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历史犹如一条蜿蜒曲折的长河，不断冲刷着我们的记忆。然而，在历史长河中那些闪烁过浪花的人和事，却时时能激起人们的记忆……先祖陶泉公（人称“俞翰林”）的逸闻轶事就是这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在当地民间经久传颂，颇具神秘色彩。儿时，常闻长者谈论“俞翰林”“家谱”“祠堂”“广东俞氏后人”等逸闻趣事，无不令人心驰神往。经年，这些人和事愈加刺激着我的神经，触动着我的心灵……探究“俞翰林”及俞氏宗族历史的愿望与日俱增。20世纪80年代，回老家偶然向尊长绍智公表露修谱之念，他当即赞许，只惜条件不备，迟迟未动。后来，从行学兄处复印《宁夏俞氏族谱》（宁夏本）拜读，因残损严重，不能观其全貌而束之高阁。
  现存《宁夏俞氏族谱（宁夏本）》一度失传。据敦良公回忆：“民国年间，家父绍江公用一石粮食从一乞讨者手中赎回，先由绍江公保管，后辗转由行学兄保存至今。”思益公撰《宁夏俞氏族谱·自序》亦云：“共善书若干卷作为谱底，分给五房子孙各藏一本……”由此所见，当时谱底不止一本，为何失传、流落他乡，不得而知？据说，当年堡寨藏书颇多，常有人通过亲戚关系来捡拾，家谱是否被一并拿走？其他古书是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焚毁，无人说清……
  2002年，在我惆怅之际，同窗好友和平先生撰文《翰林俞德渊》在《决策与创新》杂志连载，拜读后再受启发。2004年，网上意外发现徐庄老师撰文《明清时期宁夏版本经眼录》，让我倍感惊喜。文章中写道：“《默斋公牍》，清俞德渊著，平罗‘留馀堂’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刊印，现藏广州中山图书馆……《默斋公牍》扉页上有‘道光庚子冬镌’‘平罗留馀堂藏板’字样。据俞德渊之侄俞思益（字集生）编的《宁夏俞氏族谱》记载：‘……先母杜太恭人生益于平罗县头闸留馀堂……’可见留馀堂为平罗俞氏家族堂名。此书正文前有路德（字闰生）所作序一篇，落款为：‘道光二十年秋九月年愚弟盩厔路德拜叙于宏道书院之清谷草堂’……从序中可以看出，此书是俞德渊去世五年后，友人路德闰生将其遗稿编集而成的……全书分上下两卷，收集了俞德渊撰写的给上司的呈文、给同僚或友人的信函以及布告、条文、号令等，共三十一篇，约四万字。每篇后有路德闰生的评语。正文后还附有当时的江苏巡抚林则徐撰写的《中议大夫两淮都转运使司盐运使平罗俞公墓志铭》以及贺长龄所作《两淮都转平罗俞君言行补遗》。从中可看出俞德渊对海运、盐务等政事的主张，也可以看出他对上司能直言，并以诚待人的处世态度。在中山图书馆还藏有俞思益所修之《宁夏俞氏族谱》手抄本……书及家谱为何留存于广东，可能是因俞思益后来在广东为官，举家南迁，而将此书带至广东，并于广东修了族谱……俞德渊的《默斋公牍》及这本族谱，对研究平罗俞氏家族、俞德渊的生平以及清代海运、盐政等均有参考价值……”有了《宁夏俞氏族谱》的线索，在网上又搜索到了陶泉公的许多有关资料。
  2006年5月，托挚友张永才老师帮忙，在宁夏大学图书馆查到了一些零星的史料后，又一路寻访到宁夏人民出版社徐庄老师家中，徐老师将自己从广州中山图书馆复印的《宁夏俞氏族谱》和《默斋公牍》（图书馆只允许复印全书的三分之一）全部史料借给我与和平先生共同研究。然而，史料依然有限，无法完成俞氏族谱及陶泉公课题的研究。在责任意识的感召下，在和平先生和我的家人的鼓励支持下，向青铜峡市委组织部请假，怀揣和平先生从石嘴山市文联寄来的函件，于2009年3月9日携妻朱淑琴飞往广州，踏上寻谱之路。
  3月10日清晨，我们沿着思益公当年走过的路—珠江北岸的长堤大马路，乘1路公交车，直奔文德路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中心）。因旧馆重建，部分图书转到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带着遗憾，我们再往华师大查找。临走时，管理员何老师热情地给我们抄录华师大图书馆电话，并指引乘车路线。只可惜我们对广州太陌生了，等找到华师大北校区图书馆时，已是将近中午下班时间……
  就在我们向保安打问中山图书馆特藏部时，三位图书管理员主动跟我们搭讪，说这是北校区，特藏部在南校区，对我们走错路的遭遇很是同情，又告诉我们到南校区的车次路线，并将我们要找的书电话告知在二楼古籍室的董运来老师，让他帮忙查找，碰碰运气，最终未果。中午，董老师留我们两个陌生人吃了午饭……指点我们上了去南校区的车。经过长时间的颠簸，一路打问才终于找到了华南师范大学南校区一楼特藏部。在特藏部郭祥文老师的帮助下，沉睡多年的《宁夏俞氏族谱》和《默斋公牍》两本书一下子呈现在我们面前，我无比激动，像得到无价之宝似的，欣赏着、品味着……急切地翻看着、查找着……当看到《默斋公牍》这本书被水浸泡后霉变，许多地方被虫蛀时心疼极了，与徐庄老师十多年前复印的那一部分相比，已经是千疮百孔了……此时，心情极为复杂，想以书找人，寻根探祖，或许另有收获，于是问郭老师：“谁把家书交到图书馆的？”他说：“不知道！”这令我很是失望……原想将这两本书全部翻拍下来，和郭老师商量得知，他只有三分之一权限，翻拍全书要向主管副馆长请示。我只好试着先拍了几张，没想到相机像素太低，印出来后根本看不清楚，很懊恼，当天的事情在喜忧参半中结束了。如此大的事情，我却没有把它办好，只好在自责中另想别的办法（万一馆长不同意全书翻拍，我们计划天天到图书馆抄录）。
  夜深了，躺在床上，回想着白天那些令人感动的人和事，一时难以入眠，或许广州的那些好心人已经进入了梦乡，但我在这里还是感谢他们的热情帮助！翌日，一路寻来，找到了苏宁商厦，营业员极为热心，反复为我们试镜，确认拍摄质量后，在她的热心指引下，我们带上这款“三星”牌相机，乘坐35路公交车转乘地铁，再次前往华师大南校区。当我们从地铁站徒步走到特藏部时，已经是大汗淋漓。先试拍了43张，打印后感到效果不错。傍晚时分，我们乘地铁匆匆赶回了住所。
  看着盼望已久的家书，我们却无法全部取回，真是心急如焚。第二天清晨，为了省钱，本想顺路先找便宜的宾馆，再到图书馆找馆长，结果耽误了时间，最后费了很大力气，才在文明路总馆找到了正在开会的倪俊明副馆长。当我们向他诉说了找回家书的急切心情和几天来辛苦奔波的惨状后，他很同情我们，立刻给郭祥文老师打电话，同意让我们拍下全部资料，当时我们甭提有多高兴啊！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立即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附近乘地铁，第三次前往华南师范大学南校区，想早早把这件事情办完。
  列车在飞驰，我们的心也早已飞向了目的地，盼望着尽快完成使命。可每到一站，总感觉跟前几次的车站不一样，我疑惑地跟妻子说：“今天坐的车好像跟前几次不一样？怎么一会儿在地下？一会儿又到地上面了？”妻子说：“前几次都是晚上，今天是白天，自然能看到火车在地面上！”火车到达终点站，我们彻底傻了眼，才知道坐错了车，可为时已晚，询问保安和售票员才知道，在转乘站没有换车，结果到了方向相反的西朗站。热心的售票员为我们找来地图，标出换乘站和下车站。我们又坐上返程列车，这次生怕再坐错车，拿着地图一站一站地数，在下班之前，才赶到华师大特藏部，急忙拿出相机，安心地拍完了所需要的全部书稿，急忙赶到大学城打印了一份底本，小心翼翼地放在旅行箱的底层，这才真正把心放到了肚子里！当我们赶乘地铁匆匆回到住地时，又是晚上七点多钟了……
  这次广州之行能为族人做一点事情倍感欣慰，能寻访祖先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倍感荣幸。寻谱之路虽然辛苦并出现了一些插曲，但在南粤许多的好心人帮助下得以实现，这才是最大的收获。在此，借《默斋拾遗·俞德渊史籍及研究》书稿一角，特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但愿我所搜集到的史料，能为研究陶泉公及俞氏家族的优秀历史文化提供更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