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上海支教青年在金塔
  李棨
  1956年，甘肃省教育厅根据省政府“提高师资水平、发展本省基础教育”的部署，派专人去上海进行招聘青年教师的工作。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青年学生中动员支边人员，当时尚属首次。去沪招教的工作人员在上海市、各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深入中学、街道、里弄进行宣传，召开毕业生和家长座谈会，做思想教育工作，在“把一腔热血奉献给西北边疆教育事业”口号的感召下，很多青年毅然在报名册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同年3月12日上午，一列专送支边青年去甘肃的火车在上海站待发。虽没有送行仪式，但场面确实是空前的。上千名没出过远门、20岁左右的支边青年与数倍于送行的家长、亲属频频告别，连连嘱咐，汇成了让人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情景。火车刚出上海站，这些以前互不相识的青年开始交谈，互相询问：何校念书？家住哪里？当谈到双方都了解的人或事时，发出激动的共鸣。有的此时才明白同住一条街道，甚至一条里弄内，大城市的繁杂使这之前他们只能是相互陌路，支边的号召把他们变成为同行，喊声、笑声此起彼伏。
  由于长途坐车，大家的腿、脚都肿胀的厉害。第五天车抵兰州，全体青年在兰州住宿一夜，人们的情绪产生了一些波动。当时兰州还很落后，看不出是个省会的样子，街道狭小，平房、土房是主体，自来水尚不普遍，多是拉运黄河水的驴车、马车。兰州一宿后，绝大部分人继续西行，这给大家认为兰州是终点的想法，写了个大大的“不”字。兰州过后大片戈壁滩愈来愈多，西北荒凉的面貌展现在这些青年面前。车到武威又留下了一批人，车厢空位更多，继续西行的青年们情绪也显得不安。当时兰新线刚铺到张掖，在张掖留下一部分人以后，被分配到洒泉的支边青年只得乘汽车前行。在城市里常坐电车的青年第一次坐敞篷大卡车长途旅行。既感新鲜又不舒服。上路后不久就刮起大风，西北春天的狂风，向这批南方青年显示了它的威力。回到酒泉已是晚上，个个都成了“土人”。当时分到酒泉的支教估计有300名。休整了一天就投入了紧张的任教培训。酒泉师范2个班，酒泉中学4个班，全部是正规的中等师范教材。要把两年的师范主要课程压缩在半年内学完，可以想象学习的紧张程度。由于上海青年从小所受的基础教育扎实，接受能力及领悟能力较强，尽管学习进度快，但学习成绩都不错。当时酒泉虽然城区建设简陋，但学习环境比较好，专区领导对上海青年的生活，尽了最大努力予以照顾。主食基本是大米，副食也较丰富。学习紧张，大家都得全身心的投入，所以除偶而有个别女生由于想家，有“嚎啕”的事外，整体的情绪是安定的。紧张的半年过去了，学习后期才知道，酒泉县并非最终的工作地点，分配去其他各县又是一次考验。当时留在酒泉县的约占学习人数的一半，其余都分在敦煌、安西、玉门、金塔4县。金塔是各县分配人数较少的县，整整30名。县上派柴政源同志把沪籍支教青年接回金塔。那时城内荒凉冷落，下车后大家还在问：“县城在哪里？”
  到金塔离开校还有一段时间，又在城关镇的一所民办小学里集中学习了10多天后，同当时全县6所完小的校长、教导主任一起进行开学前的辅导，并对支边教师进行了工作分配，县长张和祥还作了专门的讲话，介绍了金塔的情况，勉励沪籍教师扎根金塔。教育科长李春智主持了分配会议，少数几个人分配在县宣传部、教育科、文化科、文化馆等单位，南关小学分了8人，县城幼儿园分了1人，其余都分在农村的二完小（现东坝大坝）、三完小（现中东镇）、四完小（现古城乡）、鼎新进化完小、三金乡金石完小（现金塔乡东沟）等5所小学。到学校后生活反差之大，是以前根本没有想到的。当时金塔城乡都没电，还得适应夜晚在煤油灯下备课和批改作业。大米在主食中的比重越来越小，面食为主的一日两餐集体伙食成了家常饭。1956年沪籍教师在甘肃度过了有生以来第一个漫长而严寒的冬天，在旧庙房、纸糊窗及简陋的取暖条件下，很多人手、脸冻肿，脚上长了冻疮。语言隔阂，习俗差异，又都是对在农村学校工作的沪籍年轻教师生活上的磨炼，但更严峻的考验接踵而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宽松的政治气氛骤然紧张。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学校大搞勤工俭学，教师参加重体力劳动的时间数倍于前，甚至不分白天黑夜，有的学校教师白天上课，晚上还有深翻地的任务。1959年、1960年又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有的挨了饿，身体出现浮肿，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近半数沪籍教师回了上海。1958年11月酒金两县合并后，章关寅等8人调到洒泉城关镇各小学任教，1964年何永华、谢育征调到金塔，他们夫妇俩最初是被分配在高台县。到1965年，金塔还有11名沪籍教师，大多在农村学校工作。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1973年沈福寿调酒泉。1985年梁星海调回上海。为照顾单身，吴惠龙1984年调安徽。1986年后至今留在金塔的还有赵惠娟、冯美云、米国伟、周惠英、何永华、谢育征、李棨、黄凤珍等8人。这些扎根金塔的沪籍教师现在都已年过半百，有的不只是两鬓染霜，而已是满头银丝了，他们的子女大都已投身于本地建设之中。
  金塔解放至今47年，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却生活了41年。41年对一个人来说并不短暂，而且是一生中最富色彩的阶段，他们目睹了巨大变化，从无电无自来水、满目荒夷、似城非城的旧县城、群众勉强温饱的生活，到今天马路宽阔笔直、高楼林立面貌焕然一新的县城、步向小康的广大农村，40多年的沧桑，他们是最有说服力的外来见证人，因而对金塔的一草一木怀有难忘的情怀，而且这变化中也有各自的心血辛苦，这种感情就格外珍贵。他们没有辜负党的培养教育和10多万金塔人民的期望，他们中有的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班主任，有的获得了省地园丁奖，有的被树为优秀党员，有的成了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尽管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弱点和不足，但值得自豪的一点：把服从组织分配为天职，即使在教师改行成风的前些年月里，他们没有一人主动提出不当教师，有几个人离开教育进入其他行列，但都是组织需要而调动。这种对教育事业执着的爱，正是在教育界长期工作所形成的。金塔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对他们极大的慰籍。旧庙孤灯的教学条件早已成为历史，城乡崭新的校舍、教学楼、电化教学手段，学生统一的着装，都在告诉他们，党的尊师重教的战略部署由蓝图逐步变成了现实，教育对象的成长给了他们最好的精神回报，他们当年的学生现在正活跃在本县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城乡各条战线上，大批本县籍教师走上讲台，其中有他们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撑起了金塔教育的支柱。后继有人，事业兴旺的景象使他们完全忘记了往日的凄苦，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今天，五十年代中期从上海到金塔支教，现在教育界的或不在教育界的，退休的或在职的，在金塔或已调离到外县的，仍深深眷恋着金塔这方热土，在某一天他们撒手“西去”时，会对子女说：“我无愧于金塔，无愧于金塔教育，无愧于此生！”
  （本文作者系原金塔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三辑）
  金塔三区土改纪实
  白育英
  中共酒泉地委干部学校，在1950年底完成了县、区、乡三级干部反对官僚义主、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整风学习之后，从1951年春季开始，便根据党中央在全国广大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精神，集中精力培训参加基层土改工作的干部。同年8月5日～22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了全省第二次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对提高全省干部对土地制度改革的认识和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起了重要作用。省委书记张德生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完成全省土地改革而斗争》的工作报告，从此吹响了向全省封建势力发起总攻的进军号。酒泉地委书记刘长亮传达会议精神时强调：“今年的土地改革是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因为它关系着甘肃的现在和将来”。
  酒泉地委遵照省委的部署，在结束部分土改试点乡和第二期土改乡的工作已经铺开的同时，责成地委干校动员全体干部和在校学员共130人和由地、县抽出的部分干部一起，组成土改工作团参加第三次土改。任务是利用春耕前约4个月的时间，在中共金塔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包片完成金塔县第三区8个乡的土改工作。地委干校按照指示于12月11日，结束了“关于没收、征收和分配问题”的最后一讲教学，12日起开始组织动员，安排大家学习讨论“甘肃省参加土改干部的十项纪律”。这十项纪律是：
  1、严格执行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法的政策和法令，不得违反。
  2、坚决拥护土地改革，保护农民利益，不得包庇地主。
  3、明确划分敌我界线，不得制造与参加任何宗派纠纷。
  4、依法惩办地主，不得乱捕乱杀，不得打人。
  5、廉洁奉公，严禁贪污受贿，不得侵占斗争果实，不得假公济私。
  6、尊重人民民主权利，倾听群众意见和批评，不得压制人民。
  7、一切重要问题，要和大家商议，不得自己决定，强迫推行。
  8、严格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得违犯。
  9、坚决服从上级指示，不得阳奉阴违。
  10、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不得虚报成绩，不得各自为政。
  通过学习，每个人都写出了自己的保证。12月15日乘卡车去金塔，一部分骨干队员从当晚起就参加了金塔县委召开的第二期土改乡的工作汇报会。
  金塔县在酒泉东北约50公里，地处古长城外，东部边缘与巴丹吉林沙漠相连，交通不便，风沙侵害相当严重。据解放初期统计，可耕地约17万亩，其中沙地较多，人口4.5万人。县城西南10公里处就是著名的鸳鸯池水库，库容1200万立方米，可灌溉农田10万余亩，金塔人民颇受其利。全县共有3个区24个乡，第三区在县城西北15公里远的地方。该区各乡地缘联系紧密，各乡政府都在距区政府约10公里的辐射半径以内。12月18日工作队下到区上，当即按每自然村1—2名队员的编制组成8个乡级工作组，多的19人，少的13人。一天之内，就分别进村，从20日起，各乡全面展开工作。
  工作团大体上由三部分互补性较强的人员组成：①干校干部，政治理论水平较好，土改前都参加过征粮建政、减租清债、反霸镇反和动员参军支援抗美援朝等群众工作锻炼，比较熟悉农村情况。②在校学员中占队员的2/3，多来自基层的本地人，参加工作时间短，有的不足半年，缺乏革命工作经验。③由地县抽出的土改干部，一般具有1—2年的工作经验，参加过土改试点，多为成年人，有一定能力。这支土改队伍，在文化上具有明显优势，骨干力量强，青年人多，朝气蓬勃。工作组长以上骨干，除个别的外，都是党员，领导能力强，工作作风好，思想境界高。工作队部由5人组成，以干校副校长黄凌云为首，参与领导工作的有金塔县政府秘书兼巡回法庭庭长李锦玉和本区区长成发昌。我任秘书，还有文书1人。因当时区委干部尚缺额，工作队部实际上集区委、区政府的工作于一身，代行着区土改委员会的全部职权。工作队的骨干里，有一乡工作组长刘进斗，二乡工作组长王德荫和七乡工作组长刘风林。刘进斗同志来自陕北，在老区做过多年基层工作，当时是干校总务科长，作风朴实，待人诚恳，善于联系群众，同志们都能和他友好相处，工作责任心强，任劳任怨。刘风林和王德荫二同志是从华北大学分配来的，一直在干校工作，都任干校班主任，能力强，干劲大。在培训土改干部时，他二人就合编过一册辑有20首歌曲的油印本《土改歌选》，收有“翻身道情”“土改小调”、“王大妈要和平”“我们是民主青年”“团结就是力量”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歌曲通过干校历届毕业的学员，传遍了酒泉地区的每个角落，活跃了土改中的文化生活，极受欢迎。
  在这个亲密无间的土改集体里，最受人尊敬的是黄凌云同志，他是一位标准的“三八”式老干部，曾任三军七师司令部管理科长，酒泉解放后调地方工作，任地委干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即实际领导人，因当时的体制是地委书记兼任校长。参加三区土改时，已年逾5旬。他对人坦诚，光明磊落，思维敏捷，有魄力，责任心强，平易近人，关心下属。在同志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深受大家爱戴。土改以来，他白天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并告诫队部的工作人员说：“基层是我们的前沿阵地，要打好仗，不关心前沿阵地怎么能行”。晚上回到住所，有时听汇报、研究工作，有时就点着煤油灯看材料、想问题。一熬就是多半夜，从不间断。遇到要给地、县委写定期工作汇报时，他总是具体地指示，直到我表示领会了他的意图后，才肯放心地离去。如此辛勤的工作，对象他那样年纪的人，到底不是轻易的事。有一次他从马上摔下来，我们看着他忍疼坚持工作的痛苦样子，心里真是难过。1952年4月土改结束后不久，他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连续几天大量吐血，从此卧床不起。那时他刚调任地委统战部长，同志们都盼他早日病愈出院，成群结队的人去医院检验血型为他义务献血。同年8月，病情益重，地委立即决定用飞机送往兰州抢救，没想到，一周后他与世长辞，享年51岁。噩耗传来，人们泣不成声，酒泉地委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回首往事，我们这些跟随他土改过来的人，对他为土改工作的呕心沥血，无不感到由衷的崇敬和真情的怀念。当年作为热血青年的我们，如今都已经离（退）休了，如果说，现在我们身上仍然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这都是我们自参加革命的那天起，深受了象黄凌云这样一些老同志的言传身教的影响。
  土改队员中有80％是未婚的男女青年，年富力强，不怕吃苦，在村里和贫雇农同吃同住，尽管物质条件非常差，尤其是靠近沙漠边缘的几个村，水质带苦味，所有工作人员进村后，都发生消化、排泄方面的疾患，一时难以适应，就是这样也听不见有谁叫苦。土改时期的青年，如今已经老了，但这一代人确有一个可贵的特征，那就是不追求物质享受，而比较注重于精神生活的充实。
  1952年春节，土改工作队为照顾群众过春节的传统习惯和减少群众的麻烦，决定于1952年1月26日（农历除夕）起到31日（正月初五）全体干校人员集中区上开会并过春节。为此，特借用了一个放了假的中心小学的部分校舍，土改队员在几间教室里的地面上铺上麦草，中间生起木炭火，随身背来的行李作铺盖，吃着按过节费标准临时备办的大灶饭，白天扭秧歌，晚上促膝谈心，交换彼此的心得体会，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在联欢会上，同志们不仅表演自编的小节目，也互相拉唱革命歌曲。我们不单喜欢“翻身道情”和“土改小调”那样浓郁的乡村韵味，也喜欢象“延安颂”那样高亢雄浑的歌曲。尽管土改时期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可精神并不空虚。在春节期间，除传达了张德生书记对前期土改工作的总结外，大家还争取时间学习计算土地面积的几何方法和“二四飞归”算法，为即将开始的丈量土地，做好了准备。2月1日（正月初六）大清早，工作队员又都返回了驻地。
  金塔三区的土改工作，确实搞得有声有色，得到地委负责同志的多次表扬，并在《甘肃日报》和《新酒泉报》上发表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及时地交流工作经验。仅1952年2、3月份就被采用了10余篇稿件，几乎是全地区最多的一个区，所有稿件都获得较好的评价。
  这个区的土改工作，从访贫问苦放手发动群众入手，到纯洁和整顿基层政权，开展说理斗争、划分阶级成分，丈量登记土地、没收分配、组织生产等，都严格按照上级的部署和要求进行。在整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动群众以自然村为单位制订爱国公约，推动土改运动健康发展。工作队在布置每一步工作之前，总要先选好一两个行政村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普遍推开。试点的目的，在于如何正确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地主阶级，发展农业生产”这条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总方针。工作队部总是引导各乡联系具体情况，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划分政策界限，力求准确无误。
  正确划分阶级成分是顺利完成土改任务的关键。队部要求所有地富成分的材料一律集中到工作队统一研究审批，最后全区只剩下7户介于地富、富农与富裕中农之间的成分，队部经多次研究未定，黄凌云同志为慎重起见，让我带上讨论意见去请示县委。为了往返迅速和保证途中安全，他把自己的马和手枪都交我使用。2月12日天刚发白，我就骑马出发，走10余里来到梧桐河畔，见冰封的河面已开始融化，马已不能踏冰渡河，我便把马寄存在岸边的一户老乡家里，徒步过河又走了20里，赶到县委天已晌午。县委书记马能元刚吃过午饭。那时的县委书记就住在办公室里，一天24小时并没有上下班的明显界限，只要有事，什么时候都办公。在他翻看材料的同时，我也抓紧从挎包里掏出馒头吃午饭，其中有6户他都同意工作队的意见，只有1户家庭因为人口多，劳力也多，生产规模较大，他认为剥削量不大，以划为富裕中富较为稳妥。成分批完天也不早了，我立即起身往回赶，走到河边天已黄昏，骑马赶回区上已经半夜。黄凌云同志还没睡，等我把情况汇报完，鸡都叫了，他才去休息。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土改人”都是这样工作的。
  在没收分配阶段即将开始之时，黄凌云特别指定区长成发昌和我分别下到离区政府较近的三乡的两个行政村去搞试点，我们用一周时间核实土地面积，算好每户应分土地，以各户原有土地为基础，根据在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在耕作条件上抽近补远的原则，自报公议，干部和群众一起进行公平合理的搭配、调剂，尽量满足各阶层的生产需要，万一出现填补不齐的差额，则通过村干部确定一个适当的伸缩幅度，对数量上低于平均数的，在质量上给予照顾，然后提出分田方案，张榜公布。再经过干部、群众反复讨论，进一步修正完善，最后三榜定案，做到了干部、群众、个人三满意。对其它财物的分配也大抵如此。这一阶段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主要强调“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教育。试点结束后，各工作组组长一致认为试点的做法基本可行，而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认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认识明确后，各乡全面铺开，几天时间便顺利完成了任务。
  在土改中对地主实行区别对待政策是一项策略性很强的工作，尤其在没收分配阶段特别重要。当时在这方面工作很仔细，各乡对地主都做了大、中、小的划分，在政治上也做了恶霸与非恶霸的区别，在没收和分配中，给予不同的对待，并允许立功赎罪。如二乡有个姓姜的大地主，曾协助工作组动员几户地富交出底财银元1500多元、白银600余两、大烟1斤多。由于表现较好，经群众同意免于刑事处分。在对敌斗争中，没有发生任何违反政策的偏差。
  土改工作队对全区敌情的分析和采取的对策也都是正确的。整个土改过程中，共召开过3次由工作队组织的大型群众会。第一次在1952年1月18日，配合深入发动群众，在初步掌握敌情的基础上，召开了全区的控诉大会。通过各乡贫雇农代表的控诉，县公安局宣布拘捕了20多名独霸一方的恶霸分子、情节严重的不法地主分子和民愤极大的社会渣滓，威慑了封建反动势力。第二次是在1月25日，即农历除夕的前一天，这时群众发动的已相当充分，开始转入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和算剥削账。工作队选择封建势力相当顽固的五乡，召开了由县法院和公安局干部参加的联乡群众大会，对解放前作恶多端的李姓兄弟2人和3名劣迹昭彰的封建反动分子，进行了说理斗争，并宣布对他们正式逮捕，从而进一步分化瓦解了敌人的营垒，削弱了封建势力。会后只留二乡工作组长王德荫和我就地核实罪犯材料。就在当天午夜时分，民兵跑来报告说，在乡政府西北约2里的一个何姓地主庄园，遭到数名武装歹徒骚扰，并听见两声枪响。我们俩人立刻警惕起来，抓起仅有的两枚手榴弹，登上屯庄的围墙，乡长贺凤岚也闻讯赶来，和我们一块守在墙上，又派民兵前往侦察。至黎明时分，听说只有3名散兵模样的人勒索了一些食物已经遁去，于是大家才放下心来，这时已经到了农历除夕的清晨了。类似的情况在七乡的边远村落也发生过，该乡工作组长刘风林遇事不慌，也化险为夷。第三次大会是在分田到户后的3月18日召开的，既是庆祝土改胜利的大会，又是动员春耕生产的大会，到会人数近万人，占三区人口的一半以上。会上由巡回法庭宣判，处决了3名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对24名不法地主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当众烧毁了土改中依法收缴的鸦片烟土570两，群情为之振奋。这次大会有效地巩固了土改的胜利成果，申明了人民政府禁毒的决心，使人民政府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在会后的联欢会上，群众和工作队员都演出了一些精采节目，其中有一个叫“小三娶了一个大姑娘”的表演唱，道出了翻身农民的心声。歌词大意是：东西地，长又长，小三娶了一个大姑娘，在家能纺线，下地能帮忙，人人都说小三命运强；小三摇摇头，不是命运强不强，都因为有了共产党，要不是分地又分房，哪有我小三娶的大姑娘。
  庆祝土改胜利的大会结束后，这时的土改工作队，实际上也是春耕工作队。从3月中旬起，春耕大忙开始，全区的土改工作已近尾声，在各乡进一步整顿巩固政权、农会、民兵和妇女等组织的同时，工作队的中心任务都转到组织春耕生产上来，各乡工作组集中力量了解翻身贫雇农在春耕中的具体困难，因地制宜地帮助解决问题，对自愿组织起来的贫雇农，工作队员便积极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据统计，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到了全区的10％。土改工作队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地委领导的充分肯定，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新酒泉报》曾以头版头条的位置予以报道。
  1952年4月8日，工作队离开了三区，当天下午各乡工作队员在三区四乡的西坝龙王庙集中，黄昏前渡过西坝河滩，两个人使用一头骆驼，趁着朦胧的月色向酒泉进发。60公里的路程，直到4月9日中午才回到酒泉。
  金塔三区的土地改革，我是从头到尾参加过来的，我认为那里的土改工作和其他地区一样是搞得好的。因此，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就自己的记忆所及，写出这一过程的片断回忆。在执笔过程中，我深深地为40年前和我一块参加土改工作的领导和战友的无私奉献精神所感动。在这里谨向如今已长眠地下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敬意，并对仍然健在的战友致以晚年的祝福。
  （本文作者系原中共酒泉地委干部学校教育科长，该文原载〈甘肃文史资料〉第34集）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金塔县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的成立经过
  史尚英
  20世纪50年代，我亲历了金塔县的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成立过程，至今仍记忆犹新。现将当时的办社经过回忆如下：
  （一）
  金塔解放后，经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开始向前发展。生产过程中，广大农民群众在自愿结合、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结成了互助组，对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共中央在1951年12月颁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金塔县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积极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办法，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在全县农村开展了一场互助合作运动。到1952年底，金塔县（包括原鼎新县）已组建农业互助合作组377个，入组农户达到1708户。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互助组显示了其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农户劳力、畜力、农具不足的困难，但同时也暴露了一些矛盾和不适应的地方。由于土地归私人所有，分散种植，不能做到统一经营，加之组内成员、生产工具、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农户个体发展上的差异，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为了加快农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195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进一步指明了农村走合作化道路的方向，农村合作化运动由此全面展开。
  （二）
  金塔县的办社工作从1953年2月开始组织实施。县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决议》精神，决定先试点，后发展。1953年春节过后，酒泉地委举办了办社工作试点干部培训班，金塔县派一区副区长关兴汉和我（当时为县政府建设科科员）参加培训，主要学习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和山西李顺达、河北耿长锁、甘肃永昌焦家庄等地方的办社经验。在培训会上，地委书记贺建山指出：“办初级社应由小到大、由点到面，要在群众有办社要求、基础好、党团员骨干力量强的互助组试办农业初级社”。培训一共进行了7天。回到县上后，我们立即向县委专门作了汇报，县委研究决定在一区的金大乡先行试点，并抽调了2名同志帮助金大乡搞好试点工作。
  金大乡地处城郊，自然条件和互助合作的基础较好，试点地方就选在该乡的新沟村，办起的第一个初级社，定名为金大乡新沟村初级农业合作社。由于是第一次办社，没有经验可循，加之春耕在即，时间紧迫，工作组一下去就开展工作，乡上先召开了互助组长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议》精神和县委的要求，让大家酝酿讨论，许多人持观望态度，没有人发言，但试点工作一定要搞。当时金大乡干部赵怀先当即表态，在他家所在的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初级社。会后县乡两级抽调的办社干部立即进村，开始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制定章程。经过动员，基本上统一了思想，群众同意入社。这个组原有农户5户，又吸收外组2户入社，一共7户，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其中：雇农5户，下中农1户，中农1户；人口28人，其中：男15人，女13人；男全劳力6人、半劳力2人，女全劳力7人、半劳力2人。有党员1人，团员2人（女）。入社耕地47.9亩，骡子1头，牛2头，驴1头。农具有木轮大车2辆，中型农具如犁、耧、耙实行租用，小型农具铁锨、锄头自带自用。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这样成立了。成立后的新沟村初级农业合作社主任由赵怀先担任，副主任为朱成业（原互助组组长），会计由付生英担任。
  新成立的新沟村初级农业合作社，集体经济薄弱，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只有1.7亩。为了大力发展经济，全社47.9亩耕地，当年种小麦42.9亩，洋芋5亩。由于入社前一年耕地都种过二茬田，地力较差（那时无化肥），小麦长势不旺，大有减产之势，怎么才能增加收入，体现合作社的优越性？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利用全社劳力多的优势，壮年男劳力出外搞副业，增加收入。主要做了5件事：一是到生地湾种荒撞田；二是在南山开挖石灰岩卖钱；三是到城里打零工挣钱；四是贷款购买了1辆胶轮皮车，骡、马各1匹，在酒金路跑客运（那时无汽车）；五是包下南关小学厕所积肥。农作物的薅草、灌水等田间管理，都由妇女劳力承担，农忙时男劳力集中回来收获。就这样干了一年，也确实显示了其优越性。
  （三）
  1953年年终决算时，新沟村初级农业合作社采取“死红制”的办法分配（土地占纯收入的45％，劳力占55％）。当年夏收小麦7500公斤，撞田小麦2900公斤，共收夏粮10400公斤，荒地谷子1000公斤，洋芋3821公斤。按当时小麦每公斤0.276元、谷子0.12元、洋芋0.1元计算，粮食总收入3372元，加上副业收入469元，当年全社经济总收入3841元，扣除撞田籽种价154元，归还贷款348元，牲畜、农具租金50元，这一年的纯收入为3289元，提取2％的公积金66元、1％的公益金33元后，净收入3190元。按照分配标准，土地计1436元，标准亩45亩，每标准亩分32元；劳力计1754元，全年共记劳动工日3770个，每个工日分配0.468元，饲草等副产品按畜、按人搭配。以上主要分配方案算出后，再按入社农户土地、劳力多少等因素，逐一计算到户，并与上年各户的实际收入相对比，在7户社员中，4户增收，1户持平，2户减收。工作组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回避矛盾，及时召开社员大会公布分配结果，让大家讨论，畅所欲言，讨论结果是4户表示坚决把社试办下去，3户提出退社，各说各的理由，经商议，本着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同意了3户的退社要求。1954年1月，区、乡领导主持召开了数次互助组长座谈会，进一步宣传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政策，总结了试办初级社的优越性，并指出了工作中的失误。经过多次讨论，区、乡政府决定继续推进试点工作，扩大新沟村初级农业合作社。通过广泛宣传，周围群众纷纷表示同意，最后慎重考察，吸收了72户贫下中农和中农入社，并改名为“金塔县金大乡金大初级农业合作社（简称金大社）”，重新修订了章程。同年6月，共产党员、乡长赵怀先（1953年11月至1954年6月担任金大乡乡长）带头辞去拿工资的乡长职务，主动当社主任，按社章程选举配备了干部，并派出5人，参加了酒泉地区办社试点工作总结会，金大社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
  回忆双树村土改中出现的偏向
  李俊
  解放初期，酒泉地区土地改革按照党的正确路线进行，工作顺利，成绩斐然。然而，原鼎新县（现为金塔县鼎新镇）二区五乡（原芨芨乡）双树村，在土改中却出现了左倾偏向。我当时是那里土改工作组中的一员，亲身经历了当时的情况，现做一简单的回忆。
  土改前的双树村，是鼎新县有名的先进村，在减租反霸、向国家交公粮、参军捐款支援抗美援朝等项工作中，工作做得都很出色。1951年秋，鼎新县的土地改革由县委书记杜芳铭、县长高锦光亲自率领工作组，分别在二区一乡、一区七乡试点后，于同年冬在全县普遍展开。分配去双树村的土改工作组共8人，由区工委委员、武工队转业来的赵凤鸣担任组长，酒泉地区派来的专署秘书主任赵明一等3人到双树村蹲点指导工作。因为这个村解放前反动势力比较大，国民党鼎新县的一些地方头目，如县参议会副会长胡生儒、上西乡乡长张吉荣、县农会会长钮好贤都是这个村的人。在刚开始的访贫问苦阶段，工作十分难做，贫雇农思想顾虑多，不甚勇于诉苦斗争，发动群众的工作处于被动局面，远远落在了其他乡之后。赵明一又是芨芨乡蹲点干部，双树村工作搞不上去，更无什么经验去指导别处，就急于找原因，找来找去，就以减租反霸建起的农会中，有中农焦文贵管理物为由，把原因简单归结到组织不纯上，说什么“焦与伪乡长有亲戚关系，是反动派打入农会的奸细”。由此引起清查已有的积极分子队伍和原有的基层干部，对中农成分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一概不予信任，对工作组中的同志，也妄加怀疑，并独出心裁，在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
  上，采取了一系列不团结中间阶层的错误做法。其具体表现是：只依
  靠贫雇农，不团结中农，将土改法规定的农民协会，改为贫雇农协会，
  不让中农成分的人参加农民协会。开会时让中农另坐一处，不让中农
  成分的积极分子担任民兵、妇女、青年团及村、组干部，分配斗争果
  实不给中农应有的照顾。不讲策略的过火斗争，属地主、富农者不分
  恶迹和民愤大小，一律上会批斗，还误斗了一些富裕中农；对怕斗而
  跳井自尽的中农焦文贵勉强定了一个富裕中农成分（他家中有劳动能
  力的人，都参加劳动，虽在农忙时雇用一些短工，但剥削量并不超过
  25％；本人也没有什么恶迹和民愤）。还在死后从井里捞出来进行斗
  尸；对富农多余的土地，一律抽肥留瘦；并主张对地主扫地出门，不
  留维持生计的房屋、土地。这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使这里的土改运
  动，在分配果实和组织建设阶段，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县委发现这些
  问题后，多次提出纠正，但赵明一固执己见，不予改进。直到县委将
  情况报告地委后，引起了地委主要领导的重视。除调回赵明一外，地
  委书记刘长亮还亲自深入双树村进行查处。刘长亮书记在双树村住了
  好几天，召开了各种会议，深入细致地给干部群众讲解了党的路线和
  政策，语重心长地做了大量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逐一纠正了错误
  做法，使工作得以按步骤进行。刘长亮在县上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讲话
  指出：“全区土地改革运动，都是正确的贯彻执行了党的依靠贫农雇
  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封建剥削势力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工作开展的很顺利，取得了大的成绩，可望1953年底全部胜利结束。
  唯有鼎新县二区五乡只依靠贫农、雇农，不团结中农，不按党的政策
  办事，不讲究斗争策略的左的错误做法，使工作走了弯路，造成了不
  良影响，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并说“出现的错误应由赵明一负责，不是县委、区委和工作组的问题，但大家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做好今后的工作。”
  双树村由于土改中出现左的错误，不但影响了土改的顺利进行，使这里的土改晚于同期工作的其他乡一个多月时间才结束，而且对以后的工作影响很大。在土改后开展的普选、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等项工作中，这个村的工作进展很不顺利，贫雇农与中农在选举人民代表、基层干部、评定各户公购粮数额、生产资料折价入社等方面都出现了互相较劲、互不相让的问题。劳动人民内部的团结，已成为这里工作的难点。
  这次教训使人们深深不能忘怀。广大农民群众对以后发生的不顺利事，都清楚是吃了错误做法影响的亏。县、区、乡干部在工作中一出现问题，都从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路线上查找原因。1954年春，我随县长徐宏到兰州开会，已调任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长亮，到代表驻地看望酒泉专区开会的同志，他虽然没记清我姓啥名谁，而对双树村在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做法是深有印象的，他拍着我的肩膀风趣地说“你就是土改中依靠贫雇农，不要中农的工作组吧”，接着他还向我详尽地问了双树村后来的情况，我将知道的事都向他做了汇报。他惋惜地说，“都是执行错误路线的影响，是预料之中的事”。
  事实雄辩地教导人们，党的路线、政策和策略是各项工作的生命线，是成就党的各项事业的根本保证，我们应牢牢记住这个真理。
  本文摘自《酒泉党史资料汇编（六）》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
  “四清”运动亲历记
  俞兴海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谓“四清”，一开始在农村进行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后期在城乡进行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1963年冬～1964年5月，甘肃省开展了第一期农村社教运动整党工作；1964年11月上旬至1965年5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抽调大批工作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指示精神，省委首先在张掖地区的5个县（张掖、高台、临泽、民乐、山丹）进行了“四清”试点运动。试点后，又分期分批搞完全省的“四清”运动。我当时在民乐县第一中学当教员，在全省开展“四清”运动试点时，我是受教育者，1965年下半年全省大规模开展“四清”运动时，我被抽调当“四清”工作队员，对“四清”运动有基本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许多往事历历在目。现就我在“四清”运动中的所见所闻回忆如下：
  一、“四清”运动的提出和形成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自然灾害和大跃进、浮夸风、瞎指挥等因素，使国民经济运转失调，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这一时期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低标准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生活的需求，部分地区出现了非正常死亡人的问题，工农业生产进展缓慢，其他生活物资的供应也十分紧缺，如棉布、副食品、香烟、火柴等，不得不实行最低标准配给制。1960年，每人全年发购布票2.5市尺，棉花1市斤，社员口粮每人每天降到4两，饼干、点心、糖果无法买到。
  为了扭转这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的干部大会，纠正了过去“左”的做法，同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如重新修订《人民公社工作六十条》；放宽政策，下放实行以队为基础的分配体制；解散食堂，划给社员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允许社员利用农闲搞家庭副业；放开自由市场等，从分配体制和经济政策方面着手克服当前困难。在政治上，制定了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十条规定，以后又补充了十条，称《双十条》。从1963年上半年开始，在全国部分农村社队和企事业单位，开展了以清经济（干部贪污盗窃、多吃多占）为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
  早在1962年秋，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全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新观点。他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由于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升级为声势浩大的“四清”夺权斗争。
  “四清”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想的指引下，中央认为全国的企业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导权不在人民手里，必须夺回来。可是在开展运动的地方，却变成了上至地委、县委的领导，下至生产队长、会计，统统都审查，搞人人过关，交待问题。不单有行政、企业单位的领导过关，还有文化、教育等单位的领导也要过关。一句话，所有当权者都在审查之列，一个不漏，就连一般共产党员也要内查外调一番，最后重新登记。
  “四清”运动分五个阶段进行，但互有穿插。第一阶段为访贫问苦、学习文件、摸底排队、发动群众阶段；第二阶段为深入学习、提高认识、揭发“四不清”问题阶段；第三阶段为清退赃款赃物、斗争阶级敌人阶段；第四阶段为整顿党的组织、处理犯错误的干部、组建新的领导班子阶段；第五阶段为清理遗留问题、巩固社教成果阶段。
  二、1964年至1965年，在甘肃省民乐县开展“四清”运动的所见所闻
  1、“四清”工作队员进驻学校后，一副神秘化色彩。不召开职工会议，也不和学校领导接触，每天只和学校工人及教师闲聊，一律穿着破旧的衣服，没事时帮炊事员拉水做饭，帮放羊工人喂羊，打扫校园卫生等。不准教职工询问谁是什么官职，哪个单位来的，称呼也只叫某同志或老某（姓），一块谈话不吸教职工让的烟。据说工作队长还改了姓名。当时都觉得新奇。
  2、“四清”工作队员的生活纪律特别严格。不准喝酒、吃肉，不准吃油饼、长面，更不准在商店里买饼干、点心、糖果吃。在农村的工作队员，只准吃汤面条和杂面馍馍，喝山药糁子汤。我的一位师大同学在武威地委宣传部工作，他也抽来在民乐县洪水公社乐民大队搞“四清”。他说，有个人吃了一个油饼被“三开除”（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开除“四清”工作队员），他自己吃了几顿糁子稠饭油泼辣子，还做了几次检讨，最后写了保证书才未给处分。工作队员的住宿，只能住在没当过干部的最困难的贫下中农家，在学校只能住在工人和一般教师的宿舍。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和基本群众打成一片，便于发动群众了解问题，不被“坏人”拉下水。
  3、驻进县委、县政府、人民公社机关的工作队，他们都自带炊事员、打字员、通信员、秘书等，吃饭可和原班人员在一起，但办公相互分开。县上还成立了社教法庭，刑事案件不让原法院人员审判。
  4、工作队人数特别多。民乐县一中当时有教职员32人，工人5人，共计37人。“四清”工作队员来了15人，几乎2:1。县电影放映队有放映员5人，驻进工作队队员3人。据说在农村每个生产队最少驻6人，最多的达到10人。
  5、各阶段工作的简要情况。
  第一阶段：工作队员进驻学校后，大约过了15天时间，才召集教职工学习文件，传达上级精神，并把教职工分成四组学习，第一组是炊事员、勤杂工和家庭成分好的教师，即骨干分子。第二组是家庭成分不好（地主或富农家庭出身），但无其他政治历史问题的教职员。第三组是本人有历史问题或戴过右派帽子，家庭成员中有被关被杀者，初步估计有经济或政治问题者。第四组是学校领导，有书记、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等，即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叫做左、中、右阶级阵线分明。我刚开始时分在第一组，后因不大胆揭发“走资派”的问题，甚至为走资派辩解而被撵到了第四组。
  在农村，据说工作队进村后，经过摸底排查，首先宣布一切权力归贫协会（实际是工作组）。原有干部只能老老实实交待问题，不能互相串联，隐瞒包庇，更不许造谣生事，乱说乱动，有的地方甚至将大队干部和戴帽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编到一起做义务劳动，只干活不记工分，叫做“打威风”。要重新解放贫下中农，阶级斗争气氛十分浓厚。
  第二阶段：经过学习文件，层层发动后，群众敢大胆说话了，就算思想认识提高了，工作进程也就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揭发“四不清”问题。揭发问题采取背靠背的方式进行，工作组也开始内查外调，还组织清账小组，对学校会计和总务、农场的账目进行清查核对，并派出外调人员进行调查取证。这一时期斗争空气特别浓厚，“四清”工作队员见了“当权派”都挂长脸不说笑，胆子小的人吓得无所适从，有吃不下饭的，也有睡不着觉的，个别地方出现了自杀事件。民乐县城内就有税务局长自杀等3例。
  在农村还对土地改革时划定的阶级成分进行重新审定，划出了漏网的地主、富农。在中农中又分出了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对“应该”新戴地、富帽子进行打击的分子，经县“四清”工作团批准，戴上帽子进行批斗。
  在群众揭发问题的同时，也让“四不清”干部自己交待和互相揭发问题，不是“当权派”的教职工，有了问题也要进行调查处理，不能放掉一个“坏”人。
  第二阶段大约用了3个月时间，他们以《桃园经验》为范本进行工作。《桃园经验》是1963年，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化名董萍，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进行“四清”试点的经验，讲述王光美担任工作组长，进村后的所见所闻，以及进行“四清”工作的全过程，全文约8万字。这个“经验”“左”得出奇，最后将大队书记吴臣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并被批判斗争。
  1965年元旦过后，工作组人员大部分不见了，据说是到各自的专区所在地整训，后来才知道是中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又听说毛泽东主席对《桃园经验》有批评。春节过后，工作队人员重新回来，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是工作组成员和原单位工作人员有说有笑，可以打扑克下象棋，对当权派也不再板着脸，生活上大肉、油饼等也让吃，只是不喝酒；二是工作队员明显减少，大约减少了一半；三是揭发问题，只揭发“四不清”问题，不纠缠一般男女生活作风等问题；四是对问题较小、群众意见不大的“当权派”宣布“解放”，并让其参加工作组有关会议，一般干部、教师经自愿申请，工作组批准，可以加入“革命领导小组”，也是“解放”的意思，即不再审查了，这样做，解除了大部分人的精神负担。总之，神秘化气氛不见了。
  第三阶段：主要是“四不清”干部退赔赃款赃物。首先是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钱物，一个不减必须如数退赔，一般干部贪污数量大者，也要如数退赔，其他人则只搞公物还家。其次是处理犯错误的干部职工，斗争阶级敌人。“四清”运动声势浩大，但根据《二十三条》精神，对干部的处理还是比较宽大的。毛泽东主席讲，对犯错误的干部以教育为主，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捉，打击面不能超过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指戴上各种帽子、批判和逮捕法办），对确有悔改表现且群众意见不大的“四不清”干部，继续担任原职或调职使用。
  民乐一中教职工中，逮捕法办1人，后因问题不完全属实，构不成犯罪而被释放。总务主任戴上贪污盗窃分子的帽子被开除公职，受到党纪处分的1人，其余则未受任何处分，学校领导也原班未动。在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严重“四不清”干部，大都戴上各种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很少有逮捕法办者。
  这一阶段，为了用事实教育群众，“四清”工作团在民乐县城举办了“刘逢皓贪污受贿赃物展览会”。刘逢皓是1958年至1961年，山丹、民乐两县合并后的县委书记，在他任职期间，提出“宁叫人吃草，不叫红旗倒”的错误口号。利用拔红旗、反右倾等运动，打击迫害干部，使县委副书记王东坡（原民乐县委书记）含冤自杀，副县长黄林兴（曾当过陈毅的通信员）不忍受辱，跑到北京找陈毅告状，半年不回来。困难时期，饿死社员群众很多，而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却花天酒地，胡作非为，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上被定为“不要人民的坏干部”，县委班子属“烂了的班子”，班子成员被全部停职反省。社教（“四清”）运动刚开始，张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们逮捕法办，刘逢皓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县长高文斗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副县长刘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四清”工作队进村后，到处都贴着这份判决书。
  此时办展览会形成高潮，县上办、公社办、生产大队也办，就连民乐一中一个学校也办了展览会，展览的内容有群体的，也有个人的。
  民乐县的“四清”工作，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清理刘逢皓的黑爪牙。凡是在刘逢皓时期红极一时，被刘重用，吹牛说谎，吊打群众，行贿受贿者，一律在清理范围，有劣迹的领导干部大都戴上了蜕化变质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等帽子被开除公职。
  第四阶段：是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建立新的领导班子。经过半年多的“四清”运动，工作组对每个人都进行了调查了解，箩儿箩、筛子过，情况一目了然。因此这一阶段的工作并不费力，不再赘述。
  三、1965年冬在金塔县搞“四清”运动的见闻
  1965年8月，民乐县委抽调大批干部，赴酒泉地区金塔县搞“四清”运动。从民乐县第一中学抽调教员5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1、工作队员于1965年8月10日在张掖地委党校集中参加整训学习，9月2日进村，1966年元月初出村，历时4个月时间。
  参加整训时得知，金塔县的社教工作由张掖地区各县和酒泉卫星基地军队干部承担，另外抽调了甘肃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三年级在校学生130多人、教师20余人，金塔县抽调社会知识青年约200人，干部若干人配合工作。民乐县分包西坝公社，张掖县分包中东、古城公社，高台县分包金塔公社，临泽县分包大庄子公社，卫星基地部队分包鼎新、双城、芨芨公社，东坝公社作为试点公社，各县均抽人早已提前进村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试点工作，山丹、肃南县不知包哪个地方我记不清楚了。
  金塔县的“四清”工作团由原张掖地委书记处书记申效曾任团长，甘肃省粮食厅厅长刘文山为蹲点领导干部。各公社成立“四清”工作队代行公社职能，由大队长、副大队长、蹲点领导干部（均为县级干部）组成。各生产大队成立“四清”工作组，由组长、副组长（均为科级干部）组成。
  我被分在西坝公社白雁墩大队工作组，当工作组的文书。这个大队有6个生产队，共进驻工作队员16人，其中：民乐县干部6人，甘师大学生4人，金塔县干部1人，社会青年3人，张掖县干部1人，军队干部1人。每个生产队驻国家干部1人，积极分子（即知识青年和学生）1人。民乐县县长王佳邦为蹲点领导干部，住晨光大队，县委副书记李雪琴任队长。
  工作组进村前，派了先遣人员，摸清了各生产大队的基本情况，进村后不需摸底排队，直接开展工作。吃住的地方也由先遣人员指定。
  2、金塔县的“四清”运动以《二十三条》为指针，和民乐县的“四清”运动比较起来就温和得多。不再提《桃园经验》，“左”得出奇的现象很少或者说不见了。用今天的眼光看，它的基本路线还是“左”的，但在当时来说就算比较低调了，实事求是地做法多，整过头的人也就少了。其具体表现：①“四清”工作队员的生活纪律没有以前严格。他们在社员家吃饭，除不吃长面、油饼、手抓肉，不喝酒外，大肉炒白菜、花卷、白面馒头还是可以吃的，稀饭、面条配花卷成了家常饭。个别队员偶尔吃了一次油饼，被领导发现后，也只批评检讨完事，不再搞“三开”。②工作队员对“四不清”干部，只令其认真考虑问题，交待问题，一般不训斥，也不拉长脸，更不让搞义务劳动。③工作队员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可时有时无，强调以工作为主，和社员拉家常，可以暴露身份。④工作进程较快。工作组一进村，就召开群众大会，说明来意，宣传政策，不搞神秘化，并在先遣队了解的干部情况的基础上，由贫协组织提名，“解放”一名问题较少的大队干部，让其抓大队的农业生产工作，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⑤经群众揭发，“四不清”干部只在贫下中农会上交待问题，可以坐下说，不准罚站和体罚。退赔可以分期分批，社员中的分赃、多占等经济问题，一般不退赔。“四不清”干部中的男女作风问题，除严重者外，一般不纠缠，重点抓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清理。⑥用早交待、早“解放”的办法，促进“四不清”干部积极交待问题。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工作，一部分问题不大的干部，在群众同意的前提下宣布“解放”，让他们轻装上阵，再揭发别人的问题。⑦对严重“四不清”干部的批斗会，不开成斗争会，让贫下中农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达到教育人的目的。⑧召开赃款赃物展览会，让“四不清”干部本人当解说员，现身说法，也达到教育别人的目的。
  3、白雁墩大队地处西坝公社东北部，共有6个生产队，“四清”时合并为5个生产队，约150户、600口人，全大队有富农成分2户，老上中农3户，其余户都为贫农、下中农成分。社员中有富农分子1人，伪保长1人，阴阳高工1人，劳改释放人员2人，国民党员1人。“四清”运动前担任过大队书记、主任、文书6人，生产队长、会计20余人。全大队生产生活水平在西坝公社来说差一些，“四不清”问题也小一些。1964年冬，金塔县曾在此大队搞过一次“四清”，称面上社教或小“四清”。
  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后，经过宣传政策，层层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坦白交待，发现有严重“四不清”问题的干部5人，其余均为一般多吃多占、集体贪污等问题。吃喝嫖赌、贪污盗窃、打骂群众、路线不清、与阶级敌人同流合污的“五毒”干部一个也没有。时任支部书记郭吉邦任职不到两年，没啥经济问题。一个富农分子年已70余岁，体弱多病，失去劳动能力，很少出门，没啥明显的破坏活动，反动党团、封建会道门头子等活动并不猖獗。因此，“四清”的主要任务是清“经济”。“四清”工作后期的处理情况是：①重新组建了大队党支部、管委会。原大队书记、主任均被免职，原大队主任王观志因打骂群众，支持封建迷信活动，并有落后言论，经公社“四清”大队党委批准被开除党籍，是该大队有问题干部中的最重处分。②经县“四清”工作团批准，将原大队书记王立民的家庭定为漏划地主成分，王立民本人不戴地主分子的帽子。③其余“四不清”干部，因坦白交待问题，态度老实，退赔积极，均被免于处分。④召开批判斗争大会，批判“四不清”干部2人，有封建迷信活动的阴阳高工1人，斗争富农分子1人。
  1966年1月20日左右，工作组出村，广大贫下中农牵衣拉手，依依不舍，有的送路上吃的食品，表示关爱之情。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
  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访流落红军廖正林同志
  魏著新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50周年的日子里，笔者以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工作者的身份，去国营生地湾农场，调查走访了当年原红西路军流落在金塔、现在唯一还健在的红军老战士廖正林的有关情况。
  金秋10月，金风拂面，天高气爽。那天，在生地湾农场党委办公室同志的陪同下，我们从农场场部出发，走了大约五、六里路程，到了寥正林的家。当廖老知道我们的来意后，显得十分高兴和激动，他那消瘦的脸上泛出了隐隐的红晕。他老伴说他不爱言谈，可是那天他却十分健谈，当话头转入正题后，老人仿佛从淡漠了的往事的记忆中又回到了那流逝的岁月中，面容庄重，不时又流露出豪情。他缓缓的向我们叙述了他参加红军、参加长征、参加西征的经历：
  我原籍是四川省闽中县人。记得1931年秋天我刚十四岁的时候，红军川东游击队解放了我的家乡。我们村于（子）里驻进了游击队，红军战士帮助穷人种地挑水，打土壕，斗恶霸。渐渐地，我懂得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和穷人是一家。后来村里组织起了童子团，我当上了童子团员。这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入川，红三十军十九师后勤处在我家附近设了一个办事处。办事处一位姓向的同志和气可亲，经常向我们童子团员讲红军英勇打仗的故事，讲红军的政策和纪律。渐渐地我对红军由敬仰到向往，产生了当红军的念头。1933年秋天，我和同学冯泽龙瞒着家人，跟着那位姓向的红军同志找到了部队，参加了红军，我被分配在三十军八十九师后勤处当缝衣工。1934年春天我被调到师医院当卫生员，不久又调到师政治处新剧团当演员。新剧团只有十几个人，主要是自编自演一些节目，宣传和发动群众，鼓舞部队士气。同年秋天，由于形势变化，部队在天泉、雅安一带打运动战，为了减少非战斗人员，新剧团奉命解散，我被编入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二营四连当战士。
  “加入战斗部队以后，我参加了攻打苍溪、剑阁、松潘、阿坝、万县、通江等地的战斗。在战斗中，我经受了考验，看到战友们有的牺牲了，有的负伤了，我没有怕，怀着为战友们报仇的心情，勇敢地投入了战斗。1935年夏天，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西，在懋功地区，我们同中央红军会师了。红四方面的广大指战员非常高兴，都希望同中央红军一起北上抗日。但是，不久部队又南下，向川康边界转移。在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薛岳、刘文辉等部的阻击和围攻。为了摆脱敌人的围攻，我们在毛尔盖、茶宁、甘孜等少数民族地区艰难地转战了几个月，两次走过了‘天上无飞鸟，地上无人烟’的茫茫草地。过草地那一阵是最艰苦的，没有路可走，沼泽地很多，有的地方人不小心陷下去就再也出不来了。食物也奇缺，带的炒面吃完了，就只有挖草根充饥。一次几名战士发现了一张藏民扔掉的烂牛皮，大家如获珍宝，立即七手八脚地割成小块，烧着或煮着吃。饥饿、伤痛和疾病时时折磨、威胁着每一个红军将士，一些战友没有能走出草地，默默地倒下牺牲了。就在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由贺龙率领的二方面军长征到了甘孜，红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两大主力会师，使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受到了很大鼓舞。当时战土们欢呼跳跃，唱着歌曲。记得歌词是：‘来欢迎二路军梦，举红旗向前进，努力去杀敌，一定要胜利。团结反蒋抗日的力量，推动少数民族的解放。打道浮（甘孜附近的一座县城），向前进，赤化全西北。’不久部队西进，攻下了道浮县城。随后部队又从靖远西渡黄河，根据中央的指示，转入河西走廊作战。我们在‘进军新疆，赤化西北’的口号鼓舞下，开始了西征的艰苦悲壮历程。
  “河西地区是西北军阀马步芳盘踞之地，由于马匪多年的苦心经营和长期的反共宣传，这里群众基础差，不但群众不了解红军，而且衣食、弹药奇缺，给养无法补充，加之天寒地冻，红军将士大多数是南方人，衣被单薄，不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西路军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同装备精良、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作战，仗打的非常残酷。攻打古浪的战斗结束后，我们连奉命绕过凉州城，与友邻部队一起攻打山丹县城。由于敌人集中了优势兵力围攻红军，攻克山丹后，部队暂时停止西进，我们连奉命到永昌换防。到永昌后，正值“西安事变”发生，敌我双方都暂时停止了军事行动，红军和当地群众都希望和平，希望团结一致抗日，我们在县城举行了庆祝活动。
  “不久敌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围攻。红五军在高台全军遭覆没，敌人又集中了优势兵力去围攻临泽。我们连调到临泽梨园口驻守。敌人仗着人多势众，装备精良，十分猖狂，攻势很猛，红军将士虽然个个英勇杀敌，但是损失惨重，战斗失利。我们连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天黑时撤到了一家财主的庄院里。我们凭借院墙作掩护，向围攻上来的敌人射击，进行肉搏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第二天天刚亮，敌人调来了小钢炮，把几处院墙轰塌，成群的敌人向院子里冲来。这时我们连只剩下30几个人了，战士们的子弹早已打光，连长李国富（四川宣城人）从我手上接过唯一的一颗手搞弹向敌人扔去，前面的几个敌人被炸死，但更多的敌人又围了上来，李连长被俘了。敌人冲进了院子，乱枪射击，见人就砍，一个战士刚举起刺刀，就被围上来的敌人用马刀砍死。红军虽然与敌人奋力拼搏，但因寡不敌众，一个个牺牲了，最后剩下我和5个战友，身负重伤，也被俘了。
  “被俘后，敌人把我们带到了一间已经关押了许多被俘红军的大房子里，关押了起来。过了几天，一个敌营长提审了我们，见我和一个叫宋元金的战士年龄小，就让我俩去喂马。数天后，我从一个伙夫那里知道，被关押的红军都惨遭杀害了。”
  廖老讲到这里，沉默了，那神情仿佛完全沉浸在了对昔日战友深情的怀念之中。老人回忆往事时那激动、悲壮的音容，也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过了一会，廖老不无动情地说：“那一次西征，是一次悲壮的历程，那么多英勇的红军将士惨死在了马匪军的枪弹、马刀之下，他们血洒河西沙场，为革命捐躯了，我们千万不可忘记他们。”廖老说，我是个幸存者，那年被俘后被迫在马匪军的部队里当了兵。后来历经坎坷，屡遇磨难，终于逃了出来，在当地隐居度日。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死里逃生的人，我受到了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关心照顾，参加了革命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在家安享清福，我生活的很好。
  是的，对于那些早已长眠在祖国大地上的革命英烈们，他们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他们的英雄业绩将被世代传颂。像廖老这样历经坎坷、幸存下来的红军老战士，他们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吃了那么多苦，流了那么多血，今天我们同样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应该生活的幸福。
  历史会记住这些西征的红军老战士的。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二辑）
  邓宝珊视察金塔见闻录
  张文质
  1953年5月的一天，早晨刚上班，听同志们说，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今天要来金塔视察工作。我听了颇为惊讶，回忆解放前遇有封疆大员来临时，应早在半月前，上级便有通知，作迎接准备。今天人民政府的省主席就要来到，怎么没有一点准备，能来得急吗？县政府李秘书笑着说：“你还是旧意识，现在不兴过去的那一套了，官场习气要改变。”正说间，汽车隆隆，出大门一看，一辆吉普车已经开到县府门口，邓主席下车了，迎接的马能元书记、时思明县长上前和邓握手。我见邓主席身材高大魁梧，红光满面，衣着简朴，一身灰军衣、灰帽、布鞋，有一位省委农村工作部长随行，只带一个警卫员，再无军警人员护卫，真是轻车简从，儒将风度。
  邓主席下榻县府接待室，招待很随便，仅一烟一茶，别无它物。陪同谈话者仅马能元书记、时思明县长。约两小时后，召开座谈会，参加会的只有几个科、部长（我因业务也在座），县委马书记扼要汇报了金塔各项工作，特别提出修渠并坝及土改后出现的群众生产高潮，加上改革农具，精耕细作，禾苗生长良好，收成可望。并由时县长、姜昌宏（建设科长）作了补充。最后邓主席对农村工作作了具体指示。
  邓主席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也很健谈。他谈话中很关心群众生活，说他受命回甘（肃）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支持下，首要是联系群众。他常到各县视察，自己虽是甘肃人，因为过去多是担任军职，对各民族群众苦衷关注不够，这次接受毛主席委托，甘人治甘，一定要关心甘肃的生产建设，迅速改变甘肃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邓主席提出金塔要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特别强调治水、治沙是解决干旱的关键问题。他还说，各级领导要关心人民生活，加强同各族人民的联系，促进安定团结。邓主席讲话很随便，全无叱咤威严气势。他讲了很多往事，使听者动容。
  会毕，由马书记邀邓主席一行去县委家属院自己家中就餐。据说由马书记的夫人做的有陕北风味的家常便饭，绿豆浆水面，几样水菜，并无肥肴美酒。同桌奉陪的也只有马书记、时县长二人，饭间邓称吃的极合口味。饭后即回酒泉。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二辑）
  忆张和祥同志二三事
  赵杰
  张和祥同志系甘肃环县人，生于1918年，1938年3月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环县青年干事、青年主席、指导员、组织科长、保卫科长、区委书记、宣传部长等职务。1952年9月调任金塔县县长。1958年8月受“左”倾路线的迫害，被错定为“反党分子”，遣送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后又转往高台明水农场。由于生活条件艰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积郁成疾，不幸于1961年1月2日在高台明水农场含冤而死，终年42岁。1979年经金塔县委甄别纯属冤案，进行了平反昭雪。张和祥同志虽然在金塔县只工作了6年时间，但他那直爽的性格，朴素的生活作风，实事求是，廉洁奉公，光明磊落，认真负责和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爱戴。他离开我们虽然30年了，但给金塔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作风
  张和祥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作风，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信赖。1955年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工作中，他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产、购、销指标定的要切合实际，防止今年购过头粮，明年春再返销供应粮。1957年县委扩大会议讨论生产指标时，他也在会议上重申产量要定的切合实际。在参加专区召开的会议上，他宁愿受批评，戴严重“右倾”思想的帽子也实事求是地反映“金塔风多、沙大、干旱缺水，统购任务大了，农民承受不了”的实际。1956年春，县委在中东乡召开各乡党总支书记会议，会议中心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县掀起打井、开荒、植树造林的高潮。会上撤销了所谓右倾保守思想严重的共和乡乡长李古录的职务，参加会议的人都感到压力很大。会后，张和祥同志到三合乡检查工作，主管领导向他汇报了落实中东会议精神的打算后，他说：“我不是泼冷水，植树造林不能重搞群众批评的“春天包栽保活，秋天拔来烧锅”的做法，金塔干旱缺水，往年大面积植的树成活率很低。树植在庄前屋后渠沿上好。打流沙井要保证质量，挖一眼，成一眼，用一眼，不能图数量，挖一个土坑子就算一眼井，一天一夜打一眼井，这是欺骗、官僚主义。你们还要实事求是地算帐，打一眼井，作井圈用多少木料？有的地方做井圈把大树都伐光了。一眼井，架一部水车，套一头毛驴，放一个劳动力，一天还浇不上三分地，这样一轰而起是搞形式主义，老百姓愿意吗？开荒要先开田头地角，开了当年就有收益……。”张和祥同志的这些观点都符合当时我县的实际，但不符合县委召开的中东会议精神。张和祥同志看出了我们的畏难情绪，他又进一步开导说：“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必须敢于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不能盲从。”经他启发教导，三合乡修定了给农业社分配的具体任务数字。1956年9月，鼎新供销社友好分销店失火，造成经济损失2000多元。县公安局进行侦察，从营业员李长友晚上一人到营业室取过一包烟，起火后又是他先发现喊人救火的现象，公安局认定是李长友所为。公安局负责人请示张和祥县长要求逮捕李长友。张和祥同志听了汇报后，很严肃地问：“你看过《十五贯》吗？捉人证据不足！”并告诫公安人员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后经公安局再次查证，进行政策攻心，另一营业员李银丰交待了他玩忽职守，将蜡烛点燃放在货架上引起火灾的事实。张和祥同志严肃认真的执法态度，避免了一起冤案的发生。
  调查研究 狠抓治水
  张和祥同志在担任金塔县县长期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狠抓治水，在当时传为佳话。他经过调查认为，金塔地域宽广，土壤肥沃，有发展农、林业的优越条件。但历来干旱缺水，虽有鸳鸯池水库蓄水，但缺乏新的系统的水规制度，加之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新的制度贯彻不通。由于毛渠纵横交错，渠道破烂，渗漏严重，还有不少“以路代沟”，“水从门前过，不浇意不过”，下浇上截，明浇夜退，深浇满灌，倒沟串坝，上游水涝，下游受早等浪费水的现象，浇水秩序极为混乱。为浇水打架闹事者时有发生，甚至出现过围攻县政府之事件。张和祥同志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实践中总结推广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治水节水措施：一是建立严格的水规制度，坚决制止明浇夜退，下浇上截，倒沟串坝的现象。提出凡浪费一亩地的水，要罚河工10～20个，严重的由公安局依法查办；二是规定县、区、乡干部及县区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凡下乡遇到浇水，都必须以浇水为中心，浇水期间，乡上不接洽其他业务工作。张和祥同志在浇水期间经常不分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骑马深入农村落实浇水制度；三是坚决取消“以路代沟”。限定时间改沟，否则一律不准开口放水；四是实行薄浇浅灌，“浇八控二”（一亩地水淌过八分就闭口，另二分地靠控水浇过）；五是树立典型，推广全县。他亲自深入金塔乡总结浇水经验，并在全县推广了红光农业社成立灌溉小组，指定专人负责查护渠沿，转地埂查看浇灌情况，拿打水笆子（打水用的挡土工具）打水口子等经验，节水效果十分明显；六是推广以沟种植。一条沟种夏粮不种秋粮，或种秋粮不种夏粮，减少放水次数；七是整修农、毛渠。挖高垫低、截弯取直，利用草皮筏子衬砌渠道，减少渗漏。要求普遍做到水沟有沿，渠口有闸；闸闸有板，水过沟干；八是在加固扩建鸳鸯池水库的同时，先后在金塔片修了平湖、上号、石家屯庄、西四4座小型水库。当鸳鸯池水库蓄满后流下的水，分别引入4个小型水库，每年都浇灌不少耕地；九是严肃查处违犯水规的人和事。1954年6月对二区上新坝乡富农李天佑以小麦受旱为借口，煽动群众30多人围攻县政府的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逮捕法办了李天佑。次年秋天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撤销了不贯彻水规制度、严重浪费水的新地乡乡长李兴祥、文书许正福的职务。为教育干部群众严肃水规，节约用水起到了震慑教育作用；十是不辞辛苦带领水利工作人员和民工多次前往酒泉均水，组织民工淘泉，挖排阴渠，想方设法增加流量。他还和水利干部骑马行程100多公里勘察，设想引用花城湖的水浇灌金塔西坝片的土地。张和祥同志在金塔的治水上，煞费了一定的时间和心血，对改变生产条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至今人们还在怀念他的治水精神。
  廉洁奉公 光明磊落
  张和祥同志光明磊落，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和他一块工作过的同志，深深感到他作风廉洁，从没见张和祥同志接受别人请吃和送礼。他的家属住在县政府后院，两间住房，一个土炕，一张三抽桌，一张小课桌，另有一间小伙房。家属从不动用机关的一草一木，不占公家的一点便宜。家中生活和普通群众一样，四个孩子的衣服和张和祥同志穿的鞋都由妻子缝制。张和祥同志下乡近处步行，远处骑马，生活从不特殊。下到区上和职工吃一样的饭菜，在老乡家吃饭，饭后及时让通讯员交清伙食费和马匹的草料费。他遵师重教，下乡抽时间到学校听课，解决教师工作、生活中的问题。如在一次下乡调查中，发现上新坝小学的几间危房，危及师生的安全，回校后及时批示解决了该校危房修复资金。张和祥同志主管县财政，把关很严，从不随便点头花钱，来客招待从不大吃大喝，上级来人在职工食堂吃饭，另加一两个小菜，自己很少陪客。1956年县委一领导点头购买了两辆摩托车，让县财政报销，张和祥同志严肃地说：“县财政不能报销，谁点头谁出钱。”这件事对严肃财政制度震动很大。他对工作认真果断，从不推拖扯皮。下级请示问题，答复及时，观点明确，从不含糊推诿。发现问题及时找主管部门负责人解决。他既反对优柔寡断，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又反对华而不实，吹牛说大话。他对同级，对下级，对上级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不同意见直言不讳地讲在当面或会议上，即使自己意见被否决，也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保留自己的意见，执行多数人通过的决议。
  关心同志 爱护干部
  张和祥同志对干部职工生活上关心，政治上爱护。他对干部职工的错误从不袒护迁就。1955年撤区并乡，听说让我到乡上工作，我就去找张县长，想让他把我留在县上。我找到张和祥同志，他风趣地说：“拆庙要送神，你这尊小神有何打算？”我回答：“年纪很轻，缺乏领导经验，你就把我留在县上部门锻炼吧。”张和祥同志听了我的回答批评说：“年纪轻轻的怕苦怕累，现在是和平环境，打起仗来怎么办？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不得挑挑拣拣，要听候组织安排”。我真没有想到张和祥同志会这样严肃批评。后来县委宣布我任三合乡党总支书记，张和祥同志找我谈话，他先问：“派你去三合乡任党总支书记，思想通了没有？”我回答“想通了”。他严肃地说：“思想通了就好，共产党员思想不通也得去，去了还要做好工作，这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二辑）
  张和祥县长关心公安工作记事
  向敬善
  张和祥在任金塔县县长期间，兼管政法工作，又是政法系统党组书记，经常关心、决策公安工作上的重大问题。我当时在县公安局工作。回忆张和祥县长抓公安工作的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1、按政策办事。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刚刚接管政权不久，广大公安干警的文化水平普遍低，既没有业务培训条件，专业人员又少，业务素质差，工作方法简单。虽然工作的热情很高，但实践经验缺乏。张和祥县长常教导公安干警说，现在政权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公安机关代表人民执行专政职能，就必须实事求是，正确掌握政策。记得1953年冬，在对镇反中已经打击了的各类犯罪分子，按照原西北局公安部关于“五类”反革命分子划分的政策界限进行归类判定时，有的同志思想上有“左”的倾向，认为划分的越多，成绩越大，越能体现打击的准确和质量。虽然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的确定认识是一致的，但对土匪、特务特别是恶霸意见有分歧。当时政策规定：在地主阶级中，依仗反动势力，霸占一方，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或有血债等罪行的方称为恶霸。可有的同志却把其它成分中有恶迹，如曾当过保长、打过农民、有苛扣贪污农民财产行为的均列为“穷恶霸”，坚持也要划为恶霸一类。张和祥县长知道后耐心地说服引导，要大家准确按政策界限办事，按照罪行实际全面衡量，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即使划不到“五类”之内，也只能是打击教育的对象，不存在错捕错判等问题。使这一项工作得到了顺利解决。
  2、重调查研究。1954年春，张和祥县长在听取社情调查汇报之后，针对存在的问题，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走群众路线，放下公安干警的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找人就问、问了就记、记了就走，不加分析地搞神秘化。对每一件事、每个问题必须准确地掌握何时、何人、何地、何因、何果，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作风。同时，对如何勘察现场、如何做调查笔记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尤其是办案人员遇事要养成勤于独立思考的习惯，提出个人见解，对重大疑难问题采取集体分析讨论解决，不断提高干警的分析判断能力。按照张县长的指示，局机关注重加强了对干警的学习教育，建立了业务知识学习、案例及通报传阅、业务培训、总结破案经验及教训等项制度。通过落实这些制度，广大干警的业务素质明显提高，工作很有起色。1956年春，在一个多月里破获积案16起，受到了省公安厅的表彰。同年9月，在侦破鼎新新丰供销社失火案件上，初步怀疑是该社营业员李长有纵火。李不服，曾向省公安厅、地区公安处写信诉说他的冤情。张和祥县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负责处理该案件的干警说：“要学《十五贯》里的况钟不畏艰辛、调查研究的求实作风，不要主观臆断当了过于执，冤枉了熊友兰，放纵了娄阿鼠”。后经查实，这起火灾是另一名营业员晚上取烟时将蜡烛放在货架上，出门时忘了熄灭蜡烛，玩忽职守酿成的。这种重证据、重调查、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不但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还对今后如何做好公安工作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3、抓纪律作风。张和祥县长多次讲，公安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工作，公安干警是党和人民利益的保卫者，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是广大公安干警的天职。要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就必须严守党的纪律，树立光辉的形象。一次，他在公安局开会，有两名干警在另一房间玩枪时不慎走火，他严肃地指出：“如果是在敌战区，枪弹走火不是等于给敌人通风报信，暴露自己的目标吗？你个人受伤事小，有多少同志会遭到不幸呢”？他语重心长地话语说的这名干警留下了悔恨的泪水，对其他干警也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又有一次，在执行逮捕烟毒犯的夜里，有的干警从被窝里把罪犯抓住就赤身捆绑回来，有的还在突击预审中有逼供行为。张和祥县长得知后，一方面表扬了围捕成功无一漏网的战果，另一方面严厉批评了违反纪律的几名干警，并要他们深刻检讨错误。还有一名干警，因经常忙于工作，对家务事做的少了些，夫妻争吵中动了手脚，还用椅子打伤了妻子，造成妻子流产的后果。张和祥县长没有袒护这个“老乡”，亲自参加公安局党支部会议，不仅让其检讨错误，又报经上级党组织批准给予了党内纪律处分。与此同时，对公安系统中一些道德败坏的干警也进行了集中清理整顿，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再没有发生违纪违规的问题。
  张和祥是一位好县长，一贯责任心强、作风严谨，在革命老区一直在基层工作，培养了他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公安干警，政治上要忠于党的事业，工作上要踏实肯干，生活上要以苦为荣，多讲奉献，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虽然当时各方面条件也差，但广大干警中没有一个叫苦叫累、比享受、闹待遇的，都能尽心尽力做好工作。这些都与张和祥县长对干警亲切教诲、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尽管后期张和祥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被错定为“反党集团首要分子”，撤销了党内外职务，开除了党籍，遣送到了夹边沟劳动教养，并于1961年1月因病含冤去世。直到1979年才给予了彻底平反昭雪。他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教诲，永远激励着广大公安干警。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我的红军生涯
  田继奎
  本人生于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日，农民出身，安徽省金寨县面冲乡面冲村人。
  1929年农历二月，我在十交区四乡苏维埃卢家祠堂（即现在本乡河冲村张庙小学）参加地方革命武装组织——少先队，打土豪、分田地，巩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年农历八月下旬，少先队全队48人持区苏维埃的介绍信离开了十交区，经现在霍山县的折字岭、石家河、诸佛庵，傍晚到达黑石渡，在这里正式入伍，编入霍山独立团，我在三营七连三排六班。当时独立团一直在霍山县的毛河、漫水河、大花坪、道士冲、落儿岭、六斗石铺、管家渡、磨子潭、燕子河、吊罐潭及小田一带，与山区的老、小八团（反革命地方民团）及国民党陈条云的部队作战。
  1932年春（农历三月左右），团部派三营前往现在的六安县苏家埠镇，配合红四军作战，这次战役前后48天，我们对城内的敌人进行围困，并几次打退了敌人的援兵。城内的敌人得知皖西“剿共”总司令厉式鼎前来援助已全军覆灭，更是军心崩溃，终于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无条件投降了。5月初，在苏家埠新安会馆前广场上举行了受降仪式，一队队白军士兵扛着捆好的枪支进入广场，按照红军的规定，把武器分类放在地上，军官另外站在一处。同时，一队队慰劳队也把锣鼓敲得特别响亮，抬着猪肉，挑着鸡、鱼、挂面、红糖、糍粑、大枣，前来慰问红军将士，广场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苏家埠战役的胜利，我们士气更为高昂，以后仍开回霍山进行游击战。8月前后，团部奉上级命令，全部出山。早晨4点钟左右离开黑石渡，九个小时的急行军，12点钟左右到达霍邱的丁集，离镇约两华里左右，准备配合在霍邱的红二十五军与敌作战（即第四次反围剿）。当得知霍邱失守后，情况万分紧急，立即向山区撤退，经小张冲、烂泥坳时已经天黑，在这里与敌人激战六七个小时，击退了敌人的阻击，冲过烂泥坳，天亮到达油坊店子，部队在这里住了三天，进行整编。独立团编为红三十军十一师特务连，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师长李自良，我编在特务连二排四班。第三天早晨6点钟左右离开油坊店子，途径八折岭、西莲花山、八廊冲、泡桐岭、西界岭，傍晚到达湖北英山县骑马坂的一个村庄驻扎。
  次日，经过熊家店等地，约两三天后到达信阳，在这里红三十军与国民党胡宗南部进行激战，击溃了敌人的封锁后继续前进，经过洛阳在枣阳新集又与敌激战，虽然仗是打胜了，但三十军伤亡也较大，很多同志都牺牲在战场上。其中有十一师的团政委吴义三同志，他当时只有20多岁，李自良师长对失去这样一位年轻有为、事业心强的青年干部极度悲伤，失声痛哭。由于牺牲的战士太多，伤员也多，缴获的武器不能全部带走，就地毁掉了剩余枪的零件，痛心地扔进了附近的大塘里，轻伤员跟上了部队，重伤员只好留在了当地疗伤。
  新集之后，继续行军，途径宣华（县）、商洲、商县、子午镇、四道河（陕西汉水以南地区），这时候基本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与堵截。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围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围剿”），来不及对红四方面军组织新的围攻。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钟家沟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主要是决定翻越巴山进入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军队力量，实现进军川北的战略任务。
  由于部队经过长途转战，士兵体力消耗很大，加之时至严冬，衣薄鞋缺，翻越巴山，困难确实很大，但经过动员，战士们信心百倍，士气高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1932年12月17日，方面军总部以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为先遣部队，先行出发，大约是19日我们也出发了，每人都准备了三四天的干粮，我还背了一小捆稻草（以备行军防滑和露营之用）和两双鞋，踏上了这上七十里、下七十里、山上七十里共两百一十里的大巴山。由于军阀混战，兵匪骚扰，山路上早已行人绝迹，一些羊肠小道也布满了藤草荆棘。记得当时正是寒冬，冰雪封山，气候十分恶劣，就这样脚下是崎岖的山路，头上是寒风加大雪，战士们互相鼓舞，彼此扶持，在陡窄溜滑的山路上前进着。我背的一捆稻草，后来也分成四个草团（缩小体积，挂在身上便于行走），我背一个，其余有三个本班战士帮我背上。夜间休息时，我们就刨开积雪，铺上稻草，再拾些柴草燃上篝火，来度风雪之夜。当晚我们听说先遣部队二一七团已胜利地翻越过巴山，有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川北，进占了通江县北部的两河口，守敌一个连惊慌失措，不战而逃。
  我们十一师和十二师随方面军总部大约25日解放了通江城，守敌两个营及地方民团大部分被消灭。而后，部队西进，在城西一个叫恩歌嘴的地方抢占了有利地形，击退了巴中来犯之敌。当我们住在一个叫瓦石铺的小集镇上时，已经是新年了，在这里我们很简单的过了元旦节。
  1933年1月下旬，部队逼进巴中，十一师的三十三团击退敌人第三师一部之后，占领了通江西南的要点得胜山。当时通江农民大规模的抗捐斗争还未结束，群众见红军一到，革命情绪十分高涨，他们向部队赠匾、送猪进行慰劳，主动当向导、运物资，支援部队作战，解放巴中时，又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1933年2月以后，部队在通江住了一年，主要任务是支持地方苏维埃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我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土地革命使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地方武装组织也很快建立起来，成立了很多独立团、独立营、赤卫队，同时还建立了各级工农民主政权。
  1933年大约农历六月，方面军进行了整顿扩编，十一师扩编为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特务连编入三十军九十师二七零团，团长王志恺。当时我在团部通讯排担任排长。这时川陕边区的最高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约7月中旬，党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自1933年起，每年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方面军发出指示，号召部队开展练兵活动，迎接第一个纪念日。8月1日这一天，方面军在巴中（市）举行了降重的检阅大会，我们在苍溪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部队整编后，许多老战士都被提升为干部，方面军又发出号召，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由于扩编后新战士增多，都要进行军事培训。当时我们二七零团驻在苍溪县进行军事训练，曾记得王志恺还给了我一本叫《连排班长须知》的小册子，虽然我当时认不到几个字，但一有空隙，我就拿出来叫识字的同志教我。我对这个小册子很是珍爱，后来一直保存到来甘肃，在倪家营子战役中，不知什么时候遗失了。
  9月中旬，三十军和四军的十一师在鼎山场和玉山场击溃了敌第二混成旅的一个团，后来第二混成旅残部也被九军全部消灭在一个叫马深溪的险要地方。大约在9月底，我们在佛楼寺杨家寨歼灭了敌杨森的第一混成旅的一团和三团。10月初，向大庙场、新店子之敌发起猛攻，击溃了敌第三、第五混成旅，敌人遭受了沉重打击。10月中旬，胜利攻下了达县，歼灭守敌一个团，解放了达县县城，我们的根据地也更加扩大了。10月下旬，又攻占了苍溪县城，守敌一个团的大部分被歼灭。攻城后，部队住在苍溪县城附近一个叫太阳山的山顶上，就在这时，敌人又开始向我们疯狂地大围攻了。自此以后，我们一直住在苍溪县的北庙场一带，几乎每天都要和敌军作战。
  1934年农历二月底前后，我们二七零团在玉山场和兄弟部队击退了敌人约七八个团的大举进攻，以后的几个月，敌人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攻，我们也进行了反围攻，以保卫我革命根据地。大约农历八月，反围攻取得了基本胜利，部队又进行了整编。我们仍住在苍溪，在这里重新进行了约三个月的军事技术训练，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1935年4月，我们渡过了嘉陵江。5月，攻占了土门子，击溃了军阀邓锡侯的部队；6月，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约8月中旬，我们从毛儿盖出发，踏上了一望无边、人迹罕至的大草地。
  茫茫草地，纵横几百里，这里渺无人烟，也没有道路，仅有极少数的藏簇牧民在这里游牧。粮食十分缺乏，我们在出发前每人都尽可能的准备了一些粮食，但毕竟是有限的。草地上的行军是很困难的，也是很危险的，不仅没有路可走，就是眼望着能过的地段，还要注意遍地的沼泽，我们把这儿叫旋坑泥潭，一不小心掉下去就上不来。眼望着坑里有水，不是苦就是涩，如果到了现在，我连半口也喝不下去。气候也十分恶劣，时晴时雨，时而又狂风冰雹，但战士们从没人叫苦叫怨。后来粮食吃完了，只好吃野菜（草根、车前草叶子、野葱、野蒜等），后面的部队连野菜都很难找到，迫不得已只好宰杀战马，把皮带和马鞍都吃了。白天行军习以为常了，最难的是夜间，遍地潮湿的草地，根本无法入睡。为了抵御严寒，我们都是几个人、十几个人围成一团，背靠背地坐在地上，上面撑起破烂的被单来挡风遮雨。最可贵的是一些青年战士，自称自己体质好，非要坐在圈外不可，让一些体质差、有病的战士坐在圈内，可坐在圈内的战士也不忍心，争着要出来，这种风格是何等高尚，阶级兄弟的感情又是何等深厚。当时我们只有一个信念，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长征的前途是光明的，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大约五六天的时间，我们终于胜利地通过了这称为绝境的茫茫草地。三十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和一方面军的大部分部队在8月19日前后，到达了预定地点的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地区。在上包座、下包座一带击溃了胡宗南一个师的部队。这次战斗的胜利，大振了红军士气，胡匪受到了沉重打击，敌人死伤约5000余人，我们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以及大批的粮食和牛羊。对于刚过草地缺少粮食给养的红军来说，真是一件特大的喜事，曾记得战斗胜利以后，我们都吃上了牛肉。
  包座战斗胜利以后，张国焘阴谋篡党，公开分裂红军，百般刁难中央，不执行中革军委的指示，坚持自己的逃跑路线，使刚刚会师不久的红军又南北两道了，大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大约9月下旬，四方面军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挥下，开始了南下，组织进攻丹巴、懋攻等战役。10月下旬，我们越过了积雪的夹金山，以后转战宝兴、天全、芦山等地。11月中旬，在百丈地区与敌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围攻战斗，敌人的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三个方向扑来，我们忍受着疲劳与寒冷，展开了浴血苦战，有的战士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进行白刃搏斗，手臂断了，就用牙咬着手榴弹的导火索，与冲到跟前的敌人同归于尽。经过七昼夜的激战，毙伤敌人一万多人，终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四方面军的伤亡也很大。由于两个月来的连续作战，部队减员损失严重，特别是这次战斗以后，敌人的主力也已集中，对四方面军极端不利，仍然面临着被围攻的危险。部队从轰轰烈烈的会师北上，到方面军回师南下，仍不能摆脱困境，同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后来我才知道，这完全是张国焘分裂红军、阴谋篡党、回师南下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
  1936年2月，天全、芦山地区的形势日益严重，敌人集中薛岳等五六个师和川军主力，开始向四方面军大举进攻，我们面临着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粮食又很缺乏、部队也得不到增援的困境，难以再次与敌人长期周旋。张国焘见南下碰壁，也不得不承认党中央毛主席军事路线的正确，被迫承认南下对红军的发展是不利的，根据当时面临的处境，才提出北上的方针。2月中旬，我们得到了部队北上的命令，大约在中下旬，陆续撤离了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得维、懋功向西北转移。3月初，攻占了道孚；中旬，攻占了炉霍；继续前进，又占领了重镇甘孜。西进中又一次途经了曾经历过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在丹巴、道孚之间，横亘着大雪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也是变化无常，时而冰雹，时而狂风、大雪，必须在每日12点钟前通过雪山顶峰，才能避开风暴的袭击。部队不得不在头一天的下午开始行动，连夜接近主峰。我们在漆黑的夜里，在陡峭的山路上刨开积雪，辟路前进。上山时汗流浃背，浸透衣服，到了山上一经严寒袭击，全身衣服又冻成冰块。有时风雪扑来，人马都难以立住脚，天气一晴朗，强烈的日光在冰雪的反射下，又使不少人被刺的眼睛失明。空气稀薄，使人呼吸困难，头晕脑胀，腰酸腿软，我们就在这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官兵一致，党员带头，更加团结友爱，一人晕倒，几个人上去扶持，年轻的战士主动帮助病弱战士背东西，你拉我扶，这种可贵的兄弟般的阶级友爱和无畏艰险的革命意志，使我想起来仍然是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自懋功会师部队北上以来，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使四方面军被迫南下西进，往返草地雪山，连续进行激烈战斗，部队损失较重。为了充实部队，以适应新的战斗任务的需要。在甘孜，部队又进行了整编，部队整编之后，立即开展了紧张的军事训练。我们在这里一边训练，一边积极筹备粮食、盐、牛、羊等物资。曾记得部队发出号召，人人动手打草鞋、织毛衣、缝制帐篷，以备北上之用。经部队的宣传动员，地方的藏族群众与部队的关系也有了好转，留在当地的许多伤病员，在红军北上后也得到了藏族人民的保护。
  7月初，四方面军在甘孜和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我们两支兄弟部队会师之后，每个战士真是万分高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心情。由于张国焘南下的错误方针，给部队造成了严重损失，与南下时浩浩荡荡的十万大军相比，我们的部队减员一半以上，如今回忆起来仍然感到痛心之极。
  会师后，二、四方面军先后开始北上。四方面军的四军十师、三十军八十八师和二方面军为左纵队，由朱德总司令率领，从甘孜等地出发，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中央总队由徐向前同志率领，从炉霍地区出发向毛儿盖、包座前进。右纵队由董振堂同志率领，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发向毛儿盖、包座前进。这时候我所在的部队已是第三次穿行在茫茫数百里的草地上。这次虽然准备的比较充分，但比前两次的路程要远，时间要长，经历了更加严重的困难。所带的干粮不足沿途食用，我们也只好以野菜、草根以及其他能吃的东西来充饥，广大指战员渴望早日与中央会合，实现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走上抗日前线，因而情绪特别高涨，行动也很迅速。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走出了草地。8月1日到达包座地区，取得了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在包座我们稍住了几天，继续前进，当即以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第一纵队，从包座出发，经俄界、旺藏寺出哈达铺，攻占岷州。8月中旬，先头部队三十军八十八师抢占了天险腊子口，随即岷州也被包围。9月下旬，军部下达命令继续北进。到了月底，四方面军分做五个纵队，经鸳鸯铺、榆盘镇袭占通渭。10月初，一方面军攻占了会宁县城。10日，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实现了大会师。与一方面军会师，回到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这是全体指战员和战士们渴望已久的心愿。会宁的胜利会师，结束了红四方面军历尽艰难险阻、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转战一年零七个月的长征。
  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执行西征计划。三十军在靖远城西南虎豹口渡过黄河，随之四方面军总部及九军、五军也相继渡河。此时，在后担任掩护的四军、三十一军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可能是因敌人占领了渡口，没有渡过河来，因此就未能西进。后来他们同一、二方面军部队在党中央、中革军委的直接指挥下一起向东转移了。10月27日，我们在吴家川、尾泉等地先后击破了敌五师马禄第一旅和祁明山第三旅的阻击，在九军的协同下，向盘踞在景泰、一条山之敌骑五师韩起禄第二旅进击。31日，我们住在一条山附近的几个村宅里，把韩起禄部包围在一条山西北的一个堡内，敌人为了夺回一条山和解救被困的人员，派了援兵，我们英勇抗击，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六次冲锋，曾多次进行肉博，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11月10日，中央才正式命令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向西挺进，任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王树声为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11月中旬，我们在击退敌人的阻截后，进至大靖附近，包围了土门子，守敌工兵营被击投降，其中200多人参加了红军，不愿参加的均释放了。在前进中我们先围凉州，并进占了城西北的四十里铺；18日，攻克永昌，另一部分兵力攻克山丹，后来五军进驻山丹，接替三十军防务，随后我们就离开山丹，全部集中到永昌至凉州西北部四十里铺一带。到了11月下旬，敌人大举向三十军进行猛攻，我们坚守阵地，奋战3天，数次与敌人肉搏，挥起大刀猛砍，终于击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这以后又撤至东南八坝（永昌西南）。25日，敌人以两个旅向八坝进攻，八十八师激战两天一夜，弹药消耗殆尽，前沿阵地围寨房舍全被炮火摧毁，但最后仍将敌人杀退。
  12月初，我们又与敌人激战了一昼夜，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这次战斗击落了敌人的一架飞机，敌人终于在伤亡两千多人后被迫撤退。下旬，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我们冒着西北高原上凛冽风雪继续西进，30日，五军进入临泽县城。
  1937年元旦，五军攻占高台，当时我们住在倪家营子，不久，马步芳和马步青的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共两万余人蜂拥追来。1月12日，敌人以四个旅、三个团，还有民团等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开始进攻高台，激战数日后，在敌人优势兵力的逼迫下，五军全部退入城内坚守。20日，敌人倾出全部兵力攻城，城墙在敌人猛烈炮火的攻击下此崩彼塌，残破不堪，部队遭到严重伤亡，但全体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敌人每次攀上城头，都被大刀和刺刀砍戳下去。一些伤员扭住敌人跳下城墙，与敌人同归于尽。后因收编的民团叛变，打开城门接应，敌人突入城内。五军当即与敌人逐屋逐街展开激战，子弹、手榴弹用完，就以刺刀、大刀、石头搏斗，刀刃卷缺，石头打尽，就用拳打口咬，这样苦战十余小时，终因未能与主力取得联系，加之，敌众我寡，陷于力竭援绝的境地。董振堂军长及政治部杨克明主任、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及战士三千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后来总部得悉五军情况紧急，派骑兵师接应，但出动不远，又与敌人遭遇，激战中大部分损失，师长董俊彦、政委秦贤道均壮烈牺牲。
  1月21日，敌人以五个团和一个营的兵力，攻向临泽，又以部分兵力围攻城外的五军部队，主力则向城垣攻击。城内的红军除一个警卫连外，其余均为机关和后勤人员，守备力量极为薄弱。在这危急关头，机关干部、医务人员、修械工人、饲养员、担架员，无论男女老少都全部投入了战斗。经过三昼夜的苦战，大部分与城外的五军部队突出重围，到达总指挥部所在的倪家营子，少数遭敌截击受到损失。为了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九军也撤离沙河堡，向总部靠近。这时候，我们整个西路军部队都已全部集中在倪家营子地区西北部的三四十个村庄，敌人立即以步骑兵六个旅及大量的反动民团共几万余人，把我们整个阵地团团包围。
  1月23日，敌人开始向我们据守的倪家营子阵地连续猛攻，每天都以大炮轰击，接着以集团冲锋，整个阵地硝烟弥漫，战火纷飞，许多前沿村庄的寨墙已全被轰塌，房屋也化为灰烬，但是我们仍然坚守在断垣残壁之间与敌人苦战。由于子弹极度缺乏，几乎全凭肉搏格斗消灭敌人，每当敌人蜂拥至前，我们的指战员一跃而出攻入敌群，挥动大刀、木棍及一切可以做武器的物件与敌人拼杀。不管是轻伤员，还是重伤员，他们也是至死不下火线。好多伤员自行拉响手榴弹，以自己垂危的生命与冲至跟前的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整个战场上，真是“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到了夜晚，一面加修工事，一面派小部分袭击敌人。曾记得，有一次我们三十军的一个排，巧妙地穿过敌人的前沿阵地奇袭雷家村，全歼敌人一个排，焚毁敌人的军火二十四车。这样一直苦战到2月中旬，击退了敌人的大规模攻击大约有十几次，毙伤敌人也有一万多人。
  2月21日，我们从倪家营子突围，24日，进入甘州西南的西洞堡、龙首堡一带，随即击溃了敌人的一个骑兵旅和宪兵团，敌人伤亡400余人。第二天，敌人又追了上来，西路军全体指战员奋勇作战，把敌人的宪兵团全部歼灭，缴枪1000多支以及大批物资，这一歼灭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西路军的士气，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紧跟猛追的凶焰。就在这有利于西路军摆脱敌人、迅速东返的关键时刻，不料，陈昌浩却命令部队重返倪家营子。
  2月26日，我们又返抵倪家营子，这时候当地已被敌人洗劫一空，不用说粮草缺乏，就是住房也比以前更困难，残墙破壁、东倒西歪。这一夜，我们的指战员及战士只好以黑色的夜幕来当帐蓬之用。27日，敌人又以重兵围攻，我们在这里血战了七昼夜，部队的伤亡更为惨重，弹尽粮绝，再次陷入敌人的重兵围困。
  1937年3月5日夜，我们被迫再度突出重围，急速向西北转移。7日，在三道流沟遭敌包围，在这里我们与敌人苦战了五个昼夜，于18日突围出来。这次激战中我也受了轻伤，一颗子弹从我的头顶右边擦皮飞过，将头皮烙上了一道长口子。部队突围后向南进入祁连山地区，第二天刚到梨园口，敌人的骑兵跟踪而至，九军为掩护三十军随即展开英勇抗击（因三十军还没有把部队撤开），夺占了梨园口西边的一个山头，与敌人几次的冲杀，损伤两个多团，被迫后撤，九军政委、二十五师政委和九军政治部部长、宣传部部长都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随即敌人用全部兵力向我们三十军压过来，二六四团全部损失，二六三团也大部分损失。总部利用山形地势边战边撤，退入祁连山。此时，部队兵力连同伤员在内也可能不到3000人了。
  西路军在这里经过了四个多月的艰苦战斗，终于落到如此地步，在行军中，我心里真不是味，至于我自己的死活，当时的情况下是没有什么多考虑的，既然参军就要革命，既干革命，就不能怕死，何况眼前牺牲的战友已经是我们活着的人的好几倍了，我们更应当为他们报仇，更重要的是总部的首长，如果万一遭到不测，我们整个西路军的前途就可想而知。3月14日，我们进抵康龙寺以南的石窝附近，敌人的骑兵又跟踪而至，从上午一直到下午两点钟左右，我们担任掩护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遭到了很大的伤亡，但是指战员和战士们仍英勇抗击，临危不惧，很多战士的子弹已经打完了，我也只剩下了两颗子弹，但我遵照首长的教导：“每一颗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在我的心目中这是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两颗子弹，我终于没有虚发，对着正向我们冲来的敌人开枪，一个大个子和一个腰间挎着马刀的黑脸家伙先后应声倒下了。后面的敌人蜂拥而上，我和战友们握着没有子弹的枪，一起冲出这个小土墩子与敌人以死相拼，突然，一阵天旋地转，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是第几天的傍晚，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以为还在进行着战斗，耳边不停的响着枪声。一阵凛冽的寒风吹过，使我的大脑清醒了许多，已觉察到自己还没有死，眼睛从模糊中慢慢看清了周围，发现自己和牺牲的战友躺在一起。这时候四周很寂静，没有一点声音，又待了很长时间，周围仍然没有任何动静，天色快要晚了，我慢慢的试着翻了个身，推了推身边的战友，可他们活着的时候是钢铁硬汉，死了也更硬，充分的表现了他们对革命的坚强意志。摸了摸衣服，已被血浸湿透了，这不光是自己的血，还有身边战友的血也淌在我的身上。我强忍着疼痛，爬了两丈远，周围没有住户人家，只好向前再爬，几次晕倒，终于爬到离小土包子约小半里路远的一座山上，而后我又慢慢地向山腰爬去，发现陡壁下有一个山洞，为了避寒，没有多考虑，就爬了进去。
  第二天上午10点钟左右，我睡在洞口，一位50岁左右的老人扛着十字镐和铁铲一样的东西，向我这边走来，这时候他听到了我的咳嗽声。开始他吓了一跳，后来见我躺着不能起来，已明白了我是受伤的人，见面之后，我说明了情况，他对我很同情，并说他是挖金子的，这山上出金子，山上有许多金洞。以后他回去了，下午给我带来了饭和一套干净而且很厚实的旧夹衣，并帮我换了衣服，这才知道身上负伤两处，在腿上一处，另一处是一颗子弹从后背左外侧进入，经背心穿出，接着又穿入后背右内侧，因没有穿通胸膜，才没有致命。他告诉我，在这儿养伤很安全，不要到其他地方去。此后我就在这洞里养伤，一共住了16天，后来伤痛稍好一些，背部的枪伤仍淌着黑色的血巴子，一咳嗽就冒出带乌血的小气泡，但我能拄着棍子走路了，就在张掖、高台、武威一带讨饭，一直到9月下旬腿伤已全好，但有些跛，背部伤口也基本愈合。次年5月份的时候，我遇到了两个流落的红军战士，一位姓彭，另一位叫谭文清，我们就在一起要饭。1938年起在金塔的东坝（现中东）板地屯庄、生地湾等地讨饭或给富人帮工，1941年8月，我与贫农的女儿张兰英结了婚，1945年我开始在鸳鸯池水库做散工，1949年农历八月金塔解放了。到1951年腊月，土改工作队把我找回了板地屯庄，按雇工对待，给我分了土地和房子，这样一直在中东公社中梧大队魏家庄生产队务农。1950年至1954年，我连续几年参加了县上的军民大会，1958年我还光荣的参加了张掖专区召开的历时16天的流落红军代表大会。我在金塔期间，受到了各级党和政府及领导对我的关怀和爱护，得到了群众对我的尊重和帮助。1960年我因思乡心切，农历正月离开金塔回到金寨老家。1963年9月重返金塔办好各种手续，10月中旬我们全家离开了第二故乡，回到了久别的安徽老家。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谷牧为金塔公园题匾
  县委党史办
  金塔县于1989年开始在县城内新建公园一处，计划1991年国庆节前竣工，向建国42周年献礼。县委、县政府领导倡导，争取请名人题写匾额，以增添公园彤辉。因知晓谷牧（曾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司机白天义，是我县金塔乡（现为镇）金大村一组人，又与县城建局局长肖德荣是同学关系。故1991年7月，县上派肖德荣前往北京，找到白天义说明来意后，白答应联系。经请示后答复：谷牧最近工作繁忙，准备过几天去北戴河疗养期间书写。肖德荣返回后，于8月上旬收到谷牧同志处寄来“金塔公园”匾额题词一副，并有信函称：肖德荣同志：
  现寄去谷牧同志给金塔公园的题词，请妥为慎用。
  谷牧同志处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1991年9月30日，我县将谷牧的题词刻匾挂在金塔公园正门，举行了隆重的开园揭匾仪式。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忆马能元同志廉洁二三事
  李名扬
  马能元同志，1949年10月至1953年8月任中共金塔县委书记，在任期间，他关心群众生活，平易近人，廉洁奉公，生活俭朴，深入乡村，调查研究，为金塔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金塔贫困面貌的改变做出了贡献，树立了榜样，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
  1950年春的一天，鸳鸯池水库下面的龙口坝进行清淤，做浇灌春水的准备，那些士绅、农官、渠长按照旧的惯例，准备用从农民摊派来的钱、粮、猪、羊，借“祭龙王”之机大吃大喝。这天，恰逢县委书记马能元同志亲临鸳鸯池水库检查工作后也到龙口坝，并和农民一道挖渠。那些农官们看到县委书记来时，非常高兴，忙督促煮肉摆宴，想借此请县委书记吃喝招待一番，讨得书记的喜欢。可没想到收工后马书记即回县城，没吃请。群众纷纷称赞说：“没见过这样好的县官”、“只有共产党的书记才能这样。”
  1950年冬，马能元书记常到水库检查蓄水情况，群众见他头戴布棉帽不能御寒，深感不安。一天，水库一工人在放哨时，打了一只狐狸，大家为关心领导，让我把狐皮送给马书记，让他做顶皮帽。当时他不在家，第二天派人送来狐皮钱，我们没有收，马书记当即打电话把我叫去，批评说：“刚解放，你们不懂共产党的政策，当干部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你们以后要好好学习，把钱拿回去给工人。”这件事对水库干部工人影响很深，教育很大。
  马能元书记生活俭朴，工作扎实，尤其是对水利工程建设特别重视。在他患病期间，带病坚持工作，在病情十分严重时，几经组织催促才赴兰治疗，临行前他还坐着马车到水库看了一趟蓄水和工程进展情况，并谆谆告诫水库工作人员说：“水库是金塔人民的‘吃饭碗’，你们要抓紧学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工作做好。”时隔不久，噩耗传来，马书记病逝于兰州，闻之，我们非常悲痛。但他的言传身教至今铭记我们心中，他的形象仍闪现在我们的眼前。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一辑）
  旧社会的狼患见闻
  张文质 王成相 成发昌
  狼，这种残忍凶恶的野兽，旧社会一度时期，在偏僻的乡村到处流窜，隐伏在沙丘、柴墩或沟渠等暗处，突然袭击伤害人畜，已成为社会公害。兹据各方亲历者回忆当时恶狼为害的一些真实惨状，综合叙述如下：
  张文质回忆：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我因公务与警察蔡兴福去东区乡（现三合、东坝、大庄子）一带，路经大柳林，听说梁学仁的6岁女孩被狼叼去；转到头墩，又有该村张家的男孩被狼食；又转到牛头湾，住在亲戚张其成家，正是那天，其兄张其瑞正在棉田中锄草，8岁男孩在埂边玩耍，猛听叫唤，抬头已见狼把孩子衔上，张急忙把锄头扔下就追，趁狼放下孩子换气的之机，张将孩子夺回抱在怀中，狼见食物被夺，反扑过来，可惜张手中无物，一手抱孩子，一手脱下鞋子打狼，狼又把孩子从张肩上叼去，张也喘气倒地，后面人闻声追来，孩子已被咬死。一次下夹墩湾（现属芨芨乡）有魏姓婆媳俩在田中薅草，忽听身边的小孩叫唤，媳妇大嚎，婆子忙把手中的铁铲向狼掷去，击中狼鼻，狼痛张口，孩子挣脱得救，狼也跑了。据说那年全县有17个男女孩子死于狼口。至于狼吃羊只甚至吃小牛、骆驼，更是常事，真是豺狼当道，令人感叹不已。
  又据王成相回忆，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狼为患更甚。有时狼单独行动，有时成群结队，人畜伤亡甚大，尤其磨三分、旧寺墩、生地湾一带（现古城、西坝等地），饿狼出没骚扰，人畜极不安全。那年春季王跟父亲到后墩三塘河沿放羊，猛然发现有14只狼扑向羊群，父亲边吼叫，边唤来周围放牧人帮助防护，当时有十多个壮年小伙子，各执棍棒向狼群进攻，才把狼群撵跑。那时候无人敢单身放牧，甚至不敢单身干活。威虏七号（现古城光明村）农民张宗年家境贫寒，买不起灯油，从田间回来摸黑坐在厨房门槛上吃晚饭，冷不防一狼扑院内叼走小孩，父母急追，狼已把小孩脸面撕破，虽未毙命，但右眼致瞎，长成疤脸。还有王俊章7岁的男孩在房顶玩耍，从屋后下房时亦被墙后窥探已久的饿狼咬死。现在常见有个别老年人面容毁坏，缺耳少腮，口鼻歪斜，人称“狼疤吃”，都是当年狼口余生者。
  由于旧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狼害，任其豺狼繁殖蔓延，造成狼患四起，贻害无穷。
  当时医药条件差，被狼咬伤者抢救困难，当地唯一的一个医生叫华来福，住中东乡团结村王安吉家，配备治疗狼伤药物，常有被狼咬伤者，远道用驴驮、车拽来华处求治。据华先生说，经他手治好的狼伤者大小有30余人，还有重伤致死，或未及医疗，或就地咬死，街上逃跑吞食大人小孩两年内约计有数十人之多。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生活，提倡急切消灭狼害，把打狼列为保障人民生计的重任来抓，并把这项任务交建设科主办，动员各乡完成，由副县长成发昌督导，并采取以下措施：
  （1）动员各乡勇敢、机智、有经验的土枪手、民兵，用猎枪打，挟脑挟，挖狼穴，捉狼崽，千方百计肃清狼源。
  （2）在狼出没最多的生地湾（现生地湾农场）组织八个土枪手、民兵等参加的打狼队，并发给步枪，由社主任王约章率领远出寻狼窝、掏狼娃，打潜伏之狼。
  （3）通函邻县市及额济纳旗联合消灭逃入之狼。
  （4）县政府为调动广大群众打狼的积极性，规定打死大小狼只，以交验狼皮、狼娃为据，每只奖人民币12元，铁挟脑一副，以资鼓励。
  由于采取以上措施，很快在全县掀起了打狼高潮。如中东三湾沟村赵生梓只身带刀，深入狼穴，抓出大狼1只，狼娃3只；原生地湾农业社副主任葛天培一天挖了12只狼娃，用筐驮交政府；古城一姓阎的民兵挖狼洞掏狼娃7只，挟捉大狼5只，一年中共捉大小狼12只。仅1953年统计，全县共消灭大小狼127只。经过逐年消灭，狼患逐年减少，现在境内狼已基本绝迹。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二辑）
  回忆酒泉师范的一次学潮
  王钟杰
  解放前，酒泉师范校舍破旧，设备简陋，冬天学生宿舍不生火，教室内也只有几个泥火炉，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学生来自全专区各县，金塔籍学生到该校上学者占相当数量。
  1944年前后，校长田维农军阀作风严重，经常体罚打骂学生，学生伙食办的极差。1945年4月，因田维农贪污学生补助经费，激起公愤。我们二（甲）班全体学生就上述问题向学校提出了抗议并上交了意见书，时过一周，学校逼迫带头学生写了悔过书了结此事。这一行动虽遭失败，但对全校学生影响很大。
  1945年10月的一天，由学生车兴文、赵万钧等人带头并取得学校张教官的支持，在校外召开了秘密会议，商量了闹学潮事宜，规定了纪律，人员分了工，准备了器械，又动员学生签名闹学潮，全校300多名学生有80多名签了名。16日晚11时，学校熄灯休息，我们80多名学生很快包围了田维农的住所，派5名学生代表进屋跟田谈改善伙食、禁止殴打学生、退出贪污学生补助费等条件，田对上述条件不但不答应，还蛮不讲理，拍桌子，训斥学生。这时学生代表退出田的屋子，外面学生一阵乱石飞舞，将田的门窗砸得粉碎，幸亏田钻到桌子底下，才保住了性命。学生代表再次冲进田的卧室，将田揪出抬到学校前院，痛打了一顿，赶出校门。倾刻间，学潮波及全校。时隔不久，突然集合钟响了，全校学生到操场整队后，发现前面站着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军人，他们训斥恐吓学生，企图压服学生，但学生态度强硬，场内气氛越来越紧张，他们见事不妙想溜走，但学生拒不开校门，只得灰溜溜的越墙逃走。这时已是夜间一点多钟，学生便集合于学校饭厅，领头学生车兴文在会上宣读了田维农的20条罪状，征求了学生意见，并宣布了有关纪律，全校罢课。学生还连夜将田维农的罪恶事实写成文告，张贴到酒泉四大街，学潮声势浩大，震动了地方当局。第二天酒泉专员刘亦昌出马在河西警备司令部召集党政军主要领导及国立肃州师范、河西中学的校长、教育主任和酒泉师范各班参加的一名学生代表一起开会，解决学潮问题，想通过这一会议动员学生把田维农请回学校，要学生复课。但学生代表态度坚决，决不答应，只好作罢休会。过了几天，甘肃省政府教育厅派一位督学来召开全体学生会，想劝说学生停止学潮复课，但也未能奏效。后来河西警备司令陶峙岳、七区专员刘亦昌等军政首脑在校长田维农的陪同下亲自到学校召集全校师生开会，刘亦昌在会上讲话并施加压力，要学生请回校长田维农，让田在会上讲话，田一上台，学生坚决反对，顿时拍脚声、喝彩声响彻会场，会议草草收场，逼田不语离校。
  1946年1月省上派刘勇接任校长，至此闹了数月之久的学潮才得以平息，学校正常复课。
  这次学潮是一次民主革命的重要行动，它发扬了正气，申张了正义，表现了青年学生不屈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敢于反贪污、反压迫的革命斗争精神。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二辑）
  记解放前金塔的一次舍饭
  张文质
  那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发生的事。民国十五年，春天少雨，夏季缺水，旱灾严重，全县禾苗除金塔坝外，王子六坝近沙地区，田禾多被旱枯。又兼军阀抓兵，年轻力壮者多逃往口外（即嘉峪关外）少数富裕之家，勉能度过，而大部分贫苦农民，缺粮接济，饥饿难忍，且告借无门，特别是老弱病残，只得靠剥榆树皮、挖锁阳、勒碱柴籽、剜野菜充饥。到了冬季，没有野菜可食，常有饿死者。当地街头路边，时有饿死者尸体无人掩埋，景象悲惨。
  当时我16岁，也因饥荒和大多数学生一样停课在家，在饥饿线上挣扎。幸我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那年病疫也多，每天门诊或出诊能收手礼钱两吊（每吊制钱一千文），积攒三四天，可买黄米（糜子碾成的米）3升（每升米价两吊钱）。当地买不到米，还得到县城去买。我每隔三四天就骑驴到县城买一次，买二三升黄米杂以野菜，全家七口人每天能喝到两顿稀粥。据说，三分沟（现东坝三下村）原有14户人家，就有6户全家逃往关外，已饿死了7人，其中有一户姓万的，就病饿死3人。有一次我去县城买米，走一段路就见饿死尸体一具，横死路旁，60里路就见6具尸体，真是惨不忍睹。
  当时金塔县长齐溥，是个清廉老人。他接到各坝呼吁求救报告，苦无良策。那时正是军阀横行、战事频繁之际，军粮紧张，县仓粮不予批准，乃召集绅商刘怀基、赵积寿、吴永昌、李世昌、谢鸿钧等人商议，提出劝捐赈恤，就地筹捐粮食抢救人命。他们联名发启，向全县及酒泉一带的殷商大户劝募，共得小麦30余石，糜子若干石，发动各磨房磨成连麸珍子。并委任商会会长吴永昌兼慈善院院长，李光藻任会计，抽调专职人员，于民国十六年农历三月初，在县城北栅门外行宫庙搭棚办舍饭场，用大锅煮麦糊粥放舍，饥民闻讯纷纷前来舍饭场就食。每人一餐给三碗，勉可果腹。开始一月间，确也救活不少人。一月以后，由每天数十人增加到一百多人，并且逐日增加，后来每天达两百多人，竟成人多粥少之势，做熟的不够发，又改发生的。每人每顿发五两（每斤十六两），后减成四两，最后减到三两，直接用茶缸盘发。又过了些时日，领饭的人越来越多，人员也比较复杂，成天蜂集在饭场周围，等着领一天的两次粮。有些饥民头次领过又混领二次，更有少数饿急之人，领来生麦珍，无处去煮，生吞整咽。后发现吃生食的人浮肿，甚至有胀死的情况。
  到六月份，部分地区的新粮快收割了，有些饥民自量能以乞讨或无代价给人干活混饭，可以活下去，就离开饭场。此时募捐的粮食也放完了，宣布饥民各奔生路，舍饭停办。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三辑）
  民国时期金塔的烟患和禁烟见闻
  成发昌 张文质 许汉杰
  鸦片，俗称大烟，用罂粟果实中的乳状汁液制成的毒品。原产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家。清朝中期就有鸦片输入中国，特别是自清道光以来到民国末的二百多年中，以英国为首的殖民主义者，把鸦片大量贩入中国，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计民生，使中华民族遭受了沉重的灾难。现就民国时期金塔的烟患和禁烟见闻简略介绍，供读者了解。
  清末，甘肃各地已普遍种植鸦片。“陕、甘、云、贵、川栽种罂粟情形，沿西数千里之地，日肆蔓延……”（郭嵩焘〈清·禁鸦片条奏〉）。金塔也不例外，先是一些人偷种，后是官府纵容支持种，再后来是大部分农户广种，以至无法收拾。
  开始种烟后，农户将收割的生烟，直接出售，或将加工熬成的熟烟膏售给烟贩子，以获取银钱。后来，价格逐渐上涨，生烟由一两三角银币涨到一两五角，熟烟由一两二至三块银元涨到五块。在鸦片生意能获大利的诱惑下，金塔越来越多的农户逐步扩大了种植面积。加之农户种鸦片可直接得到现款，解燃眉之急，也可抵顶交纳官府税赋，县长还可截留烟亩税款的百分之四归其所有，各地农村专设的征收烟亩税收的“财政专员”也有一定的提成，促使农民不断增加种植田亩。到民国20年（1931年）前后，全县（指旧金塔县）种烟户约占总农户的30％左右，这些户约用三分之一的好地种烟。每到鸦片成熟收割季节（麦收前），有的自割自收，有的请帮手或雇人收割。一些穷人为求谋生，便三五结伙找雇主割烟，群众称为“赶烟场”。这时，一些小商小贩也趁机“赶烟场”，有的卖小吃，有的卖日用百货，还有唱小曲的、耍猴的、听洋片（留声机）的……。河北、山西、陕西、包绥以及临夏、酒泉等地收购鸦片的客商蜂拥沓至，走乡串户，坐地收购。有的用糖、烟、布料等百货交换鸦片，有的用银元直接购买。
  随着鸦片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吸食者也与日俱增。一旦成瘾，四肢无力，浑身酸痛，流鼻涕，淌口水，打喷嚏，犹如大病缠身，肤色青黑，骨瘦如柴，弱不经风，不能务作，人称“大烟鬼”，鸦片终致有的命丧黄泉，有的倾家荡产，出卖妻妾儿女；有的男盗女娼，道德沦丧，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威虏坝移庆的姜××，为吸食大烟，未过几年，将父辈留下的富庶庄园、百亩良田、成圈牛羊全部卖光，住着一间拆剩下的破房，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中东中梧有个罗××，吸食大烟成瘾后，将祖上留下的万贯家产卖光以付毒资，最后当上了红帮头子，指使帮徒偷牛盗马，抢劫民财，残害百姓，恐吓财主，敲诈富户，终因日子过不下去，令两个老婆乞讨要吃，致使大老婆冻死在吴家井湾的路旁。此类事例举不胜举。
  在广开种烟、吸食成患的年代里，一些奸商和官方互相勾结，乘机高利盘剥，使农民受尽了苦头。他们通过预支烟款等办法，暴收渔利。春用一块银元，支顶烟土二两五至三两，秋天还不清再加利息；春用一斗小麦，秋还二斗还带二两烟土。那时，国民党在酒泉、金塔的驻军马步康也派副官进行支烟，由乡保长经手，谁敢拖延，迫使一部分人家烟场一过，一无吃粮，二无籽种，三无银钱，只好典田卖地，落得个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的结果。
  据我们所知，民国10年（1921年）和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府曾先后发布过禁烟令，但由于种种原因，雷声大，雨点小，随禁随种。尤其是民国24年（1935年）各县的一些士绅和政府官员要求再种一年，结果国民政府又同意延长一年，致使鸦片种植面积大大超过往年。民国25年（1936年），国民政府鉴于鸦片危害国本，又迫于人民强烈要求禁烟的呼声，于6月3日再一次颁布禁烟令。在全国禁烟运动的推动下，金塔县政府也采取了下列禁烟办法：1、颁发禁烟治罪条例，严禁种烟、贩烟、售烟和吸烟。2、定于“六月三日”为禁烟日，张贴图画标语，宣传鸦片的危害性，动员传戒、自戒、劝戒。3、惩办一批烟贩，严令烟农、商贩交出存烟，取缔烟膏所。4、县上成立禁烟委员会，派员下乡履地清查，防止偷种。5、县上设戒烟所，登记烟民分批送所戒烟，广售戒烟药丸，公开传授戒烟药方。通过种种手段，经过两三年的时间，全县禁烟才有了较大的收效。由于积重难返，解放前仍有偷种、偷售、偷吸者。直到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广泛宣传和深入教育下，配合法律武器和行政命令等强有力的措施办法，种烟、贩烟、吸烟现象才彻底根绝。
  （本文作者许汗杰曾任教师；张文质系原县农牧局离休干部；成发昌系原酒泉地区粮食局退休干部）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殉节——封建社会杀害妇女的“软刀子”
  张文质
  殉节之风，中国自秦代以后较为盛行，有权势的达官显宦亡故后，多威逼妻妾从夫而死。不意在清代末期，金塔个别显达“名士”还有逼妻妾殉节之事，那时候不叫殉节，却美其名曰：“尽节”。他们以妇女的生命为代价，最后换来一座“节烈”牌坊。
  那时，金塔县城北郊有座城隍行宫庙，庙前立有陈贡生（豫纳）之妾梁氏“流芳百世”的牌坊，县城北门内官井前立有顾举人（维熙）之妾陈氏“节烈可风”的牌坊，又在距县城东南五里边墙口（今塔院村5组）大路旁立梁贡生（中选）之妾“节烈可嘉”的牌坊。这些牌坊，多为门洞式的建筑物，中间高，两端低，三档七层云彩，木质雕刻，花纹绚丽，构造严谨，柱底石料为基，上覆兽头专瓦，望之非常美观。牌坊中间最高层书一大匾，写“圣旨”二字，多镀金，中间匾额书刻四字，如“流芳百世”等，匾额背面简述死者“功德”及殉节的经过。
  殉节，受迫害的是妇女。旧时，达官显贵妻妾较多，但陪丈夫“尽节”的多是姬妾之流。丈夫死后，留下年轻的小妾，有许多顾虑，殉节既可使主人及姬妾“流芳百世”，又可名载志书，扬名乡里。虽然“尽节”者本人不愿意，但经不住族人、亲戚和娘家父兄的威逼，加之“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束缚，最后只得含泪自尽，当了牺牲品。相传顾举人之妾陈氏，就是顾家族人和娘家父兄的威逼胁迫，促其服毒自杀的。据目击者说，陈氏服毒后，把她关在一个小房内，穿好衣服、鞋袜，外面派人看守，不让外出，睡下等死，待其咽气后入殓。按封建礼教之说，这时她的地位就变成正妻，棺材列于夫棺之右。之后，婆家和娘家大作文章，大肆渲染，报县府和教谕查验，转禀层峰，直达京师，吏部核请圣旨褒奖，并赐匾额。圣旨一下，即筹建牌坊。
  顾陈氏死后，人们进屋看到，她脚上新穿的鞋蹬破了，炕上的新毡蹬套了，指尖抠烂了，嘴角留有血迹，可见临死时之惨状。为了一个名声，为了一座牌坊，却断送了一条条不该结束的生命，他们的丈夫是寿终正寝了，而“殉节”的姬妾们却在封建礼教的“软刀子”下，一个个当了殉葬品。这种极度残忍的遗俗，不意在民国中期，还有个别人家效仿。东坝四分（今中东镇中梧村）赵涌鲁（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时任国民党中央西北军事联络员）之妻王志贞，因赵在甘肃平凉被军阀陈士章杀害，噩耗传来，她即服毒自杀。当时，几经婆家、娘家商议，双方具文报请褒奖，还准备立牌坊。可已到民国时期，没有了那项“规矩”，未得明令旌表，只列当时的县志了事。后来东坝二分（今西坝乡二分村）的青年农民罗××病故，其妻亦吞毒自杀，仿效“殉节”。可见封建礼教根深蒂固。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金塔县“三反”“五反”亲历记
  张文质
  1951年12月，金塔县遵照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在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国营场站、工商界中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三反”运动。这场运动狠狠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势力，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同时对广大干部和群众也起到了较好的教育意义。本人亲历了这场运动，虽然时隔较长，但一些人和事仍历历在目。现将当时的所见所闻作一简述，供读者了解。
  一、运动前的形势
  建国初期，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能牢记毛泽东主席教导，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但有少数干部认为现在进入了和平建设年代，思想便松懈下来，他们经不起考验，滋长了享乐主义、官僚主义，染上了贪污、浪费的坏习气，有的人甚至蜕化变质，侵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广大人民心目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各项改革的严重障碍。为此，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普遍地检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并提出了“反贪污、反浪费，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使更多党员不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同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由此，一场“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
  二、金塔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经过
  金塔县的“三反”运动是在1951年年底开始的。针对当时在县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尤其是留用的旧职人员，他们中有些人旧意识严重，情况复杂，难免产生生活腐化、官僚主义，导致贪污浪费现象的发生。对此，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各级干部大会，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精神，进行了总动员。随后，县上成立了县节约检查委员会，县委书记兼主任委员，县长兼副主任委员。记得当时将县区级机关成员分了两个大组，县人民政府各科室、县银行、邮电局、县医院为一个组，县委和其他单位一个组。我参加的是县政府组，主要将这个组的情况作一介绍。
  运动开始后，首先是学习政策。组织职工反复学习了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文件，以及各报纸登载的有关“三反”运动的文章，要求每个人边学习边查摆自己的思想问题，之后运动进入检举揭发阶段。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半月后初步掌握了几个怀疑对象，他们是县卫生院代院长史××、地方粮库保管员韩××、县粮食仓库主任贺××、会计张××、保管员白××、司秤赵××（老干部），还有闫××（旧县府汽车司机）、李××（老干部汽车押运员）。这些人都属于留用人员，各有嫌疑。在学习中大家提醒他们，不要有思想顾虑，老老实实交待问题，运动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到了公开坦白问题时，他们仍然顾虑重重，多谈工作中有粗枝大叶的官僚主义行为，没有贪污问题，只有赵××坦白了受贿实情。最顽固不化的要属韩××、贺××二人，韩说坚决没贪污，自己打下保票，查出来受最严惩处；贺××明显在新旧交接中有集体贪污，但他把问题推到前任李××（已遣回原籍）身上，自己说不清楚。其他人则各自写了交代材料。
  到1952年元月，运动进行到“打虎”高潮。当时报纸上报道了全国各地都有揪出贪污成千上万的“大老虎”，又闻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等两个大贪污犯被枪决了，酒泉也抓了几只“老虎”，还有自杀未遂的等等。金塔举行了公审大会，会上由县粮食仓库司秤赵××控诉金大坝财主雍××用钱拉他下水，收雍家田赋粮时每秤少报三四十斤，应交一万多斤粮，累计少交了二千多斤，事已核实，他也承认不讳。随即将有群众揭发事实但拒不坦白的张××、白××、雍××等三人当场依法逮捕。大会开到中间，县委书记马能元又宣布这次大会不仅处理“三反”问题，还要结合“三反”，继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机密的“五反”运动，号召大家广泛揭发检举。随即有市民杨怀清检举韩××接受他的鸦片烟一两，许他少交小麦若干，会场主持人让他写材料在街道上揭发。通过这次大会广泛动员，几天来，我所在的政府组就收到了检举材料100余份（件），后经一一查实，对有问题的作了处理。曾经打过保票、顽固不化的地方粮仓库保管员韩××，听了检举后，自知问题严重，不等大家追查，就在那个晚上上吊自杀了。另外还有县粮食仓库主任贺××也畏罪服毒自杀。之后，我们全组30多人都又深刻检查了各自的思想，有的说工作粗疏，浪费了不少稿纸和蜡纸，扔掉了还能用的油墨；有的说有官僚主义架子，骂过人；有的说下乡吃了老乡几顿饭，未给饭钱。总之，说贪污老乡饭钱的人很普遍，这些问题听起来是琐碎小事，但积累起来就成大问题了。问题较严重的汽车司机闫××、押运员李××，他们两人坦白，有贪污运费、到处大吃大喝、挥霍国家资财等情况，事实也清楚，工作组对二人作出了在鸳鸯池水库工程队劳役一年的处理。
  “三反”“五反”运动进行到1952年8月结束。经过多半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打击了一批贪污和不纯分子。金塔是小县城，虽没有揪出“大老虎”，但也抓到了一些具体人，都作了定案处理，对于大多数干部贪污些饭钱粮票十元以下者免于退款，进行批评教育，促使不再重犯。那些抗拒坦白、畏罪自杀分子，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
  金塔县“五七”干校始末
  史尚英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主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根据《五七指示》精神，在中共中央的“5·16”通知下达后，金塔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县委也及时作出了安排部署，县规划队在1966年8月份，深入东坝公社小河口大队东边的沙漠荒滩上进行规划，绘制了四个农场的蓝图，即：良种繁殖场、家属农场、机关农场、城关农场。1966年12月16日，县上抽调肖玉英、史尚英、李生全、苏世章4名干部筹划办场事宜，肖玉英管政治，史尚英、李生全管生产，苏世章管总务财务。具体工作：首先是拆庙。先从三合公社的官坝庙拆起，把全县现存的庙宇全部拆完。庙宇属公产，由县财税局调人进行，陆续把木料运到良种场小河口生产点。从1967年元月起，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每月抽出10％的干部职工，参加“五七农场”建设，每人一个月，轮流劳动锻炼。第一批人员到来，打草铺住在用木料草席搭成的房子里，做饭、饲养牲畜全由干部承担，喝的是沙井水，点的是煤油灯，还建起了临时党支部。生产上，1月～2月份主要是加埂、打坝，平整荒地，2月份又把干部家属派来轮流劳动，总人数达百人。到了3月中旬，开始放水泡地，当时没有机械，县财政拨款购买耕牛4头、骡马5匹、驴1头、胶轮大车1辆，又添置了一些小型农具。当年播种小麦、胡麻等作物200余亩，收获小麦1.5万公斤、胡麻1000公斤，并种了一些蔬菜。夏天开始，修建房舍10栋、2000余平方米，修饲养站1处，打吃水井1眼，总算有了吃住之处。这年秋后，“文革”逐步深入，县城各机关忙于搞“革命”，进行造反夺权，闹派性，搞武斗。县委、人委（即县政府）主要领导被夺权靠边，各级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冬天农场劳动停止，只留4个办场干部看守场部。
  1968年开春，“文革”运动正处于高潮。春播前，县城下来20名说是明显有“问题”的干部来农场劳动，春播结束后又回去了。1968年4月14日，金塔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取代了旧县委、人委的职能，实行“一元化”领导，设三部一室（即政治部、保卫部、生产指挥部、办公室）。此时，群众对县委书记杨兴盛、县长时思明以“特务”罪名的批斗持续进行，并让他们住在县革委大院内，实行军管，又在宝水堂专门召开了批斗杨兴盛、时思明等人的样板会。大会后各单位可以有组织地批斗杨兴盛、时思明，也可以揪到本单位和揪出的其他“残渣余孽”一同戴上高帽游街示众，就连看管“五七”农场的我和苏世章也被召回县上批斗游街。紧接着县上又召开了“九类”分子大亮相的万人大会，（即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臭知识分子九类），会后绕县城两圈，游街者前胸后背都贴上写有“特务、叛徒、反革命”等罪名的标志，这叫斗透、搞臭，永不翻身。
  一直到了7月上旬，各单位已相继暴露出“灰、白、黑色”干部有七八十人。当时，农场麦子成熟，夏收在即。7月8日早晨，这些人被叫到一起集中听训，宣布排队步行进入“五七”农场干活。行李统一车送，由造反派专人带队，实行急行军，相距六十里的路程，一气走了四十里；然后，在新地庙稍作休息后继续前进，下午3时许到达农场，第二天就投入夏收了。在夏收期间，没有大的“革命行动”，每天只做“早请示、午对照、晚汇报”。主席像、语录牌、红宝书三上地，批斗也只是小打小斗。20多天后，只留下20个人进行打场、割草，其余的人全部回县城继续搞斗、批、改。8月份的某一天晚饭后，留下的人集合在场部“忠”字墙下，由民兵连长焦发安宣布：连夜步行回县城，这是革命行动。当时，地主成分出身的转业军人胡生保，不想随大家步行，嚷嚷要第二天坐车走。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与焦发安吵起来，胡生保还把焦发安捣了一拳。这一下惹恼了造反派，互相围打，最后用绊马绳将胡生保拉倒，捆起来暴打一顿，并在两脚腕绊了绳索，派两个民兵押送上路，天亮时跑到县城，关进了监狱。这件事后来让人戏称为“胡生保押上沧州道”。
  就在这时，县级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早已成立，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在深入开展，就连解放前夕的十户联保也不放过，算为特务。10月下旬，凡是“红色干部”都进入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灰、白、黑色”的人全部进入“五七”农场，改造思想。并把“五七”农场正式改名为“金塔县五七干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原县委副书记高锡文任主任，张杰、高文贤、焦发安先后任副主任。到校的200多人，第三天就全部参加了开挖新渠的劳动，渠长一公里，吃住在东坝公社小河口大队，七天完成任务，劳动强度很大，这是进了干校的第一堂课。回校后，把200多人编为4个排，设排长、班长，一排为农林水牧系统的人，二排为工交财贸系统，三排为党政系统，四排为公检法、文卫系统。杨兴盛、时思明也从各公社轮流批斗结束，送来干校，编入三排。各公社、各单位又陆续送来清出的“残渣余孽”，插入各排。凡出身不好、又有历史和现行问题的都属于黑色一类，叫“黑帮”，又称“专政对象”，四个排一共60多人。对“专政对象”，经常采取“革命行动”：扣发工资，限制自由；不准回家，不准家人送吃的；不准进供销部、饲养站；白天劳动，晚上交待问题和批斗，写反省材料；还有不少“革命行动”加在“专政对象”身上。四个排中唯有三排最“革命”。当时劳动强度大，每月定量36斤粮，杨兴盛吃不饱，说是“困的很”，他妻子王亭也在干校劳动，互相不敢说话，虽然粮票剩余，排长就是不让给，这叫“咫尺天涯”。原县委农工部部长程岗的侄儿从酒泉上坝来看叔父，拿来八个沙枣馍，还有亲友送来的几个菜包子，当时就把馍馍和包子摆在广场上，把“专政对象”集中起来进行批斗，说是有意闹粮，这叫“闹粮现场会”。三九天寒，编入三排的“黑帮”每天都在60个平方米的大饭厅里反省，写交待材料，革命群众则在暖房里闲谈，时间长达一月之久，这叫“冷房反省”。有一天小河口坝倒水，劳累一天的“黑帮”，晚饭后集中排队去打坝，天亮回来后还要照常上班，这叫“连轴转”，等等。还有一些发生的故事，无需赘述。
  经过一个冬天的整党，阶级阵线基本上清楚了。1969年春天，干校的场地进一步扩大，把紧连干校的县良种场的400亩耕地也划归了干校，还有耕牛4头、马1匹、驴4头、绵羊60只。此时，除少部分人重新安排工作外，被遣散回家的200多名教师也统统叫了回来，干校“学员”达到了500多人，阶级斗争的弦拧的不是那么紧了。由于人员增加，就要搞基建和副业生产。3月份，把三排的50余人抽出来派到大柳林、双古城挖了1个半月甘草，收入5000多元。春夏之交，又组织打锅锥井3眼，新开荒地200多亩，耕地达700亩。当年收获粮食5万多公斤，洋芋、葫芦等蔬菜3万多公斤，还饲养了牛、马、驴及猪、羊、鸡等家畜家禽。
  1969年4月份，中共中央召开了“九大”会议，之后干校革委会对“专政对象”逐步分批“解放”，这叫“体现政策”。4月28日，校部召开“体现政策”大会，四排解放了18名“专政对象”，以后又有好多人陆续“解放”。“解放”后补发了扣发的工资，人身有了自由，算是成了“革命群众”，可以回家探望，不少人一年未见亲人，如获新生。9月份，干校教师分批返回原学校，有的重新安排了工作；干部也分批调动，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干校整训算是告一段落。到1970年下半年，干部基本走完，县上把“五七”干校改为“红专学校”。1971年开春，县革委会又通知：将“红专学校”改为“金塔县五七良种场”。3月份，从附近社队招收了30名长期临工，干校革委会撤销，设“五七良种场革命领导小组”，李浩元、焦发安分别任正副组长，内设生产指挥部和财会部，具体负责良种场的正常生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把“五七”二字取消，易名为“金塔县良种繁殖场”。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
  我与大墩门水利枢纽之缘
  周侃
  我自1962年从西安交大毕业，辗转陕甘两省水利战线多年，亲眼目睹西部山河的巨大变化，感慨万千！
  1964年第一次踏上河西走廊，那古道西风、枯藤老树、风沙漫天、大漠孤烟的景观和村民衣衫褴褛、小孩衣不遮体地躲在断墙后面偷看我们乘坐大卡车经过的情景，至今我历历在目。然而，现在的河西走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最初印象中情景再也不见了，区域经济有了巨大变化，自然环境有了彻底改变，群众生活率先进入小康。短短几十年的变化，是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而实现的，其中水资源的良性开发利用、水利工程的建设是重要内容之一，我为在人生最好的青壮年时期，为其奉献我的专业知识和勤奋工作的精神并取得成就而满足和自豪。
  如今我年过古稀，而以游客的视角重返河西走廊的过程中，看到当年徒步丈量过的千里戈壁处处风景如画，一派繁荣，游人如织，内心甚感欣慰。
  参与西部大开发建设的经历是艰辛而漫长的，也是丰富而愉快的。在这里，就规划建设大墩门水利枢纽工程，与我有不解之缘，做一回顾，以纪念我度过的时光。
  位于黑河中游、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大墩门水利枢纽的建成，解决了金塔县鼎新绿洲的灌溉引水问题，使困扰当地群众许多年为截引黑河水春灌农田、年年下冰河打坝而不堪其苦的困难得以根本性解决，也彻底“治愈”了酒泉地区（当时为地区建制）和金塔县历任领导的一块心病。而这项工程从立项、设计、建设，都和我密不可分。
  黑河是河西走廊最大的内陆河，贯穿青海、甘肃、内蒙三省区，曾经非常神秘的军事禁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坐落在黑河河畔。黑河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关系到这几个省区和国家第一个航天科研基地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水电部就开始了对黑河开发的研究。很有幸，我大学毕业不久就参与这项工作，所以我和黑河还算很有“缘分”。
  黑河水资源的利用，在甘肃河西走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自西汉与匈奴征战、实行屯垦戍边政策，河西走廊和黑河下游的居延地区，就有了引水灌溉的先例，把这大片蛮荒之地改造为沙漠戈壁里条条块块的绿洲。而解放后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使河西走廊变成以灌溉农业为主的经济区，是当时全国十大粮食生产基地之一，也使千里戈壁沙漠呈现为连片的人工绿洲，为甘肃省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生态效益。而处于黑河下游的内蒙古额济纳旗平原，由于黑河水资源被上游利用而减少，致使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所以甘肃和内蒙古两省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为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水利部下达了进一步规划黑河的任务，由于我和黑河的历史渊源，我参加了这项规划工作，继而做了“项目负责人”，主持该规划到最后完成，提交国家实施。
  大墩门枢纽是规划里服务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三项骨干工程（正义峡水库、大墩门引水枢纽、甘蒙输水总干渠）之一。甘肃省急于修建水利工程发展灌溉事业，而内蒙古自治区提出黑河规划未被国家批准之前，甘肃省不得修建任何控制性水利工程。
  酒泉地区金塔县鼎新片是黑河边上的一片绿洲，是该县重要的农业经济带，要从黑河引水灌溉，因为没有修建水库和引水工程，每年开春，成千上万农民群众冒着严寒，泡在还没有完全解冻的冰河里筑临时引水堤坝，而到三四月份春汛河水猛涨，堤坝又被冲毁。第二年还要照样折腾，年年如此，群众苦不堪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酒泉地区和金塔县提出兴建“双墩湾水库”。该水库位于大墩门枢纽闸址上游5公里处，它在金塔县地界，规模不大，不是黑河上的控制性水利工程，不犯内蒙古“忌”。但是，由于该水库的位置和黑河规划中控制性工程冲突以及程序性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立项，金塔县黑河引水存在的问题依旧。时任的刘县长非常焦急，我们1982年第一次考察的时候，刘县长就详细给我们介绍了相关情况，反映当地群众的困苦和兴建水库的要求。
  第二年，我们继续深入考察黑河，到了金塔县，在和县领导及业务部门的座谈会上，刘县长依然“诉苦”，为问题不能解决而一筹莫展。这时候，我基于对黑河问题的深入了解，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建议：金塔县再不要提议兴建双墩湾水库，而主动兴建大墩门枢纽。大墩门枢纽和正义峡水库以及甘蒙输水渠本是服务于内蒙古的，甘肃省不愿意碰，将来规划批准了，也是由内蒙古修建或由国家帮助修建。而现在规划尚在编制当中，对金塔县是“远水不解近渴”，倒不如甘肃省主动先行修建大墩门枢纽，解决鼎新灌区引水问题，给内蒙古预留将来修建甘蒙输水渠的位置。这样，既不影响内蒙古的利益，它不会极力反对，也可以尽早解决金塔县鼎新片的困扰。刘县长非常机敏，当即表示“赞成周工的意见”。会上取得了共识，我们设计院立即将此建议作为一个方案写入阶段性规划报告中。
  金塔县开始了为建设大墩门水闸的申报程序，黑河规划也依然按既定步骤开展。三年后的1986年，水利部组织专家组到现场考察，倾听各方意见，协调各方关系，推进规划工作的进展。在酒泉地区，刘县长已经升任地区专员，他再一次向上级反映兴建大墩门水闸的必要性，他说上级年年来看，年年都定不下建设意见，他还说：“就是周工，我已经接待他三次了……”（拿我这个技术员做话题敲打当官的！）。终于，在几天后编制的《黑河干流查勘讨论会纪要》里，出现了“先行修建大墩门水利枢纽”的建议。
  紧接着，水利部下达了建设任务，令我们设计院设计，而我，成了该项目初步设计的“项目负责人”。于是，现在建成的大墩门水闸，其布局、形式、规模大小、与将来的甘蒙输水渠衔接措施等等，都是出自我手。按照严格的建设程序，大墩门水利枢纽，终于屹立在了那条既定的河道上。设计成果获得了甘肃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工程被评为优质工程。
  2000年，我刚退休一年后，受张掖市水务局邀请作为“顾问”全线考察黑河，这是我第十次考察黑河。到了大墩门，站在我为之努力建设并亲自设计的水闸前面，还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编者：本史料节选西部大开发战略史料选登周侃的《我的黑河缘》一文，对周工在建设大墩门水利枢纽工程中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