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活动的探究和记录，形成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有的流传下来，经过后人整理、研究，形成了丰富的典籍文化；有的埋藏地下，经过考古发掘才不断面世，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居延简牍就是难得的文献资料，它对历史，特别是秦汉历史的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它既可以解决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又可丰富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内容，把历史研究推上新的台阶。
  居延汉简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它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第一，居延简牍的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
  简牍作为出土的一种历史资料，它虽属历史文献学的范畴，但它内容丰富繁杂，涉及范围很广，自身又具有一种独立的文化内涵。就拿居延汉简来说，根据劳干先生的研究，可把它归纳为七大类：第一类是简牍之制，如封简、检署、露布、版书、符券等；第二类是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如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赀、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马、大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吏与武吏、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等；第三类是有关史事文件举例，如武帝诏书、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人等；第四类是有关河西四郡问题，如四郡建制及福禄县、武威县、居延城、居延地望等内容；第五类是边塞制度，如边郡制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雇佣等；第六类是边塞生活，如粮食、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着、缣帛、古代记时之法、五夜等；第七类是书牍与文字，如书牍、“七”字的繁写、《仓颉篇》、《急就篇》等。从分类看，居延汉简的内容包罗万象，把边塞地区的政治制度、军事防御、屯戍生活、社会状况记述得详尽入微。其中的许多记载都是正史和其他文献资料上没有的，这为研究汉代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不可低估。
  第二，居延汉简不仅形成了一门学科——简牍学，而且这门学科已成为国际显学。
  自《玄怪录》记载北周末年发现第一枚居延汉简以来，直到20世纪初在居延一带出土大批汉简，汉简引起了世人瞩目，国内外潜心研究者不乏其人，其中王国维、劳干、陈梦家等专家学者的成就较大，《流沙坠简》、《居延汉简考释》、《汉简缀述》等一批专著相继问世，为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这一时期的发掘尚属初期阶段，发掘手段也较落后，真正运用科学考古方法发掘是在建国以后才开始的。1959—1992年，先后在破城子、肩水金关、大湾城等地方发掘出土大批汉简，从事整理和研究简牍的工作者也不断增加，一批科学论文不断丰富和充实了简牍研究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简牍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简牍学，不仅国内在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揭示了历史上许多事件的真实面貌，而且中国港、澳、台地区和韩、日等国家对中国发掘简牍的研究也日趋炽盛，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简牍研究的专家。简牍学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从事秦汉魏晋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极为重视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包括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等各方面的内容。因而，随着简牍的不断发掘、整理和研究，使这门学科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的国际显学。
  第三，居延汉简是一部完整而珍贵的汉代编年体档案史。
  居延汉简内容丰富，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等，是一部完整而珍贵的汉代编年体档案史。它不仅记录了汉代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历史，而且还保留了一些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涉及汉代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领域的珍贵资料。特别是完整的簿册，反映的内容丰富而有价值，表现在它全部为原始记录的文书档案，是当时当事人的笔录，或为部属记述经主吏过目，或为原文书的抄本。不少文书档案，详述了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人物、事件明明白白，使不少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跃然简上。其中有纪年简1222枚，从武帝元朔元年至新莽及东汉建武初年，年号基本上是连续的。比如简文中对汉代边塞地区的侯官、部、关三种军事建筑的规模、布局、结构、建筑方法以及军事性能的记载，不仅丰富了古代建筑史和军事建筑学的内容，弥补了正史记载之不足，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及屯戍活动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到20世纪90年代，除少数爰书简、律令简已发表外，学者对其他汉简仍在继续研究，包括考释文字、复原册簿形制和全面整理分析简册内容等。
  第四，居延汉简科学发掘保证了进行综合研究所需要的资料。
  居延汉简是以科学发掘而获得，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层位与地点的准确位置，从而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明其时代、地点与机构性质。如发掘记录、摄影、测量、绘图以及等高线测定等，都为简牍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数据和依据，科学挖掘保证了进行综合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为史学、考古学研究开拓出一条宽广的道路。
  至目前，专家学者对居延汉简的考古和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已获六大突破：
  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从而结束了以往单纯根据劳干的释文从事研究的时代。
  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次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城、地湾城、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三、早在《居延汉简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居延汉简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在1980年《居延汉简甲乙编》问世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有机会见到了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1991年，在中国举办的首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裘锡圭的《谈谈辨释汉简文字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就如何准确释读汉简文字方面的问题，做了精彩的发言，并归纳出：（一）应该注意不要释错草体字；（二）应该注意不要释错古体、别体；（三）应该注意不要误合二字为一字或误分一字为二字；（四）应该注意残片的缀合；（五）应该注意通用字的原形；（六）应该注意文义。
  四、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缀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缀联成的“永光二年侯长郑赦予宁书”。由此可知，绝大多数居延汉简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缀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认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一）在居延汉简，从整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二）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对应，有各自固定的书写格式；（三）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缀联成册书的；（四）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五）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
  五、1998年，中国台北出版了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居延汉简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地呈现出来，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
  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侯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侯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侯官所辖的第四侯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以下五宗简牍：（一）1982年，甲渠侯官采集的散简20枚；（二）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三）1976年，居延都尉卅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四）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五）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的散简1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侯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