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鸦片，俗称大烟，用罂粟果实中的乳状汁液制成的毒品。原产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家。清朝中期就有鸦片输入中国，特别是自清道光以来到民国末的二百多年中，以英国为首的殖民主义者，把鸦片大量贩入中国，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计民生，使中华民族遭受了沉重的灾难。现就民国时期金塔的烟患和禁烟见闻简略介绍，供读者了解。
  清末，甘肃各地已普遍种植鸦片。“陕、甘、云、贵、川栽种罂粟情形，沿西数千里之地，日肆蔓延……”（郭嵩焘〈清·禁鸦片条奏〉）。金塔也不例外，先是一些人偷种，后是官府纵容支持种，再后来是大部分农户广种，以至无法收拾。
  开始种烟后，农户将收割的生烟，直接出售，或将加工熬成的熟烟膏售给烟贩子，以获取银钱。后来，价格逐渐上涨，生烟由一两三角银币涨到一两五角，熟烟由一两二至三块银元涨到五块。在鸦片生意能获大利的诱惑下，金塔越来越多的农户逐步扩大了种植面积。加之农户种鸦片可直接得到现款，解燃眉之急，也可抵顶交纳官府税赋，县长还可截留烟亩税款的百分之四归其所有，各地农村专设的征收烟亩税收的“财政专员”也有一定的提成，促使农民不断增加种植田亩。到民国20年（1931年）前后，全县（指旧金塔县）种烟户约占总农户的30％左右，这些户约用三分之一的好地种烟。每到鸦片成熟收割季节（麦收前），有的自割自收，有的请帮手或雇人收割。一些穷人为求谋生，便三五结伙找雇主割烟，群众称为“赶烟场”。这时，一些小商小贩也趁机“赶烟场”，有的卖小吃，有的卖日用百货，还有唱小曲的、耍猴的、听洋片（留声机）的……。河北、山西、陕西、包绥以及临夏、酒泉等地收购鸦片的客商蜂拥沓至，走乡串户，坐地收购。有的用糖、烟、布料等百货交换鸦片，有的用银元直接购买。
  随着鸦片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吸食者也与日俱增。一旦成瘾，四肢无力，浑身酸痛，流鼻涕，淌口水，打喷嚏，犹如大病缠身，肤色青黑，骨瘦如柴，弱不经风，不能务作，人称“大烟鬼”，鸦片终致有的命丧黄泉，有的倾家荡产，出卖妻妾儿女；有的男盗女娼，道德沦丧，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威虏坝移庆的姜××，为吸食大烟，未过几年，将父辈留下的富庶庄园、百亩良田、成圈牛羊全部卖光，住着一间拆剩下的破房，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中东中梧有个罗××，吸食大烟成瘾后，将祖上留下的万贯家产卖光以付毒资，最后当上了红帮头子，指使帮徒偷牛盗马，抢劫民财，残害百姓，恐吓财主，敲诈富户，终因日子过不下去，令两个老婆乞讨要吃，致使大老婆冻死在吴家井湾的路旁。此类事例举不胜举。
  在广开种烟、吸食成患的年代里，一些奸商和官方互相勾结，乘机高利盘剥，使农民受尽了苦头。他们通过预支烟款等办法，暴收渔利。春用一块银元，支顶烟土二两五至三两，秋天还不清再加利息；春用一斗小麦，秋还二斗还带二两烟土。那时，国民党在酒泉、金塔的驻军马步康也派副官进行支烟，由乡保长经手，谁敢拖延，迫使一部分人家烟场一过，一无吃粮，二无籽种，三无银钱，只好典田卖地，落得个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的结果。
  据我们所知，民国10年（1921年）和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府曾先后发布过禁烟令，但由于种种原因，雷声大，雨点小，随禁随种。尤其是民国24年（1935年）各县的一些士绅和政府官员要求再种一年，结果国民政府又同意延长一年，致使鸦片种植面积大大超过往年。民国25年（1936年），国民政府鉴于鸦片危害国本，又迫于人民强烈要求禁烟的呼声，于6月3日再一次颁布禁烟令。在全国禁烟运动的推动下，金塔县政府也采取了下列禁烟办法：1、颁发禁烟治罪条例，严禁种烟、贩烟、售烟和吸烟。2、定于“六月三日”为禁烟日，张贴图画标语，宣传鸦片的危害性，动员传戒、自戒、劝戒。3、惩办一批烟贩，严令烟农、商贩交出存烟，取缔烟膏所。4、县上成立禁烟委员会，派员下乡履地清查，防止偷种。5、县上设戒烟所，登记烟民分批送所戒烟，广售戒烟药丸，公开传授戒烟药方。通过种种手段，经过两三年的时间，全县禁烟才有了较大的收效。由于积重难返，解放前仍有偷种、偷售、偷吸者。直到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广泛宣传和深入教育下，配合法律武器和行政命令等强有力的措施办法，种烟、贩烟、吸烟现象才彻底根绝。
  （本文作者许汗杰曾任教师；张文质系原县农牧局离休干部；成发昌系原酒泉地区粮食局退休干部）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