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主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根据《五七指示》精神，在中共中央的“5·16”通知下达后，金塔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县委也及时作出了安排部署，县规划队在1966年8月份，深入东坝公社小河口大队东边的沙漠荒滩上进行规划，绘制了四个农场的蓝图，即：良种繁殖场、家属农场、机关农场、城关农场。1966年12月16日，县上抽调肖玉英、史尚英、李生全、苏世章4名干部筹划办场事宜，肖玉英管政治，史尚英、李生全管生产，苏世章管总务财务。具体工作：首先是拆庙。先从三合公社的官坝庙拆起，把全县现存的庙宇全部拆完。庙宇属公产，由县财税局调人进行，陆续把木料运到良种场小河口生产点。从1967年元月起，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每月抽出10％的干部职工，参加“五七农场”建设，每人一个月，轮流劳动锻炼。第一批人员到来，打草铺住在用木料草席搭成的房子里，做饭、饲养牲畜全由干部承担，喝的是沙井水，点的是煤油灯，还建起了临时党支部。生产上，1月～2月份主要是加埂、打坝，平整荒地，2月份又把干部家属派来轮流劳动，总人数达百人。到了3月中旬，开始放水泡地，当时没有机械，县财政拨款购买耕牛4头、骡马5匹、驴1头、胶轮大车1辆，又添置了一些小型农具。当年播种小麦、胡麻等作物200余亩，收获小麦1.5万公斤、胡麻1000公斤，并种了一些蔬菜。夏天开始，修建房舍10栋、2000余平方米，修饲养站1处，打吃水井1眼，总算有了吃住之处。这年秋后，“文革”逐步深入，县城各机关忙于搞“革命”，进行造反夺权，闹派性，搞武斗。县委、人委（即县政府）主要领导被夺权靠边，各级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冬天农场劳动停止，只留4个办场干部看守场部。
  1968年开春，“文革”运动正处于高潮。春播前，县城下来20名说是明显有“问题”的干部来农场劳动，春播结束后又回去了。1968年4月14日，金塔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取代了旧县委、人委的职能，实行“一元化”领导，设三部一室（即政治部、保卫部、生产指挥部、办公室）。此时，群众对县委书记杨兴盛、县长时思明以“特务”罪名的批斗持续进行，并让他们住在县革委大院内，实行军管，又在宝水堂专门召开了批斗杨兴盛、时思明等人的样板会。大会后各单位可以有组织地批斗杨兴盛、时思明，也可以揪到本单位和揪出的其他“残渣余孽”一同戴上高帽游街示众，就连看管“五七”农场的我和苏世章也被召回县上批斗游街。紧接着县上又召开了“九类”分子大亮相的万人大会，（即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臭知识分子九类），会后绕县城两圈，游街者前胸后背都贴上写有“特务、叛徒、反革命”等罪名的标志，这叫斗透、搞臭，永不翻身。
  一直到了7月上旬，各单位已相继暴露出“灰、白、黑色”干部有七八十人。当时，农场麦子成熟，夏收在即。7月8日早晨，这些人被叫到一起集中听训，宣布排队步行进入“五七”农场干活。行李统一车送，由造反派专人带队，实行急行军，相距六十里的路程，一气走了四十里；然后，在新地庙稍作休息后继续前进，下午3时许到达农场，第二天就投入夏收了。在夏收期间，没有大的“革命行动”，每天只做“早请示、午对照、晚汇报”。主席像、语录牌、红宝书三上地，批斗也只是小打小斗。20多天后，只留下20个人进行打场、割草，其余的人全部回县城继续搞斗、批、改。8月份的某一天晚饭后，留下的人集合在场部“忠”字墙下，由民兵连长焦发安宣布：连夜步行回县城，这是革命行动。当时，地主成分出身的转业军人胡生保，不想随大家步行，嚷嚷要第二天坐车走。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与焦发安吵起来，胡生保还把焦发安捣了一拳。这一下惹恼了造反派，互相围打，最后用绊马绳将胡生保拉倒，捆起来暴打一顿，并在两脚腕绊了绳索，派两个民兵押送上路，天亮时跑到县城，关进了监狱。这件事后来让人戏称为“胡生保押上沧州道”。
  就在这时，县级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早已成立，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在深入开展，就连解放前夕的十户联保也不放过，算为特务。10月下旬，凡是“红色干部”都进入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灰、白、黑色”的人全部进入“五七”农场，改造思想。并把“五七”农场正式改名为“金塔县五七干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原县委副书记高锡文任主任，张杰、高文贤、焦发安先后任副主任。到校的200多人，第三天就全部参加了开挖新渠的劳动，渠长一公里，吃住在东坝公社小河口大队，七天完成任务，劳动强度很大，这是进了干校的第一堂课。回校后，把200多人编为4个排，设排长、班长，一排为农林水牧系统的人，二排为工交财贸系统，三排为党政系统，四排为公检法、文卫系统。杨兴盛、时思明也从各公社轮流批斗结束，送来干校，编入三排。各公社、各单位又陆续送来清出的“残渣余孽”，插入各排。凡出身不好、又有历史和现行问题的都属于黑色一类，叫“黑帮”，又称“专政对象”，四个排一共60多人。对“专政对象”，经常采取“革命行动”：扣发工资，限制自由；不准回家，不准家人送吃的；不准进供销部、饲养站；白天劳动，晚上交待问题和批斗，写反省材料；还有不少“革命行动”加在“专政对象”身上。四个排中唯有三排最“革命”。当时劳动强度大，每月定量36斤粮，杨兴盛吃不饱，说是“困的很”，他妻子王亭也在干校劳动，互相不敢说话，虽然粮票剩余，排长就是不让给，这叫“咫尺天涯”。原县委农工部部长程岗的侄儿从酒泉上坝来看叔父，拿来八个沙枣馍，还有亲友送来的几个菜包子，当时就把馍馍和包子摆在广场上，把“专政对象”集中起来进行批斗，说是有意闹粮，这叫“闹粮现场会”。三九天寒，编入三排的“黑帮”每天都在60个平方米的大饭厅里反省，写交待材料，革命群众则在暖房里闲谈，时间长达一月之久，这叫“冷房反省”。有一天小河口坝倒水，劳累一天的“黑帮”，晚饭后集中排队去打坝，天亮回来后还要照常上班，这叫“连轴转”，等等。还有一些发生的故事，无需赘述。
  经过一个冬天的整党，阶级阵线基本上清楚了。1969年春天，干校的场地进一步扩大，把紧连干校的县良种场的400亩耕地也划归了干校，还有耕牛4头、马1匹、驴4头、绵羊60只。此时，除少部分人重新安排工作外，被遣散回家的200多名教师也统统叫了回来，干校“学员”达到了500多人，阶级斗争的弦拧的不是那么紧了。由于人员增加，就要搞基建和副业生产。3月份，把三排的50余人抽出来派到大柳林、双古城挖了1个半月甘草，收入5000多元。春夏之交，又组织打锅锥井3眼，新开荒地200多亩，耕地达700亩。当年收获粮食5万多公斤，洋芋、葫芦等蔬菜3万多公斤，还饲养了牛、马、驴及猪、羊、鸡等家畜家禽。
  1969年4月份，中共中央召开了“九大”会议，之后干校革委会对“专政对象”逐步分批“解放”，这叫“体现政策”。4月28日，校部召开“体现政策”大会，四排解放了18名“专政对象”，以后又有好多人陆续“解放”。“解放”后补发了扣发的工资，人身有了自由，算是成了“革命群众”，可以回家探望，不少人一年未见亲人，如获新生。9月份，干校教师分批返回原学校，有的重新安排了工作；干部也分批调动，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干校整训算是告一段落。到1970年下半年，干部基本走完，县上把“五七”干校改为“红专学校”。1971年开春，县革委会又通知：将“红专学校”改为“金塔县五七良种场”。3月份，从附近社队招收了30名长期临工，干校革委会撤销，设“五七良种场革命领导小组”，李浩元、焦发安分别任正副组长，内设生产指挥部和财会部，具体负责良种场的正常生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把“五七”二字取消，易名为“金塔县良种繁殖场”。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