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内容
乌孙王难兜靡统治金塔
战国后期，乌孙人占据了金塔之地。
关于乌孙的历史，《汉书·西域传》记载：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狠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乌孙原本和月氏族一样在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河西地区，是一规模不大的游牧部族。分居于河西走廊的东西两端，西为乌孙，东为月氏，大致以今张掖之山丹县为界。后来乌孙被月氏攻灭，首领难兜靡被杀，部分依附于匈奴。难兜靡之子昆莫长大后，在匈奴的帮助下打败了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再度远徙至大夏国境。胜利后的乌孙人遂留居于原大月氏占据的塞族故地，势力逐渐强盛，最终脱离了匈奴的控制。
据《汉书》记载，月氏与乌孙“俱在敦煌、祁连间”。月氏人在酒泉至张掖一带的祁连山下广阔的草原驻牧和从事农业生产，并在今张掖市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一带建立了王城——“昭武城”；乌孙人则在酒泉以西至敦煌间游牧。由于月氏强盛，乌孙为小国，受制于月氏。在秦始皇病死前后，月氏攻灭了乌孙，因此月氏控制着整个河西。
这一时期，秦国通过改革，完善了封建制度，强化了封建政权，充实了国力，逐渐征服了甘肃东部春秋时期保留下来的一些戎狄酋邦，将其完全控制，并对甘肃境内的羌人发动了无数征战性战争。战争的结果，有大量的羌戎人被驱逐出甘肃，融入华夏民族之中，或向其他地方迁徙流动，或仍留在本地，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成为当地土著民族。
乌孙的社会组织，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是宗法的氏族部落组织。战国时期，乌孙已进入阶级社会。《汉书·张骞传》就提到乌孙有布就翕侯。从《汉书·西域传·乌孙传》可以清楚看到，乌孙社会实行昆弥（即国王）为首的专制统治。王位的继承，实行长子继承制。乌孙的政权组织比较简单，昆弥（王）是最高统治者，其下为大禄，相当于相。大禄之下，有左、右大将二人，这是王国最重要的军职。大将以下有“翕侯”，其地位、权势亦极重，大概是实际带兵管民的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高级负责人，也就是原来本部族的首领。乌孙的军事制度，实际是全民皆兵。在“十二万户”的乌孙居民中，有“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可见每户的丁兵均是胜兵，这与匈奴的制度是一样的，“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亦侵伐，其天性也”（《汉书·匈奴传》）。可见，平常的生产组织与战时的军事组织是完全合一的。而组织形式，应该就是从氏族社会接收过来的氏族、部落的外壳。所以，翕侯既是原来的部落首领，又是现在新的军事、生产的领袖。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其富人有四五千匹马。”说明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是很明显的。
乌孙获取奴隶的手段，一方面是把民族内部成员变成奴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利用战争对四周地区的民族掳掠。
乌孙在金塔一带活动时，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的民族。在西迁塞地后则成为“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汉书·西域传》），专事游牧畜牧业生产了。祁连山下广阔的优质草场，为乌孙民族从事畜牧业提供了天然的优良条件。乌孙的牲畜种类，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主要有马、羊、牛、骆驼、驴等，而以马、羊为主。考古发掘中，曾发现马、羊、狗的骨架或部分骨骼，以马、羊骨居多。《汉书·匈奴传》说其“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
根据考古资料，在大约战国时期的乌孙墓葬中，开始发现有谷物和农业劳动工具，如碾谷子用的石头碾子、磨盘、青铜镰刀，烧焦的谷物等。这说明，当时农业已在乌孙社会生产中出现，当然这时的农业生产规模仍然较小，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乌孙统治金塔时期的手工业种类有冶炼、陶器制造、毛纺织、骨角器加工等。
月氏王统治金塔
月氏是自春秋以来就活动于酒泉至敦煌广大地区的古老民族。据《汉书》记载，月氏与乌孙“俱在敦煌、祁连间”。月氏人在酒泉至张掖一带的祁连山下广阔的草原驻牧和从事农业生产，并在今张掖市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一带建立了王城——“昭武城”；乌孙人则在酒泉以西至敦煌间游牧。由于月氏强盛，乌孙为小国，受制于月氏，在秦始皇病死前后，月氏攻灭了乌孙，因此月氏控制着整个河西。
关于月氏的情况，古代史料中多有记载。《史记·大宛列传》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在战国末期到秦时，月氏强盛，匈奴曾一度受其控制；曾打败过匈奴，迫使匈奴头曼单于降服，把儿子冒顿送到月氏作为人质；又击溃了同在敦煌、祁连间游牧的乌孙，杀死乌孙王难兜靡，夺其地盘，迫使乌孙人亡走匈奴。据《括地志》云：“凉、甘、肃、延（应为瓜）、沙等州地，本月氏国”，从凉州（今武威）到沙洲（今敦煌）都在月氏人的控制之下。
冒顿单于时代，匈奴强大起来，与月氏展开了对河西地区的争夺，最后月氏被打败，大部分月氏人被迫西迁，离开酒泉，沿着天山北部，到达原为塞族人居住的伊犁河流域，史称大月氏；后来，又被乌孙王昆莫借匈奴兵打败，月氏与当地的塞人一起再西迁中亚阿姆河流域，并攻占原希腊人统治，后已分裂的“大夏”国地（今俄罗斯南部和阿富汗等地）。公元1世纪，建立了著名的贵霜王国，成为公元1世纪至3世纪时中亚地区的强大国家，并创造了犍陀罗佛像艺术，使佛教迅速向外传播，声威远播。而留居于张掖、酒泉一带祁连山南部的一部分月氏人，依附羌人，散居于羌族地区，史称小月氏。后来因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小月氏中的多数人迁到甘肃、青海间的河湟地区，包括令居（今永登），称为“湟中月氏胡”；少部分留在张掖地区，与汉族杂居，依附汉朝，称为“义从胡”，后来分别融合于羌、汉等民族。
月氏是游牧民族，随畜移徙，盛产马匹。溯其族源，月氏族应为夏王朝灭亡时有虞氏西逃的一支。月氏和大夏一样，虽然起源于中原，但却都属于欧罗巴种的塞族。月氏语言亦属印欧语系。
月氏人有较为完备的五翎侯组织。《后汉书·西域传》载：“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顿、都密，凡五部翖侯。”公元前206年—前203年前后，月氏人离开河西，公元前160年前后辗转到了大夏，有五个氏族部落联盟，这五个翎侯都是各自联盟的首领。这种社会组织是在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大月氏……控弦者一二十万。”有学者根据大月氏的兵力情况推算出月氏人有十万余户，四十余万人口，一二十万骑兵。要管理这样众多的人口和军队，没有较完备的社会组织是不可能的。月氏人按照种姓建立氏族部落联盟，他们将许多氏族联成部落，许多部落结成联盟，每个联盟都有首领，这些首领组成最高层，能力突出者为王。月氏人的这种部落联盟，已具有奴隶制国家性质。
古代游牧民族一般都分有游牧的地段，称之为“分地”，月氏人也不例外。在河西境内他们以昭武为中心，东西又分了几个次中心，东面凉州以姑藏（今武威）为中心，民乐以月氏城（今民乐永固城）为中心，张掖以觻得城（今城西黑水国一带）为中心；西面酒泉以福禄为中心，瓜州以安西为中心，沙洲以敦煌为中心。每个中心都有大小不等的部落首领。这既是社会组织，也是生产组织，更是军事组织。月氏的人口和军队是紧密结合的，人口众，军队多。月氏的军队除了攻灭乌孙、归化西戎、西羌等氏族，就是对付匈奴了。匈奴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才转入奴隶氏族制，并逐渐强盛起来。在它强盛之前，月氏早已强盛。当时月氏威慑力很大，是西北方一个很强大的军事联盟或部落。匈奴头曼单于为了搞好和月氏的关系，只好将自己的太子冒顿送给月氏做人质。也可以说，在战国时期，月氏人凭着众多的人口和强大的军队，驰骋疆场，称雄河西，连匈奴人也望其项背。这是月氏人在河西的全盛时期，也是月氏人在河西光辉灿烂的顶峰。
月氏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祁连山下广阔的优质草场，为月氏民族从事畜牧业提供了天然的优良条件。他们放牧的牲畜品种主要有牛、羊、马、驴、赢，还有駃騠和騊駼（古代良马名）等。羊是游牧民族主要衣食之源，月氏人不仅养羊数量大，而且养得好。由于月氏人放牧的草场自然条件优越，既是天然草场，又适宜发展农业，久而久之，游动少了，相对固定了，月氏人又重新重视农业了。月氏人的祖先原本擅长农业，在适宜农业的环境中，重新重视农业，也是极自然的。这从月氏人离开河西辗转到大夏，并很快适应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的事实也可以得到印证。他们较大规模的在河流两岸的低平地区开垦耕地，用各种木石骨蚌农具和青铜农具耕播。为了防洪排涝建立起农田沟洫体系。与此相联系，垄作、条播、中耕技术和选种、治虫、灌溉等技术亦已萌芽，休闲制逐步取代了撂荒制。为了掌握农时，人们已开始利用物候知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农业虽然还保留着原始农业的某些痕迹，但无论工具、技术、生产结构和布局都有很大进步和变化，精细耕作技术已在某些生产环节出现。
月氏统治金塔时期的手工业种类有冶炼、陶器制造、毛纺织、骨角器加工等。
战国后期，乌孙人占据了金塔之地。
关于乌孙的历史，《汉书·西域传》记载：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狠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乌孙原本和月氏族一样在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河西地区，是一规模不大的游牧部族。分居于河西走廊的东西两端，西为乌孙，东为月氏，大致以今张掖之山丹县为界。后来乌孙被月氏攻灭，首领难兜靡被杀，部分依附于匈奴。难兜靡之子昆莫长大后，在匈奴的帮助下打败了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再度远徙至大夏国境。胜利后的乌孙人遂留居于原大月氏占据的塞族故地，势力逐渐强盛，最终脱离了匈奴的控制。
据《汉书》记载，月氏与乌孙“俱在敦煌、祁连间”。月氏人在酒泉至张掖一带的祁连山下广阔的草原驻牧和从事农业生产，并在今张掖市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一带建立了王城——“昭武城”；乌孙人则在酒泉以西至敦煌间游牧。由于月氏强盛，乌孙为小国，受制于月氏。在秦始皇病死前后，月氏攻灭了乌孙，因此月氏控制着整个河西。
这一时期，秦国通过改革，完善了封建制度，强化了封建政权，充实了国力，逐渐征服了甘肃东部春秋时期保留下来的一些戎狄酋邦，将其完全控制，并对甘肃境内的羌人发动了无数征战性战争。战争的结果，有大量的羌戎人被驱逐出甘肃，融入华夏民族之中，或向其他地方迁徙流动，或仍留在本地，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成为当地土著民族。
乌孙的社会组织，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是宗法的氏族部落组织。战国时期，乌孙已进入阶级社会。《汉书·张骞传》就提到乌孙有布就翕侯。从《汉书·西域传·乌孙传》可以清楚看到，乌孙社会实行昆弥（即国王）为首的专制统治。王位的继承，实行长子继承制。乌孙的政权组织比较简单，昆弥（王）是最高统治者，其下为大禄，相当于相。大禄之下，有左、右大将二人，这是王国最重要的军职。大将以下有“翕侯”，其地位、权势亦极重，大概是实际带兵管民的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高级负责人，也就是原来本部族的首领。乌孙的军事制度，实际是全民皆兵。在“十二万户”的乌孙居民中，有“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可见每户的丁兵均是胜兵，这与匈奴的制度是一样的，“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亦侵伐，其天性也”（《汉书·匈奴传》）。可见，平常的生产组织与战时的军事组织是完全合一的。而组织形式，应该就是从氏族社会接收过来的氏族、部落的外壳。所以，翕侯既是原来的部落首领，又是现在新的军事、生产的领袖。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其富人有四五千匹马。”说明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是很明显的。
乌孙获取奴隶的手段，一方面是把民族内部成员变成奴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利用战争对四周地区的民族掳掠。
乌孙在金塔一带活动时，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的民族。在西迁塞地后则成为“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汉书·西域传》），专事游牧畜牧业生产了。祁连山下广阔的优质草场，为乌孙民族从事畜牧业提供了天然的优良条件。乌孙的牲畜种类，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主要有马、羊、牛、骆驼、驴等，而以马、羊为主。考古发掘中，曾发现马、羊、狗的骨架或部分骨骼，以马、羊骨居多。《汉书·匈奴传》说其“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
根据考古资料，在大约战国时期的乌孙墓葬中，开始发现有谷物和农业劳动工具，如碾谷子用的石头碾子、磨盘、青铜镰刀，烧焦的谷物等。这说明，当时农业已在乌孙社会生产中出现，当然这时的农业生产规模仍然较小，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乌孙统治金塔时期的手工业种类有冶炼、陶器制造、毛纺织、骨角器加工等。
月氏王统治金塔
月氏是自春秋以来就活动于酒泉至敦煌广大地区的古老民族。据《汉书》记载，月氏与乌孙“俱在敦煌、祁连间”。月氏人在酒泉至张掖一带的祁连山下广阔的草原驻牧和从事农业生产，并在今张掖市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一带建立了王城——“昭武城”；乌孙人则在酒泉以西至敦煌间游牧。由于月氏强盛，乌孙为小国，受制于月氏，在秦始皇病死前后，月氏攻灭了乌孙，因此月氏控制着整个河西。
关于月氏的情况，古代史料中多有记载。《史记·大宛列传》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在战国末期到秦时，月氏强盛，匈奴曾一度受其控制；曾打败过匈奴，迫使匈奴头曼单于降服，把儿子冒顿送到月氏作为人质；又击溃了同在敦煌、祁连间游牧的乌孙，杀死乌孙王难兜靡，夺其地盘，迫使乌孙人亡走匈奴。据《括地志》云：“凉、甘、肃、延（应为瓜）、沙等州地，本月氏国”，从凉州（今武威）到沙洲（今敦煌）都在月氏人的控制之下。
冒顿单于时代，匈奴强大起来，与月氏展开了对河西地区的争夺，最后月氏被打败，大部分月氏人被迫西迁，离开酒泉，沿着天山北部，到达原为塞族人居住的伊犁河流域，史称大月氏；后来，又被乌孙王昆莫借匈奴兵打败，月氏与当地的塞人一起再西迁中亚阿姆河流域，并攻占原希腊人统治，后已分裂的“大夏”国地（今俄罗斯南部和阿富汗等地）。公元1世纪，建立了著名的贵霜王国，成为公元1世纪至3世纪时中亚地区的强大国家，并创造了犍陀罗佛像艺术，使佛教迅速向外传播，声威远播。而留居于张掖、酒泉一带祁连山南部的一部分月氏人，依附羌人，散居于羌族地区，史称小月氏。后来因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小月氏中的多数人迁到甘肃、青海间的河湟地区，包括令居（今永登），称为“湟中月氏胡”；少部分留在张掖地区，与汉族杂居，依附汉朝，称为“义从胡”，后来分别融合于羌、汉等民族。
月氏是游牧民族，随畜移徙，盛产马匹。溯其族源，月氏族应为夏王朝灭亡时有虞氏西逃的一支。月氏和大夏一样，虽然起源于中原，但却都属于欧罗巴种的塞族。月氏语言亦属印欧语系。
月氏人有较为完备的五翎侯组织。《后汉书·西域传》载：“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顿、都密，凡五部翖侯。”公元前206年—前203年前后，月氏人离开河西，公元前160年前后辗转到了大夏，有五个氏族部落联盟，这五个翎侯都是各自联盟的首领。这种社会组织是在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大月氏……控弦者一二十万。”有学者根据大月氏的兵力情况推算出月氏人有十万余户，四十余万人口，一二十万骑兵。要管理这样众多的人口和军队，没有较完备的社会组织是不可能的。月氏人按照种姓建立氏族部落联盟，他们将许多氏族联成部落，许多部落结成联盟，每个联盟都有首领，这些首领组成最高层，能力突出者为王。月氏人的这种部落联盟，已具有奴隶制国家性质。
古代游牧民族一般都分有游牧的地段，称之为“分地”，月氏人也不例外。在河西境内他们以昭武为中心，东西又分了几个次中心，东面凉州以姑藏（今武威）为中心，民乐以月氏城（今民乐永固城）为中心，张掖以觻得城（今城西黑水国一带）为中心；西面酒泉以福禄为中心，瓜州以安西为中心，沙洲以敦煌为中心。每个中心都有大小不等的部落首领。这既是社会组织，也是生产组织，更是军事组织。月氏的人口和军队是紧密结合的，人口众，军队多。月氏的军队除了攻灭乌孙、归化西戎、西羌等氏族，就是对付匈奴了。匈奴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才转入奴隶氏族制，并逐渐强盛起来。在它强盛之前，月氏早已强盛。当时月氏威慑力很大，是西北方一个很强大的军事联盟或部落。匈奴头曼单于为了搞好和月氏的关系，只好将自己的太子冒顿送给月氏做人质。也可以说，在战国时期，月氏人凭着众多的人口和强大的军队，驰骋疆场，称雄河西，连匈奴人也望其项背。这是月氏人在河西的全盛时期，也是月氏人在河西光辉灿烂的顶峰。
月氏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祁连山下广阔的优质草场，为月氏民族从事畜牧业提供了天然的优良条件。他们放牧的牲畜品种主要有牛、羊、马、驴、赢，还有駃騠和騊駼（古代良马名）等。羊是游牧民族主要衣食之源，月氏人不仅养羊数量大，而且养得好。由于月氏人放牧的草场自然条件优越，既是天然草场，又适宜发展农业，久而久之，游动少了，相对固定了，月氏人又重新重视农业了。月氏人的祖先原本擅长农业，在适宜农业的环境中，重新重视农业，也是极自然的。这从月氏人离开河西辗转到大夏，并很快适应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的事实也可以得到印证。他们较大规模的在河流两岸的低平地区开垦耕地，用各种木石骨蚌农具和青铜农具耕播。为了防洪排涝建立起农田沟洫体系。与此相联系，垄作、条播、中耕技术和选种、治虫、灌溉等技术亦已萌芽，休闲制逐步取代了撂荒制。为了掌握农时，人们已开始利用物候知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农业虽然还保留着原始农业的某些痕迹，但无论工具、技术、生产结构和布局都有很大进步和变化，精细耕作技术已在某些生产环节出现。
月氏统治金塔时期的手工业种类有冶炼、陶器制造、毛纺织、骨角器加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