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1930年，瑞士的贝格曼和其他的中国专家在黑河——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地区，开掘了60个区，其中21个区有采集品，他们发掘的坑道有586处，在其中的463个坑中，采获了汉代竹木简牍及有文字的物品534包，约计14000余枚竹木简，仅登记工作就历时4个月。
  原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将这批简运到北京后，贝格曼强烈要求将这批简带回瑞士，但刘半农、马衡（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沈仲章、周养庵等众多著名学者坚决反对，并进行了交涉。早在考察团出发之前，双方协议中就对发掘的文物归属作了明确的规定，凡是有文字资料的都留在中国。在众多学者们的据理力争下，汉简留在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但是仍有3000多件文物被贝格曼带走。20世纪50年代中瑞建交的时候，这批文物才回到祖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按照中瑞协定，将这批居延汉简送到北平图书馆保存，理事会推荐马衡和北大教授刘半农整理研究，后来又将居延汉简转存到北大图书馆。
  “七·七”事变爆发前，北平的大批人逃往南方，北大的师生及部分图书也转移到其他各地，由于时间仓促，存在北大图书馆的居延汉简和其他稀世珍品便无人顾及。
  沈仲章是刘半农先生的弟子，当时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干事，他十分清楚这批居延汉简的史学价值，看到在北大进进出出的日本兵，本来也要转移的他便冒着生命危险藏留了下来，等待时机偷运这批简，几个仍留在北大的人员也加入了进来。他们每夜出动，先后分四次把居延汉简偷运出来。
  这时刘半农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北大语言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周殿福得知后，也冒险参与偷运行动，他们把居延汉简和其他文物转移到北长安街的一个小庙里。本来沈仲章要带这批居延汉简到上海找北大负责人，走之前为了安全便委托德华银行保管。形势紧张，到上海的沈仲章坐了一天半的火车却只到天津，沈仲章在火车上度日如年，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甚至没上厕所。深夜到达天津后，沈仲章蹲在火车站提心吊胆地等天亮，因为他抢救出来的国宝的收据和他的全部财产的支票就藏在一顶破草帽里。在天津为进入法租界沈仲章费尽周折，终于与北大撤退到长沙的徐森玉教授和前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另一个负责人傅斯年取得联系，他们发电报说，会派专人来联系并运送居延汉简南下。
  滞留天津风险重重，后来听到消息的徐森玉先生来到天津，联系了居延汉简的落脚地——香港大学。沈仲章又偷偷回到北平，将这批居延汉简先用木箱后用铁皮箱装成两大箱，委托一家瑞士商行托运箱子，因为当时盘查得非常紧，而这家商行后台硬，一般不受检查相对稳妥些。在许多人的帮助下，他们观察日本人盘查的时间规律，寻找机会上船，最后终于避开日本人的检查安全上船。轮船到青岛后，由于要临时装运另外一批货物，在青岛还要停泊十几个小时，沈仲章便下船寻找在青岛的其他教授，并顺便给长沙发电报，告知居延汉简已南下，请派人到香港接收，谁知电报发完后归来时，托运居延汉简的轮船已经开走了。沈仲章赶忙给轮船船长汤麦斯发电报，请他帮忙把箱子交给船上的吴景祯先生，让吴先生到香港后交给香港大学校长蒋梦麟。
  有人回忆说，居延汉简运到香港后，大家还是小心万分，为居延汉简的事情，徐森玉特地从香港给远在长沙的傅斯年发了一封电报：“本简已安全运港。拟用公（傅斯年）及仲章、鸿宝三人名义存香港大学。务希电允。排照影印亦拟进行，并盼指示。回电由许地山转。”
  由于当时情况特殊，他们同当时在香港大学的蒋梦麟校长、许地山教授等人协商后，决定将居延汉简存入香港大学保管，具体指派沈仲章负责整理和照相，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制版印刷，予以出版，可惜后来书版皆毁。
  1940年6月，战火向香港逼近，居延汉简的去向再一次成为专家们关注的热点。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改变计划，商议准备运往美国。这时候，胡适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他在信中表示：“适当谨慎担负，务求安全无危险，请诸兄放心。”1940年8月4日，居延汉简由香港起程，10月中旬顺利运到美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时隔25年后，经台湾当局与美方接洽，居延汉简于1965年11月运至中国台湾，至今保存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