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内容
清代盐政腐败，盐霸盘踞江南，贪官勾结商户鱼肉百姓，地方实力雄于皇家，给大清国的经济运行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乾隆皇帝曾六下江南，亲自到两淮地区访察，当他看到这种情况时大吃一惊。流弊下延，充斥嘉道两朝，世风日下。在这样的背景下，两淮盐政谁干谁贪。盐运使俞德渊生逢其时，业司其职，拨迷雾见晴空，成就了一代反贪拒腐清官廉吏的楷模形象。在时隔180年的今天，其超常过人的言行和敦本务实的精神，不得不让后人肃然起敬。俞德渊到底有什么超乎常人之处？他究竟给后世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财富？这部书稿从引言开篇，综搜其迹，用两万多字，从14个视角观察和研究，重点挖掘整理了俞德渊的精神财富，集中反映了俞德渊踏石留痕、握铁有印的思想风貌，使其研究价值更大，实用功能更强，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子承父志宽厚待人
俞德渊的曾祖父俞天申晚年家道中落，笃行好善，多隐德；祖父俞灏精通儒家经典和算术学问，品性敦厚，乐善好施，恪守志向而从不显现；父亲俞世隆性情真挚，笃于孝友，聪慧过人，但由于家境贫寒，年少时就放弃了读书，来到平罗经商，赚钱养家糊口。他做生意公平交易，从不欺骗顾客，尤其能够择友交往，极其看重许诺之事，无论是收取或给予，丝毫不会忘记。据说俞德渊的父亲心地宽厚，为人处事谨慎小心，虽然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但一举一动都表现出儒生的风范，继承了祖先的好品德，并且将其发扬光大。母亲做事有爱心、有恒心，常在深夜时分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督促儿子们读书。偶尔遇上歉收年景，她带着儿子们吃豆叶做的饭，而把先成熟的麦子做熟了给干活的男人们吃。俞德渊的同年好友董国华曾在《俞盛初先生暨赫太宜人墓志铭》中这样写道：“修养儒家的德行，长期隐身在市民之中，把自己的美德潜藏。孝顺父母，疼爱子女，继承和发扬了祖先的善良与宽厚。你（指盛初公）的夫人美名传诵，贤淑高贵又安于贫穷！”兄长俞德涵性直心慈，兄嫂持身勤俭，处贫富境如一辙；妻子安淑人受公婆影响秉性敦厚，不尚浮华，人皆贤之；三弟鉴塘天性浑厚，忠直无私；四弟少泉恪尽孝道，其妻持身端谨、勤劳；五弟少隐秉性质朴，勤慎耐劳。俞德渊在这样一个生活环境里，勤于耕读，壅田入塾，节油夜诵，穷贩水鱼，以羹奉母，想起父母的好处就说：“如果没有父亲的长期教育和培养以及母亲的教诲，我不会有今天的成就！”那么，俞德渊因何缘由得到了同僚和各方绅士以及老百姓的赞扬呢？
俞德渊交友有原则，有始终，别人有急难他必然要去救济。朝廷拨来的款项虽然很少，但他必能够特别地加以保管。他说：“朝廷拨来的这些银子是官府的钱，我不敢私自借给我的亲戚朋友使用。”而当朋友有急难之事，他却倾囊相助且数量不少。苏州有位大官被罢免解甲归田，离任前不肯偿还在官款项，想让俞德渊帮其抵账，俞德渊很快帮助还完了欠款。贺长龄曾对俞德渊说：“这个人的家里并不贫穷，不需要你这样帮他！”俞德渊却说：“既然已经答应帮助人家，能不偿还吗？”在一个官署里供职的某位同僚，即将到省城拜见某长官向上攀附。偶然间俞德渊与贺长龄聊起这件事情，过了几天以后他就感到非常后悔。俞德渊说：“哪管他是来还是走呢？我愧对这位朋友了！即便是以这件事情想念他，哪里能够用几句微词来辱没他的志向呢？”俞德渊立品正直，居身慷慨，宽厚待人，德高望重。他在家乡丁忧时，江南府署的随从们宁可等到他守丧期满除服归来，都不愿意归属别人使用。俞德渊说：在官场上做官，见到贫穷的老百姓和死后没有钱埋葬亲人的人，必须要首先带头提倡助人为乐的好风尚，帮助穷人渡过难关，帮助死者家属埋葬尸体。他和妻子及亲属在江宁生活期间，跟他一起考取进士的江苏江宁籍翰林吴名坦（《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作吴坦）因病去世。吴的儿子还很幼小，俞德渊积极倡捐，为其遗孤募集了很多的钱财用以救济。其实吴名坦跟俞德渊并没有什么太深的交往，但俞德渊却这样做了。所以，周围的人尤其称赞俞德渊很讲义气。贺长龄说：“俞德渊做官以来，谨慎地接近官府中的大官小吏。遇有丧事，不按丧葬的礼制穿戴衣帽，他不会去见祭祀的人们。”
俞德渊的良好家风对后代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侄子俞思益在广州为官时，代行陵水县知县的广东省候补州判张时斋（婿张幼斋族弟）死在了官位上，姨太太们又相继去世，留下未满4岁的孤儿无人抚养。俞思益的妻子安恭人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他。这名孤儿到12岁时，还把安恭人当成自己的生母，竟然忘记了自己是张姓孩子。儋州吏目婚亲韩小楼夫妻都亡故了，留下两个女儿无家可归，安恭人也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抚养她们。
亲兄爱弟睦族敦本
俞德渊自幼接受儒家教育至翰林院出仕做官，无一日不在贫穷中磨炼志气，久而愈坚。其于物力之艰难，世情之暧昧知之悉矣。及改外任广求有用之书，政暇则读之，曾曰：“吾三日不展卷，此心便觉昏惰，真饱食个中人语。其虑事也，师古而不流于迂准乎？今之时势而不杂以权谋术数，又能用之以冲虚，行之以仁恕。”路德赞扬他说：“俞德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明了，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人的心意。这样的事难道是没有才智的人能够做到的吗？以俞德渊的学问，可以受赐予皇上的荣典，辅佐君王管理一方事务，无法推测他对国计民生带来的很大益处。”（《默斋公牍序》）
俞德渊为人正直，孝敬父母，兄弟和朋友之间相处得非常好。当年平罗县知县徐保字在道光《平罗纪略》中对俞德渊的评价是“恪敦孝友，昆弟无间言”，表现了穷家子弟良好的品质和作风。在家乡丁忧期间，每天就餐时必须等到兄弟五人全部到齐，哪怕是有一个后到者，也必须停下筷子等候，三年如一日；与兄弟们通信时，以家族和睦和敦促本分做人为主要内容；兄弟五人一起商量，将所存微薄的田产平均分配，各自经管。俞德渊守丧期满除服，携家带眷再赴官任时都像往常一样，看待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延请名师对他们进行培养教育。他还迎接大妹妹到他做官的任所里居住，适时寄钱帮助家族中的亲朋好友克服困难。他常常中肯而又耐人寻味地对家人说：“往返于任所和老家之间，不但花去很多的车船费用，而且也耽误时间，这样会荒废了自己的事业或学业！”他委婉地劝说道：“不当去的就不要去，将少花的钱用来资助你们所从事的事业，为了我们一家人的日子能够过得更好，断然不忍心亲眼看着回到过去那种艰难困苦的窘迫岁月之中！”到了显赫闻达、位尊名望的时候，他以家里人口多、各种费用大、负担日重一日为虑，取祖先们遗留下来的田产和后来用自己余下的俸禄添置的土地一共百十来亩，平均分配给几个兄弟使用。对嫁给王家的同父异母姐姐和嫁给庄家的大妹妹以及嫁给张家的小妹妹，亦各分给他们一些日常使用的钱财和物品，帮助她们过好日子。
扬州城里一向奢华，俞德渊要求两淮盐运使府署里的人都穿素布衣服。侍从和仆役跟随时都是这样的习惯，服饰都很俭朴。他曾教育儿孙们说：“官位不可依仗，应该想到没有官位的时候，千万不要废弃种田和读书这两件事情！”又说：“你们的本性当然朴实忠厚，但不可自认为聪明、听话而讨人喜欢。否则，日后就很难立住脚跟啦！”他还撰《听事联》曰：“勤补拙，俭养廉，更无暇馈问送迎，来往宾朋须谅我；让化争，诚去伪，敬以告父兄耆老，教诲子弟各成人。”他以此告诫家人要尽孝道、行节俭、教育子女成人。以“华国有文章，传家惟孝友”“勤为摇钱树，勉是聚宝盆”作为治家的家训来睦族敦本。
古人家族观念极为浓厚。俞德渊入仕后长期在外为官，家族观念更为强烈，祭祖认宗，购买祭田，种柳划界，保护祖墓。道光七年（1827年）在家为母亲丁忧时，“恐安徽宦游之祖墓前地被他人侵占，买张姓垄畔地作为坟前余地，种柳立石为界，其自高曾以下，凡先茔体魄所在，皆当一一谨志，以昭世守”。“买三处祖坟左右族人粮田若干亩，并将本祖遗田九亩半作为祭田批人耕种，按亩收钱，以供扫墓并祠堂祭祀之费”。无论是在家族中还是为官时，他都提倡敦本睦族。进士同年荆溪人路应廷为了家族利益之争，请时任江宁知府的俞德渊知会常州府知府陈肇给予帮助，俞德渊断然拒绝，其理由是当以家族和睦
为贵。为了教育后人，俞德渊撰《致同年某公》一文，将这件事情记载下来。俞德渊整日忙于公务，但心中一直挂念家谱的纂修，也做了一些前期工作，终因离世过早，未能实现修谱之愿。他的侄子俞思益继承遗愿，于同治七年（1868年）修成《宁夏俞氏族谱》流传至今。
百善孝先家门肃整
俞德渊中举后的几年里，家里的日子最为贫穷。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贩卖水鱼，用挣来的有限的食物奉养母亲。尽管如此，父母对他要求仍然很严。他初任知县后母亲仍然吃着粗茶淡饭，穿着粗布衣衫。他要迎养母亲到任所，但母亲不接受，传递口谕说：“你初次得到一个官职，要注意俭省节约，不要过度地耗费俸禄。在官署中没有家里人的拖累，你可以专心致志地为老百姓做事情。稍微等上几年我再来也不晚。我又害怕南方水土不服，而且还要走那么远的路，不如在家里居住感到更加安稳！”母亲多次说这样的话，所以他也就没有迎养。正因为如此，家眷们都一直留在家乡平罗。母亲不但每年都派另外几个儿子去他的官府里看望并了解情况，而且还说道：“要爱老百姓，首先自己就要廉洁节俭，我不忍心看到你为了让母亲过上好生活而受苦受累，如果你能够恪尽职守，做母亲的虽然远离你，但也如同早晚和你在一起一样。”多年来俞德渊孤身一人在外，做官勤勉，为政清廉，这完全得益于母亲的这番告诫。俞德渊性情真挚，忠实厚道，孝顺母亲，每年都从任所寄回俸禄，帮助家人过好日子。每次都说：“以前所考虑的事情就是解决饥寒问题，以后饥寒问题可以没有顾虑，但最为担心的就是人多事杂，兄弟姊妹们和儿女子侄们怕读书，不好好学习！”他按照孔子“立爱自亲始”的思想，提倡说：“爱这种感情的培育是从爱亲人开始，做人应该有爱心，爱心首先是孝心。”又说：“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
俞德渊对家人管教很严，曾撰《留馀堂家言》记载治家的道理。他在序言中说：“我们家过去没有固定的资产，现在比以前要好一些。古语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今后各种事情接踵而来，哪里有个完结啊？总有人口众多则言行难以一致的时候。柴米油盐视为公中之物不甚爱惜，没有益处的费用日增月盛，若不及早抑制和节约，恐怕子孙后代习常见惯，不知来路之难，但图眼前之快，其势不到一败涂地的程度不会停止。倘若果然男修其职，女任其劳，耕者务耕，读者勤读，减少不必要的费用而避免懒惰和游手好闲，先人们清白的作风才能够不至于被败坏。”他还常用明代《朱柏庐治家格言》教育家人：“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管理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不也是这个道理吗？——编著者注）家人谨遵族训，家庭和睦，家业不断发展壮大。从俞思益出生开始的58年时间里，人口数量达到顶峰，存世人数约为87人。家族中先后共考取举人4人，进士3人，受朝廷赐封的品官先后有72人之多。
俞德渊对官署办事人员要求极为严格，教育子女内慈外严有法度。俞德渊的进士同年董基诚先生在《赠费耕亭知府河南序》（原载《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四·吏政七·守令上）一文中说：“察察者非明也，不役于物而明生焉；矫矫者非勇也，不滞于物而勇至焉；是故非明不足以虑事，非勇不足以集事；非先明于累己者，不足以虑事而周物；非先勇于去其累己者，不足以集事而成物。”吾尝作四语以自箴曰：“澹泊以养生；静默以养气；和厚以养福；简重以养威。”曩客江都，俞陶泉都转见之曰：“是固足以求道矣！”好友张作楠每次到俞德渊的官署或书斋拜见，大门以内听不到喧哗和嬉笑的声音，常常自愧不如他管理得那样好。俞德渊说：“这是母亲的家法。母亲治家严肃，有时，孙子们在外面玩耍传来的嬉笑声，总是被呵斥和禁止；亲戚们不是至亲不允许进入内室。况且官署属于清净和严肃之地，哪敢容忍奴仆等人喧哗和扰攘呢？”
俞德渊逝世后，灵柩归籍途经西安，举人同年路德先生受其弟少泉和长侄思益之托欲为其传，询问少泉则云：“吾助兄理家务，凡公事皆不与闻！”询问思益、令子葆素及侄思晋俱云：“吾兄弟随侍读书，足不出塾门，凡官僚议政及勘问、审讯、刑狱、诉讼之事，均严禁窃听，虽在官署，犹家居也。”又询问门下士子沈云骧则云：“吾从吾师久，但司笔墨耳！不知其他。”又询问看门的刘某、马某以及小吏沈某俱云：“我们这些人日侍门庭，但奉令而已，实不知其所以然。”幕中宾友及给使令之人皆端谨持重，无好事者。俞德渊又不喜欢恃才夸功，除非对大官、接群吏，总是缄口不谈政事，虽朝夕相对，亦莫知所为。
把酒看剑焚香夜读
望子成龙是古今家长们的最大心愿。历史上曾推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此说虽一度被当做“封、资、修”垃圾被批得臭不可闻，但实践反复证明，一个人来到社会上，不认真读书学习，那是万万没有出路的。在古代，读书往往被看成是一件高尚而神圣的事情。人们读书时都要先洗洗手，燃上一炷香，然后才开始读书，所以才有了“焚香读书，品茗操琴”之说。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名联“把酒时看剑，焚香夜读书”言简意赅，意境绝佳，充分表达了“武人乐剑，文人乐书，人生寻得真乐乃一大幸事”的儒雅风韵，实在是意味深长。他的“一笔鹅”更加诠释了“鸟在天上飞，我在鸟之上”的高超意境。俞德渊把王羲之的这副对联刻在心里，挂在墙上，时刻提醒自己，一刻也不能忘记读书学习，为后人们树立了读书学习的典范。
俞德渊教育子女说：“读书是一种心境的愉悦、性情的陶冶和道德的修持。古往今来多少人因读而醉，为书而痴，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入此境界。心静才是读书时，心不静坐不住，神不守舍，又如何读得进去？读书惟其心静，才能收敛心气，排除干扰，摒弃杂念，以
愉悦和放松的心情，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他在林则徐身上找到了“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感觉。他嗜书如命，一生都没有放松过读书学习，并且通过读书而入仕。陶澍在《皇清诰授中议大夫两淮盐运使显祖考陶泉府君行述》中说：“府君（指俞德渊）九岁入塾，嗜读甚勤”“年十七府君学大进……旦起拾菌壅田。始入塾，饔飧不继，忍饥而读。夜无膏油，则烛香默诵，以九烛为限。邻有垦地者，天甫明已闻府君读书声也。”
俞德渊说：“读书是件很苦的差事，但也是一个人学问高低的分水岭。天天读书的人，就像爬山一样能步步登高；日日弃学的人，就像流水一样会潺潺睇下。不断读书，弃学的人干不了的事情你却能干；不想读书，你也只能干读书人不想干的事情。有读书的机会不读书，该干事情的时候没机会读书。爱学习才会有长进，有长进才会有特长。盘古靠大学问开了天地，老虎有真本领当了兽王，这是世人皆知的道理。做挑战性的事情在于能够用尽心思，混江湖需要真本领，没有真本领，再浅的江湖你也跳不进去。学习像只拦路虎，绕道行路自找苦吃，逃避读书贻害自己。我已经年逾半百了，还在不停地苦读，未曾一日稍懈，就怕被淘汰，就怕落在别人后面。”
俞德渊廉洁勤政、刻苦学习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对现当代平罗家乡民间，从经济、文化、学风及学子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时过百余年，平罗当地老百姓仍然以俞德渊为榜样，对孩子进行教育。我们从一些学有所成的学子及家长口中得知，他们当年都以俞德渊为标杆进行效仿。翰林桑梓人士茹福华说：“俞翰林成为我儿时的偶像，成为我学习的榜样，后来我上学时，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也许有着某种联系吧！”
高尔基曾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现在，学习竞争和就业竞争形势十分严峻，正值大好时光，在读学子动辄厌学，一些厌学之子甚至最后连初中毕业证书也混不到手，当他们流落社会无所事事后，有的非常后悔，有的不但不自思其愚，甚至埋怨他人，利用社会上的假文凭、假证件等寻找捷径和窍门，最终还是自己骗了自己。真是该读书的时候不想读书，想读书的时候又没有机会读书。纵观今日平罗，俞德渊的家乡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人物，他们当初都无一例外地从认真读书做起，这是他们认真对待自我的一种更深层次历史文化的沉淀和积累。
对比之下可以想象，当人们疏于读书，知识不再改变命运时，读书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当一个人整天盘算着高官巨富捷径之时，读书又是那样的毫无价值。一些官员不学无术，除了那点可怜的官场文化外，知识贫乏，缺少养心文化的滋润，道德和操守处于干涸的境地。这不正是现在不断出现素质低劣、道德败坏的贪官污吏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
吗？笔者想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语重心长的三句话，即：“政治上跟党走；经济上莫伸手；生活上不丢丑。”只要牢记这三句话，就不会犯错误。其语言简意赅，既传统又新鲜，给人以警醒和启示。
宣力于外用心于内贺长龄说：“俞德渊内心严厉而外貌和蔼坦荡，平常人难以窥测到他的心际，即便是在高雅的宴会上相互认识的人，说的也仅仅都是些政务方面的事情，而且没有任何恶意。”俞德渊也说：“无论任何时候，凡事都要多用心，用心去爱，用心做事，用心做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如能这样，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就可以快乐、顺利、幸福，多用心，带上智慧的双眼观察自我，我们一定会发现生活的妙处。我们要相信，任何用心的付出都将会有回报，回报可能不一定在你想要的位置，可能会在他处，但你一定要相信，用心付出终有回报。只要用心，我们就能够在人生之路上有所发展，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这是俞德渊宣力于外、在内用心的一条法则。道光六年（1826年）年初，正当海运紧张创办之际，俞德渊得知母亲于上年十月辞世，他悲痛万分，伤感和惋惜没有能亲自给母亲口中含玉（来源于古代人不忍心看着死者空口而去的一种习俗）！他回忆说：“当初，母亲长期有病，曾几次打算回乡探望，但逢江苏发生水灾，没能成行，更没有时间回家乡看望妻儿子女。”从《陶泉年谱》所辑资料来看：俞德渊自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九月再赴礼闱参加会试考中进士直至江南为官，仅仅因为母亲去世按制丁忧而回过一次家乡。道光三年（1823年）夏天，俞德渊所管辖的长洲县（今苏州市）连降阴雨，水灾严重，正在赈灾救济的紧要关头，朝廷又让他督促疏浚三江水利，他只得以治水赈灾为重。他说：“这些事情刚刚办理完毕，又接到皇上的圣命，办理海运事项。圣命一个接着一个地没完没了，没有一点闲暇时间回乡探望母亲，直到母亲弥留和去世之际，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古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大禹为了治水，第一次经过家门时，听到妻子分娩的呻吟和婴儿哇哇的哭声，助手劝他进去看看，他怕耽误治水没有进去。第二次经过家门时，看到了正在妻子怀中向他招手的儿子，当时正是工程最为紧张的时候，他只是挥手打了个招呼就去治水了。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儿子已经长到了十多岁，跑过来使劲地拉着他回家。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说：“水未治平，没空回家！”又匆忙地离开了家门。这则典故多少年来被人们传为美谈。为了国家的事业，俞德渊就连“三过家门”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唯有一次回家却是因为母亲的噩耗。
母亲去世的时候，俞德渊正在外地做官。他觉得祭奠的事情已在家乡办理完毕，就在任所早晚请安，用坐草席、枕土块等方式来祭奠，整整过了100天。他把极度的悲痛化作努力工作的动力，倾心尽力做好事情。当时正在守制丁忧养病的林则徐感同身受，深表同情。在俞德渊回籍丁忧出发前，林则徐书赠“绩室训犹存，诰晋五花，有子贤声称众母；循陔归未得，吟伤寸草，同余遗憾泣终天”的挽联依依送别。这副挽联的大意可理解为：成就功业的斗室里依然留存着母亲的教诲和皇上诰授晋升官阶品位的五花官诰，儿子有着这样贤明的名声，您当然称得上我们大家的母亲；回家奉养母亲的愿望未能得到实现，悲哀伤痛地长叹着寸草之心，同我一样地感到遗憾，泣诉着母亲的永别，深感遗恨无穷。可见俞德渊所获得的“贤声”，足以使其母在林则徐等密友心目中“称众母”。刚刚同他一起办完漕务的遵义知府平翰书赠“至性至情，得天者厚；实心实政，感人也深”的联帖。有人评价说：这在当时来说再没有这样的溢美之词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俞德渊回到家乡后，撰写了祭奠父母的祭文告慰逝者，责备自己。服丧期间在父母坟旁搭盖草屋，每晚居住守护。他这种“舍小家、顾大家”而宣力于外，在内用心的敬业精神，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脉相承，非常值得后人传扬。
除弊究始思害利兴
俞德渊有一则“将兴一利必并其弊而权之，将除一害必原其情而施之”的至理名言。这句话来源于《左传》的：“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曾引用这个句子说“思其始而成其终”，意思是说从政就像农民种地一样，下种以后，无论刮风下雨，阴天阳时，无不上心，一直到最终有了收成。“思其始”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成其终”，就是确保奋斗目标的实现。诸葛亮曾说：“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可以理解为：想要考虑某件事的好处，必须先考虑到它的坏处；想要考虑某件事情的成功，必须先考虑它的失败。反映出一件事情都有对立的两面，有好处必然会有坏处，有成功的可能，必然会有失败的可能。“将兴一利必思其终，将除一弊必究其始”指导俞德渊的言行，成就了他著名的盐政理论。
俞德渊任两淮盐运使官职之时，正是盐务败坏之际，国库亏空短缺数千万两。在此之前，朝廷内部的臣子也提出了盐务改归场官和灶丁管理的说法。皇上命令尚书王鼎和侍郎宝兴赴江宁，与陶澍合计治理盐政的事情，征召俞德渊也参与议事，俞德渊现场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利和害两方面相互依存，谈利的道理一定要兼而考虑害的一面，现在议论改进盐务的说法有三种：一是归为灶丁管理，按烧盐用的敞口锅数量收税；二是归场官
管理，按供给的凭证收税；三是归旧有的场商按辨明烧盐用的敞口锅数量收税。然而这些做法都有其弊病，简要地说有以下几种：如果归灶丁管理，就会发生工人逃走而短缺劳动力的现象；允许私人用锅煮盐，就会出现私盐，使官盐经营停滞，因此，不能依靠灶丁管理啊！归场官管理，收缴的款项就会短缺，如果考核检查疏漏失缺，官吏和差役就会趁机中饱私囊，因此，也不能依靠场官来管理；如果归原有的场商管理，就会使处在经营困境中的盐商趁机大捞一把，富足的场商就会设法避开，正常的盐务交易就会变成私下的，偷税漏税的现象就会发生，因此说，也不能依靠原有的场商来管理。凡事在开始谋划时是最难的。与场商签约和清查灶丁，没有一二年时间不能完成。这一二年中规定销售的盐能停止吗？正常的赋税可以不收吗？岸上的食盐可以长久堆积不动吗？要用什么方法既把这些事情干好又无弊端，就必须要审查好才能动手去做啊！销售食盐是不分地界的，一般来讲，老百姓害怕走远路。如果楚地的食盐短缺，就会依靠川粤地区私盐来供给，这样川粤地区的盐业就要发生危机。苏州、松江、嘉兴、湖州近在咫尺，越过江南地区大量食用这里不属于盐引的盐，那么浙江的盐业就要发生危机。淮北毗连山东省，这里的百姓熟悉背盐贩盐，兖?、沂州这些州府又方便买卖，根据这种情况，这个地方的人们都食用淮北的盐，这样河北长芦的盐业将要发生危机。淮南淮北的几万名捆盐工人，一旦丢了工作，贫穷困苦的生活就会让他们滋扰生事，我担心沿海一带就会发生格杀争斗，刑事案件就会十分繁多，这又是我们应当深思熟虑的问题啊！”在场的诸位官员认为俞德渊的一番话十分正确。
自道光十年（1830年）以来，陶澍以两江总督兼管盐政，他认为整顿两淮盐政的第一要义在于缉私，其中又以商船夹带为重。俞德渊自任两淮盐运使后，遵循陶澍的主张，以缉私为主，言：“最近几年来，商船夹带虽然没有全部肃清，然而已经少了十之七八。没有料到，船户的夹带越来越少，而商人运盐的成本越来越高。船户丢掉了私带的好处，其沿途的浪费，全部取自运盐的商人，盗卖的情况到处都是。去除了一种弊端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弊端，这是外人所不知道的。”路德评论道：“这是不熟悉盐务的人觉察不到的。”俞德渊在《再呈贺耦耕书》中言：“大抵天下事有利不能无弊，苟利大而弊小，断不能惩弊而坐失其利。”足见俞德渊的兴利思害的思想。
大计卓异尽心为民
道光三年（1823年）五至七月，长江中下游苏南地区长时间下雨不止，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遭受了非常大的洪涝灾害，时任长洲知县的俞德渊采取各种方法进行安抚。他首先打开粮仓，把粮库里历年积存下来的谷物拿出来碾成米，平价卖给能够买得起粮食的
老百姓，帮助他们度过灾年；在城中和城外分设粥厂，将粮食煮成粥，施散给无家可归的人们充饥；用廉俸银买来麦子磨面做饼，发给逃荒的灾民以及不能到粥厂领粥的妇女和儿童们，他还收养了不少被丢弃无人抚养的孩子；遇有灾民饿死了，他就命令手下人用棺木收殓埋葬；那个时候官府中掌管簿书案牍的小吏们，往往借朝廷缓免征灾区赋税的机会违法向业户索取钱财，他对这一流弊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惩治，明令禁止商贩囤积粮食。俞德渊曾经告诉张作楠说：“过去在老家的宅邸里侍奉母亲，亲戚和族人们遇上危急之事或发生变故的时候，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地去接济和帮助。母亲告诉我说：‘我们家过去很贫穷，应当想到贫穷的人们的苦处。’现在我有了老百姓父母官的这个责任，尤其不敢不体谅母亲的一片苦心，而忘了老百姓的苦处啊！”他用这些方法赈济了灾民，这里的老百姓说：“这一年黎民百姓受灾严重，总督和巡抚使我们有了安全感，是俞德渊给了我们一条活路，将实惠直接体贴到老百姓那里！”
面对这么大的灾难，俞德渊向总督和巡抚大人报请按例给予赈济。他说：“备荒先要储存粮食，苏南一带的老百姓一向很少储藏粮食。江西、湖广地区的早稻六月就已经成熟了，此时正当粮价便宜之时，不如就近从邻近的几个省份买进粮食。”他赶忙请求州府贷了十几万两银子，买进楚地的大米，用船运至灾区，按平价卖给老百姓。损耗和折扣虽然达到了数万两之多，但使粮价得以平抑。他又顾虑勘察荒地中审查户口最困难，就事先借着办其他事情的机会亲自到各乡向保甲长宣布命令，并列出简明条令，召集那些老实本分愿意参加户口审查工作的保甲长，发给他们笔和纸，让他们登记其所在乡的户口以及所操的营生。苏南地区的老百姓不熟悉垦荒的事务，认为只是考核保甲长罢了。俞德渊等人在户口审查完后，先收藏起来，等到商议赈灾之事时，才拿出来向大家公布。俞德渊效仿宋朝江东提点史弥巩“厘户五等”的方法，劝说每户想办法自救和救济邻里。给官员们核算盈余和亏损，有多余的就注明结余，有亏损的就补给不足，要求官员们一分一毫也不能欺瞒。当时，其他县的社会秩序骚乱难治，可俞德渊所管辖的地方社会治安稳定，如同常年一样。
身为两淮盐运使的俞德渊治理扬州水灾，在国家有困难时候，出私钱给老百姓散发救济食品，吁请公项分设粥厂，积极倡议为国家捐献财物。从冬到春作资接济，使穷苦的老百姓得到安抚，全体老百姓耳闻目睹。这就使老百姓对俞德渊有一种生死相依、骨肉相亲的感情。因此，百姓们都画了俞德渊的肖像而敬拜。俞德渊在任江宁府知府期间，为了有利于稻田灌溉和舟船通行，建议疏浚了秦淮河。加强对普济育婴堂的管理，善堂查核积年入出，详复始创章程，遴选公正董事二人总理，每年另派二人轮值稽查，年终按账结算，揭榜晓示补恤，老百姓无不称颂。
俞德渊的善行对家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侄子俞思益紧行其道。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二月，俞思益当上了广东韶州府乳源县知县，他受二伯俞德渊的影响，同样爱戴百姓，受到了老百姓的尊敬。在任期间距离县城90里的两姓人家发生了耕地争霸的案子，久讼不决。他在仔细阅读了状子和耕地的绘图后，才知道这是数十年来缠讼不已的一桩旧案。他备足途中所需亲自前往勘察。下轿以后双方当事人纷纷俯伏诉求。他令双方各自在自己的地界内插立标记，然后把他们集中起来说：“今天我想为你们双方了却数十年来未解争端！如果你们愿意听我说，我也愿意为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们不听，就算我白来一趟。恐怕日后你们将因为诉讼受到无穷无尽的苦累！”他将所插标记收来裁定以中线为准，中间让开一条路既为疆界，也方便通行，这样的结果令双方都很满意。这个陈案就这样圆满地了结了。他感叹地说：“为民当官尽一分心，哪有不收一分之效啊？”临近卸任返回省城的时候，那里的老百姓很是挽留，他感到很惭愧，认为没有资格接受老百姓的礼遇。
捐资助学倡修贡院
在荆溪任职期间，俞德渊对有志向学而家庭贫困的士子必定加以接济。所到之处振兴学校，鼓舞儒雅之风。化育培养造就许多士子。崇儒爱士，力持风化。所至皆以学校书院为亟。在《宁夏俞氏族谱》的祠规里，也有鼓励家人和子侄们学习进步的规定。如：“五房子孙有考试入学贫苦不堪者，准在祠堂租项内每名给复试印金钱拾千文。”“五房子孙读书，如力能延请西席各随其便；如无力者准往祠堂内附读，每年公请品学兼优先生一位，脩脯及一切费用约壹百千文左右，均在租项内提用。”他喜欢收集各种书籍，道光六年（1826年）奔丧归家载书以行。贺长龄在《平罗俞君言行补遗》一文中写道：“悲泪五千余里，路归装三十四箱书，盖纪实也。自再出山又积书数千卷。恒谓一生心血，所在要当加意收藏，勿致轻有损失。”子侄们谨之以志，将俞德渊著行的《默斋文稿》《馆课存稿》《诗古文家言公牍》等书籍、文字若干卷藏于家中。
俞德渊捐资助学，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早已在家乡和江南传为美谈。平罗家乡整修学宫、倡建义仓、新修义塾，俞德渊无不首先捐助，“又其乡里之无愧贤达也”。道光五年（1825年），平罗县知县徐保字向甘肃省府递交了将大公馆改建为书院的公文，决定改扩建平罗“又新书院”。当时远在江南做官的俞德渊，知道这个消息后，效仿当年平罗知县王楚堂的做法，把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300两银子寄给母校，资助改扩建书院。银子寄到后立即召集工匠开工，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书院落成了，仍然定名为“又新”。教室和书房全部配齐，面貌焕然一新。俞德渊在来信中还书示生童：“立志大、植品正、察理明。”书院根据这一要求制定了“立志大、植品正、察理明、定见确、防己严、程功密、取法高、着力进”的八条守则，勉励童生们努力学习，以求上进。现在，俞德渊家乡所在的平罗县城关镇第一
小学（前身为平罗“又新书院”），继承和发扬当年“又新书院”的光荣传统，学生们以俞德渊为榜样，积极开展读书活动，创建书香校园，弘扬翰渊文化和翰林精神，学生读书热情日渐高涨，书卷气息更加浓厚。
俞德渊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爱惜知识分子，努力坚持教育感化，所到之处，首先解决学校和书院存在的问题。江苏省江宁府（今南京市）原有一所“凤池书院”，因用地狭小，早年已经废弃。俞德渊申请买来空闲地，倡建和移建贡院（王府园）。贡院规模虽然宏阔，但因为号舍百余年未经大修，用土坯垒成的墙体已经毁坏坍塌，用木头做成的房屋构件已经腐烂脱落，下大雨的时候泥水没过屁股。每逢江南乡试开考，参加秋试的士子们都担心号舍倒塌。俞德渊双手捧着总督和巡抚发来的邸抄（文件），向官吏们倡捐除正俸银之外的养廉银，申请两江地区老百姓一起捐款，遴选委任有修养的公正人来监督管理，用募集来的资金扶起倾倒的门窗，更换腐朽的屋梁，将深处疏浚为排水的沟壑，把平直的地方开辟为行人的道路，将肮脏混浊的处所（如厕所）的墙壁，都贴上防腐的石材，又花钱买来老百姓正在占用的土地和房屋，将考试的学舍扩大增宽到1109间之多。用了一年工期，终于将书院的房舍修缮一新。凡是遇到考试及书院每月的考查和考核，俞德渊对生童们都非常严厉，有善行的就褒奖，有过错的就整顿，有争讼的就平息，有困乏的就救济，生童们深受感化，都能够努力学习、诚心诚意地做着事情。参加考试的学子们说：“如果不是委托俞德渊来督办这件事情，恐怕没有这样周全和这么坚固的房舍啊！”为了能让生童们有书可读，俞德渊还刊印《馆阁存稿》《诗古文集》等数种书籍发给生童。大家都恭敬地将这些书籍作为学习的课本。俞德渊所做的这些事情，学子们认为可垂久远。凡是应试者莫不感恩和颂扬。
案断公正民瘼在胸
俞德渊心系民瘼，善于处理复杂多变的政务，尤其是在公正断案方面贯显睿智。他每到一任就没有长期搁置不办的案件。因此，当地士绅们对他非常满意。嘉庆二十四年（1818年），他到任荆溪县知县后，遇到百十余人拦轿告状的队伍。几年后那些人冒用他人名字又来告状，俞德渊一眼就辨认出来并予以斥责，那些人很吃惊，认为他是神仙，再也不敢来告状了。这个县有许多人不交赋税，他谕令：“绅士和老百姓们！敦促和劝告你们要及时缴纳赋税，否则将来恐怕要从头到尾补缴。”谕令发出后再也没有催交纳税的烦恼了。该县历史上有一桩最为出名的吴姓人家冒名强占他人坟茔的缠讼案件，历任知县都没能审结。他上任后找到案子的漏洞，一次审理就结了案，使其获罪伏法，引起了强烈反响。道光元年冬天，该县三官寺佛堂和尚被杀。有一天，衙门差役等三人来县衙陈供案情，
甚至明确地指证和尚是被一个屠户所杀，并拿出屠户的血衣作证。他很怀疑：既然是谋杀，难道屠户愿意自露血衣？他命差役把屠户带到密室，审讯后得到实情，原来这个杀猪的屠户案犯是县衙差役刑讯逼供诬陷所致，证实不是屠户杀了和尚，于是将屠户释放！没过几天，抓捕到了真凶。这是他办理的尤为显著的一桩杀人冤案。老百姓认为他手段高明，高深莫测，此后民间发生讼案再也没有人敢以欺骗作伪手段来进行尝试了。荆溪县衙堂额的顶端还被老百姓挂上了“民之父母”的牌匾。县丞谢元淮称：“时狱讼稀少，政绩斐然，与陶泉甚为相得，争戴使君如父母，转称僚吏亦神仙。”
长洲为苏州府属第一县，事情多，情况复杂，非常难以治理。道光三、四年间，俞德渊为长洲知县，这几年他整日端坐公堂断案，经常用最简短的文字或语言，解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和故怨，随断随结，没有株连牵累的事情发生。海门人王有素因打架杀了人，已经被判抵死罪，案犯被押解到省城后法官说：“死者实为溺水而亡！”他报请省城法官要求原问法官复审没有得到允许，则要求再做一次尸检，结果发现死尸没有伤痕，确信为溺水死亡，最终使此案得到了平反。他平常使很多案子得到平反，而又经常听到某案人犯被下了大狱。他认为那是衙门里没有好好办案罢了。长洲太史石韫玉将“实政在民”四个字制成匾额，高高地悬挂在了他办公的厅堂里。
道光八年（1828年），俞德渊在苏州府担任太守，他请求清理积案80余起。恶棍蔡行芳、李正方、曹舜斯等人纠集众徒抗粮，打毁场书房屋。经讯问查明详办，提交省城审查，均使恶棍发配边疆，步行4000里充军。道光十三年（1833年），俞德渊已在两淮盐运使任上。灶户曹永春等13人纠集众徒抗交纳税，并持枪械来到场书江琢成家，打毁房屋，抢取簿册。这个案子还没有办理完结，又有曹文等4人抗欠好几个季节税银，经过该场大使督役亲催，胆敢纠集众徒拒捕，致伤场役多人；更有曹来保挟持书役在催粮间隙率领众徒打毁房屋，并抢取衣物及在官流水印簿，还将在押的盐犯曹群髻子抢去。没过多长时间，抗粮滋事的案子层出不穷，其凶、顽、刁、悍非同一般。面对这些恶势力，他发布《谕灶户》劝谕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奉大宪赫然震怒，调兵搜捕，到那个时候，不是逃窜四方、苟延残喘，就是束手就擒，明正典刑。尔等平日里依仗着州差庇护和怂恿，狼狈为奸；一旦官兵驻灶严拿，谁敢再纠集众徒抗拒，为盛世叛逆的刁顽之民？案内曹姓十有九家自系族大丁多，不是和零星小户相比的，其中哪里有不明白安分守理的人？也应当共同思考祖宗的荫德，互相警戒，为保全身家之计；假如任由同族无赖之徒藐法抗官，虽有老成自爱者，亦旁观坐视，默然不理，将来恶贯满盈，酿成巨案，必然惨遭一番奇祸。过了那一时，曹姓之人良莠不分，同罹宪典，岂不重为门户之羞？”通过劝谕案犯自首，老百姓拍手称快！
事留余地敛锷藏锋
嘉庆十九年（1814年），俞德渊的家乡平罗县出现大饥荒，物价飞涨，斗米值千钱。这年冬天，他从甘肃省城回到家乡。原计划上京参加甲戌科会试，因川资无措未果行。次年，江西省崇仁县人黄廷绂到任平罗县知县，他受其聘主讲“又新书院”，期间曾对弟子讲：“车轮为什么能自如地转动？那是因为车轴里的珠子没有被塞得满满当当。算盘为什么能劈里啪啦地计算？这源于一则寓言：算盘对主人说：‘我有13个档，每根档还有3个空缺，上边缺一个，下边缺两个算珠，共缺39个算珠。’主人说：‘我给你补齐就是了。’结果珠子补齐了，可算盘也不能使用了。常言道：‘物极必反’‘水满则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我们在处理问题时，要留下一点回旋的余地。一根铁丝做成的弹簧是有弹性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顾及弹簧弹性的最大承受力，过于用力拉扯它，那么最终的结果是弹簧的弹性会削弱甚至消失。所以我们做事情要考虑自己的能力所及，尽量做到量力而行，量体裁衣，留有空白，留有余地。”
俞德渊还说：“与人交谈时，话里留下一点余地，不要把话说死，这样的交流富有弹性，符合人的理性，容易取得好的效果。否则，说话不留余地，把话说绝了，把自己的后路堵死了，反而容易弄僵。即使是与最亲密的人相处，有时也要留下来一点余地。亲密无间，不分彼此，容易模糊个性，丧失自我。没了个性，少了自我，交往相处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余地是润滑剂，是台阶，是缓冲器，更是推进器。‘距离产生美’便是这个道理。饭不能吃得太饱，话不要说得太满，拉橡皮筋不可用力过猛。说得体的话，做得体的事，天开地阔，心高路远，凡事都应该留有余地，这是生活智慧的结晶。”即使是家乡的祖堂，也以“留馀堂”名之，借喻“万事当留余地”之意，表明那里是“留有余地”的地方。
儒家学说的“仁政”思想是秉承家国一体，讨论政治必然要从大家的实际愿望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俞德渊大有裨益、诚实可靠而且很有实用价值的学问，主要是“以和为贵，切忌争斗”。他的进士同年裕谦（字鲁珊）出身将门世家。道光十四年（1834年）在任江苏按察使。裕鲁珊为官清廉，体察民瘼，抑制豪强，讲求吏治，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尤其关注鸦片流毒日益泛滥，喜欢听取他人意见，与生俱来的专长或特色高人数倍，有胆有识，风骨棱棱，俞德渊“日聆其言，再三诵说，钦佩实深，极为称赏”。他在《寄裕鲁珊同年》一文中说：“持心公正和憎恨邪恶固然是我们这些人的本性，不露锋芒也是我们为人处世的权谋和机变。”俞德渊列举了历史上魏国公韩琦量宽肚大“善恶黑白不大分明，故忌之者少”的典故说：“韩琦任北都的行政长官，他的一个表兄弟献给他一只玉盏，说是耕地的人进入破损的坟墓得到的，玉盏从里到外找不到一点瑕疵，果真是绝无仅有的好东西。韩琦用百两金子答谢他，特别视为珍宝。于是打开醇酒召集负责水运粮食的官员和显要官
员，特意准备了一桌饭菜，把玉盏放在上面，并准备用它来饮酒，向在座宾客劝酒。过了一会儿，一个小吏不小心碰倒了桌子，玉盏被摔得粉碎，在座的客人都很惊愕，那个小吏趴在地上等着发落。韩琦却神色平静，笑着对在座的宾客说：东西也有它破损的时候。又对那个小吏说：‘你不是故意的，又有什么罪呢？’”他又举了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尹洙等人“尝欲分君子小人故忌怨日至朋党亦起”的例子，提醒裕鲁珊：“宦场本属险途，近世人情尤多叵测，我辈自守宜严，不妨如乔松孤立，待人则当居和。”俞德渊希望裕谦要像韩公那样大度容人，不希望其像范仲淹等人那样。受俞德渊的影响，裕谦能够更加正确地处理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在仕途上越走越顺，道光十九年（1839年）以江苏布政使署理江苏巡抚，翌年以江苏巡抚代署两江总督。
面对提携谦恭退让
贺长龄在苏州担任江苏按察使的时候，俞德渊为长洲县知县。不久，俞德渊被提拔为苏州督粮同知，接手主持操办漕粮海运。贺长龄到江宁担任布政使的时候，俞德渊因办理海运有功而被提升为常州府知府，但还未来得及上任就被调任江宁府知府。贺长龄说：“俞德渊学有用政、有本大江南北。”贺长龄认为是自己把俞德渊拉到身边当了助手。贺长龄同俞德渊一起共事了好多年，凡是任用人才、使用人员或掌管国家事务的事情，贺长龄必先征询和听取俞德渊的意见，然后才决定怎么办。贺长龄说：“用人必当其才，才能赢得人心。”“我这个人比较糊涂，比不上俞德渊考虑事情周密。现在看来事情都办得很成功，这都是受益于俞德渊的好处。当时，俞德渊就已经出类拔萃，假如稍作表达或阐发，从他的身上获利和受益的人，不但可以遍及大江南北，而且还能增加得更多！”贺长龄还对蒋攸铦和陶澍两任两江总督说过：“苏州衰败和困苦到了极点，非得俞德渊安抚和安定不可。”后来，俞德渊约李彦章陪林则徐出游焦山十六房头，林则徐便谦虚地对俞德渊和李彦章说：“文字之乐，当让若辈（你们）矣！”（原载《林则徐日记》）。
道光十年（1830年），为了整顿两淮盐务，统管盐务的产、运、销等全盘事宜，朝廷下令让两江总督陶澍选择优秀官员充任两淮盐运使岗位。当时通过一次次的择定，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拖了一年多时间也没有定下来。道光十一年（1831年），陶澍写信让梁章钜切实推荐能人，梁章钜立即举荐了俞德渊。梁章钜对陶澍说：“陶泉令长洲、守苏州，实心实政，皆予所目击心仪者也！”当时，俞德渊正在江宁府知府任上。俞德渊得知这个消息后极力请辞，陶澍就把梁章钜的举荐信拿给俞德渊看。俞德渊看了信以后，也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作为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俞德渊在这个时候达到了巅峰。换句话说，老子在人的精神层面所推崇的“吉祥三宝”，俞德渊理解得融会贯通。老子所提倡的“慈、俭、让”，在俞德渊这里一样都不少。
俞德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不朽精神，深得两江总督陶澍和江苏巡抚林则徐的敬佩和赞扬。陶澍在回忆起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一月，北上路过扬州看望俞德渊的情景时说：“入视君疾，见簿书盈几案，娓娓犹一刻不歇，曾劝以节劳养息。逮至邳州，尤以书奉嘱君，亦答书京师，深以余言为然。”（原载陶澍撰《祭俞陶泉都转文》）
俞德渊的举人同年路德在《复及门高子佩书》一文中曾说：“往者，俞陶泉由荆溪调首邑，荐擢监司，循声日上，缘用心愈熟愈妙。久之而作用愈出也。且退步宽绰有余，毫无赔累之苦。固由尔时地方情形远胜今日。而陶泉之制节谨度，其筹划之精，权衡之当，亦于此可见。为吏者不可不深长思也。”（《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四·吏政七·守令上55）》／清·葛士浚编）俞德渊上任时，盐务困境重重，商业疲软，管理滞后，库银储备只有五万两。上任后，俞德渊首先起草了整改盐政的意见书，得到了陶澍的好评。陶澍建议朝廷采纳这个建议，制定了盐改章程。如削减赋税条款、平抑盐引价格、禁绝变量漏报、疏通盐场内河道、杜绝船只内夹带、惩治罪大恶极的劫匪、破除陈规陋习、消减空虚不实的消耗等。经过整治，盐政管理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打通了销路，增加了200多万盐引，划拨押运正杂银成百成千上万两，存有库银350余万两。面对俞德渊的不幸逝世，贺长龄不无感慨地说：“卒之日库无亏缺，（俞德渊）囊无余蓄，其廉洁谨慎，盖出于天性也！”无论是对国政，还是对民瘼，俞德渊无不殚精竭虑，实属难得。路德亦言：“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君所学虽未尽展，而有物之言自有不可磨灭者矣，不犹愈于作传也哉！”
辞官拒贿私情不徇
在《晚清巨人林则徐》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林则徐的同朝挚友中，不乏像俞德渊这样的勤政清廉之士，他们同抱一个心愿，那就是尽忠职守，兴利除弊；以身作则，清白做人。”贺长龄说：“俞德渊把荣誉和利益看得很淡，一心一意地忠实于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能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让别人深入地了解自己；处理事务从根本上着手，按照教化本源的思想进行变通。”
在明清两代，盐业收入是朝廷的财政支柱，两淮盐税又相当于朝廷的“钱罐子”。两淮盐运使拥东南财富之雄，在官民眼中可谓是一棵“摇钱树”。这本来就是一个“油水”非常大的地方，以往数任都转使官玩弄权术于股掌之中，捞取了不少好处，不小心滑倒在这棵“摇钱树”下的大有人在。历任盐运使大多攫取盐商的赞助，以财富结交权贵和四方游客，将多余的财物送给生活贫寒的人们，用这个方法来沽名钓誉。
道光中期运使更替乱象丛生：前署道员两淮盐运使王凤生被降调；广东按察使杨振麟调任两淮盐运使未到任；林则徐由江苏巡抚兼署两淮盐政事务（1836年）时间也非常短；姚莹由未到任淮南监掣厅同知临时代行（1836年）时间也很短促；陶澍由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1836年）时间更短；刘万程从实授到自缢（1836-1837年）仅仅一年时间。这充分说明这个岗位极端重要而且非常危险，要想干好实属不易，非洁身自好、品行端庄官员不可胜任。在这样优厚而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俞德渊时刻谨遵，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每次组织经销活动都有固定的利润，但全部入库而不私取，将多余财物分给出身寒微而才能杰出的人。他谨守管钥，使那些想“揩油”的人都很失望，因此也颇招一些说三道四的微词，但他一身正气，全然不去理会。公正为民，勤政务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实现。
吏部尚书黄钺曾掌管朝廷财政大权，就连封疆大吏两江总督陶澍也不好驳其面子。黄钺的儿子黄中民为了能够得到捞取更多“油水”的美差，就让父亲特意找陶澍说情，提出要做盐场大使。陶澍觉得尚书大人在朝历职20余年，权高位重，得罪不起，就让俞德渊给照顾一下。俞德渊却说：“美职以待有功，中民无功不可得！”意思是说：美职是给有功劳和有能力的人干的，中民无功没有资格担当此任。陶澍说：“我已经答应了黄尚书，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陶澍不仅仅是俞德渊的顶头上司，而且还是他考取进士的结拜恩师，俞德渊却丝毫没有给留面子。俞德渊说：“那我辞职总可以了吧！”这样一来，陶澍也就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俞德渊宁愿丢官也不徇私情的做法，不但没有惹起陶澍的反感，反而令其更加钦佩。陶澍认为俞德渊才是一位真正有德有才的贤良助手。从此，陶澍对俞德渊更加另眼高看了。
内阁大学士卓秉恬（字海帆）是俞德渊参加陕甘乡试的座师官。道光十五年（1835年）秋天，卓海帆以侍郎身份在江宁主持江南乡试，他以库案赔款的名义，写信向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索要库银1000金，俞德渊没有答应。考试结束后，卓海帆返京路过扬州，俞德渊主动前往舟次送行，当时卓海帆的座主钱次轩观察之子钱某正好在场。钱某虽为盐场大使，却是俞德渊属下的一个小吏。卓海帆不顾尊卑座次，引导钱某在俞德渊之上落座，故意将俞德渊置于下座。钱某不敢落座，卓海帆强行按坐。落座后卓海帆垂涎地对钱某说：“我辈不是师门没有今日，然而当前世风日下，我的弟子都忘了本，真是太不可思议啦！”遂拉着钱某的手进入后舱共进午餐，故意将俞德渊弃于舱外不予理睬。俞德渊惭愧悔恨而归，没过多久便辞世了。个别时人在议论卓海帆以师自傲、心胸狭隘、行为过头的同时，当然也有“淮鹾忘本”的杂音出现，但此事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俞德渊吏治精敏，清廉为人，坦荡无私，不为师生情感所困，敢于同索贿行为作斗争的坚强人格魅力。
廉洁奉公盛誉得赢
在清代，官员贪污80两银子就要被杀头，这是大清律例的一项反贪规定。俞德渊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在《寄裕鲁珊同年》中写道：“自道光五年首邑卸事后，回思前事动触危机，因改号默斋以自警。”这是他廉洁自持的最重要表现之一。他常用“默斋”这面镜子告诫自己，做官要自警自律，果断处事，避免“不廉洁和贪污”的行为发生。俞德渊被破格提拔为两淮盐运使时，正是调整区划、确定规章的时候，他尽心经理，夜以继日，勤奋不懈。他减轻田地赋税标准、平抑盐引价格、疏浚盐场河道、严密堵绝透漏、治理武装贩卖私盐者、畅通运盐渠道、救济熬盐的盐户、赈济盐场受灾的人们，积久相沿的弊病全部得到根除，库贮越来越多。
俞德渊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廉明之身清晰可见。为了不让别人有空可钻，他在盐运使署邸的一切开支用项，从来不向辖区内的商家索取。历次因公务去往省城，乘船和住宿的费用都自己承担，并且严管属下杜绝索取所需的物品，商家和老百姓们都感恩称颂。他既精通数理，又知人善任，往来运输都派得力官吏办理，每次都获得很大的盈利，完全充实国库，自己不私取一文，从而使两淮盐政和盐运都转有了清廉的名声，致使许多不法商人不敢私自贩运食盐。他一向廉洁节俭，身边僚属及家人也效仿其样。他让妻子和儿女们都穿着平常的粗布衣服，在他们的带动下，扬州的官场风气为之一变。他在《致前徐州守张丹村》一文中写道：“一子一侄在署读书，皆已二十七岁。昨于正月望前回陕应试，秋闱绝无可望。”一子一侄指葆素和思晋，他没有通过疏通关系来帮助子侄中举，却说“秋闱绝无可望”。孤子葆素最终还是援例捐输，在工部虞衡司谋了个主事行走的小差事，不久淡于仕进，在籍务农课读。邹锡淳曾撰联赞扬俞德渊说：“敬以持己，恕以接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生不交利，死不属子，九京可作，舍公其谁与归！”意思是说：活着的时候不与有关私利的事情打交道，临死之前也没有把儿子托举给君臣，单凭这一点，就完全可以给俞德渊立传啊！他如果可以再站起来，我将与他一起归去。
俞德渊刚正不阿，政绩显著，深得民众爱戴和朝廷器重。他的廉洁谨慎出于先天具有的品质和性情。他将恩师陶澍的“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墨宝作为廉洁从政的座右铭，悬挂在署邸时刻鞭策和激励自己。在从政期间，先后随同曾在江南担任过封疆大吏的清代名臣孙玉庭、魏元煜、张师诚、琦善、裕谦、蒋攸铦、陶澍、林则徐、贺长龄、梁章钜等署理地方朝政，与潘锡恩、王凤生、张作楠、陆心兰（陆言）、赵盛奎等一大批历史人物有过频繁的社会交往、政治交流以及生活往来，生前还与包世臣、魏源等历史文化名人有过频繁接触。他在生平中结交的这些师友，多是一些正直清廉之士，他们对当时的腐败政治、因循怠玩和贪赃枉法官吏作风均为不满。为了挽救颓风，他们都能够相互劝勉，廉洁自持。陶澍和林则徐是俞德渊最为敬重的两位师长和顶头上司，其廉洁勤政言行给俞德渊做出了榜样，对俞德渊产生重大的影响。俞德渊的职位虽然没有陶澍和林则徐高，但他们共同具有的那种洁身自好的作风，以及他们对俞德渊的殷切期望，都产生了相互激励的作用。在陶澍和林则徐的扶助支持下，德才兼备的俞德渊虽为朝廷官吏，但能够清正廉明，爱民如子，赈济灾民，护理盐政，保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深受爱戴和赞颂，曾受到过道光皇帝和上述名臣的赞誉和推崇。在他逝世时“库无亏缺，囊无余蓄”。他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声名显赫，堪当一代廉吏楷模，同朝为官的知名人士都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清廉一生后世英名
当初，贺长龄应朝廷征召尚未出发时，俞德渊寄信催他尽快出发。俞德渊逝世前几个月，他被派任福建布政使，赴任途中在江宁同俞德渊不期而遇。俞德渊呼吸短促地哭着对他说：“我的心力衰竭了！占卜做官的命运，二十多年来，对您始终没有一点报答，恐怕一旦溘然长逝，在先帝面前露出终结，没有什么能够报效国家的，死了以后会感到非常遗憾！”
道光十五年（1835年）腊月初，正当俞德渊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陶澍进京朝觐，皇上先后五次召见，每次召见回答皇上的有关问题时，陶澍必然要称赞俞德渊是位贤良的臣子。期间，陶澍还将俞德渊的病情向皇上作了禀报。陶澍多次说：“俞某出身循良，所至有声，倘俾尽其所长，必能报效朝廷。若论盐务，特余事耳！”陶澍夸赞俞德渊说：“能注意节俭，谨慎小心地安排开支，杜绝浪费，希望两淮盐务大有起色。”陶澍向皇上推荐说：“其才可大用。”皇上听了也为能有这样一位勤政为民的贤良臣子而感到高兴，不止一次地念叨说：“俞某做官甚好，朕所素知。盐务也办得甚好。”陶澍回皇上说：“俞某系地方好官，若论盐务，却是掯了他的。”皇上面带微笑地说：“这也没法，不得已掯住他的。”腊月十六日，陶澍辞行，皇上召见时再次说：“俞某做官甚好，若因他盐务办得好，就把他掯住了不能升动，也不是道理。但实在无可换之人，没奈何。你说他现在患病，必须调养速愈才好也。”皇上对陶澍说：“运司好官，因其善理盐务，转留外地也不是不可以。等有可代者当更酌之！”陶澍感慨道：“圣意肫肫如此，足征天鉴之昭明，迥出千古圣神之上，令人感激无地也。”贺长龄在他撰写的言行补遗里说：天子的意思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当然会有破格提拔的任命到来，而俞德渊却因生活清苦、劳累过度积劳成疾等不到那一天了！
道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署理两江总督林则徐上呈《盐运使俞德渊出缺请旨简放折》。道光十六年（1836年）正月初十日，皇上批阅奏折时得知俞德渊卒讯，感到十分惋惜。获准回乡省亲已经出发的两江总督陶澍，途经河南郑州时闻讣即奏《途次闻运司出缺折回江省折》说：“盐运使俞德渊因病出缺，两淮鹾务疏新导滞，现当吃紧之时主持乏人，关系紧要，呈请立即折回江苏。”正月十七日陶澍奉上谕：“即折回江宁省城，偕同新任运
司刘万程筹商料理，务期鹾政日有起色，统俟盐务得人，并催逆全漕渡黄后再赴江西。”
俞德渊逝世后，一大批名臣名流先后撰文、赋诗、吟联、作词，以示挽怀纪念。陶澍在《皇清诰授中议大夫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显祖考陶泉府君行述》一文中撰称：“服官几二十年，自县令至运使，壹以廉惠称甫。”林则徐奏称：“平日办事巨细，悉出亲裁，办理灾祲竭尽心力，民情爱戴，至今州县无出其右。荐升运司以来，值鹾务极难之际，刻苦勤劳，未尝一日稍懈。”挽曰：“拯溺旧同心，才德兼资，如此循良曾有几！筹鹾今尽瘁，设施未竟，毕生怀抱向谁开？”亲撰《中议大夫两淮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平罗俞公墓志铭》，题《俞陶泉都转德渊〈水流云起遗照〉》。魏源借撰《两淮都转盐运使婺源王君墓表》之际为俞君陶泉铭幽。姚莹曾回忆说：“两江总督林则徐很少赞许时人，唯独说德渊体用兼赅、表里如一。”贺长龄回忆说：“我这个读旧书的陈腐之人真是悲痛啊！感恩和思念往日与过去，追思俞德渊生前所说过的话和他所做过的没有记下来的事情，既表明他的微细事情和衰微之学，还能兼顾他的志传。我做官以来，最得力的地方从现在开始已经没有了！环顾周围一片茫然，久远的岁月将非常地孤独，写这篇文章（指言行补遗）寄托哀思。林则徐大人对他其实也有无穷的悲念呀！”
江苏老百姓谨记俞德渊的政绩，荆溪、常州、江宁等地民众闻讯痛哭流涕，请求建祠祭祀。道光十六年（1836年）七月初七日，在江宁士绅朱桂桢带领下，23人联名上呈《陶泉公入名宦祠详文并事实册》，文中记载“尤异者六年煮海国有盈余；难忘者两袖清风家无私积”，凡此口碑所载，正堪顶祝不迁。公举并吁请将俞德渊入祀江南名宦祠。过了许多年后，牛树梅在俞德渊的同年好友祁寯藻和杜受田的关照下，被发往四川候选知县。临行前，朝中著名正直官员祁寯藻书赠俞德渊“少科派，勤听断”六字相送。俞德渊病故很久以后，祁寯藻还记得他的这个“六字真言”，足见俞德渊享誉后世。
总之，你“见到什么”取决于你“站到哪里”。如今史学研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1840年以后的大事件上，嘉道年间（1796-1840年）的历史资料非常缺乏，而且往往会被忽略。其实这个时期晚清社会的突出矛盾已经显露出来。俞德渊在任两淮盐运使前后的那些年，江苏的情况很差：①清政府腐败无能；②连年自然灾害让江浙地区不堪重负，空有天下粮仓之名；③英法帝国早已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而书中俞德渊史料仅为沧海一粟或差情一露。然而，我们利用这一人物把这组资料钩沉、抢救、挖掘、整理出来，作为一种遗产，置于嘉道年间历史资料的补充，由衷地希望书中介绍的封建官吏发展经济和从事社会活动的一些情况，在今天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更有价值的历史参考信息。在对主人公研究之中我也曾想到过这样一个话题：“人，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不光是为了吃饭！”究其意洞深非凡。下面，就让我们慢慢地走进宁夏俞氏家族，通过对其家闻轶事的逐步了解，认识俞德渊这位清官廉吏是如何往生一世的吧！
子承父志宽厚待人
俞德渊的曾祖父俞天申晚年家道中落，笃行好善，多隐德；祖父俞灏精通儒家经典和算术学问，品性敦厚，乐善好施，恪守志向而从不显现；父亲俞世隆性情真挚，笃于孝友，聪慧过人，但由于家境贫寒，年少时就放弃了读书，来到平罗经商，赚钱养家糊口。他做生意公平交易，从不欺骗顾客，尤其能够择友交往，极其看重许诺之事，无论是收取或给予，丝毫不会忘记。据说俞德渊的父亲心地宽厚，为人处事谨慎小心，虽然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但一举一动都表现出儒生的风范，继承了祖先的好品德，并且将其发扬光大。母亲做事有爱心、有恒心，常在深夜时分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督促儿子们读书。偶尔遇上歉收年景，她带着儿子们吃豆叶做的饭，而把先成熟的麦子做熟了给干活的男人们吃。俞德渊的同年好友董国华曾在《俞盛初先生暨赫太宜人墓志铭》中这样写道：“修养儒家的德行，长期隐身在市民之中，把自己的美德潜藏。孝顺父母，疼爱子女，继承和发扬了祖先的善良与宽厚。你（指盛初公）的夫人美名传诵，贤淑高贵又安于贫穷！”兄长俞德涵性直心慈，兄嫂持身勤俭，处贫富境如一辙；妻子安淑人受公婆影响秉性敦厚，不尚浮华，人皆贤之；三弟鉴塘天性浑厚，忠直无私；四弟少泉恪尽孝道，其妻持身端谨、勤劳；五弟少隐秉性质朴，勤慎耐劳。俞德渊在这样一个生活环境里，勤于耕读，壅田入塾，节油夜诵，穷贩水鱼，以羹奉母，想起父母的好处就说：“如果没有父亲的长期教育和培养以及母亲的教诲，我不会有今天的成就！”那么，俞德渊因何缘由得到了同僚和各方绅士以及老百姓的赞扬呢？
俞德渊交友有原则，有始终，别人有急难他必然要去救济。朝廷拨来的款项虽然很少，但他必能够特别地加以保管。他说：“朝廷拨来的这些银子是官府的钱，我不敢私自借给我的亲戚朋友使用。”而当朋友有急难之事，他却倾囊相助且数量不少。苏州有位大官被罢免解甲归田，离任前不肯偿还在官款项，想让俞德渊帮其抵账，俞德渊很快帮助还完了欠款。贺长龄曾对俞德渊说：“这个人的家里并不贫穷，不需要你这样帮他！”俞德渊却说：“既然已经答应帮助人家，能不偿还吗？”在一个官署里供职的某位同僚，即将到省城拜见某长官向上攀附。偶然间俞德渊与贺长龄聊起这件事情，过了几天以后他就感到非常后悔。俞德渊说：“哪管他是来还是走呢？我愧对这位朋友了！即便是以这件事情想念他，哪里能够用几句微词来辱没他的志向呢？”俞德渊立品正直，居身慷慨，宽厚待人，德高望重。他在家乡丁忧时，江南府署的随从们宁可等到他守丧期满除服归来，都不愿意归属别人使用。俞德渊说：在官场上做官，见到贫穷的老百姓和死后没有钱埋葬亲人的人，必须要首先带头提倡助人为乐的好风尚，帮助穷人渡过难关，帮助死者家属埋葬尸体。他和妻子及亲属在江宁生活期间，跟他一起考取进士的江苏江宁籍翰林吴名坦（《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作吴坦）因病去世。吴的儿子还很幼小，俞德渊积极倡捐，为其遗孤募集了很多的钱财用以救济。其实吴名坦跟俞德渊并没有什么太深的交往，但俞德渊却这样做了。所以，周围的人尤其称赞俞德渊很讲义气。贺长龄说：“俞德渊做官以来，谨慎地接近官府中的大官小吏。遇有丧事，不按丧葬的礼制穿戴衣帽，他不会去见祭祀的人们。”
俞德渊的良好家风对后代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侄子俞思益在广州为官时，代行陵水县知县的广东省候补州判张时斋（婿张幼斋族弟）死在了官位上，姨太太们又相继去世，留下未满4岁的孤儿无人抚养。俞思益的妻子安恭人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他。这名孤儿到12岁时，还把安恭人当成自己的生母，竟然忘记了自己是张姓孩子。儋州吏目婚亲韩小楼夫妻都亡故了，留下两个女儿无家可归，安恭人也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抚养她们。
亲兄爱弟睦族敦本
俞德渊自幼接受儒家教育至翰林院出仕做官，无一日不在贫穷中磨炼志气，久而愈坚。其于物力之艰难，世情之暧昧知之悉矣。及改外任广求有用之书，政暇则读之，曾曰：“吾三日不展卷，此心便觉昏惰，真饱食个中人语。其虑事也，师古而不流于迂准乎？今之时势而不杂以权谋术数，又能用之以冲虚，行之以仁恕。”路德赞扬他说：“俞德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明了，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人的心意。这样的事难道是没有才智的人能够做到的吗？以俞德渊的学问，可以受赐予皇上的荣典，辅佐君王管理一方事务，无法推测他对国计民生带来的很大益处。”（《默斋公牍序》）
俞德渊为人正直，孝敬父母，兄弟和朋友之间相处得非常好。当年平罗县知县徐保字在道光《平罗纪略》中对俞德渊的评价是“恪敦孝友，昆弟无间言”，表现了穷家子弟良好的品质和作风。在家乡丁忧期间，每天就餐时必须等到兄弟五人全部到齐，哪怕是有一个后到者，也必须停下筷子等候，三年如一日；与兄弟们通信时，以家族和睦和敦促本分做人为主要内容；兄弟五人一起商量，将所存微薄的田产平均分配，各自经管。俞德渊守丧期满除服，携家带眷再赴官任时都像往常一样，看待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延请名师对他们进行培养教育。他还迎接大妹妹到他做官的任所里居住，适时寄钱帮助家族中的亲朋好友克服困难。他常常中肯而又耐人寻味地对家人说：“往返于任所和老家之间，不但花去很多的车船费用，而且也耽误时间，这样会荒废了自己的事业或学业！”他委婉地劝说道：“不当去的就不要去，将少花的钱用来资助你们所从事的事业，为了我们一家人的日子能够过得更好，断然不忍心亲眼看着回到过去那种艰难困苦的窘迫岁月之中！”到了显赫闻达、位尊名望的时候，他以家里人口多、各种费用大、负担日重一日为虑，取祖先们遗留下来的田产和后来用自己余下的俸禄添置的土地一共百十来亩，平均分配给几个兄弟使用。对嫁给王家的同父异母姐姐和嫁给庄家的大妹妹以及嫁给张家的小妹妹，亦各分给他们一些日常使用的钱财和物品，帮助她们过好日子。
扬州城里一向奢华，俞德渊要求两淮盐运使府署里的人都穿素布衣服。侍从和仆役跟随时都是这样的习惯，服饰都很俭朴。他曾教育儿孙们说：“官位不可依仗，应该想到没有官位的时候，千万不要废弃种田和读书这两件事情！”又说：“你们的本性当然朴实忠厚，但不可自认为聪明、听话而讨人喜欢。否则，日后就很难立住脚跟啦！”他还撰《听事联》曰：“勤补拙，俭养廉，更无暇馈问送迎，来往宾朋须谅我；让化争，诚去伪，敬以告父兄耆老，教诲子弟各成人。”他以此告诫家人要尽孝道、行节俭、教育子女成人。以“华国有文章，传家惟孝友”“勤为摇钱树，勉是聚宝盆”作为治家的家训来睦族敦本。
古人家族观念极为浓厚。俞德渊入仕后长期在外为官，家族观念更为强烈，祭祖认宗，购买祭田，种柳划界，保护祖墓。道光七年（1827年）在家为母亲丁忧时，“恐安徽宦游之祖墓前地被他人侵占，买张姓垄畔地作为坟前余地，种柳立石为界，其自高曾以下，凡先茔体魄所在，皆当一一谨志，以昭世守”。“买三处祖坟左右族人粮田若干亩，并将本祖遗田九亩半作为祭田批人耕种，按亩收钱，以供扫墓并祠堂祭祀之费”。无论是在家族中还是为官时，他都提倡敦本睦族。进士同年荆溪人路应廷为了家族利益之争，请时任江宁知府的俞德渊知会常州府知府陈肇给予帮助，俞德渊断然拒绝，其理由是当以家族和睦
为贵。为了教育后人，俞德渊撰《致同年某公》一文，将这件事情记载下来。俞德渊整日忙于公务，但心中一直挂念家谱的纂修，也做了一些前期工作，终因离世过早，未能实现修谱之愿。他的侄子俞思益继承遗愿，于同治七年（1868年）修成《宁夏俞氏族谱》流传至今。
百善孝先家门肃整
俞德渊中举后的几年里，家里的日子最为贫穷。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贩卖水鱼，用挣来的有限的食物奉养母亲。尽管如此，父母对他要求仍然很严。他初任知县后母亲仍然吃着粗茶淡饭，穿着粗布衣衫。他要迎养母亲到任所，但母亲不接受，传递口谕说：“你初次得到一个官职，要注意俭省节约，不要过度地耗费俸禄。在官署中没有家里人的拖累，你可以专心致志地为老百姓做事情。稍微等上几年我再来也不晚。我又害怕南方水土不服，而且还要走那么远的路，不如在家里居住感到更加安稳！”母亲多次说这样的话，所以他也就没有迎养。正因为如此，家眷们都一直留在家乡平罗。母亲不但每年都派另外几个儿子去他的官府里看望并了解情况，而且还说道：“要爱老百姓，首先自己就要廉洁节俭，我不忍心看到你为了让母亲过上好生活而受苦受累，如果你能够恪尽职守，做母亲的虽然远离你，但也如同早晚和你在一起一样。”多年来俞德渊孤身一人在外，做官勤勉，为政清廉，这完全得益于母亲的这番告诫。俞德渊性情真挚，忠实厚道，孝顺母亲，每年都从任所寄回俸禄，帮助家人过好日子。每次都说：“以前所考虑的事情就是解决饥寒问题，以后饥寒问题可以没有顾虑，但最为担心的就是人多事杂，兄弟姊妹们和儿女子侄们怕读书，不好好学习！”他按照孔子“立爱自亲始”的思想，提倡说：“爱这种感情的培育是从爱亲人开始，做人应该有爱心，爱心首先是孝心。”又说：“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
俞德渊对家人管教很严，曾撰《留馀堂家言》记载治家的道理。他在序言中说：“我们家过去没有固定的资产，现在比以前要好一些。古语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今后各种事情接踵而来，哪里有个完结啊？总有人口众多则言行难以一致的时候。柴米油盐视为公中之物不甚爱惜，没有益处的费用日增月盛，若不及早抑制和节约，恐怕子孙后代习常见惯，不知来路之难，但图眼前之快，其势不到一败涂地的程度不会停止。倘若果然男修其职，女任其劳，耕者务耕，读者勤读，减少不必要的费用而避免懒惰和游手好闲，先人们清白的作风才能够不至于被败坏。”他还常用明代《朱柏庐治家格言》教育家人：“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管理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不也是这个道理吗？——编著者注）家人谨遵族训，家庭和睦，家业不断发展壮大。从俞思益出生开始的58年时间里，人口数量达到顶峰，存世人数约为87人。家族中先后共考取举人4人，进士3人，受朝廷赐封的品官先后有72人之多。
俞德渊对官署办事人员要求极为严格，教育子女内慈外严有法度。俞德渊的进士同年董基诚先生在《赠费耕亭知府河南序》（原载《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四·吏政七·守令上）一文中说：“察察者非明也，不役于物而明生焉；矫矫者非勇也，不滞于物而勇至焉；是故非明不足以虑事，非勇不足以集事；非先明于累己者，不足以虑事而周物；非先勇于去其累己者，不足以集事而成物。”吾尝作四语以自箴曰：“澹泊以养生；静默以养气；和厚以养福；简重以养威。”曩客江都，俞陶泉都转见之曰：“是固足以求道矣！”好友张作楠每次到俞德渊的官署或书斋拜见，大门以内听不到喧哗和嬉笑的声音，常常自愧不如他管理得那样好。俞德渊说：“这是母亲的家法。母亲治家严肃，有时，孙子们在外面玩耍传来的嬉笑声，总是被呵斥和禁止；亲戚们不是至亲不允许进入内室。况且官署属于清净和严肃之地，哪敢容忍奴仆等人喧哗和扰攘呢？”
俞德渊逝世后，灵柩归籍途经西安，举人同年路德先生受其弟少泉和长侄思益之托欲为其传，询问少泉则云：“吾助兄理家务，凡公事皆不与闻！”询问思益、令子葆素及侄思晋俱云：“吾兄弟随侍读书，足不出塾门，凡官僚议政及勘问、审讯、刑狱、诉讼之事，均严禁窃听，虽在官署，犹家居也。”又询问门下士子沈云骧则云：“吾从吾师久，但司笔墨耳！不知其他。”又询问看门的刘某、马某以及小吏沈某俱云：“我们这些人日侍门庭，但奉令而已，实不知其所以然。”幕中宾友及给使令之人皆端谨持重，无好事者。俞德渊又不喜欢恃才夸功，除非对大官、接群吏，总是缄口不谈政事，虽朝夕相对，亦莫知所为。
把酒看剑焚香夜读
望子成龙是古今家长们的最大心愿。历史上曾推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此说虽一度被当做“封、资、修”垃圾被批得臭不可闻，但实践反复证明，一个人来到社会上，不认真读书学习，那是万万没有出路的。在古代，读书往往被看成是一件高尚而神圣的事情。人们读书时都要先洗洗手，燃上一炷香，然后才开始读书，所以才有了“焚香读书，品茗操琴”之说。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名联“把酒时看剑，焚香夜读书”言简意赅，意境绝佳，充分表达了“武人乐剑，文人乐书，人生寻得真乐乃一大幸事”的儒雅风韵，实在是意味深长。他的“一笔鹅”更加诠释了“鸟在天上飞，我在鸟之上”的高超意境。俞德渊把王羲之的这副对联刻在心里，挂在墙上，时刻提醒自己，一刻也不能忘记读书学习，为后人们树立了读书学习的典范。
俞德渊教育子女说：“读书是一种心境的愉悦、性情的陶冶和道德的修持。古往今来多少人因读而醉，为书而痴，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入此境界。心静才是读书时，心不静坐不住，神不守舍，又如何读得进去？读书惟其心静，才能收敛心气，排除干扰，摒弃杂念，以
愉悦和放松的心情，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他在林则徐身上找到了“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感觉。他嗜书如命，一生都没有放松过读书学习，并且通过读书而入仕。陶澍在《皇清诰授中议大夫两淮盐运使显祖考陶泉府君行述》中说：“府君（指俞德渊）九岁入塾，嗜读甚勤”“年十七府君学大进……旦起拾菌壅田。始入塾，饔飧不继，忍饥而读。夜无膏油，则烛香默诵，以九烛为限。邻有垦地者，天甫明已闻府君读书声也。”
俞德渊说：“读书是件很苦的差事，但也是一个人学问高低的分水岭。天天读书的人，就像爬山一样能步步登高；日日弃学的人，就像流水一样会潺潺睇下。不断读书，弃学的人干不了的事情你却能干；不想读书，你也只能干读书人不想干的事情。有读书的机会不读书，该干事情的时候没机会读书。爱学习才会有长进，有长进才会有特长。盘古靠大学问开了天地，老虎有真本领当了兽王，这是世人皆知的道理。做挑战性的事情在于能够用尽心思，混江湖需要真本领，没有真本领，再浅的江湖你也跳不进去。学习像只拦路虎，绕道行路自找苦吃，逃避读书贻害自己。我已经年逾半百了，还在不停地苦读，未曾一日稍懈，就怕被淘汰，就怕落在别人后面。”
俞德渊廉洁勤政、刻苦学习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对现当代平罗家乡民间，从经济、文化、学风及学子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时过百余年，平罗当地老百姓仍然以俞德渊为榜样，对孩子进行教育。我们从一些学有所成的学子及家长口中得知，他们当年都以俞德渊为标杆进行效仿。翰林桑梓人士茹福华说：“俞翰林成为我儿时的偶像，成为我学习的榜样，后来我上学时，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也许有着某种联系吧！”
高尔基曾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现在，学习竞争和就业竞争形势十分严峻，正值大好时光，在读学子动辄厌学，一些厌学之子甚至最后连初中毕业证书也混不到手，当他们流落社会无所事事后，有的非常后悔，有的不但不自思其愚，甚至埋怨他人，利用社会上的假文凭、假证件等寻找捷径和窍门，最终还是自己骗了自己。真是该读书的时候不想读书，想读书的时候又没有机会读书。纵观今日平罗，俞德渊的家乡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人物，他们当初都无一例外地从认真读书做起，这是他们认真对待自我的一种更深层次历史文化的沉淀和积累。
对比之下可以想象，当人们疏于读书，知识不再改变命运时，读书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当一个人整天盘算着高官巨富捷径之时，读书又是那样的毫无价值。一些官员不学无术，除了那点可怜的官场文化外，知识贫乏，缺少养心文化的滋润，道德和操守处于干涸的境地。这不正是现在不断出现素质低劣、道德败坏的贪官污吏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
吗？笔者想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语重心长的三句话，即：“政治上跟党走；经济上莫伸手；生活上不丢丑。”只要牢记这三句话，就不会犯错误。其语言简意赅，既传统又新鲜，给人以警醒和启示。
宣力于外用心于内贺长龄说：“俞德渊内心严厉而外貌和蔼坦荡，平常人难以窥测到他的心际，即便是在高雅的宴会上相互认识的人，说的也仅仅都是些政务方面的事情，而且没有任何恶意。”俞德渊也说：“无论任何时候，凡事都要多用心，用心去爱，用心做事，用心做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如能这样，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就可以快乐、顺利、幸福，多用心，带上智慧的双眼观察自我，我们一定会发现生活的妙处。我们要相信，任何用心的付出都将会有回报，回报可能不一定在你想要的位置，可能会在他处，但你一定要相信，用心付出终有回报。只要用心，我们就能够在人生之路上有所发展，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这是俞德渊宣力于外、在内用心的一条法则。道光六年（1826年）年初，正当海运紧张创办之际，俞德渊得知母亲于上年十月辞世，他悲痛万分，伤感和惋惜没有能亲自给母亲口中含玉（来源于古代人不忍心看着死者空口而去的一种习俗）！他回忆说：“当初，母亲长期有病，曾几次打算回乡探望，但逢江苏发生水灾，没能成行，更没有时间回家乡看望妻儿子女。”从《陶泉年谱》所辑资料来看：俞德渊自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九月再赴礼闱参加会试考中进士直至江南为官，仅仅因为母亲去世按制丁忧而回过一次家乡。道光三年（1823年）夏天，俞德渊所管辖的长洲县（今苏州市）连降阴雨，水灾严重，正在赈灾救济的紧要关头，朝廷又让他督促疏浚三江水利，他只得以治水赈灾为重。他说：“这些事情刚刚办理完毕，又接到皇上的圣命，办理海运事项。圣命一个接着一个地没完没了，没有一点闲暇时间回乡探望母亲，直到母亲弥留和去世之际，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古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大禹为了治水，第一次经过家门时，听到妻子分娩的呻吟和婴儿哇哇的哭声，助手劝他进去看看，他怕耽误治水没有进去。第二次经过家门时，看到了正在妻子怀中向他招手的儿子，当时正是工程最为紧张的时候，他只是挥手打了个招呼就去治水了。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儿子已经长到了十多岁，跑过来使劲地拉着他回家。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说：“水未治平，没空回家！”又匆忙地离开了家门。这则典故多少年来被人们传为美谈。为了国家的事业，俞德渊就连“三过家门”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唯有一次回家却是因为母亲的噩耗。
母亲去世的时候，俞德渊正在外地做官。他觉得祭奠的事情已在家乡办理完毕，就在任所早晚请安，用坐草席、枕土块等方式来祭奠，整整过了100天。他把极度的悲痛化作努力工作的动力，倾心尽力做好事情。当时正在守制丁忧养病的林则徐感同身受，深表同情。在俞德渊回籍丁忧出发前，林则徐书赠“绩室训犹存，诰晋五花，有子贤声称众母；循陔归未得，吟伤寸草，同余遗憾泣终天”的挽联依依送别。这副挽联的大意可理解为：成就功业的斗室里依然留存着母亲的教诲和皇上诰授晋升官阶品位的五花官诰，儿子有着这样贤明的名声，您当然称得上我们大家的母亲；回家奉养母亲的愿望未能得到实现，悲哀伤痛地长叹着寸草之心，同我一样地感到遗憾，泣诉着母亲的永别，深感遗恨无穷。可见俞德渊所获得的“贤声”，足以使其母在林则徐等密友心目中“称众母”。刚刚同他一起办完漕务的遵义知府平翰书赠“至性至情，得天者厚；实心实政，感人也深”的联帖。有人评价说：这在当时来说再没有这样的溢美之词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俞德渊回到家乡后，撰写了祭奠父母的祭文告慰逝者，责备自己。服丧期间在父母坟旁搭盖草屋，每晚居住守护。他这种“舍小家、顾大家”而宣力于外，在内用心的敬业精神，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脉相承，非常值得后人传扬。
除弊究始思害利兴
俞德渊有一则“将兴一利必并其弊而权之，将除一害必原其情而施之”的至理名言。这句话来源于《左传》的：“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曾引用这个句子说“思其始而成其终”，意思是说从政就像农民种地一样，下种以后，无论刮风下雨，阴天阳时，无不上心，一直到最终有了收成。“思其始”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成其终”，就是确保奋斗目标的实现。诸葛亮曾说：“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可以理解为：想要考虑某件事的好处，必须先考虑到它的坏处；想要考虑某件事情的成功，必须先考虑它的失败。反映出一件事情都有对立的两面，有好处必然会有坏处，有成功的可能，必然会有失败的可能。“将兴一利必思其终，将除一弊必究其始”指导俞德渊的言行，成就了他著名的盐政理论。
俞德渊任两淮盐运使官职之时，正是盐务败坏之际，国库亏空短缺数千万两。在此之前，朝廷内部的臣子也提出了盐务改归场官和灶丁管理的说法。皇上命令尚书王鼎和侍郎宝兴赴江宁，与陶澍合计治理盐政的事情，征召俞德渊也参与议事，俞德渊现场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利和害两方面相互依存，谈利的道理一定要兼而考虑害的一面，现在议论改进盐务的说法有三种：一是归为灶丁管理，按烧盐用的敞口锅数量收税；二是归场官
管理，按供给的凭证收税；三是归旧有的场商按辨明烧盐用的敞口锅数量收税。然而这些做法都有其弊病，简要地说有以下几种：如果归灶丁管理，就会发生工人逃走而短缺劳动力的现象；允许私人用锅煮盐，就会出现私盐，使官盐经营停滞，因此，不能依靠灶丁管理啊！归场官管理，收缴的款项就会短缺，如果考核检查疏漏失缺，官吏和差役就会趁机中饱私囊，因此，也不能依靠场官来管理；如果归原有的场商管理，就会使处在经营困境中的盐商趁机大捞一把，富足的场商就会设法避开，正常的盐务交易就会变成私下的，偷税漏税的现象就会发生，因此说，也不能依靠原有的场商来管理。凡事在开始谋划时是最难的。与场商签约和清查灶丁，没有一二年时间不能完成。这一二年中规定销售的盐能停止吗？正常的赋税可以不收吗？岸上的食盐可以长久堆积不动吗？要用什么方法既把这些事情干好又无弊端，就必须要审查好才能动手去做啊！销售食盐是不分地界的，一般来讲，老百姓害怕走远路。如果楚地的食盐短缺，就会依靠川粤地区私盐来供给，这样川粤地区的盐业就要发生危机。苏州、松江、嘉兴、湖州近在咫尺，越过江南地区大量食用这里不属于盐引的盐，那么浙江的盐业就要发生危机。淮北毗连山东省，这里的百姓熟悉背盐贩盐，兖?、沂州这些州府又方便买卖，根据这种情况，这个地方的人们都食用淮北的盐，这样河北长芦的盐业将要发生危机。淮南淮北的几万名捆盐工人，一旦丢了工作，贫穷困苦的生活就会让他们滋扰生事，我担心沿海一带就会发生格杀争斗，刑事案件就会十分繁多，这又是我们应当深思熟虑的问题啊！”在场的诸位官员认为俞德渊的一番话十分正确。
自道光十年（1830年）以来，陶澍以两江总督兼管盐政，他认为整顿两淮盐政的第一要义在于缉私，其中又以商船夹带为重。俞德渊自任两淮盐运使后，遵循陶澍的主张，以缉私为主，言：“最近几年来，商船夹带虽然没有全部肃清，然而已经少了十之七八。没有料到，船户的夹带越来越少，而商人运盐的成本越来越高。船户丢掉了私带的好处，其沿途的浪费，全部取自运盐的商人，盗卖的情况到处都是。去除了一种弊端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弊端，这是外人所不知道的。”路德评论道：“这是不熟悉盐务的人觉察不到的。”俞德渊在《再呈贺耦耕书》中言：“大抵天下事有利不能无弊，苟利大而弊小，断不能惩弊而坐失其利。”足见俞德渊的兴利思害的思想。
大计卓异尽心为民
道光三年（1823年）五至七月，长江中下游苏南地区长时间下雨不止，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遭受了非常大的洪涝灾害，时任长洲知县的俞德渊采取各种方法进行安抚。他首先打开粮仓，把粮库里历年积存下来的谷物拿出来碾成米，平价卖给能够买得起粮食的
老百姓，帮助他们度过灾年；在城中和城外分设粥厂，将粮食煮成粥，施散给无家可归的人们充饥；用廉俸银买来麦子磨面做饼，发给逃荒的灾民以及不能到粥厂领粥的妇女和儿童们，他还收养了不少被丢弃无人抚养的孩子；遇有灾民饿死了，他就命令手下人用棺木收殓埋葬；那个时候官府中掌管簿书案牍的小吏们，往往借朝廷缓免征灾区赋税的机会违法向业户索取钱财，他对这一流弊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惩治，明令禁止商贩囤积粮食。俞德渊曾经告诉张作楠说：“过去在老家的宅邸里侍奉母亲，亲戚和族人们遇上危急之事或发生变故的时候，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地去接济和帮助。母亲告诉我说：‘我们家过去很贫穷，应当想到贫穷的人们的苦处。’现在我有了老百姓父母官的这个责任，尤其不敢不体谅母亲的一片苦心，而忘了老百姓的苦处啊！”他用这些方法赈济了灾民，这里的老百姓说：“这一年黎民百姓受灾严重，总督和巡抚使我们有了安全感，是俞德渊给了我们一条活路，将实惠直接体贴到老百姓那里！”
面对这么大的灾难，俞德渊向总督和巡抚大人报请按例给予赈济。他说：“备荒先要储存粮食，苏南一带的老百姓一向很少储藏粮食。江西、湖广地区的早稻六月就已经成熟了，此时正当粮价便宜之时，不如就近从邻近的几个省份买进粮食。”他赶忙请求州府贷了十几万两银子，买进楚地的大米，用船运至灾区，按平价卖给老百姓。损耗和折扣虽然达到了数万两之多，但使粮价得以平抑。他又顾虑勘察荒地中审查户口最困难，就事先借着办其他事情的机会亲自到各乡向保甲长宣布命令，并列出简明条令，召集那些老实本分愿意参加户口审查工作的保甲长，发给他们笔和纸，让他们登记其所在乡的户口以及所操的营生。苏南地区的老百姓不熟悉垦荒的事务，认为只是考核保甲长罢了。俞德渊等人在户口审查完后，先收藏起来，等到商议赈灾之事时，才拿出来向大家公布。俞德渊效仿宋朝江东提点史弥巩“厘户五等”的方法，劝说每户想办法自救和救济邻里。给官员们核算盈余和亏损，有多余的就注明结余，有亏损的就补给不足，要求官员们一分一毫也不能欺瞒。当时，其他县的社会秩序骚乱难治，可俞德渊所管辖的地方社会治安稳定，如同常年一样。
身为两淮盐运使的俞德渊治理扬州水灾，在国家有困难时候，出私钱给老百姓散发救济食品，吁请公项分设粥厂，积极倡议为国家捐献财物。从冬到春作资接济，使穷苦的老百姓得到安抚，全体老百姓耳闻目睹。这就使老百姓对俞德渊有一种生死相依、骨肉相亲的感情。因此，百姓们都画了俞德渊的肖像而敬拜。俞德渊在任江宁府知府期间，为了有利于稻田灌溉和舟船通行，建议疏浚了秦淮河。加强对普济育婴堂的管理，善堂查核积年入出，详复始创章程，遴选公正董事二人总理，每年另派二人轮值稽查，年终按账结算，揭榜晓示补恤，老百姓无不称颂。
俞德渊的善行对家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侄子俞思益紧行其道。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二月，俞思益当上了广东韶州府乳源县知县，他受二伯俞德渊的影响，同样爱戴百姓，受到了老百姓的尊敬。在任期间距离县城90里的两姓人家发生了耕地争霸的案子，久讼不决。他在仔细阅读了状子和耕地的绘图后，才知道这是数十年来缠讼不已的一桩旧案。他备足途中所需亲自前往勘察。下轿以后双方当事人纷纷俯伏诉求。他令双方各自在自己的地界内插立标记，然后把他们集中起来说：“今天我想为你们双方了却数十年来未解争端！如果你们愿意听我说，我也愿意为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们不听，就算我白来一趟。恐怕日后你们将因为诉讼受到无穷无尽的苦累！”他将所插标记收来裁定以中线为准，中间让开一条路既为疆界，也方便通行，这样的结果令双方都很满意。这个陈案就这样圆满地了结了。他感叹地说：“为民当官尽一分心，哪有不收一分之效啊？”临近卸任返回省城的时候，那里的老百姓很是挽留，他感到很惭愧，认为没有资格接受老百姓的礼遇。
捐资助学倡修贡院
在荆溪任职期间，俞德渊对有志向学而家庭贫困的士子必定加以接济。所到之处振兴学校，鼓舞儒雅之风。化育培养造就许多士子。崇儒爱士，力持风化。所至皆以学校书院为亟。在《宁夏俞氏族谱》的祠规里，也有鼓励家人和子侄们学习进步的规定。如：“五房子孙有考试入学贫苦不堪者，准在祠堂租项内每名给复试印金钱拾千文。”“五房子孙读书，如力能延请西席各随其便；如无力者准往祠堂内附读，每年公请品学兼优先生一位，脩脯及一切费用约壹百千文左右，均在租项内提用。”他喜欢收集各种书籍，道光六年（1826年）奔丧归家载书以行。贺长龄在《平罗俞君言行补遗》一文中写道：“悲泪五千余里，路归装三十四箱书，盖纪实也。自再出山又积书数千卷。恒谓一生心血，所在要当加意收藏，勿致轻有损失。”子侄们谨之以志，将俞德渊著行的《默斋文稿》《馆课存稿》《诗古文家言公牍》等书籍、文字若干卷藏于家中。
俞德渊捐资助学，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早已在家乡和江南传为美谈。平罗家乡整修学宫、倡建义仓、新修义塾，俞德渊无不首先捐助，“又其乡里之无愧贤达也”。道光五年（1825年），平罗县知县徐保字向甘肃省府递交了将大公馆改建为书院的公文，决定改扩建平罗“又新书院”。当时远在江南做官的俞德渊，知道这个消息后，效仿当年平罗知县王楚堂的做法，把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300两银子寄给母校，资助改扩建书院。银子寄到后立即召集工匠开工，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书院落成了，仍然定名为“又新”。教室和书房全部配齐，面貌焕然一新。俞德渊在来信中还书示生童：“立志大、植品正、察理明。”书院根据这一要求制定了“立志大、植品正、察理明、定见确、防己严、程功密、取法高、着力进”的八条守则，勉励童生们努力学习，以求上进。现在，俞德渊家乡所在的平罗县城关镇第一
小学（前身为平罗“又新书院”），继承和发扬当年“又新书院”的光荣传统，学生们以俞德渊为榜样，积极开展读书活动，创建书香校园，弘扬翰渊文化和翰林精神，学生读书热情日渐高涨，书卷气息更加浓厚。
俞德渊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爱惜知识分子，努力坚持教育感化，所到之处，首先解决学校和书院存在的问题。江苏省江宁府（今南京市）原有一所“凤池书院”，因用地狭小，早年已经废弃。俞德渊申请买来空闲地，倡建和移建贡院（王府园）。贡院规模虽然宏阔，但因为号舍百余年未经大修，用土坯垒成的墙体已经毁坏坍塌，用木头做成的房屋构件已经腐烂脱落，下大雨的时候泥水没过屁股。每逢江南乡试开考，参加秋试的士子们都担心号舍倒塌。俞德渊双手捧着总督和巡抚发来的邸抄（文件），向官吏们倡捐除正俸银之外的养廉银，申请两江地区老百姓一起捐款，遴选委任有修养的公正人来监督管理，用募集来的资金扶起倾倒的门窗，更换腐朽的屋梁，将深处疏浚为排水的沟壑，把平直的地方开辟为行人的道路，将肮脏混浊的处所（如厕所）的墙壁，都贴上防腐的石材，又花钱买来老百姓正在占用的土地和房屋，将考试的学舍扩大增宽到1109间之多。用了一年工期，终于将书院的房舍修缮一新。凡是遇到考试及书院每月的考查和考核，俞德渊对生童们都非常严厉，有善行的就褒奖，有过错的就整顿，有争讼的就平息，有困乏的就救济，生童们深受感化，都能够努力学习、诚心诚意地做着事情。参加考试的学子们说：“如果不是委托俞德渊来督办这件事情，恐怕没有这样周全和这么坚固的房舍啊！”为了能让生童们有书可读，俞德渊还刊印《馆阁存稿》《诗古文集》等数种书籍发给生童。大家都恭敬地将这些书籍作为学习的课本。俞德渊所做的这些事情，学子们认为可垂久远。凡是应试者莫不感恩和颂扬。
案断公正民瘼在胸
俞德渊心系民瘼，善于处理复杂多变的政务，尤其是在公正断案方面贯显睿智。他每到一任就没有长期搁置不办的案件。因此，当地士绅们对他非常满意。嘉庆二十四年（1818年），他到任荆溪县知县后，遇到百十余人拦轿告状的队伍。几年后那些人冒用他人名字又来告状，俞德渊一眼就辨认出来并予以斥责，那些人很吃惊，认为他是神仙，再也不敢来告状了。这个县有许多人不交赋税，他谕令：“绅士和老百姓们！敦促和劝告你们要及时缴纳赋税，否则将来恐怕要从头到尾补缴。”谕令发出后再也没有催交纳税的烦恼了。该县历史上有一桩最为出名的吴姓人家冒名强占他人坟茔的缠讼案件，历任知县都没能审结。他上任后找到案子的漏洞，一次审理就结了案，使其获罪伏法，引起了强烈反响。道光元年冬天，该县三官寺佛堂和尚被杀。有一天，衙门差役等三人来县衙陈供案情，
甚至明确地指证和尚是被一个屠户所杀，并拿出屠户的血衣作证。他很怀疑：既然是谋杀，难道屠户愿意自露血衣？他命差役把屠户带到密室，审讯后得到实情，原来这个杀猪的屠户案犯是县衙差役刑讯逼供诬陷所致，证实不是屠户杀了和尚，于是将屠户释放！没过几天，抓捕到了真凶。这是他办理的尤为显著的一桩杀人冤案。老百姓认为他手段高明，高深莫测，此后民间发生讼案再也没有人敢以欺骗作伪手段来进行尝试了。荆溪县衙堂额的顶端还被老百姓挂上了“民之父母”的牌匾。县丞谢元淮称：“时狱讼稀少，政绩斐然，与陶泉甚为相得，争戴使君如父母，转称僚吏亦神仙。”
长洲为苏州府属第一县，事情多，情况复杂，非常难以治理。道光三、四年间，俞德渊为长洲知县，这几年他整日端坐公堂断案，经常用最简短的文字或语言，解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和故怨，随断随结，没有株连牵累的事情发生。海门人王有素因打架杀了人，已经被判抵死罪，案犯被押解到省城后法官说：“死者实为溺水而亡！”他报请省城法官要求原问法官复审没有得到允许，则要求再做一次尸检，结果发现死尸没有伤痕，确信为溺水死亡，最终使此案得到了平反。他平常使很多案子得到平反，而又经常听到某案人犯被下了大狱。他认为那是衙门里没有好好办案罢了。长洲太史石韫玉将“实政在民”四个字制成匾额，高高地悬挂在了他办公的厅堂里。
道光八年（1828年），俞德渊在苏州府担任太守，他请求清理积案80余起。恶棍蔡行芳、李正方、曹舜斯等人纠集众徒抗粮，打毁场书房屋。经讯问查明详办，提交省城审查，均使恶棍发配边疆，步行4000里充军。道光十三年（1833年），俞德渊已在两淮盐运使任上。灶户曹永春等13人纠集众徒抗交纳税，并持枪械来到场书江琢成家，打毁房屋，抢取簿册。这个案子还没有办理完结，又有曹文等4人抗欠好几个季节税银，经过该场大使督役亲催，胆敢纠集众徒拒捕，致伤场役多人；更有曹来保挟持书役在催粮间隙率领众徒打毁房屋，并抢取衣物及在官流水印簿，还将在押的盐犯曹群髻子抢去。没过多长时间，抗粮滋事的案子层出不穷，其凶、顽、刁、悍非同一般。面对这些恶势力，他发布《谕灶户》劝谕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奉大宪赫然震怒，调兵搜捕，到那个时候，不是逃窜四方、苟延残喘，就是束手就擒，明正典刑。尔等平日里依仗着州差庇护和怂恿，狼狈为奸；一旦官兵驻灶严拿，谁敢再纠集众徒抗拒，为盛世叛逆的刁顽之民？案内曹姓十有九家自系族大丁多，不是和零星小户相比的，其中哪里有不明白安分守理的人？也应当共同思考祖宗的荫德，互相警戒，为保全身家之计；假如任由同族无赖之徒藐法抗官，虽有老成自爱者，亦旁观坐视，默然不理，将来恶贯满盈，酿成巨案，必然惨遭一番奇祸。过了那一时，曹姓之人良莠不分，同罹宪典，岂不重为门户之羞？”通过劝谕案犯自首，老百姓拍手称快！
事留余地敛锷藏锋
嘉庆十九年（1814年），俞德渊的家乡平罗县出现大饥荒，物价飞涨，斗米值千钱。这年冬天，他从甘肃省城回到家乡。原计划上京参加甲戌科会试，因川资无措未果行。次年，江西省崇仁县人黄廷绂到任平罗县知县，他受其聘主讲“又新书院”，期间曾对弟子讲：“车轮为什么能自如地转动？那是因为车轴里的珠子没有被塞得满满当当。算盘为什么能劈里啪啦地计算？这源于一则寓言：算盘对主人说：‘我有13个档，每根档还有3个空缺，上边缺一个，下边缺两个算珠，共缺39个算珠。’主人说：‘我给你补齐就是了。’结果珠子补齐了，可算盘也不能使用了。常言道：‘物极必反’‘水满则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我们在处理问题时，要留下一点回旋的余地。一根铁丝做成的弹簧是有弹性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顾及弹簧弹性的最大承受力，过于用力拉扯它，那么最终的结果是弹簧的弹性会削弱甚至消失。所以我们做事情要考虑自己的能力所及，尽量做到量力而行，量体裁衣，留有空白，留有余地。”
俞德渊还说：“与人交谈时，话里留下一点余地，不要把话说死，这样的交流富有弹性，符合人的理性，容易取得好的效果。否则，说话不留余地，把话说绝了，把自己的后路堵死了，反而容易弄僵。即使是与最亲密的人相处，有时也要留下来一点余地。亲密无间，不分彼此，容易模糊个性，丧失自我。没了个性，少了自我，交往相处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余地是润滑剂，是台阶，是缓冲器，更是推进器。‘距离产生美’便是这个道理。饭不能吃得太饱，话不要说得太满，拉橡皮筋不可用力过猛。说得体的话，做得体的事，天开地阔，心高路远，凡事都应该留有余地，这是生活智慧的结晶。”即使是家乡的祖堂，也以“留馀堂”名之，借喻“万事当留余地”之意，表明那里是“留有余地”的地方。
儒家学说的“仁政”思想是秉承家国一体，讨论政治必然要从大家的实际愿望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俞德渊大有裨益、诚实可靠而且很有实用价值的学问，主要是“以和为贵，切忌争斗”。他的进士同年裕谦（字鲁珊）出身将门世家。道光十四年（1834年）在任江苏按察使。裕鲁珊为官清廉，体察民瘼，抑制豪强，讲求吏治，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尤其关注鸦片流毒日益泛滥，喜欢听取他人意见，与生俱来的专长或特色高人数倍，有胆有识，风骨棱棱，俞德渊“日聆其言，再三诵说，钦佩实深，极为称赏”。他在《寄裕鲁珊同年》一文中说：“持心公正和憎恨邪恶固然是我们这些人的本性，不露锋芒也是我们为人处世的权谋和机变。”俞德渊列举了历史上魏国公韩琦量宽肚大“善恶黑白不大分明，故忌之者少”的典故说：“韩琦任北都的行政长官，他的一个表兄弟献给他一只玉盏，说是耕地的人进入破损的坟墓得到的，玉盏从里到外找不到一点瑕疵，果真是绝无仅有的好东西。韩琦用百两金子答谢他，特别视为珍宝。于是打开醇酒召集负责水运粮食的官员和显要官
员，特意准备了一桌饭菜，把玉盏放在上面，并准备用它来饮酒，向在座宾客劝酒。过了一会儿，一个小吏不小心碰倒了桌子，玉盏被摔得粉碎，在座的客人都很惊愕，那个小吏趴在地上等着发落。韩琦却神色平静，笑着对在座的宾客说：东西也有它破损的时候。又对那个小吏说：‘你不是故意的，又有什么罪呢？’”他又举了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尹洙等人“尝欲分君子小人故忌怨日至朋党亦起”的例子，提醒裕鲁珊：“宦场本属险途，近世人情尤多叵测，我辈自守宜严，不妨如乔松孤立，待人则当居和。”俞德渊希望裕谦要像韩公那样大度容人，不希望其像范仲淹等人那样。受俞德渊的影响，裕谦能够更加正确地处理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在仕途上越走越顺，道光十九年（1839年）以江苏布政使署理江苏巡抚，翌年以江苏巡抚代署两江总督。
面对提携谦恭退让
贺长龄在苏州担任江苏按察使的时候，俞德渊为长洲县知县。不久，俞德渊被提拔为苏州督粮同知，接手主持操办漕粮海运。贺长龄到江宁担任布政使的时候，俞德渊因办理海运有功而被提升为常州府知府，但还未来得及上任就被调任江宁府知府。贺长龄说：“俞德渊学有用政、有本大江南北。”贺长龄认为是自己把俞德渊拉到身边当了助手。贺长龄同俞德渊一起共事了好多年，凡是任用人才、使用人员或掌管国家事务的事情，贺长龄必先征询和听取俞德渊的意见，然后才决定怎么办。贺长龄说：“用人必当其才，才能赢得人心。”“我这个人比较糊涂，比不上俞德渊考虑事情周密。现在看来事情都办得很成功，这都是受益于俞德渊的好处。当时，俞德渊就已经出类拔萃，假如稍作表达或阐发，从他的身上获利和受益的人，不但可以遍及大江南北，而且还能增加得更多！”贺长龄还对蒋攸铦和陶澍两任两江总督说过：“苏州衰败和困苦到了极点，非得俞德渊安抚和安定不可。”后来，俞德渊约李彦章陪林则徐出游焦山十六房头，林则徐便谦虚地对俞德渊和李彦章说：“文字之乐，当让若辈（你们）矣！”（原载《林则徐日记》）。
道光十年（1830年），为了整顿两淮盐务，统管盐务的产、运、销等全盘事宜，朝廷下令让两江总督陶澍选择优秀官员充任两淮盐运使岗位。当时通过一次次的择定，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拖了一年多时间也没有定下来。道光十一年（1831年），陶澍写信让梁章钜切实推荐能人，梁章钜立即举荐了俞德渊。梁章钜对陶澍说：“陶泉令长洲、守苏州，实心实政，皆予所目击心仪者也！”当时，俞德渊正在江宁府知府任上。俞德渊得知这个消息后极力请辞，陶澍就把梁章钜的举荐信拿给俞德渊看。俞德渊看了信以后，也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作为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俞德渊在这个时候达到了巅峰。换句话说，老子在人的精神层面所推崇的“吉祥三宝”，俞德渊理解得融会贯通。老子所提倡的“慈、俭、让”，在俞德渊这里一样都不少。
俞德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不朽精神，深得两江总督陶澍和江苏巡抚林则徐的敬佩和赞扬。陶澍在回忆起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一月，北上路过扬州看望俞德渊的情景时说：“入视君疾，见簿书盈几案，娓娓犹一刻不歇，曾劝以节劳养息。逮至邳州，尤以书奉嘱君，亦答书京师，深以余言为然。”（原载陶澍撰《祭俞陶泉都转文》）
俞德渊的举人同年路德在《复及门高子佩书》一文中曾说：“往者，俞陶泉由荆溪调首邑，荐擢监司，循声日上，缘用心愈熟愈妙。久之而作用愈出也。且退步宽绰有余，毫无赔累之苦。固由尔时地方情形远胜今日。而陶泉之制节谨度，其筹划之精，权衡之当，亦于此可见。为吏者不可不深长思也。”（《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四·吏政七·守令上55）》／清·葛士浚编）俞德渊上任时，盐务困境重重，商业疲软，管理滞后，库银储备只有五万两。上任后，俞德渊首先起草了整改盐政的意见书，得到了陶澍的好评。陶澍建议朝廷采纳这个建议，制定了盐改章程。如削减赋税条款、平抑盐引价格、禁绝变量漏报、疏通盐场内河道、杜绝船只内夹带、惩治罪大恶极的劫匪、破除陈规陋习、消减空虚不实的消耗等。经过整治，盐政管理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打通了销路，增加了200多万盐引，划拨押运正杂银成百成千上万两，存有库银350余万两。面对俞德渊的不幸逝世，贺长龄不无感慨地说：“卒之日库无亏缺，（俞德渊）囊无余蓄，其廉洁谨慎，盖出于天性也！”无论是对国政，还是对民瘼，俞德渊无不殚精竭虑，实属难得。路德亦言：“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君所学虽未尽展，而有物之言自有不可磨灭者矣，不犹愈于作传也哉！”
辞官拒贿私情不徇
在《晚清巨人林则徐》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林则徐的同朝挚友中，不乏像俞德渊这样的勤政清廉之士，他们同抱一个心愿，那就是尽忠职守，兴利除弊；以身作则，清白做人。”贺长龄说：“俞德渊把荣誉和利益看得很淡，一心一意地忠实于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能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让别人深入地了解自己；处理事务从根本上着手，按照教化本源的思想进行变通。”
在明清两代，盐业收入是朝廷的财政支柱，两淮盐税又相当于朝廷的“钱罐子”。两淮盐运使拥东南财富之雄，在官民眼中可谓是一棵“摇钱树”。这本来就是一个“油水”非常大的地方，以往数任都转使官玩弄权术于股掌之中，捞取了不少好处，不小心滑倒在这棵“摇钱树”下的大有人在。历任盐运使大多攫取盐商的赞助，以财富结交权贵和四方游客，将多余的财物送给生活贫寒的人们，用这个方法来沽名钓誉。
道光中期运使更替乱象丛生：前署道员两淮盐运使王凤生被降调；广东按察使杨振麟调任两淮盐运使未到任；林则徐由江苏巡抚兼署两淮盐政事务（1836年）时间也非常短；姚莹由未到任淮南监掣厅同知临时代行（1836年）时间也很短促；陶澍由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1836年）时间更短；刘万程从实授到自缢（1836-1837年）仅仅一年时间。这充分说明这个岗位极端重要而且非常危险，要想干好实属不易，非洁身自好、品行端庄官员不可胜任。在这样优厚而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俞德渊时刻谨遵，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每次组织经销活动都有固定的利润，但全部入库而不私取，将多余财物分给出身寒微而才能杰出的人。他谨守管钥，使那些想“揩油”的人都很失望，因此也颇招一些说三道四的微词，但他一身正气，全然不去理会。公正为民，勤政务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实现。
吏部尚书黄钺曾掌管朝廷财政大权，就连封疆大吏两江总督陶澍也不好驳其面子。黄钺的儿子黄中民为了能够得到捞取更多“油水”的美差，就让父亲特意找陶澍说情，提出要做盐场大使。陶澍觉得尚书大人在朝历职20余年，权高位重，得罪不起，就让俞德渊给照顾一下。俞德渊却说：“美职以待有功，中民无功不可得！”意思是说：美职是给有功劳和有能力的人干的，中民无功没有资格担当此任。陶澍说：“我已经答应了黄尚书，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陶澍不仅仅是俞德渊的顶头上司，而且还是他考取进士的结拜恩师，俞德渊却丝毫没有给留面子。俞德渊说：“那我辞职总可以了吧！”这样一来，陶澍也就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俞德渊宁愿丢官也不徇私情的做法，不但没有惹起陶澍的反感，反而令其更加钦佩。陶澍认为俞德渊才是一位真正有德有才的贤良助手。从此，陶澍对俞德渊更加另眼高看了。
内阁大学士卓秉恬（字海帆）是俞德渊参加陕甘乡试的座师官。道光十五年（1835年）秋天，卓海帆以侍郎身份在江宁主持江南乡试，他以库案赔款的名义，写信向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索要库银1000金，俞德渊没有答应。考试结束后，卓海帆返京路过扬州，俞德渊主动前往舟次送行，当时卓海帆的座主钱次轩观察之子钱某正好在场。钱某虽为盐场大使，却是俞德渊属下的一个小吏。卓海帆不顾尊卑座次，引导钱某在俞德渊之上落座，故意将俞德渊置于下座。钱某不敢落座，卓海帆强行按坐。落座后卓海帆垂涎地对钱某说：“我辈不是师门没有今日，然而当前世风日下，我的弟子都忘了本，真是太不可思议啦！”遂拉着钱某的手进入后舱共进午餐，故意将俞德渊弃于舱外不予理睬。俞德渊惭愧悔恨而归，没过多久便辞世了。个别时人在议论卓海帆以师自傲、心胸狭隘、行为过头的同时，当然也有“淮鹾忘本”的杂音出现，但此事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俞德渊吏治精敏，清廉为人，坦荡无私，不为师生情感所困，敢于同索贿行为作斗争的坚强人格魅力。
廉洁奉公盛誉得赢
在清代，官员贪污80两银子就要被杀头，这是大清律例的一项反贪规定。俞德渊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在《寄裕鲁珊同年》中写道：“自道光五年首邑卸事后，回思前事动触危机，因改号默斋以自警。”这是他廉洁自持的最重要表现之一。他常用“默斋”这面镜子告诫自己，做官要自警自律，果断处事，避免“不廉洁和贪污”的行为发生。俞德渊被破格提拔为两淮盐运使时，正是调整区划、确定规章的时候，他尽心经理，夜以继日，勤奋不懈。他减轻田地赋税标准、平抑盐引价格、疏浚盐场河道、严密堵绝透漏、治理武装贩卖私盐者、畅通运盐渠道、救济熬盐的盐户、赈济盐场受灾的人们，积久相沿的弊病全部得到根除，库贮越来越多。
俞德渊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廉明之身清晰可见。为了不让别人有空可钻，他在盐运使署邸的一切开支用项，从来不向辖区内的商家索取。历次因公务去往省城，乘船和住宿的费用都自己承担，并且严管属下杜绝索取所需的物品，商家和老百姓们都感恩称颂。他既精通数理，又知人善任，往来运输都派得力官吏办理，每次都获得很大的盈利，完全充实国库，自己不私取一文，从而使两淮盐政和盐运都转有了清廉的名声，致使许多不法商人不敢私自贩运食盐。他一向廉洁节俭，身边僚属及家人也效仿其样。他让妻子和儿女们都穿着平常的粗布衣服，在他们的带动下，扬州的官场风气为之一变。他在《致前徐州守张丹村》一文中写道：“一子一侄在署读书，皆已二十七岁。昨于正月望前回陕应试，秋闱绝无可望。”一子一侄指葆素和思晋，他没有通过疏通关系来帮助子侄中举，却说“秋闱绝无可望”。孤子葆素最终还是援例捐输，在工部虞衡司谋了个主事行走的小差事，不久淡于仕进，在籍务农课读。邹锡淳曾撰联赞扬俞德渊说：“敬以持己，恕以接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生不交利，死不属子，九京可作，舍公其谁与归！”意思是说：活着的时候不与有关私利的事情打交道，临死之前也没有把儿子托举给君臣，单凭这一点，就完全可以给俞德渊立传啊！他如果可以再站起来，我将与他一起归去。
俞德渊刚正不阿，政绩显著，深得民众爱戴和朝廷器重。他的廉洁谨慎出于先天具有的品质和性情。他将恩师陶澍的“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墨宝作为廉洁从政的座右铭，悬挂在署邸时刻鞭策和激励自己。在从政期间，先后随同曾在江南担任过封疆大吏的清代名臣孙玉庭、魏元煜、张师诚、琦善、裕谦、蒋攸铦、陶澍、林则徐、贺长龄、梁章钜等署理地方朝政，与潘锡恩、王凤生、张作楠、陆心兰（陆言）、赵盛奎等一大批历史人物有过频繁的社会交往、政治交流以及生活往来，生前还与包世臣、魏源等历史文化名人有过频繁接触。他在生平中结交的这些师友，多是一些正直清廉之士，他们对当时的腐败政治、因循怠玩和贪赃枉法官吏作风均为不满。为了挽救颓风，他们都能够相互劝勉，廉洁自持。陶澍和林则徐是俞德渊最为敬重的两位师长和顶头上司，其廉洁勤政言行给俞德渊做出了榜样，对俞德渊产生重大的影响。俞德渊的职位虽然没有陶澍和林则徐高，但他们共同具有的那种洁身自好的作风，以及他们对俞德渊的殷切期望，都产生了相互激励的作用。在陶澍和林则徐的扶助支持下，德才兼备的俞德渊虽为朝廷官吏，但能够清正廉明，爱民如子，赈济灾民，护理盐政，保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深受爱戴和赞颂，曾受到过道光皇帝和上述名臣的赞誉和推崇。在他逝世时“库无亏缺，囊无余蓄”。他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声名显赫，堪当一代廉吏楷模，同朝为官的知名人士都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清廉一生后世英名
当初，贺长龄应朝廷征召尚未出发时，俞德渊寄信催他尽快出发。俞德渊逝世前几个月，他被派任福建布政使，赴任途中在江宁同俞德渊不期而遇。俞德渊呼吸短促地哭着对他说：“我的心力衰竭了！占卜做官的命运，二十多年来，对您始终没有一点报答，恐怕一旦溘然长逝，在先帝面前露出终结，没有什么能够报效国家的，死了以后会感到非常遗憾！”
道光十五年（1835年）腊月初，正当俞德渊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陶澍进京朝觐，皇上先后五次召见，每次召见回答皇上的有关问题时，陶澍必然要称赞俞德渊是位贤良的臣子。期间，陶澍还将俞德渊的病情向皇上作了禀报。陶澍多次说：“俞某出身循良，所至有声，倘俾尽其所长，必能报效朝廷。若论盐务，特余事耳！”陶澍夸赞俞德渊说：“能注意节俭，谨慎小心地安排开支，杜绝浪费，希望两淮盐务大有起色。”陶澍向皇上推荐说：“其才可大用。”皇上听了也为能有这样一位勤政为民的贤良臣子而感到高兴，不止一次地念叨说：“俞某做官甚好，朕所素知。盐务也办得甚好。”陶澍回皇上说：“俞某系地方好官，若论盐务，却是掯了他的。”皇上面带微笑地说：“这也没法，不得已掯住他的。”腊月十六日，陶澍辞行，皇上召见时再次说：“俞某做官甚好，若因他盐务办得好，就把他掯住了不能升动，也不是道理。但实在无可换之人，没奈何。你说他现在患病，必须调养速愈才好也。”皇上对陶澍说：“运司好官，因其善理盐务，转留外地也不是不可以。等有可代者当更酌之！”陶澍感慨道：“圣意肫肫如此，足征天鉴之昭明，迥出千古圣神之上，令人感激无地也。”贺长龄在他撰写的言行补遗里说：天子的意思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当然会有破格提拔的任命到来，而俞德渊却因生活清苦、劳累过度积劳成疾等不到那一天了！
道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署理两江总督林则徐上呈《盐运使俞德渊出缺请旨简放折》。道光十六年（1836年）正月初十日，皇上批阅奏折时得知俞德渊卒讯，感到十分惋惜。获准回乡省亲已经出发的两江总督陶澍，途经河南郑州时闻讣即奏《途次闻运司出缺折回江省折》说：“盐运使俞德渊因病出缺，两淮鹾务疏新导滞，现当吃紧之时主持乏人，关系紧要，呈请立即折回江苏。”正月十七日陶澍奉上谕：“即折回江宁省城，偕同新任运
司刘万程筹商料理，务期鹾政日有起色，统俟盐务得人，并催逆全漕渡黄后再赴江西。”
俞德渊逝世后，一大批名臣名流先后撰文、赋诗、吟联、作词，以示挽怀纪念。陶澍在《皇清诰授中议大夫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显祖考陶泉府君行述》一文中撰称：“服官几二十年，自县令至运使，壹以廉惠称甫。”林则徐奏称：“平日办事巨细，悉出亲裁，办理灾祲竭尽心力，民情爱戴，至今州县无出其右。荐升运司以来，值鹾务极难之际，刻苦勤劳，未尝一日稍懈。”挽曰：“拯溺旧同心，才德兼资，如此循良曾有几！筹鹾今尽瘁，设施未竟，毕生怀抱向谁开？”亲撰《中议大夫两淮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平罗俞公墓志铭》，题《俞陶泉都转德渊〈水流云起遗照〉》。魏源借撰《两淮都转盐运使婺源王君墓表》之际为俞君陶泉铭幽。姚莹曾回忆说：“两江总督林则徐很少赞许时人，唯独说德渊体用兼赅、表里如一。”贺长龄回忆说：“我这个读旧书的陈腐之人真是悲痛啊！感恩和思念往日与过去，追思俞德渊生前所说过的话和他所做过的没有记下来的事情，既表明他的微细事情和衰微之学，还能兼顾他的志传。我做官以来，最得力的地方从现在开始已经没有了！环顾周围一片茫然，久远的岁月将非常地孤独，写这篇文章（指言行补遗）寄托哀思。林则徐大人对他其实也有无穷的悲念呀！”
江苏老百姓谨记俞德渊的政绩，荆溪、常州、江宁等地民众闻讯痛哭流涕，请求建祠祭祀。道光十六年（1836年）七月初七日，在江宁士绅朱桂桢带领下，23人联名上呈《陶泉公入名宦祠详文并事实册》，文中记载“尤异者六年煮海国有盈余；难忘者两袖清风家无私积”，凡此口碑所载，正堪顶祝不迁。公举并吁请将俞德渊入祀江南名宦祠。过了许多年后，牛树梅在俞德渊的同年好友祁寯藻和杜受田的关照下，被发往四川候选知县。临行前，朝中著名正直官员祁寯藻书赠俞德渊“少科派，勤听断”六字相送。俞德渊病故很久以后，祁寯藻还记得他的这个“六字真言”，足见俞德渊享誉后世。
总之，你“见到什么”取决于你“站到哪里”。如今史学研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1840年以后的大事件上，嘉道年间（1796-1840年）的历史资料非常缺乏，而且往往会被忽略。其实这个时期晚清社会的突出矛盾已经显露出来。俞德渊在任两淮盐运使前后的那些年，江苏的情况很差：①清政府腐败无能；②连年自然灾害让江浙地区不堪重负，空有天下粮仓之名；③英法帝国早已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而书中俞德渊史料仅为沧海一粟或差情一露。然而，我们利用这一人物把这组资料钩沉、抢救、挖掘、整理出来，作为一种遗产，置于嘉道年间历史资料的补充，由衷地希望书中介绍的封建官吏发展经济和从事社会活动的一些情况，在今天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更有价值的历史参考信息。在对主人公研究之中我也曾想到过这样一个话题：“人，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不光是为了吃饭！”究其意洞深非凡。下面，就让我们慢慢地走进宁夏俞氏家族，通过对其家闻轶事的逐步了解，认识俞德渊这位清官廉吏是如何往生一世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