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本人生于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日，农民出身，安徽省金寨县面冲乡面冲村人。
  1929年农历二月，我在十交区四乡苏维埃卢家祠堂（即现在本乡河冲村张庙小学）参加地方革命武装组织——少先队，打土豪、分田地，巩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年农历八月下旬，少先队全队48人持区苏维埃的介绍信离开了十交区，经现在霍山县的折字岭、石家河、诸佛庵，傍晚到达黑石渡，在这里正式入伍，编入霍山独立团，我在三营七连三排六班。当时独立团一直在霍山县的毛河、漫水河、大花坪、道士冲、落儿岭、六斗石铺、管家渡、磨子潭、燕子河、吊罐潭及小田一带，与山区的老、小八团（反革命地方民团）及国民党陈条云的部队作战。
  1932年春（农历三月左右），团部派三营前往现在的六安县苏家埠镇，配合红四军作战，这次战役前后48天，我们对城内的敌人进行围困，并几次打退了敌人的援兵。城内的敌人得知皖西“剿共”总司令厉式鼎前来援助已全军覆灭，更是军心崩溃，终于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无条件投降了。5月初，在苏家埠新安会馆前广场上举行了受降仪式，一队队白军士兵扛着捆好的枪支进入广场，按照红军的规定，把武器分类放在地上，军官另外站在一处。同时，一队队慰劳队也把锣鼓敲得特别响亮，抬着猪肉，挑着鸡、鱼、挂面、红糖、糍粑、大枣，前来慰问红军将士，广场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苏家埠战役的胜利，我们士气更为高昂，以后仍开回霍山进行游击战。8月前后，团部奉上级命令，全部出山。早晨4点钟左右离开黑石渡，九个小时的急行军，12点钟左右到达霍邱的丁集，离镇约两华里左右，准备配合在霍邱的红二十五军与敌作战（即第四次反围剿）。当得知霍邱失守后，情况万分紧急，立即向山区撤退，经小张冲、烂泥坳时已经天黑，在这里与敌人激战六七个小时，击退了敌人的阻击，冲过烂泥坳，天亮到达油坊店子，部队在这里住了三天，进行整编。独立团编为红三十军十一师特务连，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师长李自良，我编在特务连二排四班。第三天早晨6点钟左右离开油坊店子，途径八折岭、西莲花山、八廊冲、泡桐岭、西界岭，傍晚到达湖北英山县骑马坂的一个村庄驻扎。
  次日，经过熊家店等地，约两三天后到达信阳，在这里红三十军与国民党胡宗南部进行激战，击溃了敌人的封锁后继续前进，经过洛阳在枣阳新集又与敌激战，虽然仗是打胜了，但三十军伤亡也较大，很多同志都牺牲在战场上。其中有十一师的团政委吴义三同志，他当时只有20多岁，李自良师长对失去这样一位年轻有为、事业心强的青年干部极度悲伤，失声痛哭。由于牺牲的战士太多，伤员也多，缴获的武器不能全部带走，就地毁掉了剩余枪的零件，痛心地扔进了附近的大塘里，轻伤员跟上了部队，重伤员只好留在了当地疗伤。
  新集之后，继续行军，途径宣华（县）、商洲、商县、子午镇、四道河（陕西汉水以南地区），这时候基本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与堵截。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围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围剿”），来不及对红四方面军组织新的围攻。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钟家沟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主要是决定翻越巴山进入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军队力量，实现进军川北的战略任务。
  由于部队经过长途转战，士兵体力消耗很大，加之时至严冬，衣薄鞋缺，翻越巴山，困难确实很大，但经过动员，战士们信心百倍，士气高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1932年12月17日，方面军总部以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为先遣部队，先行出发，大约是19日我们也出发了，每人都准备了三四天的干粮，我还背了一小捆稻草（以备行军防滑和露营之用）和两双鞋，踏上了这上七十里、下七十里、山上七十里共两百一十里的大巴山。由于军阀混战，兵匪骚扰，山路上早已行人绝迹，一些羊肠小道也布满了藤草荆棘。记得当时正是寒冬，冰雪封山，气候十分恶劣，就这样脚下是崎岖的山路，头上是寒风加大雪，战士们互相鼓舞，彼此扶持，在陡窄溜滑的山路上前进着。我背的一捆稻草，后来也分成四个草团（缩小体积，挂在身上便于行走），我背一个，其余有三个本班战士帮我背上。夜间休息时，我们就刨开积雪，铺上稻草，再拾些柴草燃上篝火，来度风雪之夜。当晚我们听说先遣部队二一七团已胜利地翻越过巴山，有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川北，进占了通江县北部的两河口，守敌一个连惊慌失措，不战而逃。
  我们十一师和十二师随方面军总部大约25日解放了通江城，守敌两个营及地方民团大部分被消灭。而后，部队西进，在城西一个叫恩歌嘴的地方抢占了有利地形，击退了巴中来犯之敌。当我们住在一个叫瓦石铺的小集镇上时，已经是新年了，在这里我们很简单的过了元旦节。
  1933年1月下旬，部队逼进巴中，十一师的三十三团击退敌人第三师一部之后，占领了通江西南的要点得胜山。当时通江农民大规模的抗捐斗争还未结束，群众见红军一到，革命情绪十分高涨，他们向部队赠匾、送猪进行慰劳，主动当向导、运物资，支援部队作战，解放巴中时，又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1933年2月以后，部队在通江住了一年，主要任务是支持地方苏维埃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我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土地革命使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地方武装组织也很快建立起来，成立了很多独立团、独立营、赤卫队，同时还建立了各级工农民主政权。
  1933年大约农历六月，方面军进行了整顿扩编，十一师扩编为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特务连编入三十军九十师二七零团，团长王志恺。当时我在团部通讯排担任排长。这时川陕边区的最高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约7月中旬，党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自1933年起，每年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方面军发出指示，号召部队开展练兵活动，迎接第一个纪念日。8月1日这一天，方面军在巴中（市）举行了降重的检阅大会，我们在苍溪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部队整编后，许多老战士都被提升为干部，方面军又发出号召，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由于扩编后新战士增多，都要进行军事培训。当时我们二七零团驻在苍溪县进行军事训练，曾记得王志恺还给了我一本叫《连排班长须知》的小册子，虽然我当时认不到几个字，但一有空隙，我就拿出来叫识字的同志教我。我对这个小册子很是珍爱，后来一直保存到来甘肃，在倪家营子战役中，不知什么时候遗失了。
  9月中旬，三十军和四军的十一师在鼎山场和玉山场击溃了敌第二混成旅的一个团，后来第二混成旅残部也被九军全部消灭在一个叫马深溪的险要地方。大约在9月底，我们在佛楼寺杨家寨歼灭了敌杨森的第一混成旅的一团和三团。10月初，向大庙场、新店子之敌发起猛攻，击溃了敌第三、第五混成旅，敌人遭受了沉重打击。10月中旬，胜利攻下了达县，歼灭守敌一个团，解放了达县县城，我们的根据地也更加扩大了。10月下旬，又攻占了苍溪县城，守敌一个团的大部分被歼灭。攻城后，部队住在苍溪县城附近一个叫太阳山的山顶上，就在这时，敌人又开始向我们疯狂地大围攻了。自此以后，我们一直住在苍溪县的北庙场一带，几乎每天都要和敌军作战。
  1934年农历二月底前后，我们二七零团在玉山场和兄弟部队击退了敌人约七八个团的大举进攻，以后的几个月，敌人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攻，我们也进行了反围攻，以保卫我革命根据地。大约农历八月，反围攻取得了基本胜利，部队又进行了整编。我们仍住在苍溪，在这里重新进行了约三个月的军事技术训练，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1935年4月，我们渡过了嘉陵江。5月，攻占了土门子，击溃了军阀邓锡侯的部队；6月，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约8月中旬，我们从毛儿盖出发，踏上了一望无边、人迹罕至的大草地。
  茫茫草地，纵横几百里，这里渺无人烟，也没有道路，仅有极少数的藏簇牧民在这里游牧。粮食十分缺乏，我们在出发前每人都尽可能的准备了一些粮食，但毕竟是有限的。草地上的行军是很困难的，也是很危险的，不仅没有路可走，就是眼望着能过的地段，还要注意遍地的沼泽，我们把这儿叫旋坑泥潭，一不小心掉下去就上不来。眼望着坑里有水，不是苦就是涩，如果到了现在，我连半口也喝不下去。气候也十分恶劣，时晴时雨，时而又狂风冰雹，但战士们从没人叫苦叫怨。后来粮食吃完了，只好吃野菜（草根、车前草叶子、野葱、野蒜等），后面的部队连野菜都很难找到，迫不得已只好宰杀战马，把皮带和马鞍都吃了。白天行军习以为常了，最难的是夜间，遍地潮湿的草地，根本无法入睡。为了抵御严寒，我们都是几个人、十几个人围成一团，背靠背地坐在地上，上面撑起破烂的被单来挡风遮雨。最可贵的是一些青年战士，自称自己体质好，非要坐在圈外不可，让一些体质差、有病的战士坐在圈内，可坐在圈内的战士也不忍心，争着要出来，这种风格是何等高尚，阶级兄弟的感情又是何等深厚。当时我们只有一个信念，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长征的前途是光明的，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大约五六天的时间，我们终于胜利地通过了这称为绝境的茫茫草地。三十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和一方面军的大部分部队在8月19日前后，到达了预定地点的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地区。在上包座、下包座一带击溃了胡宗南一个师的部队。这次战斗的胜利，大振了红军士气，胡匪受到了沉重打击，敌人死伤约5000余人，我们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以及大批的粮食和牛羊。对于刚过草地缺少粮食给养的红军来说，真是一件特大的喜事，曾记得战斗胜利以后，我们都吃上了牛肉。
  包座战斗胜利以后，张国焘阴谋篡党，公开分裂红军，百般刁难中央，不执行中革军委的指示，坚持自己的逃跑路线，使刚刚会师不久的红军又南北两道了，大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大约9月下旬，四方面军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挥下，开始了南下，组织进攻丹巴、懋攻等战役。10月下旬，我们越过了积雪的夹金山，以后转战宝兴、天全、芦山等地。11月中旬，在百丈地区与敌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围攻战斗，敌人的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三个方向扑来，我们忍受着疲劳与寒冷，展开了浴血苦战，有的战士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进行白刃搏斗，手臂断了，就用牙咬着手榴弹的导火索，与冲到跟前的敌人同归于尽。经过七昼夜的激战，毙伤敌人一万多人，终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四方面军的伤亡也很大。由于两个月来的连续作战，部队减员损失严重，特别是这次战斗以后，敌人的主力也已集中，对四方面军极端不利，仍然面临着被围攻的危险。部队从轰轰烈烈的会师北上，到方面军回师南下，仍不能摆脱困境，同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后来我才知道，这完全是张国焘分裂红军、阴谋篡党、回师南下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
  1936年2月，天全、芦山地区的形势日益严重，敌人集中薛岳等五六个师和川军主力，开始向四方面军大举进攻，我们面临着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粮食又很缺乏、部队也得不到增援的困境，难以再次与敌人长期周旋。张国焘见南下碰壁，也不得不承认党中央毛主席军事路线的正确，被迫承认南下对红军的发展是不利的，根据当时面临的处境，才提出北上的方针。2月中旬，我们得到了部队北上的命令，大约在中下旬，陆续撤离了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得维、懋功向西北转移。3月初，攻占了道孚；中旬，攻占了炉霍；继续前进，又占领了重镇甘孜。西进中又一次途经了曾经历过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在丹巴、道孚之间，横亘着大雪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也是变化无常，时而冰雹，时而狂风、大雪，必须在每日12点钟前通过雪山顶峰，才能避开风暴的袭击。部队不得不在头一天的下午开始行动，连夜接近主峰。我们在漆黑的夜里，在陡峭的山路上刨开积雪，辟路前进。上山时汗流浃背，浸透衣服，到了山上一经严寒袭击，全身衣服又冻成冰块。有时风雪扑来，人马都难以立住脚，天气一晴朗，强烈的日光在冰雪的反射下，又使不少人被刺的眼睛失明。空气稀薄，使人呼吸困难，头晕脑胀，腰酸腿软，我们就在这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官兵一致，党员带头，更加团结友爱，一人晕倒，几个人上去扶持，年轻的战士主动帮助病弱战士背东西，你拉我扶，这种可贵的兄弟般的阶级友爱和无畏艰险的革命意志，使我想起来仍然是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自懋功会师部队北上以来，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使四方面军被迫南下西进，往返草地雪山，连续进行激烈战斗，部队损失较重。为了充实部队，以适应新的战斗任务的需要。在甘孜，部队又进行了整编，部队整编之后，立即开展了紧张的军事训练。我们在这里一边训练，一边积极筹备粮食、盐、牛、羊等物资。曾记得部队发出号召，人人动手打草鞋、织毛衣、缝制帐篷，以备北上之用。经部队的宣传动员，地方的藏族群众与部队的关系也有了好转，留在当地的许多伤病员，在红军北上后也得到了藏族人民的保护。
  7月初，四方面军在甘孜和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我们两支兄弟部队会师之后，每个战士真是万分高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心情。由于张国焘南下的错误方针，给部队造成了严重损失，与南下时浩浩荡荡的十万大军相比，我们的部队减员一半以上，如今回忆起来仍然感到痛心之极。
  会师后，二、四方面军先后开始北上。四方面军的四军十师、三十军八十八师和二方面军为左纵队，由朱德总司令率领，从甘孜等地出发，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中央总队由徐向前同志率领，从炉霍地区出发向毛儿盖、包座前进。右纵队由董振堂同志率领，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发向毛儿盖、包座前进。这时候我所在的部队已是第三次穿行在茫茫数百里的草地上。这次虽然准备的比较充分，但比前两次的路程要远，时间要长，经历了更加严重的困难。所带的干粮不足沿途食用，我们也只好以野菜、草根以及其他能吃的东西来充饥，广大指战员渴望早日与中央会合，实现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走上抗日前线，因而情绪特别高涨，行动也很迅速。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走出了草地。8月1日到达包座地区，取得了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在包座我们稍住了几天，继续前进，当即以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第一纵队，从包座出发，经俄界、旺藏寺出哈达铺，攻占岷州。8月中旬，先头部队三十军八十八师抢占了天险腊子口，随即岷州也被包围。9月下旬，军部下达命令继续北进。到了月底，四方面军分做五个纵队，经鸳鸯铺、榆盘镇袭占通渭。10月初，一方面军攻占了会宁县城。10日，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实现了大会师。与一方面军会师，回到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这是全体指战员和战士们渴望已久的心愿。会宁的胜利会师，结束了红四方面军历尽艰难险阻、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转战一年零七个月的长征。
  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执行西征计划。三十军在靖远城西南虎豹口渡过黄河，随之四方面军总部及九军、五军也相继渡河。此时，在后担任掩护的四军、三十一军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可能是因敌人占领了渡口，没有渡过河来，因此就未能西进。后来他们同一、二方面军部队在党中央、中革军委的直接指挥下一起向东转移了。10月27日，我们在吴家川、尾泉等地先后击破了敌五师马禄第一旅和祁明山第三旅的阻击，在九军的协同下，向盘踞在景泰、一条山之敌骑五师韩起禄第二旅进击。31日，我们住在一条山附近的几个村宅里，把韩起禄部包围在一条山西北的一个堡内，敌人为了夺回一条山和解救被困的人员，派了援兵，我们英勇抗击，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六次冲锋，曾多次进行肉博，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11月10日，中央才正式命令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向西挺进，任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王树声为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11月中旬，我们在击退敌人的阻截后，进至大靖附近，包围了土门子，守敌工兵营被击投降，其中200多人参加了红军，不愿参加的均释放了。在前进中我们先围凉州，并进占了城西北的四十里铺；18日，攻克永昌，另一部分兵力攻克山丹，后来五军进驻山丹，接替三十军防务，随后我们就离开山丹，全部集中到永昌至凉州西北部四十里铺一带。到了11月下旬，敌人大举向三十军进行猛攻，我们坚守阵地，奋战3天，数次与敌人肉搏，挥起大刀猛砍，终于击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这以后又撤至东南八坝（永昌西南）。25日，敌人以两个旅向八坝进攻，八十八师激战两天一夜，弹药消耗殆尽，前沿阵地围寨房舍全被炮火摧毁，但最后仍将敌人杀退。
  12月初，我们又与敌人激战了一昼夜，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这次战斗击落了敌人的一架飞机，敌人终于在伤亡两千多人后被迫撤退。下旬，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我们冒着西北高原上凛冽风雪继续西进，30日，五军进入临泽县城。
  1937年元旦，五军攻占高台，当时我们住在倪家营子，不久，马步芳和马步青的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共两万余人蜂拥追来。1月12日，敌人以四个旅、三个团，还有民团等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开始进攻高台，激战数日后，在敌人优势兵力的逼迫下，五军全部退入城内坚守。20日，敌人倾出全部兵力攻城，城墙在敌人猛烈炮火的攻击下此崩彼塌，残破不堪，部队遭到严重伤亡，但全体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敌人每次攀上城头，都被大刀和刺刀砍戳下去。一些伤员扭住敌人跳下城墙，与敌人同归于尽。后因收编的民团叛变，打开城门接应，敌人突入城内。五军当即与敌人逐屋逐街展开激战，子弹、手榴弹用完，就以刺刀、大刀、石头搏斗，刀刃卷缺，石头打尽，就用拳打口咬，这样苦战十余小时，终因未能与主力取得联系，加之，敌众我寡，陷于力竭援绝的境地。董振堂军长及政治部杨克明主任、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及战士三千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后来总部得悉五军情况紧急，派骑兵师接应，但出动不远，又与敌人遭遇，激战中大部分损失，师长董俊彦、政委秦贤道均壮烈牺牲。
  1月21日，敌人以五个团和一个营的兵力，攻向临泽，又以部分兵力围攻城外的五军部队，主力则向城垣攻击。城内的红军除一个警卫连外，其余均为机关和后勤人员，守备力量极为薄弱。在这危急关头，机关干部、医务人员、修械工人、饲养员、担架员，无论男女老少都全部投入了战斗。经过三昼夜的苦战，大部分与城外的五军部队突出重围，到达总指挥部所在的倪家营子，少数遭敌截击受到损失。为了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九军也撤离沙河堡，向总部靠近。这时候，我们整个西路军部队都已全部集中在倪家营子地区西北部的三四十个村庄，敌人立即以步骑兵六个旅及大量的反动民团共几万余人，把我们整个阵地团团包围。
  1月23日，敌人开始向我们据守的倪家营子阵地连续猛攻，每天都以大炮轰击，接着以集团冲锋，整个阵地硝烟弥漫，战火纷飞，许多前沿村庄的寨墙已全被轰塌，房屋也化为灰烬，但是我们仍然坚守在断垣残壁之间与敌人苦战。由于子弹极度缺乏，几乎全凭肉搏格斗消灭敌人，每当敌人蜂拥至前，我们的指战员一跃而出攻入敌群，挥动大刀、木棍及一切可以做武器的物件与敌人拼杀。不管是轻伤员，还是重伤员，他们也是至死不下火线。好多伤员自行拉响手榴弹，以自己垂危的生命与冲至跟前的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整个战场上，真是“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到了夜晚，一面加修工事，一面派小部分袭击敌人。曾记得，有一次我们三十军的一个排，巧妙地穿过敌人的前沿阵地奇袭雷家村，全歼敌人一个排，焚毁敌人的军火二十四车。这样一直苦战到2月中旬，击退了敌人的大规模攻击大约有十几次，毙伤敌人也有一万多人。
  2月21日，我们从倪家营子突围，24日，进入甘州西南的西洞堡、龙首堡一带，随即击溃了敌人的一个骑兵旅和宪兵团，敌人伤亡400余人。第二天，敌人又追了上来，西路军全体指战员奋勇作战，把敌人的宪兵团全部歼灭，缴枪1000多支以及大批物资，这一歼灭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西路军的士气，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紧跟猛追的凶焰。就在这有利于西路军摆脱敌人、迅速东返的关键时刻，不料，陈昌浩却命令部队重返倪家营子。
  2月26日，我们又返抵倪家营子，这时候当地已被敌人洗劫一空，不用说粮草缺乏，就是住房也比以前更困难，残墙破壁、东倒西歪。这一夜，我们的指战员及战士只好以黑色的夜幕来当帐蓬之用。27日，敌人又以重兵围攻，我们在这里血战了七昼夜，部队的伤亡更为惨重，弹尽粮绝，再次陷入敌人的重兵围困。
  1937年3月5日夜，我们被迫再度突出重围，急速向西北转移。7日，在三道流沟遭敌包围，在这里我们与敌人苦战了五个昼夜，于18日突围出来。这次激战中我也受了轻伤，一颗子弹从我的头顶右边擦皮飞过，将头皮烙上了一道长口子。部队突围后向南进入祁连山地区，第二天刚到梨园口，敌人的骑兵跟踪而至，九军为掩护三十军随即展开英勇抗击（因三十军还没有把部队撤开），夺占了梨园口西边的一个山头，与敌人几次的冲杀，损伤两个多团，被迫后撤，九军政委、二十五师政委和九军政治部部长、宣传部部长都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随即敌人用全部兵力向我们三十军压过来，二六四团全部损失，二六三团也大部分损失。总部利用山形地势边战边撤，退入祁连山。此时，部队兵力连同伤员在内也可能不到3000人了。
  西路军在这里经过了四个多月的艰苦战斗，终于落到如此地步，在行军中，我心里真不是味，至于我自己的死活，当时的情况下是没有什么多考虑的，既然参军就要革命，既干革命，就不能怕死，何况眼前牺牲的战友已经是我们活着的人的好几倍了，我们更应当为他们报仇，更重要的是总部的首长，如果万一遭到不测，我们整个西路军的前途就可想而知。3月14日，我们进抵康龙寺以南的石窝附近，敌人的骑兵又跟踪而至，从上午一直到下午两点钟左右，我们担任掩护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遭到了很大的伤亡，但是指战员和战士们仍英勇抗击，临危不惧，很多战士的子弹已经打完了，我也只剩下了两颗子弹，但我遵照首长的教导：“每一颗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在我的心目中这是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两颗子弹，我终于没有虚发，对着正向我们冲来的敌人开枪，一个大个子和一个腰间挎着马刀的黑脸家伙先后应声倒下了。后面的敌人蜂拥而上，我和战友们握着没有子弹的枪，一起冲出这个小土墩子与敌人以死相拼，突然，一阵天旋地转，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是第几天的傍晚，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以为还在进行着战斗，耳边不停的响着枪声。一阵凛冽的寒风吹过，使我的大脑清醒了许多，已觉察到自己还没有死，眼睛从模糊中慢慢看清了周围，发现自己和牺牲的战友躺在一起。这时候四周很寂静，没有一点声音，又待了很长时间，周围仍然没有任何动静，天色快要晚了，我慢慢的试着翻了个身，推了推身边的战友，可他们活着的时候是钢铁硬汉，死了也更硬，充分的表现了他们对革命的坚强意志。摸了摸衣服，已被血浸湿透了，这不光是自己的血，还有身边战友的血也淌在我的身上。我强忍着疼痛，爬了两丈远，周围没有住户人家，只好向前再爬，几次晕倒，终于爬到离小土包子约小半里路远的一座山上，而后我又慢慢地向山腰爬去，发现陡壁下有一个山洞，为了避寒，没有多考虑，就爬了进去。
  第二天上午10点钟左右，我睡在洞口，一位50岁左右的老人扛着十字镐和铁铲一样的东西，向我这边走来，这时候他听到了我的咳嗽声。开始他吓了一跳，后来见我躺着不能起来，已明白了我是受伤的人，见面之后，我说明了情况，他对我很同情，并说他是挖金子的，这山上出金子，山上有许多金洞。以后他回去了，下午给我带来了饭和一套干净而且很厚实的旧夹衣，并帮我换了衣服，这才知道身上负伤两处，在腿上一处，另一处是一颗子弹从后背左外侧进入，经背心穿出，接着又穿入后背右内侧，因没有穿通胸膜，才没有致命。他告诉我，在这儿养伤很安全，不要到其他地方去。此后我就在这洞里养伤，一共住了16天，后来伤痛稍好一些，背部的枪伤仍淌着黑色的血巴子，一咳嗽就冒出带乌血的小气泡，但我能拄着棍子走路了，就在张掖、高台、武威一带讨饭，一直到9月下旬腿伤已全好，但有些跛，背部伤口也基本愈合。次年5月份的时候，我遇到了两个流落的红军战士，一位姓彭，另一位叫谭文清，我们就在一起要饭。1938年起在金塔的东坝（现中东）板地屯庄、生地湾等地讨饭或给富人帮工，1941年8月，我与贫农的女儿张兰英结了婚，1945年我开始在鸳鸯池水库做散工，1949年农历八月金塔解放了。到1951年腊月，土改工作队把我找回了板地屯庄，按雇工对待，给我分了土地和房子，这样一直在中东公社中梧大队魏家庄生产队务农。1950年至1954年，我连续几年参加了县上的军民大会，1958年我还光荣的参加了张掖专区召开的历时16天的流落红军代表大会。我在金塔期间，受到了各级党和政府及领导对我的关怀和爱护，得到了群众对我的尊重和帮助。1960年我因思乡心切，农历正月离开金塔回到金寨老家。1963年9月重返金塔办好各种手续，10月中旬我们全家离开了第二故乡，回到了久别的安徽老家。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