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考古资料证明，居延地区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在历史上，居延是各少数民族活动频繁的区域，是东西南北华夏文化交流的孔道。居延境内有沿黑河通向南北的大道，东面合黎山为其天然屏障，北边狼心山和孤红山自成锁钥，具有近屏河西、远控天山和黄河之势。这里是大漠孤烟、胡笳声咽的边陲要地，是河西走廊中段之北部咽喉，是中央王朝联系西北少数民族的桥梁。
  居延县的取名
  居延县，根据人文环境取名法取名。管辖范围：今金塔县境东部。相关联的地名：额济纳、居延泽、居延遗址、居延塞防线、居延丝绸古道、居延塞、肩水金关、居延海。
  据《宁夏纪要》：“‘额济纳’蒙古语为‘幽隐与沙漠’之意，其语源一说为‘亦集乃’之音转，以该旗境内有大海，汉人称为居延海或居延泽；故元代以前，史册均称居延海或居延泽；所置县郡，亦以‘居延’名之。”
  居延地区，泛指今甘肃省金塔县东部至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河流域，曾称为“瀚海”、“大幕（漠）”、“流沙”、“弱水流沙”等。《尚书·禹贡》记载：“雍州弱水既西”，“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这里的流沙，指巴丹吉林沙漠以及居延泽周围地区。“弱水”指水流小而急湍，多漩涡，难行舟，故称“弱水”。
  《史记·卫将军骠骑传》是史册中有关“居延”的最早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大将军卫青两过居延，是居延地区正式归汉朝政权管辖的开始。史书记载，战国时一部分朐衍之戎进入河西，被译写为“居繇”（“居延”为“居繇”的谐音）。现在人们把繁衍在黑河下游（即弱水）两岸的先民称为“居延人”。把他们创造的古文明称为“居延文化”，其中居延汉简最为著名。把现存于这里的古城址、烽燧等古遗址称为“居延遗址”。
  居延县建制沿革
  据考古资料表明：居延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的一个分支。居延地区先秦时称为“弱水流沙”，秦汉以后始称“居延”。据考证，“居延”为匈奴语，意为“天池”或“幽隐”之意。《尚书·禹贡》记大禹治水，为疏通九郡大川，曾“导弱水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弱水”即为今日黑河——额济纳河，“流沙”则指居延泽。从远古时期开始，居延就是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孔道。自古为羌戎之地，“西羌”、“西戎”是这块土地上古老的先民。先民们在这块沃土上繁衍、劳作、生息，为灿烂的中华民族史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也为自己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
  两汉四百余年，是居延地区空前发展的时期。西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匈奴占据河西后，居延归属匈奴右地。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入居延收复河西，居延地区归属汉朝政权管辖。根据周振鹤教授《西汉政区地理》最新考证，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在浑邪王故居〓得城（据说是今甘州区黑水国北城）始置酒泉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出置敦煌郡，同时分出焉支山以东置张掖郡。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发戍甲卒18万，在“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两都尉，以卫酒泉”，保障中原通往西域道路的畅通。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遣强弩都尉路博德修筑遮虏障于居延城。当时的居延都尉府就坐落在居延泽西岸的绿洲上，其下属的烽燧障塞分别由甲渠（破城子）、卅井（博罗松治）和殄北（宗间阿玛）三个侯官管辖。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又析张掖郡分置武威郡。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改置为张掖郡居延属国。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设置骊靬县。同时，酒泉郡治由〓得县移治禄福县（东汉改名福禄县），张掖郡治由张掖县移治〓得县。调整后的张掖郡辖〓得、昭武、删丹、氐池、屋兰、日勒、骊靬、番和、居延、显美十县。东汉仍设张掖郡，辖县除居延、显美外，其他八县从旧。王莽篡汉后，张掖郡改称设屏郡，同时改所领县名，故“居延”改“居城”。窦融入驻河西后，又将“居城”恢复为“居延”。汉安帝时期（107年—125年），居延属国升格为郡一级行政机构，张掖郡境内分设张掖、居延二属国，不再由张掖郡辖属。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张掖分置西郡，辖日勒、删丹二县。又在居延设西海郡，将骊靬、番和划归武威郡。
  三国时期，张掖郡辖〓得、昭武、屋兰三县；西郡辖日勒、删丹、仙堤、万岁、兰池（氐池易名）五县；西海郡辖居延县。撤销二属国。西晋至前凉，张掖郡辖永平（〓得）、临泽（昭武）、屋兰三县；西郡、西海二郡辖县仍旧。
  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以后，居延先后被前凉、后凉、北凉、西凉割据。前凉张骏十二年（335年）分置建康郡，辖表氏（今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乐涫（今甘肃省酒泉下河清）二县；张祚（354年—355年）时置汉阳县（今甘肃省民乐永固城）；张玄靓（355年—363年）时以汉阳县地设祁连郡，辖汉阳、祁连二县；张天锡（363年—376年）置临松郡（治今民乐南古城），辖安平、和平二县（一说只辖临松县）。前秦时，今张掖境内设六郡：张掖、西郡、西海、建康、祁连、临松。后凉时，辖域除上述六郡外，在临泽置临池郡、屋兰置西安郡，共八郡，皆隶凉州。北凉前期，段业建都建康，沮渠蒙逊建都张掖期间，均兼凉州牧。
  永安十年（410年）置金山郡（今甘肃省民乐）。此期凉州辖十一郡：张掖、西海、西郡、建康、祁连、金山、临松、临池、西安、酒泉、凉宁。北凉后期，北凉建都张掖期间，张掖为凉州，武威为秦州。迁都武威后，凉州移治姑臧，张掖改置秦州，辖张掖、临池、西安、西郡、临松、祁连、金山、西海八郡（建康、酒泉、凉宁划归新置的沙州）。北魏前期，凉州移治张掖，遂称西凉州；张掖郡移治番和（今甘肃省永昌县西）。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郡县改设军镇，西凉州辖武威、敦煌、枹罕、鄯善四镇，张掖军隶武威镇。北魏后期，改镇为州；张掖继续保留西凉州建制，辖张掖、西郡、临松、建康、酒泉五郡。西魏至北周，西魏恭帝元年（554年），改西凉州为甘州，辖建康郡（领表氏一县）、酒泉郡（领福禄、安弥、乐涫三县）、张掖郡，临松、西郡并入张掖郡（领永平、山丹、兰池、万岁、仙堤、金山六县）。
  隋代前期，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并县撤郡，由州辖县。甘州撤金山、兰池、万岁、仙堤，并入山丹县；撤销安弥、表氏，并入福禄县；改永平县为酒泉县，甘州直辖酒泉、山丹、福禄县。隋大业初改州为郡，改甘州为张掖郡，改酒泉县为张掖县，改山丹县为删丹县。张掖郡辖张掖、删丹、福禄三县。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改张掖为甘州；析甘州之福禄县与瓜州之玉门县另置肃州。甘州辖张掖、删丹二县。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又改甘州为张掖郡；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称甘州。唐代曾设安北都护府和“宁寇军”，统领居延地区军政事务。“安史之乱”期间，河西走廊被吐蕃切断，居延地区成为长安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
  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居延地区先后被吐蕃、回鹘、契丹所占据。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河西被吐蕃占领后，置武威、敦煌两个军镇，甘州隶属武威军镇。五代，甘州为回鹘所居。
  北宋至南宋，西夏占据甘州后，置甘肃监军司、镇夷郡、宣化府。南宋时改镇夷郡、番和郡为州，镇夷郡直辖镇夷、番和州及西凉府；撤宣化府置甘州城司，镇夷州直辖甘州城司及删丹县。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居延地区被西夏占据，进入了又一个繁荣时期。
  西夏在这里设置了黑山威福军司和黑水燕军司（今金塔县境东部）等机构。
  元代，甘州前后设过两个省级都会。1205年始，成吉思汗四次出兵，途经居延地区以击河西。1226年，元军破黑山威福军司和黑水镇燕军司（今金塔县境东部），居延地区归附元军。
  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置甘肃路总管府，至元八年（1271年）改为甘州路总管府；同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至元十八年（1281年）置甘肃行中书省，辖七路二直隶州，即甘州、永昌、肃州、沙州、亦集乃、宁夏府、兀剌海路和山丹、西宁州。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设立“亦集乃路总管府”，统领居延地区的军事务，属甘肃行中书省所辖。由于元代疆域空前扩大，居延地区便成为中原通往西域和漠北的交通枢纽，其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各类佛教寺庙、古塔以及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随处可见。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征虏将军冯胜率军取甘州，在张掖置甘肃卫，并攻克亦集乃路。居延地区成为甘州卫（辖今金塔县境东部）和肃州卫（辖今金塔县境西部）的边外地。汉时在居延地区修筑的军政设施及其屯垦设施也逐渐被废弃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从庄浪（今永登）移陕西行都司于张掖，先后辖甘州左、右、中、前、后五卫及永昌卫、凉州卫、庄浪卫、西宁卫、山丹卫、肃州卫、镇番卫共十二卫，并直辖镇夷、古浪、高台、碾伯四个守御千户所。永乐年间，明政府在张掖设甘肃镇，辖属四道：分巡西宁道（驻甘州卫城）、分守西宁道（驻凉州卫）、肃州兵备道（驻肃州卫）、西宁兵备道（驻西宁卫）。
  清世祖顺治十五年（1658年），甘肃巡抚由甘州移驻凉州。康熙二年（1663年），甘州置甘肃提督，领甘肃、宁夏、西宁、安西四镇总兵；改分巡西宁道为甘山道。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撤销陕西行都司置甘州府，撤销甘州卫置张掖县，山丹卫改为山丹县，撤销高台、镇夷二户所（今金塔县境东部），设置高台县。雍正七年（1729年），高台县划归肃州。高宗乾隆八年（1743年），改甘山道为甘肃道，移治肃州。以张掖县丞分驻东乐，置东乐分县。乾隆十五年（1750年），甘州府分张掖置抚彝厅（甘州分府）。至此，甘州府下辖二县（张掖、山丹）、一分县（东乐）、一厅（抚彝）。
  民国二年（1913年），存道废府，州、厅、分县俱称县；撤销甘州府；抚彝厅、东乐分县改称抚彝、东乐县。张掖、山丹、东乐、抚彝四县归河西道（治武威）管辖；高台县属边关道（治酒泉）。民国十六年（1927年），改道为行政区，张掖等四县由省直辖，高台县仍属安肃行政区。民国十八年（1929年），抚彝县改为临泽县；东乐县改为民乐县，并移治洪水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甘肃省分设七个行政区，河西设第六、第七两个行政区，张掖、山丹、民乐、临泽县属六区（治武威），高台县属七区（治酒泉）。
  居延县历史地位
  据《史记》、《汉书》所载，阴山两麓有林胡、楼烦等部，祁连山北麓有月氏族，天山北麓有乌孙族，南麓则是定居的“城郭诸国”，北面直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居住着历史上著名的匈奴族。据考，早在战国时期，匈奴族在我国大漠南北逐渐兴起。铁器的使用，加快了匈奴族内部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建立。到公元前2世纪，居延终于完成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原始社会的解体过程，形成了“龙庭”的权力中心。匈奴为了控制这片土地，以白羊、楼烦二王部驻牧于今鄂尔多斯地区，以休屠王所部驻河西走廊东段，并在谷水（今石羊河）中游西岸修建了休屠城。以觻得王部驻河西走廊中段，在弱水上游修建了觻得城。浑邪王驻守西段，以尉犁为中心，设僮都尉，控制各地并征收赋税、财物。当时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口上的楼兰国也役服于匈奴。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指挥汉军，自云中（今内蒙古黄河西北隅的托克托）渡河进入鄂尔多斯地区，破白羊、楼烦两部，驱逐了匈奴势力，收复了秦时故地，史书中称为“河南地”、“新秦中”。汉王朝修复了秦时所筑城塞，派兵戍守，移民设郡县，巩固收复土地，解除了长安的威胁。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率骑兵自陇西郡（今临洮县）出发，向西北进军，跨黄河、湟水，越焉支山（今乌鞘岭一带），袭击驻守在武威地区的休屠王所部，取得了很大胜利。《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载：“元狩二年春，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几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楼兰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什七。”这次战役敲开了河西走廊的东部大门。据《史记·卫将军骠骑传》载：“同年卫青将军出兵陇东，矛头北……而骠骑将军出北地……天子曰：骠骑将军过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史记·匈奴列传》亦云：“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亦记述曰：“其夏，去病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上曰：骠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得。”这是汉军第二次大规模反击匈奴，兵分两路，一路由合骑侯公孙敖指挥，一路仍由霍去病率领，可惜公孙敖因失路未能与霍去病相配合。但霍部仍取得了很大胜利，河西走廊的中、西部已全部为汉军所占领。
  汉得河西以后，先后建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居延为河西走廊中段之北部咽喉，具有近屏河西、远控天山和黄河之势，乃汉中央王朝与匈奴领主激烈争夺之地。《汉书·李广利传》载：“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保卫酒泉就是要保证去西域的道路畅通，也就是保证西征军的后勤供应线无阻。
  在汉唐以至明清统一强盛的时代，居延既是边陲重地，又是王朝联系西北少数民族的桥梁。“居延丝绸古路”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古代西方的宗教、艺术、哲学以及物种在这里传播、生根；大量胡商贩客、僧侣艺人、使者役夫在此流连忘返，行踪遗俗，迄今犹存。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使居延遗址同古丝绸之路上的罗布泊和楼兰古国一样闻名遐迩。20世纪初，居延遗址由于俄国人科兹洛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等来华的盗掠和调查而引起世界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工作者多次在居延遗址一带进行调查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些资料的获得，为居延遗址的保护规划和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居延遗址作为西汉王朝在西北地区重要的军事防御体系，留下了亭燧障塞、边城古墓和阡陌河渠等大量丰富的文化遗存。1982年，居延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这一区域内的魏晋隋唐和西夏蒙元时期的遗存，特别是西夏时期的经文雕塑、古城佛塔、夯土高台墓群和元代的文书，内涵异常丰富，同样具有重要的保护和研究价值。这些分布范围广阔、文化特征鲜明的古代文化遗存，其内容涉及居延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生态环境变迁等诸多领域，具有较高的考古学术研究价值。
  居延的辉煌距我们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今天面对着这些令世人瞩目的古代历史文化遗存，不仅仅是要发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和发掘其深邃的历史文化价值，认识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金塔是居延汉简的重要考古地
  居延遗址甘肃部分包括汉代都尉府大湾城，汉代侯官所在地地湾城，汉代侯官要塞关址肩水金关等。1988年，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3处古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塔县是居延汉简的重要考古地和发掘地。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遗址发掘居延汉简10200枚，其中在肩水金关故址出土居延汉简850枚。
  1973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居延遗址发掘居延汉简19400枚，其他实物1311件。
  1986年，甘肃省组织专人对地湾城进行发掘，共出土居延汉简约2000枚。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珍贵文物。
  至2008年，居延遗址已发掘居延汉简3万余枚。居延汉简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它涵盖了汉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完整而珍贵的汉代编年体档案史。
  居延汉简是汉代档案库
  汉简，系汉代木简和竹简的总称。人们习惯上把竹简称为“简”，把木简称为“牍”，把竹木简称为“简牍”。简牍，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还很少发现，是造纸技术发明前古人用以记事、著文载史的主要材料。简牍的内容广泛，涵盖了经史文集、诸子百家以及尺牍、版图等。历史上有名的简牍有孔壁藏书、居延汉简、云梦秦简、长沙马王堆汉简及走马楼吴简等。中国文字从上至下直行书写，从右向左依次排列即源于简牍。中国文字中不少词汇成语都与简牍有关，如籍、簿、杀青、学富五车、断简残篇等。由此可见，简牍在中国历史文化上影响之深远。
  西汉时期，我国虽然已经发明并使用纸张，但是，由于当时纸张的数量有限，质量低劣，因此，人们仍然把用竹子和木板制作成的竹片和木片作为文字书写主要工具。用作书写文字的竹片和木片，就叫竹简和木简。木简也叫木牍，把简用绳子穿连起来的叫“册”。
  简，始于殷，末于晋。《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经史学家考证，此处的“册”与“典”，很可能就是竹简或木牍。
  竹木易朽，简在历史上发现甚少。据舒学《我国古代竹木简发现出土情况》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发现并见于报道的有七次；新中国成立后发掘出土并见于报道的，截止1975年，只有二十二次。近20多年来，在我国西北地区又相继发现了部分简牍。其中，就数量和质量而言，尤以汉简为最。全国先后总计出土简牍约4万余枚，而居延汉简就达3万余枚。
  居延汉简，首次发掘于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地区一次性发掘出土汉简一万余枚。这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世界，人们把殷墟甲骨文、故宫明清档案、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并称为20世纪初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从1972年开始，我国考古界又在居延地区进行了为期四年的集中考察，并获得更为惊人的重大发现，共发掘出土汉简二万余枚，更为可贵的是其中包括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簿册七十多个。这是我国历来发现简牍最多的一次考古发掘，曾被誉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居延”也成为汉简的代名词。“居延汉简”这个耀眼的名字，在世界考古界和史学界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据史载，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置居延、休屠两县，派18万田卒在这里耕戍，并大规模修筑军事设施，进行戍守，这种活动一直延续了近200年，至今在居延地区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城障烽塞遗迹。在历史的长河中，勤劳智慧的先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以黑城、肩水金关、大湾城、地湾城为代表的居延简牍，是我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的惊人伟绩。
  居延汉简的学术价值
  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活动的探究和记录，形成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有的流传下来，经过后人整理、研究，形成了丰富的典籍文化；有的埋藏地下，经过考古发掘才不断面世，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居延简牍就是难得的文献资料，它对历史，特别是秦汉历史的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它既可以解决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又可丰富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内容，把历史研究推上新的台阶。
  居延汉简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它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第一，居延简牍的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
  简牍作为出土的一种历史资料，它虽属历史文献学的范畴，但它内容丰富繁杂，涉及范围很广，自身又具有一种独立的文化内涵。就拿居延汉简来说，根据劳干先生的研究，可把它归纳为七大类：第一类是简牍之制，如封简、检署、露布、版书、符券等；第二类是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如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赀、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马、大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吏与武吏、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等；第三类是有关史事文件举例，如武帝诏书、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人等；第四类是有关河西四郡问题，如四郡建制及福禄县、武威县、居延城、居延地望等内容；第五类是边塞制度，如边郡制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雇佣等；第六类是边塞生活，如粮食、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着、缣帛、古代记时之法、五夜等；第七类是书牍与文字，如书牍、“七”字的繁写、《仓颉篇》、《急就篇》等。从分类看，居延汉简的内容包罗万象，把边塞地区的政治制度、军事防御、屯戍生活、社会状况记述得详尽入微。其中的许多记载都是正史和其他文献资料上没有的，这为研究汉代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不可低估。
  第二，居延汉简不仅形成了一门学科——简牍学，而且这门学科已成为国际显学。
  自《玄怪录》记载北周末年发现第一枚居延汉简以来，直到20世纪初在居延一带出土大批汉简，汉简引起了世人瞩目，国内外潜心研究者不乏其人，其中王国维、劳干、陈梦家等专家学者的成就较大，《流沙坠简》、《居延汉简考释》、《汉简缀述》等一批专著相继问世，为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这一时期的发掘尚属初期阶段，发掘手段也较落后，真正运用科学考古方法发掘是在建国以后才开始的。1959—1992年，先后在破城子、肩水金关、大湾城等地方发掘出土大批汉简，从事整理和研究简牍的工作者也不断增加，一批科学论文不断丰富和充实了简牍研究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简牍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简牍学，不仅国内在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揭示了历史上许多事件的真实面貌，而且中国港、澳、台地区和韩、日等国家对中国发掘简牍的研究也日趋炽盛，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简牍研究的专家。简牍学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从事秦汉魏晋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极为重视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包括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等各方面的内容。因而，随着简牍的不断发掘、整理和研究，使这门学科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的国际显学。
  第三，居延汉简是一部完整而珍贵的汉代编年体档案史。
  居延汉简内容丰富，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等，是一部完整而珍贵的汉代编年体档案史。它不仅记录了汉代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历史，而且还保留了一些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涉及汉代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领域的珍贵资料。特别是完整的簿册，反映的内容丰富而有价值，表现在它全部为原始记录的文书档案，是当时当事人的笔录，或为部属记述经主吏过目，或为原文书的抄本。不少文书档案，详述了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人物、事件明明白白，使不少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跃然简上。其中有纪年简1222枚，从武帝元朔元年至新莽及东汉建武初年，年号基本上是连续的。比如简文中对汉代边塞地区的侯官、部、关三种军事建筑的规模、布局、结构、建筑方法以及军事性能的记载，不仅丰富了古代建筑史和军事建筑学的内容，弥补了正史记载之不足，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及屯戍活动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到20世纪90年代，除少数爰书简、律令简已发表外，学者对其他汉简仍在继续研究，包括考释文字、复原册簿形制和全面整理分析简册内容等。
  第四，居延汉简科学发掘保证了进行综合研究所需要的资料。
  居延汉简是以科学发掘而获得，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层位与地点的准确位置，从而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明其时代、地点与机构性质。如发掘记录、摄影、测量、绘图以及等高线测定等，都为简牍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数据和依据，科学挖掘保证了进行综合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为史学、考古学研究开拓出一条宽广的道路。
  至目前，专家学者对居延汉简的考古和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已获六大突破：
  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从而结束了以往单纯根据劳干的释文从事研究的时代。
  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次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城、地湾城、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三、早在《居延汉简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居延汉简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在1980年《居延汉简甲乙编》问世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有机会见到了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1991年，在中国举办的首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裘锡圭的《谈谈辨释汉简文字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就如何准确释读汉简文字方面的问题，做了精彩的发言，并归纳出：（一）应该注意不要释错草体字；（二）应该注意不要释错古体、别体；（三）应该注意不要误合二字为一字或误分一字为二字；（四）应该注意残片的缀合；（五）应该注意通用字的原形；（六）应该注意文义。
  四、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缀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缀联成的“永光二年侯长郑赦予宁书”。由此可知，绝大多数居延汉简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缀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认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一）在居延汉简，从整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二）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对应，有各自固定的书写格式；（三）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缀联成册书的；（四）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五）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
  五、1998年，中国台北出版了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居延汉简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地呈现出来，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
  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侯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侯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侯官所辖的第四侯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以下五宗简牍：（一）1982年，甲渠侯官采集的散简20枚；（二）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三）1976年，居延都尉卅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四）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五）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的散简1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侯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解读《肩水金关汉简》
  由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联合编纂的《肩水金关汉简》，2011年8月，由中西书局正式出版发行，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展示甘肃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提升地域文化品牌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肩水金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所辖的一处出入关卡，是河西走廊进入居延地区的必经之地，含有“固若金汤”之意。早在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考古调查，在29处遗址发掘1万多枚汉简，其中：肩水金关发掘汉简850余枚。过去在整理这批汉简时，不管是出自南部肩水都尉所属地段还是出自北部居延都尉所属地段，统称为居延汉简，相沿已久，约定俗成，纵观古今，肩水都尉和居延都尉属于南北相邻的两个地区。南部的障塞烽燧属汉代的肩水都尉，地理范围在今甘肃省金塔县境内；北部的障塞烽燧属汉代的居延都尉，地理范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
  1972—1974年，甘肃省文物部门主持发掘甲渠侯官（破城子）、第四燧以及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汉简8400多枚，分别于1990年和1994年由文物出版社、中华书局以《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为名出版。据考证：肩水金关遗址大规模的发掘始于1973年7月至9月，历时75天。发掘结束后的初步整理和释文初稿依托甘肃省博物馆成立的简牍整理研究室实施。初步整理工作分为四步：第一步，拆包清点，清剔泥沙，对能够缀合的断简加以拼接；第二步，按出土时间、地点、探方、居位逐简进行编号；第三步，填写档案（包含编号、质地、尺寸、形制、草图、完残程度、文字、书体、格式、时代纪年、内容、校释者与校释时间）；第四步，拍照和释文校正。1980年后，国家文物局成立文献研究室调集全国著名专家和部分发掘工作者对居延新简依据照片和释文初稿进行再次整理校改。
  居延新简的整理、研究、出版曾被列入“六五”期间和“八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虽然其间的人事更替、机构变动、工作衔接等因素使该项工作受到了影响，但整理工作并没有完全停顿。1988年夏秋之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关汉简的研究再次进行整理校改，这次校释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新的提高。2007年，甘肃省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金关汉简的整理出版被提上议事日程。简牍保护研究工作者重新拍摄照片，力争用最清晰的彩色照片和红外照片，把原简原貌和文字信息最大限度地呈现给读者，并再次过滤和修订释文，力争把错释漏释消减到最低程度。
  《肩水金关汉简》拟分五卷十五册出版，共收录肩水金关汉简两千三百五十一枚和诸多肩水金关汉简释文，有许多简牍属首次展示。
  居延塞防线遗迹
  居延在历史上是河西地区的北部屏障和门户，历代王朝都在这里重兵设防，苦心经略。为抵御匈奴骚扰，保障河西地区的安全，加强边塞设防，阻止匈奴南进，汉武帝选派精兵良将，移民屯垦戍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筑长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政府派遣强弩都尉路博德由张掖筑塞至居延泽，这次由河西走廊向北沿黑河两岸修筑了防御塞墙和烽燧，并修筑了若干城、障、关、亭。其东北方与光禄勋、徐自为在五原塞外所筑外长城相接，西南方与酒泉郡所筑塞墙连接，是汉代交通要道的主要防线。
  汉武帝派遣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兴筑的边塞，称居延边塞或居延塞，它的东北端与光禄塞相连，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北部与上述外城南线相连，西行至今苏古淖尔南，再沿额济纳河（弱水、黑水）两岸向西南方上游延伸，伸入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总长约350公里。
  汉时所筑烽燧多呈底宽上窄的方柱形和梯形，大多以当地的胡杨木、梭梭柴、红柳或芦苇、芨芨草为筋，其结构按其用料和筑法可分为四种：一是用土坯砌筑；二是用砾石、石片筑成；三是用土坯包砌，内填夯土；四是用黄胶土夯筑而成，其夯层一般10厘米左右，最厚处22厘米，现在保存较为完好的汉烽燧残高有6～10米，一般均为2～3米，有的不及1米。
  汉代居延边塞下设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居延都尉所辖塞墙烽燧，分别属于殄北侯官、甲渠侯官、卅井侯官管领。殄北侯官管领居延海以北地带，称殄北塞，治所在宗间阿玛，其北面临近戈壁，地表多见沙化，无法证实原来是否筑有塞墙，所见烽燧遗址呈东西向排列，部分在高地上兴筑的或用石块垒砌的烽燧，其间距2～10公里保存相对完整。甲渠侯官管领今伊肯河西岸地段，称甲渠塞，治所在破城子，其中北半部位于戈壁边沿，塞墙遗迹也较明显，墙体多用石块垒砌两侧，中间填碎石沙土，或用土石积压柴草而成，基宽约3米，残高0.5～1.5米；沿线内侧筑有烽燧，间距1～1.5公里，形成列燧。卅井侯官管领居延海以南地带，通称作卅井塞，东起自居延海南的博罗松治（保尔川吉），向西偏南方向伸延，至布肯托尼（布很桃来），其中西南地段见有长约45公里的塞墙，墙体多为石砌加沙土，沿线烽燧大部分筑在塞墙南侧的山冈上，这条东北至西南向山冈的岩石裸露，所筑烽燧及其旁侧的坞墙及房屋多用石块垒砌。居延泽西南方的区域内，分布着许多烽燧和城障遗址，主要有：居延城遗址、瓦因托尼障址、杜家乌苏障址、红城子障址（乌兰德勒布井）、温都格特日格障址等。居延边塞的南半部，属肩水都尉管辖，下属有橐他侯官、广地侯官及肩水侯官。居延塞的南端伸入甘肃省金塔县境内，主要为肩水侯官所管领地段，从额济纳旗的居延古城起，到金塔县航天镇境内的东大湾城遗址，城堡烽燧，沿河林立，是汉代以黑河为天堑的居延塞防的一部分。从金塔县航天镇所辖天仓西大湾城遗址起，向西南延伸，经大庄子、东坝、古城、中东、西坝等乡（镇）和生地湾农场到玉门花海，再经安西、敦煌至玉门关。其内侧（南侧）“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相间遥望，这是汉代古长城的一部分。
  金塔县境东部有一段南北走向的汉长城，它既是防御线，又是控制线，此段长城为汉时“居延强弩都尉”路博德奉朝廷之命率部将所筑。当时，路博德率领部将修筑自甘肃省高台县镇夷以东的合黎山起，沿毛目东山（今金塔县境）向北延伸，到狼心山以北再折向西行的汉长城一道。这是居延塞防线的重要部分，又称“遮虏障”。
  汉代居延塞防线（今金塔县境内）沿黑河两岸由南到北的烽燧有：大墩、大茨湾墩、双树墩、高腰墩、芨芨墩、上夹墩、下夹墩、沙枣墩、营盘墩、东岔墩、岔口墩、夜摸墩、天仓头墩。
  汉代遮虏障（今金塔县境内）由东到西的烽燧有：营盘墩、洪家墩、火烧墩、臭水墩、石梯子墩、新四墩、旧四墩、后墩、镇朔二墩、镇朔墩、二十里小墩、营盘大墩。
  明代边墙（今金塔县境内）北线的烽燧从东到西有：火烧墩、头墩、二墩、三墩、北八里墩、东八里墩、威虏后墩、大墩、白烟墩、一墩、镇朔墩。
  明代边墙（今金塔县境内）南线的烽燧从东到西有：石板墩、杨家墩、酸枣墩、照壁墩、硝池墩、五里墩、大口子墩、火焰墩、大干粮山墩、火石峡墩、后墩、梧桐林墩、东墩、西墩、断山口墩。
  明代边墙（今金塔县境内）连接南北两线的烽燧从南到北有：火焰墩、塔院大墩、芦洼墩、石墩、三墩。
  汉代侯官要塞遗址
  居延地区现保存较为完整、规模比较大的汉代侯官要塞遗址有7处，位于金塔县境内的有2处。
  肩水塞遗址肩水塞遗址位于金塔县城东北152公里处。西南邻北大河塞，东北接橐他塞。在50公里长的范围之内，排列着39座烽燧、4处障和2座城。
  汉代居延地区7个侯官要塞中，肩水塞距张掖郡最近。统管居延地区军事事务的有两个都尉府，其中肩水塞都尉府的治所就在此。肩水塞是居延地区整体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肩水塞建筑规模最大的是肩水金关、肩水侯官所和肩水都尉府。
  居延关址汉时的居延塞防线上仅有一关址——肩水金关故址。肩水金关作为进出河西腹地、北通居延地区的咽喉，是抵挡漠北强大匈奴铁骑南侵、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固若金汤，故取名为“金关”。
  肩水金关位于金塔县城东北152公里处，北纬40°50′，东经99°94′。
  肩水金关遗址主要建筑有两座对峙的长方形夯土楼橹构成的关门、烽台、坞和一方堡等组成。楼橹长6.5米，宽5米，西侧残存有通到楼橹顶上的3层土坯台阶，西楼橹间的门道宽5米，其上部原有门楼类建筑物。关门内外埋有虎落尖桩和木转射，门两侧联结夯土塞墙。坞在关门内西南侧，北墙长36.5米，南墙长35.5米，东墙残长24米，东南角有一豁口，可能为坞门。坞墙夯筑，厚0.7～0.8米，残高0.7米。坞内发现房屋和马厩等11间，西南角残存有障和燧址。亭墙用土夯筑，厚1.2～1.3米，长13米，宽12.5米，门窄小。亭内有住室、灶屋和仓库。亭西北部紧接烽台，台基方形，长7.8米，宽7.7米，经修缮过的夯土台基外部用土坯包砌。肩水金关故址现仅有一烽台，台长宽均8米。
  居延丝绸古道
  “居延丝绸古道”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之一。过往使者、出塞将士、商旅行贾、僧人骚客以及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民众移居，在“居延丝绸古道”上东来西往，使本来富于混融色彩的居延地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居延，为河西走廊中段之北部咽喉，境内有沿黑河通向南北的大道，东有合黎山为天然屏障，北有狼心山和孤红山自成锁钥，具有近屏河西，远控天山和黄河之势，是汉中央王朝与匈奴领主激烈争夺之地。
  汉代的居延丝绸古道 “居延丝绸古道”位于阳关“丝绸之路”以北的沙漠、戈壁、草原地带上。居延绿洲是居延东西古道和居延南北古道的十字路口。“居延丝绸古道”在历史上，特别是战乱、丝绸之路“三绝”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居延丝绸古道”偏离当时经济发达的农耕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其利用程度远不及阳关“丝绸之路”。
  关于“居延丝绸古道”的记载，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王朝第二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由“居延丝绸古道”而开辟河西四郡。这是有关“居延丝绸古道”东段（今鄂尔多斯高原至居延绿洲）的史料记载。《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对此事件的记载更加详尽：“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骠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逐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觻得（今甘肃张掖西北）’。”此次进军路线大致为：从今甘肃庆阳出发，向西北行过古萧关，抵达富平县（今银川平原，汉属安定郡），沿黄河北行，在朔方郡窳浑县（今内蒙古磴口境内）出鸡鹿塞（今磴口西北哈隆格乃山口），过钧耆，西北穿越乌兰布和巴丹吉林两座沙漠北缘的戈壁、荒漠，到达居延，沿弱水南进，终达〓得城。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于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匈奴袭击酒泉郡，杀酒泉都尉。同年，汉武帝起用前伏波将军路博德为强弩都尉，驻守居延，增筑“遮虏障”等防御设施。
  《汉书·李陵传》载：“天汉二年，李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汉军在浚稽山与匈奴3万骑兵交战，因寡不敌众，汉军循“龙城古道”向居延塞退却。由此可见，沿“居延丝绸古道”北段出行，接龙城古道，便可直达匈奴单于王庭。
  唐代的居延丝绸古道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中原发生“安史之乱”，朝廷无暇西顾，吐蕃贵族乘机侵占河西各州，阳关“丝绸之路”受阻，西域与长安的联系被切断。唐朝在西域设置的北庭节度使（今新疆吉木萨尔）和安西节度使（今新疆库车）便假道于北方回鹘路（即居延古道西路，当时居延地区及以东的阿拉善高原，均属回鹘占据范围）到达长安。吐蕃占据河西不久，张议潮在敦煌聚众起义，驱逐吐蕃，在瓜州（今甘肃安西）和沙州（今甘肃敦煌）恢复了唐政权。张议潮遣使，沿居延丝绸古道，过镇朔墩、肩水金关到天德城（今内蒙古包头西北），抵达长安报捷。
  宋、辽、西夏时的居延丝绸古道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西域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遣使至开封（今河南开封）通好，宋朝派遣以王延德为首的使团前往答聘。由于当时阳关“丝绸之路”再次受阻，宋朝使团便踏上东西居延古道，出鸡鹿塞，趋居延，奔马山（今甘肃酒泉北），经巴里坤湖（今新疆博格达山脉北麓）至伊州（今新疆哈密），向西抵高昌。辽代末年，首都析津府（今北京）被金兵所困，皇族耶律大石率众西迁，沿东西居延古道，抵达中亚寻思干（今撒马尔罕），建立西辽国。西夏立国之初，在“居延古道”要冲位置设立黑山威福军司（今甘肃省金塔县航天镇境内）。
  元代的居延丝绸古道 元朝把居延地区视作保障河西的边防重地。沿居延丝绸古道开辟了通往西方的驿运大道，时称“北大路”。沿途设立驿站，由边防直通京师。与驿站相辅的还有急递铺，用于传递军事信息和政令文书。当时，西北地区（今新疆北部）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朝廷只准许经“北大路”过威远城（今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沿居延古道通行，居延成为当时最为繁华的地区。
  元代东西交通大开，西方波斯、大食、印度和伊尔汗国的大批商人来中国内地经商。西方诸国来中国朝贡的使节、僧侣、商团，大都取道于居延丝绸古道。1274年，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前往大都觐见元朝皇帝忽必烈的旅途中，路经肃州（含今金塔），沿着居延塞防线，过肩水金关到长安。《马可·波罗行记》一书记载肃州一带的风土人情、自然资源及宗教活动。
  明、清时的居延北大路 北大路，即草原丝绸之路之一段（今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到甘肃肃北马鬃山沿中蒙边界的一段）。草原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线。从中国内蒙古草原的河套附近向西北经古居延海，越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穿过南西伯利亚草原，再往西到达黑海北岸地区。这也是元代诸部族、汗国及中亚、西亚各国朝觐和通使到大都之路。
  明代，居延一带既是国防前哨，又是中西交通的要冲。明初，居延地方归陕西管辖。威远卫，治所威远城，下辖威远、天仓、平朔、毛目四所，其境域东至毛目东山，西至金塔北山和夹墩湾，南至镇夷，北至青山头。当时主要防御对象是鞑靼人。甘肃省金塔县航天镇营盘村的芮公营就是当年游击将军芮钊“专司攻守”的驻军营地。据《金塔文史资料》记载：“当今河西新湖内外及航天城为中心的老树窝一带，就是威远卫。”有资料记载，在羊腰子山（又名缠腰子山）上眺望远方，视野清晰，利于警戒防守。在汉代时立旗七杆，目标明显，便于来降者辨认。山左山右，有黑河通道两侧延绵一二百里的毛目东山和金塔北山隔河相望。威远城就在山的南坡脚下。羊腰子山北面是一片平坦川地，约20公里处是炮台山、龙峰山、虎脊山、青山头西山和东山，并有纵贯东西的北大路（辙迹尚存），此乃元代西北（含今新疆）诸部族往来大都（今北京市）的大道，也是明初进犯者或来降者的必经之路。
  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吐鲁番将领牙木兰开始归化内附。吐鲁番族和汉人亲密相处，共同促进了王子庄（今甘肃省金塔县）经济、文化的发展。金塔寺和毛目城成为往来客商的交易中心。
  “居延丝绸古道”在南北交通中亦具有重要地位。北方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与西南民族交往，大多是从今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南行，沿黑河过甘肃金塔县境至张掖，再经过民乐县，穿过扁都口，进入青海地区。
  “边塞诗派”咏居延
  边塞诗兴起于汉朝，鼎盛于唐代。处在居延丝绸古道北部屏障的金塔县，是边塞诗人吟咏的内容之一。
  历史上，由于丝绸之路的繁荣，边防事务的纷繁，使得内地生活与边塞关系日益密切，居延边塞车马不断，人流不绝。王维、高适、岑参、陈子昂、王之焕、王昌龄等一大批擅长写边塞生活题材的诗人，都曾亲临黑河中下游一带，以切身体验创作出《出塞》、《使至塞上》、《题居延古城》等不少传世边塞诗。特别是王维任河西节度使判官时，曾到今金塔一带，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绝妙佳句，令人回味无穷。
  班固弃笔从戎过居延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班彪之子。班固是我国东汉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史学名著《汉书》。
  班固所处的时代，正是东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汉和帝永元初年（89年），文雅书生班固弃笔从戎，被任命为中护军，随东汉将领窦宪出征匈奴。北匈奴单于闻讯，便派遣使节行千里至居延塞，请求和亲。窦宪奏明汉和帝，便委任班固代行中郎将，率百余精骑作为汉朝使节，随同匈奴使节北出居延塞（辖今金塔县境东部）迎接北匈奴单于。当班固一行到达私渠海时，听说南匈奴单于发兵出鸡鹿塞袭击北匈奴单于，于河云大破北匈奴。北匈奴内部出现混乱，班固一行只得返回。
  居延典籍流失国外知多少
  岁月沧桑，神秘的居延文化，在宁静中等待着国人的发掘与研究。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又那么不幸，掀开历史的大幕，我们在历史的舞台上看到了这样一个个足以使世世代代铭记的故事。
  清德宗光绪十二年（1886年），俄国学者波塔宁在额济纳河考察，发现夏元古城黑城。1908年3月，科兹洛夫率领俄国远征队首次进入居延遗址进行盗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在黑城就掘获西夏、元代时期的大量文物，仅图书就有24000余卷、绘画300余幅。他偷运出境的大批文物，现藏于圣彼得堡。科兹洛夫随后又于1909年9月再次对居延遗址进行盗掘，将所掠文物、雕塑、青铜器等整理成40多个包裹，掠往圣彼得堡。
  1914年5月，斯坦因盗掘居延遗址，他也将相当数量的文书和文物掠走，文书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其他文物藏于印度新德里博物馆。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率中德西北科考团在黑城发掘文物，其中《大臧经》尤为珍贵。斯文·赫定在1928年—1930年随中瑞联合考察团到居延，发现了许多亭隧障塞，并对其进行了发掘，获得1万余枚汉简，现藏于中国台湾。1915年，英国探险家奥莱罗·斯坦因率中亚探险队到黑城掘得230余册汉文古籍和数百页西夏文书。
  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遗址掘得居延汉简1万余枚。
  由于外国列强首先在这里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性盗掘，一时间，居延圣地变成了强盗们的乐园。科兹洛夫、斯坦因、兰登华尔纳、斯文·赫定、贝格曼、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一批盗窃者，被英国著名学者彼得霍普科克先生在《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一书中称为“骗子”、“强盗”、“考古学上的贼”。
  据不完全统计，仅科兹洛夫在黑城等居延遗址盗掘的举世罕见的西夏文刊本和写本数千种，其编号达8000号，其中80％为佛经。此外，还有大量的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女真文、蒙古文、叙利亚文书籍和文稿，其他文物不计其数。斯坦因在黑城等居延遗址掠夺的汉文古籍230册编号为1500多、西夏文书57种、抄本1100页、刻本300页以及大量的经卷和雕塑品。贝格曼在居延遗址掘得汉代简牍1万余枚，这一批批震惊世界的国宝都被运往国外，失散在世界很多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仅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的居延遗址出土艺术珍品中，有绢本麻布的佛画200件，木版画10件，雕塑品50件。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表现阿弥陀净土水月观音等题材的绢本麻布绘画作品，可与敦煌同期壁画作品相媲美。此外，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圣彼得堡分所、英国的伦敦、印度的新德里、日本的东京、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法国的巴黎等国家和地区还藏有居延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有部分居延汉简至今仍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由于各种原因，从居延地区流失到国外的大量文物，至今还被束之高阁，没有公之于世，使许多研究工作者无缘与之谋面。
  居延文物盗窃者
  奥莱罗·斯坦因（1862—1943年）英国探险家、考古学家、作家，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04年加入英国国籍。斯坦因在德雷斯登和布达佩斯学习后，又到维也纳和莱比锡两所大学学习。因立志研究东方古代文化，他又转入图宾根大学就读。之后又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和英国伦敦博物馆学习古典文学和东方的考古学及其语言学。在此期间，他应征入伍，服役一年，学习了野外测量。1888年，斯坦因被推荐为拉合尔（今巴基斯坦境内）东方学校的校长后东渡印度。1899年，他担任加尔各答伊斯兰寺院附属学校校长，并开始在印度境内探险考古。1900年，斯坦因正式向印度政府提交了中亚探险计划并获准。1900—1914年曾三次进入中国境内探险考古，盗取了敦煌文书、居延汉简等大量文物。
  1914年5月，斯坦因从酒泉沿黑河北上到达黑城，途中从金塔肩水金关等处掘得汉文古籍230册，西夏文书57种，抄本1100页，刻本300页及大量画卷，同年9月离开额济纳旗。他把这次发现写成《亚洲腹地》一书出版发行，1925年，又将此书改写成《西域考古记》。斯坦因在中国盗掘的大量文物，分别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
  彼得·科兹洛夫（1863年—1935年）俄国中亚地区探险家。科兹洛夫小学毕业后，自修完成了师范学业。1882年，科兹洛夫结识了俄国著名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从此走上了探险之路。他曾多次参与或领导了中亚探险活动，足迹踏遍了中国境内的黄河、扬子江上游流域和越南境内的湄公河流域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等地区。1906年，出版了《蒙古和喀木探险》一书。
  1907年，科兹洛夫受俄国皇家地学组织的派遣，开始了第五次亚洲内陆探险。1908年1月，当探险队途经金塔时，意外地发现了矗立在荒漠之中的黑城和肩水金关。由于此次探险黑城不在计划之列，在黑城逗留的几天里，他们装满十几箱西夏文手稿、书本及佛教祭祀用品后，便匆匆离开此城，前往肩水金关。1909年夏季，科兹洛夫率领探险队回国途中，又特意来到黑城、肩水金关，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大肆盗掘，共盗得西夏文书2000余卷，佛教绘画300余幅和大量的木刻板、残简。其中最珍贵的要数西夏文汉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音同》以及《文海宝韵》。科兹洛夫盗走的珍贵文物，轰动了世界考古界和史学界，这批文献至今还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
  居延汉简的幕后故事
  1930年，瑞士的贝格曼和其他的中国专家在黑河——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地区，开掘了60个区，其中21个区有采集品，他们发掘的坑道有586处，在其中的463个坑中，采获了汉代竹木简牍及有文字的物品534包，约计14000余枚竹木简，仅登记工作就历时4个月。
  原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将这批简运到北京后，贝格曼强烈要求将这批简带回瑞士，但刘半农、马衡（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沈仲章、周养庵等众多著名学者坚决反对，并进行了交涉。早在考察团出发之前，双方协议中就对发掘的文物归属作了明确的规定，凡是有文字资料的都留在中国。在众多学者们的据理力争下，汉简留在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但是仍有3000多件文物被贝格曼带走。20世纪50年代中瑞建交的时候，这批文物才回到祖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按照中瑞协定，将这批居延汉简送到北平图书馆保存，理事会推荐马衡和北大教授刘半农整理研究，后来又将居延汉简转存到北大图书馆。
  “七·七”事变爆发前，北平的大批人逃往南方，北大的师生及部分图书也转移到其他各地，由于时间仓促，存在北大图书馆的居延汉简和其他稀世珍品便无人顾及。
  沈仲章是刘半农先生的弟子，当时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干事，他十分清楚这批居延汉简的史学价值，看到在北大进进出出的日本兵，本来也要转移的他便冒着生命危险藏留了下来，等待时机偷运这批简，几个仍留在北大的人员也加入了进来。他们每夜出动，先后分四次把居延汉简偷运出来。
  这时刘半农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北大语言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周殿福得知后，也冒险参与偷运行动，他们把居延汉简和其他文物转移到北长安街的一个小庙里。本来沈仲章要带这批居延汉简到上海找北大负责人，走之前为了安全便委托德华银行保管。形势紧张，到上海的沈仲章坐了一天半的火车却只到天津，沈仲章在火车上度日如年，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甚至没上厕所。深夜到达天津后，沈仲章蹲在火车站提心吊胆地等天亮，因为他抢救出来的国宝的收据和他的全部财产的支票就藏在一顶破草帽里。在天津为进入法租界沈仲章费尽周折，终于与北大撤退到长沙的徐森玉教授和前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另一个负责人傅斯年取得联系，他们发电报说，会派专人来联系并运送居延汉简南下。
  滞留天津风险重重，后来听到消息的徐森玉先生来到天津，联系了居延汉简的落脚地——香港大学。沈仲章又偷偷回到北平，将这批居延汉简先用木箱后用铁皮箱装成两大箱，委托一家瑞士商行托运箱子，因为当时盘查得非常紧，而这家商行后台硬，一般不受检查相对稳妥些。在许多人的帮助下，他们观察日本人盘查的时间规律，寻找机会上船，最后终于避开日本人的检查安全上船。轮船到青岛后，由于要临时装运另外一批货物，在青岛还要停泊十几个小时，沈仲章便下船寻找在青岛的其他教授，并顺便给长沙发电报，告知居延汉简已南下，请派人到香港接收，谁知电报发完后归来时，托运居延汉简的轮船已经开走了。沈仲章赶忙给轮船船长汤麦斯发电报，请他帮忙把箱子交给船上的吴景祯先生，让吴先生到香港后交给香港大学校长蒋梦麟。
  有人回忆说，居延汉简运到香港后，大家还是小心万分，为居延汉简的事情，徐森玉特地从香港给远在长沙的傅斯年发了一封电报：“本简已安全运港。拟用公（傅斯年）及仲章、鸿宝三人名义存香港大学。务希电允。排照影印亦拟进行，并盼指示。回电由许地山转。”
  由于当时情况特殊，他们同当时在香港大学的蒋梦麟校长、许地山教授等人协商后，决定将居延汉简存入香港大学保管，具体指派沈仲章负责整理和照相，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制版印刷，予以出版，可惜后来书版皆毁。
  1940年6月，战火向香港逼近，居延汉简的去向再一次成为专家们关注的热点。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改变计划，商议准备运往美国。这时候，胡适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他在信中表示：“适当谨慎担负，务求安全无危险，请诸兄放心。”1940年8月4日，居延汉简由香港起程，10月中旬顺利运到美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时隔25年后，经台湾当局与美方接洽，居延汉简于1965年11月运至中国台湾，至今保存完好。
  居延社火的传说
  相传很早以前，有一天，东海龙王之子化做人形来到居延城游逛，在街上见到一位美丽的姑娘，想霸占她，被百姓们揍了一顿。他回到龙宫向龙王告恶状，龙王十分生气，请求玉帝惩处居延百姓。玉帝降旨火烧居延。关圣帝君得知后，决意拯救居延百姓，于是变作个老奶奶来到一户人家求食，这家人热情款待了他。临行前他留诗一首：“正月十五月浑黄，预防灾星起南方。红灯高悬庭堂外，夜过子时凶化祥。”这家人不解诗意，请一位有学问的老者破解。老者说：“诗中说正月十五，月色浑黄不明，南方者丙丁火也，有火灾。要你在门前挂个红灯，这样可以化凶为吉。”这家人把挂灯避灾的消息告诉了亲友。一传十，十传百，及至正月十五晚上，居延城里家家挂起红灯。关圣帝君向玉帝禀报说：“居延已经火化。”玉帝站立云端见居延一片火海，信以为真，遂作罢论。
  居延黑城的传说
  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鄂木讷河东岸，距今旗府所在地——达来呼布镇35公里的戈壁，有一座古城遗址。在当地的土尔扈特蒙古族中，至今流传着有关这座古城的一个故事。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位名叫哈日巴特尔（直译为黑英雄）的蒙古族将军，在此筑城镇守。久而久之，人们便称哈日巴特尔为黑将军，此城便称为黑城。由于哈日巴特尔骁勇善战，不但晋升为将军，并深得皇帝欢心，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黑将军做哈敦（即夫人）。后来，黑将军羽翼渐丰，权势强盛，竟然觊觎皇权。正当与心腹们密谋怎样篡夺皇位之时，这一阴谋被公主得知，她便将黑将军阴谋篡权的消息报告了父皇。皇帝在盛怒之下派数万大军进攻黑城，悬赏捉拿哈日巴特尔。但黑城久攻不下，所以只好派人把它围困起来。皇帝得知消息后，便请巫师卜卦，卦象显示：黑城地高河低，官军围城在城外打井无水，而城内军民却不见饥渴之象，必有暗道通水，如将水道堵截，则必胜无疑。于是，皇帝又增派一万大军赴鄂木讷河上游的咽喉部位，巫师们高声诵读着《护律夏日毕其格》（意即法律黄书），军士们则用头盔盛着沙土，很快地截断了河水，并筑起一道巨大的土坝。不几日，只见城内人畜饥渴，近城的禾苗枯萎。黑将军便令士兵在城内掘井，在挖掘中每每眼见出水，一会儿又见底了，就这样直挖到八十丈深时还是不出水。在这饥渴难忍、万般无奈的情形之下，黑将军只得下令准备突围。临行前，他把全城的金银财宝投入井中，又对自己的两个儿女说：“你们去做财宝的主人吧！”并祝愿说，“愿来日有个骑秃头青牤牛的人来将我们财宝取走。”随后，便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活活埋入深井，又令士兵连夜凿通北部城墙，率城内尽数兵马冲出，杀出了一条血路突围北上了。
  传说在黑城方圆二十里地方的井涸是因当时巫师念了“法律黄书”所致。据说每当风雨过后在城池内所能见到的青、白色的两条长蛇，便是黑将军两个孩子的化身。
  在黑城遗址西北角城墙上所开的那个可容骑驼者进出的洞口，相传就是当年黑将军突围的洞口；在城池内偏西北的那个大坑，相传就是当年不曾出水而用来埋藏了全城财宝的那口深井；而被当地人称为“宝格德波日格”的那座高大沙岭，相传就是当年大军截水所筑的大坝；黑城附近枯木的倒向，便是因长期缺水和本地大都是西北风所致。
  居延海卧牛石的传说
  居延海，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分西海和东海。它们相距不远，中间阻挡大片的沙滩。
  据《神奇的额济纳》记载：在很久很久以前，西海和东海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海，叫做“天池”，西王母经常带领着仙女们到这里沐浴嬉戏。天池有很多苑园和蟠桃等瓜果，供西王母观赏和享用，这显然是“花果”仙子的功绩。有一年，西王母在天池边设宴，款待各路众仙，唯独忘了邀请“花果”仙子，这下可激怒了这位女神，她放出自己的坐骑长毛鹿王，下凡到天池边兴妖作怪。长毛鹿王青面獠牙，眼喷毒火，口含闪电，没有神仙能够降伏这妖物。东海龙王的儿子白龙，率领众弟子，决意要与这妖孽比试高低，各路神仙也前来助战，不曾想，那长毛鹿妖早已窥视到他们的行迹。没等他们做好准备，便如闪电般地冲杀出来，顿时，喊杀声汇成一片，打得天昏地暗。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交战，白龙身负重伤，其弟子伤亡大半，丢盔卸甲，败下阵来，各位神仙也难以力敌，纷纷退避三舍。地界战事告急，天界不得安宁。此事惊动了西王母，她立即派雷公出阵降妖，以解众仙之危难，仅几个回合，长毛鹿妖就已是遍体鳞伤。鹿妖深知自己不是雷公的敌手，便拖着断臂，乘机跳入天池，以求生路。
  天池仙境，岂容妖孽玷污，西王母急忙拔出发簪划了一道，把天池分成为两块，天池的污水被隔绝开了。从此，居延海变成了东、西两个海子。
  经过短暂的休整，白龙的弟子再次向鹿妖发起猛烈攻势，鹿妖难以招架，便跳出西海向东海逃去。眼看着妖孽就要跳进东海，西王母着了急，顺手将一对健身球弹出，一个打断了妖孽的腿，另一个击中了妖孽的头，一声巨雷响彻云霄，顷刻间，长毛鹿妖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由于鹿妖臭血的玷污，从那时起，西居延海水就变得苦涩难咽了，东居延海水依然清澈甘甜。
  为了防备东海的圣水受到污染，西王母忍痛割爱，没有收回那两颗镇妖的健身球，把它们点化成两头神牛，永远守护着圣洁的“天池”水。
  每到盛夏，人们便远远地看见有两头巨大的青牛，在黄沙中影影绰绰，当走到近处才发现，只是两个青褐色的卧牛石，静静地埋没在黄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