则打碨（大武口）南则赤木，旷衍无碍”套虏有东而西，则取捷径于此口以出，由西而东则取捷径于此口以入。为此明初在沟谷建有三道高达两丈的石砌关墙，封闭山间通道，并设重兵防守。1383年，为防止当时蒙古族鞑靼部向宁夏侵犯，在近平罗设平罗哨备，到弘治六年（1493）构筑平虏城，1541年置平虏千户所，1575年又砌砖石。明代初年于石嘴山两头山水相交之处建筑镇远关，关南五里设黑山营。《九边考》载，“镇远关实为外险，旧自镇远关至大沙沟皆有墩台相接，以断北寇西行之路”，成阻止鞑靼部入侵的重要关隘之一。据明《嘉靖宁夏新志》载：镇远关失守，则平虏孤立“苟失平虏（罗）则无宁夏，无宁夏则无平（凉）、固（原）。则关中骚动，渐及内地，患不可量矣”。成为宁夏北部重要的屏障，而相传北宋时岳飞北征时。“踏破贺兰山缺”，所闯首关就是“正谊关”，可见镇远关之历史及地理位置之重要。明朝末年，“因极边地方供饷不便，军多逃散，兵力寡弱，遂行废弃”，最后不得不“弃镇远关、黑山营、打碨口之地”，此后，边防前线便退至大武口南侧之“北长城”。清初，沿明“卫所”旧制。自青新二地战争平定后（清讨伐青海、蒙古与新疆噶尔丹）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将卫改府，平罗由所改县。1697年，鄂尔多斯部归顺清王朝后西渡过黄河占据查汉托护地（北起石嘴山、南至银川掌政桥，南北长二百多里，东西宽四十多里，最狭处十多里）牧马。时年康熙皇帝亲征新疆噶尔丹。路经宁夏，并到过石嘴山。为避免民族纷扰，宁夏总兵范时杰遂晋见康熙，陈述利害，康熙皇帝于十四年后的1711年下令鄂尔多斯部返回河东。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王朝令侍郎（相当于今之副部长）通智经营查汉托护地，通智踏勘地势、确定路线，征集民伕，修建惠农、昌润二渠，1729年惠农、昌润二渠建成，随即从宁夏、宁朔、中卫、固原、灵州等地，移民垦荒，并新设了新渠，宝丰两县，宝丰县县治即在原省嵬城旧址。正如惠农渠碑所载“立县令，以庸民社；设通判，以司水利；建学校，以育人才；置营弁，以卑防讯，移市口于石嘴，汉夷皆便”。在此之前，由于石嘴山处水陆交通要冲，1697年就在这里设有夷场。夷场设置之初，石嘴山仅有五六户人家，依摆渡为生。主要建筑有监夷厅、东夷厅、西夷厅、税厅、堆房等。西夷厅是阿拉善额鲁特梅林（代表阿拉善旗）的办公之地。东夷厅是鄂尔多斯梅林（代表伊克昭盟）的办公之地。税厅为交纳税金之处，堆房系堆放物品的库房，集市每月逢一，共三次。由汉族参将与两名梅林共管。并修建了山神庙、老君庙、关帝庙。
  1739年11月24日酉时宝伏发生强烈地震“地多斥裂、宽数尺或数丈，水涌溢，其气皆热，淹没村堡，县地城垣堤坝、房屋皆倒，压死官民男妇五万余人，”黄河大堤被震毁“河水上流”水深七八尺以至丈余不等。宝丰县城亦半入土内，仓厫粮米，俱在水沙之中，人们挖刨出来“热如汤泡”“味苦酸酒”户民无栖息之所。次年（公元1739年），宝丰附近黄河再次决堤“自新渠起，越宝丰而至石嘴子，东连黄河，西达贺兰山。周围一二百里竟成一片海水”“民户星散，地亩废弃，随将县治截汰”……地震后，重修平罗城。并将新渠、宝丰两县并入平罗县。
  1807年，陕甘总督蔡延衡，上书朝廷，请求在石嘴山设主簿。朝廷准其上奏，于是“把总一员”带领五十名兵丁在石嘴山驻扎，负责地方的安全保卫。同治六年（公元1865年），清政府派陕甘总督兼钦差大臣左宗棠率军残酷镇压西北回民的反清斗争，大量屠杀回族人民，使成千上万回民流离失所。四处逃出，如他自己供认“陕甘（宁夏当时属甘肃）频年兵燹，孑遗仅存，往上百数十里人烟断绝”，因而石嘴山也逐渐萧条冷落下来。后有山西人过此，发现镇西南陶土质优量大，迁居来此经营瓷器，此时开始有小型煤矿开采，人口逐渐增加。至清光绪年间（1880至1926）在近半个世纪，英、日、德等帝国主义势力也侵略到这里，在石嘴山设立的洋行有十家之多（较大者六家）他们采取所谓“贷银订货”“刹价收购”“实物交换”等残酷手段，掠夺宁夏、内蒙、青海一带皮毛。每年要掠走羊皮一百万张，羊毛一千万斤，并设商号进行盘剥，先以骆驼、船只运往外地羊毛达八亿斤，皮四千万张。直至1926年，由于毛源枯竭，1925年冯玉祥率部至此，取消免税条例等特权，洋行随之倒闭，全部撤走。伴随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同时，它的精神鸦片和特务机关——天主教也伸展到石嘴山一带，据《东华录》记载，光绪二十八年九月间（1902）石嘴山人民曾自发地起来杀死了下营子天主教堂的神甫梅布桂（比利时人）和彭寿年（荷兰人）世称之为“下营子教案”，这是石嘴山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荣历史记录。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宁夏府为朔方道，属甘肃省。1929年又改道为省，石嘴山亦属平罗县。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混战，蔓延至宁夏，即发生了所谓的“孙马之战”。孙殿英受蒋介石之“明令”率三个步兵师、四个骑兵旅计八万人由察哈尔路经宁夏前往青（海）、西（藏）屯垦。与此同时，马鸿逵又接蒋介石之“密电”以八个步兵团、四个骑兵团计二万余人，阻击孙军过境，两军相遇，即于银北地区进行三个月恶战。1934年2月孙军由于内部矛盾剧烈，补给困难，地形不熟，加之蒋、阎、马等军阀互相勾结，采用前阻后袭，尽管孙军人多，也不得不全面溃退。这场恶战，使石嘴山一带遭到了空前浩劫，良田荒芜，村庄焚毁，人民流离失所，死者不计其数。由于抗日战争中绥远沦陷，陶乐县（原名沃野设治局），由宁夏接管，初名陶乐设治局，1941年改为县。1947年于宁夏省会宁夏城设银川市，银北五县为银北专区，专署设黄渠桥。
  孙马之战后，马鸿逵为了保其在宁夏的统治地位，进一步推行蒋介石的法西斯政令，搞了一套统治人民的反动工具，实行保甲联座，反共反人民，平罗县共两千余户就搞了四个区，十六个乡，八十九个保，一千三百二十一个甲，人民言行受到严密监视，交通要道构筑工事，设防屯兵，抓丁索粮，捐税繁重，民不聊生。据平罗县志记载，平罗县1940年的壮丁达23525人，占全县男人的50％，平均每户一个，除官僚、地主子弟及老幼，几乎无一逃脱。弄得人穷财尽，水地荒芜、田园薄收、工商凋零、交通闭塞。有民谣为证：“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山，穷苦人实可怜，又抓兵，又派款，吃不饱穿不暖，披羊皮盖烂毡，十七八岁的姑娘没啥穿”。这就是宁夏人民对反动势力的控诉。
  至解放前夕，马鸿逵逃跑时，石嘴山地区的经济已奄奄一息。男人当兵、女人种田、耕作粗放、黄土搬家、二牛抬杠、迷信天时，粮食单产仅110斤，总产8000万斤，石嘴山仅成一破落小镇，只剩下三百来户，一千余人，以背煤、摆渡、烧瓷为生，广大人民生活于兵荒马乱、饥寒交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