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山石突出如嘴处
  石嘴山作为山名最早出现于《大明一统志》。该志称：石嘴山“在卫城（今银川市）东北二百里，山石突出如嘴。”虽然，作为山名，它是以山石形状命名的。《大明一统志》成书于1461年。可见，作为山名，它至少已有630余年之久。此后，山之附近渐有人居，山名又被借用为地名，泛指山之周边地方。待到这一地方设置行政建制，便又先后成为镇、区、市的名称。
  石嘴山，又称石嘴子、石嘴子山。民国《朔方道志》中曾将“嘴”字写作“咀”字，出现“嘴”、“咀”并用的现象。1959年宁夏给国务院的设置石嘴山市的报告中使用了“咀”字，1960年国务院的设市决定沿用了“咀”字，于是石嘴山市曾一度被写作石咀山市。但“咀”是一个不规范的字，“石咀山”也就成了不规范的写法。1981年经自治区地名委员会同意，开始统一规范为“石嘴山”。文字与地名不可随意书写，必须采用规范化的写法。这是应该注意的。
  石嘴山“山石突出如嘴”之状，现在仍可见到。其地在今惠农区石喇叭的黄河岸边。山以其石之形状命名，地以山名命名，行政建制以地名命名，这就是石嘴山市名之来历。
  平罗县名的由来
  明代永乐初年在今平罗县城，“建置军马哨备。景泰六年，奏拨前卫后千户所十百户军余居之。弘治六年，居人繁庶，展筑新城，周回共三里，东西倍于南北，高三丈五尺，池深一丈，阔倍之”。正德五年“设守备，为宁夏北路，自镇城（今银川市）迤北屯堡皆属之”。嘉靖二十年改设平虏守御千户所。此为平罗城及平罗县名之发端。距今已六百余年。
  明王朝所设平虏守御千户所，乃是军事建制，主要是抵御河套地区蒙古族。汉族称“敌”为“虏”，渭河套蒙古部族为“套虏”。所设千户所取名“平虏”，即平定套虏之意。清代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因明王朝亦曾称满族为“东虏”，故将带有“虏”字之地名全部更改。平虏之“虏”亦谐音改为“罗”，称平罗所。算起来平罗之名的确定至今已360年。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升平罗所为平罗县。平罗建县至今已有280年。
  清代宁蒙交界地
  陶乐有五堆子。五堆子之名，来源于清代蒙边界的标志，即五块界碑。
  由于黄河河道经常变迁，致河东之地变为河西之地，河西之地变为河东之地。清代乾隆49年（公元1784年）察汗地方（今平罗东北）黄河改向西流，原在河西之民，反在河东。鄂尔多斯蒙古“谓民人占据伊等游牧之地”。也就是说，因黄河改道，原在河西的居民变成了河东的居民，而河东原是蒙族游牧之地。于是，蒙族认为侵占了他们的地界，向朝廷申告。乾隆皇帝下令按先前黄河旧流之地为界，钉桩立碑，不许侵夺。当时所立界碑共有块，于是该地便有五碑子之称。界碑以西称内五碑子，界碑以东称外五碑子。
  后来，所立五块石碑损坏不存，在交界处堆土为记，堆起五座土堆，于是五碑子又有五堆子之称。于是有了现在的地名五堆子。
  惠农始名雍正朝
  清代雍正四年以前，由宁夏（今银川）东北50里，贺兰山前插汉托辉地方至石嘴子等处，地方辽阔，“其土肥润，其地尚暖”，易引水灌溉，可垦田万亩。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五月，大理寺卿通智和川陕总督岳钟琪奉旨勘察，于七月动工修建自河西寨至石嘴子堤200余里，开渠一道，招民开垦。这条渠经雍正皇帝赐名“惠农”，意谓惠泽农民。
  民国29年（公元1940年），当时的宁夏省政府划出平罗县部分地区，增设一县，因地近惠农渠，定名为惠农县。显然，惠农县之名得自惠农渠。惠农县治始在宝丰，后移黄渠桥，1959年又移治石嘴山。1960年石嘴山市设立，惠农县撤销。1987年又在原石嘴山市郊区恢复惠农县，县治马家湾。此为惠农县沿革之大略。
  2004年，设置惠农区。该区系由原石嘴山区和惠农县合并组建。其辖地系原惠农县与石嘴山区之地。两地在历史上曾先后同属惠农县、石嘴山市辖，区名定为惠农，既可避免市、区同名，亦有其历史渊源。
  综上所述，惠农县名源于惠农渠名，惠农区名，采用县名。此乃区名来源之始末。
  因煤得名石炭井
  有许多地名与当地产物相关，是因其物产而得名的。石炭井就是其中之一。
  石炭即煤炭。石炭井原名石炭沟，因为山沟里出产煤炭，所以称作石炭沟。蒙语上称上迭里口。有人说，上迭里口即出石炭的山口。
  1941年，石炭沟始改称上石炭井。时任宁夏省建设厅长的李翰园，到石炭沟视察，将“沟”改为“井”，定名为石炭井。
  为什么要将沟改为井呢？据说是因为当时宁蒙边界未定，宁夏方面欲与蒙旗争夺辖地。沟，乃是一条山沟。井，则有了方圆的概念。井的直径越长，面积则越大。石炭井原有代开煤矿，且代开作为街区名至今存在。“代开”，即代理开采之意。也就是宁夏代内蒙开采。可见当时石炭井归何处所辖尚未明确。故有“代开”一说。改沟为井确有深意。
  随着煤炭开采，石炭井先后设置过镇、区。撤区之后，现为大武口区的一个办事处，仍以石炭井名之。
  陶乐地名有三说
  陶乐县已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撤销。原陶乐县划归平罗县辖的地区设置陶乐镇。陶乐这个地名的来历有三种说法。
  其一，原陶乐县地属鄂托克旗，名为“查汉托护地方”。蒙语“查汉”意为白色。“托护”意为“弯曲的臂肘”。这是因为这片地方位于黄河弯曲如臂肘之状处。汉族将“查汉托护”简称为“托护勤滩”。再后音转为“陶乐湖滩”。最后简化为“陶乐”。
  其二，原陶乐县地位于河套地区，称为套地。该地为蒙古部族游牧之地，明代视蒙古部族为敌，称敌为虏。故称此地为“套虏”滩。后音转为陶乐。
  其三，陶乐之名，是因为有“陶、乐二姓管领畜牧”而得名。
  这三种说法，第一种是说该地因地形而得名，最后音转为陶乐。第二种是说该地以方位及其地占据民族而得名，后音转为现名。第三种是说该地以管领当地畜牧者的姓氏为名。
  笔者以为应以第一种说法为是。第二种说法当然也不无道理。至于第三种说法则仅见于民国36年出版的叶祖灏所著《宁夏纪要》，当是其一家之言。
  明代称为打硙口
  贺兰山有许多山口。最早系统著录贺兰山山口的文献，是明代的《弘治宁夏新志》。此后的宁夏方志亦详加著录。这诸多山口中有一个山口名打硙口。硙者，石磨也。顾名思义，其当地是采石打磨之所，故名。
  打硙口在一些史料中也写作打碨口，又作大登沟口。其位置为今石炭井沟口。在明代的边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嘉靖宁夏新志》称：贺兰山“沿山诸口，虽通虏骑，尚有险可凭，北则为打硙，南则唯赤木，旷衍无碍。”以山口之名，称附近地方为打硙口，山口之名也就成了地名。
  “打硙口”日久天长，便有音转，于是，有些史料中写作“达武口”。至于“大武口”见诸文字，是1941年的事。当时的宁夏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李翰园为当地学校题写校名写作大武口。从此，大武口之名便定型化。
  以山口之名称附近之地，山口之名又出现音转，大武口之地名即如此演变而来。此后，设置的行政建制，均冠以大武口之名，区名即由此而来。
  西夏名城数省嵬
  今惠农区庙台乡有省嵬村。当地已有人将“嵬”写作“悟”，“省嵬”也就成了“省悟”。
  其实，省嵬是西夏的城堡之名。北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李元昊之父李德明建省嵬城。建城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党项部落。其时，党项族人尚未建国。
  省嵬城现仅存遗址。遗址东墙长593米，南墙长587米，呈正方形。城东、南两面有城门，西、北两面无门。该遗址为石嘴山市境内仅存的西夏建国前城堡遗址，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省嵬城毁于明崇祯年间的一次地震。城毁之后，附近仍有村落。据清道光《平罗纪略》中记载，当时省嵬城附近即有村名：上省嵬、下省嵬。
  省嵬城原在黄河以东，但其现存位置已在黄河之西。这是因为黄河改道形成的。据清道光《平罗纪略》记载：省嵬城由河东变为河西，是明嘉靖以后至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的事。因为在明《嘉靖宁夏新志》中仍称其为“河东废城”，可见其时城址仍在河东。而《平罗纪略》的编篆者徐保宗正是依据上省嵬、下省嵬这类地名才推断位于河西的“废城”为省嵬城的。
  省嵬城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
  地宝年丰话沧桑
  宝丰现为平罗县的一个镇。宝丰镇沿用的是清代的县名。
  清代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通智奉旨修建惠农渠。渠成之后，招民垦荒，在今平罗姚伏建县城，设置新渠县。第二年十一月，又因新渠县太远，不便管理，增设一县，名为宝丰，其寓意是地宝年丰。
  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戌时，宁夏发生了大地震。尤以新渠、宝丰、宁夏府城震感最为强烈。史书记载：“宝丰、新渠并属各营堡……裂开大窟，旋涌出大水，并河水泛涨进城，一片汪洋”，“县治沉没”。此次地震“压毙五万余人”，“所存男妇，沿街奔走，号哭不绝”。地震次年（公元1739年）三月，钦差侍郎班第以“新渠、宝丰率成冰海，不能建城筑堡”，奏请朝廷，裁汰新渠、宝丰两县，两县之地也随之并入了平罗。
  宝丰县仅存在十几年，便因地震而不复存在。但宝丰之名仍然被沿用。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在遭遇又一次地震之后，新渠、宝丰废县地陆续复垦，又有居民2000余户，人万余口。经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请朝廷，在原县地分别设立了新渠和宝丰堡。此后的宝丰乡、宝丰镇，即由宝丰堡而来。宝丰这个地名是见证过沧桑巨变的。
  崇岗之称逾千年
  在今石嘴山市境内，各级行政建制中最古老的地名，当属崇岗。崇岗之名出现于唐代，距今已有1400余年。
  崇者，高也。岗者，阜也。崇岗，即高阜之意。显然，崇岗是因其地势高而得名。唐初，贺兰山沿线是唐王朝抵御突厥的重要防线。在这条防线上，唐王朝曾设立过一些军事据点，其中之一就是崇岗镇。
  据《资治通鉴》载：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九月，“洪州大总管宇文歆邀突厥于崇岗镇，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在那个以大刀长矛为兵器的时代，一场战斗杀戮千余人，可见战斗之激烈。洪州即今江西南昌一带。宇文歆身为洪州大总管何以跑到贺兰山下来打仗呢？或许是因军事需要征调而来，或许史书中在其名前冠的是他后来所任的最高官衔。这些且不去说。要说清楚的是史书中提到的这个崇岗镇在何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明确地说，崇岗镇在今宁夏平罗西北。据此来看，其地当在今贺兰山汝萁沟沟口附近，也就是在大武口区附近。由此可见，崇岗作为地名，应是我市境内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地名。
  塞上名镇黄渠桥
  银川平原水利发达，沟渠纵横。沟渠多了，桥梁也就多了，因此，出现了许多以桥名命名的地方。黄渠桥就是其中之一。
  惠农渠是通智奉雍正皇帝旨意修建的，俗称皇渠，亦称黄渠，渠上之桥则俗称皇渠桥或黄渠桥。桥附近之村镇的地名也取了桥的名称。
  事实上，黄渠桥在方志记载中称通润桥。《平罗纪略》载：“通润桥去城（平罗县城）东北三十五里，俗称黄渠桥”。俗称压倒了正名，知道通润桥的人越来越少，而黄渠桥的名字则越来越响亮。清道光四年，任平罗县知事的徐保字有《通润桥散布》一诗。其诗云：公暇揽幽胜，渠流跨土梁。水田飞白鸟，野庙矗青杨。小市人声散，空街夜色凉。萧然尘外意，一曲在沧浪。诗中描写了当年黄渠桥的景致。水田白鸟，野庙青杨，风光很美。“小市人声散”一语则透露出当时黄渠桥已有集市。
  黄渠桥闻名塞上，它曾是惠农县治之所在。近年来，黄渠桥因地处要道而日渐繁荣，其中，当地的名小吃——羊羔肉也使黄渠桥之名传播宁夏。
  高台村堡称庙台
  在中国，与寺庙相关的地名很多。我市同样如此，如惠农区的庙台，平罗县的下庙等等，地名都与寺庙有关。
  庙台现为惠农区的一个乡。早年间称庙台堡。该堡之所以名庙台，是因为堡建在寺庙的高台之上。
  清道光三年，任平罗县知事的徐保字有《由灵沙村至庙台堡》一诗。其诗云：“兹乡频苦旱，极目断炊烟。核户多逃薮，开荒半讼田。河声千丈落，树色一溪连。更指前村路，灵旗古庙偏。”从该诗诗题来看，至少在徐保字任职之时，庙台堡就已经存在了。现在的乡名沿用了过去的堡名。从诗的末句来看，当时寺庙仍存，故有“灵旗古庙偏”之句。至于古庙有多么古老，则难以推定。诗中描绘了当时灵沙至庙台一带情景。显然，当时庙台乃是苦旱之地，乡民多逃亡，田园荒芜。
  现如今，古庙早已荡然无存，庙台也痕迹全无，只有庙台之名尚存。
  边塞烽火燕子墩
  明代，石嘴山是边防要地。明王朝在这里筑长城，建城堡。为了传递军情，在长城内外，“四顾险要之处”，明王朝还设立了联络成网的烽火台。
  烽火台又称墩台或墩。于是，石嘴山地区便有了许多以墩台名命名的地方，诸如小兴墩、大兴墩等等。
  今惠农区燕子墩乡也是以墩台名命名的。该地之所以叫燕子，是因为那里有座烽火台。这座烽火台真正的名称已失传。当这座烽火台随着军事功能的消失而废弃后，便成了燕子栖息之所。成群的燕子在墩上为巢，人们便将它称之为燕子墩。以墩名称附近之地，墩名便演化成了地名。
  这种以烽火台命名的地方，不但显示着当年该地作为边防要塞，军事重地的历史，也使当地的人文景观含有强烈的边塞风格，同时，也是边塞烽火的见证。
  寄托美好叫礼和
  石嘴山市有些地名是寄寓了人民群众美好愿望的。这其中最美好的地名当属礼和。
  礼和是今惠农区的一个乡。关于“礼和”的来源，有一种说法是：清代此地有村落，村人知书达理，待人礼貌和气，故称礼和村。这种解释给人很美好的感觉，而且从字面上看来也颇合情理。但是，若追根溯源，礼和实乃临河之音转。所谓临河，就是因为该地临近黄河。临河音转之后变成了礼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赞成礼和之说，因这个地名很美！
  昔日兵营下营子
  石嘴山市在明代是边防要地。因此，许多地名与军事设施相关。大凡与关隘、军营、烽火台有联系的地名都是如此。燕子墩是以烽火台命名，正谊关是明代著名关隘镇远关音转而来。此外，还有下营子。
  下营子曾是原石嘴山市惠农县的一个乡。下营子曾经名噪一时，原因是清光绪年间，这里曾发生过一起教案。当时，参与义和团的山东人龙占海，在义和团失败后流落至平罗。他愤恨洋教士横行乡里，与姚大奇、马跃川等人在雪夜中潜入下营子教堂，杀死神甫两人。此事震惊了清廷。后来，龙占海被捕就义。幸存者马跃川则参加了辛亥革命平罗民军起义，成为首领。此事让下营子闻名宁夏。
  但是，下营子之得名，缘于其地曾是明代的兵营。据说，该地设兵营分上、下两处营盘。一名上营子，一名下营子。后来兵营都不存在了，但是名称遗留下来，于是化为地名。下营子曾成为乡名，上营子则成为村名。这些地名都是证明古代石嘴山是军事要地。
  山石有色红崖子
  原陶乐县红崖子乡，是因红崖子得名。红崖子山则是因为崖上之石为红色而得名。其实，在西夏时，红崖子山名省嵬山。
  省嵬山是红崖子山，有四条依据：其一，史载李德明于省嵬山下建省嵬城。城当时在河东，山当然也在河东。而在河东距省嵬城最近之山就是红崖子山。其二，省嵬山是当时党项部族首领命名。其名未必百姓皆知。红崖子山应是当时民间的俗称。其三，笔者曾见过一则转引自《新渠宝丰志》的史料。该史料称：省嵬城为红崖子旧城。所谓旧城是相对后来新建的宝丰城而言的。这也说明红崖子山即省嵬山。其四，陶乐地区的老人口碑相传，也认为红崖子山是西夏时的省嵬山。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如今，红崖子之名仍存，省嵬山之名则仅见于史籍。
  军屯遗留地名多
  在宁夏乃至我市有许多以人名命名的村镇。例如：姚伏、周城、五香等等。这些以人名命名的村镇，是明代军屯经济在地名上的反映。
  明朝很重视屯田。军屯是明代宁夏经济的主要内容。从事军屯的都是签发戍边的兵十。他们同作战的军十一样，都编入军籍，终身服役。所以屯田兵士和在役军士的子弟都称“军余”或“余丁”。军屯兵士及军余屯田处设堡寨，堡寨多以驻军长官或屯长之名称之。于是，人名就变成了地名。周城原为周澄；五香原为武祥；姚伏原为姚福，其名皆是如此而来，只是后来用字上有所变化而已。
  这类以人名命名的村镇大抵是明代遗存，是当时军屯经济的产物。
  边塞留痕遍塞北
  石嘴山地区自古为军事要地。明代，此地更是抵御蒙古部族侵扰的边防要塞。至今犹存的长城、烽火台遗迹等等军事设施便是历史的见证。然而，还有另一种见证，即使在长城、烽火台等遗存都消失之后，仍然存在，这便是与之相关的地名。
  明代，贺兰山沿山诸口，大抵都设有关隘，驻军把守。关名往往转化为地名，以关名称所在之地。今正谊关即是明镇远关音转而来的一个地名。
  明代烽燧遍地，墩台林立。墩台即烽火台，各有其名。有的以其所在处的山口名命名；有的以其所在地的湖泊命名；有的则以其所在地的屯堡命名。例如，沙湖墩即是因为其建于沙湖附近而得名。这个墩台之名，至今犹可指引人们判断古沙湖之方位。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墩名转化为地名。墩台废弃后，以其名称其所在之地。诸如，大兴墩、小兴墩等等，皆系此类。常胜墩所在之地，虽略去了“墩”字，但“常胜”作为村名仍存。燕子墩则是因为该地有墩台，后来成为燕子栖息之处，人们称墩台为燕子墩。当然，这已不是墩台原名，而是后来的俗称。此后又以墩名命名，遂有今之乡名。
  ，便必需驻军，驻军就有兵营。兵去营空之时，营盘虽废，营名仍存，只不过是化成了地名。上营子、下营子之类的地名，即由此而来。
  明代实行军屯。军屯兵士与作战兵士，同在军籍，但军屯士兵称“军余”，从事农田生产。屯田之地设堡，堡名大多以带队官长之名命名。现存的许多地名就是由明代军屯的堡名而来。例如，姚伏、周城、五香等。实际上，周城原作周澄、五香原作武祥，皆系以屯长之名命名的堡名，只不过在岁月流逝中用字发生了变化。
  关隘、墩台、兵营、屯堡，这一系列与边防相关的设施之名，演化成为地名后，是比那些设施更牢固的遗痕。即使地面遗存不复存在，这些地名仍可使人想见石嘴山地区作为边防要塞之历史风貌。
  水利投影看地名
  石嘴山地区位于黄河之滨。汉、唐之时，已有所开发。清代雍正年间，更是大规模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随着渠、坝、闸、桥之建，也就有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地名。这些地名，可以说是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影，反映了本地水利建设、农业发展的情况。
  雍正年间，通智奉旨在今石嘴山地区修建了两条大渠，一名惠农渠，一名昌润渠，渠上设闸，逢路建桥，于是出现了闸、桥之类的地名。
  惠农渠渠尾之间，名尾闸。以闸名称其地之堡为尾闸堡，此后沿用，成为镇名，即今尾闸镇。以惠农渠为坐标，称渠北之地惠北，于是平罗曾有惠北乡。昔日的惠农县，今日的惠农区则是直接以渠名命名的。
  昌润渠第一道水闸，称头闸；第二道水闸，称二闸。于是，在这两座闸附近的村堡，便也分别命名为头闸、二闸。沿用到后来，就成了乡、镇之名。至于黄渠桥，其正式名称是昌润桥。《平罗纪略》记载：“昌润桥：在昌润渠上，俗称黄渠桥”。桥侧之地以桥名为名，这便是今黄渠桥镇镇名之来历。通智奉旨开渠，所开之渠，民间称皇渠。黄渠则是皇渠演化而来。清人徐保字有《昌润桥散布》诗，即写此地。于今昌润桥之名已不为人知，但作为俗称的黄渠桥却尽人皆知。
  。据传，今西永固地方原是黄河故道。河旁有村，名“永固”，意为原河堤永远坚固。清代黄河改道，但永固村仍在。通智建惠农渠时，渠道穿村而过，将一村分为东、西两处，东边称东永固，西边称西永固。东、西永固，后来分别作为村名、乡名留存。
  以渠、闸、桥名命名的地方，是很常见的。从这类地名中，可以看出水利建设及相关设施的发布状况、道路交通状况，乃至农业开发状况。循名探实，不但可以知史，且颇有趣味。
  拓荒开路立丰碑
  石嘴山市境内有许多地名与移民开发有关。有的以最早的开发者的姓氏命名，有的以开发的成果命名。在石嘴山市境内这类地名多见于陶乐地区。
  以最早的定居者的姓氏命名的地方，如：高仁、马太等。所谓高仁、马太，皆是最早在当地定居者的姓名。以早年开发成果命名的地方，如：六顷地、上八顷、下八顷等。所谓六顷、八顷，皆是当年开发土地的面积。高仁、马太、六顷地、上八顷、下八顷，都曾作为乡、镇名称使用。虽然，行政区划时有调整，行政建制时有变动，有的乡、镇已不存在，但作为地名在民间是很难消失的。至于平罗县的高庄乡，其得名亦与最早的定居者相关，但“高”却并非最早定居者的姓氏。据说，明末有马姓回民自金积迁居其地，建筑村庄时，庄台垫得较高，故有马家高庄之称，后简称高庄。
  这类与移民开发相关的地名，反映着当地开发的状况、居民的变迁，可以说是开拓者的丰碑。
  水闸之名成地名
  我市不少地名与农田水利建设相关。大凡与河、渠、桥、闸有联系的地名，皆属此类。
  惠农区尾闸镇，因其地位于惠农渠渠尾之闸附近，故称尾闸。平罗县头闸，是因其地位于昌润渠第一道水闸之处而得名。二闸则是因其地处唐徕渠第二道水闸之处。至于渠口，则是因其地处惠农渠渠口之处得名。这些地名最早皆为村堡之名，后被用为乡镇名。
  另外，还有些地名虽与河、渠、桥、闸无直接关联，但仍不无渊源。例如，平罗县的惠北，是因地处惠农渠以北而得名。惠农区的西永固，其地原系黄河河道，河堤旁有村名为永固，取河堤永远牢固之意。后河水改道，建惠农渠时，渠道从村中穿过，将一村分为东、西两处，于是又有了东永固、西永固之称。
  这类与河、渠、桥、闸相关的地名，反映着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情况，实乃水利建设在地名上的反映。
  历史上的石嘴山
  石嘴山，俗称石嘴子“因山石突出如嘴而得名”，“距城（银川）二百里”倚山临河、地势险要（有要口十九处），是宁夏的重要门户，为兵家必争之地。该处北、西、东均与内蒙古交界，处于水陆交通要冲，又是蒙汉民族交易的重要市口；还因得黄河之独厚，并有丰富的煤炭矿藏资源，构成了石嘴山发展的基础。
  据有史可考，西周至秦以前，宁夏全境人烟稀少，气候酷寒，多属戎狄部落游牧之地。至东周战国时期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始设置行政，石嘴山亦属秦之北地郡，并于北地“筑长城以拒胡”。公元前221年至206年，秦统一六国后，全国设内史和四十六郡，郡下设县，石嘴山一带属北地郡，今陶乐县西南，设有蒙恬所巩“塞外浑怀障”（障是古代军事防御设施）。西汉和东汉时期属北地郡廉县之境。东汉时期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因羌族起义，迫使北地郡迁址，后羌族起义被镇压，郡又迁回旧地，公元141年，羌族再次起义，北地郡迫使再次南迁，此后，东汉政权亦再无力恢复郡政权建置，进行有效统治。至三国、复西晋，石嘴山一带均为羌族、鲜卑等游牧之地，其中鲜卑乞伏部游牧于今大武口至石嘴山一带，故三国时，石嘴山称乞伏山。南北朝时期，石嘴山先后属于北魏、西魏和北周。北魏时太延二年（公元436年）至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属薄骨律镇，后改为灵州。西魏时期（公元535年至557年）亦属灵州普乐郡。北周时期，保定五年（公元565年）置历城郡，治建安县，郡及县治在今陶乐县西南。隋朝时，废郡改建安为广润，因避太子杨广讳改为灵周县。唐朝时期，公元713年，为防御突厥、吐蕃入侵，设定远城，892年改为警州。石嘴山及陶乐一带亦属警州所辖，至五代，北宋时，虽易名定州，故址却一直在今平罗姚伏附近，即定远城。北宋末年（公元1032年）李元昊与宋对峙，创建西夏国，建都于今银川，设兴州、定州。石嘴山一带仍属定州，又名田州，今姚伏还有“田州古塔”碑文遗迹。在今郊区庙台省嵬大队建筑有省嵬城，至今遗址尚存。据《明一统志》载，省嵬城“在黄河东”。《宁夏府志》载，省嵬城，“在省嵬山西南。去府（银川）一百四十里，逾黄河”由此可见。明代以前，黄河道在今庙台以西，贺兰山以东，经蛟龙口一带。元时，石嘴山亦属定州，归甘肃行中书省宁夏府路。而此以前石嘴山一带经常发生与蒙古族的战争，嘉靖以后，则“无岁无扰”明时（公元1368至1644），明统治集团为了防止蒙古贵族的侵扰，采取加固长城等一系列边防措施，改府为卫（保卫之意）、设置军政合一的卫所，从事屯防，石嘴山一带为当时边防重地，从大碨口（今大武口）至黄河加固长城称之“北边城”，是防御东蒙（伊克昭盟）北蒙（乌拉特旗、阿旗）以及西蒙的要冲，由于大武口是阿拉善高原进入宁夏平原的交通要道“贺兰山绵延五百里，沿山诸口虽通虏骑尚有险可凭，北则打碨（大武口）南则赤木，旷衍无碍”套虏有东而西，则取捷径于此口以出，由西而东则取捷径于此口以入。为此明初在沟谷建有三道高达两丈的石砌关墙，封闭山间通道，并设重兵防守。1383年，为防止当时蒙古族鞑靼部向宁夏侵犯，在近平罗设平罗哨备，到弘治六年（1493）构筑平虏城，1541年置平虏千户所，1575年又砌砖石。明代初年于石嘴山两头山水相交之处建筑镇远关，关南五里设黑山营。《九边考》载，“镇远关实为外险，旧自镇远关至大沙沟皆有墩台相接，以断北寇西行之路”，成阻止鞑靼部入侵的重要关隘之一。据明《嘉靖宁夏新志》载：镇远关失守，则平虏孤立“苟失平虏（罗）则无宁夏，无宁夏则无平（凉）、固（原）。则关中骚动，渐及内地，患不可量矣”。成为宁夏北部重要的屏障，而相传北宋时岳飞北征时。“踏破贺兰山缺”，所闯首关就是“正谊关”，可见镇远关之历史及地理位置之重要。明朝末年，“因极边地方供饷不便，军多逃散，兵力寡弱，遂行废弃”，最后不得不“弃镇远关、黑山营、打碨口之地”，此后，边防前线便退至大武口南侧之“北长城”。清初，沿明“卫所”旧制。自青新二地战争平定后（清讨伐青海、蒙古与新疆噶尔丹）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将卫改府，平罗由所改县。1697年，鄂尔多斯部归顺清王朝后西渡过黄河占据查汉托护地（北起石嘴山、南至银川掌政桥，南北长二百多里，东西宽四十多里，最狭处十多里）牧马。时年康熙皇帝亲征新疆噶尔丹。路经宁夏，并到过石嘴山。为避免民族纷扰，宁夏总兵范时杰遂晋见康熙，陈述利害，康熙皇帝于十四年后的1711年下令鄂尔多斯部返回河东。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王朝令侍郎（相当于今之副部长）通智经营查汉托护地，通智踏勘地势、确定路线，征集民伕，修建惠农、昌润二渠，1729年惠农、昌润二渠建成，随即从宁夏、宁朔、中卫、固原、灵州等地，移民垦荒，并新设了新渠，宝丰两县，宝丰县县治即在原省嵬城旧址。正如惠农渠碑所载“立县令，以庸民社；设通判，以司水利；建学校，以育人才；置营弁，以卑防讯，移市口于石嘴，汉夷皆便”。在此之前，由于石嘴山处水陆交通要冲，1697年就在这里设有夷场。夷场设置之初，石嘴山仅有五六户人家，依摆渡为生。主要建筑有监夷厅、东夷厅、西夷厅、税厅、堆房等。西夷厅是阿拉善额鲁特梅林（代表阿拉善旗）的办公之地。东夷厅是鄂尔多斯梅林（代表伊克昭盟）的办公之地。税厅为交纳税金之处，堆房系堆放物品的库房，集市每月逢一，共三次。由汉族参将与两名梅林共管。并修建了山神庙、老君庙、关帝庙。
  1739年11月24日酉时宝伏发生强烈地震“地多斥裂、宽数尺或数丈，水涌溢，其气皆热，淹没村堡，县地城垣堤坝、房屋皆倒，压死官民男妇五万余人，”黄河大堤被震毁“河水上流”水深七八尺以至丈余不等。宝丰县城亦半入土内，仓厫粮米，俱在水沙之中，人们挖刨出来“热如汤泡”“味苦酸酒”户民无栖息之所。次年（公元1739年），宝丰附近黄河再次决堤“自新渠起，越宝丰而至石嘴子，东连黄河，西达贺兰山。周围一二百里竟成一片海水”“民户星散，地亩废弃，随将县治截汰”……地震后，重修平罗城。并将新渠、宝丰两县并入平罗县。
  1807年，陕甘总督蔡延衡，上书朝廷，请求在石嘴山设主簿。朝廷准其上奏，于是“把总一员”带领五十名兵丁在石嘴山驻扎，负责地方的安全保卫。同治六年（公元1865年），清政府派陕甘总督兼钦差大臣左宗棠率军残酷镇压西北回民的反清斗争，大量屠杀回族人民，使成千上万回民流离失所。四处逃出，如他自己供认“陕甘（宁夏当时属甘肃）频年兵燹，孑遗仅存，往上百数十里人烟断绝”，因而石嘴山也逐渐萧条冷落下来。后有山西人过此，发现镇西南陶土质优量大，迁居来此经营瓷器，此时开始有小型煤矿开采，人口逐渐增加。至清光绪年间（1880至1926）在近半个世纪，英、日、德等帝国主义势力也侵略到这里，在石嘴山设立的洋行有十家之多（较大者六家）他们采取所谓“贷银订货”“刹价收购”“实物交换”等残酷手段，掠夺宁夏、内蒙、青海一带皮毛。每年要掠走羊皮一百万张，羊毛一千万斤，并设商号进行盘剥，先以骆驼、船只运往外地羊毛达八亿斤，皮四千万张。直至1926年，由于毛源枯竭，1925年冯玉祥率部至此，取消免税条例等特权，洋行随之倒闭，全部撤走。伴随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同时，它的精神鸦片和特务机关——天主教也伸展到石嘴山一带，据《东华录》记载，光绪二十八年九月间（1902）石嘴山人民曾自发地起来杀死了下营子天主教堂的神甫梅布桂（比利时人）和彭寿年（荷兰人）世称之为“下营子教案”，这是石嘴山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荣历史记录。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宁夏府为朔方道，属甘肃省。1929年又改道为省，石嘴山亦属平罗县。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混战，蔓延至宁夏，即发生了所谓的“孙马之战”。孙殿英受蒋介石之“明令”率三个步兵师、四个骑兵旅计八万人由察哈尔路经宁夏前往青（海）、西（藏）屯垦。与此同时，马鸿逵又接蒋介石之“密电”以八个步兵团、四个骑兵团计二万余人，阻击孙军过境，两军相遇，即于银北地区进行三个月恶战。1934年2月孙军由于内部矛盾剧烈，补给困难，地形不熟，加之蒋、阎、马等军阀互相勾结，采用前阻后袭，尽管孙军人多，也不得不全面溃退。这场恶战，使石嘴山一带遭到了空前浩劫，良田荒芜，村庄焚毁，人民流离失所，死者不计其数。由于抗日战争中绥远沦陷，陶乐县（原名沃野设治局），由宁夏接管，初名陶乐设治局，1941年改为县。1947年于宁夏省会宁夏城设银川市，银北五县为银北专区，专署设黄渠桥。
  ，马鸿逵为了保其在宁夏的统治地位，进一步推行蒋介石的法西斯政令，搞了一套统治人民的反动工具，实行保甲联座，反共反人民，平罗县共两千余户就搞了四个区，十六个乡，八十九个保，一千三百二十一个甲，人民言行受到严密监视，交通要道构筑工事，设防屯兵，抓丁索粮，捐税繁重，民不聊生。据平罗县志记载，平罗县1940年的壮丁达23525人，占全县男人的50％，平均每户一个，除官僚、地主子弟及老幼，几乎无一逃脱。弄得人穷财尽，水地荒芜、田园薄收、工商凋零、交通闭塞。有民谣为证：“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山，穷苦人实可怜，又抓兵，又派款，吃不饱穿不暖，披羊皮盖烂毡，十七八岁的姑娘没啥穿”。这就是宁夏人民对反动势力的控诉。
  至解放前夕，马鸿逵逃跑时，石嘴山地区的经济已奄奄一息。男人当兵、女人种田、耕作粗放、黄土搬家、二牛抬杠、迷信天时，粮食单产仅110斤，总产8000万斤，石嘴山仅成一破落小镇，只剩下三百来户，一千余人，以背煤、摆渡、烧瓷为生，广大人民生活于兵荒马乱、饥寒交迫之中。
  平罗纪略话来长
  据《大明一统志》《太平寰宇记》《朔方志》《明史·地理志》和宁夏《府志》平罗《县册》等记载：平罗原名平虏，左黄河、右贺兰，古为雍州渠搜地，汉朝属北地郡，唐朝隶定远城，宋朝归威远军，是宁夏府的极北边陲，唐徕渠稍之片壤，“寇氛充斥”，“陲敝殆尽”，历代地理方域“本无可考”。直到明朝永乐（公元1403年～1425年）初年，始定名平虏，建筑城地。明朝嘉靖二十七年（公元一五四二年），改为“平虏守御千户所”，简称“平虏所”。设兵防寇，派将御土，名曰“平虏”，“殆靖虏、镇虏意也”。从此，这里有堡寨，有仓库，有台墩，有庙宇，有廨舍，日益繁盛。在地广人稀的大西北，平虏亦颇引人注目了。
  清朝统一中国，仍然沿袭明朝制度，“立平虏所，谨按平定朔漠方略也”。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是我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康熙皇帝。他亲征葛尔丹，自宁夏城赴白塔，道经平罗的尧甫堡（姚伏）流穆河，嘴马营，石嘴子（石嘴山）等地。玄烨是个有作为、有远见、察民情、懂事理的封建皇帝。他靖边陲，卫疆土，施仁政，利人民。他在路经平罗时，“访疾苦，虽师旅中，矜痛在抱，盖边氓乐瞻。”时至今日，宁夏地区还流传玄烨途遇民女郝玉兰，为其表兄李俊鸣冤告状。玄烨明访暗查，终于查出真凶实犯，平反了李俊冤狱的故事。
  清朝雍正三年（公元1726年），当时的统治者大概出于加强我国各民族的团结，改平虏为平罗，建立县制，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平罗”这个名字。雍正四年（公元1727年），开凿惠农渠，经营“查汉托护”地方（今宝丰一带），新设置了新渠、宝丰二县。可是在乾隆三年（公元1739年）宝丰发生了大地震。翌年，又黄河决堤发大水，地震后的废墟，变成了水乡泽国，人口星散，田园荒芜，一蹶不振。乾隆四年（公元1740年）清朝中央政权，不得不下令废除新、宝二县，并入平罗。这样一来，平罗所辖的面积就大大增加了：“东至黄河岸三十里，西至贺兰山边界六十里，南到宁朔县（贺兰县）张亮堡界八十里，北到石嘴山镇远关一百一十五里”它的面积相当于现在的平罗县、石嘴山的大武口区、石嘴山区、石炭井和郊区的总和。县城四周修筑了城墙和护城河，“城墙长四里五分，高三丈五尺。池深一丈，阔倍之。”永乐初筑，万历三年（公元1576年），巡抚罗凤翱“筑以砖石，”参将祁栋“董其成”。门有二，南北皆曰“平虏”。乾隆三年地震城塌，四年重修，“周围四里三分，高二丈四尺，地厚二丈四尺，顶厚一丈五尺，南北两门，南曰‘永安’北曰‘镇远’。城河一道，宽五丈，深八尺，“费帑银七万两有奇”。“永安门”外是“太平桥”，俗称“官桥”，原是石头修成，直到1974年才把石桥拆除，重修成钢筋水泥桥，要比原桥坚固、宽阔、美观得多了。据平罗《县册》记载：“在永安门外太平桥，亭榭高耸，树木阴浓。”为平罗八景之首，曰“官桥柳色”。
  平罗地处银川平原北部，沿黄河一带，地势平坦，唐徕、惠农、昌润诸渠横贯南北，各支渠、毛渠四通八达，是年种年收的“宝地”。靠贺兰山的丘陵台地，广袤无垠，水草茂盛，是天然的牧场。平罗物产丰富，宝藏遍地。黄河的鲤鱼，鲜美可口，贺兰山的煤炭，驰名中外，稻麦杂粮，均能生长，羊马牛猪，皆可繁殖。可是，在旧中国，由于官僚的压榨，军阀的吞噬，盗贼的抢掠，良田变荒野，民不聊生，卖儿卖女，一片贫瘠凄苦的景象，流传着这样一首撕心裂肝的民谣：都说天下黄河富宁夏，
  为啥穷了千家富一家？
  都说年种年收的水浇田，
  为啥十年就有九年旱？
  马鸿逵说他是活真主，
  要为回汉人民来造福。
  挂着羊头卖狗肉，
  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财主吃得比熊胖，
  穷人做牛做马饿断肠。
  财主粮食起白毛，
  穷人吃糠吃菜肚不饱。
  财主官僚家园赛皇宫，
  穷人的房屋八面都漏风。
  地主官僚大小老婆七八个，
  穷人打光棍娶不上老婆。
  来了乡长、保甲长，
  鸡飞猫叫狗跳墙。
  苛捐杂税比牛毛多，
  砸锅卖铁命难活。
  天佑福地赐惠农
  惠农，顾名思义，就是施惠于农，赐惠于农，也可理解为让农民得到实惠。这个名字是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修成惠农渠之后雍正皇帝为大渠钦定的名字，后来因渠而成为县名和区名之依据。
  自明清以来，惠农县境之内便有人垦种生息，后来清政府将蒙古人迁移至河东鄂尔多斯放牧，将这片牧场变为了农田。惠农渠修成之后，政府又从山西洪洞等地有组织的大批量移民，增加了这里的人口密度。在成立惠农县之前，惠农地方曾经为宝丰县属地，宝丰地震城毁裁县之后，今之县境属平罗县辖。民国十三年（公元1941年），国民政府在平罗以北新设一县，因位居惠农渠梢段，遂命名为惠农县。
  新成立的惠农县辖区较大，除辖1987年恢复后的惠农县辖区之外，还管辖现平罗县的宝丰、黄渠桥、高庄、惠北、灵沙五个乡镇以及原石炭井区的部分地区和园石嘴山区全部，总面积255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17883亩，人口59318人，县政府所在地宝丰。
  惠农县虽然历史不算太长，但建置沿革和行政区划之变更十分复杂。
  1949年宁夏解放，同年10月4日，惠农县人民政府成立。12月1日至3日，召开了惠农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至此，新中国建立以后惠农县的第一个人民政权正式诞生。新生的惠农县下辖8区48乡，11445户、66911人。八区分别为：马家高庄、惠农渠东、黄渠拐子、黄渠桥、灵沙堡、宝丰、乐土岭、石嘴山。惠农县属宁夏省政府辖，县政府所在地宝丰。
  1950年2月，惠农县政划为6个区、27个乡、187个行政村。6个区为：一区石嘴山、二区宝丰、三区黄渠拐子、四区黄渠桥、五区灵沙堡、六区马家高庄。这一年，互助合作化开始发动，以牛存义为首的11户农民成立了全县第一个互助组，为惠农县互助合作之发端。
  1952年3月，宁夏省政府将惠农县定为丁一等县，同时将全县27个乡改划为5个区34个乡。34乡为：石嘴山乡、河西桥乡、下营子乡、乐土岭乡、上营子乡、尾闸乡、宝丰乡、五渠乡、渠羊乡、礼和乡、永屏乡、庙台乡、省嵬乡、黄渠拐子乡、东永固乡、西永固乡、外西河乡、通润乡、渠中乡、燕子墩乡、内西河乡、上宝闸乡、安家庙乡、高庄乡、南长渠乡、北长渠乡、通惠乡、下甲乡、灵沙乡、东永润乡、上甲乡、二闸乡、双渠乡、惠北乡。这是惠农县历史上行政设乡最多的时期。这一年，惠农实施了一项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开挖第三排水沟。工程于1952年10月动工，1954年全面竣工，这一年，惠农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马彦礼合作社诞生。自此，惠农县迈开了农业合作化的步伐。
  1954年3月，经宁夏省政府批准，惠农县在第二区和第五区的基础上分别成立宝丰回族自治区和灵沙回族自治区。这是民族自治政策首次在惠农得到落实，也是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成立了两个回族自治区之后，原来的四区改为二区，一区和三区部做变动，原各区所辖乡也不做变动，全县5个区辖34个乡。
  1954年10月，惠农县政府将驻地迁至黄渠桥。银北古镇黄渠桥遂成为惠农县历史上的第二个县治所在。
  1956年2月，实行小乡合大乡之后，惠农县共辖15个乡、231个行政村。同年8月，又将宝丰、灵沙两个回族自治区撤销，建立惠北、灵沙、宝丰、礼和4个回族乡。同时将石嘴山、黄渠桥两个乡改写为两个级镇。
  1958年8月，撤销乡的建制，成立3个人民公社。3个公社分别为：灯塔人民公社、五星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同年11月，3个公社分别改名为尾闸人民公社、黄渠桥人民公社、宝丰人民公社。此次行政变革，宣告了惠农县人民公社化的全面实现，同时实现了军事化管理，兴办公共食堂，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大刮“共产风”，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也为后来的“地标准，瓜菜代”埋下了伏笔。
  1959年2月2日，灵沙、惠北、高庄地区移交平罗县辖，大大缩小了惠农县的政区。同时，县党政机关驻地从黄渠桥迁至石嘴山。
  1960年3月，撤惠农县，成立石嘴山市，将原惠农县辖区划为石嘴山市的行政区域。这一年，惠农发生了罗志业、罗守业以及陈汉歧等发动的反革命叛乱。
  1970年7月13日，石嘴山市郊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原市属的8个人民公社和石嘴山市五七农场、农林牧场由石嘴山市郊区辖。8个公社为尾闸公社、西永固公社、下营子公社、燕子墩公社、庙台公社、礼和公社、园艺公社、大武口公社。
  1971年10月，石嘴山市郊区撤销，辖区属石嘴山市。
  1976年12月成立中共石嘴山市郊区委员会，翌年1月成立石嘴山市郊区革命委员会，区政府所在地马家湾子。郊区下辖尾闸、庙台、礼和、燕子墩、西永固、下营子6个人民公社。
  1983年6月，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全部实行政社分开，将公社更名为乡，大队更名为村，小队更名为村民小组，全郊区辖8个乡63个村351个村民小组。
  1987年6月恢复惠农县治，大武口乡大部划属大武口区，园艺乡安乐桥以东，三排水沟以西地区划属石嘴山区，全县辖7个乡48个村303个村民小组。
  2004年撤县合区，惠农县与原石嘴山区合并为惠农区，下辖区域无所变更。合区后，党政机关办公地点因利就便，分设于石嘴山和红果子镇。惠农区下辖红果子镇、尾闸镇、园艺镇、庙台乡、礼和乡、燕子墩乡、北街办事处、中街办事处、南街办事处、育才路办事处、河滨办事处、火车站办事处等6个办事处。
  从惠农纷繁复杂的行政变更不难看出，无论辖区如何变化，但是“惠农”这个吉祥的地名却不忍弃之，最终得以回归。此举虽出自官意，也体现于民意。毋庸讳言，封建君主为施惠于农而修惠农渠，而党的惠农政策如天降甘霖，滋润着全国农民，也沐浴着惠农人民。可以说，在享受地名所带来的愉悦上，惠农人得天而独厚。
  用“惠农”命名的还有一所学校，就是惠农中学。惠农中学成立于1941年，近20年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1960年，随着撤县建市，惠农中学随之撤销，停办高中，改为黄渠桥中学。同时，在石嘴山成立石嘴山市第一中学。1987年恢复惠农县后，惠农县政府决定撤并全县高中，于1993年成立惠农中学，为全日制寄宿制高中。2003年撤县合区后，2004年惠农中学改制为市直中学，校名为石嘴山市第十三中学。现在，原惠农二中也就是最早的下营子中学易名为惠农中学。
  关于惠农的地名，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知是统治者的意志还是老百姓的心愿，惠农的好多地名均沾一个“宝”字，这些得“宝”的地名多分布于沿山一线。比如聚宝屯（今尾闸乡聚宝村）、宝马屯（今红果子镇宝马村）、万宝屯（今红果子镇下营子村）、万宝池堡（今红果子镇五渠村）、西宝池堡（今燕子墩乡燕子墩村）、上宝闸堡、下宝闸堡（均在燕子墩乡）等等。不管是何人所为，也不管命名人的初衷是什么，虽然带有封建色彩，但是均表达了惠农人将自己的家乡视为风水宝地的美好愿望。
  2000年，江泽民总书记赴宁，亲临惠农视察。算上清康熙皇帝曾驻跸哨马营，惠农这个塞外边地居然有两位国家最高领袖亲临，幸甚之至。
  
  查汉托护，也有写作查汉拖辉、查汗托护、插汗拖护的，无论如何去写，都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一个音译过来的蒙语地名。惠农所处之地域正是古之查汉托护地方。
  据郑彦卿所著《宁夏五千年》记载：“明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二月，鞑靼袭扰宁夏隆德，平凉卫指挥庄德的率镇兵追击，擒杀70余人。是年，废宁夏府，徙其民于陕西，致宁夏北部为无人区。”根据这段文字推测，在六百多年以前，宁北曾经一片荒芜，人烟稀少，惠农古地无人垦种。
  大片土地荒芜，却是理想的牧场，查汉托护地方久为蒙古人所觊觎。清康熙年间，蒙古鄂尔多斯郡王松阿喇布奏请皇上，欲西渡黄河游牧。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8月，康熙皇帝准鄂尔多斯郡王松阿喇布之请，同意鄂尔多斯部在查汉托护“暂行游牧”。从康熙皇帝“暂行游牧”的谕示中不难看出，他早已经有了开发查汉托护地方的设想，只是时机尚不成熟而已。
  为了避免引起蒙汉之间的纠纷，当时由官府筑墩设限，划定了明确的牧场界限，要求蒙古人必须在划定的范围内放牧。然而牲畜不似人一般听话，常有牛马越界之事发生，每每引起蒙汉之争，耕牧之间官司不断。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9月，宁夏总兵范时捷因“蒙古游牧，多致越界行走，与宁夏居民蒙混樵采，实属不便”为由，上疏要求皇帝颁旨，今后“以黄河为界，停止蒙古游牧”。康熙准奏，遂下圣旨，令蒙古鄂尔多斯部从查汉托护牧地渡河东迁，仍回草原放牧，从此不得越过黄河。
  当初，还是在蒙古人获恩准西渡黄河放牧的时候，他们就将查汉托护视为一处理想的天然牧场。蒙古人得到如此草丰水美的草场，时代繁衍生息。他们把这里视为自己的家园，于是，他们给这里起了查汉托护这个蒙古名字。查汉托护，蒙语的意思是白色的滩。这个地名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这里极少农耕，是一片荒蛮滩地；二是揭示了惠农故地的地址特征，为考察这里几百年前的土壤土质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不难想见，几百年前的惠农大地不仅水草丰茂，盐碱化程度也十分严重。关于这一点，清道光年间平罗知县徐保字在他的诗作《初冬石嘴山作》里有“碱滩霜落晴沙白”的诗句。这句诗再明白不过地描绘了古惠农大地如霜似沙白茫茫一片的荒凉景象。惠农地处宁夏引黄灌区的梢段，加之地势低洼，上游的余水盐碱水均排泄于此，然无法排出，加重了当地的盐碱化程度。一直到解放初期，疏于治理的梢堡地区土地盐碱化程度仍然十分严重，白茫茫的碱滩随处可见。这样的地质条件，给发展农耕带来许多困难，非朝廷出面而不能解决。
  查汉托护地方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始于清雍正年间。
  据吴忠礼所著《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记载，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朝廷因为开发查汉托护的事情曾经有过一番朝廷重议。
  隆科多奏称：“臣等验看宁夏贺兰山前查汉托护至石嘴子等处，宽阔一百里，旷野而平，其土肥润，籽种俱皆发生：其地尚暖，易于引水，如西河、六羊河皆系古旧渠，大沟、黑龙口、倒流河、新河、黄泥河、董家河皆系引水分水之路，遗弃年久，虽有形迹，俱皆泥沙淤塞；若修河，造渠坝及放水之闸，两岸可以耕种万顷地亩。”不难看出，隆科多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分析利害，提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开发查汉托护的好主张。
  作为查汉托护地方的主管大员，甘肃巡抚石文焯也奏：“宁夏东北五十里查汉托护地方，南北延袤百有余里，东西广四五十里或二三十里不等，东界黄河，西至西河，其地平衍，可以开垦；自鄂尔多斯迁移之后，十余年来，小民亦有私垦者，必得开渠道水，筑堤建闸，以时君闲，以资灌溉，则旷土尽成膏壤。今相度地势，自双庙墩起至六羊河地方计长一百十余里，仿汉、唐诸渠法，开渠一道，建正闸一座，挡水闸、梢闸各一座，以资蓄泄。再自上泗墩起至六羊河岸，东距黄河五里许，筑堤一道，约长一百里，可以永御黄水，统计垦田六十余万亩。”石文焯的奏言更加具体地规划了查汉托护地方水利开发建设的初步设想。从两位朝廷重臣的奏表看，查汉托护虽然地处边远，仍然因其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而为朝廷所十分重视。
  有臣奏议：“查汉拖辉为汉、唐灵州之地，当时广置屯田。元至年间，置屯田万户所。明时套夷渡河而西，侵占内地，葫芦河之东居民不得耕种，遂致废弃。我朝德洋恩溥，番夷臣服。鄂尔多斯移归套内，以河为界。插汉拖辉之地，久属版图。今宁夏卫志汉、唐二渠之支流，有百家、良田、满达喇等渠，向在插汉拖辉左近。若仿其遗迹开渠建闸，诚裕国利民之善政。然修渠建闸之事情形各异，事关久远，臣等难以悬定。见今遣川陕总督岳钟琪亲赴宁夏查看地势，应将隆科多、石文焯等所奏并地方画图一并交大理寺卿通智带往，同岳钟琪至查汉托护地方，照图验看，核议具奏。”
  当时的查汉托护地方正在川陕总督治下，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领此圣旨责无旁贷。他会同大理寺卿通智等一干人赴宁夏实地勘察，掌握了充分的资料，对于开发查汉托护也有了自己的初步设想。
  三个月之后岳钟琪上朝复命，议政王大臣等复议查汉托护开发一事：“川陕总督岳钟琪等奏称，臣遵旨同通智将隆科多石文焯所奏查汉托护开渠建闸之事按图验看，自查汉托护至石嘴子筑堤开渠，有地万顷，可以招民耕种。请于查汉托护适中之地建城一座，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再将李纲堡把总一员、兵五十名移防县城。石嘴子地方请拨平罗营守备一员、把总一员、兵二百名驻扎。中卫边口请拨宁夏镇标守备一员、把总一员、兵一百名分汛防守。自河西塞至石嘴子筑堤二百余里，开渠一道，建拦水闸八座。请于七月动工，即行招民开垦，以资灌溉。其新设县名，恭候钦定，铸给印信。均应如所请。”
  议政大臣将此议奏请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当即降旨：“依议。查汉托护之事，甚属紧要。著通智查汉托护地方办事，单畴书向官宁夏，亦著前往，同通智管理事务。寻定新设县名曰：‘新渠’。”至此，开发查汉托护的事一锤定音。
  据《宁夏五千年》载：“清世宗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闰七月，插汉拖辉地方修筑大道和六羊改渠工程完毕，灌溉新渠、宝丰、平罗、宁夏四县土地，定大渠为惠农渠，六羊渠改名为昌润渠。”这就是说，通智和单畴书等人不辱使命，顺利地完成了惠农渠和昌润渠的开凿工程，并在查汉托护地方新设立了两个县——宝丰县和新渠县。
  惠农、昌润二渠修成之后，清政府除新设新渠、宝丰二县之外，还广招农民到此定居耕种。为了鼓励农耕，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据《宁夏五千年》载：“招民垦耕，给以牛具籽种银两，所垦土地，为世业，三年后征地赋。”这就是说，清朝政府在劝耕、助耕、土地所有权、赋税征收等方面的政策大大吸引了耕垦之民。随后，政府又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查汉托护地方的农业才逐渐发展起来。
  新开发的土地生机勃勃，一派繁荣。兵部尚书法海被贬官之后，曾随同通智、单畴书赴宁夏督修惠农渠。工成之后，法海作《前题》诗一首赞曰：
  长堤一带柳毵毵，永字题桥闸有三。
  若说良田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
  很显然，这首诗是对昔日惠农最偏僻最荒凉的礼和沿河一带自然风光的描绘。何以见得？诗中所言“永字提桥闸有三”，指的便是昌润渠上的永惠、永润、永屏三闸。这一点，通智在《昌润渠碑记》中有明确的记载：“相地制宜，分列支渠二十余道。中多高壤，不能尽达。复设逼水闸三，曰永惠、永润、永屏，束之使其势昂，盈科而进，仍由故道以入于河。”“长堤”是自永宁至石嘴子沿河御洪的一条长二百余里的大堤。“毵毵”，音（san san），《现代汉语大词典》：“枝细长垂坲纷披散乱的样子”。“柳毵毵”，极言柳树茂盛。有了灌渠，便有了人，有了田，有了村庄，有了树木。“若说良田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则是诗人对这片新开发的土地的由衷赞美。
  值得一提的是，在法海的诗里，“小江南”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他不仅说自然风光的无限壮美更深层次的意韵恐怕是说这里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这里虽然不产大米，却有品质优良的黄米，而且以之为主食。一直到解放初期，这里还流传着一句话，叫“要饱吃糜子，要暖穿皮子”，就是那个时代的生活写照。每年的放水季节，惠农渠、昌润渠、官四渠、退水渠里的黄河大鲤鱼大粘鱼从黄河逆流而上，渠边的农人便用罩扣，用筐捞，或者干脆下水去围，去抓。抓到的鱼没有小鱼，全是大鱼，最大的粘鱼有七八尺长，将鱼背在肩膀上，长长才尾巴还拖在地上。虽然土地进行了开发，但是草滩仍然很多，农户们养牛、养羊，养马，养驴，养骆驼，保持着良好的生活环境，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
  随着历史的推移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查汉托护这个地名渐渐淡出惠农，以至于今之惠农人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曾经是一片蒙古人的牧场，曾经有一个地名叫查汉托护。但是这就是历史，是实实在在的不可忘却的历史。
  打畏古塞黄沙合
  大武口，史书上均为“大畏口”、“打畏口”，经几百年历史演变，现今称为大武口。大畏口这个地名究竟是怎么来的？查阅《现代汉语大词典》，对“畏”的解释只有一条，那就是石磨。那么，“打畏”，是否说明此地曾经是个打凿石磨的山石沟；“大畏”，是否说明此地有像石磨盘一样的巨石？均未可考。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无论是“打石磨”还是“像石磨”，还是别的什么意思，这个地名的诞生很可能与石磨有着一定的关联。
  关于大武口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据《惠农县志》记载：“明清时期的大畏口，位于今大武口北五公里处，是贺兰山北长城的主要关隘之一，是阿拉善草原通往宁夏的主要通道。贺兰山数十道山口都能通向后山，唯中北路大武口、南路赤木口旷衍无碍。”这一段文字充分说明了大武口地理位置之重要。
  另据记载：“大武口沟里旧有三关。据明《嘉靖宁夏新志》记载：（镇远）关之西，沿山四十里，有大畏口乃贼出入要地，有险可守。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北长城修筑成后，以新墙为界，大畏口与三关弃之不守。入侵之敌日渐频繁，直接危及北门关以及宁夏乃至两海、平固，且战争逐步升级。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蒙古人由大武口入侵，总兵王效等会兵大破之，斩首百级而归。至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发生大小战争十余次。”
  “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敌由大畏口入侵，总兵官王效、副总兵任杰、游击将军郑时、冯大伦，会兵大战于大畏口，获胜后唐龙题诗贺之”：
  月明胡骑遁沙场，诸路交驰羽檄忙。
  共有肤功腾幕府，喜将三捷献明光。
  帐前鹤唳榆荫碧，耩上鹰飞草色黄。
  闻道虏中饥食马，人人惊说汉兵强。
  唐龙时任朝中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军务。他的诗形象地描绘了战事的紧张，汉兵的骁勇以及进犯之敌粮草匮缺，兵败溃逃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狼狈景象，抒发了诗人抗击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
  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杨守礼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时，曾率领镇守宁夏总兵官都督佥事任杰，座营官都指挥吕仲良到大武口内的三关进行实地踏勘，对三关残留遗迹作了详细记载，并上疏朝廷修复大武口及三关，以加强边防，但未得准奏，致使三关全部颓废。为此，杨守礼忧国忧民，百感交集，写下《入打畏口》诗一首：
  打畏古塞黄沙合，匹马登临亦壮哉。
  云逗旌旗春草淡，风清鼓吹野烟开。
  山川设险何年废，文武提兵今日来。
  收拾边疆归一统，惭无韩范济世才。
  杨守礼面对雄伟的三关废址，惋叹不已，心想恢复边防，保卫边疆，统一祖国的大好河山，苦于自己的建议得不到朝廷的重视和采纳，只能发出“惭无韩范济世才”的慨叹，同时表达了自比前贤的远大抱负。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杨守礼再次向朝廷上《奏请修复打畏口三关疏》：
  按：平虏城屏蔽城镇迤北一面，北镇远达畏口之冲，东当套虏浮河之犹，西南当汝萁、大风、小风、归德、镇北、宿嵬、黄峡诸口之警。其步军守城，守墩差占外，马军不足三百五十名，视原额减少三分之一矣。诸虏出没不时，实难战守，以致巡抚、都御史张文魁奏改为平罗守御千护所，设参将一员，增置兵马，以防御，且为复黑山营之渐。尚未议复。十九年，巡抚、都御史杨守礼会同总兵官任杰，又议复连镇以固地方，边人欢跃待命。疏曰：臣会同镇守官总兵官、都督佥事任杰，亲历各边阅视，得宁夏迤北旧有镇远关，关之东为黄河，关之西贺兰尽头，山水相交，最为要地，以故设关防守，诚振古之见也。关之南无里，旧有黑山营，设有官军备御。黑山营之南七十里，设平虏城。关之西，沿山四十里，有打畏口，乃贼出入要地，有险可守。先年守筑三关，设立墩台防哨，东西连属，远迩观望，烽火严明，贼亦难入。至弘治以前多因极边地方，共饷不便，军多逃散。兵力寡弱，遂行废弃，黑山止有空营，镇远虽称有墩有军，相离平虏城百里之远，孤危难守，有名无实而已；打畏口一带尚有十数墩，有军守哨。惟原筑三关，尽行毁坏，且各山之水，俱从此出，以致冲坍，现有形迹可考。傍有乾关、枣儿沟、桃坡等数口。正德年间，大贼奔入，或从大畏口入，或河东渡河而过，无人防守，任其牧放，随意抢掳。平虏城虽设有守备官一员，马步官军不上五百名，除守城，守墩差占外，马军不上三百五十名。山后河东之贼，不时出没，实难战守。所以先年守备官多无二年充军者。数人以故议会，平虏城北十里许，修筑长城一道，东西约五十里，西抵贺兰山，东抵沙湖。各设墩台，拨军哨望。又于墙之晨，西北尽头，设临山堡，每年拨军防守。居人借此墩墙，稍敢樵牧，人亦称便。虽弃镇远关、黑山营、打畏口之地，诚出不得已之情。臣详议得，前弃地方，俱系我国家旧基，致为犬羊南牧之地。臣欲一并举行恢复，但功力浩大，兵马不足。废弃五十年之余，一旦岂能成事。必须以次渐复，庶得其美。其新修边墙已经十年，间有坍塌之处，量为修筑。重关设险，亦不为过。又查得临山堡极北之地，尽头山脚下，东有边墙，相离平虏城五十余里，地土沙漠，一草不生。堡中军人不上二十余名，每年拨军一百名防守，俱在平虏城支粮，各军困苦告，每称不便。会议间，又为修省事，准兵部咨该本部题开：宁夏平虏城地方，东当河套，西拒贺兰，北御沙漠，三面受敌。原设守备官员统领。见有官军五百余名，委似不敷防御。查得先该巡抚、都御史张文魁奏要改设参将，增益兵马，及将该城宁夏前卫后千户所改作平虏守御千户所，以为复黑山营之渐。未经查报。其贺兰山三十七山口，近日虽各损坏，然遗址尚存，若得渐次修筑，使通贼路少，则于边防益易，合行宁夏抚、镇等官会议，且奏施行。备咨到臣，卷查嘉靖十七年八月，内该前都御史吴铠俱奏，动支无碍赃罚银两，将汝箕、大风、小风、归德、镇北、宿嵬、黄峡等口，陆续修完。又经奏请，发银四万两，专一修理关口，不许别项支用在库，臣备查各关口，有被水冲坍塌者，责令守备官韩钦带领官军，相机补守完固，俱堪保障。惟赤木口沟岔甚多，工程浩大，又未修筑，臣于五月初二日，会委游击将军傅钟、架梁都司吕仲良领军修理。运水运米，斩山筑墙，渐有次第。及查平虏城，原系宁夏前卫后所地方。后所官员印信，旧在平虏城居住。若改作平虏守御千户所，上是改名，军数仍旧，见今军数不多，召选不出，参将之设，侯有军之日，另行具奏。臣备行宁夏管粮兼理盐法兵备道合事孟畏会议，续据该道呈称，会行从营官都指挥吕仲良亲诸打畏口踏勘，得本口旧设石砌关墙三道：头关一道，长二十八丈五尺；二关一道，长三十丈。各底阔六丈，顶阔一丈八尺，高二丈，女墙五尺。梁山墩一座，连接外关一道，半斩半砌，共长一百三十六丈。守墩一座，连接外关一道，长五十四丈，倚临北山，半斩半砌，长七十二丈，里关一道，长二十八丈。倚临南山，半斩半砌，乾关一道，长八丈六尺。外关一道，长三丈二尺。桃坡口关一道，长七丈。枣儿沟关二道，里外各一道，各长九丈五尺。乾关一道，半斩半砌，共八十四丈五尺。乾关底阔不等。砌关低阔俱三丈，高二丈五尺，通共五百九十八丈八尺，计算三里零五十八丈八尺。及勘得新边一道，被贼烧毁。西暗门一座，铺数敌合，内多损坏，坍塌不堪。边墙一十八里。通前共计二十一里零五十八丈八尺，俱应修砌。应用做工军夫三千名，大约每日做工五里三分，计算做四十日可完。每名依照节年修边事例，日支口粮二升，盐菜银一分，共该口粮地二千四百石，盐菜银一千二两。合用架梁、防护官军二千名。每名日支口粮一升五合，该粮一千二百石。并用斩山铁锹、器具等件，用银一百二十两，共该用粮三千六百石。每石实值银六钱，共银二千一百六十两。通前盐菜银，共计三千四百六十两。前项官军于三兵及附近城堡差拨。粮先于临近镇朔，平虏等仓收贮主兵数内放给。银于宁夏库见贮修边很内动支，委官给散。其临山堡设在新边畏西北尽头山脚之下，地土沙漠，草茅不生，人难居住。在彼防守，坐废钱粮，无益于事，合将本堡周围城墙改为月墙，中筑高墩一座，拨人了望，似为便益。呈乞照详一节，为照前项关隘，以次修完。惟镇远关、黑山营、工程浩大，兵马不足，恐难并举，除候兵食充足，虏贼远遁，另行奏请修复外，其打畏口三关，并枣儿沟等口，及新边圮坏处所，候修赤木口关墙工完之日，悉照各官所议，相应修筑，且所费不多，恢复有渐。其临山堡委实地土沙漠，草茅不生，人难防守，坐废钱粮，各虽为堡，其实无益。似应改筑墩台，拨军守哨，委于边备有益，人情称便。如蒙伏望皇上轸念极边重地，敕下兵部，再加详议明白，行臣等会委官员置造器具，差拨官军修筑关墙。临山堡改设为墩台，务期完固，以图经久。事守，通将用以银两并修过工程造册奏缴。
  按：边防大计，诚非一人智人力所能尽。创于始者，未必无遗；谋于后、继于今者，容可不通塞于时，况又徒建新绩，致远图，而益难于为御哉。使平虏地方，不鉴是疏亟加之意，则敝渐深而患弥重，逾十数年之后，吾恐茧足不能给之矣。是故备载是疏，以告志在谋国之君子云。
  嘉靖十九年巡抚、都御史杨守礼奏。
  有人可能要问，杨守礼为何对打畏口如此情有独钟？这得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一，取决于杨守礼爱国爱民，抵御入侵，保家卫国的赤诚之心；其二，取决于打畏口重要的地理位置。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贺兰山）“沿山诸口，虽通虏骑，尚有险可凭，北则惟打畏，南则惟赤木，旷衍无碍，打畏口旧有三关，自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以来，渐至颓圮。”由此可知，在明正德以前，在打畏口勾通道咽喉之处筑有关隘三道，作为重防要地。另外，《嘉靖宁夏新志》还对打畏口作了如下评论：“苟失平虏，则无宁夏；无宁夏则无平（凉）、固（原）；无平、固则关中骚动，渐及内地，患不可量矣！求久安之计，先须修打畏口，为复镇远关之渐；次修镇远关，为复黑山营之渐。”由此可见，打畏口三关在明代的至关重要性。
  大武口三道关遗址1958年之前尚有遗存，头道关在平汝铁路支线一号桥处，二道关在二号桥处。这两道关墙在修铁路时被炸毁填作路基，遗迹今已不存，只有在距平汝铁路支线二号桥北面300多米的黄疙瘩山腰上，有墩台一座，系梁山墩。三道关在清水沟与大武口沟交汇之处，紧靠田刺窝窝片头的山根，关键在海拔1325米的山崖峭壁上，最高处10米有余，西侧和南侧有关墙遗址。关城南北长120米，东西宽30米，城门向东，墙石已被人拆毁，残高约1米。关城北部有石砌烽火台一座，南部为房屋遗址，站于此处，可以可到黄疙瘩山顶上的武胜墩。登墩远望，大武口三关及沟口的石城子联成为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在惠农历史上，大武口曾经有部分地区规划归惠农管辖。1979年1月，石嘴山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将大武口公社划归郊区管辖。1987年6月，恢复惠农县，大武口乡大部划属大武口区管辖。
  大武口自古为镇。上世纪60年代，随着石炭井矿务局和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的建设，大武口的城市规模开始发展。1972年银北地区驻大武口，1975年石嘴山市机关迁往大武口，正式拉开了大武口城市建设的序幕。经过三十多年的规划建设，现在的大武口已经建成为一座新兴的山水园林化工业城市。自1975年始，为石嘴山市政府驻地至今。
  田州又称新渠县
  据《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记载，岳钟琪曾上疏雍正皇帝修建惠农渠一事，其中提到新建一县，并请皇上赐给县名。雍正皇帝遂曰：“新设县名曰‘新渠’。”
  因为新渠县历史短暂，史书上没有留下过多的记载。据《宁夏五千年》记载：“清世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于平罗查汗拖辉地（古定远城）建置新渠县。”另载：“清高宗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裁汰因乾隆三年受大地震严重毁坏，创建十多年的新渠、宝丰二县并入平罗县。”据此推算，新渠县自立至撤只有十三年的历史。
  那么新渠县究竟在那里呢？虽然历史上也有记载，但是多少年来，惠农当地的老百姓有口传曰新渠县就在惠农境内，而且具体地点都讲得很清楚，说新渠县的县城就在今尾闸镇下庄子村八队。还有人举出更为有说服力之佐证，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下庄子八队尚遗存古城拱形门洞及残砖碎砾，当为县城形制，据此判断此即古新渠县城之遗址。在惠农的历史上再无设县之记载，此城为新渠县城似乎合情合理。也有些考证资料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说新渠县就在市口，古市口就在今之下庄子八队处，这是不争的实事。若依此推论，好像也能证明古新渠县就在下庄子。
  鉴于此，我们很有必要搞清楚新渠县的准确位置，以还历史本来面目。
  查阅古籍，清侍郎通智在《惠农渠碑记》中有如下记载：“奏请建县城二，其一在田州塔南，为新渠县。其一在省嵬城西，为宝丰县。”从时间上看，新渠宝丰二城的建设与惠农渠的开挖是同时进行的，通智又为督办此役的最高长官，因此，他的著述应该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由此可见，新渠县城在古田州塔，也就是今天的平罗县姚伏镇处，说新渠县在市口的说法当属误传。
  
  黄渠桥虽为宁北小镇，却有悠久的历史和很高的知名度。据《平罗纪略》记载：“通润桥去城（平罗县城）东三十五里，俗称黄渠桥。”通智督修惠农渠完竣之后，即行架设桥梁。据通智《惠农渠碑记》载：“沿渠（惠农渠）之桥二十有二，西河之桥十六，行旅往来，赖以普济。”黄渠桥就在“二十有二”之列。
  然而，新建之初的黄渠桥并不是现在的名字，而是叫做通润桥。因为当时黄渠桥之地界属通润堡辖，故以堡设之名称之。当年，平罗知县徐保字公暇之余漫步通润桥，曾题诗一首，题为《通润桥散步》：
  公暇揽幽胜，渠水跨土梁。
  水田飞白鸟，野庙矗青杨。
  小市人声散，空街夜色凉。
  萧然尘外意，一曲在沧浪。
  从这首诗里看，当年的黄渠桥已是一个具有集镇格局的地方，而且很热闹。“公暇揽幽胜”，说明此地景色宜人，环境幽雅，值得一游。当夜幕降临，市罢人散之时，小街显得格外空旷与安静，漫步街头，诗人自然而然会发出“小市人声散，空街夜色凉”之感叹。
  那么，通润桥为何又“俗称黄渠桥”呢？因为惠农渠是雍正皇帝恩准修建之桥，开渠放水之时，“由是亿兆欢呼，争先趋附，避田园，萁庐舍，犁遍野，麦浪盈畴。勤耕凿者歌帝力，安陇亩者颂高深。”老百姓为了感念皇恩浩荡，将惠农渠称之为“皇渠”。欢呼流经黄土高原，河水夹带着大量泥沙，水色浑黄，皇渠之水自不能例外，以故老百姓又将皇渠口传书写为“黄渠”。黄渠桥就是因为架设于黄渠之上，遂得名为黄渠桥，久而久之，通润桥这个名字反而为之所替代，以至于今人不知历史上曾经有个通润桥，也不知通润桥其在何方。以此可见，黄渠桥是因桥而得地名。
  黄渠桥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黄金桥”。黄渠桥是自兰州银川通往包头的必经之路，也是一个商贸中转站，南来北往的货物很多在此地集散。清末明初，黄渠桥已经初具了集镇之格局。小镇建东街和西街，东街为居民所住，西街为商业区。商业街店铺集中，交易活跃，一派繁荣。黄渠桥还设置贸易市场，规定每逢农历三、六、九为集日，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客商。商贸使这个小镇成为闻名银北的集镇，随着商旅口传，声名远播。其间有人将黄渠桥讹传为黄金桥，后来以讹传讹，有不少人居然要亲临此地，亲眼目睹这座黄金造就的桥梁。
  据记载，当年通智督修的通润桥为木桥，二百多年过去，黄渠桥几经修葺，现存者为三孔石拱钢筋混凝土桥。在桥墩迎水面上，石雕两个龙头，精雕细刻，栩栩如生。背水一面雕两条龙尾，放水之时，凭栏俯视，恰似两条巨龙昂首摆尾，逆流而上。
  1949年宁夏解放，黄渠桥为惠农县四区一乡驻一地。1954年惠农县治迁至黄渠桥之后，新建了医院、发电厂、药材公司、露天剧场等，使这个古镇面貌焕然一新。
  黄渠桥地方不大，却声名远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曾经是惠农教育的发祥地。自民国年间，这里就曾设有北校（黄一完小）、南校（黄二完小）、国立绥宁师范、惠农中学（后改为黄渠桥中学）。这些学校群英荟萃，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其中惠农中学在银北乃至宁夏具有很大的影响，这里不仅培养了许多名人，也造就了许多名师，成就了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刘堂琛先生。
  刘堂琛，字逸亭，生于1909年，平罗县宝丰镇刘家纸坊人。刘堂琛早年求学，1936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宁夏，担任宁夏师范学校国文教师兼级任导师。任教期间，他经常为学生传阅进步书刊，向学生宣传抗日道理，因此被国民党当局列为“不稳定分子”而时常派特务盯梢，迫使其不得不离开宁夏师范学校。1937年被家乡宝丰完小聘任为校长，1944年他在担任国民党部书记的同时，还兼任国立绥宁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1946年在惠农中学经费拮据、师资奇缺、校舍倒塌、学生流动，面临停办的情况下，他毅然辞去了条件优越的国立绥宁师范学校教导主任之职，接任惠农中学校长。接任伊始便不辞辛劳地动员地方绅士捐资建校。在刘堂琛校长的努力下，当年秋天惠农中学便从破庙搬进了新校舍，增加班级和招生名额，学校面貌焕然一新。1947年，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先后两次派员动员刘堂琛出任平罗县或惠农县县长一职，均被他婉言谢绝。1949年解放后，刘校长仍然从教于惠农中学。1963年被推选为石嘴山市执行副主席。1978-1982年任石嘴山市第一中学校长、顾问。1985年因病去世，享年76岁。刘堂琛校长逝世以后，中共石嘴山市委、市人大、市人民政府、市政协为表彰他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的丰功伟绩，在市委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黄渠桥也是宁夏解放前开展革命活动最早的地方之一。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春，中共宁夏工委杨一木来宁北负责开展党的工作。他以黄渠桥北校教员身份作掩护，在平罗、黄渠桥、石嘴山、宝丰等学校开展活动，培养骨干力量，建立基层党组织、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反蒋反马，在宁夏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解放初期，在黄渠桥这个小镇上，曾经驻扎过贺兰山警备队，保卫地方治安。警备队长郭永胜。没想到以郭永胜为发端，发生过一件震惊宁夏的大案——郭永胜叛变案。
  郭永胜也称郭栓子，1931年开始为匪，马鸿逵曾多次发兵围剿，皆因郭匪熟悉山形地理，且传说其长着一双飞毛腿，枪法百发百中，武艺高强而未能剿灭。后经马宝琳从中说服招抚收编，委任为贺兰山警备司令，后任平罗、贺兰、惠农三县的保安司令。1949年9月27日，郭栓子带百余人在平罗东教场向中国人民解放军64军190师569团投诚。解放军遂任其为贺兰山警备队队长，驻惠农县黄渠桥。
  郭栓子投诚后，匪性难改，暗中与来自兰州的国民党特务联系，被委任为“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宁夏军区司令”，张绪绪为副司令。1950年3月5日，郭栓子将其45名亲信拉出，与张怀忠、谢占魁股匪会合，共60余人，携轻机枪2挺、驳壳枪4支、步枪70余支、子弹7200发，以贺兰山为据点，叛乱为匪。
  1950年3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65军195师584团接受进山剿匪任务，并组织民兵积极配合。1950年3月14日，郭匪伏击了解放军582团两个班；16日，在王泉沟伏击解放军194师教导队生产人员20余人；4月21日晚，在三区一乡枪杀惠农县政府科员闪文斌；23-24日，抢劫二区一乡、三乡的马家、张家、何家等，其中纵火烧死何家7人；25日晚，用绳子勒死潮湖堡上庄子村村长吴国泰。另外，郭匪还先后在简泉附近之贺兰山上杀死解放军战士3人；抢劫了大武口新华瓷厂，并将厂长刘万忠、主任李锁魁、干部陈寿田用绳索勒死投入炭井；杀害了下庙小学校长张梯、农会主任胡凤山、文书李文录；阿拉善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在由银川回定远营途中被杀害。匪徒还多次抢劫了山前山后的村庄和行人，杀死数名无辜群众，在当地造成很大影响。
  1950年7月31日夜，郭栓子部围攻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解放军乘车驰援得以解救。此时匪势扩大，匪众已发展至200多人，下辖5个队，装备有3挺机枪、80余支步枪。9月下旬，解放军部署全面进剿。10月6日，活捉郭栓子于大喜峰沟。
  1959年，随着惠农县的撤销，黄渠桥随之废弃不建。改革开放后，黄渠桥作为一个乡村小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地政府充分发挥黄渠桥的地缘优势和善经商善经营的优良传统，打造出了羊羔肉的特色品牌，享誉区内外。
  下营子是什么营
  历史上的下营子并非行政机构名称，自清至民国年间，能够见到有记载的当地行政机构分别为宝马屯（今宝马村）、万宝池堡（今五渠村）、万宝屯（今下营子村）。从字面上看，下营子是一个营垒所在地是无疑的。据《惠农县志》载：“下营子乡因明代在此设一兵营而得名。”民间流传较多的一种说法也是，下营子是古代的一座兵营。
  作为传统的思维模式，营为屯兵之所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将其置于宁北这一具体地理环境中，就很值得商榷。从历史资料看，惠农古地北有镇远关大营，南有哨马营，再难还有王全口、大敌台以及大畏口兵营。这些兵营沿贺兰山麓一线排开，针对夷狄入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在下营子设兵营，似乎已无甚必要。之所以对下营子是兵营的说法提出不同看法，是从通智所撰《惠农渠碑记》中的记载中看到了这样的陈述：“立县以膺民社，设通判以司水利，建学校以育人才，置营弁以备防汛。”文中所言“立县”、“设通判”、“建学校”均不难理解，唯独“置营弁”很需要推敲。“置营弁”就是设营盘，“弁”为任小吏。就是说，沿惠农渠设置了不少的营盘，安排专人管理。“备防汛”就是专司防汛。对于一条贯通宁夏平原的大灌渠而言，“置营弁以备防汛”是必不可少的。
  通智在开挖惠农渠的同时，一并治理了西河。“于渠之西，疏通西河旧淤三百五十余里，以泻汉、唐两渠、诸湖碱水。”下营子地处西河和惠农渠的中心地段，如果“设营弁”，这里将是最理想的地方。从惠农地域以及周边地域看，以“营子”命名的地方委实不少，如陆家营子、万家营子、殷家营子以及与下营子相对应的上营子，而且这些营子皆在大渠侧畔。与众多的营子相比，下营子是惠农渠最下端末梢的一个营子，“下”字是否就是根据其所处于惠农渠之位置而定？所以可不可以这样推测，和众多的“营子”一样，下营子是否应该是水营而非兵营呢？
  且不说下营子是兵营还是水营，就在塞外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曾经发生过一件震惊中外的惊天大案。
  1879年，天主教派圣母心会传教士闵玉清、桑桂仁从内蒙古鄂托克旗进入宁夏传教。1891年，闵玉清在下营子购买了一千余亩土地并开挖了一条水渠，从内蒙迁来了一些教民垦种，扩大了教会的影响，吸引了一些农民加入天主教会。1901年，义和团运动影响到了宁夏，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下营子教案。据《甘宁青史略正编》记载：义和团遣一教师赴宁夏，各洋行均系天津人，素信义和团，于是教师下榻洋行（石嘴山）、大力传播反帝反洋教思想。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参加过义和团的龙占海从山东来宁夏平罗。1901年12月，因下营子教堂勒索妇女，龙占海与王兰亭、姚大奇、马跃川结为兄弟，共议对洋教势力的反抗。12月23日夜，龙占海等十二人冲进下营子教堂，处死为非作歹的比利时教士梅布桂、荷兰教士彭寿年，并将教堂付之一炬。
  下营子教案发生后，清政府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3月在平罗城将龙占海杀害，前后株连被杀的有三十多人，赔偿下营子教堂白银四万两千两，并以阿拉善旗数百顷土地作为抵偿。
  关于下营子教案，《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庚辰（公元1901年12月28日）又谕：甘肃平罗属下营子地方匪徒焚掠乡民并伤及教堂教士一案，昨已有旨严饬菘蕃会同岑春煊迅速拿办，并令先将该管营县严参。兹据菘蕃奏查明疏防各官、请旨惩处各节，卸署平罗县知县王树槐、现任平罗县知县李含菁、平罗营参将易庆安，著一并先行革职县带罪勒限，将此案匪徒悉数擒获，尽法惩办。如逾限不获，即将该员等永不叙用。该督务当督饬文武各官认真搜捕，早日了结，并将各属教堂、教士、教民加意保护，毋再疏虞，致干重咎。”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甲辰（公元1902年3月22日）陕甘总督菘蕃奏：甘肃平罗县属下营子突被匪徒焚掠，并伤毙教士、教民，现陆续捕获首要著娃等严办，并抚恤教士、举人。所有缉匪办案得力各员垦准择优奖叙。如所请行。”
  下营子乡解放前属惠农县八乡辖，解放后改为一区五乡，1955年成立高级社，名永光社，1958年属尾闸公社辖，1961年成立下营子公社，1982年改为下营子乡。
  外国洋行有十个
  石嘴山在历史上向称险关要隘，贺兰山至此，突出为嘴，因以名之。因其地连内蒙，扼水陆交通之要冲，处农牧富庶之胜地，蒙汉交错，贸易频繁，故自清一代，设易市，置主簿，以通蒙汉之有无。原石嘴山镇有石碑一块，文曰：“蒙古一二月出卖皮张，三四月出卖皮毛，五六月羊，七八月马，九月茶马，毕岁以为常……”晚清光绪年间，外资入侵，设立洋行，遍收陕、甘、宁、青、蒙牧区皮毛，一时商贾辐辏，贸易繁盛，行商络绎，船驼麋集。
  帝国主义洋行入侵石嘴山之确实年月和经营情况，因无文字记载，无可考稽。今仅凭曾在洋行工作过的冒良臣（当学徒）、王焕章（与其父均当理发工）和其他几位老人的口述，虽非全貌，亦可窥其端倪。详情希知者补正。
  石嘴山设洋行，约在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最后撤走是在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前后共约四十余年。当时正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之时，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已完全处于屈服投降之境地；而在西北地区，又到处镇压回民起义，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迨光绪初年，政局略定，各项生产渐趋恢复，帝国主义分子即利用不平等条约，以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为前驱，向石嘴山实行经济侵略。
  当时天津为帝国主义在北方经济侵略的大本营。约在光绪五年（公元1879），天津英商雇用了一名叫“葛秃子”者（一说是葛鬼子，原名未悉）只身潜入西北，作首次之试探。他抵石嘴山后，住许存荣旅店，因看到当地居民将羊毛与土合在一起，甚为惊奇，就问：“你们将羊毛和土弄在一起干啥？”居民说：“沤粪上庄稼”。葛又问：“为什么不卖钱？”回答是：“此物现除了做毛毡，别无他用，亦无销路，只有沤粪。”葛回到旅店，为羊毛利润而大绞脑汁，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条妙策：利用店掌柜许存荣给他做桥梁，作一次无本生意。于是找许商谈，以给许以优厚报酬为条件，由许出面作保，进行赊购，明年付价。不到一月余，即收毛四万斤，并作每百斤银二两。葛秃子雇了两只船，由黄河顺流而下到包头由陆路运到天津，据说每百斤售银二十两。
  葛秃子从此不但有了资本，变为富翁，而且正式和天津英商挂了钩，订了合同。光绪六年，他携带现银，二次西来。行经内蒙蒲肐臂湾时，店主人告诉他：“前面过不去，有张三的码头”。张为蒲州人，名嘉云，乳名绞其子，绰号三疯子，当时在后套一带行动。葛听后深为惊惧，手足无措，但发财致富的欲望，驱使着他只能前进。问题终于又被他想通了。他想店主人既然能告诉他这个消息，那必然和张某有瓜葛，只有求店主设法，问题必能解决。于是葛秃子就找店主人，愿与他交朋友，并请他派人给张三送礼，愿出“买路钱”一千两。店主人一看葛秃子很识相，当然乐与牵线，遂派伙计王万银给张三送讯。张三收下“买路钱”以后，认为葛秃子对人倒痛快，很想见见葛秃子，让王万银转达了这个意见。葛秃子一听欣然允诺，于是二人在店里会晤，三言两语，就结成了朋友。张为了酬答葛秃子的厚礼，愿意亲自“保镖”送葛秃子到石嘴山。
  葛秃子回到石嘴山以后，第一步是清偿毛户欠款，接着就是租房开业，在石嘴山挂起第一块“高林洋行”的招牌，开始用现款收购皮毛。后来有人建议西宁毛质较宁夏为优，葛遂和张三商议，并将王万银约来，由葛秃子买枪买马，张、王二人保镖，又到西宁开辟了一个“新大陆”。由西宁回来，即将所收皮毛运往天津。葛秃子第三次由天津回来，还带来一批广东人，扩大组织和经营范围，开始安扎外庄。但不久天津英商“仁记洋行”挟其雄厚的资本跟踪而来，并带来一批天津人，规模气派都超过葛秃子。“仁记”一面用钱收买了张三、王万银作为向导；一面拉拢地方头面人物作为引线，真所谓“后来居上”，展开了与“高林洋行”之间的斗争。
  此后相继设立的洋行共有十家，其中英商八家，德商两家，而资本较大者为六家，故称六大洋行，表列于下：
  洋行名称 主持人
  英商高林洋行 葛秃子
  ×英商仁记洋行 赵宝鉴 张富平
  ×英商新泰兴洋行 刘增庆 侯自明
  ×英苘天长仁洋行 鲍耀章
  ×英商平和洋行 任寿昌
  英商聚立洋行（新泰兴分出）宁小藩
  英商隆茂洋行 张锡廷
  英商明义洋行 陈金如
  ×德商瑞言洋行（欧战后为英商接受）范华亭
  ×德商行隆洋行
  有×号者即六大洋行
  各洋行的主子，大部分住在天津英租界，石嘴山各行主都是次要的负责人，大都是天津人。各行均设有经理及副手数人，通称为大老板，常川住行，总理一切。此外，在较大城市如兰州、西宁等地也设行。在临近牧区的小城市则设“庄”，负责联络收购。
  大老板之下，设银柜、外账。银柜专司会计、出纳，外账专司庶务、接待等杂项工作。再下即为下级职司人员，如学徒、厨师、勤杂等人若干名。大行约有四五十人，小行二三十人不等。
  在产毛区则设“外庄”。驻外庄者统称小老板，专司放款、订毛、收毛、运毛之责。
  每年农历正月上旬，小老板由石嘴山总行出发，各根据收毛多少携带现款，返回所在“外庄”。他们在向牧区牧民直接贷银以前，先要察看牧民羊群大小，估计产毛数量，然后订立合同，规定交毛数与交毛期，最后付给订银。除直接向牧民购毛外，也委托中间人、商贩、商号代为收购。有的商号以有利可图，也自己收购后转卖给洋行。外庄再将收购的皮毛集中后，运送至石嘴山洋行，经过加工，再船运或驼运至包绥，转运到天津。
  各“外庄”的小老板，统于农历腊月下旬返回石嘴山洋行，向大老板汇报信贷、收购、牧区毛价等情况，并总结盈亏、外欠及经营经验，决算利润分红，布置下年营业任务，宣布休假及人事进行调整等。
  资金的调拨，由天津总行向外地分行调拨，谓之“发标”，外地各行互相调拨资金，谓之“调标”。在设行初期，因京绥路尚未筑成，交通不便，道路不通，且与各地银号、商店未发生联系，只有直接“发标”，将现银送至石嘴山洋行。在当时情况下，押送几千几万两银子到西北来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在“起标”时，预先要和可靠的镖局订立合同，再由镖局选择可靠的镖客护送。又因为封建割据的关系，镖送并不能直达。如天津运标只能送到归化城（即内蒙呼和浩特）交标，由归化城至石嘴山，则须由归化镖局承揽。后来洋行发达了，由行内自己组织武装力量，押送标银。更后，因邮电畅通，洋行又与地方官府及地方公私商号发生了密切关系，遂改“发标”为“调标”。改为调标以后，洋行不但省去了过去“保镖”或“送标”的损失与麻烦，而且通过“调标”代办公、私兑款，获得了不少的信用贴水。如由兰州向北京兑款，或由宁夏向兰州兑款，通过洋行一封电、信就可取款。但贴水标准不一，官府的公款调拨，洋行一般都不收贴水，洋行也愿意为官府效劳。至于公、私商号和个人调款，则区别甚大。如与洋行关系深者，则贴水少，浅者则贴水多；银根松则少，银根紧则多；时局平稳则少，时局紧张则多；距离远者多，近者少。据在洋行工作过的郭耀先老先生说，宁、兰调拨，不少于百分之十的贴水。
  除上述情况外，还有两种组织，也是值得一述的。其一是在邮电不通时，洋行内设有自己专门驿递组织，有驿运员若干人，驿递马若干匹，遇有紧急事务，随时出动；其二是各行都设有“毛头儿”若干人，是长期工人，他们是专门给洋行组织临时工人，以供洋行使用的。
  十大洋行中，资本雄厚，扎庄时间最长的有六大行，即仁记，新泰兴、天长仁、平和、兴隆、瑞记等。他们通过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穿针引线，利用和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避免了一切税则；又勾通官府，结连豪绅，与封建势力串通一气，所以使他们能够垄断我国西北区的皮毛业达四十年之久。
  他们雄厚资本的积累，是通过三种方法完成的：一欺骗，二讹诈，三掠夺。最早到石嘴山的葛秃子，就是突出的一例。他利用西北人民朴厚老实的特点，指空买空，施展欺骗手段，使存毛户“上洋当”，而他自己“发洋财”，并由此挂起了一块“高林洋行”的招牌。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洋行借口山西闹义和团，北路不通，停止收毛。致使部分牧民将毛运到石嘴山，无法销售，又不能运回，洋行趁机刹价，故不开盘，有行无市。然后他们指使下面的人，利用实物交换，酌给米、面、布、茶、糖等物换毛，毛户无法，只好忍痛接受。
  据郭耀先老先生说：洋行初期资本并不怎么大，主要是在“辛丑条约”以后。据他听到当时行内天津负责人说：义和团在天津起义时，烧了天津紫竹林英租界英商的一些房子，在订条约时，他们向清朝讹诈了许多银子，从此资金才闹大了。
  说到掠夺，他们的经营方式和采用的手段，无一不具有残酷的掠夺性。上述的刹价收毛，实物交换，即等于变相的掠夺。贷银订毛这种方式，简直无异“趁火打劫”，和农村中的“买青”是同一性质的。一是在农民青黄不接之时，一是在牧民春困羊瘦之期。他们利用农牧民困难的机会，以低估产和压价预购的方式，订立合同，把农牧民永远缚在他们的合同上，年年为他们提供羊毛，这个账是永远也偿付不清的。这对农牧民来说，等于填不满的“无底洞”，对洋行来说，则是取不尽的“聚宝盆”。
  从六大洋行设立的“外庄”来看，他们简直是对西北牧区撒下了一副“天罗地网”，几乎囊括了全部西北产毛区。据王焕章先生记忆，设“外庄”的有下列各地：
  内蒙：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伊克昭盟各旗。
  宁夏：银川、花马池、惠安堡、韦州、半个城、下马关、中卫、中宁等，贺、平、惠各县直接收购。
  甘肃：靖远、五坊寺、大庙、平番、海原、固原、黑城子。
  青海：西宁。
  陕西：三边。
  但根据“外庄”小老板每年腊月回来的人数不下五六十人的情况，证明上面所列设庄地点是不完全的。
  洋行每年收毛的具体数量，现已无可考据，仅根据行内下级人员及工人的回忆，估计一个概括数如下：
  据王焕章先生谈，有一次他给“新泰兴”大老板理发，有人问他今年收了多少毛，老板说收了二百多万斤。
  再据洋行打包工人杨华林老人说，每个行每年船运数不少于一百船，每船载重量是二万斤，那么总数还是二百万斤。
  又据冒良臣老先生（在平和洋行作过学徒）说，他曾给洋行办过海关三联执照，平和洋行每年船运约一百二三十只，驼运不少于千峰。每船二万斤，每驼二百五十斤，总计约二百六十万斤左右。若以六大行的总运量来说，则年达一千五百万斤以上。
  根据《西北丛编》所载：“各洋行专门收购甘、宁、青各地皮毛，并在石嘴山加工打包，由河运、驼运至天津出口。……昔贸易盛时，年可收皮百万张，羊毛约三千万斤。”
  由上面的四种说法估计，可以得出一个轮廓的数字，十个洋行每年收皮百万张，毛二千万斤左右，是比较可靠的。
  海关三联单又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说逃避中国税则的那个东西。三联单是天津英商直接向海关主管部门要来发给各地分行，分行再发给“外庄”，在起运羊毛时开始使用。上面印有各种皮、毛名称，如老羊皮、山羊板皮、羊绒、驼毛等。使用时，洋行先将起运皮毛开列清单，派学徒持制钱五百文送至关卡，由关卡文书照清单数字一一填入三联单上，加盖“验讫”公章，一联存当地主管税卡，一联报省，一联由洋行随货持送海关。有了三联单，则可通行无阻，直运天津，税务人员不敢留难。如出口再按章纳税，不出则不纳税。五百文制钱，算是洋行赏给文书的“润笔费”。
  上边提到的羊毛加工打包厂，它的设立是比较晚的。据王焕章先生说，民国四年，新泰兴、仁记二行开始设立打包厂。打包厂的设立，是洋行为了掠夺和剥削石嘴山廉价的劳动力。原是将原毛运到天津再加工，自设立了打包厂后，各地都将羊毛运到石嘴山加工打包后，再运往天津。
  加工厂的加工也分为几个工序，先是绽毛绞，次抖毛中土沙，再次是洗毛、风干，最后打包起运。因为工序有好几种，工种也分为好几种，工资分为好几等。据打包工人杨华林老人说，当时每年需用工人（包括大工、小工、童工）约有一千五百人以上，有时船到得多，洋行还要派“毛头儿”到宝丰、黄渠桥一带去叫工。
  工人的分工大致是：“毛头儿”是一些熟练工人，他们既能领会洋行意图，又熟悉当地和工人的情况，遂被洋行吸收为长年工人，专门为洋行组织和训练工人，指挥调动工人；大工是重劳动工人，干装卸、打包等；小工是轻劳动工人，干绽毛绞、洗毛、风干等；童工是辅助劳力，专门抖毛。除了“毛头儿”，大部分是临时工，干一天算一天，除了工资，再无其他任何待遇。工资等级：“毛头儿”每月银五两，大工每日制钱一百八至二百文，小工每日制钱八十至一百文，童工每日四十至五十文。工资的发放，各洋行不一，有的洋行当天发，有的十天一发。
  最后再看一下当时羊毛收购价格。羊毛有宁毛与青毛之分。宁毛因为一年剪两次，纤维较短，故价格低，在早期每一百斤三至五两银子，晚期增至七至十两，洋行运至天津为二十五至三十两，最高达三十五两。青毛因为一年剪一次，纤维较长，故价格较宁毛为高，平均每百斤十五至二十两，洋行运至天津为三十至四十两，最高达到五十两以上。
  根据上面这个收、售价格来看，洋行最少也有二分之一的利润。以四十年来计算，帝国主义由西北掠夺去的羊毛约八亿斤，皮约四千万张，其利润之大，令人咋舌！
  自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后，帝国主义在华各有其势力范围；封建势力则各据地盘，称霸一方；买办阶级则依附于这种势力，使自己日益成长起来，变成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有力支柱。石嘴山虽然是一个偏僻的小镇，但帝国主义却以此为据点，撒开了掠夺西北皮毛的天罗地网，垄断了这一地区的全部皮毛业，剥削这一地区的人民达四十余年之久。各个洋商都变成了大腹便便，腰缠百万的富翁。效忠他们的买办资产阶级也跟着大发横财。据郭耀先老先生谈，新泰兴的大老板宁星普（天津人），撤庄后回到天津，已是拥资累万，富甲津门，被天津商人选为商会会长。
  按说西北产毛区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天堂”，是他们的“聚宝盆”，哪肯轻易放弃呢？可是他们最后终于匆匆撤行而去了。这里边的原因，根据当时在洋行工作过的几位老人提供的情况，可归纳为下列几点：
  1、牧区破产，毛源枯竭。西北产毛区，在帝国主义洋行四十余年的残酷剥削下，大多数的牧民几乎都变成了洋行的债户，欠下了世世代代偿还不清的债务。不但一般产毛户都破了产，就是鄂托克旗王爷，原先只借了洋行三千两银子，每年把他的全部皮毛交给洋行，还不够偿付利息，这样拖了二十年，本利翻滚，母子繁殖，累欠已达几十万两，王爷还不起账，只好把三个碱湖押给洋行（三湖是：布隆淖儿、哈马太、大那林），写了“牛皮书”。
  牧民在洋行高利贷的剥削下，牧业一天一天地衰退了，再加上荒年、疫病，在天灾人祸的交攻下，只有陷入破产的悲惨境地。
  就在洋行撤庄后，外面欠账还很多。据邵冠英老先生说：“新泰兴”撤庄时，还有外欠约七八十万两银子。其他各行和“新泰兴”的情况大体一样。据石嘴山杨华林老人说，他至今还欠洋行银子八十两。在洋行工作过的某些人，在洋行撤走后，还假冒洋行名义到牧民家收账，有因此而致富的。更有少数奸商无赖，因为牧民不识字，也打上洋行旗号，拿上一本“皇历”向牧民讨账。牧民都是老实人，好歹都得还一点。
  总之，整个畜牧业破产了，毛源枯竭了，洋行无利可图了，这是洋行撤走的一个主要原因。
  2、皮毛增税，关卡重重。民国二年张广建来甘肃当督军时，道经天津，曾和洋行发生借贷关系。到甘肃以后，清政府留下的一批军队，纷纷伸手要饷，督军计无所出，向袁政府要钱，袁复电令张自行筹款解决。张无计可施，又向洋行借款十万，以济燃眉，并写了合同。过了三四年，合同到期，据郭耀先老先生说，洋行最初不打算要这笔账，想作为人情，换个方便。后来因为有人提议，要还是要，不给则拉倒。张广建接到索款通知，明知到期，不还说不过去，但又无款可还，只好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不还不好答复，还则库内空虚，筹款也来不及，经马安良提出：“羊毛出在羊身上，账是要还，但他们在西北经营毛业几十年，向来不上税，也与理不合。我们可以由现在起，设立一个‘皮毛公卖所’，先按百分之五收税，拿这项税收慢慢偿还”。这个意见当时立即获得通过，并通知了洋行。洋行没想到要账要出个税收来，但又无法可以挽回，只好忍受。
  紧接着兰州派文豹隐（河北人）到石嘴山设立了皮毛公卖所，按百分之五收税，不及一年，即将所欠洋行十万两借银偿清。甘肃当局至此才知道这项税收是很大的一个财源。为了加强税收，第二年改派了一个姓沈的统领，带武装三十余人到石嘴山，税率增至百分之十，第三年又增至百分之十五，并加强了稽查工作，要求毛、票数字相符，包件与斤称相符，查出多余，则皮毛充公，还要受罚。察绥等地闻讯，亦要求收过境税，青海马麒则禁止卖毛给洋行，由自己垄断，直接运住天津。洋行在此情况之下，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薄，毛质也越来越杂（据说所购的毛掺沙率过多）。后经毛商甘德林亲自到西北实地了解后，决定于民国九年开始收缩，民国十年先撤走瑞记、天长仁、平和、仁记等四行，其余各行，亦于民国十五年全部撤完。
  3、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在洋行开始收缩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爆发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紧跟着中国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巨人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高高地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先生改组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把中国的民主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因之，革命风暴汹涌澎湃，席卷全国。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在华的代理人——地主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一时丧魄落魄，大有朝不保夕之势。
  当时在绥远的冯玉祥及其领导的国民军，于此时亦整军西来，督办西北边防。先在五原设立了设治局，准备驻军屯垦。但是绥西的土地大部分属于三个教堂，即磴口堂，绣花堂，三盛公堂。设治局长肖振瀛奉西北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把三堂的外国神甫，请去谈判收地。神甫借口与中国政府订有契约，抵赖不交。肖说：“我只知道冯总司，只要你有冯总司的契约才算有效，否则，就得让出地来。”神甫慑于西北军的威力和当时国内革命的声势，只好答应退地。石嘴山洋行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又怕国民军借饷，不得不最后夹起尾巴匆匆撤行而去。
  煤窑开满石喇叭
  石嘴山盛产煤炭。据说，石嘴山的石喇叭一带，早在明代末年就已有小煤窑。据《清史稿》记载：清朝统治者为防止汉人聚众闹事，曾下令禁止开矿，直到咸丰末年，才解除禁令。因此，石嘴山的小煤窑时盛时衰，几经起落，咸丰末年才又兴起。到了光绪年间则兴盛一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外国传教士和资本家相继进入宁夏。因为石嘴山是水路交道要道，为西北皮毛外运集散之地，所以他们在这里办教堂，开洋行，进行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这些资本家和传教士，除经营皮毛外，有的也开煤窑，雇工采煤。
  当时，在石嘴山的老君庙、河拐子、石喇叭、王泉沟、火坑眼、下稍子、岳王庙、山水沟等处，先后开有三十多个小煤窑，有平峒斜井和立井（辘轳提升）两种，挖煤工人大多是用欺骗手段从河北、山西、陕西招来的贫苦农民。这些窑工劳动繁重，生活极苦，形同囚犯。例如，窑主胡拐子带领二十多个打手，把二百八十多名从外地骗来的贫苦农民，集中在一个大堡子里。堡子设有帐房、警卫室、牢房、妓女院、日用杂货店和赌博场。每二十个人住在一间工房里，“窑规”规定：在堡子里穿鞋，罚吃莱调合饭一个月。在房子里谈家乡亲朋事，在牢房关押一个月。不服管顶碰主人者，扣罚一个月工钱，窑工逃跑抓回，要带铐下井劳动。窑工分成黑白两班。下井的窑工每人发一个糠馍馍，上窑后只吃调合饭。窑工住处阴暗潮湿，夏天被蚊子咬得满身都是红疙瘩。窑工冒着生命危险挖煤、背煤。被胡拐子封为“四大天王”、“五大罗汉”的打手们，看见谁稍慢一点，扬起皮鞭就打。窑工患病根本不给治疗，甚至没等咽气，就叫狗腿子丢在荒滩或扔到黄河里。
  一九一七年春末的一天，窑下发生了事故，毫无人性的窑主，下令砍断了井绳，不让在井下干活的窑工上井。原惠农县杨家庄子的杨作霖在石喇叭也开过小煤窑。八九十个工人，每天分两班出煤，每班有三十五人左右在井下干活。六个人在地面推辘轳提煤。日产煤八九吨。杨作霖还在当地建了一千多平方米的炭场，经营煤炭。当时，石嘴山砖瓦窑、陶瓷厂，外国人的蒸气机都需要用煤，所以生意兴隆。
  俄国学者俄布洛切夫和中国学者黄邵显、翁文灏、边兆祥、任绩、张文卖、李星学、霍世城、李士林等先后对石嘴山进行过考察，并有论文叙述，当时认定石嘴山煤田的煤贮量约为三百一十八万吨。但是都怕黄河水渗入煤层，开采时透水。反动统治者也不可能投资建矿。因此，旧社会石嘴山开小煤窑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当地贫民。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挖浅部煤，卖煤为生；一种是资本家。他们办煤窑，雇工开采，谋取利润。另外，下营子教堂的比利时神甫看到有利可图，也于民国二年到民国三十八年开始建小煤窑。贫民为生活所迫，挖煤换粮度日，当然无力进行煤窑基本建设。资本家唯利是图，自然更不肯大量投资，因此，这些煤窑十分简陋，都是沿煤层露头开一个独斜井或直井，手工挖掘。当挖进十多公尺时，向巷侧以四十五度扩大巷道，此即为采煤工作面。挖到四至五丈深后，在煤的两侧掏糟。当采完一段煤层后，再向前掘进，掘进最深处不超过一百七十公尺，很多小窑掘至效十公尺至一百公尺时，常因积水而报废。当然更谈不上合理回采，煤炭回采率极低，有的还达不到30％，严重浪费和破坏了国家的煤炭资源。井下全系自然通风，采用明火油灯照明，井下无支柱，窑工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为了安全，窑工在矿区的老君庙烧香许愿，祷告神灵，这自然无济于事，人身事故时常发生。为了榨取窑工更多的利润，有的小窑主连简单的生产工具，铁锹、刨镐、钻子、钎子、大锤、橛子等都让窑工自己准备。有的窑主，发一些简单的工具，但又从工资里扣钱。各小煤窑都是手工开采，人力背煤。有个别立井采用辘轳提升和用马、骡、骆驼等畜力驮运。贫民挖出的有限的煤炭出售于平罗、黄渠桥、黄渠拐子、上下营子等地供取暖民用，收入微薄。资本家开办的小煤窑所挖出的煤多半装船运销五原、临河一带销售。
  从一九一三年至解放前夕，石嘴山地区连石炭井沟，开建和停产的小煤窑先后有近百个。但煤炭产量并不多。据《西北之地文与人文》一书记载，一九三一年宁夏全部产煤也不过五千吨。小煤窑因土法开采，事故百出，加之交通不便，运输困难，而被迫停产者居多。这些小窑的开采和停办的情况大略如下：
  一九一三年，石嘴山镇老窑工高洪太带着九名窑工在火坑眼先后自建小窑四座。到一九一八年均陆续停止了开采。
  石喇叭一带有十八座小煤窑，因煤质不好，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三年间，也停止了采煤。
  下稍子地区有八座小煤窑，产烟煤。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七年，因井下透水和发生冒顶事故而停止开采。
  山水沟小煤窑，井深二丈多。白国带领六个人在小窑上干活，日产千斤余。一九二〇年开办，一九二一年因煤质差而停产。
  李茂源、王国林、高进才等人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五二年在老君庙先后开小煤窑十五座。
  解放后，小煤窑大多是驻军开采。大致情况是：
  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四师五八一团三营机枪连为解决取暖用煤，曾于一九五〇年在火坑眼北头开了小煤窑。当时技术指导是石嘴山镇高进才同志。一九五二年初，部队赴朝，停止开采。
  金堂庙小煤窑是一九五二年春天由人民解放军一九四师五八一团三营七连开办的，技术指导是石嘴山镇老窑工左新三同志。后因部队赴朝也停止了开采。
  在老君庙后，为自用保存下来的一座旧小岳，由当地驻军一九四师五八一团三营九连一个排开采。技术指导是高洪太。从一九五一年春天开采，到当年冬季部队赴朝后停止。
  石嘴山区陶瓷厂在火眼坑的小煤窑，从一九五〇年开始，兴建瓷一号、瓷二号、瓷三号井，在高洪太、左新三等人指导下开采。一九五八年三月份，由原西安煤管局石嘴山煤炭局，根据上级指示接管。同年三月对三号小窑进行扩建和改造。年产量从五万吨左右，提高到十五万吨。从此，小煤窑的开采史基本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国营的大型现代化矿井和机械化的开采。
  寿佛禅寺始建考
  武当庙座落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西北的武当山山坡上。庙宇宏丽，旁有泉水。清代为“平罗八景”之一，名为“北寺清泉”，后易名“佛寺风泉”。
  清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徐保字编写的《平罗纪略》一书中说：“四月望，男妇乘骑烧香武当山，曰：‘朝山’。七月望，九月九皆然。蒙古人多。”樊淇的《武当山配殿落成碑》碑文说：“武当庙香烟之盛，历年已久”“不独郡邑民人，无断白苹之荐，即如东西部落亦来绛节之朝”。这些记载都说明了武当庙当年的隆盛。
  关于武当庙的始建年月，志书不载，众说纷纭。有一篇介绍武当庙多宝塔的文章，含糊其词地说武当庙可能是唐代所建。其立论无据，无需反驳，另一篇某单位编写的资料说：“武当庙据传说是为了纪念明朝崇祯皇帝派将士西征至武当山阵亡而建的。初建于明末清初，历经康、雍、乾、嘉、道、威、同、光、宣、夏、民国等朝代，距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这段文字寥寥数语，但至少有六处错误。一是崇祯系明朝末代皇帝，其在位之时，不曾有过西征之举；二是既说庙系明崇祯年间所建，又说初建于明末清初，未免自相矛盾；三是“康（熙）”之前尚有“顺（治）”，文中将“顺（治）”遗漏；四是“道（光）”与“同（治）”之间，应是“咸（丰）”文中误“咸”为“威”；五是“宣（统）”与民国之间，凭空造出一个“夏”来，令人不知所云；六是从“康（熙）至“宣（统）”，均为清代，统称之为朝代欠妥。这些谬误，触发了笔者的兴趣。于是写成此文，就教于知者。
  《平罗纪略》说：“武当山山下有古刹”。既然武当庙在清道光九年，即公元一八二九年，就已有“古刹”之称，那么庙的始建年月，当然可以由此上溯至“古”。但究竟“古”到何时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先说说武当庙庙名的由来。《武当山配殿落成碑》碑文载：“平邑有武当山者，连亘贺兰，因祝元武之象而名之”。这段话告诉我们，武当山之所以名为武当山，是因为山上有庙，庙内供奉元武真君。元武真君，又称玄武真君，亦称真武大帝。“武当”就是真武大帝在此阻当之意。庙供元武之像，故山有“武当”之名。山名“武当”，庙在此山上，故称武当庙。
  弄清武当庙之名的由来，对于弄清庙的始建年代是很有用的。首先，真武大帝是北方之神，为道教所供奉。在明代以前，它并不为人们普遍尊崇。后来，明成祖朱棣把自己说成真武大帝的化身，自称真武大帝下界，这才将真武大帝抬高起来。唐代盛行佛教，唐以后的宋、西夏、元，也推崇佛教。在这几个朝代是不会在贺兰山的荒山之上，特为真武大帝建庙的。据此，武当庙应是明代永乐（明成祖的年号。公元1403年至1424年）年间，或在此之后所建。第二，明初，在打硙口（大武口）沟谷建有关墙三道，驻军把守，防御贺兰山以西蒙古部族的侵扰。弘治（公元1488年至1505年）年间，因粮饷供应困难，驻军逃散，关墙弃守。到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这三道关墙“渐至颓圯”。关墙弃守之后，当然不会在荒无人烟的边陲修建寺庙。显然，武当庙应建于明弘治（公元1488年至1505年）年间之前。第三，《嘉靖宁夏新志》载：“平虏（平罗）有真武堂。”书中虽未写明真武堂堂址，但却记载了真武堂的修建原由：“正统间，虏有号瘸王者，大举攻平虏城。城将破，俄顷虏溃解。后数日，人自虏中归来者，详问其溃解之故，备言当时恶风旋转，遥见一大人，身穿皂衣，披发仗剑，拥众自南而来。虏惧，自溃而退。人以为真武神也。乃建堂祀之。年久圯坏，正德中，千户员政捐奉资重修”。正统（公元1436年至1449年）恰在永乐与弘治之间。此时，打硙口（大武口）三关尚未弃守。上述记载虽充满神话色彩，但借神话传说于关防附近修庙，为边防守军士助威，却是非常可能的。唯其如此，“武当”之名才有凭据。据上三点，笔者认为，所谓真武堂即是武当庙。因此，武当庙的始建年代应是正统年间，即公元一四三六年至一四四九年，距今已有五百余年之久。武当庙又名寿佛寺。寿佛寺实际是在武当庙基础上扩建后的名称。《武当山配殿落成碑》碑文说：“乾隆四十年间（公元1775年），山中石壁忽现佛像三尊。前禅师省仁因于元武殿后，凿石拓土，募建大殿五楹，供像于其中”。修建五楹大殿，供奉“忽现”的佛像，这是武当庙转为寿佛寺之始。但此时的庙宇“规模草创，美奂未彰”。此后，省仁禅师之徒又于“大配十方之院”，这才形成了现存的庙宇规模。
  武当庙现为寿佛寺，是以“山中石壁忽现佛像三尊”为原由的。但“忽现佛像”之说，不过是人造的神话。其真正原因，可能是因为清代尊崇佛教，而明代所建的武当庙供奉真武大帝，这自然不为满族、蒙族所接受。于是编造神话，扩建庙宇，并更易庙名。然而，尽管如此，武当庙之称却一直沿袭至今。
  烽烟散尽边墙在
  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是我国历史上一项极其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勤劳的象征。长城，气势磅礴，规模雄伟，在我国北部的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在深谷高峡处蜿蜒起伏。万里长城的建筑工程在世界工程史上，以其工程量的巨大，历史的悠久，耗费人力、财力的难以数计，都是首屈一指的。
  据文献记载，我国修筑长城，从东周王朝的战国时期开始（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前后经过二十多个封建王朝和诸侯国家，大约两千多年，直到明王朝末期才最后完成。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迤而北。”（《史记·蒙恬列传》）这是秦统一六国后，主要在连接战国时燕、赵、秦三国长城的基础上，西起甘肃临洮，沿黄河过阴山，至辽东筑起了长达万里的长城。按照《史记·正义》所说：“河南地”谓灵胜等州，这就包括了宁夏黄河以东广大地区。但是，在黄河以东，除在盐池张家场发现一处较大的汉代城址外，再未发现沿黄河的障塞或长城遗址。许多学者据有关资料推断，宁夏境内的秦长城，是沿黄河、顺贺兰山北上，与内蒙古的狼山西端衔接，而经过乌兰布和沙漠地段的“秦长城当已陷入流沙之中”了①。这段“顺贺兰山北上，与内蒙古狼山西端衔接”的长城，正好在石嘴山市境内。我们在贺兰山区调查中，虽未发现有大段的秦汉长城遗址，但在一些重要的山沟口处，却发现两种不同类型的烽火台遗址。一种是黄土夯筑，或土石混合夯筑，台墩底基呈正方形，边长十至十四米，高十米以上（如大武口前山顶北长城1号、2号烽火台，韭菜沟1号、2号烽火台，二毛乌苏和沿河墩）。另一种类型的台墩，全部用石块垒砌，台基方形，边长十八米左右，残高十多米，台阶从一侧起，盘旋而上，台墩中间夹有木质架。台墩外有石垒围墙垣，台墩居中稍偏西。台墩修筑在沟口险要高处（如大武口沟口西白疙瘩山1号烽火台，正义关沟口烽火台，韭菜沟3号烽火台）。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台墩，有的相距仅五十米左右（如韭菜沟2号与3号烽火台，西白疙瘩山1号与2号烽火台），这至少可以说明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遗存。查证历史资料，也只有秦和明王朝在石嘴山地区修筑过长城。秦修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要”。贺兰山在宁夏西部，崇山峻岭，形势险峻，是一道天然屏障，因此，只需要在险要处修筑台墩或关墙即可。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台墩中，其中一种应是秦时所筑。根据明代修筑长城，台墩多系“黄土夯筑，或土石混合夯筑”的特点，那么，石砌的台墩即为秦边塞遗址或烽火台。
  现存石嘴山地区的古长城遗址，除以上所述的石砌台墩外，均为明代所筑。明王朝在开国的第一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就委派得力大将徐达，带领人马，修筑居庸关等处的长城、关隘。经过一百多年，几代人的努力，直到公元一五0四年前后，才算完成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全长一万二千七百多里的巨大长城工程。
  石嘴山地区现有三道明长城遗址，我们逐道进行了勘踏和考证。
  旧北长城
  这道长城俗称红果子长城，西起贺兰山扁沟，越包兰铁路、石大公路，经石嘴山市第四中学、石嘴山市郊区下营子乡宝马村，至尾闸乡下庄子村，抵黄河西岸。
  在《九边考》中记载：“宁夏北，贺兰山黄河之间，外有旧边墙一道。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于内复筑边墙一道。官军遂弃外边不守，以致内地田地荒芜。”这里所说的“外有旧边墙一道”，就是指的旧北长城。据考证，这道长城修筑于明朝洪武至弘治（公元1368年——1500年）年间。
  这道长城始于贺兰山东麓的扁沟门子北侧，沿着山坡，顺着山势，抵黄河，全长三十余里。在扁沟门子北侧有烽火台一座。烽火台的西南侧，与台相衔有长城一段，长约千米，正障的内外与扁沟的沟谷相通，蜿蜒入山。此长城高四点一米，底基宽二点六米，顶宽一点六米，系石基，黄土夯筑而成。烽火台向东方向，有一里许长城为石砌地段。两边砌以石，中间填沙土、碎石。这段长城现多遗留底基宽四米，顶宽二点二米，高二点七至四米不等。在这段长城上，由于地震，造成上下错位一点零五米，水平错位一点二五米。这个长城错位，吸引了中外地质专家前来考察。以上两段长城，保存基本完好。沿石砌长城向东，直到石嘴山四中的石大公路处的长城，为黄土夯筑，除中间流水沟冲断外（长约百米左右），其余部分，虽然塌圮，但形迹尚存，有的地方，保存尚好。现存基宽三点四米，高三点五米，夯层明显，层距十五至二十五厘米不等，从墙身断开的纵断面可以看出，长城是分段夯筑的，每段长五点六米。自石嘴山四中以东，长城进入平原，为村庄、耕地、渠道，长城遗迹不复存在，原址也无所考了。在扁沟口烽火台附近的长城外侧十余米处，有一道隆起的土梁，与长城平行，长约一里，这当亦为长城痕迹。可能这道长城筑于先，后废弃，又在其南十余米处修筑了遗留至今的长城。在石嘴山市第四中学东紧靠长城有镇远关故址。
  西长城
  这道长城，古称边防西关门边墙，从今甘肃靖远界芦沟，进入宁夏的中卫县，逾河东北上贺兰山。在贺兰山韭菜沟进入石嘴山地区后，沿贺兰山东麓逶迤北上，越郑官沟，大武口沟，直到贺兰山扁沟与旧北长城相接。这道长城修筑于明弘治（公元1488年）以前，但到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已“圯坏不堪”了。经过实地勘踏，现查得西长城遗址在石嘴山地区有六段。
  （一）韭菜沟段：在韭菜沟北侧3号烽火台所在山头与红石梁山之间的谷部，距韭菜沟口二里多。长城残长共一百四十五米，依着山势，曲折修筑。根据曲折，可分为五小段，第一小段长二十五米，第二小段长三十五米，第三小段长二十五米，第四小段长四十米，第五小段长二十米。长城底基为石砌，宽约三米，残高二至五米不等，顶宽一米，有女墙痕迹。在第三小段与第四小段之间，有台墩一座。
  （二）郑官沟红石梁下段：在距郑官沟口七里左右的南侧山坡上，残缺严重，长约三十米，由东向西盘山而上，城墙由沙土碎石夯筑。最高处五六米，顶宽由于雨水冲刷难以得出准数，底基宽三四米。在长城中间部位，有烽火台一座。
  （三）红石梁下段：在石嘴山市革命公墓西北的山头与红石梁相接的谷部，共长一百零五米，依山势曲折可分为三小段。第一小段长三十米，第二小段长三十米，第三小段长四十五米，系沙土碎石夯筑，顶最宽处三点五米，最窄处二点一米，底基宽六米多。城上有女墙。女墙高一点一米，宽零点六米。在第一小段与第二小段和第二小段与第三小段之间，各有台墩一座。
  （四）郑官沟段：此段距郑官沟口三里，长约十五米，多被山洪冲坏，仅可辨形迹。
  （五）北岔沟段：此段在贺兰山东白疙瘩与黄疙瘩之间的北岔沟，离大武口沟口二里上下，长近百米，仅在烽火台处及其以西有十五米左右。形迹明显，残高约一米五，余则为土岭，可辨形迹。系黄土夯筑。
  （六）石大公路一〇八道班至贺兰山红石顶段：长十多公里，原为石砌墙的两面，中间填以土石，现严重颓圯，仅可看到一条高低不平的土岭，基宽五米，高一米七。在这段长城上有烽火台四座。在王泉沟口，有敌台四座。敌台系黄土夯筑，第一座在长城线上，离西长城4号烽火台五百米，残高二点七米；第二座在长城线西侧，距第一座三百米，残高三米；第三座在第二座南五十米，东距长城线二百米，残高三米；第四座在第三座南一百米，距西长城线一百米，残高一点七米。
  北长城
  这道北长城俗称大武口长城，是明朝时候的“边防北关门”墙，修建于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是由齐之鸾建议当时宁夏镇的军务总制、尚书王琼奏筑的。这道长城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十二月开始筹备，嘉靖十年三月动工，至秋七月，工告成。
  “由沙湖西至贺兰山之枣儿沟，凡三十五里。皆内筑墙，高厚各二丈；外浚堑，深广各一丈五尺有余。墙有堞可蔽，有空可下视以击射。”并在这道长城上建筑了二门，“东曰‘平虏’，中曰‘镇北’”，在贺兰山根建筑了临山堡。“沙湖东至黄河凡五里，水涨则泽，竭则壖，虏可窃出皆为墙，高厚一丈五尺，深广一丈。于是，宁夏河山如故，而扼塞之险一新矣。”（见齐之鸾《朔方天堑北关门记》）。
  经过几百年的风吹雨淋，这段长城保留至今，始于大武口西二里许的贺兰山前山顶半腰处，东行经明水湖农场，过包兰铁路，到达简泉农场机砖厂；然后东经平罗县二闸乡的威镇，折而向东北进入高庄乡的幸福；越过包兰公路后，当经惠北、头闸境而达黄河西岸。这道“边防北关门”墙，“镇北”门及临山堡尚在。经考察，从前山顶至明水湖农场西排水沟一段在石嘴山境内。这段长城从山根直到大武口村东，被农民取土殆尽，形不复存。从大武口村东至明水湖农场排水沟，约六里。靠明水湖的二里夷成平地，变成了道路，可通行汽车、拖拉机。其余四里，时断时续，尚可分辨。特别是距大武口村九百三十多米向东的一段（长一百零四点五米），保存较为完好，墙高约十米，底基宽十二米，顶宽三点五米，有女墙和堞口，女墙高一点五米，底宽零点五米，顶宽零点三五米。但也多处被取土，应加保护。这段长城的南北均为大武口的农田。在石嘴山境内的北长城上有烽火台三座。
  注释
  ①史念海著《河山集》二集《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长城遗迹的探索》一文；朱洁《古塞春秋——谈谈宁夏境内的长城》（载《宁夏日报》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钟侃著《宁夏文物述略》。
  
  镇远关是明代宁夏镇城北端的重要关隘，明代弘治以前为宁夏北部地区的主要防线。其地处“山河之交，最为要地”，是宁夏北部的重要屏障。但“因极边地方，供饷不便，军多逃散，兵力寡弱，遂行废弃。”镇远关以南五里的黑山营也成为空营。
  镇远关故址何在？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正谊关口；一说在旧北长城线原市四中附近。持前说者主要根据是，今正谊关是由镇远关音转而来，且正谊关口是通往贺兰山后的重要孔道；持后说者的主要根据是，关应设在长城上，今正谊关并无长城遗迹，依据旧北长城遗迹判断应在原市四中附近。据方志记载，镇远关南五里有黑山营，故持前说者将黑山营定位于今麦如井，持后说者将黑山营定位于清代的哨马营。哨马营故址在今惠农县下营子乡五渠村。上述两种说法，前者流传广而久，为相当多的地方人士所坚持，后者是部分研究者的考察结果。
  《石嘴山市志》（送审稿）采用的是前一种说法，我以为不尽妥当。作为市志对于重要的古遗址的方位应取慎重态度，在两种说法并存的情况下，是可以将两说并录存疑的。
  鉴于上述两种说法并存，我留意了一下有关古籍。我以为《秦边纪略》的记载足以解决镇远关故址何在的问题。
  《秦边纪略》是清初记述西北舆地的重要著作。其作者梁份，字质人，江西南丰人，以遨游四海为志趣，终生未仕。他曾于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和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两度作西北之游。在游历途中，有感于西北防务之重要，遂有《秦边纪略》之作，提出了筹边方略。
  粱份在其西北之游中曾亲历宁夏，在其《秦边纪略》一书中，对宁夏卫的镇、城、边堡墩台，建置沿革、山川形势、道路驿站、官司戎伍、攻防得失、农畜物产、风俗人情，沿边蒙古部落，均有详细记述。内中关于镇远关之重要及其弃守之失述之甚详。书中附有地图，图中将镇远关明确地标在旧北长城上，且绘有关楼，同时将黑山营标在镇远关以南，旧北长城侧。这一记述有力地支持了关于镇远关建在旧北长城上之说，同时当然也就否定了镇远关即今正谊关之说。
  应当说《秦边纪略》的记述是可信的，其理由有二。一是该书成书于清康熙二十年，是现存的关于镇远关方位有明确的地图标识的最早的著作，其成书时间距镇远关废弃时隔不很久远；其二是该书所记皆是作者亲历考察所得，并非道听途说和闭门杜撰。
  综上所述，镇远关故址应以在旧北长城上原市四中附近为是。同样，黑山营故址应在清代哨马营，亦即今惠农县下营子乡五渠村。
  最后再说几句题外的话。有篇题为《我所认识的安乐桥》的散文，将不少民间传说视为“翔实”的史料。倘使将这类传说写入志书，那志书还可信吗？
  
  陶乐县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北角黄河东岸的一个小县。南临灵武县横城，东北均与鄂托克旗为邻，两滨黄河，南北长98公里，东西宽10公里，全县总面积141.26万亩，1985年底总人口19182人，有汉、回、满、蒙、壮等民族组成。
  陶乐地处黄河上游地段。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的军事要地。该地因自然条件的限约，定居民形成较迟，定地名也较晚。
  《元和郡县图志》载：“在怀远县（今银川市）东北隔河100里，其城蒙恬所筑，故谓之‘浑怀障’”。
  “浑怀障”是秦始皇时大将蒙恬“城河上”为界修筑的军事要塞。
  《清一统志》载：“浑怀障，在今宁夏府平罗县东黄河东岸”。王仲革著《北周地理志》考定“浑怀障”在今陶乐两南。
  “浑怀障”是陶乐境内最早的城障建筑和军事要塞。说明秦始皇时期陶乐就已是我国北方边防的重要军事要地，是防御匈奴的要塞。因其军事地位的重要，汉代时仍被重用，屯驻重兵，并乃郡、县治所。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19—20图载：今之陶乐县城南境“历城”。“历城”系北魏太和初年（公元477年）孝文帝平定三齐（指齐、济北、胶东三地，今山东境），将山东历城县的人移到这屯垦戍边，并把历城的地名一齐搬来使用，遂建历城县。
  秦、汉、两晋800余年中，县境内既建军事城障，又置县所，并集民屯垦戍边，理应该处有人定居的。又据史书记载，今之贺兰县王澄堡之东有“黄河古渡”，并“人来车往，络绎不绝”。王澄堡为古渡两岸，古渡东岸正是介于今陶乐县南境月牙湖与头道墩林场之间，于黄沙南移中，原来的古渡东岸已被沙淹没。既在此置渡，又“络绎不绝”，足能说明黄河两岸定居的人数不在少数。县南境冰沟地段目前仍遗有众多的葬墓（据考古证实是汉墓群）。这些古代文物遗迹表明今之陶乐和境南邻县灵武横城，秦、汉时是同一类的联属区，汉代时期已很繁华。但由于长期征战杀伐，不断更替割据，纵然有民定居，亦仅仅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并不稳固。秦、汉时期的今陶乐是称之为“胡地”（春秋至汉代鄂尔多斯之地称之为胡地）。因“城河为界”。“襟要之地，以统军戎”，说明当时定居的民人是以边防民为主，屯垦戍边中固定的农业民甚少，加之黄河曾多变迁，原修建的“浑怀障”，北魏建的“历城县”，隋、唐时已成废城。城废兵散，城民不复存在，故说秦汉时期有人定居，但未沿袭下来。隋、唐、五代时期，今之陶乐为反复无常的游牧区，无农业亦无固定居民。宋、元、明（960年至1661年）的700余年中，宋、夏时期，夏人曾在今县北境红崖山下（旧名省嵬山，蒙人称为阿尔布垣山）修筑省嵬城一座，省嵬兵营驻扎城内，说明宋、夏时期是有民定居的，但定居的仍是边防民，仍未沿袭下来。清代时期是今陶乐的大变换，大发展时期，一方面清初已有明代贬称的“套虏”改为“陶乐”（见县名考）。另方面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今陶乐已有了农业定居民，并沿袭至今。
  《蒙古游牧记卷6》载：“乾隆四十九年陕、甘总督福康安奏称鄂尔多斯黄河改道西流，原在河西民人反在河东该处，蒙古贪利滥以现行为界，谓民人占据伊等游牧地方”。此载表明今之陶乐乾隆四十九年后已起显著变化。由鄂尔多斯整体归属划出部分归平罗领辖，据《中共陶乐县委1952——1959年卷9》载：“汉蒙界，乾隆五十年”。表明乾隆五十年起已分界，成旗、县分治，汉、蒙分管的地区。《绥远通志》载：“内五堆子长18里，宽4里”。《平罗纪略》载：“内五堆子归平罗辖，夷五堆子归鄂特克旗辖”。
  这些记载表明清乾隆五十年分界后的今陶乐，虽无县置是以五堆子作代称，但有了显著的变化，有了固定的农业居民，农业经济就能大步向前发展。这里主要是清代末期，民国初期的统治者在蒙地强制推行“借地养民”、“放荒招垦”、“屯垦戍边”的结果。
  据《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卷1》载：“清廷于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始在伊盟地区推行“放荒招垦”政策，伊盟各旗相继报垦，鄂特克旗当时报垦的地段很多，在陶乐境内报垦的有五堆子、陶乐湖滩、月牙湖、红山嘴（即红崖子），开垦上等地19.119顷，中等地74.16顷，中等下地26.68顷。当时在陶乐实际收到荒价银两的只有22顷地”。这是清廷在蒙地招垦的开始，虽收效甚微，却为后来大量招垦打开豁口。民国十年（1921年）绥远省都统马福祥在县南境，今六顷地一带，其侄马鸿宾在今高仁镇乡两端的上、下营盘一带相继招垦，加之阎锡山、冯玉祥民国十九年（1930年）联盟反蒋失败后控制绥远时期，相继办军垦，招民聚居此地。加以天灾人祸，引来邻省区的佳县、榆林、东胜、神木及本区的平罗、贺兰大批移民。于是由南至北，逐步扩展形成今日的县区。至于陶乐县、区内地名的来源，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按土地数量定名的。如：上八顷、下八顷是以土地的面积而命名的，初时称谓土地数，后人沿作地名。
  二、以人的姓或名定名的。如：高仁镇是一个小名高二的一户人家最早在此地定居，因姓先叫高家疙瘩，后改高仁镇。白家台子是人与地形的结合称谓，最先由白姓的人家，在定居之地以台形故名。六顷地先是以土地面积起名的，恰巧刘青最早于此落户，后人遂统称六顷地或“刘青”的地，今日统称六顷地。马太沟是人姓地形结合称谓，平罗县渠口堡的马太最早在此地定居，恰巧住地旁有河沟，因名马太家沟，后改马太沟。
  三、以蒙语定名。如铁面乌苏、查罕埂是蒙语汉译，蒙语的“铁面乌苏”，汉语是骆驼、水，“查罕埂”译成汉语是白色的大埂。可知是因动物结合自然物和地理特征称谓而来。前者是由蒙语最初骆驼喝水的地方演称而来，后者是形容当初的查罕埂是块白色的埂地。
  四、以山形山质定名。如：红山嘴，现称红崖山。旧名叫“省嵬山”，蒙人又称“阿尔布垣山”，最初的“省嵬山”是依夏人修筑的“省嵬城”因名，红山嘴和红崖山是出自群众的俗称，因“红黄土质”结炽的山形山质而名。
  五、按地形特征定名。如五堆子以地理特征得名，因堆故名。“月牙湖”无史记载，传说该地当初是块“像月牙形的湖滩”，故依地形成名。
  县名陶乐，是汉、蒙民族对同一地区依地理特征因名。先是明代汉人贬称的“套虏”，清初改为“陶乐”。清代末民国初又以蒙语称谓“托护勒”和“察汗托护”。经汉语音转为陶乐（详见县名考略），《宁夏考察记》称“陶乐滩”，《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称“陶乐湖滩”，民间多又称“托护勒滩”。实际是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对同一地区同含义的称谓，经汉语音转而成。
  小城陶乐寺庙多
  解放前夕陶乐县共有汉、回、蒙民族四千零四人（1950年4月7日统计数），分布于南境上八顷至北境红崖子四十一个居民点，其中的蒙族因为人数少穿插居住在汉民区，回民多数聚居于上八顷、红崖子、查罕埂三地区。
  这些民族，清代乾隆五十年前后来自陕、甘、晋、绥、鲁不同省区及本区的平罗、贺兰邻县，他们各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但宗教信仰来说是大同小异。汉民信奉佛教或道教的，以居士为多。回民穆斯林教徒信仰伊斯兰教，但不严格区分新教与老教。
  清宣统元年（1909）年陶乐的信徒在县北境创建查罕埂龙王庙，继之建庙坑净慈寺，五堆子龙王庙，及上八顷、红崖子清真寺等汉、回寺庙共计十一处。
  这些寺庙建筑，于1958年前后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毁坏殆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党的民族宗教信仰政策，对毁坏了的清真寺政府已拨款重新修建（查罕埂清真寺为群众捐款建），毁坏和年久失修而倒塌的汉民寺庙，因群众信圣教的观念淡薄，毁坏后再未重建。面对今天，回顾历史，对解放前汉、回民族修筑的寺庙分为有古迹价值的、对群众有影响的及群众对寺庙的态度等等，略述如下：
  庙坑净慈寺，建在县南境今六顷地乡老二队，陶、月公路东侧庙坑北傍。它创建于民国廿四年（1935年）占地七亩房七间，解放前（1948年）毁坏。1949年6月由尹守业等四方群众募捐重修，仍占地七亩，建房十三间，其中大殿三间，配房（亦称厢房）十间。大殿内有六尺高的泥像三尊，三尺高的泥像四尊。大小磁皿器、木鱼、铁醮盒等。大殿前沿民国廿五年（1936年）悬挂七尺长的木匾一块，为十方群众捐挂。净慈寺有寺庙地85亩，1951年土改时分配给群众。
  解放前庙坑净慈寺，每年有两次集会，为古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集会期间热闹非凡，烟火甚盛，四方的善男信女重戴香表，凌晨赴会，斋（吃饭）毕返归，每次集会均在七八百人。当地知名信士王明铺、高华是主寺人，还常有一名居士长常宿住寺中。由于寺庙规模宏大，历史久，群众影响较深，解放后政府曾公布列为全县重点保护的一类寺庙。随年因群众笃信淡薄，集会失约，居士长离去，1952年后烟火逐渐断绝。
  1956年合作化以后，今六顷地乡的老一队曾将此寺作为油房，又作队部房使用，1966年全毁。
  五堆子龙王庙，五堆子金堂寺。此二寺庙并建在一起，群众统俗称五堆子庙。地址在今县境中段五堆子乡老二队西侧。龙王庙于民国六年（1917年）创建。金堂寺于民国八年（1919年）创建。寺、庙并建在一块地上一宅两院，但作用各不相同。龙王庙以供奉河神、龙王为主旨，金堂寺以居士念佛经为主旨。集会期也不相同，金堂寺古四月初八日为会期，龙王庙每年古八月十五日为会期，两会约会者均在三四百人。
  龙王庙、金堂寺于1953年由当地知名绅士桂永升主持重修一次，占地面积三亩，房屋八间，其中大殿三间，配房五间，大殿内有六尺高的大神像七尊，二尺五寸高的小神像六尊，并有大铁钟二口，大殿上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悬挂大木匾两块。1953年天旱缺水时，桂永升等四方信士捐款五十万元（折今新币五百元）购买香表，请阴阳在庙上念经三天三夜，与时上庙烧香叩拜者甚多。五堆子庙由曹恒景、张小平主持。因黄河床位变迁，1958年全陷河中。
  马太沟龙王庙，建在今马太沟乡老十五队傍北，陶、石公路东侧。民国卅二年（1943年）创建，1946年重修扩建，占地面积二亩，建房四间半，其中大殿一间半，配房三间，有庙田三十五亩，土改时分配给群众。每年五月十三日为庙会，约会期均在百人以上。解放前由唐华主持，烟火很盛，1958年全庙毁坏。
  锅底坑龙王庙，建于今马太沟乡王家村南，今县药材公司南侧锅底坑北傍。民国卅四年（1945年）创建，占地一亩，建房四间，其中大殿一间，配房三间。解放前由宁致云主庙，每年古三月初八日、七月十五日为庙会期，会期念经为主，集会者三百人以上。1958年全庙毁。
  杨家弯子龙王庙，建在今高仁镇乡政府北傍，以俗称杨家弯子因名，于民国八年（1919年）创建。传说建庙前蒙民曾在此建“托护”庙，蒙庙东迁后汉人又在此继建龙王庙，占地面积六亩，建房七间，其中正殿一间，配房六间，正殿内有六尺高的大佛像五尊、二尺高的小佛像二尊，有庙田二十亩，1951年土改时分配给群众。古历五月十三日为庙会期。
  查罕埂龙王庙，建于今五堆子乡政府北傍，陶、石公路西侧。清宣统元年（1909年）创建，1953年重修扩建。由张思聪、李占奎、张明先后主管。占地一亩，建房三间，庙内供有五寸高的小木像一尊，布匾一块，每年古三月初八日为庙会期，因疾病及自然灾害上庙烧香叩拜的人众多，并定时念经，1958年房倒庙毁。
  红崖子龙王庙，建于今红崖乡政府北傍，陶、石公路西侧。民国卅四年（1945年）创建。1953年重修，占地半亩，建房一间半，由王万才主持，因为建修的时间短，群众影响不大，参预集会的人不多，每年古五月初五日为庙会期，集会期约会者百十人，1957年全庙毁。
  铁面乌苏于民国卅五年（1946年）建土神庙一座，建庙半间，以敬奉土神为旨，初建群众深信，日后信者渐少，加上无人管理，1958年倒毁。
  除此八处汉民寺庙，全县还建回民清真寺三处：
  上八顷清真寺，民国十一年（1922年）创建，寺址在今高仁镇乡上八顷老二队，位于阿、月公路西侧。创建后分别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1953年作过两次重修。由丁玉主持，首任阿訇是王连清。清真寺占地面积六亩，建房十六间，主房大殿八间、配房八间，穆斯林教徒每逢礼拜或节日均上寺聚会朝拜或念经。有寺田十五亩，收入作寺公用。前寺于1959年毁。今之寺是1979年由政府拔款新修建的，由寺管会主管。
  红崖子清真寺，座落在今红崖乡政府北傍机耕站，陶、石公路东侧。民国十七年（1928年）创建，初建起始由马敬德主寺，占地面积二亩，建房八间，其中大殿三间，配房五间。开学阿訇是马炳唐，前建的清真寺1966年毁，今之清真寺是1979年政府拨款新建的，由寺管会主管。
  查罕埂清真寺，建于今五堆子乡政府北傍，陶、石公路西侧，1953年创建，主寺人是金三。大殿二间，配房二间，前建之寺1965年毁，今之寺为1980年群众筹捐新建。
  上述十一处汉、回寺庙，解放后政府曾明文公布，一类寺庙重点保护，并委托专人看管，二类庙寺给予一般保护，不得破坏占用，并要保障群众、信教徒举行宗教活动的自由，三类庙宇因为规模不大，群众影响范围不广，不提倡拆毁、也不提倡保护，让其自存自灭。因人为所致和受自然的侵害，所有汉、回寺庙于1966年前全部毁坏。三座清真寺1979年后又陆续重新修建，九座汉民寺庙毁后再未修建。
  商贸古城宝丰镇
  清雍正四年（1726年），开惠农昌润二渠时筑宝丰城，城周长四里三分，高二丈六尺。雍正六年（1728年），清政府批准设县，定名“宝丰县”，取地宝物丰之意。
  据《平罗纪略》载：“宝丰地势平旷，土脉蜿蜒，系贺兰山尽干，背山面河，萦回环抱，高关耸峙于西北，昌润环绕于西南。”“设二门，北曰广福，南曰贡宝。”《平罗县志》载：“城中心建鼓楼一座，设东、西、南、北四个鼓楼洞，东曰‘捧日’，南曰‘观润’，西曰‘揽霞’，北曰‘笼翠’”。
  从以上的记载看，清政府对新建县城的选址十分慎重。首先是宝丰所处的地理环境十分优美，地势平坦，依山而水，萦回环抱，真乃风水宝地也。从城市的格局看，县城的建设也十分正规。令人遗憾的是，如此繁华的一座城市，竟然被一场大地震毁于一旦，而且城毁县撤，让这个新生的地方政权过早夭折。
  清乾隆三年（1738年），银北发生大地震，宝丰城毁于一旦。时任兵部侍郎的班第作为钦差大臣派往宁夏处理灾后善后事宜。经过认真地考察，班第向朝廷上了《请裁新、宝二县疏》。疏中奏道：“乃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地忽震裂，河水上泛，灌注两邑。而地中涌泉直立丈余者，不计其数。四散溢水深七八尺以至丈余不等。而地土低陷数尺，城堡、房屋倒塌，户民被压溺而死者甚多。臣等逐处查阅，现在新渠县城南门下陷数尺，北城门洞仅如月牙，而县属商贾民房及仓廒亦俱陷于地中，粮石俱在水沙之内，令人刨挖，米粮热如汤泡，味若酸酒，已不堪食用。四面各成土堆，惠农、昌润两渠俱已坍塌，渠底高于渠湃。自新渠而起二三十里以外，越宝丰而至石嘴子，东连黄河，西达贺兰山，周围一二百里竟成一片冰海。宝丰县城郭、仓廒亦半入地中，户民无栖息之所，大半仍回原藉，尚有依栖高阜，聊图苟活者……”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奏疏，这是一幅令人惊心动魄，毛骨悚然的震后惨状图。奏疏中所描述的地震的强度、地陷城摧的程度、地热和天寒反差之大的温度、灾民余生的难度，世所罕见，让人惨不忍睹。如果班第的奏疏没有夸大其词的成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当大地震到来之时，天崩地裂，城墙、房舍尽皆陷入地中。河水泛滥，淹灌了县城，这让今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地震后的海啸。偏僻时值寒冬，黄河之水和地下上冒之水全部结冰，让震区变为一片冰海。所以说，这次大地震造成的灾难是毁灭性的，被砸压而死者，被淹溺而死者，被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然而，班第仅仅上奏了新渠和宝丰两座县城的惨状，我们如果再想象一下乡下的情形，当时的宁北地区可能几乎成了无人区。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时乾隆皇帝手捧奏疏时的沉重心情。因此，当班第力主撤销新渠、宝丰二县的奏疏呈上时，面对如此惨重的灾情，皇上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只有准奏，遂撤销宝丰县。然而，这个新生之县在历史上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年，但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时至今日，尽管此地早已无县，人们仍然习惯地把宝丰称之为宝丰县。
  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在宝丰设县丞署衙，专司惠农、昌润二渠水利，宝丰二次起用。民国二年（1913年）裁县丞。
  民国十三年（1941年）设惠农县，县治宝丰。此时宝丰城已经历次修复和新建，恢复城形。城墙为清时修补，是当代人能够最后见到宝丰城。城墙为外夹方砖之土墙。城仍然设南北二门，然名称已变，南曰胜利门、北曰和平门。城门之上建门楼，城门之前建月城，月城为半圆形，直径五丈，以为护城之用。宝丰城内文物颇多，较大的有城隍庙、财神庙、土地祠、鲁班庙和三座清真大寺：东大寺、西寺、南关清真大寺。
  宝丰是一个回民聚居的地方，回民自古以来善经商，遗风不辍。宝丰的集市贸易自古就有，其间，除“文革”前后中断过一个时期外，基本没有间断。“文革”前规定每逢农历二、五、八为集日，“文革”后恢复的集市规定公历二、五、八为集日，延续至今。
  宝丰自建城始，距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虽几兴几废，仍不失为宁北之历史古城和商贸名城。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富民政策和民族政策的鼓舞下，宝丰古城重新焕发了青春，成为银北地区不可替代的商品集散和流通重镇，为当地经济发展和振兴起着重要作用。
  宝丰始建县年考
  宝丰，原宝丰县，历史上系蒙古游牧民族所居，清代为蒙古察罕托乎滩地。水草茂盛，牛羊遍野，虎狼出没频繁。故有：白虎沟、西大沟、黑龙沟“三妖地”之传说。雍正初年，朝廷为招垦此地，开惠农、昌润二渠，于省嵬营左近修筑宝丰城。建月城门与内城拱城洞各两座，南曰“广福”、北曰“贡宝”。十字街口建中心鼓楼一座，通道四孔，东“捧月”、西“揽霞”、南“观澜”、北“笼翠”。周边四里余，城高二丈六尺，内外墙均为巨砖砌垒、白灰勾缝。内层黄土夯实，四角与中段建跨腰墩十二座，沿顶有方齿形垛口、炮眼近百孔。城座北偏西，朝南偏东，为一斜形砖包城。护城河深三丈，阔七尺。据本城马恕贵老人回忆，民国三十一年拆修北城门时。其为带工人，亲眼目睹：门额饰面上刻“雍正二年修建”字样。乾隆《宁夏府志》与《朔方道志》载：“雍正三年设置宝丰县”（公元1725年）。立县令以膺民社，设通判以司水利，建学校以育人才，置营弁以备防范。将石嘴子营守备、把总各一员，兵150名，移驻于此。雍正十二年，又将平罗营参将、守备、把总、千总各一员，兵456名移此，增设宝丰营和驿站。于城西教场滩操练兵马，备防讯移。区域介于黄河与贺兰山之间，北起石嘴子，南至通惠堡与平罗接壤。地势平旷，山脉蜿蜒，系贺兰之尽干，背山面河，潆洄环抱，高关耸峙于西北，昌润缭绕于东南。为宁夏东北要镇，管辖市口、通丰、通润、渠中、渠阳、庙台、永屏、沿坻、灵沙、惠北、双渠、简屯、南长渠、北长渠、里红岗、外红岗、里西河、外西河、里尾闸、外尾闸、东永润、西永润、上省嵬、下省嵬、西宝池、万宝池、上宝闸、下宝闸、东永固、西永固、永固池等三十一堡。《清实录》记：“红岗、永润等堡”属宝丰。附设聚宝屯、宝马屯和犁花尖、圈湾子、灰条沟、苦菜沟四个临时堡。
  乾隆三年宁夏府城地震，宝丰波及甚大，钟鼓楼与老爷庙等高大建筑全毁，街舍倒裂不堪，户民伤亡惨重，护城河淤为干壕，唯官署、城墙与城门体部完好。《府志》：“城址尚存”。震灾后归并平罗，兵营撤回。乾隆十三年又招民164户，垦田95顷余。原知县署改为县丞署。《平罗纪略》与《甘肃通志》录：“震灾后新渠塌陷无存遂废，宝丰由县改丞，廨舍即其故址”（即街西，南起头道巷，今丁家院旧址）。《道志》称：“改宝丰为分县”。设县丞官、水利通判官、僧道官、阴阳官、医官各一员，差役数人。专治昌、滂二渠水利，兼理稍八堡之民事。延至“民国二年裁撤”。宝丰县（含分县）以长达一百八十八年之峥嵘岁月，载入史册。
  分县撤后，粮仓与水利局仍存。民国十八年划为平罗第三区，区政府驻十字街西巷。裁去堡治，设稽查处、区、镇、乡、联保和保、甲机构。
  民国三十年四月一日，恢复县制，以惠农渠之名改曰惠农县（民间仍称宝丰县），辖区面积自南长渠至河拐子（今内蒙乌达区）10.200平方里，6605户，59381人。撤销稽查处与区、镇、联保，设8乡62保677甲。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据《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二十六日解放军先遣支队，在惠农县机关、学校、商会、阿訇、市民筹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中乘车入城，宣讲解放战争的形势与党的政策后，开往石嘴山。二十八日，大雨倾盆，一九四师正式接管，将原8个乡划为5个区，分驻尾闸、室丰、西永固、黄渠桥、灵沙。废除保、甲旧制，建立乡、村政权。一九五四年秋县府迁驻黄渠桥，设宝丰为县辖回族自治区，一九五八年改为公社，城墙寺庙古迹即此拆毁。一九六〇年撤县立市，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宝丰划归平罗。
  旧时，宝城由大阔青砖筑起，气势宏伟。南北拱券门洞由月城环抱，街道两侧皆为古式长廊建筑。各商号，匾牌呈蓝，字为金色，光辉夺目。货摊小吃，星罗棋布，商品琳琅，五彩缤纷。逢农历二、五、八集，列市米粮成堆，禽畜成群，瓜果丰盛。赶集者摩肩接踵，极为繁华。始有城隍庙、鲁班庙、老君庙、娘娘庙、财神庙（设有戏楼）、龙王庙、东大庙、新西寺、南关寺、石家亭子、金家亭子、杨家亭子、老坟沿亭子、寺巷云亭学校、西寺中阿小学、南门县城完小、北门私塾学堂、城隍庙妇女识字班与国民初小班、大寺穆斯林经学和国民女学小学等。集市贸易历来活跃，仅民国年间即有“洋行”、“茶庄”，与万庆厚、协盛永、双魁玉、双盛玉、双盛和、福胜羲、自立长、自立正、自新公、魁盛元、德盛杨、德盛源、发盛杨、新发和、义合兴、义胜和、福兴陇、白全心、天兴泉、忠义勇、洪盛福、同心玉、同泰恒、恒源公、义盛利、福德合、德盛锡、诚兴合、复盛合、丰盛永、恒泰成、永盛源等大商字号三十余家。其中，张义、周老七、马明润、牛姑老等商家均有数百峰骆驼，往返兰州、河州、西宁、西安、包头和天津、北平（北京）等地，勾通了南北交通与皮毛、丝绸交易，同时又为边陲军事要地之一。雍正初年驻兵设营。同治三年曾国藩为镇压马化隆回民起义，命杜嗄尔带领蒙古军队攻占宝丰县城。北伐时期国民联军冯玉祥所属门致中、吉鸿昌、苏雨生、马大牛部队及马仲英司令部、马鸿宾八十一军军部、四十一军孙殿英、杨猴小、十五路军马鸿逵等部曾进驻于此。民国二十八年，三十三日机经宝丰上空，飞银川轰炸。一九四八年两架苏机误认宝丰为榆林城，飞旋半小时后向西南离去，又视姚伏塔为延安塔，降落中失事。一九四九年麦收，黑鞑子队伍窜扰城下。解放后彭德怀部下一九四师师部在此驻守并上山剿灭郭拴子匪部。
  石嘴山区街名多
  石嘴山俗名石嘴子，是建市初期市级领导机关所在地。原有旧街、新街、张郑街、衙门街、后街、北街、南街等7条街16道巷和住区。石嘴山市成立40年来，随着以煤炭为支柱的工业建设和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和街市不断增加，经1963年街名整顿，1970年更换门牌，1980年地名普查，1998年再次更换门牌和街道命名后，易名裁并和新增了东大街、北大街、南大街、中街、新街、河滨东街、河滨西街、火车站北街、火车站南街等9道街43条路202个巷和胡同。
  相传，今二矿绕后山梁至陶瓷厂煤井，原为山坡地，煤窑遍布，烟火自燃不息，日久塌陷为一条坡陡沟深的坑道，人们称火坑沿。坑沿西侧是石嘴山区最早的街道，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年至1874年），西北回民反清斗争发展至石嘴子，焚毁了这条街道，在其东侧重建了一条街，称之新街，被毁坏的那条街称旧街。解放初期只有几家坍塌的铺面尚在，其余未存，旧街成了鲜为人知的虚名。
  新街南端，民国36年（公元1947年），《石嘴山地价册》写作衙门街，石嘴山籍知名人士丁见龙生前曾提供，此街因清末由石嘴山镇公所和巡警分局在驻故名。
  衙门街以南，因地处后山梁，两侧建有商铺和民宅，得名后街。北街，又称前街别名车场子。因街内在今邮电宾馆原有空地上设米粮市，每日清晨开业，午前下市，常有卖粮和拉瓷拉炭的车牛在此停歇，别称车场子。《地价册》载，郭连清住北街（今五金商场处），黄耀光住南街（现在市中医院处）。说明那时南北街以清真寺巷为界。北街至牛王庙，南街至经堂庙前。
  张郑街，西邻新街，北至黄河沿，南与北街接壤。因街道两侧房宅建筑物大部分属张郑二位富绅私有，故也。史料记载，宣统元年（公元1910年）石嘴子有1353人。
  新中国建立后，行政区域上将张郑街划为工矿村，新街为新街村，衙门街和车场子为市场村，后街为新农村，南街为瓷窑村。1955年按村街线编排和粘贴了由甘肃省公安厅统一发制的自麻纸门牌，从此街道有了雏形标志。
  1956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初时只石喇叭三矿一座办公楼，其余为砖瓦房、土坯窑洞房和地窖窑洞房。原有荒漠无人区，采用新单位和新的住宅区代号作地名。庙湾称104；笈笈滩称电厂；麻黄沟称钢厂；罗沙滩称103；双疙瘩塘称火车站；双石人称一矿和102；风水洞称煤矿筹建处和309、铁厂；红土梁称310；轿车粱称602、601、玻璃厂和铁厂洋高炉；井水泉子称二矿、603；小稍子称造船厂。1959年市筹委规划钢厂为新区；103为新市区。张郑街裁并北街。沿街“风沙漫卷黄入天”的路面改修为石子路，边沿铺上了长条石。
  1960年3月成立石嘴山市，石嘴山由解放初的3,400余人剧增为93,800多人，只设新街和南郊几个粮站，不能满足供应需要，便在张家巷和丁家巷境内增设一站承担了市区中心地段的粮油供应，群众称街当中粮站，市粮食局以［60］人自字第83号文定为中街粮站。1963年根据市政法党组决定，进行街名整顿，笔者被抽出做实地调查，按照领导指示，废除姓氏作街名，采用中街粮站之名改张丁二巷为中街。同时改南北街以经堂庙前所建电影院为界，旧时南街全部并人北街，新的南街由电影院延至安乐桥。时任市公安局三科内勤张绍武，仿效天津和包头东河区之名，将黄河之畔的新区拟定为河滨区，市长马铁轮赞道；“此名起得好！”，由此诞生了河滨区之名。新市区因市政工程停建，复名103。至今有些人还以区名称道，前不久笔者碰见一位年方五十开外的妇女乘座公共车，售票员问；“你到哪里？”答：“到新市区”，票员懵了。电影院通火车站公路定为煤炭路；新街和山梁巷仍旧；衙门街，街口改财神庙巷”，“文革”时又改革命巷，现名金融巷；街尾和后街并人山粱巷现又裁并新街；平什字巷被瓷厂占用；雍家巷和买家巷合并改牛王庙巷又改政府路，现名新街巷；戴家巷改浴池巷；仁家巷被商场（现名东方红）占用；老君庙巷改陶瓷巷；清真寺巷按简称改寺巷，现改福利路；马家井口子改园艺路；杨家淌淌子被搬运公司等单位先后占用，现电信局东楼在驻，下余小路现称北康胡同；叶家坡坡子被瓷厂职工楼占用，现名北阳巷；坻埂村为散居地现改东胜胡同；大水坑被146队家属院占半，现开发了一条步行街（未定名）；挡口子，指今司法局楼后原有财神庙夹道而言，旧时传说纷纭，汉民讲：这里妖魔成祸，夜间常有顶天立地的怪物阻栏，行人进退不能，故名挡口子。回民讲；档口子冲了汉民的财神爷，财神恼怒不得，便与人发难，白天化作大绵羊，只有回民可见，夜间行妖作怪，谁也不敢由此路过。这番话反映了那时街面冷落，游人稀少的凄凉景象。
  街名整顿后，统一装订了搪瓷门牌。1964年黄河涨水，石喇叭饲养场和河沿豆制品加工厂连同农牧场牛奶生产队移住山湾和断塌沟，取代了湾名和沟名。这时石嘴山人口经前两年的自行倒流和组织上的精减压缩，成为48,800余人。同年南北街首次修筑沥青路，先在矿务局至：309一段试铺，而后全面开工。
  1970年更换门牌，街巷没有增加多少，只是改为“红卫”、“红旗”之类的“革命”名称。行政上称火车站为站区，南北街为市区，河滨区仍旧。至1978年石嘴山人口回升到93,100多人。
  改革开放后，石嘴山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街道两侧绿树丛丛，商厦崛起楼群栉比鳞次，街道路巷与日激增。五六十年代住土房，七八十年代住瓦房，九十年代住楼房，是不少人亲身经历的真实写照。
  1980年地名普查时，沿以居委会命名的习惯做法，更改了许多地名，原有街道和新增路巷在名称上被大量漏失。1981年河滨区更名河滨街。1988年春晖市场动工后，环城路至人民商场开辟了一条东大街。
  1998年再次换门牌，对新旧街巷全面做了一次较为成功的规范化命名。煤炭路改煤炭东路和煤炭西路；603改二矿路；104改石喇叭路；电厂改光华路；河滨街改河滨东街和河滨西街；火车站改火车站北街和火车站南街；轿车梁取名新村路、康乐路、新建路和乐才路。起名者颇费推敲，将罗沙滩起为春风路；春雨巷、春雷巷、春景巷、春色巷。小低河子沟，则以现驻市第一中学、市第一小学和幼儿园等育人“摇篮”为象征，取名育才路；育智巷、育德巷、育体巷、育树巷、育林巷。山湾，以旧时山丘蜿蜒起伏，卵石满坡，和现临石大公路之旁为缘由，取名石大路；青石巷、蓝石巷、红石巷、黄石巷、绿石巷等。含意人妙，字字耐人寻味。
  2000年新世纪肇始，石嘴山增为125,088人；街道路巷无算。
  安乐桥今已不在
  安乐桥，位于石嘴山区正南方向，是北京至拉萨（国道109线上）和包兰公路与银北各县、区城乡交通必经之道，从早到晚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向有“到了安乐桥，回到了安乐窝”之说。但安乐桥名称的由来，像谜一样的未予揭晓。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原排水沟填平变成了马路，安乐桥成为记忆中的东西。为此，作者走访了老辈人，并查阅有关资料，整理如下：
  相传，1040年前后，西夏国李王渠，开至石嘴子（今石嘴山区，以下同），在渠尾建造了一座石桥，西夏国皇帝李元昊听说后，非常高兴赐名”安乐桥”（今惠农县尾闸乡下庄子北附近），距今已有950年历史，后因沙土淤废，渠道由西河沟取代。
  1912年（民国初年），西河沟发大水，沟旁住户安乐，用柳木桁条，搭了一座简易桥，人们仍称安乐桥（今石嘴山区南街桥东居委会附近）。1952年新开第三排水沟，在安乐桥旧址附近，建了一座木质大桥（今安乐桥南几十米处）。1965年，另建了一座水泥桥（现安乐桥处）。1989年，又进行了加宽扩建，仍沿用旧名——安乐桥。
  安乐桥，乃兵家必争之地。1928年（民国十七年），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被北伐军打垮后，携带少数随从经安乐桥，在石嘴山住一晚后北走。1929年（民国十八年），国民军叛匪马仲英部队，经过安乐桥，进驻石嘴山两天，后被国民联军吉鸿昌部队击败后撤走。1934年1月12日（民国二十三年），青海两区屯垦督办孙魁元（孙殿英）进攻宁夏，与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之第十五路军作战，经过安乐桥，击毙马军数人，并进驻石嘴山。当年3月21日，傅作义指挥之晋绥军与马鸿逵、陕、甘等各路部队，击败孙魁元部队后，晋绥军占领石嘴子。1949年9月26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四师五八一团快速支队，经过安乐桥，解放了石嘴山。
  从此，安乐桥也和石嘴山的城市建设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经过建设者的辛勤劳动，已经变成了一个初步现代化的桥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汝箕沟李家煤窑
  1983年3月，笔者在汝箕沟煤矿党委的热情帮助下，向该矿和崇岗乡的20多位老人调查了解在清朝道光9年（公元1829年）前后由武举李发先创办的汝箕沟李家小煤窑的兴衰史。这些老人，主要有：
  李三成（时年85岁）；张福同（时年84岁）；
  曹万福（时年82岁）；李天顺（时年72岁）；
  张福才（时年72岁）；贾生兰（时年70岁）；
  桓多山（时年69岁）；刘怀义（时年66岁）；
  温玉龙（时年62岁）；勤学信（时年62岁）。
  笔者在调查访问中，诸如曹万福等老人，不顾年迈体弱多病和当时山野中厚厚的积雪，柱杖带笔者实地察看李家废弃的清代平巷浅煤洞。更可贵的是，崇岗乡的李家后代李天顺老人还拿出了珍藏百年的李发先家谱彩图，以及祖辈在清朝为官的遗物。
  如今，距笔者当年的调查访问已过去17个年头了，可能许多老人已不在人世。笔者仅以这篇整理后的拙文献给这些可敬的老人，以略表感激和怀念之情。
  李发先其人及创办小煤窑的年代
  李天顺老人珍藏百年的李发先家谱，是一幅长约4尺、宽约2尺半的泛黄退色麻布，上用退色的油彩绘制了自李发先至第四代李凤仪等人的清朝服饰人物画像。我当时没有带照相机，便描绘了草图，其第五、六代及其括号内的文字说明均系根据李天顺老人的口述和汝箕沟煤矿党委提供的档案资料由我所加的。
  据李天顺老人口述，其太祖李发先原是山西省大槐树地方人。清朝乾隆（1736—1795年）末年，他随清军绿营来宁夏府平罗县贺兰山的汝箕沟外口墩戍边，以防山外的蒙古游牧民族偷袭银川河套平原。
  据明《嘉靖宁夏新志》记载，今平罗，当时称平虏，为防蒙古游牧民族入侵宁夏，“沿山四十里”，曾设立墩台防哨，东西联属，远迩观望，烽火严明，“贼亦难入。”①其中，在汝箕沟便分设中墩和外口墩两个军事嘹望哨所和烽火台。②尽管如此，汝箕沟，打磴口（今大武口）等贺兰山口依旧是明朝和清初的刀光剑影血拼不断的古战场。
  至清朝，从康熙（1662年——1722年）、雍正（1723年——1735年）到乾隆（1736年——1795年）初年，官府始终严禁宁夏境内私人开煤窑。直至乾隆26年（1761年），乾隆皇帝才仅仅是“准甘肃暂开煤矿。”③当时宁夏府属甘肃管辖。由此可知，李家煤窑始建于康熙年间说，实属无稽之谈。
  据道光九年（1829年）刻印的《平罗纪略》记载，李发先考中武举是乾隆59年（1794年）。④但是，李始终未被授予武官实职，故郁郁寡欢，乃于嘉庆（1796年——1820年）初年弃甲归团，落户于汝箕沟口附近的崇岗堡（即今崇岗乡）。
  李天顺老人说，因系军事要地和多年战乱之故，当时崇岗堡地广人稀，仅有7姓13户，计李发先及当时已年满16周岁的4个儿子占5户，冯姓占3户，另外黄、马、吴、哈4姓各占l户，还有一户守庙门的×道士。其中，卖豆腐的哈姓和小道士不务农，故只有11户务农。
  李发先时有5子，即长子李嘉文、次子李嘉昌、三子李嘉惠、四子李嘉茂、五子李嘉萼。按清朝年满16周岁的男子可授田立户之规定，李发先及其前四子可授田共占5户。
  当时崇岗堡，干旱、风大、少雨，所以水比油还缺。每至春耕，全堡11个农户只能轮流用一水渠之水。因连年大旱，冯姓3户被迫将自己的3户用水权廉价卖给李发先而外逃，致使李家成为用水大户。
  嘉庆年间，四子李嘉茂中举做官，人称四老爷，但与五弟李嘉萼均无子。于是，李发先决定，将其三子李嘉惠之子李玉环过继给四子李嘉茂为子，将其长子李嘉文之子李玉强过继给五子李嘉萼为子。后来，为官的四子李嘉茂为继子李玉环用白银捐一蓝领知县虚职。所以，清朝李家三代为官。
  据道光九年（1829年）刻印的《平罗纪略》记载，因当时贺兰山各山口如杏树沟等处，居民为争开煤洞而到官府诉讼者多，所以宁夏官府害怕边防不安而多强令关闭。①李发先便是在此时用8块马蹄金共400，两买通官府而取得在汝箕沟开煤洞的牛皮文书的。
  道光、咸丰年间的李家煤洞
  李天顺老人讲，其太祖爷李发先最早是让自家长工挖煤洞，地点不是在汝箕沟里，而是在沟外的黄草滩。煤洞是平巷浅洞，挖的是拌土的沫煤，不是块炭。
  在道光（1821年——1850年）和咸丰（1851年一1861年）年间，李家煤洞的大权，便很自然地落人为官的四老爷李嘉茂和家境富裕的老五李嘉萼之手，四老爷的煤洞较大。
  咸丰末年，李家小煤窑的所有权首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老四、老五相继病逝，其小煤窑的所有权分别转移到继子李玉环和李玉强之手，实际上也就分别转移到三子李嘉惠和李玉环父子与长子李嘉文和李玉强父子的手中了。
  此时的煤洞已从沟外的黄草滩，迁移到汝箕沟的沟口处。因岩石坚硬和煤层向地里延伸。煤洞也从地表平巷变为倾斜式的深窑洞了。挖掘的办法仍是以李家佃户家庭雇工制为主要形式：
  （1）李家作为窑主，每至秋粮入库后，先将在本堡或当地招雇的采煤工人造册呈报平罗县衙。因为官府不允许招雇外地人，以防止所谓逃犯隐姓埋名作乱。县衙核准后，李家便为招雇的工人准备镐、锹、筐、绳等全部工具和油盐柴米等全部生活用品，然后由一家一户的佃户雇工赶着李家的毛驴进沟口采煤。至农历腊月底，煤窑关闭，待来年秋后再挖新窑。
  李家负责纳煤税。据道光九年的《平罗纪略》记载，平罗官府每年仅收“煤税银三两二钱”，尚低于每年收“磨课银四两”。因为，当时一般居民多以烧柴为主，只有走乡串巷的小炉匠才使用少量的汝箕沟硬炭。
  （2）工人多以李家的各佃户家庭为主。其家庭内部没有明确的技术分工，窑洞斜向延伸，深则十几丈，浅则几丈。如再向下深挖，因遇坚硬岩石和地下水而止。据李三成、张福同等老人说，李家的清代小煤窑挖到几丈深就废弃而另挖新窑，共废弃89个煤窑洞。
  （3）销售与分配。销售由李家负责，多是在洞口卖给煤贩子，再由他们销往县城、银川，或装皮筏、小船顺黄河而下销往临河、五原等地。主雇双方的分配，不是分成制，而是付给佃户一个冬季的实物工资，如米面之类。总之，道光、咸丰年间的李家煤窑的主雇双方，一方是李家地主，一方是李家佃户，双方均以农业收入为生，而采煤收入则只作为次要的辅助生活手段之一。也就是说，李家这种宁夏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采煤业，还远远没有从封建地主小农经济的大框架中解脱出来。
  同治年间毁之殆尽
  同治元年（1862年），西北各地百万回族农民不堪忍受腐朽没落的清王朝长期欺压少数民族的倒行逆施，纷纷揭竿而起。其中，宁夏府金积堡的回族农民起义，迅即遍布宁夏各地。但是，终因回族起义军势单力薄而被清军血腥镇压，迫使许多回族起义军纷纷逃入贺兰山中，有的则暂避于汝箕沟的李家所废弃的10个煤窑里。他们昼伏夜出，把附近的树皮、树叶吃光了，甚至连住房墙皮中的麦草也扒光吃了。
  同治十三年（1874年），追赶的清军终于发现了暂藏于煤窑洞的起义军，于是一把大火，使许多起义军及其妇幼老少被惨无人道地烧死在煤洞里。从此，许多煤洞之火数十年而不熄，烧毁了汝箕沟口处包括李家煤窑在内的全部煤窑。
  光绪年间李凤仪的改革
  光绪六年（1880年），李家煤窑重新向平罗官衙注册开业。此时，李家最大的煤窑业主是李玉环之子李凤仪，另外两个小业主分别是李玉强之子李风翥和李凤奇。
  李家恢复煤窑生产后，因时过境迁，他们已不可能沿袭昔日佃户家庭雇工旧制继续维持生产了。因为，一是窑址已由被烧毁的沟口处被迫移至汝箕沟深处；二是因沟里深处的坚硬岩石和煤层纵深走向，使窑洞亦随之向下延伸，这就迫使工人的技术分工更细和防止深洞里的“鬼火”（即今称之的瓦斯毒气）打人，所以必须改革昔日佃户家庭雇工制的落后采掘方法；其三，当时李家在同治战乱后，也无力按旧制为工人提供全部生活用品。
  李家煤窑的改革，是由李风仪逐渐摸索出的一种新的经营方式，简称为四六分成的把头承包制。具体办法是：
  李家业主每至秋粮入库后，便把窑洞或其中的一个工作采掘面承包给一个把头。业主负责提供主要生产工具和交纳官税，开工生产后负责在洞口销售。
  当时的售价，一头毛驴驮二块成品块煤，价100个麻铜钱。每块成品煤约重八九十斤。一个骆驼驮四块成品煤，约250斤至、300斤，值140个麻铜钱。一辆牛车拉十几块成品煤，约1200斤，价1000个麻铜钱。
  主雇每日按四六分成，主四劳六。但工人多分实物工资，因为买主常用米面换取成品块煤。
  至腊月底封窑，待来年秋后启封再承包。
  把头作为承包者，是当时出现的一种有进步性的新生产力代表。他的职责，一是负责招收雇工，当时已无须将工人造册上报平罗官府核准；二是井下生产的指挥者和主要技术劳动力；三是负责将所得六成的再分配，即包括工人们每日的伙食费和每日必吸的大烟泡费。
  这种工人内部六成的再分配，是严格按其扒手、打手、背手的不同技术高低的分工而有差别的。
  扒手，又叫扒岸，由一人承担。他要在垂直的工作面上用尖锤极为小心地凿出一个凹形槽沟。槽沟的深度和宽度各3尺左右，他先凿两侧的纵槽，后凿连接两侧纵槽底部的模槽，各槽的长度约七八尺或丈余。当时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洞内又潮湿积水，所以扒手在工作时，一般侧卧在一张野山羊皮上，然后像绣花一样用尖锤一点一点地凿出横槽。稍有不慎，悬空的万余斤巨大煤体突然坠落，扒手的尸骨就难寻。
  打手是继扒手之后，用尖锤极其小心巧妙地敲打两纵槽间巨大煤体的上部，使其自然坠落。这是一种靠多年敲打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再加上不怕死的玩命胆量，才能胜任的惊险工作，所以一般由把头兼任。他的技术高低，决定每天能够生产多少合格的成品块煤，即决定他们每日所得六成的多少。打手还是负责“听山”和防止“走灯”的生产安全员。“听山”即随时予测何处何时塌方，防止“走灯”即防止“鬼火”毒气打死人。
  当时打手一般由把头担任，他们是有较高采掘技能的劳动者和组织指挥者，故又称黑把头。但是，他们在光绪末年和民国初年，逐渐脱离了生产劳动，便由黑把头蜕变成寄生于李家业主的白把头，成为服务于李家业主的中间剥削者。
  背手是继打手之后，由三四人把成品块煤背至洞外。他们每人背上绑有一厚羊毛毡垫，然后将盛有一至二块成品煤的柳条大筐固定在羊毛毡垫上。背运时，嘴里用牙咬着能照亮前面上斜坡路的小瓷壶油灯，两手拄着用野树根做成的约7寸长的小拐杖，两膝盖包着一块野羊皮，然后一点一点地匍匐向上爬行至几十丈远的井口处。
  所有工人们一冬不洗脸，不洗碗筷，全身除一点点眼白外，上下乌黑。所以，一般外人称他们是“土埋了而没死的人”，意思是他们总有一天是必死无疑。他们不知道“走灯”的科学道理，所以每到冬至，必在井口杀活羊祭神保佑，放鞭炮驱鬼。
  总之，这种改革顺应了生产的发展，是一种进步。但是，它只是给李家业主增加了收入，带来了好处，而对工人除增加了劳动强度外，没有任何好处。
  民国时期败落
  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冬，全国爆发了反清的辛亥武装革命，宁夏也是如此。这次革命风暴，促使李家煤窑的所有权发生了第二次根本性的转移。因为，李风仪原配夫人之子秘密加入了反清组织哥老会，并参加了平罗城的辛亥革命，攻占了县城。同年12月底，当清军攻陷县城而疯狂搜扑屠杀革命党人时，因李风仪的二姨太告密，使其原配夫人之子被清军杀害。
  然而，正当二姨太幸灾乐祸之际，她的亲生儿子也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不幸身亡，致使李风仪仅有的两个儿子相继身亡。出于无奈，李风仪不得不把已破落的二伯父李玉和之孙李忠英过继为子。
  民国十五年（1926年），李风仪病逝后，李忠英兄弟4人便互相争抢其煤窑的继承权。最后，李家煤窑继承权形成了新的分配格局：
  老大李恒英掌管大石头沟煤窑。李病逝后，由其遗孀、时称大寡妇掌管。
  老三李忠英拥有继父李凤仪的李家最大的西沟煤窑。李病逝后，由其遗孀、时称三寡妇及其招来的上门女婿王万海改后（名为李国炳）掌管。
  老四李资英掌管大里湾煤窑。
  另外李玉强的煤窑则分别传给李凤奇和李风翥两个儿子。后来，李凤奇又传给儿子李秉英掌管阴坡煤窑；李凤翥传给儿子李冠英，掌管羊子梁煤窑。
  然而，这种争夺家产的暂时妥协，很快被新的争斗所打破。
  1933年，李冠英的羊子梁煤窑因吸食大烟和经营不善而被烧毁。不久，李冠英窥测到李恒英的遗孀大寡妇在大石沟煤窑账房里有生活作风不轨行为，于是他便以败坏李家门风为借口，夺取了大石头沟煤窑。
  李冠英夺取了大石沟煤窑后，仍和往日一样，与其子李国栋终日怀抱大烟枪，不好好管理煤窑。
  与此同时，掌管阴坡煤窑的李秉英及其子李国祯，还有掌管大里湾煤窑的李资英夫妇，也同样是终日怀抱大烟枪，不好好经营煤窑，坐吃山空，病人膏盲。
  当然，在上述五个李家煤窑中，也有经营较好的，这就是由三寡妇及其上门女婿李国炳（即王万海）经营的李家最大的西沟煤窑。三寡妇在崇岗有良田、房产、成群的牛羊，而且在贺兰、银川城里也有房产、粉坊、油坊。煤窑的日常管理则由王万海、王万山兄弟二人负责。三寡妇的堂号叫敦信堂，与当时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的堂号敦厚堂仅有一字之差，因她与马府的实权人物四姨太刘慕侠结拜为干姐妹。然而，这也就引狼人室，进一步断送了李家私营煤窑的前途。
  1943年，马鸿逵在汝箕沟创办了名为官商合办而实为马独家私办的宁夏兰鑫炼铁股份有限公司。马为解决燃料问题，便通过三寡妇的关系，以敦厚堂名义租借已停产多年的阴坡煤窑5年，年租金2.4万元法币，并允许其业主李秉英及其子李国祯随时可用4头毛驴、1头骡子免费驮炭。
  马租得阴坡煤窑后，先令其工兵营从阴坡煤窑的山坡底部凿一长洞，将积存多年的窑内雨水和地下水排除干净，然后实行全年生产，取名为宁夏德昌煤矿。
  1948年，租借期满，李秉英及其子李国祯父子二人多次索要，遭马家拒绝。
  1949年初，李秉英、李国祯父子二人相继病逝。李国祯的遗孀向三寡妇求助，继续索要阴坡煤窑。当年6月，马家答应归还，但要运走已开采的4170个驼炭。7月归还后，三寡妇以索要活动费为借口，硬是强占了阴坡煤窑中的大部分采掘巷道。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后，先是李家的腹茂和义盛二煤窑组成公私合营性质的宁夏新会煤矿一矿，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把头承包制。后来，李家各煤窑与其他各煤窑合并成国营汝箕沟煤矿，如今成为生产名闻遐迩“太西煤”的国家大型煤矿之一。
  平虏城建置年代
  平虏城的建置年代本有定论，然而今天见到的方志和作家们的文字，几近众口一辞，定於明代“永乐初年”。《石嘴山市志》（送审稿）：
  “永乐初年（1405年前后）筑平虏城（今平罗县城关镇），后改平虏守御千户所。”郑正的《风景这边独好·平罗纪略》：“平罗原名为平虏，……历代地理方域‘本无可考’，直到明朝永乐（公元1403年～1425年）初年，始定为平虏，建筑城池。明朝嘉靖20年（公元1542年）改为平虏守御千户所，简称‘平罗所’”。
  平虏城的设置时间，只要翻翻《弘治宁夏新志》和《万历朔方新志》，便立见分晓。我们先来看看明《弘治宁夏新志·平虏城》（卷二）：
  “自古无城国朝永乐初建止（通“只”）有军马哨备景泰6年奏拨前卫后千户所十百户军余居之弘治6年因居人繁庶筑新城……”原文没有句读，今试断之，以加深我自己的理解：“自古无城，国朝永乐初建，只有军马哨备。景泰6年，奏拨前卫后千户所。十百户军余居之。弘治6年因居人繁庶，展筑新城……”再来看看明《万历朔方新志·建置沿革》（卷一）：“皇明永乐初置平虏城嘉靖30年改设平虏守御千户所属宁夏卫”同样，笔者试以句读：“皇明：永乐初置平虏城；嘉靖30年，改设平虏守御千户所，属宁夏卫。”
  这里的关枢在“自古无城”，“永乐初建”和“永乐初置平虏城”的顿挫节奏。就“初”义而言，指“才”“开始”，而非永乐年号的“初年”“初期”无疑。因为它的上文是“自古无城”，直至明永乐年间开始建筑（或曰“建置”）就“永乐初建”“永乐初置平虏城”的顿挫而言，亦应为“永乐／初建”，而非“永乐初／建。”因为上文有“自古无城”所限；同样，《万历朔方新志》沿袭《弘治宁夏新志》旧说：“永乐／初置平虏城。”
  之所以出现了“永乐初年”的误解，是同读古籍时忽略了文中的句读和句中的顿挫所致。句中出现两种节奏，司空见惯，往往会出现歧义，故不可不谨慎对待，否则必将害义。《吕氏春秋，慎行论》：“鲁公哀问于孔子日：‘乐正夔一足，信乎？”’鲁哀公问孔子：“乐官夔一只脚，确实吗？”孔子回答说：“舜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间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方，而天下大服。重、黎欲益求人，舜日：“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惟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若夔一足矣”显然也有两种节拍。“若夔／一足矣”，即“像夔那样一只脚”；若夔／一／足矣”，意即“像夔那样的乐官，一人足够了”。试想，舜以乐治天下，选乐官只要能定六律，和五声，以平天下，不就很好吗？一只脚，两只脚有什么关系呢？鲁哀公的误解，就是因为忽略了句中的节奏，兼以以讹传讹，出现了歧义。
  “后改平虏守御千户所”的“后”，“后”到什么时候呢？“后”到嘉靖30年。其间凡经历了149年左右，共历包括明成祖在内的10个皇帝。这一“后”字怕是显得太空泛了。更大胆的是郑文，将其定为“嘉靖20年（公元1542年）”。“嘉靖20年”是公元1541年，嘉靖30年也不是“公元1542年”，而是公元1561年。“嘉靖30年，改设平虏守御千户所，属宁夏卫”，这是明《万历朔方新志》明明白白写着的（当时宁夏共七卫：宁夏卫、宁夏左卫、宁夏右卫、宁夏前卫、宁夏中屯卫、宁夏后卫、宁夏中卫）。
  郑文的失误，在于计算时忽略了“元年”不是“零”年，因而在计算明永乐年号时，出现了错误：永乐年号计22年，他在6年（公元1403年）的基数上加上22年，于是才得出了至“公元1425年”的结论，其实只要在1403年的基数上加上21年，便准确无误了，余类推。郑文说平罗“直到明朝永乐初年，始定为平虏，建筑城池。”平虏城，在当时还很难说“建筑城池”，因《弘治宁夏新志》明书为“止（通“只”）有军马哨备……弘治6年（1493年）因居人繁庶，展筑新城。”弘治6年时，可以说“建筑城池”了，再不是简陋的“军马哨备”了。
  至于地理方域本是可考的，倘真“无可考”，那么当时各地方管辖岂不混乱不堪了？既明当时管辖方域不乱，则“可考”无疑。然而郑文说：“历代地理方域‘本无可考’”，可是郑文却考之颇详，只可惜“考”错了“……北到石嘴山镇远关115里。”明《万历朔方新志·疆域》：“平虏城广（东西为“广”）百里，袤（南北为“袤”）130……北至镇远关90里……”难道平虏城往南移了25里，抑或石嘴山、镇远关向北移了25里？平虏城管辖方域，明、清方志均有明述，且宁夏人尽人皆知，平虏城自置迄今，纹丝未动过。
  红果子石砌长城
  关于“红果子长城”这个名称，从方志史料上没有查出。1980年，笔者在石嘴山区人民武装部借到宁夏军区编印的《军事史料》称：“《九边考》记载，宁夏北贺兰山黄河之间，外有旧边墙一道，明嘉靖10年（即公元1531年，距今469年）总制王琼于内复筑边墙一道（指新筑的北长城）官军遂弃外边不守。”《嘉靖宁夏新志》曾记载这段旧边墙在“临山堡极北之地尽头山脚下，东边有边墙相离平虏（即今平罗）50里。“但未说明它的修筑年代和长度。《石嘴山日报》1999年4月2日《新周末》专刊在头版以一个整版篇幅，刊登记者刘文、李世举合写的深度报道《煤城历史何处寻——我市文物古迹保护忧思录》中提到，这段长城“建于明洪武年间”。明洪武计31年，亦难确定具体年份。但从上述记载看，是否可以断定这就是今人所称的红果子长城，想出入不大。
  从笔者当时的考证看，这段长城西从贺兰山红果子沟起，东到“石——大”（石嘴山——大武口）公路（现称110国道），长约5公里（公路以东地段因开沟造田已无迹可辨）。其中，贺兰山脚下约有500米一段为石头包砌。1964年，地质测量工作者在这段石砌长城中间，发现一处上下、左右错位处。据地震考古学者考证，乃系清乾隆4年（1739年，距今261年）平罗大地震（震中8级）断层错开所致。据测量：水平错距为1.54米，垂直错距为0.9米。
  自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以后，冷战以后的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美国地震访华团先后4次来我国访问，均提出要来此实地参观考察（据说，美方是从卫星观测到的，我方以此地属非开放地予以拒绝）。地质工作者的发现和美国地震学界的关注，引起了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1974年，国家地震局负责同志和专家到此视察后认为：该断层对于研究和观测地震发展趋势具有很重要的科学价值，并且建议宁夏在该处专建一个观测台开展长期专项观测活动。
  宁夏地震局从1975年开始筹备建台，于1976年10月建成正式投入观测。观测台设在山坡下、包兰铁路东侧平坦地段、原市第四中学东南侧，建砖瓦房3排16间，外加院墙，并先后在错位处设立了基线场和南北两侧设置了19个基线桩（即水准点）。但在1978年下半年，原石嘴山市化肥厂和原石嘴山市郊区及平罗县一些社队，因搞建筑用石料，把整个一段石砌长城拆毁，还砸坏了观测水准点。为了保存断层错位处的原貌，保证正常的观测活动，自治区地震局出资于1979年6、7月间重新修复了断层错位处，并在该处建砖房3间，雇专人日夜看护。
  《宁夏日报》1980年6月2日在“周末专刊”第27期刊登自治区博物馆文物专家钟侃先生来信《保护文物，刻不容缓》，信中指出：“石嘴山市红果子一段明代长城，外表用石块包砌，当地一些群众将石块拉去作建筑用，致使墙身倾圮”。1980年9月15日，参加在银川举行的全国地震学术讨论会的120多位专家、学者专程到此参观考察。笔者应石嘴山区地震办主任马志超之邀，亦参加了考察活动，亲眼见到来自各地的地震专家和学者，对断层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纷纷拍照、丈量、询问、记录，并且无不为这段断层错位处被毁而惋惜。
  此后不久，宁夏地震局设在此地的专项观测台因基本无多大变化而于1981年9月撤消，专职看护人随之撤离，红果子石砌长城及其修复的断层错位处成了没娘的羔羊，任人宰割，再遭破坏。
  潮湖农场不简单
  潮湖农场是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公安部规划，由西北公安部队组建的劳改农场。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党中央、国务院对革命战争中的反动战犯、反革命和地主、富农分子等罪犯实行“劳动改造、使之自食其力、重新做人”的方针，决定由公安系统筹建一批劳改农场。选址大都远离沿海边防，位于内陆，又有大量荒地可开的地方。宁夏地广人稀，拥有引黄灌溉之利，便成了创建劳改农场的重要地区之一。记得当时潮湖农场的人员主要是从陕西省和湖南省劳改系统成建制地调过来的。
  1953年春，以甘肃省劳改支队为基础，从陕西省调入犯人一个大队，其后由湖南省调入犯人七个大队，前往宁夏组建劳改农场（大约80名管教干部和1000犯人统称为一个大队）。我们陕西的劳改大队从延安乘大卡车来，路过固原，当地政府非常热情，招待管教干部和部队吃了丰盛的晚餐，也是我第一次品尝到美味的宁夏羊肉。从湖南来的乘火车到咸阳，然后改乘汽车过来。当时宁夏回族自治区还没有成立，隶属甘肃省管辖。1953年8月15日，正式成立农场，命名为甘肃省公安厅潮湖农场（地名取自当地平罗崇岗附近一个叫潮湖的小村庄）。潮湖农场原是平罗县境内地域广阔的一片荒滩，因位于县城西面，故亦称西大滩。约有5万亩沙包地（土地上有很多沙包，乍一看，很像南方小山丘上的坟包）。坐落在银北贺兰山东麓，南接国营前进农场，东至原平罗火车站，北与国营简泉农场相邻。
  根据国务院公安部的指示，劳改农场贯彻“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开发荒地，发展生产，为国家减轻经济负担，同时也要探索建立机械化农场的路子。建厂初期有各级管教干部与工人（主要是勤杂与拖拉机手等）1000余人，犯人15000余人。以公安十三团为看押警戒部队，大量犯人用大卡车运来，当时干部、工人、部队以及犯人，都暂住绿色帐蓬。当年10月初，才陆续住进用土坯盖的窑洞。
  农场初期主要领导成员：厂长冯祖述，政委白伟章，由西北公安部指派。当时的组织机构是总场－分场－作业站，我刚来时在一分场秘书科，由于机构庞大，1955年后撤销分场，精简机构，农场直接领导八个作业站，一个工程大队。我就调到农场政治处，1958年，由甘肃省公安厅任命为潮湖农场机务科副科长，1959年担任农场加工厂负责人，直到1964年离开。
  因为农场的犯人要从事体力劳动，而且是野外工作，为防止意外事件，转来的犯人量刑比较轻，一般不超过10年，有些日伪军、警、宪、特和反动党团骨干，国民党军队人员最多官至县团级，而且身体状况较好。由于农场由公安部监管，主要劳动力是犯人，所以潮湖农场是劳改农场，也叫改造犯人的特殊农业企业。当时的政策：对犯人的政治教育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改生产与改恶从善相结合。改造解放战争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与社会上的坏分子，统称为“四类分子”。通过学习教育，劳动改造，使他们脱胎换骨，获得新生，重新做人，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人。所以有些劳改单位都以“新生”冠名，比如新生机械厂等。
  当时农场主要领导是地市级待遇，所以机构比较大。有政治处（设组织科、宣教科、保卫科等）、办公室、管教科、生产科、财务科、基建科，场部还有医务室、加工厂。下面设三个分场，八个作业站。最初的固定资产有越野小吉普车1辆，大汽车数辆，还有胶轱辘大车队等。
  劳改农场以农业生产为主，种植业必须有水。所以，1953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挖水渠和排水沟，由管教干部带领数以千计的犯人在西大滩广大荒原上，挥动锹镐，修渠挖沟，平整田地，向大自然开战，西大滩一时间热火朝天。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劳动，这里斗渠、排水沟纵横交错，千里荒原变成了大片良田。
  建场初期，主要是人力、畜力开荒，由国家粮库供应黄米、小米，和少量大米白面。当时生活非常艰苦，吃的饭大多是稀饭和稀面条，最好的叫做“三米饭”，即由上述三种米掺起来煮的饭，基本没有副食和蔬菜，就一点儿辣椒咸盐，记得过年时改善伙食，吃到了猪肉粉条，简直稀罕极了。1954年投入生产，当年种植春小麦、水稻20000余亩，蔬菜、水果无数，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以后粮食蔬菜部分自给，逐步达到有余。
  初期农业生产除耕地、部分播种使用机械外，其余均靠人力、畜力耕作。生产发展了，有了经济实力，开始组建拖拉机队，1956年各分场都有了自己的拖拉机队，逐步提高机械化程度。还自办了加工厂、机修厂，加工粮油、副食，小型农业机械设备等。建场以后，陆续从上海、西安、兰州等地分配来了一些学农业、畜牧业和机械制造的大中专学生，他们很快成长为农业技术人员，在科技种田、养殖和农业机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过几年，潮湖农场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条田建设速度快，农忙时节拖拉机轰鸣，一派勃勃生机。
  对犯人的改造，抓得很紧。平时对他们进行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让他们看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强大和蓬勃发展的形势，自觉接受劳动改造。每年年终，召开犯人奖惩大会，思想改造和生产劳动表现突出的，通过法院当场批准，予以减刑；思想顽固，继续犯罪的，予以加刑。那时国内外形势复杂，到处讲阶级斗争，犯人情绪不稳定，不安心接受改造，阶级敌人反动思想顽固，也有猖狂分子，制造过一些动乱事件。1960年有一次规模较大的几十个人集体逃跑事件，领头儿的跑到贺兰山里去了。面对严峻的形势，农场领导沉着应对，管教干部和部队密切配合，全场进入紧急状态，派出精兵强将，很快将首犯抓获严惩，平熄了事件，对接受改造的犯人起到了很好的惩戒作用。
  潮湖农场发展起来以后，成为西北比较大的劳改农场，在犯人改造、农业生产、机械加工等方面探索出了一套比较好的方法，培养了大批管教干部和农业技术人员。在上世纪60年代，支援建立了惠农农场、平罗火车站新生机械厂。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建国初期判处有期徒刑的犯人，陆续刑满释放，多数在农场就业，转为农场职工，于是在潮湖农场境内又开辟出一个简泉农场，专门安排这些人。到了60年代末，犯人陆续释放，新进罪犯大量减少。国家要求劳改农场逐步转型，有的撤销，有的改为国营农场。管教干部分批分期调往自治区干部培训学校学习，重新分配工作。1968年，除潮湖农场七站改为明水湖农场外，一至六站，移交平罗县，历时20多年的潮湖农场就不复存在了。文革时，曾经变成国务院“五七”干校，这里后来又有平罗县农场、石炭井矿务局及下属单位农场、区建二公司农场等单位。1983年后，自治区决定将此处划拨隆德县做为吊庄，移民开发，即隆湖扶贫经济开发区。
  石嘴山曾造大船
  宁夏交通局在1958年制定水运规划时，受当时“大跃进”形势影响，盲目提出5年后宁夏黄河要通500至1000吨级轮船，并尽快建造船厂。1959年初，派许大荣（任党支部书记）、赵焕章（任厂长）筹建造船厂。许是部队转业干部，初小文化程度。赵是山东人，1932年随马鸿逵部来宁夏，在省政府财政厅当科长，解放前两年辞职不干，到惠宾旅馆当经理，其财务管理水平较高，写一手好字，但在当时属内部控制使用，1960年秋就调到农场（今尾闸西河桥，当时的友爱大队）开荒种地。厂址选在石嘴山渡口北约1公里的黄河岸边，厂部北墙紧邻石嘴山市监狱，西面是荒滩，有通往电厂的砂砾路穿过。按今天的实况考察，就在石嘴山水文站的东北100多米，东滨黄河，西跨防洪堤30余米。
  1959年开春，筹建工程动工，建办公房16间，食堂6间，单身宿舍12间，机械加工车间约200平米，造船车间在河边（露天），占地足有40多亩。随后又在南面的防洪堤西建五排家属宿舍。5月25日，船厂开始“边生产边建设”，计划当年建造130吨大条船2艘，120马力机帆船3艘，但直到年底离计划相去甚远。
  石嘴山造船厂是先施工后设计。1959年12月2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才正式批准《宁夏内河航运公司石嘴山船舶修造厂设计任务书》，建设规模为：1、年产钢质拖轮6艘，共1800匹马力；2、年修钢质拖轮3艘；3、年产钢质驳船10艘，共1000载重吨；4、年修钢质货驳5艘；5、年产木质机帆船30艘；6、年产柴油机、煤气机、煤气发生炉120台，共7000马力。概算总投资250万元，1960年投资18万元，计划1961年全部建成。内行一看便知，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批复。首先是生产能力过大。不要说船舶制造，光发动机生产，按当时国内科技水平，至少要1000人的规模，而宁夏又不具备生产发动机的能力。二是投资太少，250万元，只够基本建设，机具设备则需更多投资。三是根本没有考虑：造这么大的船，黄河航道能不能跑。从以后的实践看，确属决策上的失误。
  1959年底，全厂职工达到96人。1960年又调进20多个紧缺的技工和干部，我是其中之一。这些职工来自四面八方：造船技工多来自天津白莲泾造船厂，因所造之船多为木质，他们多是高级别造船木工；铁工（造船锻件较多）、普工多在本地招收；机工有外省调入的，也有区内各工厂调入的；浙江支宁青年约40人，年纪最小的只有13岁，大多数为学徒工，他们都在1961年偷跑回老家，只剩一对夫妻未走；行政干部都是航运公司内部调整而来；技术干部全部由外省调入。此外，还从上海、南京的造船厂借调来8名技工。
  在上世纪50年代末，造船属高新技术产业。石嘴山造船厂的书记（我去时换成王春义）、厂长、行政干部，不要说造船，多数人连轮船都没有见过。赵焕章免职到农场后，厂长空缺，一切都是书记王春义说了算。生产、业务主要靠技术室。我到职后，技术室共6人，其中1名工程师，3名院校毕业的技术员（2人在外深造），1名从宁光号拖轮（从包头调入的拖轮，因航道吃水浅而闲置在造船厂旁的河中）调下来的轮机长张衡金，我们都叫他张大车。还有一位工人是拖轮上的船员丘虹。1960年9月，张大车和我、丘虹正紧张地给机帆船安装传动轴的尾轴，一紧螺丝，法兰盘裂成两半。仔细检查，发现是铸造砂眼太大而断裂。这个配件从上海购进，价值不会超过20元，但机帆船要在国庆节前下水献礼，再去上海买就要误事。适值“反坏”运动，第二天晚上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按破坏罪将张大车逮捕判刑，“文革”中才甄别出狱。我们技术室唯一的工程师叫厉声震，是中国造船界少有的3级工程师（当时8级为工程师，6级为高工），解放前就在著名的民生造船厂任总工，因被定为右派兼有海外关系，被“发配”到宁夏。他很少管事，也不多说话，英语、法语都很好，专门翻译莫泊桑作品的李青岸，就是他的老师。老师译一部送一部，所以他的书厨中全是莫泊桑的中译小说。1961年后，这位受崇敬的技术前辈竟被送到养路道班当养路工。还有一位技术员本受组织重视，入了党，又被送到高等院校深造，但1961年回厂没几天，又因“男女关系”开除党籍、判刑。我这个贫农出身、特意选拔支边的学生会干部，不知怎么也有了“台港关系”（后来事实证明没有），在机帆船下水试航后不久，也被送到农场劳动，美其名曰“响应全党大办农业号召”。技术室5个干部，只有一个在外地学习没挨整。
  张大车下狱后，技术室干部只剩厉工和我。厉工只作技术指导，从不参加安装，只好由我带着船员、一名钳工继续安装机帆船的机器设备。到10月中旬，两艘载重量为27吨、120匹马力的机帆船终于下水。就地试航，各种性能完好。接着，用其中的一艘进行压舱（装30吨石头）长途试航，由船厂逆水上驶。前15公里因系石质河床，航道条件好，用了不到1个小时。驶入游荡河床后，稍不注意就扎进浅滩搁了浅。特意找来领航的老驾长也莫名其妙：“昨天我还驾船跑过，怎么今天就变了？”只得叫水手下去推。推出来后，但船却失去动力，发动机带着轴空转。怎么回事？是不是两只螺旋桨都掉了？水手下去一摸，才知桨上缠满了芦苇根，就象秃了头的大扫把。只好到农家找来镰刀，下水割芦根。最长的芦根有近3米。此后就是搁浅、推船、割芦根，反复几次，已是下午5时，只得顺水返航。一算航程，单边才航行20多公里。第二天再试，仍是原样。最后作出结论：船吃水太深，不适航道；河中芦苇根太多，船失去动力。宁夏长期使用的木帆船，吃水为0.8到1米。我们造的机帆船，设计吃水为1.2米，多装了3吨，实际吃水1.3米，所以导致试航失败。
  船厂1960年共建造新式木帆船（称小条船）6艘共133载重吨，机帆船2艘，木驳船1艘载重130吨。1961年又造小条船7艘，每艘载重20吨。由于货源急剧减少，宁夏国营船队的原有船只基本停航，新船造出也没人要。船厂的上级单位自治区内河航运公司于1961年6月30日被迫撤销，石嘴山造船厂更名为船舶修造所归石嘴山航运站管理，多数职工调离，仅留10多人修船、护厂。而石嘴山航运站又划归自治区运输公司管属。我也于1961年11月调自治区汽车运输公司。1964年1月，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正式决定将宁光号拖轮、两艘机帆船、一艘大木驳按国有资产调拨处理，人员另行安排。自此，石嘴山造船厂不复存在。
  石嘴山造船厂在设计中贪大求洋，未经科学论证，由外行制订设计任务书，所造之船吃水都深，不适宜宁夏航道，最后造成很大浪费。但产品可以转型，如果水运前途光明，可转产小型船舶挽回损失。但建厂后所发生的事情，全部在规划者意料之外。可以这样说，造成船厂夭折的直接原因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宁夏航运公司撤销。这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本原因有三：
  一、航道断绝，造船无用。宁夏与内蒙古的黄河，自古为同一航道，船只由中卫下驶至托克托，航程近1000公里；皮筏可从青海、甘肃直抵包头。在铁路未通、没有汽车或汽车极少的年代，这些木帆船承担了宁夏进出境物资运量的70％。但到1960年，三盛公、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原来设计的船闸在施工中由水利部门决定“暂不实施，作预留船闸位置处理”，而实际连“位置”也全部占掉。包兰铁路乌达桥也没有考虑通航问题。这样一来，航道只剩下青铜峡至石嘴山不到200公里，两端还要用汽车接运。水运利在长途，与其如此，不如汽车一运到底。航道都没有了，要船有什么用？因此，航道断绝，是导致兴盛达1600年的宁夏水运衰亡、造船厂下马的根本原因。
  二、包兰铁路的通车。宁夏船只历来驶往包头，将土特产、食盐、粮食运至包头转口，将日用工业品运回宁夏。包兰铁路通车后，可以取代水运的功能，虽然运价高一些，没有水运也过得去。
  三、公路交通的兴起，转移了部分货源。
  粗陶黑瓷别小看
  “石盘安铁弹，皮带两轮转，抱着泥疙瘩，拍缸捏老碗”的石嘴山区黑陶瓷生产，距今已有近200年历史。
  1842（清道光年间），山西省保德州陶瓷匠人陈老大来宁夏，见石嘴子（今石嘴山区）土正炭厚，便垒窑挖泥，干起了拍缸捏碗的黑陶营生。约在1860年左右，陈老大将窑卖与宁夏人姜某，后回山西原籍。因姜某技术差，时干时停。
  1869年前后，陈老大率领三个儿子，又返回石嘴子，从姜家赎回瓷窑，重振陶瓷行业。
  1892年陈老大亡故，三儿子陈康关子继父业，但因技术差，窑窑出的瓷，都是火力不足，只得离家赴靖远县一带行医谋生。
  1925年陈康关二儿子陈九锡领两个兄弟陈福润、陈四润，又扩窑招人，重新干起了拍缸捏老碗的黑陶瓷营生。
  时至1941年，石嘴山镇黑陶瓷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窑主有陈九锡、陈顺起、郭旭先、李狗旦、崔猴羊等五家，陶瓷产品远销河东、后套等地。每家都有三四盘出瓷的手搅轮子，碾子，打碾陶土。烧窑工全镇有200多人，其中从山西省保德州陈家梁村请来的陈氏匠人就有几十人，搞得热气腾腾，远近几百里的村村寨寨，运瓷远销的人畜车辆，络绎不绝，好一派生气勃勃的兴盛景象，声震宁蒙地区。
  从那时到解放，黑陶瓷生产，一直沿用着以技术、劳力、出资“七股”为份子的分红形式（即每出一窑瓷，提供泥、炭、运输费用的窑主得三股半瓷器，匠人得一股半瓷器，揉泥、搅轮子的小工各得一股瓷器）。
  临近解放时，陈九锡的瓷窑让给侄女婿崔德五经营。后来陈顺起家中又出现了一名女窑主李玉珍（陈家的媳妇），后起之秀，继承祖业。
  石嘴山黑陶瓷生产，虽然只有百余年历史，却遵守产品服务于民众的方向不变。远近居民家中盛水的，盛米的，腌菜的，甚至喂鸡喂狗的都是黑陶瓷器，大人娃娃吃饭喝水都捧着价廉耐用的大黑陶瓷老碗。有不少买不起棺木的贫民死后，家属也用粗细两个黑缸一套，便送死者去下葬。
  1956年前后，经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各窑主家都入了联营社，成立了民族陶瓷厂。进入八十年代，引进技术，革新操作技术，生产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除继续生产大、小缸、七斤坛、五斤坛、陶瓷罐、沙锅、药罐等民间用瓷外，还能生产陶瓷管、雕塑瓷器、琉璃产品等。土窑也改成了隧道窑，大部份生产程序实现了半机械化。按照多劳多得、男女同工同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采用基础工资，加记件记时制的分配方法，进一步提高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现在石嘴山民族陶瓷厂，共有职工370多名，年产值153万余元，年上交利税15万多元，产品远销甘肃、内蒙古、青海、北京等地。
  石嘴山区，一百多年的黑陶瓷器，扎根于回、汉、蒙民之中，璀璨光亮，牢固耐用，吸引了远近千里内外顾客的青睐。人们称：黑陶酿酒，醇清味香，黑缸腌菜，系上乘佳肴。
  石嘴山几经变迁
  “石嘴山”最早见诸于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为山名：在“卫城（今银川市）东北二百里，山石突出如嘴。”据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考察，在石嘴山（今惠农区）黄河大桥以北几公里处，黄河西岸的贺兰山余脉在河水长期冲刷下，形成山石重叠、犬牙交错的河岸高地，“突出如嘴”悬于河边，是为“石嘴山”。史籍中多称谓“石嘴子”、“石嘴山”、“石嘴子山”等。需要说明的是，1959年，在宁夏为设置石嘴山市而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由于使用了“石咀山”这一不规范的写法，故1960年被国务院的设市决定沿用“石咀山”为市名。所以过去曾一度在报刊、文件等中有“石咀山”、“石嘴山”并用现象。本文所说的“石嘴山”，并非指今天石嘴山市全境，而是历史上曾隶属平罗县、惠农县的“石嘴山镇”，也即后来的“石嘴山区”。
  石嘴山位于市境东北角、宁夏回族自治区最北端，居黄河西岸，地处宁蒙交界处，东临黄河，隔河与内蒙古相望，西依贺兰山，南接宁夏平原，北与内蒙古乌海市毗邻，2000年区域面积379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18.72平方公里。
  明初，石嘴山区境内筑“镇远关”、“黑山营”等军事设施，成为宁夏的北部门户。嘉靖十年（1531年），明王朝弃镇远关退守北长城一线，区境成为蒙古部落的牧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在黄河西岸驻牧的蒙古部落渡河东迁。雍正四年（1726年）清王朝派通智等来宁夏主办水利事务，石嘴子位于惠农渠入黄河处，开始垦荒移民，属平罗县辖。雍正十二年（1734年），官府将蒙汉贸易“市口”从柔远堡（今平罗县）移至石嘴山。乾隆初，石嘴山成为清代河套地区蒙汉贸易的重要市场。据通智《石嘴山土神祠记》载，石嘴子一带的石料、煤炭、铁、陶土资源，在修筑水利工程和新渠、宝丰二城的工程中，得到较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平罗纪略》·卷八）。雍正七年（1729年），石嘴山改由新设的宝丰县辖。乾隆三年（1739年）大地震后，石嘴山仍划归平罗县。嘉庆十二年（1807年），清廷决定在石嘴山设主簿，管理蒙汉事务（《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据道光九年（1829）刊刻的《平罗纪略》载，当时的石嘴山除“主簿署”外，还设有把总署、监夷厅、税厅、东夷厅、西夷厅等管理机构。
  光绪六年（1880年）后，驻天津的英、德洋行陆续在石嘴子设置了10家分行。将在甘、宁、青收购来的皮、毛在此集中打包，经黄河水运至包头转陆路运抵天津出口，石嘴山成为外国洋行在西北经营皮毛买卖的主要据点。清末民初的石嘴山，号称“水路冲衢”，“各洋商均集于此，货财山集”（《朔方道志》·卷二十六），经历了一段商贸“繁荣”时期。
  194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进驻石嘴山地区，石嘴山宣告解放。解放初，石嘴山为惠农县第八区的一个乡。1950年，随着惠农县行政区划的调整，石嘴山改为惠农县第一区的4乡之一。1951年，石嘴山被划为惠农县的三个城市地区之一。1956年1月，石嘴山煤矿筹建处在石嘴山成立，开始了大规模的煤炭资源开发。同年8月19日，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将石嘴山乡改为乡级镇。1957年1月3日，石嘴山改为区级镇。1958年8月，中共石嘴山工作委员会在石嘴山镇成立。1959年1月25日，惠农县由黄渠桥移至石嘴山镇。
  1960年3月石嘴山市建市时，石嘴山镇成为市党政机关驻地。为加强城市管理，建市初曾在区境内设“第一区”和“第二区”。1962年5月，两区合并成立“城区”。1973年7月，银北地区成立时，市级机关仍驻石嘴山。同年8月，城区撤销。1975年11月银北地区撤销后，市级机关迁往大武口，同时设置三个城市区，石嘴山为二区（1981年4月改为石嘴山区），并将园艺公社划归二区领导。
  1987年1月23日，惠农县恢复建制，将原属郊区的园艺乡一、二、三队划归石嘴山区领导，1988年合并为“沿环村”。
  2001年，石嘴山区辖6个街道办事处、50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12.6万人。2004年初，在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中，按照小县并大县、撤乡并镇，压缩编制，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的思路，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惠农县和石嘴山区，合并两县区，成立惠农区。至此，石嘴山由解放初期的石嘴山镇、后来的石嘴山市二区、石嘴山区，发展到今天的惠农区，在变迁中不断发展。
  水运陆通称要塞
  贺兰山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尤以丰富而独特的煤炭储量为最大优势。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经济、科学技术、交通条件的限制及战争的殃及未能充分利用。历史上，黄河承担了主要运输任务，而石嘴山是连接我国西北、华北、华北的主要枢纽，所以是宁夏北部的重要的水运市场、贸易中心和军事要塞。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成以开发煤炭资源为主，配以煤炭化工，矿山机械制造为系列的重工业城市，交通业随之发展。
  流经市境的黄河，在远古时期，就被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用来作长途水上运输。北魏、唐、宋、元、明、清历朝，黄河水运十分发达。北魏时期，薄骨律镇镇将刁雍改陆路运输为水运，造船200艘，将宁夏平原河西“屯谷”50万斛运往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接济边塞军民，较陆运节约了大量时间，魏帝亲旨“永以为式”褒奖刁雍。唐朝中叶曾在灵武设“六城水运使”，统管这里兴旺的水运。元朝忽必烈曾下令建立西夏黄河水驿，配备驿船66艘，设水站10个，其中就包括石嘴山水上驿站。康熙36年（1697年），为彻底平息准葛尔部族首领噶尔丹制造的叛乱，康熙御驾宁夏，后由横城乘船，经石嘴山达内蒙古白塔，为出征将士饯行。随行船只过百，蔚为壮观。
  石嘴山市的水运业源远流长，大宗的粮食、皮毛及其它物资外运主要靠行使在黄河中的船舶。历史上石嘴山（石嘴山区）曾是水陆贸易中心，自清代以来一直是蒙汉族人民的交易市场。清光绪六年（1880年）英、德商人先后在此设洋行10家，收购本地及青海、甘肃皮毛，稍加工后，水运至包头经天津转口。每年输出羊皮100万张，羊毛1000万公斤左右。黄河水运，一种是为了贸易和交换，另一种是军事上的需要。行驶在黄河中的运载工具，有别于长江和其它河流上的船舶。其运载工具有三种，瓜皮式木船、皮筏和筏子。近代在黄河上出现了汽船，开辟了甘肃靖远县至绥远省河口镇之间1200公里的船路。民国7年，商人陈润生等组织甘绥轮船公司，够船两艘试行其间。民国8年，甘肃督军张广建亦购汽船两艘，航行期间，成绩甚佳。①大型船行驶黄河之上，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事。70年代初，石嘴山渡口所有荷载100吨以上轮船4艘，陶乐渡口有2艘。这些轮船主要用于渡运汽车。
  石嘴山古代陆路交通，虽不及水路的运力、运量，但也相当发达。其原因有二：一，从周秦至唐等代帝王建都多在咸阳和长安，此地距国度较近，帝王、将帅常出巡边关，要想能顺利、快捷地达到巡视目的，就必须具有方便的交通条件。二，正因为这里离都城不远，是北方各游牧民族犯境，夺取腹地、威胁社稷、进军都城的必经之地，所以帝王都不能不重视通往前沿阵地的通道，以输送兵源辎重，以有力地保障军事供给，御敌于国门之外。据明代兵部尚书桂萼评：“宁夏西据贺兰山之雄，东据黄河之险，甚为备也。”“背山向河四塞险固，中国有之，足以御外夷，外夷窃之，足以抗中国。”
  西周时期，宁夏就属于周的领地，后被强大的戎狄部族占领，周宣王（公元前827-780年）为讨伐以俨狁为首的戎狄部族，令大将南仲率兵出征，战至宁夏。此次出兵，战车很多。因此，《诗经·小雅·出车》中记载：“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旗觎央央。”诗中的“方”指溯方，指包括石嘴山在内的整个宁夏地区。从诗中描写的境况，可见这次出征兵马战车之多，道路之宽敞。
  汉武帝对位于北方，处于与匈奴作战前沿的北地郡的道路修筑十分重视，在位期间，曾六次巡视。元鼎5年（公元前112年），他率数万骑巡视北地郡，路上发现“千里无亭微”，遂下令将北地太守及其所属官员全部治罪杀戮。②这次处斩，不仅对北地郡就是对全国也影响极大。各地官员都以这次问罪为教训，积极整治道路和桥梁，以防大祸。
  强大的唐帝国，特别是盛唐时期，由于经济繁荣，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唐代宁夏及石嘴山的交通业的兴盛，当数唐肃宗在灵武登基之时。天宝15年（公元756年），为避安史之乱，指挥平叛战事，唐肃宗选灵州为临时国都登基。灵州遂成为全国政治、军事中心。为密切同全国的联系，开拓了以灵州为中心的交通网。据史书记载，以灵州至定远军城、由定远军城至西受降城两干线分别经过石嘴山和陶乐县。
  西夏时期，较唐代交通有了新的发展。由于西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所以交通以兴庆府为中心。在道路使用上不但沿用旧干道，还增辟新干道。以兴庆府为中心辐射出的干道不仅能通西夏全境，而且能达宋、辽、金的都城。其中，通辽“直路”和贺兰山东麓东北至丰州路经过石嘴山和陶乐。古代由石嘴山的陆路北行，可通往乌兰布托，南下可达京都，西往可通过漠北“丝绸之路”及通西域之路抵中亚，东进可通辽金，可谓四通八达。
  到了近代，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在石嘴山才出现了通行汽车的公路。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0年间，石嘴山仅有大车道数条，公路1条。新中国成立50年来，修建了市区以南北大街、朝阳路、贺兰山路、青山路为干线，干支纵横的城市道路网，还建成了郊县公路。以110线和109线两条国道贯穿南北，北可通往华北、东北地区。南可达兰州、拉萨，平石公路、平陶公路西可达新疆，东可达内蒙古自治区。县乡道路交错成网，现正向乡乡通沥青路的目标迈进。到1988年底全市共有公路136条。其中国道2条、省道2条、市县道12条、乡村道110条，厂砖专用道16条，通车里程共1127.5公里，为新中国成立前的6.48倍。每万人有公路18.8公里，为1949年全市平均密度的11.5倍。公路的质量也明显提高。1963年修建的汝箕沟口至西大滩公路，是宁夏历史上第一条沥青路。进入80年代，境内出现了二级公路。
  桥梁是横跨江河弥补断头路的纽带。因此，在修筑公路的同时，应建好桥梁。历史上，纵横石嘴山驿路、军事通道，及过灌渠的桥梁多为木桥，至于跨越黄河的大桥并无一座。人、车、蓄渡黄河，用羊皮筏子及小木船渡运。新中国成立后，筑路中建了13座计总长为472.28米的中桥，取代了木桥。1987年，在石嘴山市区建了长551.82米、宽12米，主跨2孔90米按五级通航道设计的T型钢筋混凝土大桥。这座桥不论位置、作用都十分重要。从位置上说，它直接把宁夏、内蒙古两个自治区相连，从作用上讲，从此汽车通行不受季节气候的制约，结束了靠拖轮渡运汽车的历史。
  石嘴山的交通运输，从手提、肩背、骆驼、蓄力车到使用现代交通工具汽车、火车运输，经历了漫长的岁月。1925年，冯玉祥为由绥远进军兰州，命军工修筑由包头至兰州的汽车路，石嘴山首次有汽车通过。
  石嘴山自备汽车的出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石嘴山成立第一家汽车运输公司，拥有汽车43辆，年运量为7.8万吨，周转量为3150197吨公里。1952年兴建了第一个汽车站。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的深入，石嘴山市客货汽车和各种机动车迅速增加。1978年底全市拥有汽车1615辆，至1988年底增至5801辆，11年增加了3.59倍，年运量由193.71万吨增至511万吨，增长2.6倍。
  石嘴山市交通工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1958年建立了第一个汽车修理车间至今已建汽车修理厂4家，修理部105处，从城市到乡村，修理网点星罗棋布，为汽车、拖拉机的修理提供了方便。
  石嘴山市交通运输业，从古至今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发展。
  1990年以后，石嘴山市的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异常迅猛。市委、市政府先后将1995年、1998年两年列为全市道路年，加大对道路建设的投入以改善全市交通面貌和交通基础设施。到1999年末，近10年间就以不同形式投资2个多亿，完成了15个建设项目，新建、改扩建以及大中修工程26条段，总长377.485公里；建成了两座公铁立交桥，一座公路立交桥。
  这10年，石嘴山市公路发展总趋势为提高公路等级。目前干线公路通车里程为1130公里。在石嘴山市首次出现一级公路。其中二级公路为141.7公里，三级公路561.8公里，四级公路171.9公里。公路密度为25.33公里／百平方公里。
  公路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公路技术等级不断提高，公路桥梁的标准也在大幅提高。石嘴山市内也出现了三座现代化桥梁一公路、铁路立交桥，公路立交桥。截至2000年，全市拥有永久性即具有公路标准等级的桥梁28座，全长3438.96延米。
  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号角，我区“九五”重点工程——石（嘴山）中（宁）高速公路建设正在快马加鞭加快施工进度。2000年5月1日该工程73公里的麻黄沟至姚伏段和96公里的叶盛至中宁段已实现全线开工建设，并完成建设投资近4亿元，预计今年内工程路基桥涵施工全部完工。
  1988年10月，石嘴山黄河公里大桥竣工通车后，石嘴山渡口于次年移至下游8公里处的黄河西岸，设立“电厂渡口”，为石嘴山发电厂从河东拉燃煤的汽车摆渡和附近部分企业服务。1993年，石嘴山市渡口管理所在“电厂渡口”架设气浮桥梁，取代了摆渡。浮桥通行费年平均123.5万元。
  为了改变东西受黄河阻隔无路可走的现状，陶乐县交通局采取招商引资的办法，投资600万元架设一座黄河浮桥，于2000年8月底完工。
  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截止1999年末，全市拥有汽车10452辆，公路客运量达到1021.115万人次，旅客周转量达32262.94万人公里；公路货运量达到1897.95万吨，货物周转量达93236.36万吨公里。与此同时，随着交通行业法律、法规的建立完善，客运、货运、汽车维修、运输、搬运装卸等五大市场逐步规范完善。道路管养和养路规费征收工作也取得了较好成绩，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管理轨道。交通行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大大改善了我市交通环境，更重要的是对促进本市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及外界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注：①《民国时期的宁夏省》第312页。
  ②《史记平准书》第1438页。
  移民迁来始有名
  隆湖扶贫经济开发区是从宁夏南部隆德县搬迁过来的。隆湖这儿地处平罗县境内西侧，自清雍正二年（1724年）平罗建县时，就隶属平罗管辖，与石嘴山市府所在地大武口区仅一路相隔。解放后，1953年，公安部在这里建立潮湖劳改农场。1969年5月，潮湖农场交国务院直属“五七”干校。1972年干校撤销，由平罗县接管，建立平罗农场。1979年平罗县万头猪场和县农场合并，称农牧场。当时还有石炭井矿务局、区建二公司等几个单位，也在这里办了农场。
  1983年，李学智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为了解决南部山区贫困落后的局面，加快扶贫开发步伐，使“苦甲天下”的固原老百姓脱贫致富，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办吊庄。将山区部分地少人多，自然条件差，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生活十分困难的社队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按乡村整建制地搬迁到引黄灌区来。开垦荒地，开发建设，解决山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当时自治区定了搞5个吊庄：银川市的芦草洼（泾原县），陶乐的月牙湖（海原县），青铜峡的玉泉营（西吉县），石嘴山市潮湖（隆德）等。我们隆湖开发区一开始叫潮湖吊庄，后叫隆湖吊庄——1991年改为隆湖经济开发区。
  潮湖吊庄人口搬迁，由隆德县农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每年做出计划，报县委政府批准。开始来去自由，原籍不收承包地，人户很不固定。1983年第一批从隆德县的9个公社开始搬迁，1984年搬迁1000户，约5000人。当时老百姓不理解自治区党委的政策，家乡虽然山大沟深，自然环境恶劣，但那里是我们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故土难离嘛，都不想来，群众工作很难做。特别是年龄大的人，拖家带口，更不想走了。1987年以前，不少搬迁过来的人，思想不稳定，生产生活遇到一点儿困难就打退堂鼓，有的来了搬回去，再搬来又搬回去，几上几下。县委政府多次召开会议动员，组织上要求党员干部带头。我是学农业的，考虑到灌区比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好，能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就服从组织安排，高高兴兴地来了。1987年开始办户籍定居，逐渐稳定，到现在，全开发区共有9000多户，3万多人。
  吊庄的农民群众过来以后，政府安排得非常周到，家家有土地，有房子住（以前潮湖农场和部队留下来的房子，经过维修，分配给大家住）。而且靠近城市，生活方便，吃穿用什么也能买到。出门一马平川，交通发达，下地干活也方便，比家乡情况好多了，搬迁过来的人很快尝到了甜头。经过一两年，吊庄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好，有黄河水浇灌，粮食收成好，蔬菜瓜果也能卖上钱。现在人均年收入已经突破1700元，可南部山区，还在几百元徘徊着。群众得到的实惠比在老家隆德多多了，事实教育了大家，一传十，十传百，亲戚朋友们、熟悉的人都知道情况了，羡慕我们，都想搬迁过来了。一批比一批来的人多，积极性也高。仅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新增10个村，开垦土地150多亩。每年还有不少从山区隆德县过来的农民，也愿意在这里打工挣钱。乡亲们平时聊天谈起家乡，虽然还有眷恋，但谁也不愿意再回去了。
  隆湖吊庄前期以农业经济为主导产业。我一直搞农业，开始在基层，后来担任开发区领导，主要抓水利建设、农田改造和农业生产。我们年年对所垦荒地进行深翻平整，灌水洗碱，耕作熟化。种植的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大麦、豆类等，还有经济作物胡麻、向日葵、甜菜、蔬菜等。除了传统农业以外，1986年，开始发展大棚蔬菜，建起高效节能日光温棚，种植小番茄、黄瓜、乳瓜、木瓜和花卉等。1988年，建起了合资企业隆达发展有限公司，加工生产脱水蔬菜。还有枸杞种植、上农下渔，都是我一手抓起来的。把荒地用挖掘机挖开以后，建成鱼塘，下面养鱼，上面就种上西红柿等等。那时上级领导非常支持，国家的“三西”资金每年能补助几千万，前后享受了11年，农田改造，水利建设、移民安家补助等，都是靠它扶持搞起来的。
  2004年，给石嘴山市移交过来以后，隆湖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大大加快，道路、水、电等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市上狠抓环境治理，限制高耗能企业，开发建设星海湖，现在很多乡亲都从事园林绿化工作了，每年有几千人搞种草种树、旅游服务等。收入比在家里种地高得多，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老家隆德与这儿相比，差距确实较大，所以现在虽然从老家隆德移民已经停止了，但姑娘们都愿意出嫁到这边来，也有不少年轻人过来打工挣钱。
  1991年6月18日，江泽民总书记到我们隆湖视察，看农业生产，看发展变化，到农民柳银堆家里做客，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回良玉副总理陪同。1992年4月28日乔石委员长来视察，我参加作陪了。中央“三西”办的主任胡富国也到隆湖来过，看工业经济，看农民生活，都给予了充分肯定。2002年10月，国务院批准对石嘴山市行政区划作重大调整，将隆湖吊庄划归大武口区管辖，2003年10月28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二十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宁政发（2003)100号］：将隆德县隆湖经济开发区正式移交石嘴山市管理。
  石炭井区的立撤
  石炭井设区以前，石炭井叫大武口镇，大武口是一个办事处。石炭井区成立时，辖矿区和大武口等。1973年，石嘴山市改成银北地区，设立三个城市区，一区（大武口）、二区（石嘴山）、三区（石炭井）。当年7月1日宣布成立石炭井区。1973-1989年，石炭井有几个大矿，矿务局机关也在山上，正是煤炭生产蒸蒸日上的时期，企业办得不错，煤炭工业热火朝天。
  区政府成立以后，管辖人口最多的时候有7万，包括白芨沟和农业指挥部，其中石炭井有4万多人。地方政府主要是为矿区生产和生活服务，搞商业贸易、行政管理、社会协调、社会治安等。在城市建设方面，当时市上明确要积极发展大武口，对石炭井没有多少投入，也就是修修补补，小打小闹。在计划经济时期，肉、粮、烟、酒都是由我们供应。政府的部门有商业、粮食、供销、银行、城建、卫生、教育局。开始是革委会，以后党政分开，人大、政协，都是后来成立的。我当书记的时候，机关干部总共50多人，干部大多数来源于企业。因为条件艰苦，一开始大中专学生都不愿意到那里工作，以后石炭井区慢慢建设得越来越好了，公检法司部门都建立起来，也有大中专学校毕业分配去的，最多的时候机关达到300多人。
  对石炭井区的设立，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矿务局虽然在那儿，但只是抓生产，其他方面比较薄弱。文革期间教育、卫生、社会治安好多事情，比较混乱，没人管理，有的属于瘫痪状态，对一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老百姓的生活也不安宁。成立地方政府，对矿区生产、群众生活、社会治安，维护稳定等，作用还是挺大的。比如我们成立文教体育局，各种招生、学校管理纳入了规范。搞了许多文体活动，不仅活跃了群众生活，也增进了企业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促进了社会稳定。参加活动的人员虽然是矿务局等企业来的，但由我们政府来牵头组织，一方面推动了基层文体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体育运动水平。有一段时间，在自治区范围内，石炭井区的体育成绩是名列前茅，很有影响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石炭井区政府的管理职能作用越来越大。在服务矿区的生产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保一方平安，发展公益事业的同时。搞了一些城市建设，修建城市道路，盖了党政机关和公检法办公大楼，城市面貌有了较大改善。因为财力有限，经费紧缺，条件艰苦，办什么事都很难。我们为了筹集资金谋发展，在经济上，也想过很多办法，曾经办过小煤矿，水暖器材厂，型煤厂、刺绣厂等。使老百姓受益最大的是建起了一个在全自治区很有名的集贸市场——红光市场。
  说起建红光市场，真是一言难尽。当时困难可多了，虽然是地方政府，但土地都是矿务局的，要办点事，还得求他们。没有正规的市场，老百姓卖菜、买东西没地方，就在山沟（大沙河）里交易，又脏又乱，不方便，也不安全。1986年下定决心建个市场，选的地方是石炭井新华北街，最繁华的地段，两座山头之间的一条土路，地方太小了，不够用。大家研究来研究去，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大胆拍板把两座山搬掉，推平，来建这个市场。通过协调联系部队支援，张甲哲同志（曾任石嘴山军分区司令），是驻地部队副团长，派一个连队战士昼夜施工，用了20多天，硬是搬走了两座山。还拆掉一座旧楼，然后平整土地，盖大楼，建成了这个市场。这是第一期，1990年又搞了二期工程，红光市场占地面积7397平方米，建筑面积7988平方米，分为轻工大厅和农贸大棚两部分。共有店铺和摊位将近1000个，年交易额最多达到1亿多。它的建成对石炭井老百姓的生活意义非同寻常，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大大方便了矿区群众的生活。为了建设这个市场，共筹资400多万。真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什么办法都想了。自治区审计局的领导王珍，他整党时是市上整党领导小组组长，在石炭井工作过，对情况有所了解，也很支持石炭井的建设。他带区里的领导去找财政厅长程法光，开始给了5万资金，后来陆续又拨了些款，其余都是靠自己筹集。到企业、到部队，一家一家地上门化缘，没有资金，就用水泥、钢材、木材、建筑材料等顶替，或者出工出力。大家跑了不少路，吃了很多苦，但看到红光市场建得又大又漂亮，当时在自治区境内也很有名，市场上商业贸易繁荣，群众买菜购物方便快捷，老百姓交口称赞，我们心里比喝了蜂蜜还甜。
  到了90年代后期，石炭井有几个矿煤炭已经接近枯竭，矿务局开始寻找新的煤源，重点开采太西煤，明确机关下迁的思路，也把生活区建设重点放在大武口，这样石炭井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2004年国务院决定撤销石炭井区，县级建制存在了31年。矿区发展一般都是伴随着资源的开发建设进行的，经历了辉煌之后，资源逐渐枯竭，走向萎缩的趋势，地方行政建制随之精简、撤销。
  尾闸因在渠末梢
  尾闸因地处惠农渠梢段所设水闸而得名。据《惠农渠碑记》记载：“特建尾闸，以蓄泄之。外累石节，以巩固之，则渠梢可以永赖。”这便是对于尾闸之地方最早的记载。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说明这样两个问题：一是“特建”，足见尾闸之重要和必需。它不但起蓄水的作用，而且起泄水的作用，非尾闸所不能。另外，尾闸是一座桥闸合一的建筑，是南北通衢的必经之路，非尾闸桥而不过。二是坚固，此处不但建闸，而且“外累石节，以巩固之”，以达到渠梢永赖之目的，足见建闸之人之用心良苦。
  然而，通智建尾闸并非为一件一劳永逸的事，随着岁月的流逝，闸桥的损坏，历史上的尾闸经过多次修缮。1958年大跃进年代，尾闸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在桥闸之上建水磨坊，利用惠农渠的泄水进行面粉加工。水磨坊时称水打磨，为宁北地区绝无仅有独一家，是大跃进年代的一项重要技术革新。后来，随着惠农渠水的日益紧张，没有过多的废水可以下泄，水打磨亦随之废弃。1971年至1972年，109国道铺沥青路面；1986年至1988年，109国道拓宽提高裁弯取直，尾闸桥都进行过重建。
  石嘴山巨富郑万福曾在天津渠口，也就是今石嘴山市农林牧场、良繁场一带垦种河滩地，因为水利工程不甚完备，渠水不能尽达，大部农田望天收成。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当地报请宁夏省政府批准，由郑万福投资，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由惠农渠尾闸以下五里处开口引水，向东经今下庄子以东，至石嘴山附近入黄河，开辟出一条长十五里的支渠和斗渠、毛渠灌溉系统。此役不但使郑家所耕种之一千余亩河滩地受益，而且为后来开垦的四千多亩农田和三百余户移居垦种者提供了自流灌溉的有利条件。这片昔日的荒滩在渠成田丰之后，人丁逐渐兴旺起来，形成了自然村，称“外尾闸”。今和平村和下庄子村部分即为当初之外尾闸。之后郑万福出资在惠农渠梢（今惠农监狱四站处）修建梢桥。此桥桥闸合一，既解决了拦水问题，又解决了行路问题，冠其名曰“镇北桥”。所以严格地讲，镇北桥才是名副其实的尾闸。
  尾闸还有一个名字，叫“龙尾闸”。龙尾闸的名字来源于尾闸的龙王庙。惠农渠修成之后，通智曾经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凡惠农、昌润二渠各处，有闸必有龙王庙，岁享祭祀，以求龙王保佑各方渠流畅顺，治水平安。尾闸也不例外，水闸与龙王庙先后建成，香火不断。于是人们便将龙王庙与尾闸连起来说，叫尾闸。
  建龙王庙的同时，有人在庙院内栽植了两颗白杨树，树即栽即活，得肥壤足水之利，茁壮生长。二百多年过去，当年的小树苗已然长成参天大树，标立于天地之间。此两颗古树枝繁叶茂，高十丈有余，粗三人合抱，人称“神树”，实为当地一大景观。遗憾的是，两颗古树于上世纪末枯死，后被移植于惠农火车站附近，又转移至陶乐。
  尾闸虽然地处梢堡，却也出了一位名人——雷启霖，人称宁折不弯的反马勇士。
  雷启霖，字润生，尾闸雷家沟沿（今尾闸三队）人。自幼读书，便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中学时期，崇尚“五四”精神，受到新潮流的影响。在中国大学学习期间，成立宁夏旅平（北平）学生会，座谈时事，研究马列，发行刊物，揭露马鸿逵的黑暗统治。1946年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期间，雷启霖以国大代表的身份发起“倒马”运动，令宁夏的土皇帝马鸿逵措手不及。马鸿逵虽然逮捕了雷启霖，但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将雷释放。解放以后，雷启霖历任银川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秘书长、宁夏省民政厅厅长、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8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4年逝世于银川。
  尾闸乡解放前为惠农县八乡和七乡的一部分，又称“梢三堡”；解放后改为一区八乡；1958年成立尾闸公社，辖团结、友爱、灯塔、永光四个大队；1983年改为尾闸乡。1970年7月13日，石嘴山市郊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驻尾闸公社。
  为何这里称庙台
  庙台，顾名思义，就是庙台子。惠农寺庙众多，庙台究竟指的是哪个庙台子？众说不一。经考证，这个庙台子指的就是桑家大庙的庙台子。
  桑家大庙的旧址在今礼和乡永屏村三队，此地现在还有桑姓后人居住。2007年当地佛教人士又在原址建起一座寺庙。桑家大庙历史悠久，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此庙规模较大，香火旺盛。据当地的老年人讲，桑家大庙的被毁，是缘于一次回民起义。这次回民起义一把大火，焚毁了大庙，仅存一个庙台子，后来再无人修建，地名成为庙台子，经年之后，为称叫方便，省去尾之“子”缀，称为庙台。
  关于桑家大庙被毁的年代，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年间。据《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载：“同治元年十二月戊子（1863年1月29日）宁夏回众滋事，非厚集兵力刻难殓除。而宁夏满兵征调频仍，存营无几。甘肃兵力复因东南一带筹防筹剿，分拨维艰。宁夏密迩蒙古地方，已由该将军飞咨该王等就近援救，谅能朝发夕至，痛扫贼氛。著理藩院由六百里传谕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迅速调派阿拉善、鄂尔多斯各盟精兵数千，即日率领由贺兰口径趋平罗、宁夏，与内地兵、练觇贼所在，合力剿办，以期节节扫荡。谅该王等必能踊跃从事，不至迁延观望，贻误兵机也。将此谕令知之。”另清同治二年二月乙巳（1863年4月16日）载：“该逆等虽假意输诚，仍肆抢虐，其党纳青汰、赫汶选攻陷平罗之宝丰、石嘴山等处，河东、河西百十余堡悉成灰烬。”
  这是一次有记载的银北地区较大规模的回民起义，曾经惊动朝廷。而且，从“百十余堡悉成灰烬”的记载可以推断，桑家大庙应该焚毁于这次历史事件中。
  从现在的庙台乡辖区来看，庙台下辖李岗、静安、寇家桥、省嵬、通丰、东永固、乐土岭等村队，然而，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与现今的区划有着很大的差异。古庙台自清代就已经设堡，称庙台堡。最初的庙台堡辖今礼和乡所辖之永屏、星火、银河等大部村队，并非今庙台乡所辖之地。从清道光八年（1828年）平罗知县徐保字所著《平罗纪略》中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堡屯篇》中将通丰堡、东永固堡、上省嵬堡、下省嵬堡、庙台堡同等并列。查阅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平罗县历史地图》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庙台堡和上省嵬堡、下省嵬堡、通丰堡、东永固堡亦同等并列。这些史料足以说明，历史上的庙台属地绝非今之庙台属地。
  徐保字在任平罗知县时，曾作诗一首，诗名曰《由灵沙村至庙台堡》。诗曰：
  兹乡频苦旱，极目断炊烟。
  核户多逃薮，开荒半讼田。
  河声千丈落，树色一溪连。
  更指前村路，灵旗古庙偏。
  不难看出，“由灵沙村至庙台堡”已经很明白地道出了庙台的地理位置，说明庙台堡与灵沙毗连，而“河声千丈落”，则是今礼和沿河一带的真实写照，也是古庙台地理位置最有力的证明。
  庙台有个朱家滩，关于朱家滩曾经流传着一个传说。
  话说当年康熙微服私访来到宁夏，有一天走到傍晚时分，来到一个小桥边。他又渴又饿，正想打听食宿之所，忽见桥边青石上坐着一位白发银须的老者。康熙拴了毛驴走上前来揖首曰：“请问老人家，前面是什么去处？”老者手捋长髯，看了看康熙，半天才说：“朱家滩，朱家滩啊！”康熙谢过老者，正待骑驴赶路，忽然觉得老者答话时的神态不对，语气也不对，其中必有缘故。待他回身再欲问时，老者早已不知去向。康熙反复念叨着老者的话：“朱家滩，朱家滩……”突然他一拍脑门，大叫一声：“不好！”
  原来，康熙想起了朱家滩的“朱”字，“朱”与“猪”谐音，自己名康熙，“康”与“糠”谐音，猪本来就是吃糠的，这朱家滩岂不成了我的忌讳之地。再一想，刚才的老者仙风道骨，分明是仙人下凡为我指点迷津的。他对着老者刚才坐过的青石拜了三拜，方才离去。
  庙台乡解放初为惠农县二区七乡，1958年属宝丰公社管辖，1961年成立庙台公社，1983年改为庙台乡。
  小城名叫马家湾
  马家湾原名马家湾子。马家湾子位于惠农渠和宝马渠交叉处，因惠农渠在这里绕了一个大湾，此地住有几户马姓人家而得名。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马家湾子十分荒凉，南北走向的惠农渠和东西走向的宝马渠高高的沙渠把这里分割为角地。渠边和荒滩上长着些柳树和稀疏的沙枣林。唯一的建筑是惠农渠上架设着的一座简易木桥，是供惠农渠以东的驮户进山驮煤的通路。
  1976年石嘴山市郊区党政机关入驻马家湾子之后，这里开始逐步建设和发展。修桥梁，通街路，随着百花市场、百货大楼、贸易中心、医院、电影院、文化馆以及党政机关办公楼的建成，个体、集体、国营商业网点的兴建，一座既有城市繁荣，又有乡村宁静；既有现代化设施，又有田园风光的新兴城镇已初具规模。
  1987年恢复惠农县后，县治仍驻守马家湾子，此时的马家湾子同时是马家湾镇政府所在地，马家湾子自此改名为马家湾。县治恢复之后，县城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划和建设。改善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和新设自来水管道、排污管道、供热管道，新建供热站和排污站，整修和扩容电网，开通城乡电话线路，大大改善了城市功能。扩整和增设街道，植树造林，完成了县城的硬化绿化和美化。兴建惠农中学，扩建惠农一小，新办幼儿园，建设体育活动中心、老年公寓和少年宫，使县城文教体育落后的面貌得到了根本改变。建设生活小区和商住楼，建设独具风格的惠农公园，大大改善了县城居民的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建设清真寺，为少数民族从事宗教活动提供了理想的场所。
  1982年8月11日至17日，石嘴山市郊区政府在马家湾举办第一次物资交流大会，为马家湾成立集市打下了基础。惠农县恢复后，马家湾专门建立了农贸市场，并规定每逢公历一、四、七为集日。
  2004年惠农县撤并之后，马家湾镇随之撤销，成为红果子镇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