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塔原本是指安放佛陀舍利的建筑物，后来涵义则扩充至纪念佛陀生处、成道处等圣迹，或安置佛菩萨圣像、高僧遗骨等作为礼拜、建筑之用的建筑物。在佛经中有云：本师释迦牟尼亲自向阿难尊者教示造塔的方法及规格，并以袈裟叠为四层正方，上置覆钵及锡杖以示。
  在《大藏经》中，有许多关于造塔规格及意义、造塔功德及绕塔功德的经论。藏传、南传、古印度及日本的佛塔，大致都依佛示规格、比例及表义而制建，既代表佛身，也表佛之三身、三界及五大（地、水、火、风及空五大元素）。一般在佛塔中的瓶身部份，安奉圣者舍利、经书及各种吉祥物品，以令绕塔及顶礼者积集功德。覆钵式藏式喇嘛塔的基座很宽大，有的开辟为房间，用于存放物品或居住喇嘛。因此，不是所有的塔都有地宫的。
  1987年4月维修“金塔”时，塔基西侧有一进深1.8米的盗洞，经维修人员进洞查看，盗洞顶端有2根直径约40厘米的立柱，没有发现地宫。
  在维修塔身时，由于塔身受损严重，施工人员只能先搭架将脱落的外表皮全部铲除，在清理到覆钵体上端，与塔顶接触部位时，施工人员发现了历次维修的四层灰层，每层3厘米～4厘米。清理到第五层时，意外的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十三天，从中采集到两尊彩塑释迦牟尼佛像，这一发现让文化部门非常惊喜，立即邀请省博物馆专家进行了现场查看和鉴定。
  根据实地查看，专家认为第五层为明代建筑。据此考证，现存塔身始建于明代。当清理到金顶时，发现了多卷经书，其中一卷经书中夹有释迦牟尼彩画像2张，并发现里面存有记录历次维修的四块木匾。这一发现，正好与十三天发现的四层灰层相印证。经专家鉴定，一级文物1件，二级文物4件，三级文物4件。这些珍贵文物全部保存在金塔县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塔顶内藏的多卷经书，这些经书的书写时间在明、清两代，为研究本县的佛教文化提供了实物证据。其中有一卷藏文经残卷，共90页，无装订。经书为蓝纸黄字，手写而成，据考为明代经卷，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还有一部大乘妙法莲花经，共7册，保存较为完整。经卷用绸缎裱糊的纸匣盛装，蓝色书皮，黄色纸张，墨书手写而成，字迹娟秀，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被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还有一卷清代的藏文经，墨笔手写而成，被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另有一卷大悲心陀罗尼经，明代木刻印本插图经卷。经卷图文并茂，经文深奥，是研究我国佛教发展的珍贵资料。卷内画有数千幅手持法器的菩萨、佛像，全都用白描手法绘制而成。他们动作各异，神态安详，逼真自然。其手法细腻舒展，虽为木刻印本，但其效果可与直接绘制的画面相媲美，展现了木刻印本技术的较高境界，实为国内遗留下此类不多经卷中之珍品。
  此外，还出土有佛像画，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高8厘米，宽4.7厘米，彩绘释迦牟尼座像，结跏趺座。画面用工笔技法分别表现了两尊禅坐入定的菩萨像，其神态慈和安详，五心向上静坐修行，给人一种肃穆庄重的感染力，展示了佛教修行的一种至高境界。画像虽历经数百年之久，但其色彩鲜艳如新，线条流畅，为我们尽显了明代时期彩色绘画的精湛技艺，也说明了我们的祖先当时已具备了相当高的绘画技艺；绿琉璃塔顶，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质地为琉璃，绿色，高65厘米，宽46厘米，分为上下两部分，顶部呈心状，下部鼓腹形似坛子；彩塑佛像，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泥塑佛像，共2尊，通高分别为31厘米，28厘米。佛像面容丰圆，双眼微合下视，着通肩袈裟，跏趺坐于莲花台上，左手托一法器，右手自然下垂，表面施彩绘；维修宝塔牌，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共4块，是对每次维修情况的记载。
  这些珍贵文物是塔院寺“金塔”几百年来兴衰历程的真实见证，在历代王朝的更替演进过程中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这又是宝塔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于塔上供奉的古佛和原塔顶的去向，据民国《金塔县志》（1992年版）记载：民国五年（1916年），塔顶古铜佛被英国博士哈佛窃去，金塔县长永格及时报请甘肃省上，幸省长指令镇守使吴追回，仍放原处。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塔顶古佛又被盗贼窃去无踪。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塔上铜顶被几个军人为打鸽子而击落，抬走后杳无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