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1956年，甘肃省教育厅根据省政府“提高师资水平、发展本省基础教育”的部署，派专人去上海进行招聘青年教师的工作。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青年学生中动员支边人员，当时尚属首次。去沪招教的工作人员在上海市、各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深入中学、街道、里弄进行宣传，召开毕业生和家长座谈会，做思想教育工作，在“把一腔热血奉献给西北边疆教育事业”口号的感召下，很多青年毅然在报名册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同年3月12日上午，一列专送支边青年去甘肃的火车在上海站待发。虽没有送行仪式，但场面确实是空前的。上千名没出过远门、20岁左右的支边青年与数倍于送行的家长、亲属频频告别，连连嘱咐，汇成了让人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情景。火车刚出上海站，这些以前互不相识的青年开始交谈，互相询问：何校念书？家住哪里？当谈到双方都了解的人或事时，发出激动的共鸣。有的此时才明白同住一条街道，甚至一条里弄内，大城市的繁杂使这之前他们只能是相互陌路，支边的号召把他们变成为同行，喊声、笑声此起彼伏。
  由于长途坐车，大家的腿、脚都肿胀的厉害。第五天车抵兰州，全体青年在兰州住宿一夜，人们的情绪产生了一些波动。当时兰州还很落后，看不出是个省会的样子，街道狭小，平房、土房是主体，自来水尚不普遍，多是拉运黄河水的驴车、马车。兰州一宿后，绝大部分人继续西行，这给大家认为兰州是终点的想法，写了个大大的“不”字。兰州过后大片戈壁滩愈来愈多，西北荒凉的面貌展现在这些青年面前。车到武威又留下了一批人，车厢空位更多，继续西行的青年们情绪也显得不安。当时兰新线刚铺到张掖，在张掖留下一部分人以后，被分配到洒泉的支边青年只得乘汽车前行。在城市里常坐电车的青年第一次坐敞篷大卡车长途旅行。既感新鲜又不舒服。上路后不久就刮起大风，西北春天的狂风，向这批南方青年显示了它的威力。回到酒泉已是晚上，个个都成了“土人”。当时分到酒泉的支教估计有300名。休整了一天就投入了紧张的任教培训。酒泉师范2个班，酒泉中学4个班，全部是正规的中等师范教材。要把两年的师范主要课程压缩在半年内学完，可以想象学习的紧张程度。由于上海青年从小所受的基础教育扎实，接受能力及领悟能力较强，尽管学习进度快，但学习成绩都不错。当时酒泉虽然城区建设简陋，但学习环境比较好，专区领导对上海青年的生活，尽了最大努力予以照顾。主食基本是大米，副食也较丰富。学习紧张，大家都得全身心的投入，所以除偶而有个别女生由于想家，有“嚎啕”的事外，整体的情绪是安定的。紧张的半年过去了，学习后期才知道，酒泉县并非最终的工作地点，分配去其他各县又是一次考验。当时留在酒泉县的约占学习人数的一半，其余都分在敦煌、安西、玉门、金塔4县。金塔是各县分配人数较少的县，整整30名。县上派柴政源同志把沪籍支教青年接回金塔。那时城内荒凉冷落，下车后大家还在问：“县城在哪里？”
  到金塔离开校还有一段时间，又在城关镇的一所民办小学里集中学习了10多天后，同当时全县6所完小的校长、教导主任一起进行开学前的辅导，并对支边教师进行了工作分配，县长张和祥还作了专门的讲话，介绍了金塔的情况，勉励沪籍教师扎根金塔。教育科长李春智主持了分配会议，少数几个人分配在县宣传部、教育科、文化科、文化馆等单位，南关小学分了8人，县城幼儿园分了1人，其余都分在农村的二完小（现东坝大坝）、三完小（现中东镇）、四完小（现古城乡）、鼎新进化完小、三金乡金石完小（现金塔乡东沟）等5所小学。到学校后生活反差之大，是以前根本没有想到的。当时金塔城乡都没电，还得适应夜晚在煤油灯下备课和批改作业。大米在主食中的比重越来越小，面食为主的一日两餐集体伙食成了家常饭。1956年沪籍教师在甘肃度过了有生以来第一个漫长而严寒的冬天，在旧庙房、纸糊窗及简陋的取暖条件下，很多人手、脸冻肿，脚上长了冻疮。语言隔阂，习俗差异，又都是对在农村学校工作的沪籍年轻教师生活上的磨炼，但更严峻的考验接踵而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宽松的政治气氛骤然紧张。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学校大搞勤工俭学，教师参加重体力劳动的时间数倍于前，甚至不分白天黑夜，有的学校教师白天上课，晚上还有深翻地的任务。1959年、1960年又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有的挨了饿，身体出现浮肿，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近半数沪籍教师回了上海。1958年11月酒金两县合并后，章关寅等8人调到洒泉城关镇各小学任教，1964年何永华、谢育征调到金塔，他们夫妇俩最初是被分配在高台县。到1965年，金塔还有11名沪籍教师，大多在农村学校工作。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1973年沈福寿调酒泉。1985年梁星海调回上海。为照顾单身，吴惠龙1984年调安徽。1986年后至今留在金塔的还有赵惠娟、冯美云、米国伟、周惠英、何永华、谢育征、李棨、黄凤珍等8人。这些扎根金塔的沪籍教师现在都已年过半百，有的不只是两鬓染霜，而已是满头银丝了，他们的子女大都已投身于本地建设之中。
  金塔解放至今47年，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却生活了41年。41年对一个人来说并不短暂，而且是一生中最富色彩的阶段，他们目睹了巨大变化，从无电无自来水、满目荒夷、似城非城的旧县城、群众勉强温饱的生活，到今天马路宽阔笔直、高楼林立面貌焕然一新的县城、步向小康的广大农村，40多年的沧桑，他们是最有说服力的外来见证人，因而对金塔的一草一木怀有难忘的情怀，而且这变化中也有各自的心血辛苦，这种感情就格外珍贵。他们没有辜负党的培养教育和10多万金塔人民的期望，他们中有的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班主任，有的获得了省地园丁奖，有的被树为优秀党员，有的成了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尽管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弱点和不足，但值得自豪的一点：把服从组织分配为天职，即使在教师改行成风的前些年月里，他们没有一人主动提出不当教师，有几个人离开教育进入其他行列，但都是组织需要而调动。这种对教育事业执着的爱，正是在教育界长期工作所形成的。金塔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对他们极大的慰籍。旧庙孤灯的教学条件早已成为历史，城乡崭新的校舍、教学楼、电化教学手段，学生统一的着装，都在告诉他们，党的尊师重教的战略部署由蓝图逐步变成了现实，教育对象的成长给了他们最好的精神回报，他们当年的学生现在正活跃在本县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城乡各条战线上，大批本县籍教师走上讲台，其中有他们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撑起了金塔教育的支柱。后继有人，事业兴旺的景象使他们完全忘记了往日的凄苦，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今天，五十年代中期从上海到金塔支教，现在教育界的或不在教育界的，退休的或在职的，在金塔或已调离到外县的，仍深深眷恋着金塔这方热土，在某一天他们撒手“西去”时，会对子女说：“我无愧于金塔，无愧于金塔教育，无愧于此生！”
  （本文作者系原金塔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