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政绩是考核官员的一个重要标准。俞德渊在江南为官十几载，从七品知县升至从三品两淮盐运使，说明他的政绩很突出。道光十六年（1836年），江宁府上元县知县保先烈，江宁籍广东巡抚朱桂桢，湖南衡永道张曾，浙江温州镇总兵李恩元，国子监学正陈灿勋，四品衔何友蘅，山西太原府知府沈琮，浙江象山县知县孙廷松，蒙城县教谕唐大沛，安徽太平县教谕甘煦，举人李均善、陈俊、何其熙、张凤仪，八品衔汪度，贡生程有恒、阮厘，廪生方先田、罗榕、陆长发，生员欧阳长山、汪云官、田宝双、李书云等呈请将俞德渊入祀江南名宦祠。同治年间修《苏州府志》，道光初年的知府俞德渊应入名宦，以事实不具，故阙。①1922年，江苏省如皋县文庙内仍供奉着名宦俞德渊，足见俞德渊在江南的声望。②
  善理词讼
  中国古代官员，为官期间很多时间都用来处理词讼。处理词讼的水平能反映出一个官员的行政能力。俞德渊为官十几载，处理了大批案件，很多被百姓所称道。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一月，俞德渊就任常州府荆溪知县。刚到荆溪县，就有很多百姓拦舆告状，“阅年余，前诉者又易名来控”，俞德渊识破了骗局，一一指出他们的名字，制止了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三官堂僧人被杀一案疑点颇多，他复查此案，遂使真相大白，“尤著者荆溪三官堂僧被杀，隶诬系屠者，出血衣为证。君疑焉，引置密室讯得实，释之，卒获正凶”。有吴姓冒占坟茔一案，历任知县都没有审结，他“得其罅漏处，一鞠而服”，百姓很佩服他，“自后民间有讼不敢以侜张相试”。
  道光二年（1822年）六月，俞德渊调任苏州府长洲县知县。长洲县为江苏省省会苏州府的首县，案件多且复杂，“府君不废酬应而日坐堂皇，决断庶狱，恒以片言解两造纷故，随断随结无株累者”。平反的案件很多，“海门人王有素，以斗杀人抵死，谳定矣，至省呼枉。君请复检，检无伤痕，案得平反”。
  道光八年（1828年），俞德渊丁忧结束，回到江苏，署理苏州知府，处理80余件积案。
  关心教育
  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耕读传家之风盛行，知识分子对教育尤为关注。俞德渊身为一名进士又在翰林院学习两年，擅长文辞。他到江苏任职后，每到一地，皆关心当地的教育事业，对教育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在荆溪任上，“盖公尤加意矜重名节，故于邑士之贫而有学有守者，必厚周给之”，③选拔了朱丽宣、沈云骧、任泰等名士。在长洲任上，选拔了马学易等名士。
  他每任一地，皆以学校、书院为亟务。在荆溪期间，他主持重修了苏文忠公书院，并撰写碑文。④江宁原有凤池书院，地方狭小，他申请移建，“以其地狭隘，捐俸购旧内孙氏五亩园，改建而恢拓之”。童生肄业、凤池书院缝课时，俞德渊都要谆谆训励，亲为批阅；“凡遇考试及书院月课，诸生童甚严，有善奖之，有过饬之，有争讼平之，有困乏给之，诸生童感其化，皆能力学敦行”。⑤他还把自己的著作《默斋文稿》《馆阁存稿》《诗古文集》等数种刊印出来，颁发给童生作为写作的样板。对生员严格管理，“学使案临唱名时，生童拥挤陋习已久，时为提调严申约束，两栅栏各悬灯树帜，序立名牌，鱼贯而入，士气为之一肃”。⑥江宁贡院的号舍坍塌，百余年来没有经过大修，土坏木腐，试日天雨泥水没股际，每次乡试的时候，士子们“皆有倾覆之虞”。俞德渊听从藩司的建议，“奉大府檄，捐廉募资、扶仆易朽、浚深为沟、平砥为道，溷圊之所皆甃以石，又买民地，广号舍数百间”⑦，“乃申请上下两江官民并捐，遴委公正绅董经理，墙屋一新，并增广号舍一千一百九间，计工一载”，凡应乡试的士子，莫不赞颂俞德渊的政绩。在扬州期间，“整顿安定、梅花书院，课日清晨诣讲堂，论题论文叠叠不倦，前列多掇巍科”⑧；“本司莅任四载，于安、梅两书院每月课期必躬诣点名，出题讲解，课卷数百本亦皆逐加校阅，手定甲乙”⑨。
  扬州府属县仪征有乐仪书院，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由县令韩城进士卫晞骏创始营建。“惟查各处书院皆系每月官课与师课皆行”，只有乐仪书院在每科乡试后由盐运司甄别一次，其每月两次考课按惯例皆由山长评定，官不过问。俞德渊上任后，发现“惟乐仪远隔一隅，独无按月官课。揆诸日省月试，无分畛域之素怀，终有未惬。今该丞以甲科先达，莅官兹土自为士望所归，其所以采风问俗嘉惠艺林者，与本司当有同志”，从此乐仪书院每月的两次考课，应改为盐运使考课一次，山长考课一次。这样，便加强了对仪征教育的管理。道光十五年（1835年）一月二十五日，“陶泉以明日甄别书院，即于是晚别去”⑩。
  陶澍对于俞德渊的教育业绩大为赞赏，作诗《俞陶泉课耕卷子》一首而祝贺：“花柳丛中叱犊声，椶鞋箬笠课新情。黄牛慢诩儿孙约，留取心田一寸耕。折腰五斗未为难，夙驾田功早命倌。留取使君留犊意，不图辛苦为盘餐。”⑪
  心系百姓
  古代地方官员直接面对的是无数百姓，为百姓服务则是为官的宗旨。俞德渊在为官期间，受到百姓、士绅、同僚们的好评。谢元淮夸赞他：“荆邑自唐陶山廉访后，称神明者明府一人耳。”对他在荆溪的治绩评价颇高。荆溪之民悬匾于厅，事之堂用大学语曰：“此之谓：‘民之父母’。”⑫俞德渊离开长洲之日，“元和石太史韫玉率士民以‘实政在民’四字颜其堂”⑬。时任江苏按察使的林则徐，给予高度评价，“君知长洲县，赈三年灾，竭尽心力，为牧令最”。
  （一）赈灾
  俞德渊在长洲县最大的政绩便是赈灾。道光三年（1823年）夏天，苏州等地下大雨不止，粮食作物遭受重大损失，“君言备荒先聚粮”。苏州地区粮食缺乏，他想出一个计策，“莫若就籴于邻省，乃亟请大府贷帑十数万金，籴楚米归以平粜”，充足的粮食供应，使得长洲灾后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他下令将谷仓中的米卖出，设置粥场，禁囤积私贩，抚恤流亡人员，“瘗尸棺，收弃孩，且出私钱屑麦为饼，以济于路”。苏州其他县秩序都很混乱，“而君所治镇静如故”。南宋江东提点史弥巩有“厘户五等之法”，五等之法即：“甲乙以等第赈粜，丙为自给，丁籴而戊济”⑭，为调查灾后人口情况，他效仿此法，进行人口统计。俞德渊的赈灾之法受到百姓赞誉，“民有生死肉骨之感，相与绘君相而拜”。这年冬天水位回落，他便“修圩堰，蓄耕牛”；道光四年（1824年）疫情出现，“又设医局，施药物”，都是他的功劳。他因赈灾有功，加知州衔。
  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三年（1833年）督办扬州水灾，“或出私钱散给饼饵，或请公项分设粥厂，或倡捐输，俾穷黎自冬徂春，均资接济生全甚众，在人耳目”。扬州的数次水灾，很多难民涌入扬州城，他“倡捐巨万，担粥于市以食饿夫”。
  （二）修祠
  乡贤的祭祀，始于东汉孔融任北海相时祀甄士然于乡社。明清时期，凡有品学者为地方人士所推崇，死后由地方大员题请祭祀于乡贤祠，春秋致祭。俞德渊在江南期间，眼见许多乡贤祠或被佛寺占用，或寓祀别处，或年久失修，或没有建祠，他力主修祠。
  卢象升，字建斗，荆溪人，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明崇祯年间，与清军力战而亡，“师至蒿水桥，遇大清兵。象升将中军，大威帅左，国柱帅右，遂战。夜半，觱篥声四起。旦日，骑数万环之三匝。象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礮尽失穷。奋身斗，后骑皆进，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⑮，死得相当壮烈。南明福王时追谥忠烈，建祠奉祀。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卢肃忠公祠年久失修，当地士绅呈请厘清祠基，募捐重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俞德渊到任荆溪知县，发现卢肃忠公祠又很久没有维修了，予以修葺。
  王行俭，字质行，荆溪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官至重庆知府⑩，明末与四川巡抚陈士奇、巴县知县王锡等抗击张献忠，人称巴东三忠。乾隆年间赐谥忠烈，并予编祭，寓祀公于蜀山书院门庭，“门庭隘庳，禋享弗称”。俞德渊到任后，发现没有专门的祠堂供奉，“以南门外旧白粮坊，颓废弗治”，“公买地创建”，用自己的养廉银，“宜兴令石君文彩亦捐俸以助”，庙建在南门外，为荆溪做下一件大事。在王忠烈公祠的旁边，“又建咸梅阁于其旁，祀王公先世祖母陈夫人，俞德渊俱有记”，抚顺当地人心。道光四年（1824年），俞德渊应荆溪士人任烜、储正、潘人麟、路应华等人所请，为忠烈祠作诗一首曰：“明祚欲季，献闯两猘。交讧以毙，巴东锁钥。瞰江架阁，锦城是郭。烈烈王公，婴城誓叶。与吉与凶，亦有巡远。刀折马踠，同殉蹇蹇。圣朝劝忠，赐谥象功。俎豆聿崇，新宫持持。于彼溪湄，南山之陲。运翰重墙，门塾寝堂。耽耽皇皇，神其来思。徒御尊匜，以享以依。宠命是式，子来是力。庙以翼翼，士夫正谊。役人慕义，厥功以易。余局官守，张目缩手。观成则久，断兹贞珉。以念邑人，唯公是循。”⑰
  韩雍，字永熙，长洲县人，正统七年（1442年）进士。“雍洞达闿爽，重信义。抚江西时，请追谥文天祥、谢枋得。有雄略，善断，动中事机。临战，率躬亲矢石，目不瞬。自奉尊严，三司皆长跪白事。军门设铜鼓数十，仪节详密。裨将以下，绳柙无所假。两地镇守宦官素骄恣，亦惕息无敢肆。疾恶严，坦中不为崖岸，挥斥财帛不少惜。故虽令行禁止，民得安堵，而谤议亦易起。为中官所齮龁，公论皆不平。两广人年雍功，尤惜其去，为立祠祀焉”，⑱正德年间谥襄毅。“韩襄毅公祠，在府学东，祀明两广总制、右都御使韩雍。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巡按御史吕光洵建”⑲。到了道光年间，韩襄毅公祠历经年久，俞德渊主持维修。
  周顺昌，字景文，长洲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对阉党首领魏忠贤极为反对，“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吕纯如向织造中官李实和巡抚毛一鹭诬陷他，后被捕至京师，下诏狱。在监狱中，被许显纯折磨致死。崇祯皇帝即位后，赠官太常卿。“周忠介公祠，在饮马桥西卫前街。祀明吏部员外郎，赠太常寺卿周顺昌，崇祯十三年（1640年）敕建”⑳。俞德渊对他的作为极为崇敬，发现祠庙年久失修，在长洲期间，对其加以修缮，让后人瞻仰。
  羊太傅庙，在长洲县乌鹊桥南，祭祀晋朝太傅羊祜，创建无考。道光四年（1824年），长洲知县俞德渊重建，并写有碑文。㉑
  在江宁期间，上新河张、许二公祠，“久为佛院，别构祠屋新之”；又在聚宝门八祠之外，受当地士绅所请，春秋增祀于清端公㉒、于襄勤公㉓、曹公、方公诸祠。
  苏州定慧寺后面有苏公祠，祭祀北宋文豪苏轼，很早就被废弃了。道光十四年（1834年），在按察使李彦章，郡绅石韫玉、吴廷玉、顾沅的倡导下，总督陶澍、巡抚林则徐、布政使陈銮、盐运使俞德渊等倡捐廉俸维修。㉔
  （三）兴利
  俞德渊每至一地，对于地方事宜，无不整顿，兴利便民。
  明清时期，在江南地区，漕粮的征收情况作为官员考核的一个重点，“州县之考成，视乎催科之勤惰”。俞德渊上任荆溪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二十四年（1819年）带征、缓征的漕粮查核完数的寥寥无几。“现奉各上宪差委催提急如星火，本县点金之术势不能以一身之禄代一县之粮。将来之吏议参罚姑置勿论，而现在无米之炊眉燃莫解”，俞德渊没有施用暴政，而是采取一种委婉的劝说方式，规劝百姓交纳漕粮。
  窃念官与民一体，民有事而官不辞其劳，岂官有急而民可坐视乎？本县欲下乡亲催，恐一身不能遍历；欲摘提花户，又恐吾民受累无穷。因思民之去官稍远，劝谕未必周知；民之与民甚亲，声气可以互应。其烦我绅士耆老人等，共存急公之义，勿惮口舌之劳。凡兹一图中非尔宗族即系姻亲，务各周历村庄互相激劝。凡有未完各户，毋论新旧钱粮，均令赶紧设措，期于十日内一律输将以符例限。在尔民卖丝粜谷，虽云剜肉堪伤，而完一分即急一分之公，输一钱即免一钱之累。从此差胥不扰，家室得安，何乐如之？倘有恃顽不遵，有心抗欠者许即指名揭禀，以凭提案比追，际此劝戒两穷，惟以三尺从事断不能始终姑息也。本县诚心爱人，谓民之与官如家人父子，无事不可告语，故不惮恺切言之。尔绅士耆老及合图花户人等，其幸体此心，毋再观望，不胜延伫之至。㉕
  （四）除弊
  俞德渊为官之时，清朝已处于统治的末期。社会弊政丛生，弊政的解决自然落在了各级官吏的肩上。十几年为官生涯中，他去除了很多弊政，如：禁开设茶馆、禁赌、禁行小钱等。这些举措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欢迎和好评。
  苏州府城五亩园地方，开设了很多茶馆，喝茶闲谈者百十为群，而且悬挂雀笼，卖奉水烟。吃茶之人肆行无忌，这极大地影响了苏州的正常社会秩序，俞德渊认为此等弊俗应当力行禁止。
  在尔等开馆者不过将本求利，原非干犯科条，但既有资本，凡百买卖，俱可谋生，何必设群众托足之场，为游民息肩之地，况水烟有干例禁，雀笼显系嬉游，其为不安本分，不务正业可知。且地杂人多，尤易滋事，遇有逞凶之人斗殴起衅，馆主必致牵连，设逢不法之徒匿迹潜踪，拿获亦遭拖累，得少失多，利不偿害，尔等谋生不当操斯术也。至于游斯馆者，如系衣冠子弟，诗书人家，自当慎重威仪，爱惜体面，乃与无赖杂处，岂不有玷身名，抑或手艺营生，贩卖活口。服勤食力，何暇舍业而嬉？本小利微，岂容不经之费？凡兹偶坐谈心之侣，定属好闲游手之人，甚或狎比顽童，行成邪媟，构词架讼，聚资串谋，种种不法，势所必有。既于身家有累，尤于风俗有伤，除饬查四城内外茶馆数目另行晓谕外，先行示谕五亩园地方一切军民人等知悉，毋许卖奉水烟，悬挂雀笼。未开之馆不得复增，已开之馆渐次收闭，需以岁月徐俟改图。倘或抗违定行惩究，毋谓谕之不早也！㉖
  赌博，在任何时代，都是社会的一大毒瘤，“赌博一项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入其中者废时失业荡产倾家，甚至下愚不移之人流为偷儿乞丐。并有大家子弟纨袴无知，被匪人勾引入局，其始犹畏人知，迨日久习惯遂甘为浪子，终身不悔，辱身贱行，致为门户之羞。种种弊端不可胜数”。同治年间有人论及：“赌风日炽，天下皆然，惟粤东为尤甚。然赌局之盛设，未有不由门丁吏役之纳贿舞弊也。”㉗吏役参与赌博已经成了社会不安定的顽疾。
  苏州府长洲县有巨猾冒充按察司役差，每次值班的时候让别人替他，自己从不前往，专门诱惑别人前来赌博。他的住宅“深而曲，重门复室，入者辄迷”，俞德渊把事情原委弄清之后，密告时任江苏按察使林则徐。两人定计来诱捕此巨猾，“传言臬署有剧务，须某役自来面授机宜。某果自往，林公手一函付之曰：‘亲持去见长洲俞使君，手授之，有复书，当即携归。’又遣一役与某偕至君所，君启视书曰：‘此事须吾自办，汝二人且稍待。’乃留二人于便厅，使人潜守之”，将巨猾稳定后，俞德渊带领数名衙役，到他家分路搜捕，“得倡优及聚赌诸人归署”。巨猾开始很狡辩，后俞德渊让诸赌徒上堂，他扣头服罪。俞德渊此举，给长洲县的赌徒以巨大的震慑作用，赌风得到遏制。
  俞德渊在江宁城内的东役差、牌楼、钞库街、东水关、小西湖、铁作坊、钓鱼巷、牙巷、仓巷、油坊巷等处地方实地调查，发现有很多无赖、匪徒在此聚集窝赌，其中不乏有科举功名在身的名门旧族，他认为这扰乱了社会治安，影响江宁作为省会的形象，下令禁赌。
  市井少年呼朋引类沉湎其中，输则愤而不甘，赢则贪而忘返。且匪徒群居夜聚晓散。其中往来杂沓，实为淫盗之媒，言之可羞，闻者生愧。而窝赌之人或青衿自护，或密室深藏，方且自谓得计，罔恤人言，遂致顾忌毫无，廉耻尽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受害者不知凡几，言之深堪痛恨。本府访闻既确，何难立饬查拿？惟念一经到官身败名裂，不忍不教而诛。且不欲遽将名姓揭诸通衢，以冀及早回头，幡然自省。合亟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府属生监、商贾、军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务宜痛改前非，祖父诫其子孙，兄叔勉其弟侄，邻里乡党不时提撕，亲戚朋友互相劝谕。倘能及时猛省，仍不失为善良。如敢仍蹈前辙，以赌为生，其中或有赌博屡输无以取偿；或父兄不能劝导，许赴本府及有司衙门据实自首。除将窝赌者尽法惩治外，准将自首之人输钱免追，并宽其赌博之罪。其邻佑保甲从前失察既往不咎。此后如能首告，定当从优奖励。倘有受贿徇情扶同隐匿，一经访拿或被他人告发，定一并从严究办。亦不得因有此示诬告良民。借图扰害均干重咎。各宜凛遵。㉘
  禁谕一出，很多赌徒有所收敛，但仍有很多大族自恃有权有势，不加理睬。江宁有一个巨富开了一个赌场，名“大赌窑”。参加赌博的人员皆为高门鼎族，杂以歌伶盛伎。“门数重，每门有阍者守之。整肃若官府，其厅事宏敞，常有数人列坐，衣冠甚伟。见者疑为贵官。仆从数十辈，更番侍墀庑闲以备不虞。”历任知府都想清除这股毒瘤，都没有根治。俞德渊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探知衙役中的傅槐也在其中赌博。前一天晚上，令江宁属县上元、江宁二县令挑选干练衙役八名，“明日诣府听事”。又在府衙的衙役中挑选八人，密写朱签，把参与赌博列其中，有二十余人之多。抓捕之日，呼傅槐至，说：“汝事勿瞒我，汝同党二十余人，吾尽知其名。今即使汝往捕，捕全贳汝罪，脱一人当杖杀汝。”又叫十六名衙役，每人授以朱签，让他们按名抓捕，“并搜出违禁诸物。内职官十六人，皆愧悚无地，匐匍谢罪，各薄惩而释之”。
  俞德渊的为政之道是高明的，先出禁谕，晓之以理。如果禁谕不起作用，再选择赌风较甚的集团，“出其不意，指明捕之，或自往捕之”。江宁的赌风在其手中得到遏制。
  制钱，指明洪武以后官局所制的钱，因形式、文字、重量、成色都有定制，故名。㉙清朝沿用了明朝的制钱制度，然而，民间的私铸货币屡禁不止，如行钱、市钱、中钱等名目，这严重威胁了清朝货币的稳定，俞德渊则力行禁止。
  长洲县境内的黄埭、望亭等处的曹二观、黄显章、王关林、张凤观、毛仕芳、陈汉如等俱以织席为谋生的手段，到县衙告状，称“口口口口口口成到镇上牙行销售，觅利糊口。缘有奸牙吴正聚、李道成、李南山、程大通、韩洪源、董汉策、李福山等凡遇口口口口口口扣九工串，如若成千，必将洋价高抬，朋比把持。是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环求藩宪，荷蒙饬县示禁在案，不意久远，已废章程，牙等故智复萌，较前尤甚。钱串每以九十作百，银洋扣串之口口口口口习成风，机户烦言，聚行勒扣，情迫复又禀县。虽蒙出示晓谕，制钱十足，银洋不得高抬，无如牙户通同射利，口口口口口并不裱糊”。文告均张贴在黄埭、望亭等处的墙壁之上，风吹雨打，毁坏殆尽。牙行收购织席，“非但钱串扣勒，竟口口口口口口沙壳，硬欲收席，向理则概回不收”。俞德渊认为“似此奸牙，结党勒剥，直使业懦谋糊绝命，不求恩赐给示勒石永禁”，事态的严重让他认识到把文告刊刻成石碑的重要性，得到上级的批复。
  奉批：
  牙行短扣，口口藩宪批县究明饬禁有案，仰长洲县即查照详案给示勒石谕禁，以垂永久等因到县。查此案前据杨宝口口口口口口，八月赴藩宪衙门具控，业经前县训断详定，嗣后席店买卖出入钱文，概用足串，不得再有九二九四口口口口口口价，毋许克扣短少，取具各席行切结示禁在卷。嗣于本年七月，复据曹二观等，以席行吴正聚等故智复萌，口口口口口十为一百，理说据辱等情，具呈。又经示禁在案，兹奉府宪批词，合行给示勒石永禁。为此示仰阖邑席店买卖出入后，机户织席赴行投卖，该行代客收席，出入钱文均遵定例，概用足串制钱，不得掺和沙壳禁钱㉚，如用银洋，口口口口口如再克扣串头，希图渔利，许该机户指明禀县，以凭严究，机户人等亦不得借端滋扰，各宜凛遵毋违，特示遵。机户沈长观、曹大明、孙喜观、孙天敬、杨五口、王玉口。
  道光四年（1824年）十月口口日示㉛
  江宁的私钱问题也很严重。俞德渊上任后，访查得知，城市交易搀使私钱，并以钱之大小定货价之低昂。他认为：“殊不知私钱一行百物昂贵，奸商借以获利，小民因而受害。且江宁省城为各省水陆通衢，不特本地私铸难保必无。且必有奸民在外贩买载运来江，以致私钱流布用之不竭。但长此搀和行使，既于圆法有害，且贫民苦累无穷，不能不急除其弊。其除弊之法本拟多派委员，在市缠周历巡视，见有私钱不论多寡即行拿送究惩。第恐办理不善，反兹扰累”。他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了下列做法，以文告示之：“惟有仿照苏城上年办法，先令尔等各行铺户，各自议立规条，互相禁用，彼此稽察。如有规利营私者，即照规查办，抑或送官究治。如此齐心合力，认真查办，则私钱不须官禁自然尽绝，且无人行使。凡私铸奸贩之徒，俱无可售之处，定各灰心，不敢复作此违禁之事。特亟剀切示谕，为此示仰合属军民行铺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凡各店铺户人等，务宜公议规条，熟筹禁绝私钱之法，庶、商、民均受其益。至行使小钱之弊，惟钱铺经纪尤甚，尔等须各自爱身家，遇有买卖交易，务一律行用制钱，不许搀搭私小。再有行钱、中钱、市钱等名目，如敢愍不畏法，视本府诰诫为具文，仍蹈前辙公然行使，或被人告发，或由本府访闻，定即查拿，照例究办，并将钱牙人等从严治罪，断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也。㉜”
  俞德渊的办法就是让商人稽查商人，这种立法最为巧妙。如果凡事经过吏胥之手，便要滋生很多弊端。商人只是考虑利益，却不考虑行用私钱的危害，已经收进的私钱，怎么可能不用呢。如果让他们互相监督，事半功倍。
  参与东南三大政
  东南三大政指河工、漕运、盐政。清朝末期，三大政的弊端日趋明显，当时的地方大员孙玉庭、魏元煜、蒋攸铦、陶澍、林则徐、梁章钜、贺长龄等对三大政进行了或多或少的修正及局部的调整。俞德渊在江南为官十几载，被牵扯进了东南三大政的调整，最终在两淮盐运使的任上劳累过度而死，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河工
  道光三年（1823年），江苏很多州县遭受水涝。俞德渊受林则徐委派，总理水利总局，协助他疏浚三江（黄浦江、吴淞江、浏江）水利。道光五年（1825年）六月，两江总督魏元煜、江苏巡抚张师诚在《奏为验收江震等县水利要工如式完竣恭折》中道：“计开知州衔长洲知县俞德渊：该员专管水利总局，经理得宜，劳绩昭著”。七月，两江总督琦善、江苏巡抚陶澍在《奏为复堪黄浦一路水利工程查验如式并将办公各员复核定议折》中道：“专司总局之知州衔长洲县知县，现升补苏州府督粮同知俞德渊，实心实力，经理尤为得宜，应请旨交部从优议叙。”㉝在苏州，浚理黄浦上游各淤。道光九年（1829年），俞德渊会同江苏布政使梁章钜，督同上海、青浦、嘉定三县，开造挑浚吴淞江河道、并估筑柴土各坝长宽高深丈尺、需用银两等简明清册，送交两江总督蒋攸铦、江苏巡抚陶澍。㉞在江宁，建议疏浚省城内外水利，先自塞洪桥至北河口，次自石头城至草鞋夹，次及秦淮青溪、运渎、城壕。
  （二）漕运
  漕运担负着往北方输送粮食的重担。道光四年（1824年），高堰决口，漕运被阻。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提出暂时以海运来运漕粮。陶澍提拔俞德渊为苏州府督粮同知，让他总理在上海设立的海运总局。俞德渊撰写《酌拟海运未尽事宜》《酌拟交兑新运事宜》等，本可以有一番大的作为，但因其母去世，回家守制三年。虽然他总理海运总局的时间很短，却提出了海运章程，给海运的后续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海运成功之后，“仍以君名达，得旨加知府衔，尽先升用”。
  （三）盐政
  清朝末期，盐政的问题很棘手。清政府本拟杨振麟任职两淮，他却不到任。盐政急需人手，陶澍推荐俞德渊任两淮盐运使。他在任两淮五年，为盐政付出了自己的所有精力，以致精力骤衰。陶澍曾言：“得君耗，不禁失声，如丧余之右臂。”
  俞德渊就任两淮盐运使后，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减科则、平引价、浚场河、严透漏、治枭匪、运积盐、恤灶户、赈场灾。这些举措使得积弊悉除，库贮渐裕。
  道光十一年（1831年）二月，俞德渊到任两淮，正缝辛卯纲盐开纲。很多盐商争相交纳纲盐的引税，这是给国家纳税的好事。他访查得知，运司衙门的衙役以及地方上的无赖之徒，以开纲的第一天为“头桥”，竟然向交纳引税的盐商索取贿赂，名为“讨喜”，其实就是讹诈，致使很多盐商不敢前来纳税，“甘避‘头桥’之名，不敢首先上纳。此种恶习亟待重惩。除饬委首领官严密访查并派差头随时拿究外，合宪出示严禁”。俞德渊感到事态严重，发布禁谕：“毋论何色人等，不许仍沿旧习，如有以‘讨喜’为名需索商费者，该商厮即扭交差头送至首领衙门枷号示众。如该商厮借名浮开，一经查出并于严惩。本署司言出法随，各宜凛遵，毋得轻为尝试。㉟”
  两淮盐政的一大弊病就是浮费过多，俞德渊上任后，力加裁撤。浮费又称为“盐规”，有在口岸之盐规，如湖广、江西、安徽、河南各省，上下各衙门的岸费即为盐规；有在扬之盐规，即盐政运司衙门的月费供应。各口岸之岸费很难减少，他认为：“今楚西各省岸费虽奉星使裁减，究属阳奉阴违，依然如故，缘地隶隔省，不惟运司之权不能禁，即总督之威亦无所施。且商人行盐岂能不仰借州县，若地方官毫无所得，则商人之鱼肉更多。此其所不能尽去者势使然耳。”两淮盐运使司的月费十余万两银子，为商人所支送，一概裁除殆尽。月费为钦差大臣奏请裁撤，他到任后，只留下巡费一项，这是为缉私赏号所用。㊱“即如裁费一事，扬州办贡、办公之费减存三十三万。汉岸公费减存三十八万。江西减存十七万。今计上年用项，扬州用二十四万有零，视原减之数又减矣。汉岸则用八十余万，较原减之数多至四十余万矣。江西则用三十余万，较原减之数多至十余万矣。”㊲
  为了禁绝船户水脚夹带私盐影响正常引盐的销售，他规定必须雇佣有编号的船装盐，“商人捆盐上载听其在于编定四百六十五只船内自行雇觅，报知监掣并委员人等配合引数上载，总须将船装满，不准留有空舱致多夹带”，如果所雇的船不在编号之内，“即由委员接连已编之船挨次添入，仍将自一号起至几百几十号止、某号装引盐若干、注明船户姓名，先造总册二本申赍，以凭另委大员抽查”，此办法最大的妙处在于“挨装载后量明水迹，加烙火印开行”。㊳这样就给沿途检查的官员提供了依据，水脚夹带私盐得到遏制。
  这种措施施行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新的问题。俞德渊在调查后得知，盐商雇佣的船，并不是随时禀报，而是直接装盐，并以上次装盐数为准，这就叫“顶单”；或者听任船户在船底夹带私盐。他认为种种弊端实在是可恨，又查询了以前历届开江盐船的情况，“多系大船小载，官引之外夹带脚私，更有沿途跑风诸弊。兹若仍以上届装载引数即为此次成规，是明知有弊姑事包容，殊非核实办公之道，况不先行量验。俟装满再行诣查，则舱底之有无私盐无从得悉，即火烙印志亦难作准”。他认为这种互相串通作奸的事情必须严加惩办，除了淮南盐掣厅暨各委员并谕商一体查照外，一体出禁谕严禁。
  为此示仰商伙商厮及埠头船户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凡有商人雇定船只，即由该商厮埠头呈报南掣厅会同委员亲诣丈量各船口宽深丈尺，计受载若干引，先行登簿编号以凭稽查，仍俟照号装足报候该厅复验。于船之两旁前后针对加烙火印，并给挂粉牌，注明船户姓名、籍贯、装盐实数，请给桅水订发引目开行，务各遵照办理，不得稍有违玩。倘该商厮及埠头仍不先行禀报遽行上载，该厅查出即行严惩示儆。所有随同查验人役亦不得稍有需索，致干拿究，各宜凛遵。㊴
  按照惯例，盐商请运引盐，由盐运司衙门发给皮票、桅封水程等票。皮票为赴盐场捆盐的凭据，桅水为船只开往销售口岸的凭证，都属于政府颁发的证件，不允许弊端存在。俞德渊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个怪现象，商厮中有代替盐商交纳盐税、领票的人，名为“走司”。这些人往往将领到的皮票、桅封等证件，在外抵押成银钱，却借口说证件尚未领到，致使盐商要等待很长时间，不能够及时捆盐出场，去往销盐区。这种恶习长期下去，对两淮盐政的危害是很大的，俞德渊发布一个告示，禁绝此种现象。
  查商人运盐销售，国课民食攸关，一切请运开行，自应迅速为贵。商厮乃商人雇倩奔走之人。凡代商请领之件，自当即时交商，俾得速为转运，何得私行质押？以致行运稽迟。而出银受押之人既有资本，何事不可营运？乃典质官物自罹于法，亦属愚昧不堪。本司访察既周，除谕知商人留心查察外，合亟出示严禁，为此示仰商厮及受押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各宜急公畏法，痛改前非！倘敢玩违，仍复私相质押，一经本商查明呈首，即另给皮票、桅水等件，俾速重运开行；一面严提出押商厮及受押人等从严讯究，追出原领，官件销毁，并将所押之银追出充公，仍各照例严惩以昭炯戒。本司言出法随，各宜凛遵，毋贻后悔。速速！㊵
  灶户是两淮盐区最基础的生产组织，时常有抗议纳税的行为。道光八年（1828年），蔡行芳、李正方、曹舜斯等纠众抗粮打毁场书房屋，押解到省府审问。经俞德渊审讯完毕后，将蔡行芳、李正方均照凶恶棍徒发配四千里充军。他上任两淮后，又有抗税事件发生。道光十三年（1833年）复有灶户曹永春、徐大绅、曹长林、李发祥、曹国华、曹扣松、曹裕喜、曹观保、张兆方、李彩如、曹广业、曹远清、曹云书等纠众抗纳，并持械至场书江琢成家打毁房屋，抢取簿串。此案尚未办结，现在又有曹文、曹国昌、曹顺林、曹明亮等抗欠多季，经该场大使督役亲催，胆敢纠众拒捕，致伤场役多人；更有曹来保挟书役催粮之隙，率众打毁（房屋）并抢取衣物及在官流水印簿，并将在押之盐犯曹群髻子抢去。俞德渊加强对灶户的管理，保证了引盐的正常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