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市图书馆

幼儿园给幼儿喂药，从法律上说，确实存在难定罪的问题。如果定故意伤害罪，则要看构成伤害的事实；如果定非法行医罪，除了要看伤害的事实，还要看幼儿园的保健医是否取得医生资格。
  站在理性法治的立场，刑法的威慑性固然很重要，但真正维护法治权威的，并不是一味的“快抓快审快判”。因此，就幼儿园喂药事件，一方面，在难定罪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赞成只因为这一事件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焦点，就习惯性地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另一方面，在还有其他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我们更对相关法律定责追责的滞缓感到失望。
  权利是靠自己争取的，公民的敢于、善于主动争取和维护，本身就是对侵权者的一种震慑。公民的合法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相关部门以监管形式进行的公共服务，如果政府的监管不缺位，侵权发生的几率就会小很多。幼儿园的喂药事件发生之后，舆论都在追问：政府的监管去哪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规定，行为人涉嫌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究，其中就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即使达不到追究刑责的程度，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一条也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责任……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可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进展也是十分令人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