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是覆钵式塔,是藏传佛教的塔。这种塔的造型特点,是在高大的方形基座上,建圆形覆钵形的塔身,上面安装塔刹。塔身下方上圆,具有浓重的原始性。自元代以后,喇嘛教建塔常采用这种形式,所以称为喇嘛塔。主要流传于南亚的印度、尼泊尔,中国的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等省区。
关于“金塔”的确切初建年代,现存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民间有此塔建于元代、唐代或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传说,但未见史料记载,有待考证。据《创修金塔县志·1934年手抄本校注》收录的《重修塔院寺序》(刻写于雍正十年<1732年>)记载:“如我金塔寺之有塔,不知妨于何代,然塔以筋砌始名曰筋塔。迨明万历二十年设堡,其地立官分土,因名其堡曰‘金塔寺堡’,是堡因塔而名也”。这是现有史料中关于“金塔”的最早记载。说明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时“金塔”已存在,据此证明“金塔”的始建年代,最迟也在明代。也说明,金塔,原名叫“筋塔”,后来,一方面根据谐音,另一方面,金,象征财富,人们为了祈求金塔地方繁荣富足,改称为“金塔”。
又据《重修金塔寺塔院寺》记载:“吾酒泉郡北有金塔寺焉,不知始于何年创之何帝,迨后倾颓全无,然其基尚存焉。后有孙公一贵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躬鹰简命巡守是地,每夜辄闻斯地有鼓钟管龠之音。感化于心,顿然醒悟同山右僧性贵咸登法舟。遂一念之诚,募化十方修寺建塔造立金象”。另据《修编金塔方志》记载:“金塔寺,在城东南五里许。其塔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金塔营游击甘州人孙一贵重建筑。土质铜顶,围七丈高五丈……。”
1987年维修“金塔”时,发现了历次维修的4层灰层,最里面的塔身土层经省博物馆专家实地查看,为明代建筑,并从金顶内发现了四次维修的记录牌。
从以上史料说明,塔院寺“金塔”的初建年代不晚于明代。
关于“金塔”的初建年代,笔者也翻阅了一些资料,认为初建年代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较为确切。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空前的社会动荡与民族的融合。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与中原农耕民族频繁交锋,北方区域动荡不安。多民族间冲突加剧,政权更替频繁,战争不断,人民饱尝战争疾苦,流离失所,顿感人生无常,需要精神寄托。希望得到神灵保佑,消灾免祸,祈求平安。魏晋时期,玄学盛行,玄学崇尚虚浮,佯狂遁世,与佛教思想一致,佛教因玄学获益,相得益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此时,建立地方割据政权的五胡君主,也亟需为自己寻求精神支柱,希望利用佛教惩恶扬善、生死轮回的教义来安抚各族百姓,缓和民族矛盾,并借宗教来维护统治。佛教的传入,所宣扬的教义正好符合了人们的这种精神需求。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各地广建寺庙,开窟造像,大兴佛事活动。一时间,香火旺盛,佛事盛行,寺庙林立,窟龛密布,呈现出空前繁荣景象。
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先后出现了前凉、后凉、西凉、南凉、北凉五个割据政权。前凉已信佛,佛教已广为传播,据《首楞严经》后记中记载:癸酉年(373年),凉州刺史张天锡,请月氏优婆塞支施仑在州内正厅堂、湛露轩下,出《首楞严经》《须赖》《金光》《首如幻三日未经》4种,由龟兹(新疆库车)王世子帛延翻译。译经时,在场的有会水县(今金塔县)县令马奕,可见当时会水县信佛的程度。412年,匈奴族的沮渠蒙逊占领了姑藏(即凉州),统一了河西走廊,自称为“河西王”,使北凉国发展到了极盛。沮渠蒙逊本人是很相信佛法的,也怀有弘扬佛教的远大志向。他第一次将佛教文化融入政权,并大肆建筑寺庙佛塔,河西地区寺庙遍布,佛塔林立。为了使自己所管辖的区域内尽快消除因多年战争引起的民族仇恨,恢复平静安闲的生活,他利用佛教的力量,不但在国内修建了华丽壮观的佛寺,还特意邀请了很多中外著名高僧前来凉州翻译佛经,使凉州成为了当时全国的译经中心之一,河西佛教的重要基地。而在远离河西走廊中心的金塔(即当时的会水县),是崇佛的北凉国王沮渠蒙逊之子沮渠牧健在继任王位前的驻牧之地,佛教已很盛行。以上史料说明,为了政治需要,或许“金塔”就建造于这一时期。
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力提倡“文教”,他认为让“虚诞不经”的“胡人”的佛教广为流传,只会招致“礼义大坏”、“天常大乱”、“王法废而不行”的恶果。由于不负担赋税,徭役的僧侣人数膨胀,就会大大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加之寺、塔、经、像的增多,也是社会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这与拓跋焘大力提倡发展生产、节约开支,增加物质财富,保证军国费用的方针政策相抵触。同时,佛教的发展,也给北魏的统治带来一些不利因素和影响。所以,在北魏鲜卑人消灭了仅仅存在了不到四十年的北凉政权后,北魏史上就曾发生了一件拓跋焘灭佛的大事,在太延四年(438年)、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和七年(446年),拓跋焘先后三次下诏打击佛教,要全国各地碎佛像、焚佛经、诛杀僧侣。金塔寺虽然位置偏僻,但也没有躲过这场灭佛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