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中共酒泉地委干部学校，在1950年底完成了县、区、乡三级干部反对官僚义主、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整风学习之后，从1951年春季开始，便根据党中央在全国广大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精神，集中精力培训参加基层土改工作的干部。同年8月5日～22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了全省第二次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对提高全省干部对土地制度改革的认识和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起了重要作用。省委书记张德生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完成全省土地改革而斗争》的工作报告，从此吹响了向全省封建势力发起总攻的进军号。酒泉地委书记刘长亮传达会议精神时强调：“今年的土地改革是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因为它关系着甘肃的现在和将来”。
  酒泉地委遵照省委的部署，在结束部分土改试点乡和第二期土改乡的工作已经铺开的同时，责成地委干校动员全体干部和在校学员共130人和由地、县抽出的部分干部一起，组成土改工作团参加第三次土改。任务是利用春耕前约4个月的时间，在中共金塔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包片完成金塔县第三区8个乡的土改工作。地委干校按照指示于12月11日，结束了“关于没收、征收和分配问题”的最后一讲教学，12日起开始组织动员，安排大家学习讨论“甘肃省参加土改干部的十项纪律”。这十项纪律是：
  1、严格执行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法的政策和法令，不得违反。
  2、坚决拥护土地改革，保护农民利益，不得包庇地主。
  3、明确划分敌我界线，不得制造与参加任何宗派纠纷。
  4、依法惩办地主，不得乱捕乱杀，不得打人。
  5、廉洁奉公，严禁贪污受贿，不得侵占斗争果实，不得假公济私。
  6、尊重人民民主权利，倾听群众意见和批评，不得压制人民。
  7、一切重要问题，要和大家商议，不得自己决定，强迫推行。
  8、严格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得违犯。
  9、坚决服从上级指示，不得阳奉阴违。
  10、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不得虚报成绩，不得各自为政。
  通过学习，每个人都写出了自己的保证。12月15日乘卡车去金塔，一部分骨干队员从当晚起就参加了金塔县委召开的第二期土改乡的工作汇报会。
  金塔县在酒泉东北约50公里，地处古长城外，东部边缘与巴丹吉林沙漠相连，交通不便，风沙侵害相当严重。据解放初期统计，可耕地约17万亩，其中沙地较多，人口4.5万人。县城西南10公里处就是著名的鸳鸯池水库，库容1200万立方米，可灌溉农田10万余亩，金塔人民颇受其利。全县共有3个区24个乡，第三区在县城西北15公里远的地方。该区各乡地缘联系紧密，各乡政府都在距区政府约10公里的辐射半径以内。12月18日工作队下到区上，当即按每自然村1—2名队员的编制组成8个乡级工作组，多的19人，少的13人。一天之内，就分别进村，从20日起，各乡全面展开工作。
  工作团大体上由三部分互补性较强的人员组成：①干校干部，政治理论水平较好，土改前都参加过征粮建政、减租清债、反霸镇反和动员参军支援抗美援朝等群众工作锻炼，比较熟悉农村情况。②在校学员中占队员的2/3，多来自基层的本地人，参加工作时间短，有的不足半年，缺乏革命工作经验。③由地县抽出的土改干部，一般具有1—2年的工作经验，参加过土改试点，多为成年人，有一定能力。这支土改队伍，在文化上具有明显优势，骨干力量强，青年人多，朝气蓬勃。工作组长以上骨干，除个别的外，都是党员，领导能力强，工作作风好，思想境界高。工作队部由5人组成，以干校副校长黄凌云为首，参与领导工作的有金塔县政府秘书兼巡回法庭庭长李锦玉和本区区长成发昌。我任秘书，还有文书1人。因当时区委干部尚缺额，工作队部实际上集区委、区政府的工作于一身，代行着区土改委员会的全部职权。工作队的骨干里，有一乡工作组长刘进斗，二乡工作组长王德荫和七乡工作组长刘风林。刘进斗同志来自陕北，在老区做过多年基层工作，当时是干校总务科长，作风朴实，待人诚恳，善于联系群众，同志们都能和他友好相处，工作责任心强，任劳任怨。刘风林和王德荫二同志是从华北大学分配来的，一直在干校工作，都任干校班主任，能力强，干劲大。在培训土改干部时，他二人就合编过一册辑有20首歌曲的油印本《土改歌选》，收有“翻身道情”“土改小调”、“王大妈要和平”“我们是民主青年”“团结就是力量”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歌曲通过干校历届毕业的学员，传遍了酒泉地区的每个角落，活跃了土改中的文化生活，极受欢迎。
  在这个亲密无间的土改集体里，最受人尊敬的是黄凌云同志，他是一位标准的“三八”式老干部，曾任三军七师司令部管理科长，酒泉解放后调地方工作，任地委干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即实际领导人，因当时的体制是地委书记兼任校长。参加三区土改时，已年逾5旬。他对人坦诚，光明磊落，思维敏捷，有魄力，责任心强，平易近人，关心下属。在同志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深受大家爱戴。土改以来，他白天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并告诫队部的工作人员说：“基层是我们的前沿阵地，要打好仗，不关心前沿阵地怎么能行”。晚上回到住所，有时听汇报、研究工作，有时就点着煤油灯看材料、想问题。一熬就是多半夜，从不间断。遇到要给地、县委写定期工作汇报时，他总是具体地指示，直到我表示领会了他的意图后，才肯放心地离去。如此辛勤的工作，对象他那样年纪的人，到底不是轻易的事。有一次他从马上摔下来，我们看着他忍疼坚持工作的痛苦样子，心里真是难过。1952年4月土改结束后不久，他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连续几天大量吐血，从此卧床不起。那时他刚调任地委统战部长，同志们都盼他早日病愈出院，成群结队的人去医院检验血型为他义务献血。同年8月，病情益重，地委立即决定用飞机送往兰州抢救，没想到，一周后他与世长辞，享年51岁。噩耗传来，人们泣不成声，酒泉地委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回首往事，我们这些跟随他土改过来的人，对他为土改工作的呕心沥血，无不感到由衷的崇敬和真情的怀念。当年作为热血青年的我们，如今都已经离（退）休了，如果说，现在我们身上仍然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这都是我们自参加革命的那天起，深受了象黄凌云这样一些老同志的言传身教的影响。
  土改队员中有80％是未婚的男女青年，年富力强，不怕吃苦，在村里和贫雇农同吃同住，尽管物质条件非常差，尤其是靠近沙漠边缘的几个村，水质带苦味，所有工作人员进村后，都发生消化、排泄方面的疾患，一时难以适应，就是这样也听不见有谁叫苦。土改时期的青年，如今已经老了，但这一代人确有一个可贵的特征，那就是不追求物质享受，而比较注重于精神生活的充实。
  1952年春节，土改工作队为照顾群众过春节的传统习惯和减少群众的麻烦，决定于1952年1月26日（农历除夕）起到31日（正月初五）全体干校人员集中区上开会并过春节。为此，特借用了一个放了假的中心小学的部分校舍，土改队员在几间教室里的地面上铺上麦草，中间生起木炭火，随身背来的行李作铺盖，吃着按过节费标准临时备办的大灶饭，白天扭秧歌，晚上促膝谈心，交换彼此的心得体会，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在联欢会上，同志们不仅表演自编的小节目，也互相拉唱革命歌曲。我们不单喜欢“翻身道情”和“土改小调”那样浓郁的乡村韵味，也喜欢象“延安颂”那样高亢雄浑的歌曲。尽管土改时期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可精神并不空虚。在春节期间，除传达了张德生书记对前期土改工作的总结外，大家还争取时间学习计算土地面积的几何方法和“二四飞归”算法，为即将开始的丈量土地，做好了准备。2月1日（正月初六）大清早，工作队员又都返回了驻地。
  金塔三区的土改工作，确实搞得有声有色，得到地委负责同志的多次表扬，并在《甘肃日报》和《新酒泉报》上发表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及时地交流工作经验。仅1952年2、3月份就被采用了10余篇稿件，几乎是全地区最多的一个区，所有稿件都获得较好的评价。
  这个区的土改工作，从访贫问苦放手发动群众入手，到纯洁和整顿基层政权，开展说理斗争、划分阶级成分，丈量登记土地、没收分配、组织生产等，都严格按照上级的部署和要求进行。在整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动群众以自然村为单位制订爱国公约，推动土改运动健康发展。工作队在布置每一步工作之前，总要先选好一两个行政村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普遍推开。试点的目的，在于如何正确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地主阶级，发展农业生产”这条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总方针。工作队部总是引导各乡联系具体情况，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划分政策界限，力求准确无误。
  正确划分阶级成分是顺利完成土改任务的关键。队部要求所有地富成分的材料一律集中到工作队统一研究审批，最后全区只剩下7户介于地富、富农与富裕中农之间的成分，队部经多次研究未定，黄凌云同志为慎重起见，让我带上讨论意见去请示县委。为了往返迅速和保证途中安全，他把自己的马和手枪都交我使用。2月12日天刚发白，我就骑马出发，走10余里来到梧桐河畔，见冰封的河面已开始融化，马已不能踏冰渡河，我便把马寄存在岸边的一户老乡家里，徒步过河又走了20里，赶到县委天已晌午。县委书记马能元刚吃过午饭。那时的县委书记就住在办公室里，一天24小时并没有上下班的明显界限，只要有事，什么时候都办公。在他翻看材料的同时，我也抓紧从挎包里掏出馒头吃午饭，其中有6户他都同意工作队的意见，只有1户家庭因为人口多，劳力也多，生产规模较大，他认为剥削量不大，以划为富裕中富较为稳妥。成分批完天也不早了，我立即起身往回赶，走到河边天已黄昏，骑马赶回区上已经半夜。黄凌云同志还没睡，等我把情况汇报完，鸡都叫了，他才去休息。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土改人”都是这样工作的。
  在没收分配阶段即将开始之时，黄凌云特别指定区长成发昌和我分别下到离区政府较近的三乡的两个行政村去搞试点，我们用一周时间核实土地面积，算好每户应分土地，以各户原有土地为基础，根据在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在耕作条件上抽近补远的原则，自报公议，干部和群众一起进行公平合理的搭配、调剂，尽量满足各阶层的生产需要，万一出现填补不齐的差额，则通过村干部确定一个适当的伸缩幅度，对数量上低于平均数的，在质量上给予照顾，然后提出分田方案，张榜公布。再经过干部、群众反复讨论，进一步修正完善，最后三榜定案，做到了干部、群众、个人三满意。对其它财物的分配也大抵如此。这一阶段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主要强调“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教育。试点结束后，各工作组组长一致认为试点的做法基本可行，而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认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认识明确后，各乡全面铺开，几天时间便顺利完成了任务。
  在土改中对地主实行区别对待政策是一项策略性很强的工作，尤其在没收分配阶段特别重要。当时在这方面工作很仔细，各乡对地主都做了大、中、小的划分，在政治上也做了恶霸与非恶霸的区别，在没收和分配中，给予不同的对待，并允许立功赎罪。如二乡有个姓姜的大地主，曾协助工作组动员几户地富交出底财银元1500多元、白银600余两、大烟1斤多。由于表现较好，经群众同意免于刑事处分。在对敌斗争中，没有发生任何违反政策的偏差。
  土改工作队对全区敌情的分析和采取的对策也都是正确的。整个土改过程中，共召开过3次由工作队组织的大型群众会。第一次在1952年1月18日，配合深入发动群众，在初步掌握敌情的基础上，召开了全区的控诉大会。通过各乡贫雇农代表的控诉，县公安局宣布拘捕了20多名独霸一方的恶霸分子、情节严重的不法地主分子和民愤极大的社会渣滓，威慑了封建反动势力。第二次是在1月25日，即农历除夕的前一天，这时群众发动的已相当充分，开始转入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和算剥削账。工作队选择封建势力相当顽固的五乡，召开了由县法院和公安局干部参加的联乡群众大会，对解放前作恶多端的李姓兄弟2人和3名劣迹昭彰的封建反动分子，进行了说理斗争，并宣布对他们正式逮捕，从而进一步分化瓦解了敌人的营垒，削弱了封建势力。会后只留二乡工作组长王德荫和我就地核实罪犯材料。就在当天午夜时分，民兵跑来报告说，在乡政府西北约2里的一个何姓地主庄园，遭到数名武装歹徒骚扰，并听见两声枪响。我们俩人立刻警惕起来，抓起仅有的两枚手榴弹，登上屯庄的围墙，乡长贺凤岚也闻讯赶来，和我们一块守在墙上，又派民兵前往侦察。至黎明时分，听说只有3名散兵模样的人勒索了一些食物已经遁去，于是大家才放下心来，这时已经到了农历除夕的清晨了。类似的情况在七乡的边远村落也发生过，该乡工作组长刘风林遇事不慌，也化险为夷。第三次大会是在分田到户后的3月18日召开的，既是庆祝土改胜利的大会，又是动员春耕生产的大会，到会人数近万人，占三区人口的一半以上。会上由巡回法庭宣判，处决了3名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对24名不法地主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当众烧毁了土改中依法收缴的鸦片烟土570两，群情为之振奋。这次大会有效地巩固了土改的胜利成果，申明了人民政府禁毒的决心，使人民政府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在会后的联欢会上，群众和工作队员都演出了一些精采节目，其中有一个叫“小三娶了一个大姑娘”的表演唱，道出了翻身农民的心声。歌词大意是：东西地，长又长，小三娶了一个大姑娘，在家能纺线，下地能帮忙，人人都说小三命运强；小三摇摇头，不是命运强不强，都因为有了共产党，要不是分地又分房，哪有我小三娶的大姑娘。
  庆祝土改胜利的大会结束后，这时的土改工作队，实际上也是春耕工作队。从3月中旬起，春耕大忙开始，全区的土改工作已近尾声，在各乡进一步整顿巩固政权、农会、民兵和妇女等组织的同时，工作队的中心任务都转到组织春耕生产上来，各乡工作组集中力量了解翻身贫雇农在春耕中的具体困难，因地制宜地帮助解决问题，对自愿组织起来的贫雇农，工作队员便积极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据统计，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到了全区的10％。土改工作队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地委领导的充分肯定，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新酒泉报》曾以头版头条的位置予以报道。
  1952年4月8日，工作队离开了三区，当天下午各乡工作队员在三区四乡的西坝龙王庙集中，黄昏前渡过西坝河滩，两个人使用一头骆驼，趁着朦胧的月色向酒泉进发。60公里的路程，直到4月9日中午才回到酒泉。
  金塔三区的土地改革，我是从头到尾参加过来的，我认为那里的土改工作和其他地区一样是搞得好的。因此，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就自己的记忆所及，写出这一过程的片断回忆。在执笔过程中，我深深地为40年前和我一块参加土改工作的领导和战友的无私奉献精神所感动。在这里谨向如今已长眠地下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敬意，并对仍然健在的战友致以晚年的祝福。
  （本文作者系原中共酒泉地委干部学校教育科长，该文原载〈甘肃文史资料〉第34集）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