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远古文明的微光
  据《酒泉市志》（酒泉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酒泉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记载：“酒泉市（辖金塔县）是中国出现人类活动较早的区域之一”。据考：距今约二三十万年到一万多年前，今金塔县境内逐渐有了人类居住。距今约一万多年前，金塔先民进入旧石器时代。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石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先民们学会了使用火和保存火种，狩猎和采集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
  距今约7000～5000年前，金塔先民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主要活动在今县境内榆树井、转嘴子、黄茨梁、火石梁、缸缸洼等处。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如石斧、石锄、石凿、手推石磨盘等，还有不少铜制器具。距今约5500～4900年前，金塔先民普遍居住方形、圆形的半地下穴式房屋，亦有挖基打墙的地面建筑。这一时期出土的陶器和棺木中，发现粟粒等植物种子，说明今金塔县境内已有原始种植业，早期的畜牧业、制陶业也趋于成熟，并出现类似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
  距今约5000～4000年前，金塔先民向人类文明时代迈进。从金塔县火石梁等火烧沟文化古遗址中发掘的大量灰陶器、彩陶器、铜器、骨器以及蚌壳、骨珠、大量铜制武器和人殉人祭等文物考证：当时，金塔先民把树叶、草藤、苇草或鸟兽羽毛等连缀起来，披在下身或全身，已经有了爱美意识并进入早期奴隶制社会。
  夏、商、西周时期，今金塔县境属雍州西界。金塔先民和中原地区一样，已基本结束野蛮时代，迈入人类文明的门槛，进入金石并用时代。今金塔县境内活动的主要是羌、戎等民族。
  夏朝，划全国为九州。古西戎地属雍州。据文物普查，古西戎地位于金塔县东沙窝内的榆树井、转嘴子、黄茨梁、缸缸洼、火石梁等处。并在古西戎地发现了新石器时期部落群居住的遗址及陶窑（内有石斧、石刀、石勺、石纺轮、铜器、彩陶、夹砂红陶及绿宝石、红宝石等饰物）。由此可见，夏朝时的经济以牧业为主，并有了简单的农业、纺织和制陶业及商业活动。当时，在这块土地上定居的先民，主要是羌和戎两个古老民族，他们兴起于甘肃、青海一带。史书上也有“南山羌”的记载，南山系指祁连山，是羌族的活动场所。据考证：本境内羌、戎等部族的重点活动场所就在今金塔县三合、东坝、大庄子、金塔等乡（镇）东面的沿黑河地带。
  春秋、战国时期，今金塔县境内主要活动的是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
  战国后期至秦代，活动在河西地区的月氏和乌孙，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是当时较强大的民族部落。今金塔、酒泉均为乌孙王领地。秦朝统一中国后，月氏逐渐兴盛起来，由于月氏力量的强大，乌孙经常被月氏掠夺，在战争中，乌孙王难兜靡被杀，太子昆莫还在襁褓中，由傅父（太子的保护人、辅佐人）布就翎候抱着，率众逃奔匈奴，其地又归月氏王所领。
  西汉建立后，今金塔县境仍被匈奴右贤王属下的浑邪王所控制。
  古代开拓者的足迹
  金塔，这块古老神奇且焕发勃勃生机的热土，曾孕育着中国最古老的创世神话，燃烧着原始文明的灿烂火光；中国大规模的畜牧养殖和农耕文明的曙光曾在这里升起；周、秦王朝的先祖在此创业兴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这里曾谱写出汉唐盛世强大的武功，弹响中华统一、民族融合团结的乐章；它在儒家文化的躯体里，涌动着佛陀、伊斯兰等多元文化的血流；横贯全境的丝绸古道是承载华夏文明走向西方的桥梁……它，就是古史上颇具显赫地位的陇右、河西地区。位于甘肃省西北部的金塔县，像巨龙身躯里流淌的殷殷热血孕育出的焕发着生机与活力的肢体。
  金塔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的一个分支。《尚书·禹贡》反复提到的黑水、弱水、合黎、居延……便是金塔县境内的胜水名山。据史载，早在5000多年前，其境内就有先民定居。金塔自古为羌戎之地，“西羌”、“西戎”是这块土地上古老的先民。秦、汉之际月氏、乌孙、匈奴在此以牧而居，繁衍驰骋。在汉唐以至明清时代，此地既是边防重地，又是中原王朝联系西北少数民族的桥梁。“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古代西方的宗教、艺术、哲学以及物种在这里传播、生根；大量胡商贩客、僧侣艺人、使者役夫在此流连忘返，行踪遗俗，迄今依稀犹存。使我们的耳际仿佛听到那送来异珍的驼铃声，回响起先人走向世界的足音。这，同样赋予金塔文化特殊的品位。
  文化演进的历史表明：在中华文化的母体上有其不同的分支派系。辽阔的国土上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生活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既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又有各自发展的独特内涵。而金塔正是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区，在中华民族文化苑圃中，以其独特的自然人文条件涵育出了色彩瑰异的地域文化之花，散发着醉人的异香！
  回眸金塔古代的历史文化，首先让人们感受到的是它那多民族文化混融的强烈色彩。其文化景观，不但见诸史籍，古代诗文中也尤多描绘。古代描写大湾城、肩水金关的边塞诗歌：“书生挥毫掩秋扇，武士挥戈护疆土”，对这种文化心理有着多侧面的展示。《寓目》中所描绘的“一县葡萄熟，秋山J苜蓿多……”“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的民风民情，高咏的是“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骑朱粉楼……歌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缭乱，丸剑跳掷霜雪浮。狮子摇头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那文化融汇的斑斓色彩，使人们同样鲜明感受到的是一种强韧质朴、粗犷勇武的边塞风貌，这是古金塔文化的一大特征。
  “万顷平田四畔沙，水流依旧种桑麻”，典型地描绘了金塔人民在瀚海上栽种文明的精神。历代金塔人民正是以这种不畏劳苦、坚韧淳朴和武毅犷厉的品格，写下了一部伴着血泪和欢乐、荣辱与恩仇的边塞开发史。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等地出土的大量秦汉简牍；长城烽燧、关隘要塞遗址；著名的火石梁、缸缸洼遗址以及东沙窝汉墓群等石窟文物，一旦综合保护与开发后，便将产生震惊世界的巨大影响，让人们重新认识金塔文化的厚重底蕴，把握它沉雄的脉搏和奇异之风采。亦有助于有识之士梳理金塔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探求这开发之早、渊源至深的文化支流。在干旱的黄土、戈壁之下，寻找重新喷涌的泉脉。
  秦汉之际的社会状况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但统治范围尚未到达酒泉一带，占据酒泉一带的主要是乌孙、月氏、匈奴等民族。
  乌孙是在玉门、安西、敦煌至天山以东一带活动的游牧民族。《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乌孙是“行国（游牧），随畜，与匈奴同俗”。《汉书·西域传》记载，“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槾；不田作种树，畜随逐水草，与匈奴同俗。”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在酒泉一带发现骟马类型文化遗存与我国古籍所载的难兜靡时期乌孙在河西活动的地区相吻合。后来匈奴占据其地。汉初，乌孙脱离匈奴的羁绊，向西迁徙，在伊犁河流域建立乌孙国。
  月氏是羌族的一支，主要在敦煌以东至乌鞘岭的广大地区游牧，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秦汉之际进入奴隶社会，成为一支势力较大的民族。祁连山区水草丰茂，月氏人畜牧业得到发展，“羊肥乳酪好”。郭璞《山海经》注：“月氏国有大尾羊如驴，即羯羊也。”《西河旧事》云：“祁连山中冬温夏凉，宜牧养，奶酪浓好，夏泻酪，不用器物，刈草着其上，不散，酥特好，酪一斛，得升余酥。”秦代，月氏逐渐强大，一度独占河西地区，甚至扩张到东至陇右地区，西到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天山东部地区。当时匈奴迫于东西受敌，头曼单于为缓和与月氏的矛盾，曾将太子冒顿送到月氏为人质。后来，冒顿从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单于。到汉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冒顿单于派遣右贤王向河西地区的月氏发动进攻，大获全胜，迫使月氏大部分退出河西地区，迁徙到伊犁河上游一带，史称“大月氏”。没有西迁的月氏仍留在“敦煌祁连间”，史称“小月氏”。匈奴赶走月氏后，乌孙驻守河西，乌孙的部落首领昆莫乘机扩充自己的实力，秣马厉兵，训练士卒，有武装之士数万人。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昆莫为报月氏杀父之仇，向匈奴老上单于请求进攻月氏。匈奴、乌孙联合发动对月氏的袭击，月氏战败，月氏王被杀，匈奴将其头盖骨作为饮器，迫使月氏跋涉数千里到沩水（阿姆河）流域的大夏定居。原月氏驻牧的伊犁河流域则逐渐被乌孙占领。
  匈奴兴起于河套阴山地区（今内蒙古狼山、大青山一带），平时以射猎禽兽生活，战时人人投入战斗，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畜牧业生产在匈奴经济社会中占重要地位，主要牲畜为马、牛、羊、骆驼、驴、骡等。在与中原各族的交往中逐渐出现了农业生产。手工业主要有制乳业、制皮毛业、制陶业、铸铜业。匈奴人十分重视和汉人互通贸易，用他们的牲畜和皮毛与汉人的农产品、手工业品进行交换。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南征北战，东扩西伐，领地空前扩大，控制着北到贝加尔湖，南到河套，东到辽河，西到葱岭的广大地区，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建立起了强大的民族政权。随着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匈奴的国家机构也日益完善。匈奴的政权机构分为单于庭（即首脑部），管辖的地区在其辖境中部；左贤王庭，管辖的地区在其辖境东部；右贤王庭，管辖的地区在其辖境西部，包括酒泉地区。单于是最高统帅，其部众分为左右两部，以左右贤王统率。匈奴部落既是行政单位，又是军事单位，精壮者皆为兵，由大将、大都尉、大当户、骨都侯等24将分别统领，多者万骑，少者数千骑，下设都尉、千长、百长、什长等官，逐级指挥。这些职位都由贵族世袭。随着国家机构的形成，还出现了刑法和监狱。
  汉王朝对酒泉的开拓
  西汉建立后，酒泉、敦煌一带仍被匈奴右贤王属下的浑邪王所控制，并不断侵扰中原，对汉王朝构成巨大威胁。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南侵。汉高祖刘邦发兵亲征，在白登山（今名马铺山，位于大同城东5公里处）中了匈奴的埋伏，被匈奴40万大军围住，七昼夜不能突围。后用陈平之计，刘邦及其部属才得以突围。白登山之战使刘邦认识到，汉王朝兵力明显处于劣势，且经过了将近10年的战乱，国力、民力都不能同匈奴抗衡，决定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汉王朝与匈奴结为兄弟，每年送去大批的丝绸、粮食、酒等物，以换取北方地区的安宁，在国内则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历经“文景之治”，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汉王朝具备了反击匈奴、安定边疆的财力、物力，开始了征讨匈奴的战争。
  汉王朝对酒泉一带的统治是随着征讨匈奴的胜利而实现的。其后，为巩固西北边防，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汉王朝又进行了多次征讨匈奴的战争，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军事人才。
  霍去病收复河西地区
  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年），西汉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西汉名将、军事家。汉武帝卫皇后妹妹的小儿子，大将军卫青的外甥。为人沉静少言，果敢有谋略。初为侍中，以骠姚校尉跟随大将军卫青抗击匈奴有功，封冠军侯。其后多次率军出塞，斩获匈奴甚众。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19岁的霍去病率骑兵1万余人，从陇西出塞，进攻河西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部。他率军转战千余里，大败休屠王，斩杀8000余人，生擒休屠王的儿子和相国，缴获匈奴的祭天金人，收复武威一带。汉武帝封霍去病为冠军侯。同年8月，霍去病再次西征，出北地（今庆阳一带），渡黄河，绕过居延海南下，在祁连山一带与匈奴大战，大败浑邪王，歼灭匈奴3.2万余人，俘2500余人，擒单桓、酋涂、稽且、呼子耆等王及王母、单于阏氏（匈奴王后）、王子59人，相国、当户、都尉等63人，基本摧垮了匈奴在河西的主力。把匈奴驱逐至玉门关外，收复了河西地区。从此，河西一带正式纳入了汉王朝的统治范围。
  霍去病居延南征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军乘胜对占据河西地区的匈奴发起第二次进攻。霍去病任骠骑将军，率领万余精锐骑兵，孤军深入，越过鸡鹿塞，跋涉千里，到达居延地区。继而渡过居延泽，挥军南下过会水县（今金塔县境西部）到酒泉，攻下祁连山，歼敌3万余人。此时，匈奴内部出现分化，混邪王、休屠王向西汉请降，霍去病前往受降，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叛逆者八千人，收编4万匈奴降兵，汉王朝设五属国安置匈奴。至此，西汉王朝完成了对匈奴右方势力最沉重的打击，遂置武威、张掖、酒泉（辖今金塔县境西部）、敦煌四郡，为开发河西和开通通往西域道路奠定了基础。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两军远征漠北，霍去病军斩捕功大于卫青军，登临瀚海，封狼居胥山而还，以功多加封大司马，秩禄和大将军卫青相同。后二年卒，谥景桓侯。
  霍去病在黑河两岸种红柳
  红柳，学名叫“柽柳”。柽柳是金塔境内最普通、最常见的一种植物。
  在古居延一带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汉朝骠骑将军霍去病在焉支山大败匈奴后，即率骑穷追，眼看全胜在望，战马却断了饲草。一天傍晚，戈壁夕阳一片火红，霍去病独自一人骑着马，在思索解决粮草的办法，坐骑突然奔跑起来，他急忙挥鞭打马，沾满血汗的柽柳把马鞭不慎脱手飞落。霍去病勒马下鞍，寻找马鞭，奇怪的是马鞭插在土里，待他蹲下细看时，发现马鞭已经生根发芽了，转眼间，戈壁上出现了一大片柽柳。猩红的柳枝，翠绿的柳叶，鲜艳的柳花，真是红肥绿浓，竞相斗艳。后来，红色的柽柳遍布古居延绿洲，人们就把“柽柳”叫成“红柳”了。
  神奇的传说赋予红柳神奇的色彩。其实，红柳的神奇完全在于“自我”，红柳耐干旱，抗盐碱，越是风沙荒凉处，越有红柳雄健的身姿。红柳扎根深，最长的可达30多米，易汲取水分。它把被流沙掩埋的枝干变成根须，再从沙层表面伸出一丛丛细枝，接受阳光雨露的滋润。春天，柽柳火红色的枝条上，长出了鹅黄的嫩芽，随后长出一片片绿叶，柽柳的嫩芽和绿叶是治疗风湿病的良药。夏天，如絮的串串柳花便三三两两地开放在枝叶当中，红的娇艳，白的皎洁，红白相间，从春到夏，点缀着绿洲单调的色彩。白露凝霜，大雁南归的金秋时节，层层叠叠，满川遍野的柳花，仿佛在一夜之间全都盛开了，如熊熊的火焰，燃烧在红柳枝头。清晨，绯红的柳花上挂满晶莹的露珠，在朝辉中星星点点闪着银光。秋风轻轻，珠露摇摇欲滴，变幻着绮丽的色彩，夕阳西下，天边一派辉煌灿烂，柳花一丛丛，一簇簇，一望无际，如晚霞栖落，姹紫嫣红，绚丽无比。
  匈奴沿黑河流域到中原
  胡亥元年（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建立匈奴政权。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会水县（今金塔县境西部）后，曾被匈奴统治300多年。
  东汉初，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在东汉政府和南匈奴强攻下，于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灭亡。北匈奴部众不断内迁，一部分过居延沿黑河流域（今金塔县境东部）深入中原，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及其他各民族交错杂居。经过魏晋南北朝之后，匈奴人与汉族逐渐相互融合。
  李广利初征西域
  河西四郡建立后，匈奴的侵扰并未停止。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封李广利（？—公元前88年）为贰师将军，命其率众数万攻贰师城。因路途遥远，供养不足，贰师城久攻不下，士卒逃亡、死伤者十之六七。李广利被迫撤兵，回到敦煌，途中来去两年，损失惨重。汉武帝震怒，下令退入玉门关者立斩。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又命李广利率精兵6万进攻大宛。组织牛10万头，马3万匹，驴、骆驼万余运送粮草军资，又增调甲卒18万为后援，始攻入大宛外城。大宛以汉朝退兵为条件，送良马3000余匹。西域各国听说比他们强大的大宛国被汉朝大军击败投降，大为震惊，纷纷派自己的子弟随从汉军去向汉武帝纳献贡物，并且让他们留下来充当人质。
  路博德修筑遮虏障
  路博德，西河平州（今山西离石）人，西汉将领，汉武帝时任右北平太守，从骠骑将军。有功，封邳离侯。骠骑卒后，博德以卫尉为伏波将军，出塞筑遮虏障（指长城），益封。后因犯法失去爵位。《汉书·霍去病传》作“博德以卫尉为伏波将军，伐破南越，益封”。后改为“博德以卫尉为伏波将军，伐破南越，益封。出塞筑遮虏障”。其后为强弩都尉，屯居延，卒。
  遮虏障（指长城）：为阻遏敌人从各方面进攻而修筑的防御设施，包括亭障、障塞及城堡、边墙等。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第二次大规模反击匈奴。汉朝军队占领河西走廊中、西部，先后建立酒泉（辖今金塔县境西部）、武威、张掖（辖今金塔县境东部）、敦煌四郡。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军经西域征讨大宛。同年，西汉王朝派遣18万戍边田卒，在酒泉、张掖北置居延（辖今金塔县境东部）、休屠二都尉府，以保卫酒泉、张掖。
  居延地处军事要冲，汉武帝遂重新起用路博德为居延强弩都尉，有计划、大规模地修筑居延地区的整体防御体系及府、县设施。路博德率领部将修筑从镇夷以东（今高台县境）的合黎山起，沿毛目东山（今金塔县境西东部）向北延伸，到狼心山以北再折向西行的汉长城一道。至今毛目东山一带尚有路博德所修筑的长城遗址。后路博德因犯法失侯，戴罪立功屯戎居延，至死未能魂归故里。
  据《汉书·地理志》：酒泉北部都尉治偃泉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北、东部都尉（都在会水县）、西部都尉治西部障（在乾齐县）。都尉，战国时开始设置的武官，职位略低于将军。秦代郡置郡守、丞、尉。尉典兵，维持地方治安。西汉景帝时改郡尉为都尉，辅助郡守并主管全郡的军事，秩比二千石。汉武帝以后，都尉有三种情形：一为皇帝的近侍官员，如奉车、轻车、驸马、骑都尉等；一为职事官员，如中央职官的水衡、搜粟、治粟等；一为郡国官员，如郡都尉、属国都尉等。东汉光武帝时废都尉，但战时或有其他任务时有临时设置的情况。其后，历代情况不同，但亦不出三种情形，一是无固定职事，也无定员，如奉车、驸马等，皆奉朝请，而驸马自魏至明，专为帝婿之官；二是赏给功臣勋官的荣衔，如轻车、骑都尉等；三是诸名号都尉，皆有实职，为武官，如清代三、四品武职的阶官多以都尉为称号。
  李陵兵败遮虏障
  李陵（？－公元前74年），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系西汉著名将领李广之孙。汉武帝时，李陵率800精骑过居延塞，深入匈奴腹地察看地形。汉武帝嘉其勇，升任他为骑都尉。李陵带领5000军士，驻扎酒泉郡（辖今金塔县境西部）和张掖郡（辖今金塔县境东部）地区，以防备匈奴南侵。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匈奴大举进犯河西，汉武帝紧急召李陵商议御敌。李陵以骑都尉自请出征，以自己的5000人独当一面，以少击众，汉武帝批准其请求。李陵率步卒5000人，携箭50万支，由酒泉（辖今金塔县境西部）出居延遮虏障（今金塔县境东部），北行三十日至东浚稽山之阳，屯兵龙勒水（今蒙古国西部），将沿途所过山川地形绘成地图，命令陈步乐携图飞报朝廷。未几，匈奴以3万骑围攻李陵，李陵据险立营，以5000余人数次挫败匈奴进攻，遂收兵南还。匈奴且缇侯单于复纠集8万骑追击李陵，李陵率军且战且走，斩杀虏骑3000人。单于惊恐万状，准备溃逃，部下力劝，才又继续追击。李陵也因孤军深入，给养发生很大困难。汉军沿龙城故道向东南方向退却，四五日后已接近汉边塞。李陵用树木作掩护，射杀数千追兵，且缇侯单于见李陵日夜兼程南撤，怀疑汉军在边塞伏有重兵，想停止追击，群臣力劝单于不能撤军。这时的汉军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李陵的激励下，士卒前仆后继，一日与匈奴交锋十余次，射杀追兵2000多人。单于见屡屡受挫，又想撤兵，恰一汉军士卒因被校尉欺辱，将汉军前无援兵、箭矢粮草将尽的底细全部告诉匈奴单于。单于命令急攻汉军。等到汉军撤至坻汗山（约位于居延泽正北方）口附近时，士卒尚有3000人，但箭矢射尽，兵器尽毁。进入峡谷之后，李陵命令士卒分散突围，到遮虏障会合。李陵眼见全军覆灭，“再也无颜回报陛下”，于是投降匈奴，残余部众分路突围，只有400余人逃回汉塞。
  李陵的部下奉令逃出者400人，分散行80里，先后到达北部障，障尉入塞报知酒泉郡，备述沿途战况，郡吏闻报，急速飞章奏闻长安。
  《汉史演义》战况记载是根据李陵步卒实报写成的。其中所述山泽地形，与酒泉以北至居延地形相合。由此查核李陵进军与退军路线，正是由酒泉过会水（今金塔县境西部）地带，出北部障，到达居延海，由居延海西侧进驻匈奴腹地。其退还路线，仍循原道而来。
  《太平寰宇记》曰：“酒泉有古长城，在县北，《汉书》谓之‘遮虏障’（今金塔县境东部）。”唐《元和郡县志》则说：“遮虏障，酒泉北二百四十里，李陵与单于战处。隋朝镇将杨元，巡查边防，曾于其地拾得铜弩牙（即弩机之搬牙）与箭镞。”
  《元和志》记载：“李陵与单于战处，在酒泉北二百四十里”。据金塔县文物工作者考证：李陵被匈奴包围处，正是今金塔县境内的老虎山北侧大山谷口。李陵被胡骑围困坻汗山谷中时，“陵令军吏四百余人各逃性命，明日在遮虏障会齐”等语，可证李陵被围困之地，距遮虏障尚有很长一段路程。
  《辞海》云：“所谓‘大泽’，即今居延海。”汉军由居延海出海南行至坻汗山下约400里，日夜且战且行，再向南进入丘陵地段，经龙泽山、炮台山、月牙山等地至梧桐泉（今金塔县境）西山下（即坻汗山之北端）。由此山北端起李陵与单于展开了拼死大战，战斗沿着山之东麓逐渐南移50余里，日暮，始进入“坻汗山”之大谷口，按此地点，约当今老虎山。其山东麓，有诸多深沟大谷，足可藏兵。李陵最后一战，也正是在老虎山地带。由老虎山南行，跨过大红山东端，经张家疙瘩、苗儿山，行80余里，可达北部障（今金塔县碱泉子附近），旧称“古关”。
  汉代移民屯田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朝军队占领河西走廊中部、西部，先后建立酒泉（辖今金塔县境西部）、武威、张掖（今金塔县境东部）、敦煌四郡。西汉王朝在酒泉设郡后，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屯田。据文献记载，若是“关东下贫”的移民，就会得到官府的扶持和接济，包括“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到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于犁、牛、种、食”，减免租赋，并“予冬夏衣……能自给为止”。同时为加强屯田管理，西汉王朝在酒泉设农都尉、护田校尉、侯农令、守农令、劝农掾、仓长、仓佐、仓曹史等官职。农都尉是一个屯田区的最高长官，其他田官都在农都尉的管理之下。西汉王朝对屯田者使用的土地、农具、籽种、耕牛及所需的粮食、衣物、零星钱实行完全供应制，屯田者耕种国家土地，为国家服劳役，纳力役地租。屯田生产的收获物全部上交给朝廷，以供边军和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人食用。
  屯田劳力，一是原有居民。朝廷鼓励他们开荒屯田，发展生产。二是戍卒。汉王朝采取亦兵亦农、且田且守的戍边措施，组织戍边士卒开展大规模的屯田。屯田戍卒分为田卒、河渠卒、守谷卒等，他们都来源于戍边军士。屯田戍卒有一定期限，一般为一年，屯田者每人耕种土地约20亩。《史记·平淮书》记载“初置张掖、酒泉郡，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运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三是移民。移民多来自关东各郡，“关东下贫”占绝大多数。“关东下贫”，指潼关以东的陕西东部、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还有征来的良家子弟、应募士、刑徒、谪卒和失去官职的人。朝廷对著籍的移民管理，采用什、伍编制，分属郡、县、乡、里进行管理。随着大批移民的迁来，酒泉人口迅速增加，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西汉王朝重视水利建设。汉武帝时，“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现宁夏一带）、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卷29）。居延汉简有甲渠、临渠、广渠等名称，还有专门从事治渠引水的“河渠卒”。据《水经注》记载，敦煌人索励率兵千余在伊循城（今新疆若羌县米兰）屯田时，曾调集鄯善、焉耆、龟兹等地士兵三四千人，拦截发源于昆仑山的注宾河，掘渠分水、灌溉农田。他还把“井渠法”推广到新疆和河西走廊。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四月，西域乌孙国发生内乱，汉王朝派将军辛武贤（后任酒泉太守）率兵1.5万人到达敦煌，“通渠积谷，欲以讨之”。大规模的屯田，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引种了中原品种繁多的农作物。汉简中记载的农作物品种有麦、大麦、粇麦、穬麦、谷、糜、秫、胡麻等，还有种植蔬菜和果类的记载。汉武帝末年，赵括发明的代田法，在边郡和居延首先推广。由于重视水利兴修和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酒泉、敦煌粮库充足，戍边力量大大加强。
  窦融经营酒泉时，命各州县设立田官，组织垦荒，并给耕种者发给官牛、种子和农具。组织人民修筑渠道，修理沟渠，把祁连雪水引入平川，发展水利。窦融颁布“吏民毋得伐树木”的禁令，要求民众保护树木，保护环境。酒泉一带牛马除用于军事之外，还用于农业生产。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光武帝下诏“毋得屠杀马牛”。这些措施推动了酒泉农业的发展。
  汉代军事防御体系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朝军队占领河西走廊中部、西部，先后建立酒泉（辖今金塔县境西部）、武威、张掖（辖今金塔县境东部）、敦煌四郡。西汉王朝建立酒泉郡后，为了保障河西走廊安全，防止匈奴入侵，西汉王朝组织了修塞垣、筑亭障的浩大工程（汉代称长城为塞垣。《汉书》又称居延的一段长城为“遮虏障”）。汉武帝在十多年时间内，征集数十万人，先后四次将秦长城由陇西沿河西走廊向西、向北延伸。西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又称蒲昌海），北到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呈丁字形，全长3000多公里。第一次是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由令居（今永登）筑塞西至酒泉；第二次在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由酒泉筑塞至玉门关；第三次在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由酒泉郡沿弱水（今黑河）向北筑塞至居延泽；第四次在汉武帝天汉年间（公元前100年—公元前97年），由敦煌向西筑塞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汉长城在秦长城的基础上向西延伸了3275公里，成为一条贯穿汉朝北疆东西的防线。在盐泽以西沿孔雀河，还修筑了连续不断的烽火台，直至西域都护驻地乌垒（今新疆轮台县境）。
  “亭障”，是长城沿线构筑的军事守望据点。长城沿线每隔五里建造的小城堡叫“亭”或“燧”。再隔若干个“亭”或“燧”，有一个大的城堡叫“障”。亭障上设有放出警报的信号——烽火，因此又称烽燧。“谨侯望，通烽火”是汉代边塞亭燧的主要职责。烽火台遇敌警发出信号的称为烽火。住在亭障上的士兵要哨探敌情，称为“斥候”，一旦有警，随时向后防发出警报信号。当时的报警信号基本上分为四种，一是烽表，就是用红布和白布缝成帆状物，当匈奴入侵时则悬挂在亭障的高竿上。按入侵者的多少及远近而增减数量，一燧挂烽，它燧照传，后防的士兵即可作好自卫准备。二是烽烟，就是焚薪取烟。亭障有烟筒，焚薪之烟通过烟筒直上天空，使远方望见。这是敌情比较紧急发出的信号。三是苣火，就是夜间将点燃的柴束，悬上高竿，也根据入侵者多少及远近增减数量。四是积薪，就是在敌情最严重时，把大堆的柴束点燃，以表示情况紧急，这一信号出现，说明要开战了。西汉的这种报警办法，可以日传千里，据历史学家向达先生在《敦煌考古》一文中估计，敦煌距长安四千余里，大约两三天就可到。20世纪，陆续在敦煌、居延、肩水金关发现关于烽火制度的简牍，其中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最为完整。
  长城沿线边境塞、亭、障、燧的外围有侦迹和防护设施。侦迹设施一种是天田，就是在边境山口、渡口或敌军来犯必经之地，挖出阔一丈、深二尺的沟，用细沙或细土填入，将其表面刮抹平整。巡逻的士兵检查天田，看见人马痕迹就可以判断来敌的数量。这种天田也布置在塞墙外侧，称天田和塞，从而形成一条连绵不绝的侦迹线。另一种是柃柱悬索，就是在沿边塞线埋设一系列木柱，在柱间横拉细索，称为悬索。亭燧兵卒观察天田和柃柱悬索，就可以侦知敌军或其他人非法入境的情况。防护设施是为了保障边塞安全的，有虎落或强落，为城障烽燧外围的屏障，对敌骑可以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考古发现酒泉境内的虎落，有的是由柳条编成的一道篱笆墙，外表还要涂泥，以防被敌人焚毁。另一种叫鹿角，就是将木杆的一头削尖，以60～70厘米的间隔，呈三角形垂直埋设于城塞、障、燧基脚周围，一般为四行，从而在边境防御设施之外又形成一道宽数米的保护带。另外还有非常屋、回门、悬户、辟门蒺藜、木菱、关门墼等。非常屋是密室或暗门复道，以备紧急情况时隐蔽或撤退之用。回门指迂回曲折的门径、门户，以便保护门户，限制敌军的进攻方向，便于内部拒守，是保卫烽燧尤其是门户的特殊装置。
  长城沿线住在亭障的戍卒，除警戒敌人外，还从事各种农业生产活动。这些戍卒都是由农民中的壮丁组成，每个亭或燧住着几十名到一二百名戍卒，由“侯长”或“燧长”管理，障里住的戍卒，由“侯官”统率。各侯官又由郡城或县城等地的都尉管辖。从居延出土的汉简可知，仅居延都尉管辖下的亭障就有100多个。
  区域建制演变回眸
  西汉建立后，今金塔县境仍被匈奴右贤王属下的浑邪王所控制。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经酒泉、敦煌，出使西域。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次率兵征讨匈奴，大败浑邪王、休屠王部，收复河西地区。酒泉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的统治范围。西汉王朝设立酒泉郡。今金塔县境属酒泉郡管辖。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王朝修筑由令居（今永登）至酒泉的长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王朝从酒泉郡中分置敦煌郡。酒泉郡设池头、乾齐、玉门、天依、禄福、绥弥、乐涫、表是、会水（今金塔县境西部）9县。敦煌郡设冥安、渊泉、广至、敦煌、龙勒、效谷6县。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西汉王朝修筑酒泉到玉门关（敦煌境内）的长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西汉王朝修筑酒泉至居延泽（额济纳旗境内）的长城。并发戍甲18万，置居延屯兵，以卫酒泉。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从敦煌出发进攻大宛，得胜而归，被封为海西侯，食邑8000户。天汉年间（公元前100年至公元前97年），西汉王朝修筑由敦煌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的长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率部卒5000出居延塞（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击匈奴，兵败后投降匈奴。
  公元9年，王莽篡汉称帝，改国号“新”。设辅平郡（原西汉酒泉郡）、敦德郡（原西汉敦煌郡）。辅平郡驻显德县，领显德（原西汉禄福县）、乐亭（原西汉乐涫县）、萧武（原西汉会水县）、辅平亭（原西汉玉门县）、测虏（原西汉乾齐县）、表是、天依、池头、绥弥9县；敦德郡驻敦德亭，领敦德亭（原西汉敦煌县）、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6县。
  王莽篡汉后，改会水县为萧武县。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复名会水县，属酒泉郡。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河西五郡太守梁统（武威）、库钧（金城）、史苞（张掖）、竺曾（酒泉）、辛彤（敦煌）等人推举张掖属国都尉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建立起河西割据政权。建武十年（34年），窦融与东汉联兵东西夹击隗纯，隗纯投降。光武帝封窦融为安丰侯，管理河西。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窦固及其副将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三郡甲卒和卢水羌胡兵共1.2万骑，从酒泉出发，攻占伊吾卢城。次年十一月，窦固与耿秉率兵1.4万骑，出敦煌昆仑塞，打败车师前、后两部，重新恢复汉与西域的交通。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酒泉太守段彭率兵击败西域匈奴。汉安帝延光三年（124年），西域长史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骑兵6000人及鄯善、疏勒（今新疆喀什）、车师前部兵，打败车师后部，俘8000余人、马畜5万多头，平定车师六国。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北匈奴侵扰边疆，敦煌太守裴岑率郡兵3000人进剿，大获全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匈奴呼衍王侵扰伊吾，敦煌太守司马达率敦煌、酒泉、张掖吏士4000余人前往救援，一举获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十二月，鲜卑攻酒泉，沿边郡县都受其侵扰。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等人割据郡地，自称将军，互相攻战。
  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敦煌功曹张恭派弟张华攻取沙头、乾齐2县。酒泉境内设酒泉、敦煌两郡，隶凉州刺史部。酒泉郡驻禄福，辖禄福、安弥、会水、乐涫、表氏、玉门、乾齐、沙头、延寿九县。敦煌郡驻敦煌县，境内增设宜禾县（今安西南岔六工村），辖敦煌、龙勒、效谷、广至、宜禾、渊泉、冥安七县。
  西晋武帝太康年间（280—289年）敦煌人索靖任酒泉太守。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改禄福县为福禄县（今肃州区），增置晋昌郡，领八县，包括原属敦煌郡的宜禾、伊吾、冥安、渊泉、广至，酒泉郡的沙头，又新设立了会稽、新乡二县。玉门县分置骍马、会稽二县，隶酒泉郡。永宁元年（301年）张轨被西晋王朝任命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统辖河西。
  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张骏置敦煌、晋昌、高昌三郡。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张骏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永和二年（346年），前凉文王张骏卒，世子张重华继位。谢艾任酒泉太守，重筑酒泉城。永和五年（349年），凉州官吏推张重华为“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凉州张氏政权由晋王朝的地方政权演变为地方割据政权。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前秦发兵进攻前凉，凉王张天锡投降，前凉灭亡。苻坚灭前凉，将酒泉一带纳入前秦统治范围。在酒泉境内设酒泉、晋昌、敦煌三郡，隶属凉州。太元十一年（386年）十月，吕光在酒泉一带设酒泉、晋昌、凉兴（今安西县南）、敦煌四郡。十二月，吕光自称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凉州牧、酒泉公。太元十四年（389年），吕光自称三河王，正式建立河西割据政权。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吕光自称天王，建国号大凉，史称“后凉”。
  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后凉建康太守段业与沮渠南成一同起事。段业被推为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建立北凉政权。隆安五年（401年）初，段业因误杀辅国将军沮渠南成激起众叛，被沮渠蒙逊所杀。沮渠蒙逊执掌北凉政权，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号永安。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西凉国迁都酒泉。徙江汉之民2.3万人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义熙十四年（418年）十月，李歆遣使赴建康（今南京），东晋以李歆为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酒泉公。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七月，李歆与沮渠蒙逊决战于寥泉（今甘肃省临泽县寥泉镇），李歆全军覆没，沮渠蒙逊占领酒泉。
  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沮渠蒙逊击败西凉，夺得酒泉后，王子沮渠牧犍（茂虔）任酒泉太守，在会水县境内（今金塔县中东镇）修筑牧庄，以供滋牧，将此地称“王子庄”（今金塔县境西部）。
  北魏太武帝延和二年（433年），沮渠蒙逊死，其子沮渠牧犍继位。沮渠牧犍以其弟沮渠无讳为酒泉太守，沮渠唐儿为敦煌太守。太平真君二年（441年），北魏进攻酒泉、敦煌。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沮渠无讳、沮渠唐儿放弃酒泉、敦煌，率领万余人，投奔西域宗室兄弟沮渠安周。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北魏废玉门、骍马、沙头、乾齐4县，改会稽郡为玉门郡，领玉门、延寿二县。正光五年（524年），敦煌罢镇置瓜州，瓜州辖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效谷、寿昌七郡。州刺史驻敦煌。后改为义州，庄帝时复为瓜州。孝昌元年（525年），设寿昌郡。孝昌二年（526年），废会水县，按水系将今金塔县境西部并入酒泉郡，属敦煌镇；今金塔县境东部并入张掖，属凉州。
  西魏时期（534—557年）酒泉一带属西魏，设寿昌、敦煌、凉兴、晋昌、玉门、酒泉六郡。北周保定四年（564年），北周实行合郡并县。酒泉境内由西魏时期六郡减为敦煌、常乐、酒泉三郡。宣政元年（578年），西域突厥入侵酒泉，并架设云梯攻城。酒泉军民奋起反抗，把干柴扎成捆，涂上石油，点燃后焚烧突厥军队的登城器具，突厥终于败走。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置酒泉镇。开皇九年（589年）改会稽县为玉门县。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改酒泉镇为肃州。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并入张掖郡。大业三年（607年），实行郡县制，裁肃州为福禄县（包括金塔县全境），隶属张掖郡。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武威司马李轨起兵反隋，攻占凉州，自称凉王。改元安乐，占领河西五郡地。改福禄县为酒泉县。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复置肃州，辖酒泉（包括今金塔县境西部）、福禄（包括今金塔县境东部）、玉门3县，初属陇右道，后属河西道。唐代宗广德二年至大历元年（764-766年），金塔县被吐蕃奴隶主控制。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年），今金塔县境复归于唐。咸通十三年（872年），今金塔县境被甘州回鹘控制。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金塔县由“归义军”管理。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今金塔县境属西夏国，今金塔县境西部隶番禾郡，今金塔县境东部隶镇夷郡，黑水镇燕军司驻威远城（今金塔县航天镇境内）。
  元世祖至元七年至十五年（1270-1278年），今金塔县境东部属甘州路，今金塔县境西部属肃州路。
  明太祖洪武九年至二十八年（1376-1395年），今金塔县境设威远卫和威虏卫。威远卫辖今金塔县境东部，威虏卫辖今金塔县境西部。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裁威虏卫，并入肃州；裁威远卫，并入镇夷千户所。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兵备副使王仪等修葺威虏城和金塔寺古城。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今金塔县境设守备一员兼管地方。
  清圣祖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肃州卫守备曹锡钺驻扎金塔堡（今金塔县境西部），开垦户口坝。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置高台县（含金塔县境东部），属甘州。雍正四年（1726年），肃州通判毛凤仪劈山引水，开垦王子庄东、西两坝（今金塔县境西部）。雍正七年（1729年），置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州同（又称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分州，辖今金塔县境西部）。设王子庄分州后，按水系和地域划分为金塔坝、户口坝、梧桐坝、三塘坝、威虏坝、东坝、西坝、新两野（新城子、两山口、野麻湾）、天夹营（天仓、夹墩湾、营盘）等地方。
  清世宗雍正十三年（1735年），今金塔县境东部设毛目城屯田县丞（又称高台分县），治所在毛目城（今鼎新镇友好村），属安肃道。今金塔县境东部按水系和地域划分为毛目、双树2屯。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年），改金塔寺游击营为协镇营（今金塔县境西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王子庄州同治所由威虏堡移驻金塔寺堡（今金塔县境西部）。乾隆五十年（1785年），王子庄州同彭以懋扩充金塔堡，改称金塔城。清穆宗同治八年（1869年），毛目县丞李彭监修营尔堡（今金塔县境东部，后改鼎新城）告竣。民国二年（1913年），改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分州为金塔县（今金塔县境西部），改高台分县为毛目县（今金塔县境东部）。
  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毛目县为鼎新县（今金塔县境东部）。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六月，甘肃省第七区（酒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辖金塔、鼎新等县。
  1949年9月26日，金塔县（今金塔县境西部）和平解放。1949年9月28日，鼎新县（今金塔县境东部）和平解放。同属酒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5年10月，金塔县、鼎新县隶属张掖专员公署。1956年3月9日，原金塔县、鼎新县合并为金塔县，隶属张掖专员公署。1958年11月，金塔县、酒泉县合并成立专区级酒泉市，隶属甘肃省人民委员会。1961年12月，恢复金塔县建制，属酒泉专员公署。1978年12月，金塔县隶属酒泉地区行政公署。2002年9月，撤销酒泉地区，设立地级酒泉市，金塔县隶属酒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