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俞德渊的幼教及进士之路
  赵和平
  俞德渊幼年教育及其早慧
  俞德渊自幼在头闸关帝庙和平罗又新书院读书，虽然家境贫寒，但没有影响他勤奋刻苦学习的信心。他资质超群，少年时代就能吟诗作画，平罗县至今还流传着他早慧的故事。
  俞德渊的爷爷百川公死得早，家里早就少了精神支撑和经济支柱，生活非常贫寒。他的父亲俞盛初虽然“读书聪颖”，但是上不起学，“隐于贾”。俞盛初十分孝敬、孝顺后母杜氏，每次从外面回来，都“携蔬酿博堂上欢”；后母杜氏去世后，又“朝夕依墓侧，寒暑靡辍”。俞德渊的父亲对几个儿子的教育都很讲究方法。儿子很小的时候，就教他们兄弟几个懂得宾主见面时的礼节。几个儿子在外就学于私塾时，父亲每天都考查他们是勤勉还是懈怠。每天吃饭前，父亲授意所有儿子都要朗读，如果做到了，才停止管束。盛初先生的几个儿子都是边读书边耕田，而俞德渊一心有志于读书。他在嘉庆丁卯年高中进士，过了十年凭借翰林的身份去江南做官。凡是他任官职的地方，皆声誉显赫。盛初先生为人心底宽厚，处事谨慎，虽然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但一举一动都表现出儒生的风范，继承了祖先的好品德，又把祖先的好品德发扬光大。俞德渊说：“如果没有父亲的长期教育和培养以及母亲的教诲，我是不会有今天的成就的。”
  当初，盛初先生娶妻唐氏，唐氏早年去世。盛初先生又续娶赫氏为妻，德渊兄弟五人都是赫氏所生养。赫氏非常贤惠，嫁入俞家侍奉后姑，为盛初先生恪尽孝道，抚养盛初先生前妻的女儿，十分有恩情；但督教自己的几个儿子却从不姑息纵容。母亲赫氏做事有爱心、有恒心，常在深夜时分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督促儿子们读书。遇上歉收年景，她带着儿子们吃豆叶做的饭，而把先成熟的麦子做熟了给干活的男人们吃。俞盛初夫妇为了供养儿子俞德渊读书，含辛茹苦，节衣缩食，终日操劳。他们还在头闸的“元庆”“元和”两家当铺里，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来支持俞德渊读书，将改变处境、光宗耀祖的无限希望，都寄托在俞德渊这个儿子的身上。在俞德渊刚刚懂事的时候，父母就在他的心中根植了“读书显扬”的传统思想。哥哥俞德涵比俞德渊年长5岁，早年懂事，耿直善良，因“家贫”而“废学”，为了“以养全家”“贸易西域，藉谋余利”，后来终于使家境有所改善。
  幼年时代的俞德渊，就是生长生活在这样一个收入低微、有时断炊挨饿的家庭之中，生活非常简单和俭朴，身上经常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贫寒的家庭生活和逆境遭遇，父亲的严正孝顺和母亲的勤朴大度以及哥哥的无私高尚，对俞德渊幼年的思想情操和品德修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俞德渊比一般的孩子早熟。俞德渊机敏聪慧，资质超群，少年时代就能诗会画。无论是寒冬腊月，还是炎夏酷暑，他都孜孜不倦，专心读书。由于他自幼“乃一志向学”，不负母心，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学习，刻苦攻读经史，成绩显著，学业早成，文章出众。
  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影响是促成俞德渊成就大业的基础。我们从张作楠撰《俞母赫太夫人七十寿序》一文中记载的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切。俞德渊说：“我年少的时候，故去的父亲对我们功课考察得很严格，必然会要求我背诵所学的课程。母亲生怕我们兄弟几个不能把书读熟并背诵下来，将灯加满油以夜半作为勤奋读书的时限，所以到今天为止，仍然记忆在心里。”俞德渊的饭桌上两种以上的菜肴很少，不穿华贵的衣服，有的人质疑他过于俭朴。俞德渊说：“我年少的时候，故去的父亲偶然得病，家里贫穷，新麦子还没有割下来拉到场上，母亲把先成熟的大麦麦穗采摘下来蒸熟后，将麦粒儿揉下来作为饭食给父亲吃，而她自己却带领我们兄弟几个吃以豆叶为主的粗食，衣着俭朴，将头发结成锥形的髻（我国古老的发式之一），不认识妇女用的化妆品和丝绸是什么东西。这是母亲的本性所在，直到今天为止还是（那个）自然而然的样子。我哪敢突然拥有用黄色的丝绸做成的被子，饱食像猪肉一样的好食品？”
  平罗县头闸中学院内曾建有关帝庙，当年知县王世治支持在庙内开设私塾。俞德渊从8岁开始，进入头闸关帝庙私塾读书。他没有辜负父母亲的期望，相传他在私塾读书时，学习非常刻苦，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起床读书，晚上经常学习到深夜。俞德渊的家距离头闸私塾学堂有好几里路远，据传说每天中午放学吃完饭后，他总是第一个到学堂，利用午休的时间写作文、练书法。时间长了，私塾先生也感到纳闷。有一天中午放学后，私塾先生悄悄地跟在他后面，想看个究竟，结果发现了秘密：原来，他中午放学后，根本就没有回家，而是悄悄地躲藏在学堂附近的渠沟里，喝着渠水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黑馍馍，吃完后又很快悄悄地回到学堂里读书去了。私塾先生看到此情此景，泪水不禁潸然而下，心里难过了好几天。先生从乡邻四舍老百姓那里一打听，才知道俞德渊的家里果然非常贫寒。后来私塾先生与师娘商量，决定让俞德渊住在自己家里，供养俞德渊上学读书。
  在私塾先生的教诲下，俞德渊更加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很快读完了“四书”“五经”等书目，进步很快，学习成绩超众，挥笔能文，出口成章，同时又写得一手好字，乡邻四舍的老百姓都夸他是个好孩子。在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下，俞德渊更加勤奋地努力学习，19岁时考入县城平罗学馆。
  俞德渊的聪慧还表现在勇敢反唇相讥上。听说俞德渊非常聪慧，有位先生不相信，便想试探一下究竟如何。那位先生给俞德渊出了一道题来难为他：“天上下雪不下雨，雪到地上变成雨；早知雪要变成雨，何不当初就下雨。”那位先生说完后，让俞德渊同样对四句。俞德渊想了想，也对了四句：“先生吃饭不吃屎，饭到肚里变成屎；早知饭要变成屎，何不当初就吃屎。”那位先生自知讨了个没趣儿，便悄悄地溜走了！后来，俞德渊考上了秀才，在甘肃狄道州赵宜暄门下设私塾教书。那年甘肃地方上有个杨进士，儿子也考中了进士，因此专横跋扈、不可一世，人们都很讨厌。杨进士为了炫耀自己，过年在大门外贴了这样一副对联：“父进士，子进士，父子皆进士；婆夫人，媳夫人，婆媳均夫人。”俞德渊路过杨进士的家门，看见了这副对联。他先是露出了鄙视的神态，紧接着又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到了晚上，他见四下无人，就悄悄地在对联上加改了一些笔画。第二天一大早，进士的门前围满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他们有说有笑，议论纷纷，大家都称赞：“改得好！改得好！”门外的吵闹声惊动了进士老爷，他连忙打开大门一看，立即昏倒在门前的台阶上。原来，进士门前的对联被改成了：“父进土，子进土，父子皆进土；婆失夫，媳失夫，婆媳均失夫。”
  俞德渊科举进士的艰辛路
  清代科举考试的程序比较繁琐复杂，分为院试①（含县试、府试）、乡试②、会试③、殿试④四级科考，每三年进行一次。殿试之后等待参加朝考⑤。晚清知识分子，特别是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必然要走上这条传统的考试道路。如果在24岁之前能够成为生员，一般可望到31岁时在乡试中考取举人，大约在35岁上下通过会试成为进士。尽管如此，为了考取进士，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数年在科考场上进行激烈的角逐。正因为这样，在清代的进士中才涌现出了一大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等诸多方面的著名人物，如状元实业家张謇、探花政治家张之洞、探花文史家商衍鎏、会元军事家谭延闿、进士国际名人蔡元培等等。
  俞德渊就是这些有作为进士中的一位，他考上进士的年龄是38岁。当时全国的举人共有1.8万名左右，进士共有2500名左右，翰林约有650名。按官制，全国的职位大约有2万名文官和7000名武官。其中包括2000名左右的基层行政官员的职位，以及1500名左右的教职。在清朝近300年的历史中，朝廷先后举行过112科会试，历科会试按名额录取的人数也不一样，共选取了26391名进士，他们是中国清代的人才精英。由此可见，能够获得进士称号是何等的艰难？何止是“十年寒窗苦”？千百万童生要想在这种金字塔式的体制中谋得一官半职，要想一级一级爬到正七品知县、从四品知府、正四品道员以上，谈何容易？他们辗转于各个考场，每三年一届，一届一个台阶，甚至数届一个台阶艰难地向上攀爬。不少人中途被淘汰，许多人还为此耗费了大半生时光，有的甚至到了八九十岁才方得进士功名。屡试不中者不乏其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真才实学，不可能通过四级考试。龚自珍辞官返乡，途中有感：“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那么，俞德渊中进士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因素是什么呢？据《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载：雍正四至六年，川陕总督岳钟琪督理察汗拖户工程，侍郎通智、单畴书等奏请皇上，在原新渠县遗址增设宝丰县时提出：“招徕人民虽有四千余户，读书士子尚属有限，建议停设学校教官。”雍正皇帝考虑到这里也有许多读书之人，如果必须等到人们读书蔚然成风之时，再开始实行考取制度，恐怕将会阻断远方的士子读书上进的阶梯。因此，皇帝颁布御旨：“将两县中现在读书愿就考试者，许其附入临近州县内考试，酌量加额收录入学。等待两县人文渐盛，建学设官之日，仍行拨入本学，庶为妥协。”因此，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在俞德渊的家乡平罗县，就已经建立了鼓励参加科举考试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俞德渊实现了科举考试的愿望。
  俞德渊同清代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在科举道路上艰难地攀爬。按照当年文童考试之例规定：当时平罗县考试最多允许录取生员16名。俞德渊名列全县第一，考取了生员，入平罗县兴平书院读书。兴平书院亦称“平罗书院”或“又新书院”，原址在今平罗县城关镇第一小学。当时俞德渊是书院中年龄最小的秀才。在兴平书院读书期间，俞德渊能够熟练地阅读八股文章，熟读诸子百家和程朱理学⑥。俞德渊在兴平书院里苦读，完成了他的求学生涯。学习期间他从书本中得知，清代平罗县第一个荣登进士榜的人是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赴京师参加会试的丁丑科举人杨魁甲，及第后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来被任命为山西省吉州知州。从此，俞德渊对杨魁甲敬慕不已，更加用功学习，下决心要金榜题名。
  童生考试录取后，准予俞德渊进入平罗县学读书，以备参加高一级考试。嘉庆五年（1800年），俞德渊经过考试获得优秀等次，由公家发给膳食津贴。嘉庆九年（1804年），朝廷规定从乡小学举荐贤能升入国学。当时陕西和甘肃两省合省，乡试考场设在西安。从平罗到西安两千多里，全部都是陆地，没有舟船行走之便，士子中有到老不踏科举考场的，俞德渊是当时已经注册入学的生员。嘉庆十年（1805年），俞德渊因家里贫穷，正在家乡头闸私塾当教书先生，以挣取肉干养活家人和自己，没办法前去应试。时任平罗县知县王楚堂看好他的文章，劝他前去应试，他就答应了。随后他在王知县的帮助下，跋山涉水两千多里前往西安参加陕甘秋闱。
  嘉庆十二年（1807年）逢丁卯年乡试，29岁的俞德渊在这年八月初九日至十五日顺利参加了陕甘丁卯科乡试，中式第60名举人，与陕西周至县人路德、宁夏中卫县人马腾霄约为同年。程国仁（字济棠）和卓秉恬（字海帆）两人担任俞德渊的主考官。“乙榜⑦”贴出后俞德渊榜上有名。按照乾隆三十八年定制：“甘肃宁夏府乡试，向编丁字号，每科额中二名。”在陕甘乡试中，宁夏府属照例另编字号，应取中二名。因知照内帘咨文，将“二”字误写为“一”字，以致少中一名。因此，在这次考试中，俞德渊是宁夏府参加陕甘乡试的生员中，唯一一名考取举人的秀才。据王楚堂《云翁自订年谱》载：“丁卯月课，有马生光祖、俞生登渊为能文士。七月举宾兴礼，赴乡闱者十八人。是年应科举者较盛，榜发，俞生登渊（更名德渊）得中，后成丁丑进士，由庶常出宰吴中，有政声，荐升至两淮运使，实为一县人文之冠。”⑧
  俞德渊中举后，即成为国家纳编的官员，开始享受着国家的俸禄，他的父母亲自然分外高兴。同时他也取得了去京师参加会试的资格。大约也就是这个时候，父母亲兴高采烈地给他张罗了婚事。俞德渊的妻子安氏娶进门后善理家务、孝敬公婆，对俞德渊体贴入微，特别是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为他分忧解难。他们伉俪情深，终生不渝。中举之后，他更潜心备至，临窗苦读。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为座右铭，高悬书室，以望皇科开考之日一展宏图。这时的德渊已是满腹经纶，虽不能说出口成章，却也能烂熟于心。把当时诸家典籍、四书五经融会贯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也会玩弄，可谓饱学渊博之士。
  嘉庆十二年（1807年）年底，俞德渊在父母和家乡父老前辈的鼓励下，告别家乡前往京城参加次年二月的京师会试。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远涉京城求取功名，心中自然充满了激情和幻想。一路上他越过咆哮的黄河，翻过险峻的高山，祖国的锦绣河山尽收眼底，各地的风俗民情一览无余。俞德渊心潮澎湃，壮志在胸，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同时，这次远行使他对积贫积弱的国家，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民间土地荒芜、灾祸横溢、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情状，令他睹之心郁，他更加渴望能一举成功，以便为国为民效力。嘉庆十三年（1808年）二月朝廷举行礼部会试，俞德渊赴京赶考，与这次中式的姚莹、林培厚等人一起参加了考试，未中式。榜上无名，脚下有路。落榜并不可怕，他按照父亲的意愿滞留京师，跟随绍兴籍翰林瞿昂（字子皋）继续深造。
  嘉庆十四年（1809年），妻子为他生下爱子葆素。嘉庆十五年（1810年）十月三十日，父亲病故于宁夏县张镇堡俞德渊的姐姐家，父亲的去世他全然不知。嘉庆十六年（1811年）夏天，父亲去世的噩耗传到京城，俞德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心情万分悲痛，日夜兼程赶回家里，跑到父亲的坟前哭得死去活来。父亲去世后家里越来越穷，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养家糊口的东西。他不得不到省城兰州艰难地做着小本生意，将挣来多余的钱拿回家中奉养母亲。九月，俞德渊赴甘肃省“兰山书院”，被狄道州赵刺史⑨聘请为私塾里的教书先生，一边在“兰山书院”进修学习，一边当教书先生养活自己。兰山书院是甘肃最大的一所省立书院。尽管如此，俞德渊仍然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
  嘉庆十八年（1813年）冬，俞德渊与同行者一起从甘肃省城兰州回到家乡，时已服阕，本拟上京参加会试，但因“川资无措未果行”。嘉庆十九年（1814年）暑期，应平罗县黄廷绂知县的邀请，担任了平罗又新书院的主讲老师。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九月，俞德渊从家启程，再赴礼闱参加次年二月京师会试。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逢丁丑科，京师会试在贡院如期举行，由礼部尚书姚文田⑩主持。在这次会试中俞德渊中榜。四月二十一日殿试开考，俞德渊沉着应考，表现得十分出色。他回答了嘉庆皇帝提出的经义、时务等问题，思维敏捷，才华横溢，引经据典，出语不凡，很受皇帝赏识。“甲榜（两榜）”贴出，全国共考取第一甲进士3名；第二甲进士100名，第三甲进士152名。状元吴其浚，榜眼凌泰封，探花吴清鹏，传胪孙如金。俞德渊（原名俞登渊）考中第二甲第58名进士，赐同进士出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入词馆研习清书，继续深造。
  京师殿试发榜后，俞德渊回顾远行京师考取功名的酸甜苦辣，感到非常欣慰，期间他接触了许多社会实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求取了功名，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他到翰林院庶常馆供职，安心研读清书，以望有更大的抱负。在京城学习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利用位于京城东郊民巷翰林院储藏的大量书籍，不断丰富自己，不但了解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要政及其沿革，而且还往返于文源、文汇、文宗、文澜、文津等七阁书屋，饱读《四库全书》。悉心钻研行政、军政、刑政、盐政、漕务、河工、水利等方面的实际学问，还深入研究了经学、天文、历算、地理、音韵、训诂等知识，汲取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品。所读之书主要有《御制日讲四书》《御纂周易折中》《圣谕广训》《御纂朱子全书》《御批通鉴纲目》《御制诗初集》《御制诗二集》《御制文初集》《御纂春秋直解》《御纂周易述义》《御纂诗义折中》《二十一史》《十三经》《科场条约》《学政全书》《乐章》等。编著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的资料显示：“嘉庆二十四年（1818年）闰四月初八日，俞德渊获得保和殿朝考二等第三名，著以知县即用。”不久，俞德渊就被选授为安徽建平县知县。
  俞德渊试办道光漕粮海运
  赵和平
  漕粮海运是漕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利用海道调运粮食的专业运输事业。漕粮运输担任着封建王朝、皇室贵胄、朝廷官僚、驻京内外卫戍部队几十万人的生活必需品和粮食供应运送任务，封建统治者历来高度重视。清廷也一样重视粮食运输保障，官员在履职中不能令皇帝满意就有可能被革职。清初探花叶方蔼、翰林秦松龄都曾因为欠收赋银而被革职；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欠皇粮而被革退的江南大小绅士多达1.4万人。道光年间，清廷对漕粮海运做过一次尝试，俞德渊受陶澍委派负责指挥和亲身参加了这次漕运实践。
  道光海运的时代背景
  唐宋以来，南粮北运成为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清承明制额征漕粮，供皇室官员和八旗兵丁消费，每年经运河运抵“京通二仓①”的粮食约有300万石，此举在朝廷财政支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清中叶吏治腐败加剧，漕政日趋败坏，交仓粮额日减，质量下降，弊端增多，各种问题纠葛掣肘，漕运体系成为一个实施贪污的网络，导致河运漕粮难以维系。清朝前期朝廷曾多次策划海运，但由于种种限制未能奏效。
  嘉道时期，江南地区是清廷钱粮的重要来源区，各种矛盾尖锐复杂，尤其是影响国计民生的河工、漕务、盐政“疲敝之极”，改革呼声很高。江南要员陶澍“以一身为江淮保障”，与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陈銮、俞德渊、王凤生等经世学者和官吏们团结一心，共同进行改革。江南名幕包世臣曾在嘉庆九年（1804年）首倡漕运主张，但两江总督勒保等人会奏“不可行”，故嘉庆帝始终未提海运之事。
  鸦片战争爆发前实行海禁，漕粮河运又时通时阻，运输过程弊病丛生，清廷十分头痛。道光初年黄河淤垫，黄水倒灌，运道更坏。至道光四年（1824年）冬天黄河水涨，洪泽湖决口，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江苏高邮、宝应至清江浦一段漕船搁浅，河漕受阻，苏北运河河道不通，京畿地区粮食供应出现严重危机。吏部尚书文孚等人献策引黄济运，但因黄河水携带大量泥沙灌入运河，后患无穷，于是海运呼声又起。监察御史查元偁［chēng］上奏以沪商船只买米运京而被驳回。
  道光初年，实行海运的条件逐步成熟：熟悉运道和改进工具，加上海运有利可图，官督商运的海运便应运而生。上谕两江总督孙玉庭、江苏巡抚兼漕运总督魏元煜等人讨论海运事宜，孙、魏二人惧于更张，找了个“涉险创行，殊无把握”“借黄济运”的理由，借口以“盘坝②较之海运为稳妥”入奏，导致费银耗时，耽误大事。四月初十日，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上奏《筹漕运变通全局疏》，指出解决漕运危机只能“暂雇海运，以分滞运，酌折额漕，以资治河”。魏元煜却说“事关创始，容臣再督饬司道详晰妥议”。琦善上奏百万银两化为乌有的实情后，皇上大怒，指责魏元煜“首鼠两端，意存推诿，殊非实心任事之道”。魏元煜、孙玉庭等一系列官员获罪被遣。
  俞德渊参加漕粮海运
  英和的奏疏得到了皇上的欣赏和琦善与陶澍的支持。上谕：从明年起江苏漕粮全部实行海运。由此开始了清代首次海运。道光五年（1825年）五月，上谕山东巡抚琦善前往江南查勘河工，摸索海运。为加强海运派力量，成功举办这次海运，皇上对江南封疆大吏作了大幅度调整：调任极力主张海运的琦善为两江总督，将江苏巡抚张师诚与安徽巡抚陶澍进行了对调，让琦善和陶澍总办这次漕运。陶澍接到皇上命令后，由水路赶赴江苏，途中对清江浦河运情况进行了视察。六月二十日，陶澍在清江浦见数万运夫挥汗如雨，加紧盘坝运米，漕运情况之艰难超出了他的想象。陶澍在清江浦拜会琦善后，两人商定派布政使贺长龄赴上海筹备海运。陶澍在船户中发布了著名的《筹办海运晓谕沙船告示》，详细列举了海运对船主的好处，并郑重承诺：“一切便宜，断不稍滋牵累”。陶澍亲赴上海调研后，提出了江苏大部试行海运的主张。
  七月，陶澍向皇上作了详细报告，论述了海运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坚定了皇上试办海运的决心。上谕次年在江苏四府一州③试行海运，由江苏海运至天津。七月十日，陶澍由华亭赴上海，与贺长龄议定水脚雇值及剥兑章程。七月下旬，琦善和陶澍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同时在天津设立海运分局，派道府丞卒携带案册经费北上，会同理藩院尚书、漕运总督穆彰阿为验米大臣，主持海运漕粮验收，防止经纪人勒索刁难；会同直隶总督负责验收漕米；确定邹锡淳、李湘臣、王有庆等为随船交米委员前往天津。海运总局担负了组织筹划和开展运输的全盘工作，八月十三日刚刚升任苏州督粮同知的俞德渊，被派往处在海运一线的海运总局，与李景峄一起“总揽其役”。魏源《道光丙戌海运记》载：“道光五年海运之役行之仓猝之余，试之百六十余万之粟，倏抵太仓而民不知役，国不知费。初，四年冬高堰决、运道梗，中外争言济漕之策，或主借黄，或主盘坝，发言盈廷，罔所适从。天牖帝心，有开必先，则有首咨海运之诏，群疑朋兴，葸沓苟安，匪曰风飓，则曰盗贼；匪曰霉湿，则曰侵耗；造募则曰劳费，招雇则曰价巨，以暨屯军之闲散，通仓之勒索，争先为难，百议一喙，坐失事机，自春徂夏。既而借黄盘坝皆病，天子喟然念东南民力之不支，是用畴咨于左右辅弼之臣。于是协办大学士臣英和奏言：‘治道久则穷，穷必变，小变之小益，大变之大益，未有数百年不敝且变者。国家承平日久，海不扬波，航东吴至辽海者，昼夜往返如内地。今以商运决海运，则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虞，霉湿侵耗不足患也；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更筹也。至于屯军之安置存乎人，仓胥之稽查存乎人，河务之张驰存乎人。矧借黄既病，盘坝又病，不变通将何策之出，臣以为无如海运便。’诏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议。于是臣琦善自山东移督两江，臣陶澍自安徽移抚江苏，咸奏请以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诏曰：‘可！’是秋，臣陶澍暨江苏布政使臣贺长龄先后至上海招集商艘，宣上德意，许免税，许优价，许奖励，海商翕然，子来恐后。爰设海运总局于上海，以川沙厅同知臣李景峄、苏州府督粮同知臣俞德渊董之，与道府各臣共襄其事。又遣道、府、丞、倅先赍案册及经费十余万，由陆赴北，与直隶执事官各设局天津，而钦差理藩院尚书臣穆彰阿为验米大臣，会同仓场侍郎驻天津，与直隶督臣共筹收兑事宜。于是南北并举，纲挈目张。”
  俞德渊同陈銮（松江府知府）、李景峄（署松江府知府、川沙厅同知）一样，成为以陶澍、贺长龄为首的改革派核心人物和试行漕运最高组织者的支持人和实践者。魏源在当时则为贺长龄的重要幕僚。俞德渊到任后亲手制定章程，联系雇佣商船，操办具体的漕运事务，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并于道光五年（1825年）写成了《酌拟交兑新运事宜》；道光六年（1826年）写成了《酌拟海运未竟事宜》。在漕运实施过程中，基本上都按俞德渊拟定的具体方法进行操作。这两篇文章后来被路德收录在俞德渊《默斋公牍》著作里，保存至今。俞德渊在文章中称：长洲、元和、吴县漕米折价，“长短不齐，长价至四两而止，皆系贫民小户；短价自二两以外，至三两上下不等，俱系富绅巨族，衿监捐职亦在其中，门户愈大，完米愈多，而价愈短。”可知此时苏州完漕已有长短价名目，且固定地分属“民户”与“绅户”，愈系大户，其应完漕粮中以本色缴纳的部分愈多，折色负担愈轻。
  俞德渊笔下的这些条程，变成了琦善决策的重要依据，他专程赶赴京口与陶澍及贺长龄逐条计议。九月初二日琦善上奏《筹议苏常等处漕粮请由海运并酌定兑收章程》等六条：1．沙船运送漕粮酌给耗米。2．漕粮无故缺损令船主赔补。3．验米交米专派大员经理。4．海运漕粮饬沿海水师巡防。5．海运船商分别奖叙。6．河运漕船酌加调剂。十二月初五日，琦善等人再次上奏，报告海运所需商船已经全部雇好，并坚持海运应以天津交兑为竣事，万无再运通仓之理。这都基本源于俞德渊一线调研的最可靠资料。
  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一日，海运船队从上海出发，直抵天津，从速交卸漕米，装运货物顺趁风汛返回上海，月底以前海运任务全部完成。据俞德渊、李景峄的报告称：“自四月初六至十九日，已有回空沙船31只。”六月初五日，俞德渊参加组织第二次海运，“前后用沙船及浙江蜑船、三不像船共一千五百六十二只”，“通计装载正耗各米共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石”，成功地实现了漕粮海运。在陶澍统率下，贺长岭、魏源、包世臣、俞德渊等改革派共同设计、统一指挥、具体操作，使漕粮海运取得了震惊朝野的效果。六月十七日，皇帝赐大藏香十柱和匾额“以答神庥④”。他们虽然将海运的成功归功于“上苍”的保佑，但同时也揭开了论功行赏的序幕。就在这时，俞德渊得知生母赫氏已于道光五年（1825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原籍逝世的噩耗，循例丁忧服阕。
  漕粮海运成功实现后，道光帝论功行赏：英和赏紫缰议叙，琦善、那彦成议叙，陶澍赏戴花翎，穆彰阿加二级。办事人员经琦善、那彦成题奏，嘉奖多达130人，俞德渊就是其中一个，他被补授为常州府知府。时任上海县知县的武念祖才识平庸，“于办理海运不甚相宜”。八月二十七日，琦善和陶澍决定撤回武念祖，向朝廷奏报推荐了回籍丁忧的俞德渊担任上海县知县。皇上谕旨：“俞德渊赏加知府衔，遇缺升用，俟服阙引见后，遇缺升用上海县知县。”截至九月三十日，海运之米全部由天津转入位于京畿东南部、京杭大运河北端的通州仓库，海运到此结束。道光七年（1827年），皇帝以“河湖渐臻顺轨，军船可以畅行”为辞停止海运。至此，道光年间第一次漕粮海运（道光末年还有一次）画上了句号。
  俞德渊参加淮北票盐改革①
  赵和平
  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国历代政府均以专卖和重税为手段，对食盐的生产、加工、运销、利用进行严格控制，使得储量极为丰富、生产价格非常低廉的食盐变得十分昂贵，也因为食盐的生产价格和销售价格之间的差距很大而引发走私，导致官吏营私的种种弊端层出不穷。自打食盐成为商品的那一天起，走私食盐就成为暴富的途径，其利润之高和参与人数之广令人咂舌！许多大户都凭借贩卖私盐而富甲一方。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清代以来盐业尤为发达，盐课是清政府三大财政支柱之一，每年税额达六七百万两，仅次于田赋收入。管理两淮盐政，相当于捧着朝廷的“钱罐子”过日子。在两淮盐政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较多，矛盾十分尖锐，皇帝较为头痛，如何管理好盐政，成了皇帝治理国家的一件大事。道光中期，俞德渊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管理两淮盐政，参与淮北票盐改革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盐政管理的历史回顾
  在中国历史上，管理盐政的盐法最早起源于周代，盐官称为“盐人”；春秋战国时期设有盐官征役；汉武帝时实行政府垄断；东汉虽废除官营，但仍设官征税，相沿实行至唐朝前期；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改行“榷盐法”；五代至宋朝在部分地区实行政府配售制度，有“蚕盐”“屋税盐”等名目；宋代先后实行“折中法”“盐钞法”和“引法”；明朝先仿宋行“开中法”，后行“引法”，明万历末年改行“纲法”。“盐钞法”和“引法”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而纲法则是“民制商收商运商销”，都是由政府和专利盐商共同垄断；明嘉靖年以后还在部分地区实行“票盐法”。清朝沿袭明制，朝廷对食盐实行纲盐制度，即政府给予纲商以售盐垄断权，划分售盐范围并规定盐课，由专管盐政的机构和官员进行管理。清中叶以后，盐政日益腐败，官盐价高滞销，走私贩与官府层层勾结，私盐充斥，盐课收入锐减。因每年亏缺数以千万计，后来在部分地区实行票盐法，取消盐商专利，但不久票盐法又成为变相的纲盐法。因此，盐务整顿是朝廷理财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在历代主管盐务的官员中，庸懦无能的两淮盐官确实大有人在，如清初两淮盐运使张应弨，因无能造成官盐壅塞、私贩横行、公私交困；贪赃枉法者更多，如清朝最后一位两淮盐运使增厚，因善于搜刮，敛财极多，人称“活财神”。然而，杰出能员仍然占据主流地位，如明朝嘉靖年间两淮盐运使范錝。尤其是道光年间两淮盐运使俞德渊，他不仅是人们相互传颂的优秀清官廉吏，而且是一位非常有作为、有才能的干将。他积极探索治盐方略，带头实行盐政改革。他的主张被朝廷采纳，他所研究和总结出来的盐政管理经验被迅速推广，并产生了长期、积极、稳定、深远的社会影响，经久不衰。
  道光中期的盐政改革
  俞德渊生活的年代，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败，危机四伏。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批有忧国忧民之心和匡世济时之志的知识分子，他们重视经世之学，希望用补偏救弊、变革图强等手段来挽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衰颓。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等人在江苏经世致用，就是这一主张的积极实践者。他们悉心钻研行政、盐政、漕务、水务，尤其是取消纲盐、整顿盐务，为后来的政治革新取得成绩作了前期准备。俞德渊是陶澍和林则徐的重要幕僚之一，他先后参加试办漕粮海运，建议改革两淮盐政，提出罢停官商盐，归场灶科税的观点。他精通会计，清正节俭，闻名一时。
  两淮是清代最大的产盐区，盐税占全国盐税总数的50％。道光年间盐政日益腐败，纲商为牟取暴利不断提高盐价。官盐在运销途中经常被经手之人掺水掺沙，致使官盐质劣价高。两淮盐商由原来的数百家减至数十家。于是，私盐充斥，官盐滞销，盐课收入锐减，每年亏缺数以千万计。道光元年至十年（1821-1830年），两淮积欠盐课达1000多万两，特别是淮北盐场，每年应销30万引，实销数仅为万引，北商十不存二，“滞岸则皆弃店罢市，逃避一空，十年无课”。面对弊端丛生、上下交病的盐政，清廷颇为焦急，急欲大加整顿。如何解决盐务弊端已成为当时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新生地主阶级改革派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包世臣等人就曾提出改行票盐法的建议，积极主张“赶场官挂号，缴课买盐。”
  道光十年（1830年），两淮盐务混乱至极，宣宗授陶澍为两江总督，代表皇帝在江南各地行使地方政权，总理苏、皖、赣三省军政要务。皇帝还命尚书王鼎、侍郎宝兴到江南与陶澍共议改革盐法，与会众臣一般都主张“罢官商盐”，归盐场或盐户，由盐场或盐户纳税。时任江宁府知府的俞德渊没有盲从，他认为：盐归盐场后，产值额数难定，又不好稽查，会造成收税难的局面；而盐归盐户，不仅私煎容易拖欠，而且经不住天灾人祸，又不好管理。权衡利弊，还是仍实行官商盐，但需先定章程，重新清灶签证，裁减浮加杂费。这样既不因新旧接替而停产，又不影响税收和各地用盐。这一正确意见和有益的见解全部被朝廷采纳。因此，俞德渊深受陶澍器重，在其大力举荐下被提升为两淮盐运使。
  道光十一年（1831年），时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的陶澍对“疲敝之极”的淮盐进行改革。两淮盐运使王凤生、俞德渊以及魏源、包世臣等积极支持，陶澍仿效明代王化的“票法”，废除“纲法”，在淮北地区推行票盐改革制度，规定允许任何愿意运盐的商人，只要到有关部门自由纳税领票，先纳盐税，自由运销，人人均可凭票行盐；在淮南地区删裁浮费，加斤减价，疏通运道，大力整顿盐政，在淮北地区票盐改革前“十纲之中仅运及三纲四分有零”，“十纲应完课银二百七十一万余两，仅完银七十万四千余两，实未完银二百万六千余两”；在陶澍改革前的道光元年至十年（1821-1830年），“淮南商办课运止有五纲七分，而欠帑之数积至一千九百八十余万”。陶澍改革后，从“道光十一年辛卯纲起，至十七年丁酉纲止，七纲之中已报过六纲奏销，而滞完乙未一纲，亦纳有三分之课”，“通计已报部拨正款共银八百八十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七两九钱七厘，仍有专案起解之织造、铜斤、河饷银一百七十八万四千二百七十三两二分。历纲报解京外，帑利、各省盐规匣费并解京节省参斤变价共银六百四十四万二千三百八两七钱八分九厘”。陶澍实行盐务改革后，取得了明显成效，盐课收入迅速增加。“自道光十一年辛卯纲起，至十七年丁酉纲止，七纲之中，除征足奏销银一百八十九万七千二百七十六两四钱九厘，仍有专案起解之织造银十五万四千两，又代辛卯以前征完过己庚、戊子残课银六十一万六千六百四十六两二钱一分四厘，仍有溢完课项拨抵淮南悬课银九十八万九千四百七十五两六钱五分五厘，计按额溢征银一百六十万六千六百二十一两八钱六分九厘”，“自票盐到境，盐价顿减，取携甚便，民情安之。”俞德渊从王凤生手里接任两淮盐运使后，作为盐政改革的忠实执行者，为了治理混乱的盐政局面，首先把原来由岸商私自贩运食盐，全部改为派官吏督办，并在海运中实行严格稽查、核价，凡余利如数上交国库的制度，很快形成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盐规盐法，既提高了食盐的产量，促进了盐政管理，又增加了国家税收，奠定了国家管理盐业的基础。
  道光十二年（1832年），两江总督陶澍在两淮盐运使王凤生、俞德渊以及幕僚包世臣、魏源等人筹划下，对盐法作了重大改革，在淮北废除纲盐法，推行票盐制度，即允许商人自由领票，先纳盐课，自由运销。二月十六日，俞德渊遵陶澍之命，与前淮扬道邹锡淳分路查勘淮北诸盐场及运道，并筹议设局收税章程，俞德渊和邹锡淳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合著《筹议设卡防私章程》。按照章程，民贩买盐出场，必须由卡经过，候卡员查验有无中途添买夹带，然后才可以运至指定的引地。其卡隘设在距盐池百里内外水陆必经之地。海州房山系陆路要隘，大伊山、吴家集均为水陆要道，设此三卡，每卡由运司委员督查，各带书役1人、头役1人、散役8人，一年期满另委他人接办。又于沿周添11处要隘，分派千总3员、把总4员、外委4员、兵丁270名，不时巡缉。民贩过卡既经验明，其余经过州县各盐捕衙门，不得再加查验，以免扰累稽延。盐斤运到认销口岸，即赴当地衙门缴票，照票内如无卡员戳记即系越漏，应照私盐律治罪。俞德渊自始至终奋战在盐运使的一线岗位上，并且得到了陶澍和林则徐的大力支持。陶澍还亲自到海州博采众论，制定票盐之制，并于同年五月初四日向道光皇帝具折，正式提出在淮北推行票盐法。自淮北推行票盐之后，陶澍面对诸多阻力不为所动，勇往直前。加之俞德渊等人兢兢业业，共襄其事，帮助陶澍实行票盐改革，终获成功。对此，道光皇帝极为欣赏，多次夸奖陶澍“勇于任事，不避嫌怨”，又称他“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大力支持。陶澍也积极向皇帝推荐俞德渊说：“其才可大用。”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之后的五年间，“六次奏销二百多万引，除带完残引外，而且带完淮南盐税二十万引，为从来未有”。
  票盐法在淮北实行后效果很好，既保证了国家收入，又活跃了商业资本，也对人民生活有利。票盐成功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超额完成了销引任务，积引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道光十二年（1832年）销引24万余引，道光十三年（1833年）销引32万余引，道光十四年（1834年）达59万余引，为淮北额引29万的两倍。到后来，甚至还不得不规定以46万引为限制，不得多卖，以防止淮北之盐侵灌其他销盐区域。二是超额完成盐课任务。除奏销淮北正杂课银32万两外，每年还能协贴淮南银36万两，后又带销淮南悬引20万余引，纳课银31万两，是淮北盐课的总和，较定额又增加了两倍。当时盐务处于重重困境，商业疲软，管理滞后，库银储备只有5万两，俞德渊代理江南盐巡道，担任盐运使后，统一管理，正常运作，连接四方盐纲的销路，增加了200多万盐引，划拨押运正杂银成百成千万两，存有库银350余万两。通过盐政改革，朝廷和地方政府可谓大获全胜。甚至连一则《廉俭类·老北京的故事》都在讲：“两淮运使拥东南财赋之雄，此席得人，与库储、鹾政均有裨益。道光中叶，陶文毅整理淮纲，选江宁太守平罗俞德渊为运使。俞初至扬，运库若洗，次年遂有三百万之储。”俞德渊在《复贺耦耕师书》一文中精辟地论述道：“治盐务者不能为商保本祛弊，而徒咎夫商之无良，犹之治地方者，不能为民兴利除害，而归咎于民之不善。试思国家设官之谓何？”他还说：“盐政的败坏不在于盐商的贪婪，而在于官员不体恤盐商，主张恤商便民。”俞德渊在任5年，淮北销盐征课税银情况如下表所示：
  经世致用思想是俞德渊奉职守法的现实表现
  经世致用是嘉道年间士大夫阶层承袭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而兴起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最重要的一个主张就是：面对现实，注重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身体力行地从事实践活动，探求有裨世务之学，以达到治理国家和治世济民的目的。《默斋公牍》收录的俞德渊的31篇文稿，其实就是俞德渊经世致用思想的集中体现。俞德渊在江苏为官，积极参与江南河工、漕运、盐政三大要政，同王凤生、魏源两位盐务专家密切协作，每到关键时刻，总能提出经世致用的独特主张。俞德渊有30多条建议先后被封疆大吏所采纳，因此，他亦为封疆大吏所倚重。尤其是道光十年（1830年），俞德渊提出治理盐政的主张后，被陶澍超擢两淮盐运使。葛士浚在《皇朝经世文续编》收录的文章中，仅俞德渊的文章就有8篇之多，足见对其对俞德渊经世致用思想的承认。有经世致用雄才大略的俞德渊，也名副其实地被列入《清史列传·循吏②编》。
  两淮盐运使俞德渊逝世前后
  由于盐政管理压力非常大，加之长期劳累，俞德渊积劳成疾。道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36年1月16日），俞德渊请病假休养，第二天林则徐即委派姚莹代理两淮盐运使，并根据俞德渊离任前呈报的调查结果，奏请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对泰州所属因潮灾造成灶情拮据的富安、安丰等9个盐场，拨给粮食以资救济，在商捐项下动支。十天后姚莹上书林则徐对“江船夹私案”直抒己见，认为“江西船户夹私③实与岸商无关，以此为岸商罪，诚恐岸商涣散，而扬商益以裹足”；“惟治船户以应得之罪，而勿问岸商，情事始平，大局保全非细”④。林则徐以“此时禺策之政，阁下⑤独当一面，弟本未入门，云翁宫保又蒙恩准回湘省墓，一切转运度支当惟贤者，惟赖超迁或不远耳！”⑥。为此，姚莹还专程赴江宁与林则徐商讨⑦。道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36年2月12日），林则徐奏报甲午纲淮北正引额课及带征课款征足，“二共征完正带课银四十万七千二百六十七两一钱五厘”。运盐引额“除甲午全纲引额补足外，计仍溢请二十六万一千五百余引”。“统计甲午一纲，课已全足，引仍多余，实为票盐畅行之效”⑧。应湖广总督讷尔经额的请求，“飞饬沿江各州县将境内楚盐重船均即加紧严催，饬令星挽飞运抵岸济售，并饬运司督饬各商赶运后盐，俾资储备”⑨。道光十六年九月初六日（1836年10月15日），循例奏报两淮通州分司所属九场、泰州分司所属十一场、海州分司所属三场秋收分数⑩。海州分司所属板浦、中正、临兴三场，入夏后大雨连绵，加上山东沂蒙山水下注，汇归场境，宣泄不及，除地势较高的中正场中兴、富民两疃［tuǎn］外，均被水淹池荡，盐花归土，所种秋禾杂粮歉收，生计维艰。林则徐获报后，令新任两淮盐运使刘万程等调查核实，会同护理江苏巡抚怡良于十月初三日（11月11日）上奏，恳请缓征钱粮，以纾灶力⑩。林则徐和主持筹画盐法改革的王凤生、俞德渊、魏源都有很深的交情，对他们极为赏识，在许多经济事务的改革上，都听取过他们的意见。时任两江总督的林则徐对俞德渊评价很高，据姚莹记载：“林公则徐于时人少所推许，独于德渊曰：‘体用兼赅，表里如一。’”⑫早在道光三四年间，俞德渊为长洲县首，林则徐任江苏按察使，对其办理赈灾竭尽心力印象很深，认为俞德渊“民情十分爱戴，至今州县无出其右”，升任盐运使以来，“刻苦勤劳，未尝一日稍懈，实为不可多得之员”。林则徐第一次署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不久，陶澍进京路过扬州，看到俞德渊带病力疾办公，于心不忍，写信与林则徐商量委员代理。
  陈康祺在《两淮盐员之廉节》一文中写道：“两淮都转，拥东南财赋之雄，此席得人，于库储鹾政，均有大增。道光中叶，陶文毅整理淮纲，选江宁守平罗俞君德渊为运使。君初到扬，运库若洗，次年，遂有三百万之储。”“脂膏之地，为守难廉，综核之才，公私易昧，若二君者（另为李龠通君），可以风矣！”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写道：闲与两淮鹾商谈，历任都转之贤以李秬轩为第一。邹公眉观察曰：“秬轩之清标亮节，诚不可阶。然有守而兼有为者，终推平罗俞陶泉德渊一人而已。”
  俞德渊与又新书院的缘分
  赵和平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始于唐开元六年（718年），有私办和官办之分，其在我国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中，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又新书院是宁夏平罗县历史上最早建立起来的一所官办高等小学府。清嘉庆年间，俞德渊在这里读完了初小和高小，先后考取了秀才和举人，并于9年后从甘肃兰山书院①回到这里，当过三年主讲教师，然后从这里离开，第二次去往京师考取了进士。因此，平罗又新书院才是俞德渊真正的母校，他曾经于道光初年捐赠300两银子修建过这所母校，在当地传为美谈。他在给母亲丁忧期间，经常往返于平罗又新书院，留下了著名的《俞德渊重修平罗文昌阁碑纪》。因此，我们说俞德渊与平罗又新书院共有四次不解的缘分。
  受王知县资助离开兴平书院参加陕西乡试考取举人
  又新书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曾用名“平罗学馆”和“兴平书院②”。民国初年，国民党平罗县党部和旧政权将其更名为“平罗县高等小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罗县人民政府又将平罗县高等小学校改名为“平罗县城关第一小学。”嘉庆二年（1797年），俞德渊经童生考试后高小毕业，准予录取到平罗县学读书，以备参加更高层次的考试。嘉庆五年（1800年），就读于平罗又新书院的俞德渊，经过生员考试，获得了优秀等次，俗称“秀才”，由公家发给膳食津贴。嘉庆九年（1804年），朝廷规定从乡小学举荐贤能升入国学。当时陕西和甘肃两省合并，后虽陕甘分省，但两省举行乡试历史上关于平罗“又新书院”的记载的科举试院和考场却没有分开，设在西安。从平罗到西安两千多里路全部都是山川陆地，没有舟船行走之便，家在甘肃的士子要前往西安参加考试实属不易，因此士子中有到老不踏科举考场的说法。俞德渊当时已经是平罗兴平书院入校在册的生员。
  嘉庆十年（1805年），苦读三年的俞德渊，因家里贫穷，再也没有前往西安参加考试的盘缠和费用了，没办法前往应试，不得不回到家乡头闸私塾当教书先生，以挣取肉干养活家人和自己。刚到任不久的平罗县知县王楚堂听说以后，看了俞德渊写的文章，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这个孩子是块好料，将来肯定很有培养前途，就决定日后帮助他继续参加考试。王楚堂劝俞德渊前去应试，他就答应了。随后王楚堂倾囊资助，俞德渊没有辜负期望，跋山涉水两千多里，前往西安参加考试。嘉庆十二年（1807年）秋天，适逢陕西丁卯科乡试，俞德渊顺利地进入考场参加了考试，一次就中式第60名举人。
  王楚堂从俞德渊身上得到了启示，看到了当地教育事业发展的潜力和希望。嘉庆十四年（1809年），王楚堂决定重修兴平书院，扩大教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有机会上学，并且能够上更好的学校。他无私地将自己攒了3年多的廉俸钱2200千文捐了出来，收学租③钱300千文，一并存入当铺生息，作为书院的补助经费，每年得利息钱300千文，并用这些钱为兴平书院增加了房产，添置了教学用具。兴平书院初具规模后，更名为“又新书院”，年年都培养出一批合格学生。为了记载这段历史，激励后人永远不忘教育为本，王楚堂还撰写了《又新书院碑》碑文④，立碑存世。书院改建后，许多文人墨客争相赋诗赞颂，清代平罗文人蒋延禄就曾在这里留下了《西园翰墨》⑤的著名诗篇。王楚堂捐资办学的义举，给热爱家乡教育事业的俞德渊等有识之士做出了榜样。
  从甘肃回籍受黄知县聘请主讲平罗又新书院
  嘉庆十三年（1808年），已经考取举人的俞德渊，赴京参加朝廷礼部举行的会试没有中榜。嘉庆十四年（1809年）八月，俞德渊参加己巳恩科会试又未中式。父亲让他留在京城，跟随绍兴籍翰林瞿子皋继续复习功课，准备参加复试。嘉庆十五年（1810年）十月三十日，俞德渊的父亲俞世隆在宁夏县镇河堡其长女家中不幸病故。嘉庆十六年（1811年）夏天，俞德渊在京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立刻从京城出发，日夜兼程于当年八月赶回家里，跑到父亲的坟前哭得死去活来。父亲去世后，俞德渊的家里越来越穷，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养家糊口的东西。在丁忧⑥期间，俞德渊于九月赴甘肃省城兰州，艰难地做着小本生意，并将挣来多余的钱拿回家中奉养母亲。直到后来见到甘肃狄道州（今临洮县）赵宜暄（字霁园）刺史⑦后，被聘请为霁园先生私塾里的教书先生，最后才有机会住进了甘肃省城。他一边在兰山书院修习学业和复读功课，一边当教书先生养活自己。嘉庆十七年（1812年），俞德渊在塾中罹患重病，其弟俞德源前往服侍，帮他煎服参剂一个多月，才使他的疾病减轻并至痊愈。嘉庆十八年（1813年）十一月，守丧期满脱去丧服不再守孝的俞德渊，深感当私塾先生不是长久之计。
  嘉庆十九年（1814年）暑期，原本计划上京参加甲戌科会试的俞德渊，因旅费和盘缠没有筹措齐备而放弃了这次考试的机会，从兰山书院和赵宜暄塾中结束修业和授徒，与同行者一起回到家乡，接受新任平罗知县黄廷绂⑧的聘请，担任了平罗又新书院主讲教师。在又新书院任教的将近3年时间里，俞德渊努力传播文化，不但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前来求知的学生，而且还积极鼓励他的弟弟俞德洵，在今属平罗县渠口乡的交济堡开设义塾，教授徒弟。直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九月，俞德渊才带着备好的盘缠和参加考试所需要的费用，离开平罗又新书院，再次踏上了前往京师参加会试的征程。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时年40岁的俞德渊，以俞登渊之名参加了丁丑科会试考试，一举中式第210名进士，获朝考二甲第58名的好成绩，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受俞德渊的影响，他的弟弟俞德源深感子女教育的重要性，于第二年夏天在家乡老院前专门建造书房，设立私塾，把平罗县廪生⑨田树本（字砚农）邀请到家中担任教书先生，让集生（思益）、东生、梅生、晓帆等子侄辈们跟随老师习字，继续接受培养教育。
  响应徐知县号召捐资改扩建平罗又新书院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俞德渊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⑩改选安徽建平县知县，奉旨调补江苏荆溪、长洲县知县。后来被提拔为常州、苏州督粮同知，苏州、江宁府知府。那个时候俞德渊已经是四品地方长官了，按当时的薪金制，每年的薪俸银约为130两银子（清代库平一两为现银37克——编著者注），但俞德渊为官清廉，薪俸收入从来不私下里积攒起来去搞赚钱的营生，身边从来没有小妾和婢女侍奉，家中的陈设从不奢侈豪华。他虽在江南为官，但力崇节俭，然而家乡有困难的时候，无不给予帮助，尤其是十分关心家乡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道光五年（1825年），平罗知县徐保字向甘肃省府递交了将大公馆改建为书院的公文，决定改扩建又新书院。当时，远在江南做官的俞德渊效仿当年王楚堂的做法，把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300两银子，从江苏寄给自己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母校，资助改扩建书院。银子寄到后立即召集工匠动工，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书院很快就落成了，仍然定名为“又新”。教室和书房全部配齐，面貌焕然一新。俞德渊在来信中还书示生童⑪：“立志大、植品正、察理明。”书院根据这一要求，为童生制定了“立志大、植品正、察理明、定见确、防己严、程功密、取法高、着力进”八条守则，勉励童生努力学习，以求上进。宁夏分巡道台瑞庆专门为书院书写了“藻鉴堂”匾额，挂在书院中央。后人对俞德渊助建又新书院的这一义举大加赞赏。
  应李知县邀请在又新书院写成重修文昌阁碑纪
  道光五年（1825年）十月二十四日，俞德渊的母亲不幸逝世。俞德渊除去官服回籍守孝。俞德渊好聚书，临行前载书以归。贺长龄赠联曰：“悲泪五千余里，路归装三十四箱书，盖纪实也，自再出山又积书数千卷；恒谓一生心血，所在要当加意收藏，勿致轻有损失（注：此联内容不完整）。”在丁忧期间，俞德渊与徐保字、李于沆两任平罗知县频繁接触，经常出入母校又新书院，积极倡导文化昌盛。道光六年（1826年），县城东南隅文昌阁重修落成时，新任知县李于沆邀请俞德渊在平罗又新书院撰写了《俞德渊重修平罗文昌阁碑纪》。这是迄今发现的俞德渊为平罗文化留存下来的唯一一篇遗作，其目的和意义主要在于高扬文化、昌盛教育、顺应当时各界名流。文昌阁经过修葺，焕然一新，成为平罗古八景⑫中第一特色景观，各界人士奔走相告，竞相挥翰赋诗褒扬。俞德渊后来被朝廷重用为两淮盐运使，逝世后诰授为“中议大夫”，官至从三品，整个家族中先后有72人获得官阶品位，仅知府实衔就有3人。
  从以上记载中得知：俞德渊曾在家乡头闸私塾当过教书先生。贺长龄撰文说他曾“主讲甘肃兰山书院”，相当于担任过现今兰州大学教授，再加上他又有后来主讲平罗又新书院的经历，我们说他是石嘴山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位教师一点也不为过。俞德渊是我市教育工作者学习的榜样，他的品格和精神将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传扬！
  倍受人民爱戴的清官陶泉
  赵和平
  崇尚文化之风让一个地方灵秀了许多。如果某个地方出了好官清官，那里的风水都是好的，民间称之为紫气东来；但如果出了恶人和坏蛋，那么方圆几百里的老百姓都会觉得脸上无光。历史的年轮向后推转了130年，俞德渊完好的遗体也惊人般地在地下静静躺了130年。随着棺毁尸焚，一石激起千层浪，民间传说的这位俞翰林浮出水面！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自幼家境贫寒，求学路程十分艰辛。据平罗当地人传说，当年俞德渊求学时吃糠咽菜，一双布鞋踏遍乡里，勤学苦学声名远播，成了当地人教育后代成长进步的典范。一位西北穷乡僻壤的书生能走向京城，让这个西北穷乡实在是荣耀万千。
  家乡人民传颂的一代翰林
  话说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年底，俞德渊入翰林院庶常馆任庶吉士，入词馆研习清书。由于俞德渊能力过人，很有名气，相传在京师翰林院学习期间给皇太子旻宁①讲过课，是道光皇帝曾经最为尊敬和喜欢的老师②之一。他们相处很好，感情很深。家乡人民传颂的京官翰林俞德渊是老百姓心目中的父母官。他在京师翰林院学习期间，也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一提起他人们总是讲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关于他的故事流传很多，最为典型的是流传在平罗县头闸、渠口、五香、六中一带的《周龙京城告御状巧遇俞翰林》的故事：早在嘉庆末年，由于黄河灌溉支流的滂渠淤积，水量太小，全部被上游所利用，平罗县头闸、五香、六中一带地高渠低，庄稼浇不上水，连年无收，人畜死亡严重，老百姓背井离乡。嘉庆二十年（1815年），沈上清（安徽广德县人）就任平罗知县后，贪赃枉法，不但不减徭役，反而加重赋税，就连当地拥有几百亩田产的富户人家周龙绅士也叫苦连天。一日，周龙听说家乡有人在朝廷做官，十分高兴，暗下决心赴京告状。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一个秋天，周龙备足盘缠，带足干粮，从五香乡分水闸村起程，踏上了告状的路程。周龙风餐露宿，翻山越岭，忍饥受冻，艰难跋涉，盘缠和干粮用尽后，以乞讨为生，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京城，寻机告状。一日，风和日丽，皇上外出郊游，翰林院庶吉士俞德渊陪做学问，正好一同出游，忽听有人半路拦轿喊冤，拦轿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听口音俞德渊方知拦轿者为家乡来人，遂禀告，皇帝下令落轿。皇帝听完周龙的诉状后说：“周龙，尔禀之事朕已知道，所禀之事涉及百姓安危，它日朕差人前去了断就是了，你先回去吧！”周龙是冒死赴京告御状的。因为他知道，半路拦皇轿是要犯杀头之罪的。皇帝一行走后，周龙摸摸脑袋，还仍然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他暗自庆幸而相信，原来皇帝也是爱民如子。次日，周龙高高兴兴地踏上了返回家乡的路程。
  话说皇上结束郊游回到宫中，立即派朝廷命官，日夜兼程，赶往宁夏平罗周龙的家乡，经过实地踏勘和了解，组织动用了大量民工，于第二年春灌之前，实现了滂渠的彻底清淤，在渠畔的“大垛落”处建了引水大闸，从此，这里便成了润泽万民的“分水宝地”。为了纪念嘉庆皇帝的泽民之功，永远留住皇家的“分水”，人们把这座大闸叫做“分水闸”，这里的村庄叫“分水闸堡”，现在叫“分水闸村”。朝廷命官返回京城，向皇帝禀报了平罗县令的种种劣迹，皇帝将知县张培革职查办。同年又将不称职知县南丰县人周庆云革除，任命祥县人刘诗钟为平罗知县，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第二年夏天，周龙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地老百姓听说周龙活着回来，十里八村奔走相告，前来看望。周龙向老百姓夸赞着在京城巧遇俞德渊并如何帮助他告御状的一些细节，人们竖起大拇指，相互传颂着俞德渊的功劳，对周龙表示敬佩。周龙望着到处都长得绿油油的庄稼，领着老百姓面向京城磕了三个响头。第二年，周龙终因积劳成疾，体力不支离开了人间。周龙虽然死了，但这则故事却流传至今。
  俞德渊为官近20年活在了老百姓的心里，病逝后老百姓痛哭流涕、建祠祭祀。他在一生中完成了理想，实现了价值，照亮了后来者的心灵，皇帝也觉得可惜，诰授为“中议大夫”。灵柩运回平罗家乡，安葬于头闸正闸堡俞家庄昌润渠南畔。为了表示对俞德渊的敬仰和怀念，在其灵柩运回家乡时，皇帝降旨沿途各州城，灵柩出入城门一律从天桥通过并行祭祀礼节，民间传说沿途99城198桥，桥桥如此。就这样，用了三年③时间，才将俞德渊的灵柩运回家乡。为了纪念这位清官，家乡平罗县人民“皆流涕请祀各属名宦祠”。
  多少人走在人生的途中迷失了方向。俞德渊从出门到“归家”把握着人生的坐标和航向，处处为民，把绵绵不绝的人文气息传递给了家乡的后人。他在宦海中历尽沧桑，尽睹官场利弊，始终表现出对老百姓生活的关注和同情，因此，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敬仰和怀念！曾任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杨春光曾作《石嘴山赋》以“清官翰林”颂之；石嘴山市政协副主席杨占龙作《平罗赋》以“德渊翰林，居官清廉”相和合；至今，家乡26名当代诗人还赋诗40余首对他进行褒扬。头闸镇热心人士关尚清④撰写《俞翰林简况》刊登在《平罗文史资料》。市政协委员莫良华⑤、许长礼⑥、史明学⑦、杨惠娟⑧曾在2003年2月25日市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修复头闸俞德渊墓的提案》，呼吁有志之士修复俞德渊祠墓。2012年秋，哈学忠率先斥资对翰林墓进行修葺和保护。
  江南人民爱戴的清官陶泉
  古有“五百里以内不做官，三百里以内不为吏”之说，其实这是清代官制的定制。俞德渊在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深造学习三年后，恰逢翰林院学士大会考，他参加这次考试后成绩优异，得到了特别升擢，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散馆改任安徽建平县知县，尚未到任奉旨调补江苏荆溪知县。从此他走出了平静的翰林院到地方奉差。这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封建地方官吏的领导层。
  俞德渊就任江苏荆溪知县后，“始至，遮诉者百十辈，逾年，前诉者又易名来控，一见即识之，群惊为神”，这是《清史稿》中所作的真实记载。道光二年（1822年），俞德渊又被调任江苏长洲县知县，当时长洲县人口接近29万人⑨。俞德渊到任后“严正廉洁，甚得民心”。他在夏天最热的时候，不顾汗流浃背，正襟端坐在堂上审理案子。疟疾忽然发作，即使是向上拖着震颤的身体，他也没有将审案停了下来。案件还没有审理完毕，身体的颤抖却怎么也停不下来。过了案件审理的当天，他还要再做一些复审。他在《致潘太守》一文中言：“与其以我防人，不如使人为我。”意思是不能跟老百姓处于敌对的状态，要跟百姓和谐相处，为我所用。
  俞德渊的母亲在儿子做官期间，不仅“仍蔬布，且不就养”，而且还派遣俞德渊的兄弟“至治所察吏状”，并经常教导儿子要“爱民”“廉俭”，所以“德渊孓身在官，清而勤秉慈诫”，在任期间均能勤政廉洁、秉公办事、明断公案，毫不留情地打击地方恶势力和刁顽流氓，因此，他所任官吏之处“甚得民心”。
  据《道光平罗纪略》载：“俞德渊，始任京城翰林，后外放江南荆溪、长洲等县为官，凭借着一颗真心，用教育感化的方法，完全改变了当地的人心风俗。当时江淮一带连绵不断地下雨，闹起了大水灾，他筹集款项赈灾救济，救活了不少老百姓。后来又整治疏通了三江水利，并总管办理海运事项，卓有成效，政绩显著。”
  俞德渊很受陶澍和林则徐的器重，很快就被提升为长洲知州和苏州府督粮同知，放心大胆地让其掌管财粮大权。道光六年（1826年）初，朝廷决定试办海运，这在当时是一块肥缺，众官钻营找门径，争夺激烈，但朝廷还是让这位不谋私利的廉吏“董其役”。俞德渊上任后，因事属初创，无所依从，他尽心尽力，夜以继日地筹办诸事，“实心实政”，“章程皆出手定”，“务使诸务有章可循”，清代梁章钜等名人“皆目击心仪也”。就在他紧张创办海运之时，母亲赫氏病故，遂按制辞官返回宁夏平罗家乡守制丁忧。
  俞德渊在江苏做官时，因数年见不到慈母，日夜思念，曾几次想归省，但又恰逢江苏水灾，他只得以赈灾治水为重，将家庭私事置诸身后，直至慈母仙逝，“虽星奔抱痛”，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使他内心痛苦万分，始终以“未亲含玉为可悲也”！当然，朝廷也给了这位公而忘私的清廉官吏精神上的安慰：特追赠他的父亲俞世隆为儒林郎、晋赠奉政大夫，追赠其母唐氏为安人、晋赠宜人，封他的生母赫氏为太安人、晋封太宜人。
  道光八年（1828年）俞德渊为母亲守制期满服阕。为追记俞德渊以前治理三江水利和创办海运的功绩，经江苏巡抚陶澍举荐，他于十一月代理苏州府知府，清厘积滞80余案。十二月提拔为常州府知府，未任，调知江宁府。江宁府为清代八总督之一。俞德渊任江宁知府时，江宁府也是两江总督的督府驻地，又适逢两江总督陶澍在任，陶澍总理苏、皖、赣三省公务。俞德渊担任知县时“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之教”。他担任知府时，主要是“总领属县，宣布修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他还帮助陶澍掌“厘治军民，综治文武，察举官吏，修师封疆”，深受陶澍器重，继迁升江南盐巡道，“所至均有政声”。在两江总督陶澍、尚书王鼎、侍郎宝兴的共同举荐下，道光十一年（1831年）二月，俞德渊奉旨署两淮盐运使司；道光十二年（1832年）八月兼护盐政印月余；道光十三年（1833年）二月奉旨实授两淮盐运使司。盐项和漕粮是解决朝廷和官府开支问题的重要渠道。江淮地区是为朝廷提供饷银的重要来源。两淮盐运使在官民人等眼中是一棵“摇钱树”，是“拥东南财赋之雄，冠盖往来”的肥缺，说得具体一点，那是个“捧钱罐子”的差使。当上了盐运使，就好比捧上了朝廷的钱罐子。在历任的“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中，“每多觖望，谤议丛兴”，令朝廷失望。相传在乾隆年间，内阁大学士纪晓岚的亲家庐庆曾也曾出任过两淮盐运使，但因贪心太足，导致江南盐茶亏空，被朝廷发现，纪晓岚通风报信，悄悄地寄去了咸盐和茶叶，寓意朝廷将要“严查”，让和珅抓住了把柄。
  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俞德渊身居朝廷要职，为官十五载，却“处脂膏而不自润”。按当时的职级待遇，他的年俸银仅为130两，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应付各方面的事情，开销很大，很不容易。他“在任五年，力崇节俭，妻子常衣布素，扬州华侈之俗为之一变”，虽在南方为官，但仍节衣缩食，两袖清风，家无余财，逝世后埋葬得也非常简单。
  俞德渊做官不畏权贵，秉公办事，一贯刚正不阿，不徇私情。“两淮本脂膏地”，前任各官往往凭借运使，“多以财结权贵及四方游客，余赡给寒畯取声誉，皆出商资”。但是“德渊谨守管钥，失望者众，言者时相攻讦”，他“不顾也”。当时，朝廷新任户部尚书黄钺的儿子黄中民已经是两淮盐场大使，但是还想调换个油水更大的“美职”，而黄尚书又亲自出面向两江总督陶澍说情，陶澍碍于老尚书的情面，也就向俞德渊关照了此事，但是俞德渊不仅没有给一手栽培自己的恩师和顶头上司这个面子，反而对陶澍说：“美职以待有功，中民无功不可得！”陶澍曰：“吾已许之矣！”俞德渊“坚不与”，并回答说：“以德渊辞可也！”他宁愿自己丢官，也不徇私情。从此陶澍对俞德渊“益贤之”。同时，俞德渊对自己和家里的人要求更为严格。他主管盐政，“千里行盐，稽核价用，琐屑悉当。每远，恒有余利，尽以充库，无私取”。同为盐运使，俞德渊的所作所为与庐庆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实在令人敬佩不已。俞德渊对一些作威作福、不公不清、横索属员的地方官深恶痛绝，严厉查处。俞德渊对自己要求甚严，一日三省吾身。在他的影响下，其亲友们均能廉洁自守。这与俞德渊平素严于自律、廉洁奉公、崇尚简仆、反对奢华是分不开的。妻子与俞德渊朝夕相处，相濡以沫，天长日久，便“夫唱夫随、一脉相承”了。诚然，这也说明了他的妻子也是一个深明大义、贤惠通达的女性。
  清代名人梁章钜在他晚年编著的《楹联丛话》一书中，专门为俞德渊撰写了《俞都转挽联》一文，对俞德渊作了高度的评价。他在回忆文章中说陶澍当年“整理淮鹾之始”，“陶泉方守金陵”，盐运使的职务“屡不得其人”。除俞德渊以外，苦于再没有合适的人选。陶澍让梁章钜推荐人选，梁章钜就“以陶泉应”。谁知俞德渊“闻信力辞”，陶澍拿着梁章钜的推荐信给俞德渊看后，俞德渊才没有什么说的了，只好答应陶澍出任此职。可见俞德渊的人品和官品真是非同一般。俞德渊到任后“改弦更张，洗手奉职，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被江南老百姓广泛公认为清官。当时梁章钜“闲与两淮鹾商谈”，听到的评价是：“历任都转之贤，以李秬轩为第一”，但他听到了邹公眉观察⑩的评价后，对俞德渊更为敬佩。邹公眉曰：“柜轩之清标亮节，诚不可阶。然有守而兼有为者，终推平罗俞陶泉德渊一人而已。”两江总督陶澍发现俞德渊“位不称才，年不副德”，非常钦佩他的才干，曾多次向道光皇帝推荐：“其才可大用，以循良久在盐官。”道光皇帝听了十分高兴，对这样勤政为民的好清官也很赞许，准备加以重用。
  梁章钜历任荆州知府、署江苏布政使、江苏按察使、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先后五任江苏巡抚，非常熟悉和了解江苏的地方利弊，善于用人理财，作为老朋友，他非常了解俞德渊。梁章钜平时还听贺耦庚督部讲：“陶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谓边陲乃有此人物。又若陶泉，若长管淮鹾，可称得人。惜地方上少一好手耳！”梁章钜当年在扬州，还曾经看到过邹公眉观察赞扬俞德渊的一副对联：“敬以持己，恕以接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生不交利，死不属子，九京可作，舍公其谁与归！”梁章钜还说：这副对联“出语本朱子，对语本《檀弓》，则真足以传陶泉矣！”此联正隐括其意。民族英雄林则徐是为官遗德不遗财的典范。梁章钜所记载的邹公眉的这副对联，与林则徐在临终时留给自己子女的遗联有异曲同工之妙。林则徐的遗联是：“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遇而多财，益增其过。”受一代名臣林则徐的推重，俞德渊当时颇有官声。我们可以用林则徐的这副对联，对俞德渊的人物品质作进一步概括。
  俞德渊在江南为官十五载，鞠躬尽瘁，克勤克俭，与江南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真可谓是封建时代德才兼备、深受百姓爱戴的父母官，被江南人民公认为一代廉吏和七任清官，受到江淮地区人民的无限敬仰和真心爱戴。俞德渊病逝后，在他任职过的江南各府、州、县和家乡平罗县的人民听到噩耗，无不痛哭流涕。为了纪念这位清官，“皆流涕请祀各属名宦祠”。平罗县还将他并入县乡贤祠，时节享祀。俞德渊勤俭为民的一生，应了江苏省臬署俞曲园的两副劝廉楹联。这两副楹联的内容是：“读律即读书，愿凡事从天理讲求，勿以聪明矜独见；在官如在客，念平生所私心向往，肯将温饱负初衷。”“听讼吾犹人，纵到此平反，已苦下情迟上达；举头天不远，愿大家猛省，莫将私意入公门。”俞德渊生前勤于政事，善于理财，通于经史，精于写作。据记载：“陶泉初到扬时，运库并无余积，次年遂有三百万之储。”这段记载一方面反映了封建官场的腐败，另一方面说明了俞德渊的经济才能。他的书札稿本及平时答酬应对的诗文手迹，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人们追寻的墨宝。他在公务中形成的案牍、奏稿、文书等政事性论著，被好友路德纂成《默斋公牍》和《默斋存稿》刊行于世，为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默斋公牍》还被《甘宁青史略》编者慕寿祺称为“经济文章，兼而有之”的好作品。这两本书的原版曾收藏在“关中书院”，可惜《默斋存稿》直到现在尚未找到，另有一些他生前形成的信札手迹，偶尔会出现在北京、杭州等地方的拍卖会拍场上。
  林则徐先后在江宁布政使⑪、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的岗位上任职六年零两个月。期间先后分别驻苏州府和江宁府。俞德渊正好也先后与他同居一城、同朝为官、同台施政，共谋江南大业。因此，俞德渊也是林则徐的政治幕僚，他们还是生活中的好友。俞德渊逝世后，盐运使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道光皇帝派林则徐接任了陶澍的两江总督职务，并兼理俞德渊生前管理的两淮盐政。据《林则徐大事年表》记载：“道光十六年（1836年）一月，林则徐抵江宁接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二三月间继续在淮北推行票盐法。两淮盐运使俞德渊卒，为其手撰墓志铭。六月回任江苏巡抚；八月陶澍赴安徽、江西阅兵，林则徐第二次抵江宁接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这年春天，林则徐亲自为俞德渊撰写了《中议大夫两淮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平罗俞公墓志铭》。
  回顾俞德渊的一生，他实现了从庶民到官宦的跨越，病逝后皇帝还诰授他为“中议大夫”⑫。俞德渊在宦海中历尽沧桑，尽睹官场阴暗。在官职升迁中，他始终牢牢把握住自己的航向，并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变化。这得益于当年他在京师庶常馆学习期间，就开始苦苦探索着济世为民的办法和道路。在他后来为官时，始终表现出对基层老百姓生活的关注和同情，因此，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敬仰和怀念！
  俞陶泉德渊匆匆离世之谜
  赵和平
  两淮盐运使都转俞德渊匆匆离世说法历来不一，本文在对大量史料研究整理的基础上，归纳了以下三种说法，向读者交代清楚，以正视听。
  第一，遭受巨大精神压力说。道光十一年（1831年）初，俞德渊被陶澍保荐，出任两淮盐运使一职。陶澍在奏折中称，俞德渊“清淳练达，猷守兼优，臣所深知。虽于盐务向非熟习，观其平日办事有体有用，条理分明，堪胜两淮之任”。陶澍是在回乡省亲的路上得知噩耗。这期间正值陶澍因淮南盐多销滞，不仅奏请将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纲盐分十年带运，而且要求将道光十六年（1836年）丙申纲安排在该年六月开纲。俞德渊任职期间精神压力巨大，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陶澍称：俞德渊“在两淮五年，适当疲敝之后，殚精竭虑，刻苦支持，以致积劳成疾，竟至一病不起”。除俞德渊遭受巨大精神压力不幸离世之外，因陶澍刚愎自用遭受巨大压力而不幸丧命者，当然还有盐运、盐政要员王凤生、刘万程、和陶澍本人以及一些知名的商界人士。
  第二，卓秉恬窘辱说。此说源于历史记载，是作者选择的一个对事件发表议论的角度，难免偏颇。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撰《淮鹾忘本》一文称：“俞陶泉都转吏治精敏，任淮鹾数年尤有奇效。其座师为卓相国秉恬，时以侍郎主江南试，以库案赔款，索助千金，俞勿应。试竣，还京过扬，俞往谒，适有盐大使钱某亦在焉。钱为卓之座主次轩观察子，卓乃引钱上座而处俞于下。钱乃俞属吏，谢不敢，卓强之。坐次，乃垂涕谓钱曰：我辈非师门无今日，然日下时风，率皆忘本，是可慨叹！遽执钱手入后舱午餐，置俞于外。俞惭恨归，不数日遂卒。俞虽失弟子礼，其为卓所窘辱，固属咎由自取，而卓之所为，几使俞无地自容，似亦未免太过矣！”
  上述这段文字来源于清代陈康祺撰《俞陶泉死于窘辱①》一文。照录如下：“俞陶泉都转，即二笔所纪。道光中，陶文毅公初改盐法，特保为两淮运使者。敏于吏治，任事数年，裕课②厘奸③，大著成效。后卒于任，上下惜之，皆谓由卓文端④相国窘辱⑤所致。盖文端为都转座师。库案应赔，曾邮书索助千金，都转勿应。适文端以侍郎主江南试，北还过扬州，都转谒之舟次，盐大使钱某亦来。钱为文端座主次轩⑥观察之子，文端引之上座，而处俞于下。钱以属吏不敢僭⑦，文端力强之。坐定，乃垂涕谓钱曰：‘我非先师无今日，尊门恩谊⑧，没世⑨不忘。近日世风⑩浇薄⑪，乃饮水而忘其源，大可慨叹！’词色甚厉。语毕，执钱手入舱午餐。置俞于外，不复顾。都转惭恨⑫归，不数日遽⑬殁，殆⑩会逢其适也。康祺窃谓赔缴库项事属因公，求助友生，恒情⑮所有，与挟长挟贵⑩，以藉端⑰索贿者不同；与非亲非故，而妄意通财⑱者亦异。两淮著名膏腴⑩地，俞虽处脂不染，苟分岁禄之什一⑳，已足以报命㉑师门。纵使析义甚精，谓千金近于伤惠，或减其数，而婉词致馈，人亦当曲谅其清廉，乃竟靳惜㉒锱铢（23），空函覆答。在旁观必议其多藏而吝，故于师长且薄情；在当局并疑其骤贵㉔而骄，故于京堂㉕敢蔑视。取怨之道，实由于斯！然如文端者，贵为卿贰㉖，尊为人师，又新持衡文㉗大邦㉘之节。前此罚赔库款，在朝廷原恶其溺职㉙，姑示薄惩。倾家方谓之公忠，敛费己邻于矫诈。当其时，倘平生故人有稔㉚我窭艰㉛，割资相助者，尚在可以取、可以无取之列。至移书告贷，人不之应，一笑置之已耳！即素量褊隘㉜，见其人而情不能忍，微词讥之亦已耳！夫举主㉝门生者，世俗之私情；上司下僚者，国家之定分。运司为全纲总核之大吏；主考尤三年一到之贵官。当主宾晤对时，自必万目同瞻，两堤如堵，乃挟小嫌㉞而昧大体。以堂堂皇华星使㉟，而怒骂号啼，忽恭忽倨㊱，始则尊卑倒置，故作激昂之词；继则亲疏过分，显示屏斥㊲之意。取瑟㊳而面拒孺悲㊴；鸣鼓㊵而亲攻冉有㊶，己则快意，人何以堪㊷？愤气蟠胸㊸，一瞑不视，伯仁㊹由我而死，即施之常流㊺，尚滋㊻物议㊼，况俞为时局倚赖㊽之人乎？文端平陟⑩公卿㊿，立朝51尚无大玷52，观此一节，殆非休休53有容54之度矣！”
  卓秉恬向俞德渊索贿这件事，与发生在道光年间“户部银库追缴案”有直接关系。在刘海峰55撰《穆彰阿与户部银库追缴案》一文中这样写道：“户部银库追缴案是道光年间‘库丁舞弊案56’的续案，该案从最初的经济案逐渐演化成一场典型的政治斗争，从最初对舞弊官员的赔银追缴，逐渐演化成一场对全社会的大搜刮，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涉案官员多达600余名，追赔银两数百万两，大学士卓秉恬是其中之一。卓秉恬查库三次，被罚赔银1.8万两。他亲自写信给门下弟子李星沅57告借，道光十五年（1835年）五月初十日‘得卓海翁书以赔项来假八百’二十五日‘由武孝义寄海相八（百）……赔项紧急，义不能漠视，然以搜索枯肠矣。’卓秉恬为了凑足赔项，甚至不惜与自己的另一位弟子（俞陶泉）翻脸，‘以库案赔款索助千金，俞勿应’。卓秉恬是道光朝著名的廉吏，虽贵为大学士，鸦片战争后捐输与库银赔缴，经济拮据之窘迫苦不堪言，‘卓相近来光景大差，以兼尹劝捐，亲登富户之门而央恳焉，致被挥出，物议沸腾，有蜚语责其收取门生，从中染指，竟两月未召对。’户部银库罚赔案实际上转变为一场对地方官、对老百姓的大搜刮。”俞德渊的这次拒贿，虽致卓秉恬“义被漠视”，使卓秉恬非常难堪，但两淮盐政及其商民因此也避免了一次大搜刮。
  第三，皇帝误杀说。百余年来民间传说俞德渊受奸臣诬陷，被皇帝误杀，脖子上的剑伤用金丝缝合！因此，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尸体被毁前，有人赶紧扒开俞德渊的脖子核实看是否有剑伤。民间还传说俞德渊提前知道了皇帝要杀他的消息，吞金自尽，因此，民间有人认为他的尸体里有“坠金”。尸体被烧毁后，为了能够得到“坠金”，有人甚至还用筛子过滤骨灰，希望能够筛出“坠金”。考证结果纯属谬传。
  其实，俞德渊匆匆离世真正的原因在林则徐撰《盐运使俞德渊病假委姚莹代理片》《盐运使俞德渊出缺请旨简放折》以及陶澍撰《为途次闻运司出缺折回江省请旨简放折》三篇文章中交代得清清楚楚：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林则徐接到俞德渊的请假文书，俞德渊自称：“于十月内偶患外感，发为寒热，尚能照常办公，今一月有余，寒热虽止，而精神渐觉委顿，恐致因病误公，禀请给假两月，遴员代理，俾得加意调治。”林则徐根据俞德渊的请假要求，向皇上恩准委任姚莹临时代行两淮盐运使工作。姚莹禀称：“俞德渊于十二月初四日交卸后，服药调理，稍觉轻减。迨至望间（此处特指农历十二月十五日至出缺日止），忽患泄泻，医治无效，于二十日酉刻出缺。”在俞思益自撰《集生年谱》中也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十五年（1835年）秋九月，先二伯陶泉公赴南京谒见江南主考卓海帆先生（讳秉恬，嘉庆丁卯陕西副主考，先二伯座师官大学士），旋因感冒风寒返署，医治弗效，于十二月二十日酉时疾终。”陶澍还说：俞德渊在弥留之际曾“念念在公，口讲指画，日夜不息……痰壅气喘出缺”。
  从上述记载情况来看，遭受巨大精神压力是俞德渊匆匆离世的主要原因。长期的巨大精神压力而又殚精竭虑，刻苦支持，积劳成疾，使身体极度虚弱，免疫力大为下降，从而“感冒风寒，医治弗效”；而卓秉恬的“窘辱”令其受到很大精神刺激和心理打击，加速了病情的发展。用老百姓的话说，其实就是被活活累死了。
  陶云汀和林少穆的平罗情
  赵和平
  陶澍幕府同馆友人俞德渊①
  幕府本指将帅在外的营帐，后泛指军政大吏的府署，也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清代官僚制度腐败，积弊丛生，地方督抚权力扩大，幕府则进入了一个兴盛繁荣的时期。陶澍幕府就是这种幕府制度繁荣昌盛的集中体现，它有着开先河的作用。俞德渊就是陶澍幕府中的一位重要幕僚和幕友。
  （一）陶澍幕府及其重要历史人物
  陶澍是我国古代最后一位卓有成效的改革家，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改革的先驱者和领路人，在古代和近代历史交替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一位标志着封闭的、封建的古老中国走向开放、走向近代社会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是江南地区领袖群伦的中心人物。
  陶澍在治苏之时，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他在接任江苏巡抚后，首先感叹的就是：“慷慨论时务，艰难仗众才”“于劝学选仕之道，每兢兢藉为先务。”陶澍还是有名的“清官”，在整顿盐务时，特别强调吏治。他认为只有整饬吏治，起用能员，汰除庸才，严明纪律，建立秩序，才能从根本上根除盐政弊病。为此，他首先选择了一批能员好官担任各级盐政部门的官吏。如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黄冕、谢元准、童濂、保先烈、伍家榕、龚照琪、王树、孙丰、孙绍恒、邹锡淳、王澄等，都是陶澍起用和提拔的盐政官吏。两淮盐务的整理，陶澍盐务政策的执行，全都靠他们。陶澍不仅信任和重用这些人，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举荐和提拔了他们。
  陶澍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应在于他重才爱才、善于发现人才，且知人善任，让人才尽其所长。他将一大批才德学识兼备的士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共襄功业。陶澍在江南兼管盐政时，曾大胆提拔过两位能干的廉吏。其一是王凤生，曾任知府、两淮盐运使，后因私枭黄玉林事件受降四级调用、赴部候选的处分。陶澍刚主持盐政就不避嫌疑，奏请暂留降调官员王凤生委办场灶事，说“前署运使王凤生亦堪重任”，后用其主张实施票盐。二是俞德渊。陶澍听说他颇有经世才干，善于理财，便提拔他主持海运局务，“尽得要领”，升任江宁知府。后陶澍与钦差大臣会议改革盐法，竟不拘一格，让俞知府参加会议，“德渊具议数千言”，陶澍深以为然，于是保荐俞德渊担任两淮盐运使。王凤生、俞德渊二人是陶澍在处理盐政事务中的主要助手，改革盐政成功的关键人物，后《清史稿》评价说：“王凤生、俞德渊佐陶澍治淮盐，尤济时之才。”陶澍先后任用的盐务人才，如姚莹、黄冕、童濂、谢元淮、张梓林，都是当时的优秀人才。长沙人黄冕还是在罢官后得陶澍帮助，才参与海运、盐务、赈灾，成长为经世之才。被越级保举的俞德渊更成为他办盐务的得力助手。陶澍曾说：“盐务之整顿，实赖其力。”陕西周至翰林路德在其《复朱荫堂书》一文中说：“昔闻陶制军与俞都转议汰盐务浮费十之八九。其时江南士大夫谤言腾起，在京科道弹章交攻，而陶公安然无恙，且以任怨敢为受知于天子。”
  由于陶澍的鼓励、引荐和提拔任用，先后出现了一大批近代地主阶级的改革派人物。据极不完全统计，陶澍培养的与全国交往较深的人才（湖南籍除外）有上百人，如江苏的董国华等24人；安徽的包世臣、姚莹、曹振镛等15人；浙江的陈文述、龚自珍等13人；江西的戴均元、王凤生等7人；福建的梁章钜、李彦章、林则徐等6人；山西的王鼎等2人；河南的周之琦等2人；四川的卓秉恬等2人；湖北的陆建瀛、陈銮等3人；河北的纪昀（纪晓岚）、卢坤等2人；广东的陈澧；广西的卿祖培；辽宁的蒋攸铦；山东的孙玉庭、陈用光等3人；甘肃的俞德渊等人。其中最著名的重要代表人物有林则徐、贺长龄、陈銮、梁章钜、李星沅、陆建瀛、俞德渊、王凤生、龚自珍、魏源、姚莹、黄冕、汤鹏、包世臣、左宗棠、胡林翼、黄爵滋、张穆、吴挺、张际亮等，他们大都活动在陶澍治理的两江地区。俞德渊、黄冕、王凤生等人当时虽然都是知府、知县一类的地方官，但都能够团结在陶澍的周围，并且有广泛的联系和很好的私交。受陶澍等代表人物的影响，后来还产生出了邓廷桢、申启贤、曾国藩等近代史上第一代英雄豪杰。
  据陶澍幕府研究专家考证分析认为：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黄冕等4人是陶澍的下属，“虽没有入陶澍幕府，但其实与陶澍幕友无异”；既是陶澍下属又可以称之为幕友的只有林则徐②、王凤生③、俞德渊、姚莹④、黄冕⑤等5人。俞德渊作为陶澍和林则徐的部属、幕僚和幕友，在陶澍和林则徐的培养教育影响下，被及时发现、鼓励、荐引和任用，在实行漕粮海运和盐政改革中都能够得以放开手脚发挥作用，作为他们两人的得力助手，终于成长为一名著名的改革实业家。俞德渊为陶澍所知，与之议盐政，俞德渊提出“罢盐政、裁浮费、减窝价、凡积弊皆除之”。陶澍深以为然，先后提拔为同知、督粮，令司海运局务，又“荐德渊超擢两淮盐运使”，盐政大有起色，“陶澍益贤之，荐其才可大用”。俞德渊病逝，陶澍正在回乡途中，闻后大哭，“得君耗，莫不失声，如丧余之右臂”。认为“斯人再难得”，立即中止回乡，返任主持丧事。
  俞德渊为官严正廉洁、刚正不阿，政绩显著，真可谓是封建时代德才兼备并深得民众爱戴和朝廷器重的清官。陶澍在江苏闻其名，令其主持海运局务，尽得要领。又咨询盐务，俞德渊提出：“盐归场灶，其法有三：一曰归灶丁按鐅起科，然其中有难行者三：一在灶丁之逋欠，一在鐅镬之私煎，一在灾祲之藉口；二曰归场官给单收税，难行者亦有三：一在额数之难定，一在稽查之难周，一在官吏之难恃；三曰归场商认鐅纳课，难行者亦有三：一在疲商之钻充，一在殷户之规避，一在垣外之私售。以上三法，共有九难。如就三者兼权之，则招商认鐅，犹为此善於彼。苟得其人，或可讲求尽善。顾事关图始，果欲行之，则宜先定章程。清灶佥商、改官易制诸事，非三年不能就绪。此三年中，额课未可长悬也，场盐未可停售也，各岸食盐未可久缺也。新旧接替之时，非熟思审处，何能变通尽利乎？向来捆盐之夫，淮北永丰有万余人，淮南老虎颈不下数万人，皆无赖游民以此为事业。一旦失所，此数万众将安往？其患又不止私枭拒捕已也。”陶澍深以为然，乃破格举荐俞德渊超擢两淮盐运使⑥。“此时盐务章程甫立，一切未遑，刻须筹办新纲，而商疲力乏，凋敝万分，整理维艰，旁观望而却步。非得真实任事、不畏难、不避怨者，弗克当斯剧任。臣再四思维，实难其选。惟查有江宁知府俞德渊，清淳练达，猷守兼优，臣所深知。虽于盐务向非熟悉，观其平日办事有体有用，条理分明，堪胜两淮之任。”俞德渊就任时，“两淮值疲坏之际，积欠五千八百余万，库中如洗。君莅事，则整顿章程，删浮费，去冗滞，恤商便民，盐务遂起。”在陶澍、俞德渊等人的努力下，两淮盐政革弊呈新，大有起色。陶澍乃再次向朝廷举荐俞德渊，称“其才可大用”。由此可见，在两淮盐政问题上，陶澍对俞德渊依仗之重。陶澍回到金陵后，亲自为俞德渊主持丧事，并奏闻朝廷，诰授中议大夫，优恤其后人。以后，陶澍仍时时怀念俞德渊，写诗曰：“与君挥手无多日，一话翻成古别离。忽睹卧游追往迹，依然蒹溯慰相思。山重水复无穷影，海立云垂欲暮时。遥识临崖正潇洒，辋川摩诘是吾师。”以此表达对俞德渊的深切思念之情。
  林则徐、俞德渊等5人都是陶澍的部下，并没有加入陶澍幕府，但听命于陶澍，为其献计策划，起了幕友的作用。赵尔巽撰《清史稿》说陶澍“用人能尽其长，所拔取多方面节钺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黄冕诸人之力”。因此，在这里应当把他们5人归入陶澍幕府。
  （二）陶澍幕府的社会历史作用
  陶澍幕府的人数虽然不多、规模不大，但其所发挥的作用却十分巨大，在幕府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也十分重要。陶澍幕府研究专家李志茗博士指出：“陶澍幕府在当时可谓是横空出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首先，陶澍幕府施行改革、兴利除弊，其职能与专为幕主处理琐碎政务的明清幕府完全不同。自此之后，清代督抚幕府职能逐渐扩展，作用越来越大。因此，陶澍幕府的出现，标志着明清时期另一种幕府形态、即晚清幕府形态的悄然问世。其次，陶澍幕府的改革重商、用商，打破了官府垄断，引入了竞争机制，实际上是对清代某些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否定，它表明有清以来经过100多年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业已僵化腐朽，只有适时改革，才能有所转机，这意味着变法革新将成为清王朝不得不面临和考虑的首要问题。第三，陶澍幕府主动采取措施，革除弊政，说明地方督抚在中央面对困境束手无策时，完全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较为出色地解决某些棘手问题。这一做法为有志于改革的督抚起了示范作用，可以看作是太平天国以后，督抚大有作为的开端。第四，陶澍幕府将学术与政事合而为一，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其经世思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世之学由此成为晚清学术运动的主流，尽管其表现形式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其内容实质基本一致，那就是面对现实，注重实效。
  总之，陶澍幕府的所作所为，不仅给后来者树立了榜样，而且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陶澍幕府承上启下，既是中国传统幕府的延续，又超越了中国传统幕府，它在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中国幕府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而且十分巨大。
  林则徐的平罗情结
  林则徐的年龄虽然比俞德渊小九岁，但无论是作为行政长官，还是作为林府幕僚，他们都能够从容不迫，坦诚相处。林则徐非常欣赏俞德渊的为人和才干，他们之间结下了亲密的友谊。林则徐从江苏按察使到两江总督，在江苏先后从政14年，期间他非常器重俞德渊。因此，俞德渊很快就被提升为苏州府督粮同知，掌管财粮大权。林则徐到广州销烟，俞德渊的侄子俞思益掣签广东，并参加了鸦片战争。俞思益还担任了广东地方知县、知府和粤盈库大使等职务。两代平罗籍宦游江南的地方贤士，在两个地方邂逅相遇，都与林则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片段窥一斑以见全豹。
  （一）为俞德渊的母亲题挽联
  道光四年（1824年）农历七月十七日，林则徐的母亲因病去世。在任江苏按察使的林则徐回家奔丧后大病了一场，直到道光五年（1825年）春天才痊愈。按照习俗林则徐要守孝三年。这一年冬天，江南高家堰决口，洪泽湖水流外涌，酿成大患。河南河道总督张文浩因此被革职流放新疆；两江总督孙玉庭革职留任。第二年兴修高家堰一带的水利和疏通水上运输就成了大问题。为此道光帝下旨，令林则徐到高家堰督办水利工程。这给他出了一个大难题。中国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如果听命皇上离家赴任，林则徐就不能尽守孝道，如果坚持在家乡守孝，那就是对朝廷和皇上的不忠。况且，林则徐深知在兴办水利过程中，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人很多，负责这件事就必定会得罪许多人。在这种考验面前，林则徐以他的责任感和智慧，做到了忠孝两全。为了江苏千百万人民的身家性命和南粮北运，他毅然离开了家乡，星夜兼程，尽快赶到了高家堰工地，穿素服守孝履责。这位三品大员与河工们一起，数月奔波劳碌于风雨泥泞之中，呕心沥血，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多如过江之鲫的封建官员中，林则徐大仁大义、大智大勇、鞠躬尽瘁、无私忘我地在高家堰兴修水利工程。
  道光六年（1826年），俞德渊也正在苏州督粮同知任上，甘肃平罗头闸老家传来噩耗，生母赫太淑人于道光五年（1825年）十月二十四日不幸逝世。俞德渊万分悲痛，归心似箭。林则徐得知消息后感同身受，深表同情，送行前撰写了《挽俞德渊母联》相赠，以示对其母不幸逝世的深切悼念。挽联曰：“绩室训犹存，诰晋五花，有子贤声称众母；循陔归未得，吟伤寸草，同余遗憾泣终天。”联语中“绩”即缉，指麻线；“训”指家训；“诰晋五花”指古代帝王用五色金花绫纸制成的封赠诏书“五花官诰”；“循陔”指奉养父母；“寸草”指寸草心；“终天”即终身，一般用于死丧永别、遗恨无穷等情况。这副楹联的含义是：在家里纳着鞋底的母亲教育儿子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手捧皇帝封赠的“五花官诰”诏书思绪万千。有这样获得贤良官声好儿子的母亲，既是他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还是大家的母亲；尚未来得及回家奉养父母，痛苦的声音已经悲伤了寸草之心，同我一样遗憾地哭泣着与母亲永别的无穷遗恨。可见俞德渊所获得的“贤声”，足以使得其母在林则徐等密友的心目中“称众母”，而且还和俞德渊一起“遗憾泣终天！”
  （二）为俞德渊密报考语撰联赋诗和写墓志铭
  林则徐在我国近代史上因禁止鸦片卓有成效而名垂青史，一生为人正直。俞德渊逝世前后，林则徐为他密报了司道府考语、撰写楹联、赋遗照诗、亲自撰写墓志铭。俞德渊逝世前，林则徐曾向朝廷密报了《密陈所属司道府考语折》。认真察吏安民是道光皇帝交给林则徐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考察甄别人才，凡气势远大、才德兼备者则向朝廷推荐重用之；如若贪污舞弊、碌碌无为贻误公务者，则严厉参劾并惩处之。据《林则徐全集·奏稿》载：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曾两度遇到朝廷考绩外官的“大计”，他都认真拟定，亲自出具考语，对各司、道、府属僚的“立心、行事、人品、官声”等进行严格的考评，拟定考语奏报朝廷，以备朝廷择优升迁之用。道光十二年十二月（1833年1月），他首次奏报司、道、府考语，正如他自己所说：“半载以来，随时考察，虽不敢谓灼见无遗”，但也“尚可陈其梗概”，特别是对一些优秀人才更是奖誉有加。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一月，林则徐再次奏报了20名司、道、府的考语，在这次密报考语中，他对俞德渊的评价是：“心正品端，识周虑密，勤劳刻苦，一力筹公，实为不可多得之员。现在患病请假，已委员暂行代理。”
  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一月，俞德渊因病不能视事，及时向时任两江总督的林则徐呈报了《呈护制军林少穆师》（原文被路德闰生收录于《默斋公牍》上卷）的请假报告，林则徐根据俞德渊的病情，及时向皇上呈报了《盐运使俞德渊病假委姚莹代理片》；十二月二十日两淮盐运使俞德渊出缺，林则徐及时向朝廷呈报了《盐运使俞德渊出缺请旨简放折》。俞德渊逝世后林则徐非常悲痛，为俞德渊撰写了副楹联，用以表达他的憾挽之情：“拯溺旧同心，才德兼资，如此循良曾有几？筹鹾今尽瘁，设施未竟，毕生怀抱向谁开？”联语中“拯溺”指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循良”指旧时官吏守法而有治绩者；“筹鹾”指俞德渊管理盐政事；“设施未竟”源自“设施曾未竟所长”，诗句出自宋代吴芾《哭元帅宗公泽》；“怀抱”指胸襟和抱负。道光十六年（1836年）二月，林则徐还专门为俞德渊作了《题俞陶泉都转（德渊）（水流云起遗照）》诗。诗曰：“水流无竞心，云生有活态。涓滴归沧溟，肤寸出泰岱。君秉五行秀，静与万物对。观水同涟漪，观云喜叆叇。行行岂有穷，起起方未艾。谁知潇洒心，去来了无碍。自拈右丞诗，悟已彻三昧。空明水云气，吐纳入肝肺。一朝解脱去，天地在形内。霖雨施未竟，江河流不废。呜呼图中人，留此志遗爱。”诗中以“霖雨施未竟，江河流不废，呜呼图中人，留此志遗爱”等句，表示对俞德渊的深切怀念。不仅如此，林则徐还亲手撰写了《中议大夫两淮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平罗俞公墓志铭》。
  （三）组织捐资活动，帮助俞德渊家人过好日子
  林则徐还曾经为俞德渊捐奠金并修建平罗俞氏祠堂。俞德渊服官几二十年，自县令至运使“壹以廉惠称甫”。他逝世后有人赋联曰：“尤异者六年煮海国有盈余；难忘者两袖清风家无私积”，而在送葬的队伍中“悲泪五千余里，路归装书三十四箱”。俞德渊在林则徐和陶澍麾下志同道合，研究学问，主张经世致用，对有关国计民生的水利、漕运、盐务等重大事业做过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重要的工作成果，同在江苏共事，督、抚、司、道、府大员之间关系十分融洽，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当陶澍和林则徐看到这样的情景后非常动情，带领地方盐务同僚和盐商捐送白银6万两，以供俞德渊的遗孤养家之用，并拿出其中一部分，作为修建平罗头闸俞氏祠堂的费用。
  俞氏祠堂建成后，共使用了13年。同治初年，祠堂窗格门扇被毁。1966年“文化大革命”及以后，祠堂遗址和俞德渊墓葬再遭毁坏。包含有当年用林则徐、陶澍等所送奠金购置的“俞氏祠堂”瓦砾、砖块、柱基石等建筑材料，散落在遗址周围，有的还被当地村民们扛回家里砌猪圈、搭鸡窝棚等，遗址上仅存当时供修建祠堂之用开挖的一眼名为“思源井”的古井尚未被填塞，这些都是林则徐等捐送奠金建修平罗俞氏祠堂的历史见证，它们是承载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物遗存。可以想象，当年林则徐被贬新疆途经甘肃宁夏，遥望黄河追思部下俞德渊时是何心情？
  《宁夏俞氏族谱》中关于俞德渊逝世后，陶澍和林则徐等捐送奠金帮助其家人的记载。
  （四）关心俞德渊侄子俞思益的成长进步
  俞德渊在江苏扬州盐运使府邸逝世前后，其侄子俞思益一直在身边服侍并管理家务。道光十六年（1836年）初，俞思益承受着父亲俞德源、二伯俞德渊先后去世的万般悲痛，亲手办理了俞德渊在扬州的丧葬大小事宜。三月份启程，与俞德渊的妻子安淑人一起扶柩返回甘肃平罗，并于当年六月和九月分别安葬了两位亲人。
  早在扬州期间，在俞德渊的府邸里，俞思益就已经熟悉了陶澍和林则徐，并“援筹备例”，先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向朝廷报捐了布库大使。道光十七年（1837年）俞思益帮助五叔俞德清在原籍建修了俞氏宗祠，第二年服阕期满。道光十九年（1839年）六月，俞思益“束装赴都引见，掣签广东，领照后于十二月出京前往广州”。道光二十年（1840年）一月，林则徐由湖广总督调任两广总督。二月，俞思益到广东候补，受到了林则徐的亲切接见。由于林则徐在苏抚任内与俞德渊有着“最为契重”的特殊关系，在拜谒时林则徐非常关切地向俞思益询问了其家乡的情况，以及俞德渊家人的状况，俞思益赴粤后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偏爱。由于林则徐的亲切关怀，从这时候起，俞思益在仕途上得到了不断的成长进步。
  俞德渊的家乡知县徐保字
  任登全 赵和平
  徐保字（1786-1851年），字阮邻，清代浙江归安①人。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科举人。进士出身。以名孝廉②出宰③秦中④。曾任甘肃直隶州阶州⑤知州。道光四至五年（1824-1825年）和道光八年（1828年），两次出任平罗县知县。道光八年（1828年）十月，知州衔江苏长洲县知县俞德渊，因母忧守制期满服阕引见，奉旨“仍发江苏原省以知府补用”。徐保字在《阮邻自订年谱⑥》第169页写道：“俞陶泉同年⑦，时方起复，常于次渠⑧过从⑨，相得甚欢。”道光十三年（1833年）九月，正在江南旅途中的徐保字，路过扬州时前往两淮盐运使司看望好友俞德渊，因患疟疾病在盐运使府邸停留半月之久。徐保字在《阮邻自订年谱》第173页这样写道：“九月十一日夜，（阮邻）开船行至扬州患疟，陶泉都转留榻于题襟馆⑩中，延医治疟至二十六日启程。”这是目前已知徐保字与俞德渊，在人生交往中留下来的两次活动记载。徐保字虽为封建时代的地方知县，但他深知为官之道，关注黎民百姓的疾苦，尽力兴办各种公益事业，为平罗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为后人所称颂。当代诗人任登全赋诗曰：“两任知县不染尘，治水建仓修志功。捐献俸银修义学，又新书院诵书声。”
  勤于修志
  徐保字善修志书。他在平罗历史上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编纂了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地方志书《平罗纪略》。清雍正二年（1724年）平罗设县。乾隆三年（1738年）县域遭强烈地震，损失惨重。在这之后的80余年中，平罗一直休息⑪涵濡⑫，无暇编纂县志。道光四年（1824年），徐保字首任平罗知县后，得知此前平罗无县志，他认为：“守土者章志贞教……县志为出治之本，不可不搜罗而衰辑也。”因此，到任伊始，他就把编修县志列为第一要务。当时由于边患所致，“掌故残缺，文献寂寥……询之吏无可考据，咨之士无可商榷”，修志十分困难。徐保字主政之际正逢灾年，他一边料理政事，一边拜访贤士，采风问俗，随所见而笔之。他还查阅《朔方志》《甘肃通志》《大明一统志》等志书，核证摘录有关资料，历时三年，煞费苦心，在平罗县头闸西永惠堡人田树本⑩等热心人士的积极配合下，于道光八年（1828年）纂成了《平罗纪略》八卷。纂修的志书总目为：象纬、舆地、古迹、建置、风俗、物产、水利、赋役、祠祭、职官、武卫、选举、人物、艺文、志异等15个门类，共7.4万字。
  道光八年（1828年），徐保字再任平罗县知县卸任时，将完成的书稿带回故乡，在浙江会稽⑭刻成书版。道光十三年（1833年）获知会稽人邵煜莅任平罗县知县，遂将书版带回宁夏，获邵煜、高俊⑮、邵蕙⑯等人捐资，在宁夏拓印成书100册，得以四方流传，从而填补了平罗历史上方舆志书的空白，留下了珍贵的记载。这是唯一一部用旧方志体例记述平罗县境地理概貌、建置沿革、农业物产、水利灌溉、风土人情等方面基本状况的官修文献。其内容虽然有些简略，但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平罗地方的大量史料，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平罗地方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史料。尤其是书中收录的《董国华俞盛初先生墓志铭》及有关的散存史料弥足珍贵，对于挖掘整理撰著《俞德渊史籍》书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代诗人刘天荣赋诗曰：“知县徐公重文苑，下车伊始慰民安。精诚所至开金石，八卷志书代代传。”
  励精图治
  徐保字在平罗县两任知县，为官三年。他的任职时间虽然不长，但却脚踏实地地做了一些有益于老百姓的好事，尤其是他千方百计赈济灾民，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和兴办农业，数年之间就使灾后的平罗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
  第一，建义学启蒙乡里。徐保字十分热心办学育人。他在任时目睹“平罗社学久废，贫寒子弟无力读书，自暴自弃”的状况，甚感痛惜。他崇尚前人“设家塾乡学”的做法，慷慨解囊，动员社会力量捐资助学。远在江南为官的俞德渊，得知徐保字在家乡改设书院，寄助三百两白银，书示生童：“立志大、植品正、察理明、定见确、防己严、程功密、取法高、着力进。”徐保字用捐来的这些银子，在平罗县城西南处购置房屋，开办“义学”，聘请塾师⑰，教授学生。市民无不称快，争相送子女入学。据载：“不数月而来学者以百计。”考虑到长远之计，为了使这所义学能够持久地开办下去，徐保字拿出自己的廉俸银300串文，以学校名义“发当商生息，作每岁修脯⑱”之用。为了使更多人有机会读书，他又捐银880串文，在头闸、黄渠桥、石嘴山虞祥堡、西河堡等各设义学1所，让这些地方的贫苦民众子弟都有机会读书。在他的影响下，平罗县域内义学盛极一时。徐保字卸任后，仍然热心于义学之事。据《阮邻自订年谱》载：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徐保字先后捐银1180千文设立义学。
  第二，建义仓赈济灾民。道光五年（1825年），上司饬令建义仓，徐保字以“地瘠民贫，一切寒薄之家概置勿问”。他认为“善政莫重救荒，民命莫大积贮，义仓之立计至深远”。他主张采取“贫困户不捐粮、富裕户多纳捐”的办法，把各堡的两三户富裕人家集中到县署来，亲自做工作让他们捐纳义粮，随时把他们捐纳的数量记在簿册上。这样一来，刚刚10天时间就纳捐仓斗粮食2700多石，这真是奇迹啊！据记载：仅俞德渊的胞兄俞德涵1户就捐义粮200石之多，被当地传为佳话。徐保字还称其“为阖邑冠，无一粒勒索百姓，无一毫假手吏胥”。徐保字及时奏请朝廷，免征或少征遭受旱雹两灾农民的赋税，并贷给绝收农户籽种和口粮鼓励勤恳耕种，扶助他们度过荒年。
  第三，修水利发展农业。徐保字体察民情，关心农民疾苦。在他治下的洪广、镇朔两堡，因上游新济渠有十多里沟渠年久失修，被积沙堵塞，致使下游断流，有4200亩农田无法得到浇灌，旱荒时刻威胁着当地人们的生活，渠系农民怨声四起。据查：早在嘉庆年间，邑首就曾准备占用洪广堡农民的耕地移修新济渠，但因老百姓极力反对，不停地争相告状，所以放弃了。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研究之后，徐保字决心要根治这一积弊。他果断地决定开挖新渠，并给予被占地农民以合理的经济补偿。他亲自到洪广、镇朔二堡，一面苦口婆心地做工作，一面组织农民突击改渠，结果“不数日新渠建成，灌流畅通”。灌渠流畅后，上下两堡农民共享其利，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善写诗文
  徐保字尤其见长于七言律诗，而且具有一定的造诣和建树。他创作的古体诗非常优美，常以生活中的见闻为题材，大多以现实主义的笔调，生动地描绘平罗地方的山川景物，倾吐了对当地贫苦民众疾苦的同情和忧患，抒发其勤奋从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致力于改造平罗山河的赤子情怀。目前遗存的徐保字诗作主要有：《山行》《秋感》《沿河闸》《新堡怀古》《李纲晚归》《游拙政园》《夜宿枯蒿梁》《通润桥散步》《昌润渠稍晚行》《由汜水抵巩县》《江船杂咏绝句》《初冬石嘴子旅夜》《寄怀吟谷叔豫章》《由灵沙村至庙台堡》等，多数被清代陆以湉收录于《冷庐杂识》一书。其中《平罗纪略·艺文》共收录八题11首，《平罗古今诗词选》将其原诗照录。兹录其中四首以飨读者。
  （一）沿河闸
  万绿翳⑲无际，沿堤客跨鞍。平沙千顷阔，野水一渠宽。
  老树拦危彴⑳，孤禽没远滩。耕氓㉑方待泽，何以抚躬安。
  （二）通润桥散步
  公暇揽幽胜，渠流跨土梁。水田飞白鸟，野庙矗青杨。
  小市人声散，空街夜色凉。萧然尘外意，一曲在沧浪。
  （三）昌润渠稍晚行
  戍鼓㉒已沉沉，沙堤向晚临。溪声流暗洞，灯影出遥林。
  讵㉓在均田法，难忘济物心。独行风露里，不觉此宵深。
  （四）由灵沙村到庙台堡
  兹乡频苦旱，极目断炊烟。核户多逃薮㉔，开荒半讼田。
  河声千丈落，树色一溪连。更指前村路，灵旗古庙偏。
  徐保字还非常喜欢撰写楹联。他曾为甘肃盐茶同知署撰写了《题甘肃盐茶同知署》联一副。联曰：“回民汉民多是子民，我最爱民无异视；礼法刑法无非国法，尔须畏法莫重来。”这是一副最为典型的重字复盖句楹联。联语反对民族歧视，提倡尊崇法度，鲜明地反映了徐保字朴素的民族平等观念和法治思想。这副楹联被收录于清代著名文人梁章钜三子梁恭辰撰《楹联四话》一书。徐保字还著有《抱碧堂集》行世。
  俞德渊的重要部属谢元淮
  赵和平
  谢元淮（1784-1874年），湖北松滋人，字钧绪、默卿，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调任太湖东山巡检司，道光三年（1823年）奉派到淮南主持盐务，首提“改纲盐为票盐”的设想。道光五年（1825年）协助俞德渊试办海运。道光六年（1826年）升任无锡县知县，旋奉调协助海州分公司总办盐务。道光十二年（1832年）与俞德渊、魏源等同登云台山，所著《云台新志》收录俞德渊次韵诗作四首。道光十六年（1836年）正月姚莹接署俞德渊两淮盐政后，补任姚莹淮南监掣同知缺，以四品致仕。著有《养默山房诗稿》，俞德渊为该书作序。遗诗有《荆溪呈陶泉大令》《赠俞陶泉明府德渊》《留别陶泉大令》等。赞俞德渊“时狱讼稀少，政绩斐然，与陶泉甚为相得，争戴使君如父母，转称僚吏亦神仙”。诗曰：“童男帅女觅蓬壶，却笑秦皇作计粗。采药楼船何日返，登山筇屐此时俱。江河入海涵清浊，齐鲁连云望有无。谁信凫夷来地底，一挥长剑扫天吴。”这首雄心勃勃、豪情满怀的律诗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谢元淮委管大伊山卡期间，登临灌云大伊山时所作，题为《登大伊山望海慨然有作》，表达了“一挥长剑扫天吴”的信心与决心。
  谢元淮是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的重要部属，被称为海州票盐改革的排头兵。道光十年（1830年）秋，两江总督陶澍兼管两淮盐政。道光十一年（1831年）春夏，陶澍议试行设局收税之法于淮北，奏委邹公眉（前淮扬道邹锡淳）专司其事，因谢元淮曾提出过“改纲盐为票盐”的设想，所以从无锡县知县岗位上被调到海州参加票盐改革。邹公眉邀谢元淮随同查办，参拟章程12条，减科则、改运道、裁规费、严卡巡，主于招商而利运。
  委勘淮北情形时，谢元淮下车伊始，即自请赴青口查勘。青口地隶赣榆，为海船汇泊之所，有唐生、兴庄、柘汪三疃［tuǎn］盐池，共500余面，旧设兴庄场大使，其后裁归临兴场，孤悬海角，遂同化外，专卖沿海渔船醃［yān］切，透私旁侵山东各境。例设食盐店，额销仅三百单引，从无缴库。前淮扬道邹公眉锡淳查勘淮北票盐时，止以岁行十万引为期，亦以青口悬隔、鞭长莫及且土池盐劣、商贩不前，拟置之不问。但他唯恐其有累全局，渡海北上亲历三疃，遍询池灶。他看到滩高者，掘戽［hù］卤泉盐色甚洁，近海者引潮积卤晒扫。尤旺岁产三四十万石，幸喜不已。遂将调查详禀情形上报，此举得到陶澍赞扬，并授“相机妥办，不为遥制”权，七月末即奉委专办青口一局。他带着陶澍之“相机妥办，不为遥制”之语委札，复渡海北上青口，传谕各灶长，逾以大宪改票盐之意。始地方人等以为食店改革，商谣惑疑，谢元淮大力宣讲票法之利一两月后，商贩［fàn］咸知无他，转相告语，蟹船、水贩渐集，而外商尚无问津者，乃禀请一律行票由内河行走，于是商贩大集。初战告捷，是冬，即行盐万余引。
  道光十二年（1832年）春，他亲自解税课赴扬州，并暂假回苏三月。待再时，票盐盛行后，则土豪放价争收、灶户居奇，盐价骤贵数倍，每引至二千七八百钱，且有预卖脱逃，大非盐归官局之初制。对此混乱局面，他创归团挂号、令民贩自稽晒扫之法，每疃各择适中高阜，筑立公团数所，令灶户将所扫之盐，逐日堆入其中，不得私贮，每疃慎选团长一人，稽报盐数，领价实给，不许私扣，其民贩赴局纳税，先给小票，持赴某疃收盐，每号百引，每人一号，每十号为一辈，合力查盐，计数均分，乃禀局掣捆给票出运，每五十号为一轮，前番捆毕后番继之。民贩不亲赴稽盐者，三日即销其号还其银。至于本地食盐、渔船醃切，则提十分之一仍许纳税请领百斤至九引，小票一律经官掣捆，不得逾额，于是积弊一空。是年，青口三疃即畅销五万余引。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青口民贩求号者愈众，盐不敷贩，复畅销九万余引。时海州三场商贩自为交易，昂价脱空者大半，场商竞倡不可归局之说，牢不可破，究以青口归团章程在前为借口。陶澍却据青口之法拒浮议，饬三场仿青口之法，一律归局，海州场商之奏案始定。
  淮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七月，奉委署赣榆县亷缺，不久又委管大伊山卡、至冬回朐乃帮办总局事，此时私盐枭匪利用掣验之漏洞，一票重用，大搞走私买卖，以逃盐税，谢又创掣签定号之法，即仿照纲盐皮票截角之法：票盐出场，局员掣验时截去大票平声第一角，卡员抽验时截去大票上声第二角，西坝添委文员驻扎，于票盐到坝进栈时验票点包，截去去声第三角，又于顺清河添委文员驻扎，于票盐渡黄过堤上船时验票点包，截去入声第四角则还票，重运之害可祛。此法又得陶澍肯定，遂信致场局各卡照办，枭匪始有忌惮。
  道光十五年（1835年）九月，谢元淮抵金陵，将赴无锡本任时，俞都转（两淮都转盐运使）亦在会垣，陶澍谕以淮北票务时与两淮北盐运使商定，令谢元淮仍赴板浦。谢元淮深知票引之盛，莫盛于道光十三、十四两年，而奉行者未能悉臻尽善，利兴而弊亦潜滋，遂多次请辞，但不为采纳，旋奉檄署理海州分司，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一月十六日接任童濂为海州分司运判。海州分司是两淮盐运使下属机构，代盐运司直接管辖盐场之盐政并负纠察之责任。各盐场设场大使一人，执掌场课收纳、产收缉私等。
  谢元淮上任即针对时弊，采取五项措施以根治受病之源，即：①停止陆运也。本年淮北票盐产多销滞，坝岸价低贩本折。当以疏通岸引为第一要着（招），若欲坝岸速销，必须场盐少出，以解壅滞；②清厘池产也。夫缓则治本，急则治标，堵缉场私使无透漏，清丈池面使无溢产，归局捆运使无抬价，此治本之道也。而大要总以疏销岸盐，为治标之急务。③勒歇私栈也。禁歇顺清河私栈，则地棍串诈、夹私抢跌之弊除而市价一矣。④按引派盐也。以一场全年盐额摊派于各池、按池定引、按引定盐、按册派数、按数计额，则售盐均有定则，晒扫不致过多，而邻境不能借口侵灌矣。⑤严缉场私也。私从灶出，缉应先灶，现今水陆各隘俱已严密，自东海赵都司以疏懈被核，营伍惕惧，巡堵颇力。近于黄河之佃湖，添设委员驻缉，则转海之私似可禁遏，又于双金闸启放之时，委员驻扎新安镇会同营弁盘查，苇荡料船则夹带之私亦可渐少。其腊正两月，武卡弁兵薪饭禀复旧制，按月开支。又将裁减总巡之巡役二十名，亦还原额，卡弁无可推诿，巡缉不敢松劲。
  自此次实力整顿之后，积弊全除，商灶咸遵约束，西坝积引尽空，淮南之侵灌自免，自道光十六年（1836年）二月初六日开局收税起至六月止，派定二十二万引之数早已满额，贩来络绎以到迟为悔，官收余盐三万余引，亦俱买运无剩，坝岸疏畅，大有起色。
  谢元淮在海州六年为票盐改革可算得殚精竭虑，做出了杰出贡献，无愧是行票盐之法的先锋，从而受到陶澍的青睐。但在其分司运判位上，在建盐义仓储谷备荒时，犯了一个不受当地士绅欢迎的错误，他不顾板浦北三场“地皆斥卤”、“水患频仍”，一遇歉收则“冻馁［nei］流亡比民人尤甚”的现实，推翻前任“复建义仓”案，主张“发典生息”，致使复建义仓事息。不过，谢元淮在分司运判位上，联络板浦才子许乔林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总修《云台新志》，为我们留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云台新志》写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郁州书院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秋镌刻。“道光十有七年、岁次丁酉夏五月朔，赐进士出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江南河道提督军务长白麟庆谨序”，后刊印发行。此书不但汇集了历代海州志、云台山志的重要史料，而且对云台山脉区域的地理沿革、历史事件、物产种类以及金石镌刻、古迹概况，乃至民间传说、盐业生产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和考证。
  道光十七年（1837年）谢元淮调往淮南，补任淮南监掣同知，咸丰二年（1852年）因实施“票盐”制遭当地官吏反对而被革职，次年冬被任命为广西桂平、梧、郁盐法道。殁于同治年间。他在江淮五十年，疏浚运河及吴淞口、秦淮河，赈济江都灾民，清丈江阴沙洲，鸦片战争期间奉命防守上海，口碑甚佳。著述还有《铸银钱以抑洋价论》、《钞贯说》、《碎金词谱》等。
  注释：
  本文根据网载汤氏《谢元淮——海州票盐改革的排头兵》一文整理。标题为编著者所加。
  俞氏家族的社会历史背景
  赵和平
  俞德渊诞生的时代背景
  农历十一月初九日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人们敬仰和怀念的清官翰林俞德渊，就诞生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这一天。关于俞德渊的出生还要从他的父亲俞世隆说起。
  俞世隆生于乾隆九年（1744年）正月。由于俞德渊的祖父晚年“家境贫寒”，导致其父亲俞世隆“虽聪慧，但早岁弃读服贾”。更为不幸的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盛世已去，土地兼并渐成大潮，而且日益汹涌，不可遏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官僚和地主阶级利用小农经济和小商人经不起打击的弱点，利用天灾人祸或青黄不接的机会，囤积居奇，贱买贵卖，重利盘剥，乘人之危，巧取豪夺，从而导致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商人破产。在这样的境况中，俞世隆的家庭同样避免不了遭遇破产。乾隆年中期，俞世隆娶唐氏为妻，生一女；唐氏亡，继娶赫氏，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八月俞德渊的哥哥俞德涵出生时，家里已经贫穷不堪。在俞世隆34岁那年，俞德渊降生在宁夏县镇河堡那座破落的小土地所有者加小商人家中。
  俞德渊的出生地宁夏县镇河堡在今银川市掌政乡。宁夏县当年属于甘肃省宁夏府管辖。当时宁夏府的设置为四县一州，即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中卫县和灵州（今灵武市和盐池县境）。他出生的这一年是历史上雨水最多的一年，黄河水泛涨，到处被淹没。俞德渊出生时，适逢乾隆皇帝统治后期。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皇帝总共在位134年，正是大清王朝的黄金时代。然而乾隆后期，盛世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极限。“嘉道中衰”实际上是“康乾盛世”的产物。乾隆留下来的那份遗产，虽经嘉庆皇帝的苦苦经营，勉强维持，到道光皇帝时，早已经是千疮百孑了。道光即位之初，大清王国正面临严重的内外危机。在内，表现在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国库空虚，民众反清斗争频频；在外，西方列强势力东侵，鸦片荼毒国民，道光颇想有一番作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中兴。道光十六年（1836年）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但最终都未能奏效。俞德渊来到这个世上，由于受时代和家庭的制约，已经是家道中落，家境每况愈下，养活一家人非常困难。因生活所迫，俞世隆遂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携后母杜氏和正有身孕的妻子赫氏、10岁的长子俞德涵和年仅5岁的次子俞德渊，一家5口人离开了宁夏县镇河堡，迁居到平罗县头闸正闸堡。俞德渊的家庭迁徙与当年的兵荒马乱也有直接的关系。
  宁夏俞氏族谱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族谱是记载宗族人物世系和宗族事迹的书籍，也是以特殊形式记载宗族发展史的珍贵史料，古代普遍被视为家族圣物，有严格的、安全的收藏保管措施。族谱根据其记载族群的范围与家谱属性的不同，较常见的名称有族谱、宗谱、房谱、支谱、总谱、家乘、家牒等；不常见的家谱名称有世典、清芬志、中表簿、辨宗录、传芳集、续香集、世思录、先德传、血脉谱等；记录帝王世系的称帝系或玉牒等；记录诸侯世系的称世本；记录家祠的称祠谱；记录祖先坟茔的称坟谱；记录恩荣的称官谱；等等。谱牒所载皆宗族、祖、父名讳，孝子顺孙目可得睹，口不可得言。家族成员面对家谱所流露出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崇敬心情，主要体现在出谱和拜谱等一系列的仪式之中。
  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严密的宗族制度。在清代，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遍布全国城乡，成为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姓子孙，往往世代聚居，组合成庞大的宗族团体。宗族组织，特别是一些弱小宗族，在以分散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里，也带有团结、互助的性质，具有某些养老恤贫的救济和社会保障的职能。宗族制度是按父权家长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族长是一宗之主、合族之长，位尊望崇，掌握很大的权力，他是“族权”的体现者。一族之内又按昭穆亲疏分成若干支，支下又有房，房有房长。族长的产生多按照辈分、年龄、德行、威望、官爵来推举。实际上，官高禄厚是担任族长的最重要条件，因为官职越高，在族内的号召力越大，在族外也有足够的权势，以庇护族人。族规是全族人员必须恪守的行为规则，对于约束宗族成员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宗族内部，祖宗父辈最为尊严，他们的命令、意志不得违拗。在宗族内部，绝对服从父母尊长，在宗族以外，就要求移孝作忠，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一般人都把应试出仕、加官晋爵看做是光宗耀祖的盛举。
  祠堂是宗族的象征，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又是全族集会办事的场所。祠堂“上建龛堂，所以安神主而序昭穆也；中树厅事，所以齐子孙而肃跪拜也；前列回楼，所以接宾朋而讲圣旨也；左右两庑，所以进子弟而习诗书也”。祠堂又称家庙，值春秋祭祖时，一般由族长主祭，合族晨兴，齐集于祭所，随班次行礼，尊者在前，卑者在后，务整齐而严肃，如祖考临之在上，不可戏谑谈笑、参差不齐。有官爵者必须官服，其他人也必须衣冠整肃，短衣赤足者，不得列班行礼。祠堂又是款待宾朋、教育子弟、处理族中事务、执行家法的地方，许多“族规”中规定，族人发生纠纷，先在族内祠堂中调解解决，不可先告官兴讼。族内的调停处理有很大约束力，一般说，族人必须服从。当宗族成员有悖礼违法的行为，也不必经过官府，即由“族长传单通知合族，会集家庙，告于祖宗，家谱削去名字，祠墓不许与祭。此外，凡有过失，另酌其轻重以示罚”。
  宗祠与义田（族田）互为表里。有祠必有田，二者不可缺一。有人说：“祠堂者敬宗者也；义田者收族者也。祖宗之神依于主，主则依于祠堂，无祠堂则无以安亡者。子孙之生依于食，食则给于田，无义田则无以保生者。故祠堂与义田并重，而不可偏废者也。”义田都由族人中的富贵者捐赠。清廷大力提倡这种“捐田赡族”的义举，由巡抚“造具事实清册送部（礼部）”。由礼部题请皇帝予以旌表，所捐田产价值在银千两以上者，由地方官给银建坊。在清政府的鼓励下，一些巨家大族的义田动辄以千亩计。按规定：义田出租的收入，用于周济鳏寡孤独、残废贫穷的族人，“其婚嫁之失时也，则有财以助之；其寒也则为之衣；其疾也则为之药；其死也则为之殓与埋”。有的还开设义学以教育本族子弟，举办义赈以减轻水旱灾荒，也有用于表扬孝子节妇，奖励入学中举。在敦宗睦族、尊亲敬老的名义下，对族人做有限的经济帮助，以加强族人的宗法观念，缓和宗族内部的各种矛盾。
  《宁夏俞氏族谱》（宁夏本）一度失传。民国年间，家翁俞绍江从登门乞讨者手中用两口袋粮食换回，先由俞绍江保存，辗转保存在俞行学家中。《宁夏俞氏族谱》（广州本）现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由俞思益后人捐赠而得以传承。综览《宁夏俞氏族谱》的制度、建筑、田产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实际上就是封建社会家族管理手段的一个缩影。
  俞德渊家族祠堂考察见闻
  赵和平
  2001年6月25日和7月初，笔者先后数次前往平罗县头闸镇正闸村俞家庄，对俞德渊家族祠堂和俞德渊墓葬进行实地考察，陪同石嘴山市土地房产管理局局长殷学儒（现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副书记）确定立碑①位置。现将见闻概述于下。
  俞家祠堂的历史概貌
  石嘴山市政协原副主席黄占福说：“俞翰林的家乡在正闸村，人们习惯叫‘俞家祠堂’。正闸村历史上属于头闸，人民公社时期划归渠口乡管辖，在近年行政区划调整中重新划归头闸镇。”史料显示：头闸俞家祠堂原名“留馀堂②”，为一处结构紧凑的四合院建筑。据《宁夏俞氏族谱》载：“道光十五年（1835年）陶泉公故后，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及地方盐务同僚、盐商公送奠金共银六万两，内提银五千两为建祠之用。”“道光十七年（1837年），在五房少隐公园中建修宗祠一所，坐艮向坤，少隐公经手承修。”“头进大门居中，两傍东西小门，大门内戏台一座，两边厢房各四间，为有事坐客之所，戏台前是天井。二进平排五间，居中三间供奉祖先神主，两傍各一间，收藏书籍、字画、楹联。东西廊房各三间，摆列执事。”
  历史上修建的俞家祠堂祠檐深远，檐角翘指苍穹。祠堂由正堂和配殿组成，造型独特，主体突出，工艺精湛，陪衬有致。祠堂大门通体紫色③涂刷，门楣悬挂着黑底金字牌匾，上书“留馀堂”三字，大门两侧紫漆柱子上雕有金字名人楹联。大门两侧两尊一米多高的石头狮子④昂首挺胸，巍然屹立，突目隆鼻，四肢威猛，神态逗人，而且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颇具时代特征，是典型的清代建筑艺术雕品。祠堂内雕梁画栋，花卉禽兽和山水人物栩栩如生，拾级而上，甚为壮观。正堂的门楣上高悬“太史第”⑤牌匾；堂屋内中央及昭穆位置奉祀俞氏先祖和俞德渊等牌位若干，下方置八仙桌一张，供品济济，香雾缭绕；两傍各置条案，两角摆放一对颇为讲究的案几。左右两厢壁悬字画若干副。祖堂正门楹联的内容为：“皇恩浩荡绵世泽；宗德无疆裕后人。慎终追远，皇恩浩荡；物华天宝，德福昌隆。”两侧条案上放置有瓷花帽筒。右侧条案上有两个帽筒，一款是“同治蓝底白花瓜瓞⑥纹帽筒”，另一款是“道光黄釉雕瓷竹节瓶升三戟帽筒”，寓意“平升三级”。左侧条案上也有两个帽筒，一款是“道光青花人物镂空帽筒”，图案为内容为“渔樵耕读”；另一款是“民国红彩狮子帽筒”，称“太狮少保⑦。”四个帽筒上安放着四顶官帽。左侧墙壁中央端挂江西景德镇“珠山八友”王大凡“琴棋书画”四条瓷屏。右厢壁悬挂有俞德渊画像，下设供品若干；右厢壁悬挂有林则徐撰俞德渊挽联：“拯溺旧同心，才德兼资，如此循良曾有几；筹鹾今尽瘁，设施未竟，毕生怀抱向谁开？”左侧悬挂着梁章钜撰写给俞德渊的挽联：“殚心力以报所知，一代长才出甘陇；处脂膏而不自润，千秋遗爱满邗江。”据传，每到重要年节，祭拜者纷至沓来，人头攒动，在堂前烧香叩头，祈求平安幸福。同治初年俞家祠堂因“兵燹之变，窗格、门扇俱被损失……祠堂暨（头闸）街面铺屋若干间尽被烧毁。”俞思益曾倡议族人“继续修葺完固”，但这座并未保留下来完整面貌的俞家祠堂究竟毁于何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记载文字，仅仅知道1934年春孙殿英部与马鸿逵部在银北开战，孙殿英部118师主力部队（含骑兵团）从石嘴子出发，经宝丰过头闸堡，在平罗城东门、南门、北门以外，与从银川赶来的马鸿逵步兵旅混战，史称“孙马银北大战”（资料来源于《孙殿英马鸿逵宁夏之战要图》）。但无详细资料说明俞家祠堂即为战争所毁。仅据推测有可能受到过这次战乱的重创。据说，俞家祠堂左侧为后来兴建的宅院，气势宏大，解放初期还有遗存，与《宁夏俞氏族谱》中所描述的俞家祠堂的结构有许多相一致的地方。
  俞家祠堂的现状
  我们从实地考察中得知，俞家祠堂现仅存遗址，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左右，东西宽50步，南北长80步。传说俞家祠堂遗址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未能幸免于难，地面上仅有的一些附着物和祠堂陈设器均被砸毁，许多珍贵的古籍善本不幸散失。遗址上散落着10多块柱基石。大量的清代艺术雕花青砖，已经变成了碎砖烂瓦。在仅存的几块砖雕（如图）上可以看到，图案上的动物栩栩如生，从这些砖雕上留存的信息可以看到，俞家祠堂在当时的建筑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在位于遗址西南角的俞家祠堂大门外，呆立着一尊手足全无，被砸得面目全非的石头狮子，仅能辨清大致的外廓，靠几块碎石头支撑，很勉强地站在那里，仿佛惨遭劫难的狮子主人一样，一扫当年的威风，十分无奈、非常苍凉地呆立在遗址的狮子座上。现存的两间“俞家祠堂”砖木结构房屋，为俞家后人于1992年发愿重建，建筑面积约40平方米，祠堂是一个坐东面西的横两间房，清式门窗，当代廊檐，式样和结构都非常简陋。
  这座祠堂内还悬挂有介绍俞德渊生平的“翰林简介”。祠堂侧壁上有俞德渊拟定的22代以内家族辈分排序表，从俞德渊的祖父“申”（应为“天”——编著者注）字辈开始向下延续，组成了一首缺字六言诗，即：“申（应为‘天’——编著者注）灏世德思光，绍敦行秉吉良；鸿文昭国口口⑧，彦永锡汝宗昌。”按照这个排序，俞德渊在俞氏家族中为第四世。这个排序排完后，可由俞氏后裔“另拟字样”。俞氏家族从“天”字辈开始，历经两百余年，目前共有第七至十一世五代人存世，即从“绍”字辈开始至“吉”字辈后裔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姓名文化遭到严重摧残，许多人都将自己名字中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字眼统统舍弃，更名为与时代脉搏遥相呼应的人名符号，如“红军”“建设”“宏伟”等等。新出生的小孩干脆甩掉祖序，另起一套，辈序被完全抛弃在一旁。也就是说，俞氏家族中从“吉”字辈开始，有一部分后人根本没有按家谱中拟定的字样拟称人名。
  堂屋左侧墙壁中央悬挂着一幅《祭神如在》的神图，图的正中间位置书写（供奉）着“家堂香火三教明神老爷之神位”几个大字，神位上部左右内侧分别书写（供奉）着“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外侧是一副楹联，内容为：“兴家立业财源主，治国安邦福禄神”；神位下部左右两侧分别书写（供奉）着牛王马神、四海龙王、苏武圈神、青龙白虎、福禄财神、火帝真君、蚆巴蜡虱神、山神土地等诸神。神位下方置一张供桌，桌上摆放了各式各样的祭祀用品。耆寿耇老⑨均燃纸祭酹⑩于祠间。
  在结束俞家祠堂考察之前，我们在祠堂遗址大门外西北约30米处看到一眼古井，井水清澈见底。这眼古井应当是“留馀堂”的重要遗存，也是这里现存最有价值的文物之一，井口的圆形石头上，有水桶绳索多年摩挲的石槽，说明此井经年已久，在修建“留馀堂”时就已经发挥过重要的供水作用。此外，位于杜太淑人墓左侧的老庄遗址遗存水井一眼，只是已被填塞，井口周围长满了杂草。据考证，这应当是俞世隆家人迁居此地后开挖的一口生活用水井。
  俞德渊翰林墓葬考察见闻
  赵和平
  结束了对宁夏俞氏祠堂的考察后，顺着田间便道直奔俞德渊墓地，对俞德渊翰林墓葬及其家族墓葬群也进行了考察，见闻如下。
  墓葬的基本情况
  当地民间有传闻说：俞德渊逝世后，灵棺用了三年时间①，才从外地抬回家乡，沿途不断埋葬假坟，真正的俞德渊体魄被安葬在这里。这种说法在现在来看已经过时了。据《宁夏俞氏族谱》记载：道光十五年（1835年）腊月二十日，俞德渊因病在江苏扬州逝世，眷柩于翌年三月起程，六月归籍，首先安葬先于陶泉公逝世的鉴塘公于祖茔，九月另立陶泉公茔地，安葬于俞家庄昌润渠南畔。灵柩下葬后，在地下水位较高的黏性碱土里，埋葬了整整130年时间，然后被红卫兵挖出纳幽之穴。
  俞德渊墓葬俗称“陶泉公墓”，为俞德渊及其妻安淑人的合葬墓。主墓葬高出地表1米左右，两眼墓室露出地面，左侧是俞德渊的灵柩墓室，右侧是他的妻子安淑人的墓室，均为青砖拱顶状结构墓室。两个墓室门前塞满了泥土，墓葬的顶部长着白刺和芨芨草；两排附墓葬呈“八”字形顺西南方向左右排开，左一冢附葬梅生（俞思履）体魄，併葬妣氏赵宜人体魄，侧葬晓岩（俞光晸）原配李氏体魄。左二冢安葬着赵宜人四子俞光晸（晓岚）及其原配夫人李氏和继配夫人赵氏，其他附冢墓主②不详。
  陶泉公墓坟茔俱存，今已修缮，有祭台一座。墓地正中央曾经还长有一棵直径一抱粗的古树，叶子肥大，迎风啪啪作响，人称“鬼拍拍”，其实是梧桐树，后来被无意间砍伐。在主墓葬的正前方10余米处，横躺着一块已由长方形脱化为椭圆形的不规则大石头，形体较薄，刻痕漫漶不清，文字似有似无。一说是俞德渊墓碑，传说俞德渊墓葬前曾竖有一块灵龟石座碑③。据笔者考证，清代五品以上的官员，死后可以在墓地树碑立传。俞德渊官至三品，当在可竖之例。笔者曾在平罗宾馆耳门之旁见到过一尊龟形碑座，后来由于宾馆拆除，碑座亦不知下落。另一说是当年摆放祭祀用品的供桌。墓区占地面积约为2000平方米，依稀可见散落的片片古旧碎瓷。墓地与耕地交界之处生长着一些马兰花，当地人称“马莲草”；墓区被周围的麦地和水草湖包围着。在俞德渊主墓葬背阴不远处，是一条排水沟，它将古墓葬和镇南东西走向的那段旧昌润渠（1967年废弃）遗址分隔为两处。20世纪70年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挖这条排水沟时，有人挖出两顶清朝顶戴花翎，其中一顶当时就被挖沟民工用铁锹砍碎，另一顶不知去向。
  在紧靠俞德渊墓葬右前方，有一座五亩大小的自然湖，湖里长满了芦苇和蒲草。俞行堂指着湖泊向我们介绍说：这个湖俗称“朱家龙坑”，相传湖中有个无底洞，名叫“龙坑”，一直通往龙宫，湖泊是龙的脑袋，龙的身体蜿蜒西去，二里多长的地龙穿过旧昌润渠，然后七弯八拐，将尾巴伸向古镇西边，从旧日昌润渠西坝延绵至平（罗）头（闸）路东南，在头闸村约有五六百米长，后人叫“聂家沟”，沟渠最宽处近百米，最窄处也有三五十米，地势低洼，常年有水，冬天结冰，沟坝和渠沟里长满了蒲草和芦苇，“呱呱鸡”等多种鸟类在湖中栖息繁衍，历史上也是一大景观。因此，这里也就流传了许多与龙有关的故事，其中《龙坑沿与金马驹的传说》（见下文）在当地流传最广。道光十六年（1836年）九月，俞德渊的后人在安葬其体魄时，风水先生正好将其墓穴划定在龙脖子所处的位置上。十分有趣的是在考察中，恰巧有一匹枣红色的“金马驹”正在“龙坑沿”里啃食鲜草，同行者抓拍了这一情景。
  在陶泉公墓东北方向约300米处，坐落着“杜太淑人墓”，主葬俞德渊的祖父俞灏（字百川）暨杜太淑人，坐辛向乙，奉为祖茔。嘉庆十五年（1810年）十月三十日俞世隆逝世，附葬杜太淑人墓；道光五年（1825年）俞德渊的母亲赫太淑人逝世，葬入盛初公墓穴。在陶泉公墓西南田垅内，坐落着“仰伯公墓”，坐乾向巽，主葬俞思益妻安恭人，左侧第一冢应当附葬俞思益长子俞光暐（燮堂）。据《集生年谱》载：“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大媳宋氏……航海低潮”，是否回里，未有记载）。以俞德渊墓葬为主体的俞氏家族墓葬，实际上是一座清代古墓葬群。
  墓葬毁坏的经过和恶果
  1966年，在中央“五一六通知”④下发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席卷华夏大地。石嘴山境内的工农商组织、各中小学的“红卫兵”“红小兵”组织相继成立。中小学生走出校门冲向社会，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开始破“四旧”⑤。平罗和陶乐两县城乡掀起了“破四旧”的浪潮，所有寺庙被拆除和捣毁，一些人家被查抄，仅仅一个不足万人的陶乐小县，就有3080余套（幅）古今书画作品被查抄和焚毁。在平罗县头闸镇街上，笔者亲眼目睹东西南北四座寺庙被拆毁，从当时家庭成分较高的张彦、侯治邦、董玉花等农民家中抄出“旧货”百余件，在大火中焚毁。沉睡头闸古镇的俞德渊古墓葬，也被列为“四旧”对象，第一个遭到了破坏。
  1967年8月下旬的一天，由平罗县惠北公社双渠大队负责人和部分小学教师以及个别社员组成的“红色造反队”，在公社“红色造反团”组织的授意下，计划从俞家祖坟打开“缺口”，掀起破“四旧”运动的高潮。据说头一天傍晚前，祠堂门前的石头狮子被双渠村红卫兵砸毁，留下了“遍体鳞伤”的“狮身”。第二天（据考证为8月26日）一大早开始掘坟，下午墓葬被掘毁，情景如书稿中周志远撰《俞德渊墓葬的毁坏和修缮》一文所述。同是这一天，平罗县“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组织“一·二七”⑥和保守派组织“筹备处”⑦的成员，在县城平罗招待所、东门桥两处发生一次大的武装械斗，造反派成员、渠口公社银星大队宁某某被乱枪打死。
  就在这天下午4点钟左右，“红色造反队”20多名红卫兵不顾人们的反对，来到俞德渊墓葬前，在众目睽睽之下，逼着“四类分子”向墓葬“伸手”。至此，宁夏有名的“俞翰林”浮出地面。不多时，墓碑、石凳和石头供桌被砸毁。据目击者说，不一会儿，左侧墓室的斗门被移开了，人们钻进了俞德渊墓室。墓室里的陈设比较简陋，无奢侈之感，透射出了俞德渊当年的清贫和廉洁。后被打开的是位于右侧安淑人的合葬墓，墓穴里发现有酒杯、头簪和一绺头发，墓坑里是一汪暗红色的积水。
  据当时钻进墓室的人介绍：俞德渊的灵柩里棺外椁，用优质的檀香木精工制成，散发着阵阵檀香，外层全部用枣红色颜料涂刷。由于灵榇高停在两条半米高的板凳上，虽历经130余年地下盐碱浸渍，但见木质尚好，周身的黑色还十分鲜亮。据传说俞德渊的墓室里曾经放有一口老缸，专门用来盛装点灯的香油，墓室里的长明灯⑧多少年来长明不灭，就是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负责管理并定期添油保持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看到的景象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在红色丝绸上写满许多字的铭旌。不一会儿见风后，这件铭旌被风化后全部破碎了。人们并没有在打开的墓葬中见到传闻中所谓“银子”“油缸”之类的东西。紧接着，俞德渊的棺椁被人用八磅榔头砸开。但见棺椁里层全部是用松香黄蜡油⑨涮（密）封后形成的密闭体。里棺被撬开后，发现除遗体以外的所有空隙都塞满了黄色纸包，每个纸包里又都塞满了一种叫做“灯芯草”的中药材，据说既有防腐作用，又取其“得睡神归”之意。
  拨开填充物露出的墓主人遗体完好如初，体长1.65米左右，头戴花翎，饰有翡翠翎管，枕头左右是一摞摞发黄的线装旧书，头发和胡须新鲜如初；身着鲜亮的清代三品官员紫袍和朝靴，一条大长辫子更代表了主人的年代，项上佩戴108颗朝珠一串，有金质胸花一朵，服饰和遗体之间裹满了蚕丝，骨架结构仍然完好；人们惊奇地发现：肌肉和皮肤似有弹性，面色如常，好像正在睡觉一样，人们从前面一拉，尸体竟然能“坐立”起来。众人惊讶！有人赶紧将缠绕在脖子上的蚕丝扒掉，寻找其是否有被皇帝错杀的刀口⑩，此举并没有发现什么刀伤，倒是从嘴里掉出了一颗透射出绿色寒光的夜明珠，人称“滗水珠”，听说这就是那个可以使尸体千年不腐的宝贝。有人还说尸体下面有一瓶药水，所以尸体才不会腐烂。遗体上的服饰在阳光照射下，与空气接触后很快发黑，被风化成了碎片和黑灰。遗容也逐渐有些变黑了！当然，最最引起哗然的是那具曾经被埋在地下整整130年、现在被放在棺盖上的尸体，竟然完好无损，没有腐烂。人们感到非常稀奇，奔走相告，竞相一睹为快。古墓葬被掘开后消息不胫而走，方圆百余里地妇孺皆知，人们毛骨悚然，谈“墓”色变！三五成群结伴前往探个究竟。俞德渊的遗体白天被“红卫兵”抬出来供人参观，晚上又被送进墓穴，陆续“接待”了一批批参观者，就这样暴尸数日，直到第五天闻到了腐尸的臭味。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特殊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历史背景下、人人胆小怕事，小心谨慎，很少有人站出来劝说和阻止。族人眼巴巴地看着祖先的体魄，被运动中昏了头的人们用其头颅上的大长辫子和脚腕上的套索拖来拖去和拖进拖出⑪，为此俞德渊的五世嫡孙俞敦元等人站出来阻止，多次带头与当事人发生冲突，更有甚者近村一名他族同姓人士言辞过激，将墓主污为“封建地主”。此事发生后村里逐级上报，县乡两级机构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已被夺权无人敢管，族人无法忍受祖先体魄一天天地暴尸腐臭，几个胆大族人就偷偷地备了一些干柴，经商量后将俞德渊尸体、棺椁、龙袍、朝靴等“火化⑩”，并将骨灰填回墓室，用黄土封死了墓门……至此，这个沉睡在地下130余年鲜为人知的古墓葬，遭到了野蛮的开掘和毁坏。据黄占福回忆说：“我当时在平罗中学‘停课闹革命’，这段时间全国各地武斗不断爆发，武斗形式连连升级，最为激烈危险的时期。我是平罗中学‘筹备处’组织‘红色野战军’下属组织的1名红卫兵，因忙于上街游行示威、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参加平罗中学的学生武斗，因此，没有回头闸到被毁的翰林墓现场，但这段记述和事后我回头闸听到的情况基本一致，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俗话说：“富贵无三代，清官不到头。”俞德渊以清廉官声著称，深得民心；俞思益（1803－？）老成练达，处事稳练，被朝廷任命为粤海关中方代表；知府衔俞光昺（1829－？）也曾名噪一时。自张鸿翼⑬和俞思谦先后考取进士后，俞氏家族在朝宦迹逐渐消失，俞氏望族逐步走向衰败。沉睡130余年的俞德渊墓葬被掘开，尸骨被焚毁，文物被风化。在宁夏北部边陲小镇上展演的这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后来，自治区有关部门得知消息会同甘肃省文物保护机构赶到现场，但一切为时晚矣！平罗中学教师俞安民早年还听俞秉章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俞翰林墓和俞家祠堂遭破坏，当时查抄出大量的线装古书，给县上汇报后无人敢管，后来甘肃图书馆来人全部拉走了，拉了有一卡车。”时隔多少年，留给后人的是无限的遗憾！
  龙坑沿与金马驹的传说
  俞德渊墓葬旁边有个面积不大的水湖，当地人称“龙坑”。平罗民间艺人王义清曾口述，县文化馆来丰宗整理了这则传说。
  据说很早以前，这里还没有水渠，庄户人家只有靠天吃饭，天上一不下雨，庄稼就全枯死了。龙坑沿住着一个外号叫“田大瓜”的老汉，他和老伴靠两个肩膀挑湖里的水浇灌二亩瓜地，他的西瓜越种越大，又甜又沙，远近的人都抢着买，有一年西瓜一颗竟出奇地长到一百多斤，一条毛驴一次最多能驮两颗，周围的老百姓惊讶不已。老两口没有后代，勤快忠厚，靠挑水种地，肩膀上磨起的老皮用锥子都扎不透，赚来的钱都救济了穷人。老两口的行为感动了东海龙王，于是，龙王派三太子化作一匹马驹，来到凡间帮助“田大瓜”老两口耕田种地。
  有一天夜里，“田大瓜”家院子里站着一匹金黄色的马驹。“田大瓜”一贯忠实厚道，从不爱不义之财，他以为是谁家的马跑丢了，怕别人说闲话，就急忙把马驹朝大门外撵，可是马驹怎么也撵不走，不停地朝老人扬头，两只前蹄把地刨了个坑。老人家走到马驹子身边，马驹子乖乖地不动，他用手抹着鬃毛，鬃毛直冒火星。“田大瓜”是个软心肠人，他不管这是谁家的马驹子，不忍心让它饿着、渴着，给它喂草喂料饮水，当成宝贝疙瘩。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多月，“田大瓜”长等短等，左等右等，日盼夜盼，没有一个人来找马驹子。日久天长，马驹子跟“田大瓜”有了感情，老人家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邻居们都夸它是个“金马驹”。后来，老人家的肩膀因挑水浇地磨得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拉着水车朝瓜地里浇水，马驹子也跟在水车后面。“田大瓜”的老伴看到这种情景，就对老汉说：“哎，这马驹子越来越结实了，步步不离人，你何不让它帮点力呢？”她的话提醒了老汉。“田大瓜”这才开始用“金马驹”拉着水车浇地。第二年“田大瓜”把那二亩瓜田种了麦子，麦苗长得绿油油的，麦穗结得比“马莲骨朵”⑩还粗呢。
  自从开始用“金马驹”拉着水车浇地以来，“田大瓜”老两口乐得不得了。后来，河滩上有个外号叫“狗九斤”的老财主听说后，来这里闲逛，看见了“田大瓜”家里的马驹子和那块麦田，这个狼心狗肺的老畜生见财眼红，当时就打起了鬼算盘，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在县衙里诬告“田大瓜”偷了他家的马驹子，县官贪赃枉法，把马驹子判给了“狗九斤”。“田大瓜”含冤死在牢房里，老伴气得上吊自杀了。“狗九斤”的如意算盘得逞了，拉走了马驹子，霸占了“田大瓜”的那二亩地。“狗九斤”自以为发了横财，钻在被窝里偷着笑，叫伙计们用马驹子套着水车从“龙坑沿”里拉水浇地，可是马驹子一点也不听使唤，伙计们生了气，抽了一鞭子，马驹子发了威，拉着水车一阵狂跑，把水车摔了个七零八碎。“狗九斤”还不甘心，要把马驹子当成他的坐骑。有一天，太阳偏西的时候，“狗九斤”骑着马驹子来到龙坑沿旁看庄稼，马驹子猛地一尥蹶子，把“狗九斤”摔了个四爪朝天，被一蹄子踢掉了门牙，马驹子“噌”地跳进“龙坑沿”不见了。
  “狗九斤”失去了“金马驹”，心疼得不得了，他想：“金马驹”不见了，但还有那块麦地，眼巴巴地瞅着麦地等着收割呢。过了几天，“狗九斤”来看庄稼，转了四道田埂，一大半麦子都成了秃秆秆，他还以为是人偷着剪走的，心里想着夜里来捉“贼”。这天夜里，“狗九斤”悄悄蹲在田埂边，只见一匹金光闪闪的马驹子从“龙坑沿”里上来，咔嚓咔嚓地啃麦穗，他高兴地去捉马驹子，撵呀追呀！怎么也追不上。追着，追着，马驹子就跳进“龙坑沿”里不见了。这件事惊动了周围的人，都在夜里出来看稀罕。第二天夜里“金马驹”又来到麦地里啃麦穗，直到把麦穗全部啃光为止，“狗九斤”落了个空喜欢。
  “金马驹”觉得还不解恨，它要替“田大瓜”报仇，就在夜里到“狗九斤”的打麦场上吃麦垛上的麦穗，只要“狗九斤”一撵，“金马驹”就化作一道金光跳进“龙坑沿”里。天天如此，弄得“狗九斤”一点粮食也没收上。后来“狗九斤”又霸占了“龙坑沿”，穷人挑“龙坑沿”里的水，还要给他交水钱。过了不久，“龙坑沿”里的水就干枯了。据传说是东海龙王的三太子发了怒，把水源给掐断了。
  俞德渊墓葬的毁坏和修缮
  周志远
  亲历俞德渊墓葬破坏过程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2012年10月11日上午，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庄严而肃穆地瞻仰了修葺一新的“俞德渊翰林之墓”。这次修葺工程，从筹备策划到出资修缮，全部由宁夏金顺集团公司董事长哈学忠先生负责完成。我作为当年亲眼目睹俞德渊墓葬遭受严重破坏的见证人之一，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的开工和竣工仪式，有幸再一次瞻仰了俞德渊翰林墓。亲临现场见到荒草中裸露的坟冢，勾起了我无限的惆怅，决定将那段让人难以忘却的记忆留给读者。
  （一）奔向神秘的地方
  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灾难席卷全国的第二年。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那是一段令人心酸的记忆。记得那年仲秋的一天，灰蒙蒙的太阳从乌云密布的天空中拨开一道缝隙，睁开眼睛犹豫地望着苍茫大地。一个炸雷般的传言顿时引起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关注和好奇：听说头闸正在挖古墓。在百无聊赖的闲逛中，我们几位“停课闹革命”的同学，受知情人俞姓同学的鼓动，找来了几辆破自行车，连捎带驮沿着坑洼不平的乡村土路，一块儿向那个神秘的地方奔去。
  我们几个同学累得气喘吁吁，一个个被搞得灰头土脸，看着很狼狈。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忽然，那位姓俞的同学喊道：“快到了！”只见远处围着一群人，人群中还不时地翻飞着泥土。但见一队快步如飞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地来到现场，惊得人群让开一条通道，此时各种动作戞然而止。仰望天空，一团乌云从头顶飘过，此时正是下午四点多钟，但好像夜幕马上就要降临一样，透过夹着腐土气味的地脉，我看到了一张张沧桑凝重的脸颊，气氛死一般地寂静。
  （二）惨不忍睹的毁墓场景
  忽然，人群中有一位老者胆怯地向我那位姓俞的同学吆喝道：“敦子（乳名）！你咋也来啦？”还没等敦子吱声，旁边有人不耐烦地说：“干你们的！他来了又能咋样！？”这时，另一位成年男人鼓足了勇气，半带讥讽地说：“红卫兵小将！你们看！我们这也是‘破四旧、立四新’呢！自家人革自家人的命，我们也是造反派！”另一位同学说：“那你们就挖呀！停着干什么？！”于是，那些为了落个好表现的人们在红卫兵面前又挥舞起膀子掘开了。
  有人喊道：“挖开啦！挖开啦！”只见在那阴暗潮湿的土堆面前，有一个被一堵青砖墙包箍的坟罩露出了地面。有人喊“砸烂它！”有人说“撬开它！”就这样，随着洋镐和铁锹的舞动，各种动作都派上了用场。不一会儿工夫，被青砖包箍的坟罩变为碎块，一块块飞溅、破落。“轰”的一声，位于东北边的一堵墙应声倒下了！一具黄褐色的棺椁顶暴露在人们的视线里。紧接着，西南边那堵墙也倒了！有人急不可待地喊起来：“打开！打开！看看是什么货色！”也有人窃窃私语，半遮住脸不敢正视。
  不知是谁先动了第一镐，紧接着就是一阵“咚咚咚”的响声，简直把人的心都敲碎了。木屑一块块地飞溅，小洞逐渐被扩大。只听“吱”的一声，一大块棺木躺下了。有一个气团带着一股霉腐味，从黝黑的棺木中喷射出来，向空气中弥漫，人群迅即散开了。有几个人脚下不稳，一不小心跌坐在了土堆旁边。紧接着，有人从棺材中将一包包浅褐色的草纸包掏了出来，扔在了土堆旁边，人们一个个屏住呼吸，惊诧地瞪着这些大纸包，却不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这时，棺木两头也透光了，有人在叫嚷：“拉出来！拉出来！砸烂他的狗头！”空气顿时凝结了，没有人敢伸第一把手。去的同学也都傻呆了，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这时，一个青壮年小伙子大胆地说：“我们要向红卫兵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来！都上！”于是有几名大汉开始动手了。
  人们簇拥着连拉带抬，从棺材顶部的另一端将一具彩色尸体弄了出来，摆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人们顿时惊呆了！但见这具历经一百多年的尸体完好无损，头戴大红顶戴官帽，身穿紫色的盘云图案官袍，腰间斜挎着金色玉带，一串黄红色的玉珠堆在胸前，小腿和双脚被白色的缎袜包裹着，只是鞋子不见了。这时，乌云挤开了一条细缝，一束刺眼的阳光射在了墓地上，彩色尸体发出了阴暗的蓝光，把前面人的脸颊映得森绿。一位学生说：“这个人不简单呀！珠光宝气的！一定是个大官儿！”一位老者连忙应声附和道：“是的！他是我们这里最大的官儿，是清朝的翰林！他叫俞德渊！”那个同学又问：“什么是翰林？”老者说：“就是皇上的老师呗！相当于国家的大官！”同学又说：“这么大的官你们怎么也敢掘墓呢？”众不作声，面面相觑。
  为了更清楚地看到真相，我们几个同学又向前靠近了一些距离。但见墓主人的那张脸像皱折了的牛皮纸一样，紧贴在骨壳上，眼睛塌陷，鼻子和嘴巴干瘪无形。整个神情既恐惧又慈静，既惊诧又愤疑。有人议论说：“一百多年了，尸体咋还完整无损？真是神人呐！”懂点防腐知识的人说：“这都是刚才掏出来的草纸包里的灯芯草起了作用，它们有防腐的用途！”我不敢再往下看，于是吆喝着几位同学赶紧走开了。
  （三）难以抹去的印记
  在回家的路上，大家只顾闷着头骑车，只听见那些破自行车发出的吱呀声，谁也没有说一句话，不知都在想些什么。我的心久久未能平静：这世道怎么变成这样了？连祖先都不要了？这么大的官死了一百多年，招谁惹谁了？那些红卫兵都在干了些什么？后来听说俞翰林被暴尸几天后无法处置，家人只好抱来一堆干柴点着火焚烧，但烧了几次都烧不透，就只好连灰带骨塞进棺材推进墓穴，两头用土堵了了事。有人传言：俞翰林的冠顶翡翠、项上朝珠以及身上的玉带都被人偷走毁落他乡没有下落了。
  这是一段灰色的记忆！它使人惋惜、心悸。一代皇恩深厚的功臣，一位可尊可敬的豪祖，身前驰骋江南，留下芳名在世，遗骨流落于荒垓野外，在乱草蓬生中被显棺露冠45年之久，真是可悲可叹！现在我又亲眼看到了修葺俞德渊墓葬的竣工场景，当年留在心中的那些印记似乎抹去了许多。
  俞德渊墓修缮记
  位于平罗县头闸镇俞家庄的俞德渊翰林墓是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九月修建的一座“中议大夫”墓。“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严重破坏，年久失修。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继承俞翰林功德，由哈学忠①先生倡议并捐资，平罗县头闸镇牵头，对该墓进行整体修缮，此项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有力支持。
  按照县领导指示，为了搞好这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程，前期进行了深入调研、周密策划和认真筹备，经哈学忠提议，于2012年7月17日在头闸镇召开协调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赵和平②、陆波③、王华④、哈学忠、岳昌鸿⑤、罗少山⑥、朱建生⑦、王丽莉⑧、韩建兵⑨、龚福强⑩、何玉川⑪等。会议听取了陆波《关于挖掘翰林文化，弘扬中华美德，打造精品旅游项目》计划说明；赵和平介绍了多年来挖掘整理俞德渊史料的情况；哈学忠就捐资筹策修墓计划作了详细说明。会议决议由头闸镇将该工程纳入小城镇建设项目，从土地、道路、湿地开发等方面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由金顺集团公司投资完成修墓、立碑、护井、铺路等工程，计划8月底完工。周志远⑫负责撰写碑文，许宗廷⑬负责审定。会上还就挖掘翰林文化的其他事项进行了商议。
  为了认真落实会议决定，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工程，哈学忠董事长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任务分解落实到人，确定工期，严格督察。经过认真扎实的前期准备，2012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初六）上午10点在俞翰林墓地举行了开工仪式。特邀盖贵⑩、何子江⑮、许宗廷参加了仪式。开工仪式由朱建生主持，哈学忠执行各项议程和祭奠。布图放线现场完成，原料工具就地到位。参加仪式的还有：赵和平、王华、周志远、岳昌鸿、何玉川、龚福强、哈学和、王学文、唐建全、仇建红及俞氏家族代表俞敦义、俞行学、俞行芳等40多人。县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派记者进行了现场采访。
  公墓修缮工程由宁夏金顺公墓开发公司仇建红施工队负责完成施工。大型莲花座墓碑及古井和残碑围护工程由唐建全⑯负责承建。经过20多天的紧张施工，2012年10月11日（农历八月二十六）修缮翰林墓竣工仪式按时举行。这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得知佳讯的人们早在墓地等候。竣工仪式在隆重而热烈的气氛中开始，朱建生主持，鞭炮齐鸣，香火缭绕。王玉林⑩、哈学忠为墓碑献上花篮，何子江、许宗廷为墓碑揭拂。周志远宣读碑文，唐建全介绍墓碑雕制过程。市文联副主席赵和平、丁淑萍等参加竣工仪式，全体到场人员为俞德渊墓葬祭奠叩拜。
  新修缮的墓冠高2.5米，底面直径8米，全部为青砖铺盖，对墓穴前后穴道进行封闭。墓碑及莲花座、供品台桌由36个部件组成，全部选用河北一级中国黑花岗岩石材雕制而成。碑高2.68米，宽0.82米，精雕细刻，华贵壮观。金粉填描碑文，大气高雅。墓穴按清朝三品官位修缮，是目前全市墓穴直径最大、墓碑最高、材质精致的古墓。墓区铺设了一条长30米、宽2.42米的青砖甬道，道牙用灰色花岗岩嵌成。原残碑用汉白玉石栏移位围护。墓区附近的祠堂专用古井用汉白玉石栏围护，青砖硬化井围地面。平除了墓区周围的荒草土丘，连通墓区道路的基础工程已经完工，湖底深挖、行道树绿化等嗣后进行。修缮后的墓地古朴、庄重、整洁、肃穆，为平罗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编著者附记：石嘴山市政协原副主席黄占福⑱评语：“我的祖籍山东省沂水县，出生于平罗县头闸镇，家居东永惠村二队，距离正闸村⑩有名的俞家祠堂和俞翰林故居约二里路，从小就多次听老辈人及众乡亲讲述关于翰林墓的神奇传说，至今记忆犹新。本文作者周志远是我当年平罗中学的校友，志远为学长。此文记述内容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只是略去了当时参与掘墓毁墓的一些真人姓名，不提也罢，毕竟‘文化大革命’浩劫已成为历史。哈学忠董事长长期践行‘物质财富回报社会，精神财富奉献人类’的慈行理念，其善举功德无量，永载千秋，非常值得弘扬！”
  俞德渊的“默守观”简解
  赵和平
  俞德渊在《寄裕鲁珊同年》一文中说：“自道光五年首邑卸事后，回思前事动触危机，因改号‘默斋’以自警。”他常用“默斋”这面镜子自警自律，告诫自己：做官要为民廉俭，避免不廉洁行为的发生。俞德渊在官近20年，堪当一代楷模，后世建祠敬奉不辍。余读《默斋公牍》忽觉其“默守观”跃然纸上，咀嚼再三，终觉不浅，简解如下。
  第一，从“默斋”说起。古代“默”通“墨”，源于《庄子》“舐笔和墨”，从“犬”意“黑”声，指“黑夜里有叫声的狗突然窜出来追人”，后来演变成“闭口不出声说话”，这就赋予了默认、默许、默契、默而识之、默坐低双眉、三年默以思道等语，引申为“潜移默化”。总之，“默”有“默然不语或默默无言”之意，由此看来“默”的字义实在是太广泛了。“斋”是道教的祭祷仪式之一，要求道士们身心洁净、神情专注、言行规整、精神归统于祀神，以示对神灵的虔诚和庄敬。后来人们把读书、休息、思过、斋戒的房舍叫做书斋，“斋”就有了书室、书房、学舍等含义。道光五年（1825年），俞德渊在长洲县署履职期间，舔笔研墨、读书学习和默守思过于茂苑舍书斋，将自己的晚号雅定为“默斋”，林则徐称其为“默俞”。同年好友路德搜集整理其遗文时，将其著作定名为《默斋公牍》和《默斋存稿》。“默斋”两字承载了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
  第二，“默斋”的核心是“默守”。俞德渊在《寄裕鲁珊同年》中说：“自道光五年首邑卸事后，回思前事，动触危机，因改号默斋以自警”。看来，俞德渊做县令不久就明白了“默守”之理，“首邑卸事”就感到“动触危机”而改号。“自警”就是让人们自己觉悟而不犯过错。俞德渊常用“默斋”这面镜子自警自律，告诫自己做官要为民廉俭，避免不廉洁行为发生。作为两淮盐运使的俞德渊，在任五年力崇节俭，妻子常衣布素，扬州华侈之俗为之一变；他的母亲“督诸子赴任所查吏状”，可见，俞德渊的父母对他以及他对整个家庭成员的要求都很严，这说明他早就将人生定位在“默”这个值得玩味的字眼上，在“斋”里静静地守候了。路德先生评点《致潘太守》一文时说：俞德渊“一曰诚，一曰默，一曰柔；以诚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用诚以愚，用默以讷，用柔以拙”。简言之“以诚而入，用诚以愚；以默而守，用默以讷；以柔而用，用柔以拙”。这里切题最紧的是“以默而守，用默以讷”。“讷”本指语言迟钝，不善于讲话，比喻有话难以说出。所谓“用默以讷”，重心在“讷”，源于真人所言。汉代魏伯阳曰：“耳目口三宝，闭塞勿发通；真人潜深渊，浮游守规中”。这里的真人指道教中真正有修养的人，这就是俞德渊“默守观”的核心所在。俞德渊对儒、道两家文化都有深刻的理解，敏感话题缄口不言，其经典语录为“圭角不露”，说明他操守严谨，深沉不露。他还说：“只气盛而色浮便浅”，这更是他的“默守观”思想的集中体现，应验了明代洪应明《菜根谭》上的那两句话：“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是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功夫！”
  第三，“默守”要能“默识”。子日：“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圣人语录，但首要的是“默而识之”。最具玩味的还是那个“默”字。朱熹说：无时不可学，无处不可学，无人不可学。所说之“学”许多都是“无字句处”的“默而识之”。“默而识之”，方可做到“无时不学，无处不学，无人不学”。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就在默默无闻的业余学习上。谁能坚持随机学习，谁将不知不觉获得进步。俞德渊“九岁入塾，嗜读甚勤，塾中所诵，书归必复，背一字讹必夏楚（受体罚）；始入塾，饔飧不继，忍饥而读，夜无膏油则烛香默诵，以九烛为限；邻有垦地者，天甫明已闻读书声也”。这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默而识之”成就了孑子，成就了后人，也成就了包括俞德渊在内的千千万万有志者。学习一旦成为习惯，“默而识之”便成自然。养成“默而识之”习惯的人，自然也会不断地“默而进之”。
  第四，谨遵“默守”方成大业。俞德渊谨遵默守，常思“将兴一利必并其弊而权之；将除一害必原其情而施之”的道理。为官近20年，身边无妾婢侍奉，家中不奢侈豪华，薪俸不私攒赚钱，可家乡有困难时无不给予帮助；同事和朋友有急难时无不支援。手脚“干净”，处事果断，宽严自如是他的长处。尚书黄钺之子黄中民为盐场大使，欲得美职，他却说：“美职以待有功，中民无功不可得！”这正是他清正廉明、勤政为官、公正为民、刚正不阿的真实写照和闪亮之处。梁章钜挽曰：“殚心力以报所知，一代长才出甘陇；处脂膏而不自润，千秋遗爱满邗江！”林则徐也说：俞德渊做官凭借自己的清白，展现在外在的精神风貌上，凡是任过职的地方，都因为他清廉能干而受到广泛称赞。余欲告诉读者，要能“默读、默守、默识、默进”。
  末了借用王国维“能默守自成境界，有境界自成高格”的名言而自勉。愿俞德渊的“默守观”薪火相传！
  俞德渊的家世与科举之路
  吕超
  俞德渊的家世
  （一）先祖
  平罗俞氏原是安徽无为州（今芜湖市无为县）望族，其祖上在明朝宦游到宁夏，后著籍于此，居住在宁夏县镇河堡（今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宁夏府城西门外有宦游祖墓，“唐渠坝下张宅后葬坟九冢，每年清明节前，族人前往祭扫，相传即安徽宦游之祖墓”。①至俞德渊的父亲俞世隆，因在平罗经商，距宁夏府城百余里，为了方便照顾年迈的后母杜氏，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从镇河堡迁移到平罗县东乡正闸堡（今头闸镇正闸村）。②
  俞氏家族的族谱历来本有修撰，可惜年代久远，“乃一厄于水，再厄于兵燹，其卷帙悉荡没无存”。同治年间，俞思益修成《宁夏俞氏族谱》，族谱中所记为七世。一世祖俞天申，为俞德渊的曾祖父，“笃行好善，多隐德”，貤封中议大夫。妣氏姬、李、朱，貤封太淑人。③二世祖俞灏，号百川，为俞德渊的祖父，“经术淹通，潜德未显”，敕赠儒林郎，诰封中议大夫，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前翰林院庶吉士。妣氏任、怡、杜、达，敕赠太安人，诰赠太淑人。三世祖俞世隆，号盛初，为俞德渊的父亲。早年读书聪颖，迫于生计，放弃了读书求功名，“服贾于平罗”，经商时颇具儒者风范，平易不欺，信守承诺，“尤能择交游，重然诺，介介取予之间”。嘉庆十五年（1810年），赴宁夏县镇河堡祖籍议祭田租，冬十月三十日病故于张镇堡大女儿家。先娶唐氏，育有一女，适宁夏县张镇堡王姓。继娶赫氏，育有五男二女。五男分别为德涵、德渊、德源、德洵、德清。二女，一适平罗县东永惠堡庄杰，一适平罗县惠北堡廪贡生候选训导、署阶州学正、成县训导张忞。赫氏对俞氏家族的崛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逮事后姑，成先生之孝，抚前室女有恩，督诸子能不为姑息。爱恒，深夜缝纫佐读。偶岁歉，率诸子藿食，而将先熟之麦炊以饭夫。德渊既贵，仍蔬布，且不就养，而岁遣他子至治所察吏状。尝曰：‘爱民本廉俭，吾不忍以甘旨累，且克供尔职，在远尤朝夕也’。德渊孑身在官，清而勤，秉慈诫云”。道光五年（1825年），其母赫太淑人病故。道光六年（1826年），俞德渊离任丁忧之际，邀请林则徐作《挽俞陶泉德渊母》曰：“绩室训尤存，诰晋五花，有子贤声称众母；循陔归未得，吟伤寸草，同余遗憾泣终天。”④俞德渊邀请苏州府乡绅董国华为其父母撰写的墓志铭文为：“躬修儒行，隐于市廛，厥德未宣。既孝既慈，克承其先，用昌于后。昆俪有名，淑贵而能贫。敷化之原，贞书石懿，以垂勿谖，以埋于吉阡。”⑤
  （二）同辈
  俞天申、俞灏二代皆是独子，到了俞世隆的时候，“盛初公始有丈夫子五人”，家族从此开始兴旺。
  俞德涵，俞世隆长子，号静庵，“性直心慈，家贫废学，贸易西域，借谋余利，以养亲辛苦备”，诰封中议大夫。道光五年（1825年）秋，甘肃省饬令各州、县劝捐义粮。内正闸堡俞德涵捐粮两百石，为全县之首，“无一粒勒索百姓，无一毫假手胥吏”⑥。
  俞德源，俞世隆三子，字子静，号鉴塘，“天性浑厚，忠直无私，俞德渊尤友爱之”。平生以没有读书为遗憾，“于是专心向学，文理咸通，士大夫乐与交游，称之为有道君子，非虚誉也”。诰赠奉政大夫，晋赠朝议大夫。嘉庆十七年（1812年），俞德渊在兰州期间患了风痹症，他冒风雪疾行，躬视汤药者数月。次女嫁给平罗县惠北堡候选训导张忞第四子，壬戌科（同治元年）进士张尔遴。
  俞德洵，俞世隆四子，号少泉，宁夏县廪贡生，候选教谕，“天资明敏，事赫太淑人恪尽孝道，因多病废举业”。因侄子思益赠奉政大夫。嘉庆二十年（1815年），在交济堡胡家庙设学馆一座。俞德渊为官后，他帮助其料理家务。
  俞德清，俞世隆五子，号少隐，太学生，“秉性直朴，持理家务，勤慎耐劳”。因侄子思益貤赠奉政大夫。道光十七年（1837年），他用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及地方盐务同僚、盐商公送奠金共银六万两，从中提银五千两修建俞氏宗祠。
  安氏，俞德渊之妻，平罗县红岗堡处士安金鳌长女，“秉性敦厚，不尚浮华，人皆贤之”。在扬州期间，受俞德渊的影响，她在官署内一直穿粗布衣服，扬州的奢华之风为之一变。
  （三）子侄
  在俞德渊的子侄中，有很多出众者。
  俞思晋，俞德涵子，字接三，号晓帆，平罗县恩贡生，“为人耿介，寡交游，奋志读书，应乡试屡荐未售，设馆授徒，循循善诱”。他的儿子俞光显考中举人，皆是他的教育之功。
  俞思履，俞德渊次子，官名葆素，字梅生，廪贡生，“性直朴，读书聪颖”。援例捐工部虞衡司额外主事，在部行走。
  俞思益，俞德源长子，字集生，号仰伯，宁夏县廪贡生，跟随平罗县宋西樵、武威张景潞学习。在俞德渊之后，对俞氏家族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任广东粤海关粤盈库大使，代理乳源、从化县事，补授陵水县知县，奏委督办潮州新关税务。因军功钦加知府衔，诰授朝议大夫。他完成了俞德渊平生未尽之事业，撰成《宁夏俞氏族谱》。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代理广州府从化县事，有某某两姓互争田亩一案，数十年没有解决，他亲自前往查勘，“断以居中：‘沿插右者，则属某姓；左者属某姓，中让一路所以画疆界，亦以便往来，若是公平？’语未毕，欢声雷动，案遂以结”。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会同英国人李泰国督办潮州新关税务。十二月督办汕头新关税务。同治元年（1862年），澄海、潮阳、揭阳三县的土匪勾结海阳、饶平两县的土匪盗取汕头海关银库白银七万余两，俞思益“通禀檄饬严办，旋经赃贼全获，各匪乡经此番惩创，始知国课攸关，不敢再萌他志矣！”。同治六年（1867年），因三、四两年太平军袭扰闽粤，奉上谕加知府衔。俞思益是继俞德渊之后，俞氏家族中官位最高之人。
  安宜人，俞思益之妻。在平罗老家，事姑教子，经纪家务。她教育子女有法度，“内慈外严，闺门整肃，三姑六婆不准入室。虽古人齐家不越于此，亲戚本族伯叔诸姑无人不爱敬焉”！平生喜欢做善事，“有同乡张时斋，广东候补州判知陵水县事卒于官，妻妾相继死，遗一子，年甫四龄，无所依赖，宜人抚育之如己出，现十二岁，视宜人如生母，竟忘其为张姓子；又有儋州吏目姻亲韩小楼夫妻均故，遗二女，不能归，亦育之如己女”。咸丰九年（1859年），在平罗病故，俞思益借用宋代礼部侍郎袁燮先生为其妻边夫人所书圹志：“夫有美而弗书不仁也，书之而溢美不信也！摭其平生大略据实以书，义所当然非私也。”⑦来褒扬他的发妻。
  俞思谦，俞德源三子，官名寿祺，字虚谷、季梅，号季眉、考叔。平罗县廪贡生，援例捐内阁候补中书⑧。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科举人，中式第62名。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进士，会试中式第81名，覆试三等第37名，殿试二甲第97名，朝考第二等第86名，钦点主事签分户部。⑨官至江西宜黄县知县，所在有政声。⑩俞氏家族的第二位进士，对俞氏家族的影响甚微。
  俞思恒，字立甫、子久，平罗县庠生。军功保举五品衔，分发试用知县，并赏戴花翎。“曾任广西岑溪、永淳等县知县，治术廉平，称最焉。”⑪
  （四）孙辈
  俞光显，俞思晋长子，字微之，号梦江。平罗县廪生，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拔贡，本科举人。壬戌科会试荐卷，读书有大志。
  俞光昱，俞思震长子，俞德渊长孙，号丽堂。平罗县廪贡生。战乱守城出力，奉旨赏给六品蓝翎，敕封承德郎。其妻赵氏，为宁夏县镇河堡勇略将军、世袭一等伯、（讳）良栋赵襄忠公六世孙邑乡绅（讳）其楷之次女。
  俞氏家族的辉煌在同治年间遭受重创。俞德涵的妻子胡氏，在战乱中目睹其二子、一媳、一孙男、一孙女被害，悲痛抱病而亡。俞葆素在战乱中，举办团练忧虑过度呕血而亡。俞思晋、俞思丰、俞思升俱在籍殉难。
  俞德渊的科举之路
  俞氏家族的科举之路，充满艰辛和坎坷。俞灏对于经学把握得很好，功底扎实，可惜没有入仕。俞世隆在年幼的时候，家庭困顿，后弃儒从商。俞氏家族的科举梦想在俞德渊的身上得到实现。
  俞德渊能够考中进士，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关系密切。俞世隆把登科入仕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对于诸子严格要求，让他们学习揖让之礼，在每天的学习结束后，对他们严加考课，合格后方能吃饭。虽然贫困的生活困扰着他，但家族中耕读传家的氛围浓厚。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家住镇河堡的族兄俞登瀛⑫中丁酉科举人，仕至陕西神木县教谕，开俞氏登科入仕的先例，族兄的入仕高中，对俞德渊的一生影响甚巨。
  俞德渊9岁进入头闸关帝庙私塾，“嗜读甚勤”，师从赵先生和聂先生。16岁时，学问大有长进。其父经商所获不多，家中生活甚为贫苦。为了凑足参加县试的费用，不得已“折屋材为试资”，没有考中。俞德渊更加勤奋了，“愈勉于学家亦愈贫，旦起拾菌壅田。始入塾，饔飧不继，忍饥而读。夜无膏油，则烛香默诵，以九烛为限。邻有垦地者，天甫明已闻府君读书声也”。他的母亲赫氏靠做针线活给他交纳私塾的学费。他虽然一心向学，家庭的贫困却让俞德渊19岁时才入县学，时为嘉庆二年（1797年）。他成为县学生员后，虽有生活补助，仍不足以维持生计，便外出授徒，贴补家用。嘉庆五年（1800年），试优等食饩。
  嘉庆十年（1805年），杭州人王楚堂任平罗知县，兴师重教，对贫困的士子尤为关心，俞德渊的举业才有了转机。他同情俞德渊家境的贫寒，又特别欣赏他的文才，资助他去西安参加乡试，“一试而捷”。嘉庆十二年（1807年），王楚堂“月为之课，有马生光祖、俞生登渊为能文士。七月举宾兴礼，赴乡闱者十八人。是年应科举者较盛，榜发，俞生登渊得中，实为一县人文之冠”，可见王楚堂对俞德渊才气的欣赏。⑬他在29岁时中丁卯科第60名举人。座师官为福建道监察御史、后官至贵州巡抚的河南商城人程国仁，翰林院检讨、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四川华阳县卓秉恬。
  嘉庆十三年（1808年）、十四年（1809年），俞德渊两次参加会试，皆被黜。他的父亲命其在北京跟随绍兴籍翰林瞿昂（字子皋）学习深造。嘉庆十五年（1810年）冬，俞世隆病故。嘉庆十六年（1811年），俞德渊回家守制。受狄道州知州赵宜暄邀请，在其家设帐收徒。嘉庆十九年（1814年），受平罗知县黄廷绂邀请，主讲平罗又新书院。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再次去北京参加会试。会试中式第210名，殿试二甲第58名。会试座师为：曹振镛、戴均元、姚文田、秀堃。房师为李远烈。友人陶澍担任此次会试内监视官。五月，俞德渊参加选拔庶吉士的朝考，凭借扎实的文章功底，进入翰林院学习。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举行己卯恩科会试，本应在翰林院学习三年的俞德渊便提前散馆（毕业），保和殿朝考第二等第3名，著以知县即用，等待吏部铨选。
  俞德渊科举考试的成功，在俞氏家族内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俞德渊的侄子俞寿祺、外甥张尔遴均中进士，孙子俞光显中举人。在平罗范围内，俞氏家族崛起为一个科举家族。
  俞德渊宦游江南主要政绩
  吕超
  政绩是考核官员的一个重要标准。俞德渊在江南为官十几载，从七品知县升至从三品两淮盐运使，说明他的政绩很突出。道光十六年（1836年），江宁府上元县知县保先烈，江宁籍广东巡抚朱桂桢，湖南衡永道张曾，浙江温州镇总兵李恩元，国子监学正陈灿勋，四品衔何友蘅，山西太原府知府沈琮，浙江象山县知县孙廷松，蒙城县教谕唐大沛，安徽太平县教谕甘煦，举人李均善、陈俊、何其熙、张凤仪，八品衔汪度，贡生程有恒、阮厘，廪生方先田、罗榕、陆长发，生员欧阳长山、汪云官、田宝双、李书云等呈请将俞德渊入祀江南名宦祠。同治年间修《苏州府志》，道光初年的知府俞德渊应入名宦，以事实不具，故阙。①1922年，江苏省如皋县文庙内仍供奉着名宦俞德渊，足见俞德渊在江南的声望。②
  善理词讼
  中国古代官员，为官期间很多时间都用来处理词讼。处理词讼的水平能反映出一个官员的行政能力。俞德渊为官十几载，处理了大批案件，很多被百姓所称道。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一月，俞德渊就任常州府荆溪知县。刚到荆溪县，就有很多百姓拦舆告状，“阅年余，前诉者又易名来控”，俞德渊识破了骗局，一一指出他们的名字，制止了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三官堂僧人被杀一案疑点颇多，他复查此案，遂使真相大白，“尤著者荆溪三官堂僧被杀，隶诬系屠者，出血衣为证。君疑焉，引置密室讯得实，释之，卒获正凶”。有吴姓冒占坟茔一案，历任知县都没有审结，他“得其罅漏处，一鞠而服”，百姓很佩服他，“自后民间有讼不敢以侜张相试”。
  道光二年（1822年）六月，俞德渊调任苏州府长洲县知县。长洲县为江苏省省会苏州府的首县，案件多且复杂，“府君不废酬应而日坐堂皇，决断庶狱，恒以片言解两造纷故，随断随结无株累者”。平反的案件很多，“海门人王有素，以斗杀人抵死，谳定矣，至省呼枉。君请复检，检无伤痕，案得平反”。
  道光八年（1828年），俞德渊丁忧结束，回到江苏，署理苏州知府，处理80余件积案。
  关心教育
  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耕读传家之风盛行，知识分子对教育尤为关注。俞德渊身为一名进士又在翰林院学习两年，擅长文辞。他到江苏任职后，每到一地，皆关心当地的教育事业，对教育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在荆溪任上，“盖公尤加意矜重名节，故于邑士之贫而有学有守者，必厚周给之”，③选拔了朱丽宣、沈云骧、任泰等名士。在长洲任上，选拔了马学易等名士。
  他每任一地，皆以学校、书院为亟务。在荆溪期间，他主持重修了苏文忠公书院，并撰写碑文。④江宁原有凤池书院，地方狭小，他申请移建，“以其地狭隘，捐俸购旧内孙氏五亩园，改建而恢拓之”。童生肄业、凤池书院缝课时，俞德渊都要谆谆训励，亲为批阅；“凡遇考试及书院月课，诸生童甚严，有善奖之，有过饬之，有争讼平之，有困乏给之，诸生童感其化，皆能力学敦行”。⑤他还把自己的著作《默斋文稿》《馆阁存稿》《诗古文集》等数种刊印出来，颁发给童生作为写作的样板。对生员严格管理，“学使案临唱名时，生童拥挤陋习已久，时为提调严申约束，两栅栏各悬灯树帜，序立名牌，鱼贯而入，士气为之一肃”。⑥江宁贡院的号舍坍塌，百余年来没有经过大修，土坏木腐，试日天雨泥水没股际，每次乡试的时候，士子们“皆有倾覆之虞”。俞德渊听从藩司的建议，“奉大府檄，捐廉募资、扶仆易朽、浚深为沟、平砥为道，溷圊之所皆甃以石，又买民地，广号舍数百间”⑦，“乃申请上下两江官民并捐，遴委公正绅董经理，墙屋一新，并增广号舍一千一百九间，计工一载”，凡应乡试的士子，莫不赞颂俞德渊的政绩。在扬州期间，“整顿安定、梅花书院，课日清晨诣讲堂，论题论文叠叠不倦，前列多掇巍科”⑧；“本司莅任四载，于安、梅两书院每月课期必躬诣点名，出题讲解，课卷数百本亦皆逐加校阅，手定甲乙”⑨。
  扬州府属县仪征有乐仪书院，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由县令韩城进士卫晞骏创始营建。“惟查各处书院皆系每月官课与师课皆行”，只有乐仪书院在每科乡试后由盐运司甄别一次，其每月两次考课按惯例皆由山长评定，官不过问。俞德渊上任后，发现“惟乐仪远隔一隅，独无按月官课。揆诸日省月试，无分畛域之素怀，终有未惬。今该丞以甲科先达，莅官兹土自为士望所归，其所以采风问俗嘉惠艺林者，与本司当有同志”，从此乐仪书院每月的两次考课，应改为盐运使考课一次，山长考课一次。这样，便加强了对仪征教育的管理。道光十五年（1835年）一月二十五日，“陶泉以明日甄别书院，即于是晚别去”⑩。
  陶澍对于俞德渊的教育业绩大为赞赏，作诗《俞陶泉课耕卷子》一首而祝贺：“花柳丛中叱犊声，椶鞋箬笠课新情。黄牛慢诩儿孙约，留取心田一寸耕。折腰五斗未为难，夙驾田功早命倌。留取使君留犊意，不图辛苦为盘餐。”⑪
  心系百姓
  古代地方官员直接面对的是无数百姓，为百姓服务则是为官的宗旨。俞德渊在为官期间，受到百姓、士绅、同僚们的好评。谢元淮夸赞他：“荆邑自唐陶山廉访后，称神明者明府一人耳。”对他在荆溪的治绩评价颇高。荆溪之民悬匾于厅，事之堂用大学语曰：“此之谓：‘民之父母’。”⑫俞德渊离开长洲之日，“元和石太史韫玉率士民以‘实政在民’四字颜其堂”⑬。时任江苏按察使的林则徐，给予高度评价，“君知长洲县，赈三年灾，竭尽心力，为牧令最”。
  （一）赈灾
  俞德渊在长洲县最大的政绩便是赈灾。道光三年（1823年）夏天，苏州等地下大雨不止，粮食作物遭受重大损失，“君言备荒先聚粮”。苏州地区粮食缺乏，他想出一个计策，“莫若就籴于邻省，乃亟请大府贷帑十数万金，籴楚米归以平粜”，充足的粮食供应，使得长洲灾后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他下令将谷仓中的米卖出，设置粥场，禁囤积私贩，抚恤流亡人员，“瘗尸棺，收弃孩，且出私钱屑麦为饼，以济于路”。苏州其他县秩序都很混乱，“而君所治镇静如故”。南宋江东提点史弥巩有“厘户五等之法”，五等之法即：“甲乙以等第赈粜，丙为自给，丁籴而戊济”⑭，为调查灾后人口情况，他效仿此法，进行人口统计。俞德渊的赈灾之法受到百姓赞誉，“民有生死肉骨之感，相与绘君相而拜”。这年冬天水位回落，他便“修圩堰，蓄耕牛”；道光四年（1824年）疫情出现，“又设医局，施药物”，都是他的功劳。他因赈灾有功，加知州衔。
  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三年（1833年）督办扬州水灾，“或出私钱散给饼饵，或请公项分设粥厂，或倡捐输，俾穷黎自冬徂春，均资接济生全甚众，在人耳目”。扬州的数次水灾，很多难民涌入扬州城，他“倡捐巨万，担粥于市以食饿夫”。
  （二）修祠
  乡贤的祭祀，始于东汉孔融任北海相时祀甄士然于乡社。明清时期，凡有品学者为地方人士所推崇，死后由地方大员题请祭祀于乡贤祠，春秋致祭。俞德渊在江南期间，眼见许多乡贤祠或被佛寺占用，或寓祀别处，或年久失修，或没有建祠，他力主修祠。
  卢象升，字建斗，荆溪人，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明崇祯年间，与清军力战而亡，“师至蒿水桥，遇大清兵。象升将中军，大威帅左，国柱帅右，遂战。夜半，觱篥声四起。旦日，骑数万环之三匝。象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礮尽失穷。奋身斗，后骑皆进，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⑮，死得相当壮烈。南明福王时追谥忠烈，建祠奉祀。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卢肃忠公祠年久失修，当地士绅呈请厘清祠基，募捐重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俞德渊到任荆溪知县，发现卢肃忠公祠又很久没有维修了，予以修葺。
  王行俭，字质行，荆溪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官至重庆知府⑩，明末与四川巡抚陈士奇、巴县知县王锡等抗击张献忠，人称巴东三忠。乾隆年间赐谥忠烈，并予编祭，寓祀公于蜀山书院门庭，“门庭隘庳，禋享弗称”。俞德渊到任后，发现没有专门的祠堂供奉，“以南门外旧白粮坊，颓废弗治”，“公买地创建”，用自己的养廉银，“宜兴令石君文彩亦捐俸以助”，庙建在南门外，为荆溪做下一件大事。在王忠烈公祠的旁边，“又建咸梅阁于其旁，祀王公先世祖母陈夫人，俞德渊俱有记”，抚顺当地人心。道光四年（1824年），俞德渊应荆溪士人任烜、储正、潘人麟、路应华等人所请，为忠烈祠作诗一首曰：“明祚欲季，献闯两猘。交讧以毙，巴东锁钥。瞰江架阁，锦城是郭。烈烈王公，婴城誓叶。与吉与凶，亦有巡远。刀折马踠，同殉蹇蹇。圣朝劝忠，赐谥象功。俎豆聿崇，新宫持持。于彼溪湄，南山之陲。运翰重墙，门塾寝堂。耽耽皇皇，神其来思。徒御尊匜，以享以依。宠命是式，子来是力。庙以翼翼，士夫正谊。役人慕义，厥功以易。余局官守，张目缩手。观成则久，断兹贞珉。以念邑人，唯公是循。”⑰
  韩雍，字永熙，长洲县人，正统七年（1442年）进士。“雍洞达闿爽，重信义。抚江西时，请追谥文天祥、谢枋得。有雄略，善断，动中事机。临战，率躬亲矢石，目不瞬。自奉尊严，三司皆长跪白事。军门设铜鼓数十，仪节详密。裨将以下，绳柙无所假。两地镇守宦官素骄恣，亦惕息无敢肆。疾恶严，坦中不为崖岸，挥斥财帛不少惜。故虽令行禁止，民得安堵，而谤议亦易起。为中官所齮龁，公论皆不平。两广人年雍功，尤惜其去，为立祠祀焉”，⑱正德年间谥襄毅。“韩襄毅公祠，在府学东，祀明两广总制、右都御使韩雍。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巡按御史吕光洵建”⑲。到了道光年间，韩襄毅公祠历经年久，俞德渊主持维修。
  周顺昌，字景文，长洲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对阉党首领魏忠贤极为反对，“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吕纯如向织造中官李实和巡抚毛一鹭诬陷他，后被捕至京师，下诏狱。在监狱中，被许显纯折磨致死。崇祯皇帝即位后，赠官太常卿。“周忠介公祠，在饮马桥西卫前街。祀明吏部员外郎，赠太常寺卿周顺昌，崇祯十三年（1640年）敕建”⑳。俞德渊对他的作为极为崇敬，发现祠庙年久失修，在长洲期间，对其加以修缮，让后人瞻仰。
  羊太傅庙，在长洲县乌鹊桥南，祭祀晋朝太傅羊祜，创建无考。道光四年（1824年），长洲知县俞德渊重建，并写有碑文。㉑
  在江宁期间，上新河张、许二公祠，“久为佛院，别构祠屋新之”；又在聚宝门八祠之外，受当地士绅所请，春秋增祀于清端公㉒、于襄勤公㉓、曹公、方公诸祠。
  苏州定慧寺后面有苏公祠，祭祀北宋文豪苏轼，很早就被废弃了。道光十四年（1834年），在按察使李彦章，郡绅石韫玉、吴廷玉、顾沅的倡导下，总督陶澍、巡抚林则徐、布政使陈銮、盐运使俞德渊等倡捐廉俸维修。㉔
  （三）兴利
  俞德渊每至一地，对于地方事宜，无不整顿，兴利便民。
  明清时期，在江南地区，漕粮的征收情况作为官员考核的一个重点，“州县之考成，视乎催科之勤惰”。俞德渊上任荆溪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二十四年（1819年）带征、缓征的漕粮查核完数的寥寥无几。“现奉各上宪差委催提急如星火，本县点金之术势不能以一身之禄代一县之粮。将来之吏议参罚姑置勿论，而现在无米之炊眉燃莫解”，俞德渊没有施用暴政，而是采取一种委婉的劝说方式，规劝百姓交纳漕粮。
  窃念官与民一体，民有事而官不辞其劳，岂官有急而民可坐视乎？本县欲下乡亲催，恐一身不能遍历；欲摘提花户，又恐吾民受累无穷。因思民之去官稍远，劝谕未必周知；民之与民甚亲，声气可以互应。其烦我绅士耆老人等，共存急公之义，勿惮口舌之劳。凡兹一图中非尔宗族即系姻亲，务各周历村庄互相激劝。凡有未完各户，毋论新旧钱粮，均令赶紧设措，期于十日内一律输将以符例限。在尔民卖丝粜谷，虽云剜肉堪伤，而完一分即急一分之公，输一钱即免一钱之累。从此差胥不扰，家室得安，何乐如之？倘有恃顽不遵，有心抗欠者许即指名揭禀，以凭提案比追，际此劝戒两穷，惟以三尺从事断不能始终姑息也。本县诚心爱人，谓民之与官如家人父子，无事不可告语，故不惮恺切言之。尔绅士耆老及合图花户人等，其幸体此心，毋再观望，不胜延伫之至。㉕
  （四）除弊
  俞德渊为官之时，清朝已处于统治的末期。社会弊政丛生，弊政的解决自然落在了各级官吏的肩上。十几年为官生涯中，他去除了很多弊政，如：禁开设茶馆、禁赌、禁行小钱等。这些举措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欢迎和好评。
  苏州府城五亩园地方，开设了很多茶馆，喝茶闲谈者百十为群，而且悬挂雀笼，卖奉水烟。吃茶之人肆行无忌，这极大地影响了苏州的正常社会秩序，俞德渊认为此等弊俗应当力行禁止。
  在尔等开馆者不过将本求利，原非干犯科条，但既有资本，凡百买卖，俱可谋生，何必设群众托足之场，为游民息肩之地，况水烟有干例禁，雀笼显系嬉游，其为不安本分，不务正业可知。且地杂人多，尤易滋事，遇有逞凶之人斗殴起衅，馆主必致牵连，设逢不法之徒匿迹潜踪，拿获亦遭拖累，得少失多，利不偿害，尔等谋生不当操斯术也。至于游斯馆者，如系衣冠子弟，诗书人家，自当慎重威仪，爱惜体面，乃与无赖杂处，岂不有玷身名，抑或手艺营生，贩卖活口。服勤食力，何暇舍业而嬉？本小利微，岂容不经之费？凡兹偶坐谈心之侣，定属好闲游手之人，甚或狎比顽童，行成邪媟，构词架讼，聚资串谋，种种不法，势所必有。既于身家有累，尤于风俗有伤，除饬查四城内外茶馆数目另行晓谕外，先行示谕五亩园地方一切军民人等知悉，毋许卖奉水烟，悬挂雀笼。未开之馆不得复增，已开之馆渐次收闭，需以岁月徐俟改图。倘或抗违定行惩究，毋谓谕之不早也！㉖
  赌博，在任何时代，都是社会的一大毒瘤，“赌博一项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入其中者废时失业荡产倾家，甚至下愚不移之人流为偷儿乞丐。并有大家子弟纨袴无知，被匪人勾引入局，其始犹畏人知，迨日久习惯遂甘为浪子，终身不悔，辱身贱行，致为门户之羞。种种弊端不可胜数”。同治年间有人论及：“赌风日炽，天下皆然，惟粤东为尤甚。然赌局之盛设，未有不由门丁吏役之纳贿舞弊也。”㉗吏役参与赌博已经成了社会不安定的顽疾。
  苏州府长洲县有巨猾冒充按察司役差，每次值班的时候让别人替他，自己从不前往，专门诱惑别人前来赌博。他的住宅“深而曲，重门复室，入者辄迷”，俞德渊把事情原委弄清之后，密告时任江苏按察使林则徐。两人定计来诱捕此巨猾，“传言臬署有剧务，须某役自来面授机宜。某果自往，林公手一函付之曰：‘亲持去见长洲俞使君，手授之，有复书，当即携归。’又遣一役与某偕至君所，君启视书曰：‘此事须吾自办，汝二人且稍待。’乃留二人于便厅，使人潜守之”，将巨猾稳定后，俞德渊带领数名衙役，到他家分路搜捕，“得倡优及聚赌诸人归署”。巨猾开始很狡辩，后俞德渊让诸赌徒上堂，他扣头服罪。俞德渊此举，给长洲县的赌徒以巨大的震慑作用，赌风得到遏制。
  俞德渊在江宁城内的东役差、牌楼、钞库街、东水关、小西湖、铁作坊、钓鱼巷、牙巷、仓巷、油坊巷等处地方实地调查，发现有很多无赖、匪徒在此聚集窝赌，其中不乏有科举功名在身的名门旧族，他认为这扰乱了社会治安，影响江宁作为省会的形象，下令禁赌。
  市井少年呼朋引类沉湎其中，输则愤而不甘，赢则贪而忘返。且匪徒群居夜聚晓散。其中往来杂沓，实为淫盗之媒，言之可羞，闻者生愧。而窝赌之人或青衿自护，或密室深藏，方且自谓得计，罔恤人言，遂致顾忌毫无，廉耻尽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受害者不知凡几，言之深堪痛恨。本府访闻既确，何难立饬查拿？惟念一经到官身败名裂，不忍不教而诛。且不欲遽将名姓揭诸通衢，以冀及早回头，幡然自省。合亟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府属生监、商贾、军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务宜痛改前非，祖父诫其子孙，兄叔勉其弟侄，邻里乡党不时提撕，亲戚朋友互相劝谕。倘能及时猛省，仍不失为善良。如敢仍蹈前辙，以赌为生，其中或有赌博屡输无以取偿；或父兄不能劝导，许赴本府及有司衙门据实自首。除将窝赌者尽法惩治外，准将自首之人输钱免追，并宽其赌博之罪。其邻佑保甲从前失察既往不咎。此后如能首告，定当从优奖励。倘有受贿徇情扶同隐匿，一经访拿或被他人告发，定一并从严究办。亦不得因有此示诬告良民。借图扰害均干重咎。各宜凛遵。㉘
  禁谕一出，很多赌徒有所收敛，但仍有很多大族自恃有权有势，不加理睬。江宁有一个巨富开了一个赌场，名“大赌窑”。参加赌博的人员皆为高门鼎族，杂以歌伶盛伎。“门数重，每门有阍者守之。整肃若官府，其厅事宏敞，常有数人列坐，衣冠甚伟。见者疑为贵官。仆从数十辈，更番侍墀庑闲以备不虞。”历任知府都想清除这股毒瘤，都没有根治。俞德渊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探知衙役中的傅槐也在其中赌博。前一天晚上，令江宁属县上元、江宁二县令挑选干练衙役八名，“明日诣府听事”。又在府衙的衙役中挑选八人，密写朱签，把参与赌博列其中，有二十余人之多。抓捕之日，呼傅槐至，说：“汝事勿瞒我，汝同党二十余人，吾尽知其名。今即使汝往捕，捕全贳汝罪，脱一人当杖杀汝。”又叫十六名衙役，每人授以朱签，让他们按名抓捕，“并搜出违禁诸物。内职官十六人，皆愧悚无地，匐匍谢罪，各薄惩而释之”。
  俞德渊的为政之道是高明的，先出禁谕，晓之以理。如果禁谕不起作用，再选择赌风较甚的集团，“出其不意，指明捕之，或自往捕之”。江宁的赌风在其手中得到遏制。
  制钱，指明洪武以后官局所制的钱，因形式、文字、重量、成色都有定制，故名。㉙清朝沿用了明朝的制钱制度，然而，民间的私铸货币屡禁不止，如行钱、市钱、中钱等名目，这严重威胁了清朝货币的稳定，俞德渊则力行禁止。
  长洲县境内的黄埭、望亭等处的曹二观、黄显章、王关林、张凤观、毛仕芳、陈汉如等俱以织席为谋生的手段，到县衙告状，称“口口口口口口成到镇上牙行销售，觅利糊口。缘有奸牙吴正聚、李道成、李南山、程大通、韩洪源、董汉策、李福山等凡遇口口口口口口扣九工串，如若成千，必将洋价高抬，朋比把持。是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环求藩宪，荷蒙饬县示禁在案，不意久远，已废章程，牙等故智复萌，较前尤甚。钱串每以九十作百，银洋扣串之口口口口口习成风，机户烦言，聚行勒扣，情迫复又禀县。虽蒙出示晓谕，制钱十足，银洋不得高抬，无如牙户通同射利，口口口口口并不裱糊”。文告均张贴在黄埭、望亭等处的墙壁之上，风吹雨打，毁坏殆尽。牙行收购织席，“非但钱串扣勒，竟口口口口口口沙壳，硬欲收席，向理则概回不收”。俞德渊认为“似此奸牙，结党勒剥，直使业懦谋糊绝命，不求恩赐给示勒石永禁”，事态的严重让他认识到把文告刊刻成石碑的重要性，得到上级的批复。
  奉批：
  牙行短扣，口口藩宪批县究明饬禁有案，仰长洲县即查照详案给示勒石谕禁，以垂永久等因到县。查此案前据杨宝口口口口口口，八月赴藩宪衙门具控，业经前县训断详定，嗣后席店买卖出入钱文，概用足串，不得再有九二九四口口口口口口价，毋许克扣短少，取具各席行切结示禁在卷。嗣于本年七月，复据曹二观等，以席行吴正聚等故智复萌，口口口口口十为一百，理说据辱等情，具呈。又经示禁在案，兹奉府宪批词，合行给示勒石永禁。为此示仰阖邑席店买卖出入后，机户织席赴行投卖，该行代客收席，出入钱文均遵定例，概用足串制钱，不得掺和沙壳禁钱㉚，如用银洋，口口口口口如再克扣串头，希图渔利，许该机户指明禀县，以凭严究，机户人等亦不得借端滋扰，各宜凛遵毋违，特示遵。机户沈长观、曹大明、孙喜观、孙天敬、杨五口、王玉口。
  道光四年（1824年）十月口口日示㉛
  江宁的私钱问题也很严重。俞德渊上任后，访查得知，城市交易搀使私钱，并以钱之大小定货价之低昂。他认为：“殊不知私钱一行百物昂贵，奸商借以获利，小民因而受害。且江宁省城为各省水陆通衢，不特本地私铸难保必无。且必有奸民在外贩买载运来江，以致私钱流布用之不竭。但长此搀和行使，既于圆法有害，且贫民苦累无穷，不能不急除其弊。其除弊之法本拟多派委员，在市缠周历巡视，见有私钱不论多寡即行拿送究惩。第恐办理不善，反兹扰累”。他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了下列做法，以文告示之：“惟有仿照苏城上年办法，先令尔等各行铺户，各自议立规条，互相禁用，彼此稽察。如有规利营私者，即照规查办，抑或送官究治。如此齐心合力，认真查办，则私钱不须官禁自然尽绝，且无人行使。凡私铸奸贩之徒，俱无可售之处，定各灰心，不敢复作此违禁之事。特亟剀切示谕，为此示仰合属军民行铺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凡各店铺户人等，务宜公议规条，熟筹禁绝私钱之法，庶、商、民均受其益。至行使小钱之弊，惟钱铺经纪尤甚，尔等须各自爱身家，遇有买卖交易，务一律行用制钱，不许搀搭私小。再有行钱、中钱、市钱等名目，如敢愍不畏法，视本府诰诫为具文，仍蹈前辙公然行使，或被人告发，或由本府访闻，定即查拿，照例究办，并将钱牙人等从严治罪，断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也。㉜”
  俞德渊的办法就是让商人稽查商人，这种立法最为巧妙。如果凡事经过吏胥之手，便要滋生很多弊端。商人只是考虑利益，却不考虑行用私钱的危害，已经收进的私钱，怎么可能不用呢。如果让他们互相监督，事半功倍。
  参与东南三大政
  东南三大政指河工、漕运、盐政。清朝末期，三大政的弊端日趋明显，当时的地方大员孙玉庭、魏元煜、蒋攸铦、陶澍、林则徐、梁章钜、贺长龄等对三大政进行了或多或少的修正及局部的调整。俞德渊在江南为官十几载，被牵扯进了东南三大政的调整，最终在两淮盐运使的任上劳累过度而死，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河工
  道光三年（1823年），江苏很多州县遭受水涝。俞德渊受林则徐委派，总理水利总局，协助他疏浚三江（黄浦江、吴淞江、浏江）水利。道光五年（1825年）六月，两江总督魏元煜、江苏巡抚张师诚在《奏为验收江震等县水利要工如式完竣恭折》中道：“计开知州衔长洲知县俞德渊：该员专管水利总局，经理得宜，劳绩昭著”。七月，两江总督琦善、江苏巡抚陶澍在《奏为复堪黄浦一路水利工程查验如式并将办公各员复核定议折》中道：“专司总局之知州衔长洲县知县，现升补苏州府督粮同知俞德渊，实心实力，经理尤为得宜，应请旨交部从优议叙。”㉝在苏州，浚理黄浦上游各淤。道光九年（1829年），俞德渊会同江苏布政使梁章钜，督同上海、青浦、嘉定三县，开造挑浚吴淞江河道、并估筑柴土各坝长宽高深丈尺、需用银两等简明清册，送交两江总督蒋攸铦、江苏巡抚陶澍。㉞在江宁，建议疏浚省城内外水利，先自塞洪桥至北河口，次自石头城至草鞋夹，次及秦淮青溪、运渎、城壕。
  （二）漕运
  漕运担负着往北方输送粮食的重担。道光四年（1824年），高堰决口，漕运被阻。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提出暂时以海运来运漕粮。陶澍提拔俞德渊为苏州府督粮同知，让他总理在上海设立的海运总局。俞德渊撰写《酌拟海运未尽事宜》《酌拟交兑新运事宜》等，本可以有一番大的作为，但因其母去世，回家守制三年。虽然他总理海运总局的时间很短，却提出了海运章程，给海运的后续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海运成功之后，“仍以君名达，得旨加知府衔，尽先升用”。
  （三）盐政
  清朝末期，盐政的问题很棘手。清政府本拟杨振麟任职两淮，他却不到任。盐政急需人手，陶澍推荐俞德渊任两淮盐运使。他在任两淮五年，为盐政付出了自己的所有精力，以致精力骤衰。陶澍曾言：“得君耗，不禁失声，如丧余之右臂。”
  俞德渊就任两淮盐运使后，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减科则、平引价、浚场河、严透漏、治枭匪、运积盐、恤灶户、赈场灾。这些举措使得积弊悉除，库贮渐裕。
  道光十一年（1831年）二月，俞德渊到任两淮，正缝辛卯纲盐开纲。很多盐商争相交纳纲盐的引税，这是给国家纳税的好事。他访查得知，运司衙门的衙役以及地方上的无赖之徒，以开纲的第一天为“头桥”，竟然向交纳引税的盐商索取贿赂，名为“讨喜”，其实就是讹诈，致使很多盐商不敢前来纳税，“甘避‘头桥’之名，不敢首先上纳。此种恶习亟待重惩。除饬委首领官严密访查并派差头随时拿究外，合宪出示严禁”。俞德渊感到事态严重，发布禁谕：“毋论何色人等，不许仍沿旧习，如有以‘讨喜’为名需索商费者，该商厮即扭交差头送至首领衙门枷号示众。如该商厮借名浮开，一经查出并于严惩。本署司言出法随，各宜凛遵，毋得轻为尝试。㉟”
  两淮盐政的一大弊病就是浮费过多，俞德渊上任后，力加裁撤。浮费又称为“盐规”，有在口岸之盐规，如湖广、江西、安徽、河南各省，上下各衙门的岸费即为盐规；有在扬之盐规，即盐政运司衙门的月费供应。各口岸之岸费很难减少，他认为：“今楚西各省岸费虽奉星使裁减，究属阳奉阴违，依然如故，缘地隶隔省，不惟运司之权不能禁，即总督之威亦无所施。且商人行盐岂能不仰借州县，若地方官毫无所得，则商人之鱼肉更多。此其所不能尽去者势使然耳。”两淮盐运使司的月费十余万两银子，为商人所支送，一概裁除殆尽。月费为钦差大臣奏请裁撤，他到任后，只留下巡费一项，这是为缉私赏号所用。㊱“即如裁费一事，扬州办贡、办公之费减存三十三万。汉岸公费减存三十八万。江西减存十七万。今计上年用项，扬州用二十四万有零，视原减之数又减矣。汉岸则用八十余万，较原减之数多至四十余万矣。江西则用三十余万，较原减之数多至十余万矣。”㊲
  为了禁绝船户水脚夹带私盐影响正常引盐的销售，他规定必须雇佣有编号的船装盐，“商人捆盐上载听其在于编定四百六十五只船内自行雇觅，报知监掣并委员人等配合引数上载，总须将船装满，不准留有空舱致多夹带”，如果所雇的船不在编号之内，“即由委员接连已编之船挨次添入，仍将自一号起至几百几十号止、某号装引盐若干、注明船户姓名，先造总册二本申赍，以凭另委大员抽查”，此办法最大的妙处在于“挨装载后量明水迹，加烙火印开行”。㊳这样就给沿途检查的官员提供了依据，水脚夹带私盐得到遏制。
  这种措施施行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新的问题。俞德渊在调查后得知，盐商雇佣的船，并不是随时禀报，而是直接装盐，并以上次装盐数为准，这就叫“顶单”；或者听任船户在船底夹带私盐。他认为种种弊端实在是可恨，又查询了以前历届开江盐船的情况，“多系大船小载，官引之外夹带脚私，更有沿途跑风诸弊。兹若仍以上届装载引数即为此次成规，是明知有弊姑事包容，殊非核实办公之道，况不先行量验。俟装满再行诣查，则舱底之有无私盐无从得悉，即火烙印志亦难作准”。他认为这种互相串通作奸的事情必须严加惩办，除了淮南盐掣厅暨各委员并谕商一体查照外，一体出禁谕严禁。
  为此示仰商伙商厮及埠头船户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凡有商人雇定船只，即由该商厮埠头呈报南掣厅会同委员亲诣丈量各船口宽深丈尺，计受载若干引，先行登簿编号以凭稽查，仍俟照号装足报候该厅复验。于船之两旁前后针对加烙火印，并给挂粉牌，注明船户姓名、籍贯、装盐实数，请给桅水订发引目开行，务各遵照办理，不得稍有违玩。倘该商厮及埠头仍不先行禀报遽行上载，该厅查出即行严惩示儆。所有随同查验人役亦不得稍有需索，致干拿究，各宜凛遵。㊴
  按照惯例，盐商请运引盐，由盐运司衙门发给皮票、桅封水程等票。皮票为赴盐场捆盐的凭据，桅水为船只开往销售口岸的凭证，都属于政府颁发的证件，不允许弊端存在。俞德渊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个怪现象，商厮中有代替盐商交纳盐税、领票的人，名为“走司”。这些人往往将领到的皮票、桅封等证件，在外抵押成银钱，却借口说证件尚未领到，致使盐商要等待很长时间，不能够及时捆盐出场，去往销盐区。这种恶习长期下去，对两淮盐政的危害是很大的，俞德渊发布一个告示，禁绝此种现象。
  查商人运盐销售，国课民食攸关，一切请运开行，自应迅速为贵。商厮乃商人雇倩奔走之人。凡代商请领之件，自当即时交商，俾得速为转运，何得私行质押？以致行运稽迟。而出银受押之人既有资本，何事不可营运？乃典质官物自罹于法，亦属愚昧不堪。本司访察既周，除谕知商人留心查察外，合亟出示严禁，为此示仰商厮及受押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各宜急公畏法，痛改前非！倘敢玩违，仍复私相质押，一经本商查明呈首，即另给皮票、桅水等件，俾速重运开行；一面严提出押商厮及受押人等从严讯究，追出原领，官件销毁，并将所押之银追出充公，仍各照例严惩以昭炯戒。本司言出法随，各宜凛遵，毋贻后悔。速速！㊵
  灶户是两淮盐区最基础的生产组织，时常有抗议纳税的行为。道光八年（1828年），蔡行芳、李正方、曹舜斯等纠众抗粮打毁场书房屋，押解到省府审问。经俞德渊审讯完毕后，将蔡行芳、李正方均照凶恶棍徒发配四千里充军。他上任两淮后，又有抗税事件发生。道光十三年（1833年）复有灶户曹永春、徐大绅、曹长林、李发祥、曹国华、曹扣松、曹裕喜、曹观保、张兆方、李彩如、曹广业、曹远清、曹云书等纠众抗纳，并持械至场书江琢成家打毁房屋，抢取簿串。此案尚未办结，现在又有曹文、曹国昌、曹顺林、曹明亮等抗欠多季，经该场大使督役亲催，胆敢纠众拒捕，致伤场役多人；更有曹来保挟书役催粮之隙，率众打毁（房屋）并抢取衣物及在官流水印簿，并将在押之盐犯曹群髻子抢去。俞德渊加强对灶户的管理，保证了引盐的正常生产。
  俞德渊的人际社会交往圈
  吕超
  俞德渊为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科举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丁丑科进士。俞德渊在江苏数地为官十几载，官运亨通，在其为官之后，与很多科举同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一方面因为他的才干突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结识了很多高级官员，正是他们的举荐和赏识，俞德渊得到了被提拔任用的机会。俞德渊在十几年的为官生涯中，结识了很多同僚和大批的地方精英，又和这些精英人物有着密切的往来和学术交流。他们通力合作，互相支持，为江苏的吏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封疆大吏
  孙玉庭，字寄圃，山东济宁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进士，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任两江总督，道光四年（1824年）离任。道光元年（1821年）五月，他上奏保举俞德渊等六员，才守兼优，均请留于本省升补。①道光二年（1822年），他上《为省会要缺知县需员恭折》，长洲县知县李景峄已经升补苏州府太湖同知，所剩下的长洲县知县一缺，“系‘冲、繁、疲、难’四项相兼最要之缺，例应在外拣选调补。该县地当省会，政务殷繁且时有发审案件，必得精明强干之员足以资治理”。在全省的知县中逐加遴选后，发现荆溪县知县俞德渊堪以重用，“查该员守洁才优，精明朴实，自到任以来留心捕务，缉匪安良，于一切词讼案件听断详明，民情极为爱戴。任内亦无违碍处分，以之调补长洲县知县实堪胜任。惟例俸未满三年，与例稍有未符，但人地实在相需，于省会要缺有裨”。在孙玉庭的力荐之下，俞德渊于道光二年（1822年）六月出任长洲县知县。从此看出他对俞德渊的器重。
  蒋攸铦，字颖芳，号励堂，辽东襄平人，隶汉军旗籍。道光七年（1827年）任两江总督，道光十年（1830年）离任。道光八年（1828年），俞德渊丁忧结束，赴吏部引见，奉旨发往原省以应升之缺升用。十月二十八日，蒋攸铦上《为委署道府印务恭折》，苏州府知府陈銮升任督粮道，所遗留的苏州府知府之缺由俞德渊署理，称“该员有守有为，官声素著，堪以署理”。十一月十五日，奉上谕，常州府知府员缺由俞德渊补授。②可是俞德渊并没有到常州府上任，依然署理苏州府。道光九年（1829年）正月二十日，奉上谕，江宁府知府由陈肇补授。③四月十六日，蒋攸铦上奏，“查江宁府知府系省会首郡要缺，管辖七县政务，殷繁时有三省发审案件，非勤明练达之员，不足以资治理”，他推荐了俞德渊，却让陈肇④补常州府知府之缺。陈肇长期在朝廷任职，没有从政地方的经历。俞德渊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治理荆溪县，到道光九年（1829年），已经有十年治理地方的经验。蒋攸铦极力推荐俞德渊，足见对他从政能力的肯定。
  陶澍，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道光五年（1825年）任江苏巡抚，道光十年（1830年）升任两江总督。道光五年（1825年），陶澍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让俞德渊总理其务，并提拔他为苏州府督粮同知。道光十年（1830年），两淮盐法大坏，清政府派户部尚书王鼎、户部侍郎宝兴赴江宁同陶澍商量盐务改革事宜，俞德渊进数千言，被破格提拔为两淮盐运使。道光十三年（1833年），实授两淮盐运使。道光十五年（1835年），陶澍进京觐见，数次向皇帝夸耀俞德渊的贤能。道光十六年（1836年）初，俞德渊病逝于扬州任所，陶澍大呼“痛失右臂”，本计划回湖南修祖墓的他，折回扬州，处理俞德渊过世后的两淮问题。他为俞德渊作挽诗一首。俞陶泉都转将归道山前数日，命画士作《水穷云起图》，临行说偈云：四大本空，一丝不挂；脱却尘缘，乘云潇洒。都转平生不信佛，而来去如此抑亦，善果有因也。补题一诗，以当挽别云尔。与君挥手无多日（去岁十一月余入觐过扬，陶泉方卧病。余往视，起坐语移时，嘉平上汗，犹接手书，此归君竟卒矣），一话翻成古别离。忽睹卧游追往迹，依然蒹溯慰相思。山重水复无穷影，海立云垂欲暮时。遥识临崖正潇洒，辋川摩诘是吾师。⑤陶澍曾向俞德渊说情，黄钺的次子黄中民⑥在任两淮盐场大使，能否为其调动一下，俞德渊说不能，好位置是留给功臣的，中民无功，不能调动。而后，他更加敬重俞德渊，把他作为自己的一个智囊。
  林则徐，字少穆，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道光三年（1823年），任江苏按察使，署理江苏布政使。“今中丞林公少穆于陈臬苏州时，廉知君荆溪之治绩，而调君首邑，以拯溺于吴门也。”⑦林则徐对俞德渊很器重。苏州府有一个巨猾专门诱人赌博，俞德渊和林则徐通力合作，将其抓获，将赌场查封。道光六年（1826年），负责海运事宜，俞德渊受其领导。道光十一年（1831年），调任江宁布政使。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江苏巡抚。林则徐平时很少称赞别人，给予他“体用兼赅，表里如一”的高度评价。在俞德渊死后，撰《挽俞德渊联》曰：“拯溺旧同心，才德兼资，如此循良曾有几？筹鹾今尽瘁，设施未竟，毕生怀抱向谁开？”并赋《题俞陶泉都转德渊水流云起遗照》诗一首：“水流无竞心，云生有活态。涓滴归沧溟，肤寸出泰岱。君秉五行秀，静与万物对。观水同涟漪，观云喜叆叇。行行岂有穷，起起方未艾。谁知潇洒心，去来了无碍（君临化有此偈语）。自拈右丞诗，悟已彻三昧。空明水云气，吐纳入肝肺。一朝解脱去，天地在形内。霖雨施未竟，江河流不废。呜呼图中人，留此遗志爱。”⑧
  贺长龄，字耦耕，号耐庵，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道光四年至五年（1824-1825年）任江苏按察使，在此期间认识俞德渊。道光七年至十年（1827-1830年）任江宁布政使。俞德渊为江宁知府。他任两淮盐运使后，与贺长龄通信频繁。有《呈贺耦耕师》《复贺耦耕师书》《再呈贺耦耕师》等。在做官上，两人互相引以为助，“调江宁，余实引以为助。盖后先其事者数年，凡用人行政，必以咨君，数言辄定”。贺长龄对俞德渊了解甚深，曾对故相国蒋攸铦、两江总督陶澍言：“余以君以经世大略，吴中凋敝极矣，非得君抚绥不可。”可见两人关系甚笃，私交颇深。贺长龄言：“陶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谓边陲乃有此人物。”
  道光六年（1826年），梁章钜调任江苏布政使，此后便与俞德渊结成朋友之宜。“都转屡不得其人，（陶澍）手书令余切实举荐，余即以陶泉应。”他极力推崇俞德渊，原因在于“盖陶泉令长洲、守苏州，实心实政，皆余所目击”，两人交往甚深，感情甚厚。俞德渊病故时，梁章钜在任甘肃布政使，受俞德渊孤子俞葆素之请，撰写挽联一副曰：“殚心力以报所知，一代长才出甘陇；处脂膏而不自润，千秋遗爱满邗江。”⑨
  祁寯藻，字淳甫，号春圃，山西寿阳县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二十四年（1819年）与俞德渊一同散馆，授编修。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两人之间有一定的交往。牛树梅⑩给其恩师祁寯藻的信中说到：“惟谨志夫子训述俞陶泉之言：‘少科派，勤听断’六字。”⑪足见祁寯藻对俞德渊的赏识。
  陆言，字有章，号心兰，浙江钱塘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道光十年至十一年（1830-1831年）任江宁布政使。俞德渊向其坦言：“抵扬以来已逾匝月。日行稿件纷至沓来，皆素所未经。每看一稿即调一卷，反复推详尚多茫然未解。且幕中均系生手，无一谙习之人。致公事益觉拮据。又衙门积弊权在吏书，稍不经心，弊混即由此起。若欲条分缕晰，又苦于索解无从。似此竭蹶之形，如驱驽马上千里之坂，其颠踬困败可计日而待耳！至盐务大局有无转机，目下尚难预料。”⑫向其诉说上任以来的经历。
  科举同年
  吴其浚，河南固始人，同俞德渊为同年进士。他为俞德渊的三弟俞德源撰写《鉴塘公墓志铭》：“予于同年友平罗俞都转为莫逆交，其令长洲时，予一再过其官舍款洽甚至，因得见其弟鉴塘。”⑬
  裕谦，原名裕泰。在《默斋公牍》中有《寄裕鲁珊同年》一文，主要探讨为官的问题。再闻楚北传言，称阁下有胆有识，风骨棱棱，此语节相早知之，极为称赏。渊再三诵说，钦佩实深，顾有一言窃思奉质。秉正嫉邪固吾人之本性。藏锋敛锷亦处世之微权。昔韩魏公务容小人，善恶黑白不大分明，故忌之者少。范富欧尹尝欲分君子小人，故忌怨日至朋党亦起。宦场本属险途，近世人情尤多叵测。我辈自守宜严，不妨如乔松孤立，待人则当居和，与介之间不易大著迹象，窃愿阁下为韩公不欲其为范公也。⑭俞德渊向裕谦讲述了自己在为官时的境遇。在长洲任知县四年，随心所欲，没有顾忌，幸亏所遇到的都是君子，而没有遭受挫折。自道光五年（1825年）卸任长洲县知县后，回想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触动了危机，改号默斋来警示自己。道光八年（1828年），服阙后，又任首郡知府，想沉默却不能。去年从吕坤的《呻吟语》中摘录了几句，刻为图章，一为“浑涵不露，圭角最妙”，一为“只气盛而色浮便浅”。
  徐保字，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科副榜第11名举人，同俞德渊为同年举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戊辰科第42名举人。道光八年（1828年），他同俞德渊“常于渠次过从，相得甚欢”。⑮道光十三年（1833年）九月十一日，晚上开船到了扬州，忽患疟疾，俞德渊让其在题襟馆中住下，请医生给他看病，直到二十六号才离开。
  张锦芳⑩，字文圃，清皋兰县（今榆中县）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俞德渊为张锦芳祖母的墓志铭书丹。此时俞德渊名字为“俞登渊”。⑩
  路应廷，常州府荆溪县人，嘉庆十二年（1807年）举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进士，任镇江府学教授。他因家族祭产诉讼的事情，委托俞德渊向常州府知府说情。俞德渊用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来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俞德渊认为：今以己之所不乐者施之于人，问心已觉不恕，且人之避嫌谁不如我？若亦将反其所托以矫之，则于阁下之事非徒无益，将若之何？且贵处士民眷眷于渊，情意深长，固合县如一心也。渊之所以报之者，亦应均爱同敬而后可。今若以同年之故暗中致书为之关说，父老闻之其谓我何？且与阁下对垒者非他人，乃同宗骨肉也。处人骨肉间而偏袒以求胜，此心何以自安？毋论其未必胜也，即幸而获胜，胜者喜负者必怒。设异日天假之缘重游阳羡，阁下以同年之故喜而迎之，贵族以偏护同年之故随而詈之，当何词以自解邪！或以事须秘密，外人何由知之？夫自宁至常，书函必用驿递，公文往来经历二郡，而欺人之不知抑亦难矣，且既已宣之于口，笔之于书，而复欲欺人之，不知是与自欺，其心何异？设贵族闻之，竟执此以反诘，阁下何以自白？更何以为渊代白邪？况阁下来书有云：某与某有师生之谊夤缘关说，安知彼不曰某与某有同年之谊，夤缘关说乎？尤而效之抑有甚焉？⑱在俞德渊看来，贵族控产这件事情的是非问题很难判断。古代祭产的设置就是为了使家族和睦。如果因为祭产的问题以致诉讼不休，已经失去了家族和睦的本意。常州知府赵公意主调停，一片苦心，不是强词夺理。同时也强调，平时佩服路应廷德业纯粹，心气和平，不要随俗流之见。
  路德，字闰生，陕西周至县人，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科举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在俞德渊病故后，俞德洵和俞思益邀请他为俞德渊作一篇传，他认为：“时江苏巡抚侯官林公已为君作墓志铭；贵州巡抚善化贺公谓犹未尽作言行补遗。余读之再四，凡余所欲言者二公既言之矣，余复何言？欲别采轶事广二公所略！”，并把俞德渊生前的公牍辑录起来，成《默斋公牍》两卷。他把《默斋公牍》的价值同王守仁的《集列》、于成龙的《政书》、邓其文⑩的《牧瓯纪略》、赵弘恩的《玉华堂集》相比较，认为俞德渊的文章“今以君之公牍质之数公，殆如栌、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者乎”⑳。这对于研究俞德渊的历史价值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在《默斋公牍》中，路德在每篇公牍之后都要做一评语，对俞德渊的为政才能极为佩服。
  董基诚，顺天府大兴县人，与俞德渊为同年进士，同为庶吉士。在《赠费耕亭知府河南序》一文中，他提到自己尝作四句话的箴言：“澹泊以养生，静默以养气，和厚以养福，简重以养威。”㉑俞德渊给它的评价为“是固足以求道矣。虽然，犹未至也”。路德在给《默斋公牍》评语中这样写道：“一曰诚，一曰默，一曰柔；以诚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用诚以愚，用默以讷，用柔以拙。凡三十三字，昔人之格言与抑。君自书所见为座右箴。与此可以知君学矣。”㉒董基诚与俞德渊所求的都是做官就作循吏，生活要与为政结合起来，以柔为政，切忌暴躁。
  吴坦，江宁府江宁县人，与俞德渊为同榜进士，同为翰林，两人虽有交往，交往不深。在他死后，时任江宁知府的俞德渊，拿千金来抚恤他的家人。
  为官同僚
  谢元淮，字钧绪，号默卿，湖北松滋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任荆溪县典史，同俞德渊合作愉快，并称赞他政绩斐然，作诗祝贺，诗作《赠俞陶泉明府德渊》曰：“哲人综群才，用世无畦畛。朝籍金闺谚，夕简花县尹。橐笔谢藻翰，鸣琴亲簿领。暂戢瀛洲翼，翻为斯民幸。幸君溥仁风，一为除苛猛。”又曰：“荆溪古阳羡，僻在山水隅。风土旧淳朴，刁顽近颇渝。君来划积弊，反淳溯厥初。悬镜察奸恶，履冰兢吏胥。片言折纷难，讼庭日清虚。”再曰：“离墨南复南，万山相结纽。中有五六人，大类若耶叟。共言数月来，安静到鸡狗。赖我使君贤，颂扬不容口。子亦慕廉洁，因之励夙守。”还曰：“谁云俗难化，感应速草风。一言发至理，万众生欢容。盘错利器别，昔尔今亦同。安得亲民吏，一一皆如公。愿做有脚春，煦育周寰中㉓”。谢元淮善于写诗，著《养默山房诗稿》三十二卷。他想让俞德渊为其诗稿作序，俞德渊看了之后，大为欣赏，“其人谦恪而温文，听其言醰醰有味，时固己心倾之，然初不意其能诗也。既默卿出所作见示，因并索观其全集，则体裁繁富，众妙毕臻，如游琳宫而观海，藏璀璨离奇，目不给赏，而灵思浚发，皆能自出机杼，成一家言。卓乎入古作者之室，然后知默卿固深于诗者”㉔，而后对其尤为尊重，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谢元淮调补邳州，俞德渊同黄中理、杨敷、黄萼荣在董珊深柳堂为其送行。㉕谢元淮还写诗两首，来和俞德渊告别。如《留别陶泉大令》：“曾住瀛洲近日边，溪山何幸主高贤。五官并用追刘穆，三绝多才比郑虔。争戴使君如父母，转称僚吏亦神仙。陶山雅化陶泉继，共道临津有二天（荆邑自唐陶山廉访后，称神明者，府君一人尔）。频年落拓寄江东，门第乌衣愧旧风。薄宦不妨如画饼，浮生无计任飘蓬。竟容司马称方外，真觉斯民在镜中。我是仲平心铁石，临岐洒泪拜庞公。”㉖又如《荆溪呈陶泉大令》：“离情离思逐春生，倚棹重来蝦虎城。一剑飘零寻旧约，四郊讴詠听新声。冰溶浅渚鸥知暖，路人深林鸟不惊。惟有五云溪水洁，澄澄长似宰官清。”㉗
  魏邦鲁，湖南宝庆府人，嘉庆时署荆溪县张渚司巡检，以勤廉为俞德渊所赏识，凡是张渚的诉讼之事，皆让他处理，足见对他的信任。
  魏源，魏鲁邦之子，同俞德渊为挚友，共同帮助陶澍、林则徐等人办理东南三大政。在魏源为两淮盐运使王凤生所撰的墓志铭中写道：“今天子御极以来，江、浙知名吏，以平罗俞君、婺源王君称最。”㉘俞君指俞德渊，王君指王凤生，魏源对俞德渊是很欣赏的。
  邹锡淳，曾任江苏淮海道，和俞德渊一起为淮北票盐的改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道光十二年（1832年），两人共赴苏北，查勘苏北的三个盐场。梁章钜和邹锡淳探讨两淮盐运使谁最贤能，梁章钜认为李柜轩㉙为第一，邹锡淳则说：“秬轩之清操亮节，诚不可阶。然有守而兼有为者，终推平罗俞陶泉德渊一人而已”，可见对这位同僚的评价之高。在俞德渊死后，他作挽联一副，来纪念这位好友：“敬以持己，恕以接物，㉚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生不交利，死不属子，㉛九京可作，舍公其谁与归。”
  姚莹，字石甫，号明叔，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俞德渊的老部下，在他病危时，向陶澍极力推荐时任淮南监掣同知的姚莹暂时署理两淮盐运使，“盖姚丞才品既可信任，且盐务监掣同知代理运司历有成案，既于事体较顺。至署中住屋及办事幕友亦难轻易挪动，只可拼凑同居。姚丞为人谨重或不动，大有更张于渊，私计亦便用敢冒昧渎陈，伏祈裁酌”。㉜在其死后，署理两淮盐运使，并撰写《俞陶泉都转》一文，主要记载了俞德渊在道光十年（1830年）所提出的盐政改革措施。
  平翰，字岳生，号樾峰，浙江山阴人，监生。道光五年（1825年）、六年（1826年）与俞德渊同办海运，齐心协力。在俞德渊死后，平翰作联一副：“至性至情，得天者厚；实心实政，感人也深。”
  王凤生，字竹屿，安徽婺源人。道光九年（1829年），在蒋攸铦的力荐下，署理两淮盐运使。他与俞德渊为好友，“自兹以往幸望坦怀相示，道义之契能有几人。金石可渝，此心不可易也”，可见关系密切。俞德渊任职两淮后，自感压力很大，纲盐始终不能畅销。“第恐求去不能，留亦无策，长此日月将安所穷？”，但是他也明白，“弟揣时夺势，逆知宫保必不放手”，陶澍不会放手让他离任的。
  张作楠，族名兆敏，字公颖，后改字让之，号丹邨。浙江金华人。嘉庆三年（1798年）举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历任处州府教授、阳湖县知县、太仓州知州、徐州府知府。他在任阳湖县知县时，与俞德渊结识，“嘉庆己卯（1819年），楠与俞陶泉定交昆陵（常州府）。其时楠宰阳湖，陶泉宰荆溪”。㉝道光三年（1823年），张作楠的母亲七十寿辰，俞德渊作文祝寿。道光四年（1824年），俞德渊之母赫太淑人七十寿辰，张作楠也作文祝寿。两人相互劝诫要做一名清廉官员。道光十四年（1834年），俞德渊作《致前徐州守张丹邨》，向张作楠诉说盐务的疲敝之势。
  钱兆麟㉞，字伯仁，直隶清苑（今保定市清苑县）人，著有《半隐堂诗集》。俞德渊任长洲知县时，他为县丞。道光五年（1825年），同俞德渊一起参加了陶澍所主持的海运，尽心尽力。《海运全竣请将在事尤为出力各员量加鼓励折》载：“长洲县丞钱兆麟、嘉定县丞姚大成、吴江县丞萧翱、江阴县巡检俞昌会。以上四员或经理度支，或查船兑米，风雨寒暑，备极辛勤，应请尽先升用。”㉟他作《哭俞陶泉（德渊）运使》：“脱迹吴门慨十年，（道光四年，余移长邑丞，公五年始由长洲令迁官）青云事业付苍天。（公由翰林出宰江南）运筹苍海吞平陆，（道光五年河决，运阻，始议海运。用沙船一千六百余艘，安抵天津，一切章程皆由公所资成）握其江淮隘甫田。（公由江宁守迁都转运）生岂长生千载恨，死而不死万人传。从今莫说唐刘晏，任钜投艰总后贤。盈廷故吏孰沾襟，放鹤亭空可碎琴。泪洒几封书外字，肠回数面坐中音。奠刍莫唱伊凉调，（公甘肃平罗人）铸像应输范蠡金。万灶生灵三楚课，补偏救弊忆良箴。”㊱
  刘肇绅，字默园，山西洪洞人。道光年间在任湖北盐法道，湖北是淮盐重要的销售地，俞德渊在《致王竹屿》言：“渊因默园四兄尚未见复。”
  地方名士
  石韫玉，字执如，号琢堂，苏州元和县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状元，授翰林院编修。俞德渊离任长洲之日，他率领全县士民以“实政在民”颜其堂。
  董国华，字琴涵，号琴南，苏州吴县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戊辰科进士，官至广东嘉惠潮道。道光五年至七年（1825-1827年）丁忧在家，俞德渊于道光六年（1826年）回家之前，邀请他为自己的父母书写墓志铭。他写道：“国华与德渊为乡试同年生，先后成进士，又出宰吾郡，久有惠政。每见以志行相期朂，风宜肫然，不敢辞也。”
  陈予平，浙江山阴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他携带萧山晴川胡廷光所著《伤科汇纂》一书给俞德渊查看，让其写序。俞德渊写道：“余尝见世之业医者，其于辨药性、审脉候、分经脉、治荣卫之法，言之凿凿，所在俱有通人。至于跌扑损折、虫兽齿伤等症，变生俄顷，危在旦夕，往往束手而不能救，甚至通都大邑，求一接骨上髎起死回生之人不可得。毋乃内治之易于藏拙，而外伤难于奏功乎？抑内治诸书，古人著作已富，而外伤各条，记载未备，是以师传绝少乎。”㊲俞德渊对医学不是很熟悉，平时喜欢看《本草纲目》等书，作为旅途中应急之需。他认为此书是胡廷光“校订七载，稿经三易”而成，将来必定流传，且会永远流传下去，遂写下此序。
  吴辰，字景枢，常州府荆溪县（今常州市宜兴市）人。俞德渊任荆溪知县时，极为欣赏他的文才，“欲以名应孝廉方正举，再三辞，乃止”。㊳
  戴连城，字国琛，常州府荆溪县人。俞德渊任知县时，“夙重之”，后任两淮盐运使，把他招到幕府中，让其“校安定、梅华书院课艺”。㊴
  顾震涛，又名翰，字景澜。俞德渊赠联云：“志笃胶庠襄礼乐，功存桑梓著文章”。又为他的作品《吴门表隐》题诗一首云：“石鼓桥钟迹已无，彦先心血尽枌榆。卅年表隐书初就，乙斝丁觚铭细摹。”㊵
  潘曾沂，乾、嘉、道三朝元老潘世恩长子，苏州人。他推行区种法，“时俞陶泉太守渊，亲赴迎春所、柳仙堂，奖赏田农，插花饮酒，一时传为盛事”。
  《默斋公牍》的编后说明
  赵和平
  纂迄《默斋公牍》意犹未尽，试从如何当好第一读者和读者引路人方面，就其历史地位、发现利用、勘校整理等再作补充。
  《默斋公牍》的编纂及其历史地位
  《默斋公牍》是俞德渊逝世后，他的乡试同年好友路德闰生应俞德渊的弟弟俞德洵和长侄俞思益的请求，搜集俞德渊政论文章编纂的一部历史资料著作。文稿形成于道光元年至道光十五年（1820-1835年）期间，成书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平罗留馀堂藏版”名义首次印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重印（现藏山西省河津市图书馆）；同治九年（1870年）重印。有关史料是这样记载的：“清俞德渊撰路德评选，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陕西关中书院原版刻本，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刻本，九行二十二字，小字另行，白口四周双边，线装，附录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林则徐撰《中议大夫两淮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俞公墓志铭》。”“清平罗俞德渊撰，盩厔路德评选。道光庚子冬刊。同治庚午平罗留馀堂重刊。”书中收录了俞德渊政论文稿31篇，增录了路德撰《默斋公牍》序、林则徐撰俞德渊墓志铭（移入本书“家乘编”）、贺长龄撰俞德渊言行补遗（移入本书“家乘编”）各1篇，共34篇，俞德渊精神潜著其中。这些文献资料从一个侧面记载了俞德渊与陶澍、林则徐、贺长龄、潘锡恩、张作楠、赵盛奎、陆言、王凤生、裕谦等历史人物的一些活动情况，贮存了大量的历史人物活动信息，是国家清史馆纂修清史，补充完善林则徐等晚清历史人物的宝贵文献资料。晚清宁夏府知府黄自元曾下令平罗县搜录俞德渊著作，将“以付梓未果”。1916年夏，国民党甘肃省临时议会议长慕寿祺先生，由绥远省五原县回宁夏道途经平罗县在案头读得《默斋公牍》，称其为“经济文章兼而有之”的好书，被编入其《甘宁青史略》。
  《默斋公牍》古籍善本的发现、追寻和利用
  199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徐庄女士因工作需要，前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查找明清时期宁夏留存的版本资料，偶然间发现了俞德渊著作《默斋公牍》（同时发现的还有《宁夏俞氏族谱》）等历史文献资料。她从出版印刷学的角度撰写了《明清时期宁夏版本经眼录》一文，刊登在《固原师专学报》上和《宁夏出版志》书刊中，使编著者有幸获取了这一宝贵信息。徐庄女士还将自己珍藏的《集生年谱》等史料予以捐赠，为我们挖掘整理俞德渊史料工作找到了捷径。2009年3月10日，俞行芳与妻子朱淑琴自费前往广州市中山图书馆找到了《默斋公牍》遗稿和《宁夏俞氏族谱》（广州本）。我们按照繁体字转换成简体字、注释生僻字词、加注标点符号、仔细与原文对照，制作电子文档，完成了全书的勘校整理工作。
  《默斋公牍》古籍善本的原始目录
  在编排中既要保留古籍善本里的文献目录，又要处理好《默斋公牍·目录》与《默斋拾遗·目录》的关系，此处对古籍善本中的原始目录做了完整的抄录：“默斋公牍·序（路德）／／卷上／／致潘太守／呈蒋励堂节相／寄裕鲁珊同年／致同年某公／致王竹屿／致前徐州守张丹邨／复陆心兰方伯／呈贺耦耕师／复呈贺耦耕师书／复赵菊言方伯／再呈贺耦耕师／详陶制军宫保／呈护制军林少穆师／／卷下／／酌拟海运未竟事宜／酌拟交兑新运事宜／谕荆溪县绅耆／谕江宁府诸生／禁添设茶馆示／禁赌博示／禁行用私小钱文示／禁机匠匪徒人等聚集滋事示／谕淮商／禁各役及杂色人等需索示／札淮南监掣厅／酌改施药事宜示／禁江船夹带示／禁盐厮质押官件示／禁捏控示／札各属／甄别孝廉示／谕灶户／／附录／／中议大夫两淮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平罗俞公墓志铭（林则徐）／两淮都转平罗俞君言行补遗（贺长龄）。”将目录重复罗列虽显累赘，但读者可以从这里知道：这是《默斋公牍》的原始目录。
  “公牍编”的组成及探求方向
  本书在原有“默斋公牍·序”“默斋公牍·卷上”“默斋公牍·卷下”“默斋公牍·附录”（移入本书“家乘编”）四部分的基础上，搜集、整理、增加了“新编默斋存稿”“新编芸馆诗赋钞”等内容，新增文稿13篇，使俞德渊《默斋存稿》和《芸馆诗赋钞》文稿散失之憾得到些稍许补救。新编成书的公牍编文稿总数由原来的34篇增加到47篇（不含移入“家乘编”2篇），这是对路德所纂《默斋公牍》的补充和完善。正如路德在《默斋公牍·序》中所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君所学虽未尽展，而有物之言自有不可磨灭者矣，不犹愈于作传也哉！”
  由于其篇目和结构发生的这些变化，提醒我们应当重新考虑《默斋公牍》原著的学术定位，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资料信息。俞德渊《默斋公牍》文稿从治家、术学、孝道、教子、从政、向善等不同方面承载了他的思想精髓，是俞德渊精神财富的具体体现，这也正是林则徐评价俞德渊“体用兼赅，表里如一”的最好佐证。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在研究中的深入探求还远远不够。因此，建议读者在阅读原文的基础上，对《默斋公牍·序（路德）》《致潘太守》《呈蒋励堂节相》《寄裕鲁珊同年》《致同年某公》《致王竹屿》《致前徐州守张丹邨》《复陆心兰方伯》《呈贺耦耕师》《复贺耦耕师书》《复赵菊言方伯》《再呈贺耦耕师》《详陶制军宫保》《呈护制军林少穆师》《酌拟海运未竟事宜》《谕荆溪县绅耆》《谕江宁府诸生》等重点文章再作进一步挖掘。通过深入研究，我们可能会发现俞德渊著作中从未发现的、更有价值的东西。
  翰渊廉政文化基地的构想
  赵和平
  2010年，受平罗县头闸镇党委书记、镇长茹福华的委托，起草了这个宁夏翰渊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建设的构想，几经研修后以方案形式提交镇人代会认定。翰渊廉政教育基地的提法源于福华先生，它包括修建俞德渊纪念馆、开发翰渊遗址公园、重塑古镇形象、编辑出版图书资料等内容。
  修建俞德渊纪念馆
  坐落在头闸镇正闸村俞家庄的“俞氏祠堂”，在历史上几经建拆，早已失去了当年原有的风貌，现存的“俞氏祠堂”是俞德渊家族后裔于1992年发愿自建的现代砖木结构的三间简易平房，总面积约有70平方米，样式比较简单，祠堂的前门面使用了清代“俞氏祠堂”所用过的窗棂，设有廊檐，文物特征不明显。据俞思益《集生年谱》记载：嘉庆八年（1803年）“俞氏祠堂”称“留馀堂”。另据同治七年（1868年）俞思益编纂的《宁夏俞氏族谱》记载，道光十七年（1837年），俞德渊的弟弟少隐公（俞德清）内提林则徐、陶澍及盐务同僚、盐商公送奠金五千两，在少隐公园中承修“俞氏宗祠”。道光二十年（1840年）冬，陕西周至县翰林路德（字闰生）将俞德渊的政论文章纂成《默斋公牍》《默斋存稿》，以“平罗留馀堂藏版”名义镌刻成册，刊行于世，说明此时“俞氏祠堂”仍称作“留馀堂”。据《宁夏俞氏族谱·自序》载：“同治元年，宁郡倡乱，乡园蹂躏，庐墓皆墟，遂并某祖妣生前口述纪录之卷帙，亦已荡然无存矣！嗟乎！益生也晚遭家不造。”清末西北回民起义的战火于同治三年（1864年）夏天波及到平罗县头闸、渠口、五香、姚伏一带，县城告围。因起义军仇视朝廷、仇恨清军，因此，清朝官宦世家的田产和族人便成了起义军重点袭击的对象，头闸“留馀堂”因此遭到了严重破坏，直到八月清军进驻头闸、渠口一带，平罗城围方才告解。在这场战火中，“祠堂暨街面铺屋若干间尽被烧毁”。据俞思益《集生年谱》记载：“频年来，家乡情形无寸土之完，且年灾则人饥相食，时疫则比户丧亡”。民国年间“俞氏祠堂”曾几经战乱，被破坏殆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和“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俞氏祠堂”门前残存的石头狮子再次被洗劫，面目全非，“留馀堂”之名称早已被历史湮灭，无人知晓；包含有当年用林则徐、陶澍等所送奠银购置的“俞氏祠堂”窗棂、瓦砾、砖块、柱基石等建筑材料也都散落在遗址周围，有的还被村民们扛回家砌猪圈、搭鸡窝等，遗址上仅存当时供修建祠堂之用开挖的一眼名为“思源井”的古井尚未被填塞，很少有人认知它们所具有的历史文物价值。
  为了对这座历史文物古迹实施抢救性保护，建议在“俞氏祠堂”遗址上修建“俞德渊纪念馆”，筹设石嘴山市“翰渊文化”展厅，收集留存民间保存下来的文物，征集俞德渊散失的资料和文献，征收散落在民间的部分物件，陈列俞德渊德政史料，保护和开发翰渊古井水源，以补历史之白。俞德渊纪念馆的修建，应当参照当年“留馀堂”的规制进行。
  开发翰渊遗址公园（亦名陶泉公园）
  实施故园修建的具体工作如下。
  第一，做好村庄规划。县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制定村庄规划实施方案，组织村民实施建房。统一要求村民新居朝向一致化、标高一体化、颜色新颖化、门前绿树化、住宅样式仿古化。居民区巷道绿化超前规划，先行一步。
  第二，组织做好俞德渊纪念馆的筹建工作。为了提高俞德渊纪念馆的品位，建议从江浙苏杭一带城乡建设部门，选邀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专家前来考察，帮助设计方案，制作仿古建筑图纸；招标资质较高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待馆舍建成后，邀请书法名家书写和临摹历史人物书法作品，装饰纪念馆堂。制作古井围栏，对古井实施保护、开发、利用。
  第三，整修通往故园的道路。在过去修筑通往墓葬和祠堂道路的基础上，实行村庄居民巷道道路联网，统一硬化、统一绿化、统一美化。故园绿化拟栽植能够适合西北地区气候条件生长的高档园林景观树种，进行园区点缀和行道绿化。
  第四，矗立文物保护标志。石嘴山市政府已于2001年7月在故园内设立了两块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牌。逐级上报，力争报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进一步加强重点文物、不可移动性文物保护管理工作。
  第五，修葺完善古墓葬群。俞德渊祖上几代都是又读书又耕田的本分人，恪守好的品德以不显露自己。俞世隆生有五个儿子，俞德渊排行第二。根据现有史料统计：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期间，头闸俞氏家族共考取4名举人和3名进士；受皇室或朝廷任命、册封、追封实职或享受品级待遇的品官共有72人。这些逝者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俞德渊的曾祖父俞天申、祖父俞灏、父亲俞世隆、前母唐氏、生母赫氏，自曾祖父以下的家人，都凭借他在朝为官被封了官职，他去世的先母和生母也都被封为淑人；第二类是凭借俞思益在朝为官受封的家人；第三类是凭借俞光昺在朝为官受封的家人。他们分别被埋葬在百川公墓、盛初公墓、陶泉公墓、仰伯公墓4座祖墓葬里，除百川公墓在原宁夏县镇河堡外，其他3座古墓葬都在平罗县头闸镇俞家庄，总占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具体分布情况是：百川公墓安葬9位，盛初公墓安葬22位，陶泉公墓安葬6位，仰伯公墓安葬4位，其他墓穴安葬5位，是一处清中晚期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典型的家族式墓葬群，具有较大的开发利用价值。为了方便管理，建议新划定一处葬地，由俞氏家族后裔发起，采用衣冠冢方式，将原葬于宁夏县镇河堡百川公墓的9位逝者，迁葬到遗址公园，进行统一瞻仰、集中管理。在古墓葬修葺完善的基础上，逐步建成翰渊遗址公园。
  第六，开挖翰渊湖。翰渊湖，原名“朱家龙坑”，曾用名“龙坑沿”。在俞德渊古墓葬西侧不远处，有一处面积约5亩左右的天然湖，湖里长满了蒲草和芦苇。当年岸边居住过几户朱姓人家，清道光年间称“朱家龙坑”。流传有《龙坑沿与金马驹的故事》。为了进一步挖掘、抢救、整理、承传这一民间文艺成果，更好地体现翰渊故里人文特色，建议将“龙坑沿”更名为“翰渊湖”，并组织对其进行人工开挖和修葺整理。
  第七，雕刻展示遗存的重要墓志铭文。目前已经收集到董国华撰《俞盛初先生墓志铭》、林则徐撰《中议大夫两淮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平罗俞公墓志铭》、陶澍撰《皇清诰授中议大夫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显祖考陶泉府君行述》、贺长龄撰《两淮都转平罗俞君言行补遗》，这些内容都是很好的雕刻题材，应当雕刻在石碑上，永久展示和纪念。
  重塑古镇形象
  在这样一个历史文化信息比较丰厚的地域，重塑古镇形象非常有必要。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逐步裁弯取直拓宽街道。制定集镇建设长远规划，裁弯取直和适当拓宽现有街道。第二，整修街道两旁建筑房屋。将现有建筑物统一色彩，统一制作仿古坡顶，使古镇特色更为鲜明。因势利导，引导集镇农民在今后建房时一定要考虑集镇古镇特色的整体性，严格按照镇政府的统一规划组织建房。第三，拓展和兴建文化广场。将昌润渠以西现有集贸市场开阔地带拓展为文化广场，在广场中心位置矗立俞德渊雕像，缅怀俞德渊清廉为政、执政为民的良好光辉形象，使其成为承载翰渊廉正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从而激励后人不断学习、继承和弘扬他的优秀品格。第四，重修“两庙一阁”。头闸镇曾有四座庙宇，以昌润渠街心桥头为中心，分布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东曰老君庙，南曰龙王庙，西曰观音庙，北为文昌庙（原在头闸中学校园内）。这四座庙宇在“文化大革命”中均被破了“四旧”。尤其是文昌庙内曾设私塾，俞德渊曾在此读书。为了使翰渊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景点产生相互陪衬的效果，建议在头闸镇择地重建文昌阁，维持历史原貌；尊重历史和民俗风俗，将集镇现有后建的东西两座寺庙进行整修扩建，使其与新建的俞德渊纪念馆形成具有统一古典艺术效果的建筑群。
  编辑出版图书资料
  编印发行《默斋拾遗》书稿。《默斋拾遗》主要是以历史文化名人的身份，收集、抢救而成的一组俞德渊史料专辑。自从俞德渊逝世后，历史上就不断有人注意收集整理他的史料。俞德渊生前曾于道光四年（1824年）十一月，与其弟俞德洵、俞德清等家人一起，在长洲县署为其母赫太淑人祝七十大寿，“阖省官绅同僚俱馈以屏幛、对联、诗文，其颂扬语句各本诸心，无一不切”，“陶泉公德政而称美之”。后将所录底本与他的诗赋作品一起辑成《芸馆诗赋钞》。真可惜！在同治三年（1864年）夏天，西北回民起义军到达平罗县头闸、渠口一带时，《芸馆诗赋钞》不慎遗失！部分诗赋作品散存于与他同朝为官的一些名流著述中，甚为珍贵！早在清道光年中末期，陕西周至县人路德先生花费五年时间，搜集整理了俞德渊的政论文章，纂成了《默斋公牍》《默斋存稿》，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平罗“留馀堂”藏版名义，镌刻成册刊行于世。原版曾藏关中书院。据《甘宁青史略》记载：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宁夏知府黄自元下令平罗县搜录俞德渊著作，将以付梓未果行。清光绪末年翰林院庶吉士、东三省总督、民国年间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撰著的《清史稿》专门为俞德渊列了传。民国五年（1916年），慕寿祺先生由五原回宁夏道，经平罗在案头得读《默斋公牍》。他对《默斋公牍》的评价是：“经济文章兼而有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宁夏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曾指派专人在俞德渊家乡搜集整理有关资料，一些有志者都致力于此项工作，撰著文章书之颂之。20世纪90年代，宁夏人民出版社徐庄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发现了《默斋公牍》遗稿及部分相关史料。我和俞行芳先生花费了多年时间，长期搜集、挖掘、整理俞德渊史料，《默斋拾遗》和《重修宁夏俞氏族谱》书稿即将杀青。应当把它作为翰渊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建设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并进行筹划。
  遗迹的文物价值及其开发利用
  俞德渊历史遗迹保留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是一块待开发的著名历史人物纪念地。翰渊文化的册子应当是当地人文历史文化的一块高地。俞德渊逝世后，陶澍、林则徐、贺长龄、梁章钜、魏源等盐务同僚和盐商公送奠金六万两，内提银五千两在其家乡建修一座俞氏祠堂。目前祠堂虽被破坏，但遗址尚存，这意味着现今头闸俞氏祠堂遗址周围散落的瓦砾、砖石、窗棂等清代建筑材料，皆为不可替代的珍贵历史文物。现有史料显示：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皇帝在位期间，头闸俞氏家族受皇室或朝廷任命、追封、册封实职或享受品级待遇的品官共有72人，其中从三品衔共16人（钦加知府衔以上3人），大多数都被安葬在俞德渊墓葬周围。开发遗址和挖掘整理俞德渊史料，对于钩沉历史，填补空白，存史资政教化，托举和弘扬地方文化，抢救国家文化遗产，造福一方人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申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俞德渊墓葬现为石嘴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现有史料情况看，完全有资质申报自治区级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道光皇帝和晚清巨人林则徐的一位爱臣能臣，俞德渊既是“一代廉吏”的代表，也是忠于皇室、孝顺父母、教育子女成长进步的楷模，还是封建社会的一位优秀政治家。因此，从人文资源和旅游开发等方面，都有保护、宣传、开发、利用的重要价值。
  第二，采取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一点，政府投入一点，发动民间筹集一点的办法，筹措资金，对俞德渊墓葬和祠堂进行复原、维修和保护，修葺俞德渊墓葬和祠堂周围原有的建筑群（包括祠堂、寺庙等），提高层次，增加档次，形成特色，将俞德渊的家乡平罗县，尤其是头闸镇辟为旅游地，吸引游客瞻拜游览，为子孙后代创造精神财富。
  第三，在抢救维修俞德渊墓葬和祠堂的同时，设计建筑雕塑，一并考虑在平罗县城和头闸镇适当位置雕建俞德渊肖像，通过人物形象，使其更加直观地展现在游人面前。同时建议修葺俞德渊墓葬，重建俞德渊祠堂，建修俞德渊纪念馆，收集民间流传文物，通过对俞德渊墓葬和祠堂的修建，以及俞氏家族佚品进行收集和整理，丰富馆藏，为后人研究留下实物和资料。
  第四，将平罗县申报为历史文化名城，加大宣传力度。俞德渊有许多过人的廉政言行和思想结晶，可以作为各级纪检机关进行廉政教育的重要教材。挖掘和整理俞德渊轶事，应当突破行政区域的囹圄，争取在《默斋拾遗》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向深度和广度延伸，将史料改编成小说和剧本，呼吁有识之士斥资拍摄电视连续剧，进行广泛传播，更大范围地扩大和提高石嘴山地方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实现小地方也能够挖掘大文化的梦想。
  第五，继续加强对俞德渊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到国家档案馆查找清道光年间的有关资料，到俞德渊曾经任职的江南地区征集有关资料，到关中书院查找俞德渊的《默斋公牍》和《默斋存稿》原版，进一步加强研究，使俞德渊的史料更加丰富翔实。
  第六，对俞德渊祠堂的古井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进一步提高历史文物保护水平。
  有感于读两篇《墓志铭》
  李金珠
  承蒙赵和平先生之托，为他编著的《俞德渊史籍》一书翻译了林则徐撰写的《中议大夫两淮都转盐运使平罗俞公墓志铭》和董国华撰写的《盛初公暨赫太宜人墓志铭》两篇文言文。我在一边拜读原文，一边翻译白话文的过程中，才得知石嘴山市平罗县在清朝竟有俞德渊这样一位杰出的官员。我深深地被俞德渊和他父亲俞盛初的一生所感动。我认为尽管墓志铭写得都是一些平凡的内容，但内中蕴含着平凡的伟大，展现了这对父子不寻常的人格魅力。
  《盛初公暨赫太宜人墓志铭》是俞德渊的同年挚友董国华先生所写。在这篇墓志铭中，不仅写了俞盛初先生大度、正直、本分的好品德，也写了俞德渊生母赫氏纯厚、善良、节俭的好品德。从而说明，他父母所具有的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正是培养、教育和造就俞德渊这样一位好官吏的土壤和源泉。只有把这两篇墓志铭放在一起阅读，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俞盛初先生是一介商贾，隐于市井之中。在经商中，他十分注意做人。所以他平时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俞德渊：“居高平易不欺”“重然诺”“为人宅心宽、处事慎，操货殖之业而躬儒者之范”，他做生意公平交易从不欺诈，恪守诚信，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要办到。为人心底宽厚，虽然是做买卖的人，但表现出一派儒雅风范。
  俞盛初先生对继母的孝敬与侍奉，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他思想境界的高远。他不仅平时精心侍奉继母，在继母去世后，早晚都去墓地祭拜，寒暑不断，视同生母一样孝顺。俞盛初先生对老人是敬之又敬，而对自己的几个儿子则是严之又严。“教诸子有法度，童稚时命习揖让之礼”，教育孩子从小要懂得礼节。在学习上对儿子的要求可以说是几近“苛刻”“就外传于下塾时，考其勤怠，嗣以食。指众俱读，早废治。”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已把“养不教，父之过”的观念深深地刻在了自己的头脑中并体现在行动上。这样一位尽职尽责的好父亲怎么能不令人钦佩？写到此，我认为俞盛初严厉的教子之法是不是可以作为当今做父亲之人的借鉴呢？是不是会让那些没有尽到父亲责任的人汗颜呢？
  在《盛初公暨赫太宜人墓志铭》中，写了俞德渊生母赫太淑人不少的感人事迹。她是一位极尽孝道、纯朴善良的女性，“逮事后姑，成先生之孝，抚前妻女有恩”。对毫无血缘关系的后姑及前妻之女，她细心呵护、百般疼爱，但对自己的几个儿子却又十分严厉，“督诸子能不为姑息”“深夜缝纫佐读”，遇到歉收之年，她带着几个儿子吃豆叶煮饭，而把先熟的麦子做熟后给干活的人吃，这种先人后己、宽以待人的品格怎么会不影响他的儿子俞德渊呢？
  赫太淑人“不慕虚荣”“不贪富贵”，是她最可贵的品格。作为封建社会中一位生活在边塞之地的普通女性，她没有“母以子贵”的陈腐等级观念。她十分有见识。儿子俞德渊贵为高官后，她“仍蔬布，且不就养”，她在家乡仍旧吃粗茶淡饭，穿土衣布衫、节俭度日，从没想去儿子做官的地方享荣华、图富贵。而是在儿子做官后，她继续在尽一个母亲的责任，“而岁遣他子至治所察吏状”，每年她让其他的儿子到俞德渊做官任职的地方调查了解他为官执政的情况，有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在时时关心，时时监督着走入仕途的儿子，俞德渊怎能不执好政、做好官呢？
  “爱民本廉俭，吾不忍以甘旨累，且克供尔职。”这是赫太淑人对俞德渊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爱老百姓本身就是廉洁节俭，我不忍心因为你要给父母好吃好喝的而受累，你应该完成好你为官应尽的职责，即使我们相距甚远，也会像早晚相处在一起一样。
  “爱民本廉俭”这句话很有哲理性，她把当官要走的正道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做官必须爱民，这是根本；做官怎样才能做到爱民呢？本身必须廉俭。一个封建时代的平民女性能够道出为官的正确方向和方法，不得不令人赞叹。
  赫太淑人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有头脑、明事理、教子有方，不仅她的儿子亲口道出“德渊孑身在外做官，清而勤，秉慈诫云”（我俞德渊独自一人在外做官，清白廉洁，勤勉不倦，正是受到了家母对我这样的告诫和教诲）。我认为她的教子之法也是我们今天做母亲的一份生动教材。
  《中议大夫两淮都转盐运使平罗俞公墓志铭》是林则徐所写，这位在虎门销毁鸦片，威震清廷，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爱国之臣，能为他的下属俞德渊撰写墓志铭，其分量之重不言而喻了。
  俞德渊从小就受到父母良好的教育，一边读书，一边务农就立下了远大的志向。由秀才、举人到进士；由知县、知府直至盐运史，成为清朝一代重臣，这样的人才，在平罗，乃至全宁夏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俞德渊无论做大官还是小官，他看重的是做人，不是做官。“始服官，以清白要诸神。”一开始做官，他就紧紧把握住清白、坚守住廉洁。因此凡是他为官任职的地方都称赞他。俞德渊之所以能成为一位优秀的官员，是他廉能兼备的缘故。林则徐在墓志铭中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了俞德渊处事干练，才能超群。他审查案件“明决刚断”，他处理问题稳妥扎实。从俞德渊对“盐务改归场灶”的一大段发言，可以看出他头脑清晰，务实求真，提出问题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分析问题鞭辟入里，丝丝入扣；解决问题切中要害，发人深省，因此才使“诸公韪其言”，参加讨论的官员们个个心悦诚服，一片赞叹。
  墓志铭中很多处写了俞德渊的勤政。“赈三年灾，竭尽心力，为牧令最”，“是冬水落，则修圩堰，畜耕牛。明年疫作，又设医局，施药物，皆君力也”，“为苏州守数月，请厘积案八十余起”。他的勤政根基在于他的爱民，在于他的那种“情为民所系”的思想境界。正因为林则徐是一位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好官员，“惺惺惜惺惺”，自然就会器重和爱戴和他有同样思想情感的人，为此“体恤百姓”“关爱民众”也就成了这篇墓志铭的主旋律，成了这篇墓志铭中最耀人眼目的亮点。俞德渊不仅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且还做到了哪里百姓有困难，他就在哪里出现，他与百姓同呼吸、共患难，他替百姓排忧，他给百姓解难，他和百姓心灵相通，他与百姓血肉相连。
  灾荒年时，他“乃亟请大府贷帑十数万金，籴楚米归以粜”。他很快地请求州府贷款，从楚地买来大米而按平价卖给老百姓。“粜仓谷，设粥厂，禁囤贩，恤流亡，痤尸棺，收弃孩。”即使在灾年物资极其匮乏之时，他也不让饿毙的灾民暴尸于野，而是用棺材葬埋。这是何等高尚的爱人之心啊！俞德渊一向节俭度日，但对百姓却出手大方，“出私钱屑麦为饼，以济于路”，“前后倡捐巨万。”
  墓志铭中最动人的一笔是写俞德渊“担粥于市以食饿夫”，身为高官的俞德渊，亲自挑着粥桶给灾民们送粥喝。这在封建社会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这句话就像一个精彩的电影特写镜头，让俞德渊外在的亲民形象更加高大，让俞德渊内心的爱民心灵更加美好，这样不以为官自居，甘愿为百姓做公仆的好官吏，应该千秋万代传颂下去。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俞德渊对老百姓的体恤和关爱已经得到了回报。墓志铭中写道“民有生死骨肉之感，相与绘君像而拜”。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俞德渊已是他们生死与共、骨肉相连的亲人，他们用最原始，也是最朴素的方式，绘俞德渊的画像进行朝拜。老百姓认为俞德渊就是能够庇护他们的佛，就是能够保佑他们的神。一个为官之人，让老百姓如此信赖，让老百姓如此爱戴，也算是得到人生最大的幸福了。由此看来，俞德渊虽然“焦劳刻苦，以殒其生”，但也算是死而无憾、死得其所了。
  俞德渊是古代一位政府官员，也就是一名拿俸禄的公务员。比照当今公务员德、能、勤、绩、廉等标准考核，他项项都是“最优”。论德，他“性纯笃”“能面诤人之过”；论能，他“遇事明决刚断，履艰巨裕如也。”；论勤，他“竭尽心力”“焦劳刻苦”，“殚精竭智”“尽瘁于职”；论绩，他“所治镇静如故”“治县第一”；论廉，他“廉平不欺”“清不近名”“所至有廉能称”。这样的好官吏，不愧为“官之楷模”“吏之榜样”。
  林则徐在墓志铭中用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对俞德渊因病而逝的痛惜之情，“盖以两淮课纲事宜倚重为重，而不能不重惜君之亡也”“方向用君，而君已积劳成疾矣”“不得尽展生平之蕴抱，俾大有济于当世，是可慨已”。林则徐这篇墓志铭，让我们认识了古代的好官吏俞德渊，让我们了解了曾经为老百姓作过贡献的俞德渊。俞德渊真是“官之楷模，民之骨肉”，历史不会忘记他，人民也不会忘记他。
  古镇桑梓官忆古镇翰林事①
  茹福华②
  前些年，我受组织委派，到俞翰林家乡所在地头闸镇担任党委书记兼镇长，让我有幸再一次③走近翰林的故乡，感受和领略了深邃的翰林文化。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以忘怀的事情。
  头闸镇是平罗历史上非常悠久的建制镇，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那里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在九品十八阶的“官谱”里，我虽然算不了什么，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却是上级领导和父辈们的谆谆教诲。作为“一把手”，怎样发展经济，怎样才能为老百姓谋福祉？这在当时成了我的首要任务。我带领班子其他成员，经过反复认真调研，共同制定了“以文化强镇为抓手，立足弘扬翰渊文化，突出抓好集镇建设，带动全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历史文化古镇文化大繁荣和经济大发展”的工作思路，在履任近两年中，先后建设了翰林文化广场，落成了俞德渊雕塑，仿古式改造了集镇大街两面的已有建筑物容貌，铺设了主街道上下水管网，翻建了集镇主干道路，修建了昌润综合农贸市场，恢复了翰林古井遗存，规划建设了翰林文化遗址公园，开挖了翰渊湖，建造了湖心岛、凉亭、吊桥、瞭望塔、昌润渠碑亭、碑记等设施，以示后人继承和发扬一代翰林刻苦求进、廉洁勤政、一心为民、鞠躬尽瘁的高尚情操；组织举办了平罗县首届翰林文化节暨昌润综合市场开业庆典；开展了“翰墨飘香”书画艺术展活动，市县领导、各界名流及当地群众2000余人前往参加，盛况空前。我们还提出了“以建设俞德渊纪念馆、俞德渊故居，恢复俞翰林祠堂，修葺翰林家族古墓葬群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构想”。拟通过争取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支持，打造全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试点，打造“江南名宦——俞德渊故里”旅游品牌。我多次到区市县纪委、文化旅游、发改委等部门找相关领导汇报。不久，组织上安排我担任县水务局局长。尽管匆忙离开了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留下了许多未尽的事业，但我一直在关注和关心着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变化。
  2010年3月，我去了趟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署邸所在地扬州，一来想体验一下“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感觉，感受以个园、何园、瘦西湖为代表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当年的喧嚣与繁华，更重要的是想了却一桩夙愿：到当年俞德渊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历史遗迹。然而，打车找了一整天，问了许多人，却无人知晓。就在次日清晨吃完拉面即将离开时聊问一位80多岁的老者，他在餐桌旁顺手一指，“那就是”！方看到当年两淮盐运使办公之处就在小饭馆对面30米处，吃饭前还从门前经过，竟然没看到。那是一幢清式风格的衙门建筑，门楼巍峨、高大、雅致，门前古松苍劲，瑞兽石狮耸立两旁，一怒一笑，惟妙惟肖，寓意深刻；门楼上高悬着一块匾额，上书“两淮盐运使司”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大门紧锁，绕到大院里面，才知道这个衙门曾经作为扬州市政府，现在都已翻建成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建筑，仅有扬州市司法局等几个单位在里面办公，墙脚下、古松旁随处可见青砖古瓦；原来它离我们小住的宾馆仅有300米左右的距离。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像冥冥之中有人在引路一样，让我圆了一个小小的梦想，一种不虚此行的感觉油然而生。
  石嘴山市文联副主席赵和平是个土生土长的“老头闸”。多年来注意收集整理俞翰林的生平事迹等史料，对此深有研究，我非常敬仰。在头闸镇工作期间，我经常向他请教有关俞翰林的事情，借阅一些资料，听他讲一些动听的故事和传说。他多年来研究的成果不久将要刊行于世。他多次鼓励我，让我也写点东西，说我是头闸镇历任党委书记中最为关心翰林文化的领导人之一，做了许多工作。因此，我把我对俞德渊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敬仰，以及我未完成的工作记录下来，留给后来人。
  近日，我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产业投资项目指导手册》上看到了宁夏区发改委发布的《俞德渊墓葬祠堂开发立项书》。看来，我的愿望假以他人之手，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得以实现。假如有朝一日我还有机会、有能力再把我未竟的事业搞下去，我将不遗余力！愿翰林遗风永存，愿翰林精神发扬光大！
  一个值得探究的历史话题
  赵和平
  这是一篇尚未完成且无定论的学术探讨性文稿，它是一篇仅仅代表个人观点的潦草之作。笔者在文稿中尽管对华夏俞姓宗族源流作了一些探究，但由于资料缺失且无法补救，存在文字不够流畅、内容不甚连贯、所举证据支撑观点不够有力等文弊，个别观点甚至牵强附会，较难表情达意，自视为井蛙之言。由于翰渊文化追根溯源的需要，通过痺文兼探宁夏俞氏源流，用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提供一条通幽曲径，求得商榷和讨论，意在抛砖引玉。欢迎读者在发出质疑的同时提出不同见解。
  华夏俞姓宗族探源
  俞姓在宋代《百家姓》中排名第57位；在当今中国姓氏排行榜中位列第117位，人口总数大约192万人，占全国各民族人口总数的0.12％，但它却是华夏民族非常重要的一个姓氏。俞姓作为我国最古老姓氏之一，从古至今闪烁和绽开着繁星般的花朵，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杰出人物和优秀人才辈出，传承着一条深邃无比的姓氏渊源。
  关于宁夏俞氏源流的问题
  让我们以《宁夏俞氏族谱·序》中提到的俞岐伯、俞寿翁、俞廷玉父子等几位历史人物为线索进行探究。
  （一）岐伯及俞姓起源
  清代学海堂书院山长高学耀先生在《宁夏俞氏族谱·序》中写道：“溯古初，若轩黄之臣俞岐伯之以良医名赵宋之朝。”俞姓起源于五千年前太古时代的轩辕黄帝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医家岐伯。据《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太古有岐伯、俞跗［fù］，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暗昧。”说的是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太古经脉医学与经脉技术，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辉煌之后，到了两汉时期终于失传了。这里所提到的岐伯和俞跗，便是我国古代经脉医学大师中的俞姓人物。另有资料记载：“因岐伯后裔有名医俞跗，故后人常认为岐伯姓俞。”俞岐伯是数千年来中国俞姓尊崇的始祖，他不仅懂得使用“割皮解肌、洗涤五脏”的外科技术，而且还创立了中医五味理论①。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传》中提到的轩黄良医俞跗，其实就是俞岐伯的后裔。
  俞跗医术高超，传说他在一次过河时，发现一个掉河里淹死了的女人被几个人打捞出来准备埋葬，他挡住询问死者掉进水里多长时间。抬尸体的人说，刚掉进水里，捞上来就断气了。俞跗让他们把尸体放在地上，先是摸了摸死者的脉搏，又看了看死者的眼睛，然后又让人找来一条草绳，把死者双脚捆绑好，倒吊在树上。开始大家都不理解俞跗为什么要这样做。死者刚一吊起，就大口大口地往外吐水，直到不吐时，俞跗才叫人慢慢将死者解下来，仰面朝天放在地上，双手在死者的胸脯上一压一放。最后他拔掉自己的几根头发，放在死者鼻孔上观察了一阵，发现发丝缓缓地动了动，才放心地对死者家里人说：“她活过来了，抬回家好好调养吧！”传说五千年前，中华大地最大的两个部落展开了一场争夺天下的大战，一个是以黄帝为统帅的炎帝部落，一个是以蚩尤为首领的蚩尤部落。两大部落兵马相当，势均力衡，这场上古时期最惨烈的战争，足足持续了十个春秋，每个阵营都是伤兵满营，但仍然是不分胜负。黄帝让首席太医岐伯赶快想出一个快速医好伤兵、提高战斗力的好方法，岐伯推荐了俞跗。俞跗一不用针，二不用灸，三不用药，四不用酒，只在脚上找到一些神奇的特效穴，点拨之间就治好了伤病。俞跗首先治好了先锋大将军“风后”寸步难行的腰伤，紧接着又医好了一批又一批伤兵，及时地补充了兵源，“风后”很快领兵冲垮了“蚩尤”阵营的防线，黄帝部落一举歼灭了蚩尤的部落，平定了天下，成为中华历史上第一位统一天下的帝王。这就是俞跗摸脚定天下的传奇故事。在俞跗晚年的时候，黄帝派人用了很长时间，把俞跗的医术整理出来，纂成卷目，然而，还没有来得及公布于众，仓颉就去世了。后来，俞跗的儿子俞执，把这本书带回来交给父亲修订。不幸全家遭遇大火，房屋、医书和俞跗、俞执全家人，一起化为灰烬。
  （二）宋赵之臣俞寿翁
  高学耀在《宁夏俞氏族谱·序》中称其为“以循吏称逮”。俞寿翁，名廷椿，亦作庭椿，字寿翁，生卒年不详。南宋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及第，历官南安簿、古田令。秩满，充金国礼物官。还朝，特旨差江西安抚使干。后又任新淦令。多大志，博通经术。治学不受先儒经传疏释束缚，敢于抒发己见。开创《周礼》研究中“《冬官》不亡”的新学派，对后世颇有影响。撰《北辕录》（已佚失）等流传于世，记使金时所经山川、人物、言语，及可考据以备采闻的事物。在侈谈心性、天理的理学潮流中，竟专言实事实功，可谓别树一帜，是陆九渊门下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弟子，其不囿于成见的精神，对促进理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三）俞廷玉父子
  均为明朝名将，建立奇勋，功绩封侯，太祖倚为左右手。俞廷玉，名秀一，字廷玉，元代江淮行省安丰路安丰县②人。明河间郡公。其先凤阳临淮③人。元至元元年（1335年）七月，元顺帝在右丞相伯颜支持下，大兴燕铁木耳宗党之狱，致使诸多无辜者惨遭杀戮，身为皇族至亲的燕铁木耳，遭诽谤并被黜免离京，携家人避祸徙居江安丰县；至正十二年（1352年），红巾义军袭击安丰，燕铁木耳的后裔深思家族屡遭朝中迫害，社稷腐败更难以为继，遂与众兄弟相约，聚于庐州④以南的凤锦桥岸，并深感若是兄弟常聚，其风险太大，难逃被追杀之厄运，又最易暴露身份，便隐姓俞氏，名廷玉，折柳喻“同族同心，永相留（柳）念，繁衍世族，落地生根”。至正十四年（1354年）俞廷玉及其子长子通海、次子通源、三子通渊等结寨巢湖。至正十五年（1355年），俞廷玉侍驾渡江有功，在攻取安庆时阵亡，赠龙虎上将、上护国同知枢密院事。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十一月，追封为河间郡公，谥武烈，葬南京雨花台区戚家山⑤。
  （1）俞通海（1329-1368年），字碧泉。元至元四年（1338年）随父避祸徙居庐阳巢县。历任秦淮翼元帅，佥书枢密院事、同知，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和江淮中书省事，父子四人中功劳最大，在大明王朝建立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钦赐田产、金银和布帛。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建都金陵，称洪武元年。俞通海病入膏肓，朱元璋在亲临探视时，察其“死难瞑目”，知其是为“无后”而悲。遂当即敕封其女为“金花公主”，正式赐婚给周大山，并改周姓俞入赘，以续俞氏之宗。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改封俞通海为虢国公，谥俞忠烈公，许享太庙，筑坛鸡笼山祭故功臣，俞通海位列第一。妻于氏封虢国夫人，唯遗一女为太祖收养。金花公主的后裔一直以“长房”身份聚居于俞府大村东南20余公里处的炯炀镇大、小俞村，后裔二三百人常年供奉俞廷玉父子四人画像，每逢年节均顶礼膜拜。
  （2）俞通源（1332-1389年），字佰川。被朱元璋封为侯爵的28位大将军之一。洪武四年（1371年）从廖永忠伐蜀，又从徐达出塞，抚甘肃，皆有功。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以虢国夫人于氏卒而诏返京师。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春诏还乡，赐钞五万，置第于巢。未行，二月二十七日以病薨［hōng］于金陵家中，享年五十七岁，赐葬江宁县聚宝山。妻吴氏封侯夫人，子一女三，男曰祖，病不能嗣。逾年，追论胡党，以通源死，不问，爵除。
  （3）俞通渊（1335-1399年），字朝理，明越西侯，谥襄烈。至正十二年（1352年）江淮兵起，随父兄招集义旅，保卫乡曲。至正十四年（1354年）入巢湖结水寨，至正十五年（1355年）五月归附朱元璋。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五月，太祖赐荣禄大夫，封越西侯，诰授世袭，颁誓书铁券。随父从兄征战历经朱元璋（洪武皇帝）和朱允炆（建文皇帝）两朝帝王。建文四年（1402年），俞通渊等124人被列为“建文间死节之臣，不二心之士”。据慕寿祺纂《甘宁青史略》⑥载：“俞通渊只身宦游陕甘，征战隆德六盘山，立栅守开城。”说明当时他就活动在西北一带，应当与宁夏俞氏有着密切渊源。《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载：“洪武二年四月乙酉⑦：‘大将军徐达师至靖宁州，故元知院杜伯卜哈遁去。达遣指挥潘某将兵追之，不及，获其人马而还，乃遣人招之。复遣兵徇下隆德县。明日，师度六盘山至开城。谍报故元豫王驻西安州，遂令平章俞通源（应为“渊”——编著者注）立栅守开城，移兵趋西安，次于海那郡（广本作“海郡”），遣右丞薛显将精兵五千人袭豫王。豫王遁去，获其人口、头目及车辆而还。’”这段记载文字说明俞通渊在大明王朝建立后，曾以平章政事的身份，继续征战在陕西西安至宁夏六盘山一带。这是在《董国华俞盛初先生墓志铭》中，关于“明季始隶籍陕之宁夏”的有力佐证。这可能也就是俞氏家族为什么从安徽来到陕西和宁夏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暂据推测，俞德渊家族很可能为俞通渊后裔。
  关于俞天义和俞天申的巧合之处
  平罗翰林俞德渊的曾祖父为俞天申；宁夏望族俞益谟的祖父为俞天义。在史海中徜徉笔者偶见其巧合，记述如下，任凭玩味。
  （一）银南俞氏俞天义
  祖籍明代北直隶河间府⑧，据《俞都督益谟墓志铭》⑨有载“始祖伏四公从明藩封，护卫关中，授西安前卫指挥使司，遂居咸宁⑩”，“宗兄与策系同河间宗谱兄弟也”。俞天义的父亲俞大河携母曹氏，由咸宁迁居宁夏西路中卫广武营⑩，入籍宁夏。俞天义的妻子张氏，生长子俞君辅、次子俞君佐（早逝）、三子俞君宰⑩。俞君辅，字劻宁，俞益谟之父，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葬于青铜峡胶泥沙滩。妻赵氏，生俞益谟后中年早逝。俞益谟（1653-1713年），字嘉言，号谵庵，别号青铜君。清朝将领，清初宁夏广武营人，官至湖广提督。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皇帝为了隆重庆贺自己的60大寿，诏谕全国已满60岁获罪官员，凡能来京祝寿者，俱著恢复原品，赐御宴。俞益谟放下自己的60寿庆，即时赶赴京城给皇上贺寿。他在京又一次受到康熙召见，并向皇上“呈进方物”。康熙不仅开恩赐还了他的顶戴，还顾念其功劳加封荣禄大夫（一品散官）荣衔。大庆当日，俞益谟参加完贺寿典礼之后，回到寓所等待御赐寿宴之时，因连日劳累和兴奋猝逝于馆舍，享年60周岁，归葬于宁夏广武营城西南3里的荫子山⑬。俞益谟妻张氏生一子俞汝钦，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武举人，功授例补按察司副使道，捐资修牛首山寺庙神禹洞⑭殿宇和广武城“黄行桥⑮”，俞益谟副室秦慈君生子俞汝亮，俞益谟侄子俞汝冀。俞益谟先祖均以谟贵：曾祖父、祖父、父亲都被追封为荣禄大夫；曾祖母、祖母、母亲及其妻张氏和副室秦慈君亦均被封为一品夫人。
  （二）银北俞氏俞天申⑯
  俞德渊曾祖父，以曾孙德渊贵，追封中议大夫，一妻两妾，分别为姬氏、李氏和朱氏，均封太淑人。在《宁夏俞氏族谱序》中说：“俞氏之隶籍宁夏也，其先本江左⑰无为州⑱望族，明季⑲宦游甘肃，遂家于宁夏⑳，后复迁于宁郡之平罗迄于今。”在《宁夏俞氏族谱·凡例》中有“宁夏府城西门外，唐渠坝下张宅后葬坟九冢，每年清明节前，族人前往祭扫，相传即安徽宦游之祖墓”的记载。这说明其先祖当为巢湖俞府大村（俞马村）之俞氏，他们可能是俞廷玉父子后裔，而且最有可能的就是俞通渊宦游固原开城后所遗直系后裔。俞氏家族从俞天申开始三代单传。俞天申的儿子俞灏，字百川，出生于雍正初年。虽“经术淹通，潜志未显”，但以其孙俞德渊贵为“中议大夫”。俞百川一妻三妾，任氏、怡氏、达氏、杜氏。杜氏生世隆，字盛初，父以德渊子贵，诰赠中议大夫。俞世隆生有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长子德涵“贸易西域，藉谋余利”，以其弟陶泉公贵，诰封中议大夫；次子俞德渊；三子俞德源，以俞思益衔晋赠朝议大夫；四子俞德洵，以俞思益衔貤赠奉政大夫；五子俞德清，以俞思益衔貤赠奉政大夫。
  在宁夏的不少史学著作中，都记载有俞德渊和俞益谟两位清代历史文化名人的事迹。研究结果发现有以下几处相似之处。其一，在俞德渊和俞益谟的祖先资料中，均有关于“河间郡公”的记载；其二，俞德渊和俞益谟的史料中都有先祖宦游陕西甘肃，入籍宁夏的记载；其三，俞德渊的曾祖父俞天申入籍宁夏县，复迁平罗县，俞益谟的祖父俞天义入籍宁朔县㉑。不妨冒昧模拟其宗族脉络，便产生一个大致的世系链条（学术臆测，仅供参考）：俞岐伯→俞跗→俞执→……俞寿翁→……燕铁木耳→俞廷玉→俞通渊→……俞伏四→俞大河→银南俞氏俞天义→俞君辅→俞益谟→俞汝钦、俞汝亮、俞汝翼；银北俞氏俞天申→俞百川→俞世隆→俞德涵、俞德渊、俞德源、俞德洵、俞德清（附《宁夏俞氏先祖源流模拟世系图》供参考）。据俞氏家族史料研究者俞行芳先生分析：“现银川掌政镇河村为我俞姓另一分支，原分南北两庄，‘南庄，先世长房子孙居宅；北庄，益（指俞思益）生世生祖居宅。’对镇河村俞姓作进一步考证，或许能有新的发现，但可能很难考证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