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金塔县历史概述
  赵发礼
  金塔县，位于甘肃省西部，河西走廊中段偏北，酒泉地区东北部，东经97°58′～100°20′，北纬39°47′～40°59′之间。北、东分别与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和阿拉善右旗相邻，西靠玉门市，南连酒泉和嘉峪关市，东南接高台县。总面积18829.83平方公里，人口119808人。
  金塔的历史，据地下出土文物与古史传说相印证，可向上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后至五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神农纪》：“炎黄之世，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山名，在敦煌），莫不从化。”《黄帝纪》：“帝为天子，其土地东至海，西至崆峒（山名，据古人传说，此山在酒泉城东南60里处），南至于江，被逐獯鬻，合符于釜山。”不仅说明当时祖国疆域之大，而且说明包括金塔在内的河西地带即属炎帝和黄帝管辖之域，这里的人民都是炎黄子孙。《尚书·禹贡》：“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证明这里也是大禹经营的地方。合黎即合黎山，横亘县境东南，镇夷峡为大禹所开，相传峡口留有“禹王斧痕”。弱水即黑河，贯穿县境之中，向北流入居延海。夏朝，划全国为九州，当地属雍州。商汤、西周因夏制。
  当时，在这块土地上定居的先民，主要是羌和戎。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远在夏和商周之前的尧舜时期，活动于江淮荆州（今湘·赣）一带的“三苗部族，常为敌，舜言于帝（尧），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诗经·商颂》也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没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诗篇。而氐、羌是我国古老民族之一，兴起于甘肃、青海，与华（汉）族关系密切。周朝的祖先后稷，他的母亲就是羌族部落的女儿，羌和藏是一个系统。史书上也有“南山羌”的记载，南山系指祁连山，本地区也是羌族的活动场所。到了春秋时期，所谓西戎和狄戎，仍然是羌族系统的部落。经文物普查，本县东沙窝的榆树井、转嘴子、黄茨梁、缸缸洼、火石梁等处，均发现较大型的新石器时期部落群居住遗址，内有石斧、石刀、石勺、石纺轮、铜器、彩陶、夹砂、红陶及绿宝石、红宝石饰物，特别是还有陶窑。由此可见，当时的经济以牧业为主，并有了简单的农业、纺织和制陶业及商业活动。本境内华、羌、戎等部族的重点活动场所就在今金塔、三合、东坝乡东面沿黑河地带的“东沙窝”。
  战国时期，活动在河西地区的月氏（读肉支）和乌孙，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是当时较强大的民族部落。乌孙活动在“敦煌祁连间”，金塔、酒泉均为乌孙王领地。秦朝统一中国前后，月氏逐渐兴盛起来，由于月氏力量的强大，乌孙经常被月氏掠夺，在战争中，乌孙王难兜靡被杀，太子昆莫还在襁褓中，由傅父（太子的保护人、辅佐）布就翎侯抱着，率众逃奔匈奴，其地又归月氏王所领。
  汉初，居住在北部高原的匈奴族，正值冒顿单于在我国北方以漠北为中心，建立起奴隶制政权的鼎盛时期。约在汉文帝四年（前176年），冒顿单于联合昆莫统领的乌孙人，率骑兵，通过居延地区，沿弱水（黑河）攻入河西，杀月氏王，以其首为酒器。月氏部族西迁伊犁河流域，称大月氏，小部留居祁连山，与羌族杂居，号小月氏。后来，大月氏又转徙阿姆河流域（今阿富汗境内），建立月氏国。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昆莫脱离匈奴羁绊，在伊犁河流域建立乌孙国。
  河西被匈奴占据后，为匈奴政权的“右臂”，张掖以东为休屠王所领，酒、金、安、敦、玉为浑邪王所领。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1万人，由陇西出发，攻过焉支山（山名，今山丹县东南），进击匈奴境内一千余里，俘获浑邪王的儿子及相、都尉等众，并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佛像），匈奴伤亡近万人。同年夏，武帝又遣霍去病，率数万骑，出北地（郡治马岭），挺进两千里，西至居延海，然后大迂回向南沿弱水直逼祁连山下，歼灭匈奴3万多人。秋，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4万人降汉。汉武帝给他丰厚的赏赐，封为漯阴侯，食万户。把匈奴降众安置在陇西（今临洮）、北地（今宁县西北）、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朔方、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旗），称五“属国”。从此，整个河西地区正式纳入西汉版图。“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动员乌孙返回河西，遭拒绝。为断“匈奴右臂”，汉武帝先后在河西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称河西四郡。置官开渠，移民屯田。后又增置金城郡，史称河西五郡，统属凉州刺史部。到汉宣帝时（前73～前49年），“居延海上，金城、湟中（今青海省西宁地区），莫不田作。”从此以后，河西地方以汉族为主，经济、文化上升为繁富地区，“凉州水草畜牧为天下饶，富庶甲于内郡。”
  金塔建置最早始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地理志》为太初元年即前104年），当时叫会水县，属酒泉郡，“北部都尉治偃（前）〔泉〕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莽曰萧武。”阚骃云：“众水所会，故曰会水。”会水县的范围是东至合黎山（今芨芨、鼎新以东的部分山段，已被巴丹吉林沙漠埋压），西至花海，南至现在酒泉市的闇门、下古城、新城子和野麻湾堡，北至孤红山及狼心山北。东南包括天城、罗城、镇夷峡。县城在双古城（今金塔乡五星村以东地方）。城北为会水海，北有白亭（又叫白亭海），海域即今五星村（双古城）北，小河口村南，胜利、大柳林、新地村以东的沿黑河地带。白亭即今大庄子乡永丰村东南的缸缸洼和头墩村东面的火石梁（均在海子北面）。
  会水县处河西走廊中段之北部咽喉，境内由沿黑河通向南北的必经之道，东为合黎山天然屏障，北为狼心山和孤红山自成锁钥，具有近屏河西、远控天山和黄河之势，乃中央王朝与匈奴领主激烈争夺的地方。为了保证河西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在会水境内大搞军事设施，派遣重兵把守。约在元封二年至三年（前109～前108年），修筑了从会水县北部境内（黑河西）至玉门一段长城（西接敦煌段，延至玉门关和阳关）；太初三年（前102年），修筑了从镇夷峡沿合黎山至狼心山北（距肃州城400公里处）折向西行，达哈密北山一段边墙（当时叫遮虏障）。在此期间，并修了从天仓头墩至营盘、营盘至张掖、营盘至酒泉的烽燧（俗称烽火墩）。境内设置两个都尉，北部都尉驻今金塔县天仓乡和双城乡境内的大湾城、地湾城，防守孤红山、狼心山一线；东部都尉驻现高台境内的罗城和天城，防守合黎山一线。此外，汉武帝还派李陵驻守酒泉，其大本营就在本县天仓乡营盘村，当时，人们称之为“将军营盘”。
  由于西汉王朝从内地大批移民，屯垦战守（且守边、且垦田），并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从威远、天仓、毛目、双树到白河（指讨赖河在金塔境内段）两岸，田园阡陌，牛羊成群，尤以会水城为中心的白亭海附近最富有，至今，民间还流传着甜美的说法，“米山面岭、油缸醋井”，以比喻此地食物丰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王莽篡汉（9～24年），曾改会水县为萧武县，东汉复旧名。三国属魏，仍为会水县，隶属酒泉郡。西晋因之。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大乱，唯独河西相对稳定，经济文化有所发展，会水县仍属酒泉郡，先后为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割据政权所有。
  前凉（317～376年），奠基人张轨，汉族，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永宁元年（301年）被晋惠帝命为凉州刺史兼护羌校尉，愍帝建兴二年（314年）死。西晋亡后，子张寔于东晋元帝建武（317年）建立割据政权。都姑臧（今威武）最强盛时的辖区，“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北暨居延”。相当现甘肃西部及新疆大部、青海、宁夏、内蒙一部的广大地区。前后共传九主，亡于前秦。
  前秦（350～394年），创建者苻健，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东南）人，氐族首领。都长安（今西安），占有甘肃、陕西、山西全境及内蒙、宁夏、新疆一部。灭前凉后，河西地区虽归所有，但实为张天锡、沮渠蒙逊和李暠控制。前秦为西秦所灭。
  后凉（386～403年），创建人吕光，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人，氐族，“世为氐豪酋”。都姑臧，初有前凉旧地，曾在会水境内增置凉宁郡，后除姑臧外仅有仓松（今古浪西）、番禾（今永昌西）二郡。吕光死后，子侄们骨肉相残，仅存18年，为后秦所灭。
  西凉（400～421年），创建人李暠，陇西狄道（今临洮）人，汉族，都敦煌，后迁酒泉，辖地相当于今酒泉地区，为北凉所灭。
  北凉（397～439年），创建人沮渠蒙逊，匈奴，又称卢水胡，张掖临松即今肃南自治县人，世为部落首领。都张掖，后迁姑臧。拥有武威、张掖、酒泉、西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金城、西平（今青海西宁地区）、乐都等郡地。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北凉击败西凉，王子沮渠牧犍（茂虔）任酒泉太守，在会水县境内（今中东镇）修筑牧庄，以供滋牧，“王子庄”名称由此而始。沮渠蒙逊死后，沮渠牧犍继位，前后历时43年，亡于北魏。
  南凉（397～414年），河西五凉政权之一，创建人秃发乌孤，鲜卑族首领，都廉川堡（今青海乐都县），辖地“东自金城，西止青海，南有河湟，北据广武（今永登东南）。”为西秦所灭。其统治范围未及张掖、酒泉等郡。
  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北魏（又称元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统一北方后，河西分为敦煌镇（包括今酒泉地区和哈密地区）、凉州（包括今武威、张掖和额济纳旗）、河州（包括今兰州市），撤郡并县，酒泉改“郡”为“军”，属敦煌镇。孝昌二年（526年），复置酒泉郡，废会水县，按水系将县境西部（王子庄）并入酒泉，东部（毛目）并入张掖。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裂，先后归西魏、北周所有。
  隋朝，文帝（杨坚）开皇三年（583年），罢郡为州，设置酒泉镇，属甘州。仁寿二年（602年），改酒泉镇为肃州。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又改州为郡，实行郡、县两级制，裁肃州以福禄县（包括酒泉、金塔、鼎新、高台）并入张掖郡。
  唐朝统一，高祖（李渊）武德二年（619年），改郡为州，复置肃州，领酒泉（含金塔）、福禄（含高台、鼎新）、玉门三县，初属陇右道，后属河西道（节度使驻凉州）。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发生安史之乱，西部的边防军东调以平叛，青藏高原的奴隶制政权吐蕃乘虚而入。代宗宝应二年（763年）以后，甘肃东部几乎全部陷入吐蕃。广德二年至大历元年（764～766年），吐蕃先后占领凉、甘、肃、瓜四州。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攻陷沙州，整个河西被吐蕃奴隶主控制八十多年。
  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沙州（今敦煌）首领张议潮起义，在各族人民支持下，驱逐蕃将，占领沙州，到大中五年（851年），先后收复瓜、伊、西、甘、肃、兰、鄯、河（临夏河州）、岷、廊十州。唐朝政府任命张议潮为节度使，名其军为“归义军”，管理这十一州的行政和军事，到懿宗咸通四年（863年），张议潮又“自将蕃、汉兵七千人，克复凉州。”至此，河西全境复归于唐。
  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居住在北方的回鹘（原名回纥）西迁，其中一支沿黑河进入河西，散居甘、凉、肃等州，与原先迁入的回鹘人结合一起。咸通十三年（872年）占领甘州，并据肃州，史称“甘州回鹘”，先后接受唐、五代、北宋的册封。因此，又为甘州回鹘控制一百多年。
  回鹘人善于经营牧业和商业，利用河西有利的自然条件和汉人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经济的向前发展。
  宋朝初立，在凉州设西凉府，属陕西路，但其直接统治区只达天水夕阳镇（今新阳），河西实际上为“归义军”、甘州回鹘和西凉六谷族为首的蕃、汉政权分立，只是与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
  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赵元昊（党项族）打败回鹘，占据甘州，相继取凉州。景佑二年（1035年）占领肃州，进而攻下瓜州和沙州。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都兴庆（今银川市），号大夏，史称西夏。
  西夏政权在最强盛时辖22州，地域范围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青海东北部和内蒙古额济纳旗等一部分地区。在河西设西凉（武威）、宣化（张掖）二府和镇夷（张掖）、番禾（酒泉）二郡。并在全国分设了12个监军司，实行对居民区域性的统治，其中黑水镇燕军司驻金塔双城乡境内。西夏统治190年，金塔地域分属镇夷郡和番禾郡，实际包括酒泉在内，统归黑水镇燕军司管理。
  西夏境内居住着党项、吐蕃、回鹘、汉等民族，主要从事畜牧业。汉人多数经营农业，部分党项人也向农耕过渡。西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也促进了文化、教育、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成吉思汗率骑兵由居延沿黑河进军，连下甘州和肃州。宝庆三年（1227年）灭西夏。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年），设甘肃路总管府，驻甘州（张掖）。至元七年至十五年（1270～1278年），在河西先后改设和增设甘州、肃州、沙州、永昌等路，金塔全境分属甘州路和酒泉路。至元十八年（1281年），创设“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简称甘肃行省，驻甘州。
  元王朝同样把酒泉北境（今金塔）视作保障河西的边防重地。惠宗至正十五年（1355年），筑毛目城、天仓堡和双城，为军事驻地，派重兵防守孤红山、狼心山一线。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攻克大都（今北京市），推翻元朝后，河西仍被元朝残余势力控制。洪武五年（1372年），派宋国公冯胜西征，打败元将失刺罕·朵儿只巴，攻取甘州、肃州和亦集乃路（今额济纳旗），在河西先后设凉州卫、庄浪卫（今永登县南）、镇番卫（今民勤县）、山丹卫、永昌卫、甘州卫（左、右、中、前、后）、肃州卫、威远卫和威虏卫。其中威远卫辖天仓、毛目等所（威远城筑于唐代，在今天仓乡境内，城址无存，城附近渠道和田埂尚存，现辟为部队农场）。威虏卫置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辖王子庄全境（威虏城在今古城乡政府南，遗址存）。据清代《重修肃州新志》和民国《金塔县志》记载：“本卫（威虏卫）军戎获功，斩虏首级，堪官御史赵春以为杀降，欲致获功官军于死地，因以致民叛乱。”民众遣逃，城堡空虚，遂于永乐三年（1405年）裁威虏卫，并入肃州为中右、中中二所。不久，威远城之汉人“因失误秋表，该部查究，风闻诛徙，人民惧，俱逃西域。”又裁威远卫，并入镇夷千户所。
  明初，甘肃地方归陕西管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徙“陕西行都司”驻甘州，管理河西卫、所。肃州北境，以孤红山、狼心山为实际控制线，孤红山北面的“北大路”，仍按元朝惯例，作为西北边境各民族东西往来的通道（遗迹尚存）。洪武五年（1372年），为防御新疆吐鲁番族（今维吾尔族）和元朝的残余势力的侵扰，修筑嘉峪关。北部，以天仓头墩（肃州城东北350公里）为首墩，从北向南，十里一墩，五里一墩，墩墩有守兵，直至肃州城。沿孤红山、狼心山一线，从西向东，关卡哨所，步步为营。芮钊将军曾扎大营于天仓乡营盘村（遗址在营盘岔路口东北，时人改称芮公营）。成化元年（1465年）后，吐鲁番部族攻占哈密，进犯酒泉。弘治七年（1494年）闭嘉峪关。约在弘治十一年（1498年），参将彭清修筑野麻湾、新城、两山口至闇门的长城70公里，十三年（1500年）竣工。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参将刘勋修葺威虏城。二十八年（1549年），兵备副使王仪等修复王子庄（今中东镇，时按吐鲁番族头目的名字改叫哥里哥什），并筑白雁墩堡、察黑包堡（以吐鲁番族头目的名字命堡名）、东八里墩堡（今谢家墩）、西八里墩堡（又叫镇朔三墩），共城堡7座，墩台12座。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在金塔寺堡设守备一员（马步兵407名）兼管地方。
  由于战乱灾荒的侵袭，本境人口时增时减。明初，多次从山西等地移民垦殖，至正德年间（1506～1521年），由于吐鲁番部族的侵扰，安、敦、玉等地群众陆续迁入关内。嘉靖七年（1528年），吐鲁番将领牙木兰开始归化内附。巡抚唐泽在威虏城、天仓堡、毛目城、白城子（在金塔寺堡东北）等地散出其众。二十八年（1549年），巡抚杨博又在威虏、金塔寺、白雁墩、东八里堡、西八里堡等十多处地方安置吐鲁番帐房700余所。三十年（1551年），在王子庄安插吐鲁番头目哥里哥什和察黑包子之子满个虎力等。
  吐鲁番族主要从事畜牧业，也从事农业和商业，他们和汉人亲密相处，共同重新开发并促进了金塔经济、文化的发展。万历年间（1573～1619年），金塔地方，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堡有：金塔寺、威虏、哥里哥什、察黑包子、东八里、西八里、白雁墩、天仓、毛目。其中金塔寺和毛目城已成为山西、包头等地客商的交易中心。《重修肃州新志》和民国《金塔县志》中所谓“回民、吐鲁番族，西番族”，均指今维吾尔族，他们信仰“伊斯兰教”，来自“新疆吐鲁番”地方，此地又属古“西州”。因此出现了不同的称谓。
  明末，由于战争、灾荒频繁，赋税、差役加重，经济衰退，人口外流，双树等地日趋荒芜。
  清代，顺治二年（1645年）出师西征，顺治五年（1648年），河西卫、所，渐次克复，因袭明制。雍正二年（1724年），裁撤沿边卫、所，改设府、州、县。雍正三年（1725年），裁行都司，置甘肃省布政司，驻兰州，河西卫、所开始改制，裁高台、镇夷所，置高台县（含毛目），仍属甘州。雍正七年（1729年），改肃州卫为直隶州，将高台县划属肃州，并增置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州同（也称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分州）。当时并无印玺，其文：“驻扎威鲁堡化导回民专司水利王子庄州同关防”。其字半汉半满，文号“部颁乾字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七号”。治威鲁堡（乾隆二十七年迁金塔寺堡）。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毛目城屯田县丞（又称高台分县），治毛目城（今鼎新镇友好村），均属安肃道。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至雍正四年（1726年），为了西方用兵，减少挽运，从山西、陕西、镇番（今民勤）、高台等地，向金塔境内移民垦殖，给开荒农户拨给牲畜、籽种、住房及其它生活补助。金塔耕作区基本上扩大到现有范围。农业、牧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较大发展，采矿、冶炼也相继兴起，至咸丰年间（1851～1861年），“西北去县城三百余里有金矿一处……采挖者甚众”。白山堂的铜、东铅炉子和西铅炉子的铅，已经采挖、冶炼。梧桐沟、沙坡泉等处的煤炭早就采挖。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前后，吐鲁番族陆续返回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南湖一带。此后，随着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战乱、干旱、风沙等灾荒的频仍，再次出现了人口外流和经济衰退的萧条景象。
  金塔人民向来勤劳俭朴，奋发好学，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私塾就读，由来已久。清乾隆时期就创办了柳堤书院和义学多处，考中进士2名，在今酒泉地区各县、市中居第一。武进士孙兆彩选授殿前二等侍卫。
  金塔乃边防要地。清初，在毛目设有4个屯军营，边防守，边耕作。康熙三年（1664年），改金塔营守备为游击，设游击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乾隆元年（1736年），金塔营改设协镇副将，并在威鲁堡添设守备一员。此后，金塔协镇所属外汛官员：威鲁堡千总、下古城经制、两山口把总、临水堡把总、高台营都司、镇夷营游击、清水营都司、红崖子营守备、深沟堡把总、盐池堡把总、双井堡把总、毛目堡（今鼎新镇驻地、又叫营儿堡）把总。
  辛亥革命后，民国2年（1913年），王子庄分州改为金塔县，高台分县改为毛目县，均属安肃道。民国18年（1929年），改毛目县为鼎新县。民国24年（1935年）7月，改安肃道为甘肃省第七行政督察区。民国25年（1936年）6月1日，酒泉专员公署正式成立。金塔、鼎新均属之。
  公元1949年9月26日，金塔县起义；9月28日，鼎新县和平解放。属酒泉专区。1955年10月10日，国务院批准酒泉、武威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1956年3月9日，国务院批准金塔、鼎新合并为金塔县，仍属张掖专区。1958年12月，金塔、酒泉合并为酒泉市，直属甘肃省。1961年11月25日，国务院决定恢复酒泉、武威、庆阳、武都四个专区。同年12月15日，国务院决定恢复金塔县，属酒泉专区。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一辑）
  金塔的由来
  赵发礼 王培孔
  金塔县位于甘肃省酒泉地区东北部，河西走廊中段之北部边缘。自古以来，被军家视为丝绸之路的北部咽喉，南、北、东分别为夹山、马鬃山和合黎山环抱，中间地势低平，形成天然盆地。黑河（古弱水）、讨赖河（古呼蚕水）横贯其境。按水系划为金塔和鼎新两块绿洲。在这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养育着11万多勤劳而智慧的人民，这里地域宽阔，土壤肥沃，光照充足，资源富饶，历史上被人们称之为世外桃源。
  金塔历史，源远流长，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的足迹曾涉入本境。《尚书·禹贡》：“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又据本县东沙窝榆树井、缸缸洼等处出土的文物证实，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这里居住，从事着农业、畜牧业、制陶业和纺织业生产，并有了商品交换活动。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讨伐匈奴，得河西，始置酒泉郡会水县。《汉书·地理志》注释：“众水所会，故曰会水。”因黑河沿途汇有山丹河和梨园河、摆浪河，讨赖河在下古城汇有红水河和清水河，两河又在本县境内相会成海，故曰会水，北有白亭，又名白亭海，从水得名，叫会水县。县城在海滨之南，即金塔城东北12公里处的“东古城”（今五东星村的东面，遗址尚存）。延至北魏，会水县废，按水系和地域分一为二，东部毛目辖入甘州，西部王子庄辖入肃州。
  毛目，东临合黎，西靠黑河，河右为蜿蜒起伏的马鬃山余脉，自成屏障，为历史上南北必经的通道，具有远控大漠，近屏河西，东西襟带黄河、天山之势，为兵家必争之地。汉代乃是中央王朝与匈奴领主激烈争夺的地方，汉武帝曾在这里大规模修筑军事设施，进行屯戍，北部都尉和东部都尉在此镇守，“居延海上，金城、湟中，莫不田作。”如若登高远瞩，黑河东岸狭长地带，田园阡陌，郁郁葱葱，犹如额前之眉毛，磅礴的黑河流水，汹涌澎湃，翻翻滚滚，好比眉下之眼目。人们按其地沿黑河，形若眉毛之状，命名毛目。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筑毛目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毛目城屯田县丞。民国2年（1913年）改为毛目县。民国18年（1929年），又按黑河两岸毛目城、双树墩和天仓堡三足鼎立之势，取革故鼎新之意，改称鼎新县。1956年3月，鼎新与金塔合并为金塔县。
  金塔昔名王子庄，远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北凉沮渠蒙逊（匈奴，张掖临松即今肃南马蹄寺人），“广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率众拒吕光，杀段业，夺姑臧（今甘肃威武），自立凉王。元熙二年（420年）击败西凉，攻取酒泉，命其长子沮渠牧犍（茂虔）任酒泉太守。在此期间，王子牧犍发现夹山北，土地辽阔，气候适宜，胡杨成林，风姿奇异，溪流遍地，水清草茂。夏日，更是一派明媚风光，“野芳发幽香，水草嫩且稠，少息藉草坐，小鸟啼啁啁，握竿欲垂钓，溪水碧波流。”这一切，使他大开眼界，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于是上书父王，选定适中地址（今中东镇），兴建牧庄，土筑围墙，占地百亩，王子住室，华丽舒适，由此，人们称这里为王子庄。永和元年（433年）四月，沮渠牧犍继承王位。永和七年（439年），北凉被北魏所灭，匈奴部族离庄而散，但后世一直称今古城、中东、西坝一带为王子庄地方。清雍正七年（1729年），在此设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州同（六品）。从此，王子庄名称，总冠金塔全境。
  金塔县以塔取名，县城东南2.5公里处，有“金塔寺”，依山傍水，宏伟壮观，寺内有一古塔，金墨铜顶，上锐下圆，如古铜胆瓶，土质塔身，高5丈，围7丈，上供释迦佛金面铜象一尊。塔前有大殿、中殿、前殿、配殿、廊房、钟楼、鼓楼、山殿、乐台，葡萄蓬架，松柏参天，历史上被列为肃州八景之一，明代戴弁有诗云：
  不省何年缔构功，一峰突兀白云中。
  高临北极天光迥，低压南山地势雄。
  风送铃声来碧落，雨收虹影入晴空。
  何年平地丹梯上，尽日徘徊兴莫穷。
  塔的始建年月，一说唐代，一说明代，自宝刹建成后，附近的地名、城堡名及其它名称，多冠“金塔”二字。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置金塔寺营守备兼管地方。清康熙初，改设金塔寺营游击，此时，塔已倾颓，其基尚存，据神话传说，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适值游击将军孙一贵巡守斯地，一天夜晚，他梦见寺院一座，有塔有庙，众僧人正在击罄诵经，耳闻“鱼鼓梵唱之音”。惊醒后，那声音还在耳旁回响，寺院情景仍在眼前浮现。孙将军当即招来主持僧性贵（道号）商议，“佛祖之感应盍于斯地”。乃“募化十方，鸠工庀材”，仿照梦中图景，修复了西域式宝塔和庙宇，从此，金塔名声远扬，地方振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王子庄州同驻所由原址移至金塔寺堡。民国2年（1913年），改王子庄分州为金塔县。
  四千多年来，金塔荣辱兴衰，历经沧桑。而今，天翻地覆，继往开来，人民主宰了这块大地。万物复苏，欣欣向荣，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展翅腾飞。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一辑）
  汉代酒泉郡会水县位置考
  刘兴义
  《汉书·地理志》载：汉代酒泉郡领九县。其中有会水县，北部都尉治偃泉障，二东部都尉治东部障。莽曰萧武。阚骃云：“众水所会，故曰会水。”后汉西（因）袭前汉旧制，魏晋无改，北魏县废。其散见于其他典籍者，有如下四条：
  一、《西域考古录》：会水县，在肃州东北，汉县，属酒泉郡。阚骃云：众水所会，故曰会水”。县有堰泉障，为北部都尉治，东部障为东部都尉治，后汉因之。
  二、《元和郡县图志》：会水县在州东北（百）四十里，一名会水。以众水所会，故曰会水。以北有白亭，故曰白亭海。
  三、《读史方舆纪要》；会水故城，在肃州卫东北。阚骃云：“众水所会，故曰会水”。
  四、《重修肃州新志》：“会水旧县，在（州）城北，即众羌水会张掖河”。
  据以上各志记载，归纳有二：一曰“众水所会”之地；二曰“在肃州东北一百四十里，其北有白亭，又称白亭海”。按《重修肃州新志》则云：“众羌水会张掖河”。可知“众水”又称“众羌水”。点明了会水县在众羌水会张掖河的地方。所谓众羌水：即发源于祁连山之南（古称“羌中”之地）而向山北流之诸水，即今山丹河、张掖河与酒泉之讨赖河三条河流，故称“众羌水”。先由山丹河源起，西北流一百一十里会张掖河，又西北流四百里（称羌谷水）至鼎新大会水口。酒泉讨赖河白西南来又名白水，东北流至闇门与红水河会，又稍北流，纳清水河（古亦称黑水），经鸳鸯池，过夹山，又东北一百八十里至会水口与张掖河会。又东北二百五十里入居延海。真是“众水所会”。但，会水县属酒泉郡，其城位置在“肃州东北一百四十里”。按今公里计，即70公里，今已知从酒泉东门至金塔为50公里，而70公里之地，正当金塔乡五星村东北之东沙窝，位在讨赖河与张掖黑河相会的夹角地带，与“众水相会，故曰会水”正相符合。证明古之会水县，即包含在今金塔县境之中（即汉长城以内之地）。
  稽考金塔县之东沙窝，今属金塔乡五星村辖境，以往相传该村有两座古城，但不知其详。经1987年，金塔县文物普查队，艰苦寻访，深入其境，果然查到了东西两座古城的确切位置和基本资料。
  1、西古城：位于金塔城东北10公里，东距五星村委会驻地4公里。西南距酒泉60公里，东北距两河会水口45公里。其址风蚀严重，残破甚厉，仅存残迹，地面散布有汉晋陶片，当属魏晋时期之遗存。按其城位置，西南距酒泉一百二十华里，东北距会水口九十华里，与会水城位置不相符合。但据晋人所作《汉书地志详释》云：会水县有屯，名曰和韶屯。其文云：“今和韶屯（按指东晋之世），在呼蚕、羌谷二水之间，去会水口西南九十里”。根据目前实查：西古城，东北至两河会口45公里，正合于九十里之说，证明西古城是魏晋时期会水县属之和韶屯遗址无疑，并非会水县城。
  2、东古城：位于金塔县城东北23公里的沙漠中，西南距酒泉东门73公里，与《肃州旧志》所载：“在卫东北一百四十里”大致吻合。其城东西89米，南北89米，残高2～3米不等，似开南门，四角有角墩，城为风沙侵蚀，残破甚厉。地面散布有汉晋陶片、残砖、五铢钱等遗物。城外四围数十里内，稠密分布有古文化遗址、古墓群、古窑址等，地下埋藏十分丰富。尤以新石器时代之彩陶文化，占有重要地位。据此证实双古城一带，在秦汉以前，就是西部土著民族集居生活的地带，而东古城为汉代会水县城，当无误，方位里距，都与典籍所载吻合。所谓“城北有白亭，古曰白亭海”。今虽干涸变为沙漠，但从地势之高低，生物之状态，仍然能发现它的海域位置之所在。大抵，其海为：由西南向东北之斜长低洼区域，大致在酒建公路干线之东，西南起西古城之芦洼，东北至金塔县良种场，形成四十多华里长、犬牙交错的湖区，白亭海当即指此处。至于白亭，一般认为：亭，本是汉代乡以下之行政建置机构，相当于现代的村。其位置，应与遗留至今的“白疙瘩”有关，东南距东古城隔海约三十里。白疙瘩，东南靠海滨，在古代，地多盐碱，终年呈现一片白色，故以白色冠地名。按此地为汉代酒泉郡通往北部障，以至居延海的边塞交通要道，沿线往往起亭、筑障。这个亭，不属农村行政建置，是军事性的站口，是通往酒泉北部障或居延肩水金关的一个腰站，是过往人员食宿之处，备有“传舍”（即今指国营旅社、客店之类）烽燧、凉亭等，故称白亭。其海亦名白亭海。随着时代的变迁，郡县废而亭障毁，烽燧倾倒，传舍圮毁，形成废墟，因而笔者认为，彼时之“白亭”，逐渐变为今日的“白疙瘩”。典籍虽云，白亭在海之北，但据其海为西南－－东北之斜向，“其北”二字，自然指海西北部。
  汉代会水县的境域范围：东南沿羌谷水至罗城，与表氏县接壤。正南与安弥县（今双井、盐池以南）为邻。西南与福禄县接连。西与延寿县遥相连接。北面以古汉长城与匈奴相隔。县境东西总长三百六十里，南北宽约二百四十里，是酒泉郡所领九县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县。
  然而，据北魏郦道元所作《水经注》云：合黎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今据图籍与地理实况表明：合黎山在会水县东南，表氏县东北。郦氏仅以会水县之东部障向东南斜出，障在合黎山之西南，因而说“合黎山在会水东北”实误。《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根据郦氏的记载，将会水县标注在高台县的罗城，因而也是错误的。这是由于北魏时，会水县废，充分表明郦道元并未亲历其地，仅据“访读搜渠”旁证博引，志在言水，为中国江河写下了不朽巨著。可惜，后来他被雍州刺史萧宝寅所杀害，对于其未曾亲到之地，不能作详尽的描述和补充，耳闻不如目睹，难免在细节上有所倏漏。
  总之，会水县自西汉元鼎四～六年（前114～前111年）置县，王莽改曰萧武县，东汉仍恢复旧名，魏晋因袭不变。十六国时期，后凉吕光曾于其地置凉宁郡，领贡泽、园池二县。但《魏志》仅留其名，郡县治所均无从考查。东晋隆安四年（400年）西凉李嵩起兵敦煌，酒泉、凉宁二郡，叛北凉而投奔西凉，被沮渠蒙逊所击败。延至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1年）魏将奚眷攻破酒泉，沮渠无讳奔高昌之后，始改酒泉郡为酒泉军，隶属于敦煌镇。至此，会水县遂废，以其地归酒泉军。东、西二古城逐渐冷落荒废，先后共经历五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以后再未置县。
  自北魏废除会水县后，西魏、北周，其地均属酒泉，隋唐属肃州，唐末五代归吐蕃，宋属西夏，元纳入肃州路。明初，以王子庄地置威虏卫，以天仓、毛目地归镇夷千户所。后将威虏卫并入肃州，又将镇夷所并入高台县，属甘州。民国二年（1913年）复又分肃州王子庄地，置金塔县，以金塔寺堡为县城。分高台之毛目、天仓地，置鼎新县，以毛目城为县治。1956年又将鼎新县并入金塔，沿袭至今。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二辑）
  金塔——居延汉简的故乡之一
  赵发礼
  金塔县位居河西走廊中段的北部边缘，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至今，金塔大地上还屹立着汉代的长城、烽隧和城障。这些遗址中出土的汉简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现就境内出土汉简的情况作一粗略介绍。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我国就有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象形文字。当时把这种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用以记事，后来人们把它叫做“甲骨文”。甲骨文也可以说是书籍的雏形。
  春秋末期，王室贵族把文字写在绸子上，这叫做“帛文”，形成的书又叫“帛书”。
  到了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和秦汉时代，人们把文字写在竹片或木片上，叫做竹简或木牍（又叫木简）。就是把竹子或木片加工成同样长度、宽度和厚度的细条，削平表面，上面用毛笔写字。有的把竹简或木牍用麻绳或皮条串编起来，叫做“策”，也可写作“册”，这就是当时正式的书籍。东汉时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才出现了用纸抄写的书。
  秦代的简叫秦简。汉代的简叫汉简。当今，人们把出土于金塔县的大湾、地湾、金关和额济纳旗的破城子这道“居延塞防线”上的汉代简牍叫做“居延汉简”。
  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大湾、地湾、破城子等汉代遗址中发掘出土汉简1万余枚（大湾城1500余枚，地湾城2000余枚，金关850余枚）。纪年简最早的是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最晚的是东汉建武六年（30年）。这在当时轰动了世界，人们把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并称为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
  1972～1976年，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当地驻军等单位联合组成居延考古队，又在这个久负盛名的地方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共获汉简2万余枚（其中大湾城100余枚，金关11577枚）。纪年简最早的是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最晚的是建武八年（32年）。这一成就成了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诸如日本、英国、美国、荷兰等，以及我国的台湾，从事汉简研究的人数空前增多，出版的专著、论文、刊物、消息与日俱增，在国际上兴起“敦煌热”的同时，世界性的“汉简热”正在波及各国学术界。
  居延两次考古共获汉简3万余枚，占全国出土简牍（主要是汉简）4万多枚的80％。其中金塔境内出土汉简16000余枚，分别占全国出土简牍的40％以上、居延简牍的50％以上。这些竹木简牍，既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又是研究我国古代史十分重要的资料，它有着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和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它是人类文明的忠实纪录，反映了汉代西北屯戍的历史，对于研究汉代的军事、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宗教及社会生活状况等，都有着补史、证史和史书不可替代的作用。兹选金关等地出土简文数例，仅供欣赏。文中口表示未能确认的字或上下断缺及行文中因字迹不清未能确定字数者。
  （1）始建国三年五月庚寅朔壬辰，肩水守城尉萌移肩水金关吏所葆名，如牒。书到，出入。【如】律令。
  注释：
  始建国三年：王莽年号，即公元11年。肩水：指肩水都尉府。城尉：官名，即主管城官事务之官职。为都尉属官，位在侯下，但可兼行都尉事。肩水金关：肩水都尉府所辖的关卡。葆：保护。该简所言葆者，指当时生活在居延、肩水地区并受官府保护或质压相保的一种有特殊身份的人。收养这些人的地方叫葆官。可见汉代在边郡屯戍军队中将官吏、勇士等人的父母、妻子或亲戚及乡里之长者做人质，以防其投降敌人。牒：文书。如律令：遵照法令、准则去执行。
  此简系1974年考古调查时从金关遗址中获得，是出入关卡的凭证。当时，出入居延地区必须经过金关查验符传，才能放行。它是公元11年5月，肩水都尉府城尉转给金关的符传。大意是有若干名葆质人员，详见文书。书到后查验无误，准许出入。
  （2）敞，见。卒一人，见。六石具弩一，不正，负四算。转射皆不承长辟，柃柱一，负二算。右新举。
  注释：
  敞：人名，疑为负责人。见：在。指在工作岗位上。六石具弩：射力六石的弓。汉简中有一、二、三、六石四种弩。弩是由多种部件组成而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具弩，配套完整的弩。负四算：算，赀算。汉代纳赋，以算计征，一算一百二十钱。如“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算。”这里用算赋的方式考核吏绩，有功者奖，叫“得算”。有过者罚，叫“负算”。所谓“负七算”，即罚某吏赋钱七算。如负四算，即罚该吏赋钱四算（四百八十钱）。不正：不整齐、不配套。转射：安装在堠、坞墙碟上用来射箭的装置。简文中往往与弩的长臂并提，主要用于弩的发射。不承长辟：辟，臂。指转射都已不能随弩的长臂转动发射。柃柱：柃，木也。即木柱。此处指安装悬索的木桩。棓：同棒，兵器之一。新：人名。举：上报。
  汉代对守御器械登记造册，并把它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内容，定期检查与上报。对官吏的考核与奖罚制度也相当严明。如上简，六石具弩不正，“负四算”，即罚四百八十钱。
  （3）口累举二烽，昼举二烟，夜举二苣火。
  （4）见虏塞外，举亭上烽。夜，一苣，虏走趣下。虏人塞金关以北塞外，亭、燧见虏，口积薪口。
  注释：
  累举：连续不断举发。虏：指匈奴。塞：汉代的塞，今称长城。趣：同促。迅速。苣：用草扎成的火把。积薪：备以点燃的柴堆。
  此二简1974年出土于金关。它是肩水都尉府烽火品约册残文。即有关烽、燧信号的具体规定。
  （5）第四长安亲，正月乙卯初作，尽八月戊戍，积二百（二十）四日，用积卒二万七千一百（四十）三人。率日百（二十）一人，奇卅九人。垦田（四十）一顷（四十）四亩百（二十）四步，率人田卅四亩，奇卅亩百（二十）四步。得谷二千九百一十三石一斗一升，率人得（二十）四石，奇九石。
  注释：
  第四长：第四长官，即负责人。安亲：人名。积：积累，总共。率：平均计算。奇（ji）：零数。
  该简为1972年考古调查时于大湾遗址中采集所得。内容为屯田卒屯垦劳作的总结帐。其大意：正月乙卯开始耕作，至八月戊戍完毕，计224天，共用劳动力27143人（次），平均每天121人（次）多，共垦田41顷44亩24步，平均每人共垦田34亩多。41顷44亩24步土地收谷2913石1斗1升，平均每人可得24石多。
  （6）《劳边使者过境中费》
  该册1974年出土于金关遗址。全册计简9枚，保存完整，并保留了原册编绳2道。简长22.9公分，宽10.9公分。简文如下：
  ·劳边使者过境中费 一．
  梁米八斗 直百六十 二．
  即米三石 直四百五十 三．
  羊二 直五百 四．
  酒二石 直二百八十 五．
  盐豉各一斗 直三十 六．
  酱将薑 直五 七．
  ·往来过费凡 直千四百七十 八．
  ·肩水见吏（二十）七人 率人五十五 九．
  注释：
  劳边使者：劳边就是慰劳边塞驻军。可遣使，也可皇帝亲往。过境中费：中，也。这里指内部费用。直：价值。梁米：是谷的一种，或认为就是粟（谷子），《本草纲目·谷部》：“梁者，良也，谷之良者也。或云种出自梁州，或云梁米性凉，故得梁名”。即米：即，疑为稷之假借。稷，糜子。盐豉：盐，即食盐。豉，用盐和豆配制而成，也叫盐豆或豆豉。薑：同姜。见吏：见，在。指在场的官员。率：大约、大概之意。
  该册据《发掘简报》认为，是地皇三年之物。这是一份食品支出明细帐。简1是标题，简2至简7是食品名称、数量和金额，简8是支出金额合计，简9是在场官员分担数。其大意；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派使者劳边，使者过境肩水金关时，招待费共支1470钱，由在场的肩水金关官员27人分担，每人大约55钱（平均54.4钱）。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三辑）
  金塔县境内的古战场与遮虏障
  刘兴义
  金塔县，自古为酒泉郡北部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北征，匈奴浑邪王降汉后，置会水县，属酒泉郡。今日的金塔县，则是大致承袭了明清时的疆城旧迹，东至合黎山，西至芦草井子和土地庙，南至明代边墙（长城），北至南泉、五道明水、三白滩。正北为山地，包括天仓北山、大红山、黑山、老虎山并芨芨台、梧桐沟以北延伸的纵向山岭，海拔多在1700至1900多米之间。在这片山地中，则蕴含了一片面积较大的古战场，《太平环宇记》曰：“酒泉有故长城，在县北，《汉书》谓之‘遮虏障’”。《肃州志》亦云“在肃北”。唐《元和郡县志》则说：“‘遮虏障’在酒泉北二百四十里，李陵与单于战处。隋朝镇将杨元，巡查边防，曾于其地拾得铜弩牙（即弩机之搬牙）与箭簇。”确证是汉代李陵与单于战斗过的古战场无疑。
  遮虏障，就是汉代所筑的边塞（今俗称汉长城）。在长城沿线，大致每隔四五里便筑有烽隧，每百里左右便筑有一座小城障（汉代一里为三百步，每步六尺，约合今403.2米即126丈，每百里约等于今84华里左右）。由郡都尉或侯官率兵驻守，管辖沿线城障烽燧，监视来犯之敌。酒泉北境的汉长城，即在今金塔县境内，至今虽大部损毁无迹，但据沿线烽燧之分布，东起肩水金关、大湾城一带，向西穿越天仓，过营盘沿金塔三角洲北缘，入玉门境通花海。天仓头墩、沙门子墩……火烧墩、石梯子墩、镇朔墩就是长城内侧的墩台。其与酒泉的距离，最近处由西移镇朔墩计，正南距州城直径一百二十里，弯道一百八十里。再由大庄子乡东北之“古关”计，西南至州城二百里。“古关”在臭水墩东北三十里的尖泉子附近。尖泉子又称碱泉子，或即汉时北部都尉府偃泉障的故址，引泉筑坝以营障，故名“偃泉障”。碱泉为偃泉的转音。解放初期旧地图，尚标记此地为“古关”。东北通居延泽，正北通老虎山、梧桐泉，西北通大红山、芨芨台等处。
  今以《元和志》所载：李陵与单于战处，在酒泉北二百四十里。按唐代里程，每里等于一百八十丈。二百四十里，折合今制为二百八十八市里。今酒泉至尖泉子二百里，古关至老虎山八十多里，共计二百八十余里，可证李陵被匈奴包围处，正是在老虎山北侧的大山谷口。据李陵被胡骑围困于鞮（音低）汗山谷中时，“陵令军吏四百余人各逃性命，明日在遮虏障会齐”等语，可证陵被围之地，距遮虏障尚有很大一段路程，最少也在七八十里左右。据此推算，“李凌与单于战处”，并不在遮虏障附近，而是在远距遮虏障北八十余里老虎山（即鞮汗山）北侧的大山谷中（山口东北三十里有梧桐泉）。
  按李陵练兵酒泉（指酒泉郡），是在西汉太初三年（前101年）后，至天汉二年间（前99年），据《前汉演义》，李陵本以侍中奉武帝派遣，练兵于张掖、酒泉地，以备防御匈奴。天汉二年九月，李陵以骑都尉自请出征，率步卒五千，箭五十万支，由酒泉出居延遮虏障，北行至东浚稽山之阳，屯兵龙勒水上（总计行程千有余里）。未几，匈奴以三万骑围陵，陵据险立营，先施弓箭，而后用短刀，斩杀数千级，匈奴大败，李陵遂收兵南还。不料，匈奴且鞮侯单于复鸠集八万骑追陵，陵率军且战且走，经三四天，大小数百战，斩死虏骑三千名。匈奴依仗兵多，穷追不舍，陵引兵至一大泽中，地多芦苇，匈奴纵火围烧，陵令兵士先烧开一条夹道，以切断大火，慢慢拔兵出泽，率军南行。地多荒滩戈壁，绝无人烟，经行五六日，约四百里，至一山下。李陵以步兵行军，匈奴以骑兵紧追，自然提前赶到山下，陵拼死再战，撕杀于胡杨林木之间，又杀死虏众数千。且发连臂弓射单于，单于急逃，并向左右说，这是汉朝精兵，连战不疲，此时，汉军中适有军侯名叫管敢的，被校尉笞责，竟然投降匈奴，报称“汉兵并无后援，箭也快要射完了”等语，做了汉奸勾当，单于本怕入山中了计，欲退兵。听了管敢的话，乃复选精骑数千，绕到汉军的前面，拦路击射，是时汉军连战连走，沿山又行五十余里，陵正入一山谷中，见胡骑在四山射箭，箭如雨下，陵与部将韩延年驱兵急走，见后面胡骑紧追，只好发箭环射，边射边行，及至鞮汗山，五十万箭射尽，陵知必败，乃检点士卒尚剩三千多人，只有手中短刀可以拼杀，乃奔入鞮汗山谷，堵住前面谷口。此时天色已暮，汉兵多被击死，只好在谷中暂驻，自知不能生还，乃命军士尽斩旌旗及所有珍宝印章，掘埋地中，并命剩下的四百余人，趁夜间各逃性命，约定到遮虏障等候会齐，或者还能归见天子，详报军情。（但据实际地形，鞮汗山（即老虎山）距酒泉郡北部障最少也还有七八十里，须次日晚尚可到达）。陵命每人各带口粮二升，冰一块，借御饥渴，军吏等奉令散去。待到夜半，陵命击鼓突围，竟不闻鼓响，陵上马当先，韩延年在后随着，身边只有十数人，冒死杀出谷口，部兵多四散，各自趁夜摸路南逃，陵行一里多路，又被胡骑追上、环绕数周，层层包围，韩延年血战身死，部兵大半覆没，陵遂被困，下马降匈奴。
  陵既败，奉令逃出者仅四百多人，分散行八十多里，次晚先后到达北部障，障尉入塞报知酒泉郡，备述沿途战况，郡吏闻报，急速飞章奏闻长安。
  《汉史演义》的战况记载，正是根据李陵步卒的实报写成，并非虚构，其间所述山泽地形，无一不与酒泉以北至居延地形相合。由此查核李陵进军与退军路线：正是由酒泉过金塔地带，出北部障到达居延海，由海西侧进驻匈奴腹地。其退还路线，基本上仍循原道而来。
  所谓东浚稽山，《辞海》云：“就是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戈壁阿尔泰山中段”。位当居延海正北160公里，今属蒙古国南戈壁省西境，龙勒水，正在其山之阳。所谓“大泽”，即今居延海。汉军由居延海南行至鞮汗山下约400里，日夜且战且行，每天以80里计，须行5天时间。中间要经过190里的砾石戈壁，再向南进入丘陵地段，经龙泽山、炮台山、月牙山等地至梧桐泉西山下（即鞮汗山之北端）。由此山北端起李陵与单于展开了拼死的大战，战斗沿着山之东麓逐渐南移五十余里，日暮，始进入“鞮汗山”之大谷口，按此地点，约当今之老虎山。其山东麓，有诸多深沟大谷，足可藏兵。李陵最后一战，也正是在老虎山地带（即州二百四十唐里之地）。由老虎山南行，跨过大红山之东端，经张家疙瘩、苗儿山，约行八十余里，可达北部障（碱泉子附近），旧称此处为“古关”。其遗址虽无存，但其位置在臭水墩东北15公里，臭水墩在大庄子乡政府北5公里的丁字路口。《元和志》将遮虏障和“李陵与单于战处”，说成一地，似有差错。
  （本文作者系原酒泉市博物馆副研究员、中国长城学会和甘肃省历史学会会员、《酒泉文史》副主编）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三辑）
  威远卫位置考
  赵法礼
  本人在编修《金塔县志》的过程中，对威远卫的位置进行了考证。为了慎重起见，特请熟悉当地情况的卢万祥、茹生贤和魏生连走访了部分汉族和蒙古族老人，并进行了实地考察。结合文献、口碑和实物资料，反复推断核实，整理此稿，抛砖引玉，希望得到关心地方文史诸同仁更为珍贵的见解。
  明洪武九年至二十八年（1376～1395年）先后在河西设凉州卫、甘州五卫（前、后、左、右、中）、肃州卫、威虏卫、威远卫、安西卫、沙州卫、柳沟卫、靖逆卫和赤金所……。其中威远卫辖区就是今金塔县境内的黑河灌区。
  卫、所，系明代在边远地带或新开发地区驻兵的地点。驻军人数，卫比所多，驻军长官兼理地方行政事宜。后来，只用于地名。正如《重修肃州新志·军政》所云：“按肃州自汉武开疆，文武不分，其酒泉郡太守、长史、都尉，无非掌兵之官……明制卫、所，置都指挥、千户，以司地方；设总兵、参将、游击、守备，以司攻守……大率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二十人为一百户所。每百户所设总旗二人，小旗十人，管理钤束，分番教阅，置屯遣戍……”。延至清雍正二年（1724年）裁撤沿边卫、所，改设府、州、县，结束这一体制。
  旗杆山和威远城《新唐志》：“肃州有酒泉、威远二守捉城。”《肃镇志》：“威远城在卫东北三百八十里，城筑于唐，宋、元因之。
  明初立为（卫）所，后因失误秋表，该部查究，风闻诛徙，人民惧，俱逃西域。今有旗杆山，即当时招抚叛民，立旗七杆。军民竟入回夷远地，今尚有三杆峙立焉。”
  根据《肃镇志》和有关史料记载，唐代建筑，唐、宋、元、明时期作为“守捉城”的威远城，在肃州卫治酒泉城东北380里处，居黑河右岸旗杆山之阳。
  按方位和里程测算，酒泉城东北380里处正好是河西新湖一带，其距离以1974年编绘《酒泉地区地图》一百万分之一比伪尺计：10公里×19=190公里。再以《金塔县行政区划图》五十万分之一比例尺计：5公里×38=190”公里，均与文献380里相符。另据《重修肃州新志·烽堠》：“天仓头墩，城东北三百五十里，为诸墩之首，东去威远地方八十里。”天仓头墩就是今天仓乡沙门子村耕作区以北的马庄遗址，当年的墩基、房舍及耕地遗迹尚在。以实际道路里程计算：酒泉城至金塔城100里，金塔城至天仓200里，天仓至马庄50里，共350里。东去河西新湖附近80里，亦相吻合。两处数据，只有直、曲之差，并无实质之别，证明其方位里程准确无误。
  按位置和地势推断，河西新湖西北约3公里处有一座凹字形高山，群众叫羊腰子山，山中间低洼处覆盖着一层流沙，因而又叫缠腰子山。山北是一片平坦川地，约20公里处是炮台山、龙峰山、虎脊山、青山头西山和东山，并有纵贯东西的北大路（辙迹尚存），此乃元代西北（含今新疆）诸部族往来京城大都（今北京市）的大道，也是明初进犯者或来降者必经的要路。山上岗哨瞭望远方，视野清晰，利于警戒防守，立旗七杆，目标明显，便于来降者辨认。山左山右，又有黑河通道两侧延绵一、二百里的毛目东山和金塔北山隔河相望。这一切，完全符合守捉城必需的地理态势。
  按遗址和史料印证，威远城历时700多年，距今1300多年，城址虽然无存，旗杆山足以为证，山南5公里处有昔日耕种过的田地和水渠遗迹。民国时期，这里还有断石磙、破石磨和碎瓦片。河西新湖内外，即原黑河两岸，以往也同样有耕地遗迹（河西新湖是1958年后围筑的水库），这就是威远人留下的历史见证。威远城依山傍水，郊有居民、农田和水渠，顺乎情理。
  综合上述种种，当今河西新湖内外及航天城为中心的老树窝一带，就是威远地方，羊腰子山就是旗杆山，威远城就在山的南坡脚下。
  威远卫 卫指挥使司驻威远城，主力部队扎营狼心山和青山头，主要防守大红山、炮台山至青山头一线，屯垦战守，兼理地方，下属四个防御千户所。
  威远所 千户所署在威远城，防守和治理范围是威远地方。
  天仓所《重修肃州新志·烽堠》：“夜摸墩在天仓、永宁西南，离城三百四十里，接天仓墩烽火。明初自为一所，属威远卫，后废为墩”。夜摸墩就是天仓乡沙门子村五社西北2里处山顶上的唐王墩，也叫沙门子墩，位于天仓头墩和永宁墩西南10里，南距酒泉城340里，明初，千户所署置于此。其重点防线是天仓北山，治理范围乃今天仓乡辖区。
  平朔所 “平朔城，镇夷城北二百二十里，周围二里，门外有教军场。相传以为毛目、平朔，元时守御，明初为二所，属威远卫”（出处同上）。平朔城就是双城，位于双城乡双城村，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筑，元代驻军守御，明初自为一所，属威远卫，千户所署置城内，主要防线是毛目东山北段，治理范围是今双城乡辖区。
  毛目所 “毛目城，镇夷城北一百六十里，周围二里，故址尚存，未详何代所筑，亦近威远者也，恐属威远。”（出处同上）。毛目城位于鼎新镇友好村一社（旧地名来字号），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筑，至1949年，残墙高7～8米，厚3～4米，周围2里，开东、西二门，内有关帝庙，后辟为农田。明初自为一所，属威远卫，千户所属在城内，主要防线是毛目东山南段，治理范围是今鼎新镇和芨芨乡的双树村、芨芨村和五爱村。
  威远卫，治所威远城，下辖威远、天仓、平朔、毛目四所，其境域东至毛目东山，西至金塔北山和夹墩湾，南至镇夷，北至青山头，当时的主要防御对象是鞑靼人。天仓乡营盘村芮公营就是当年游击将军芮钊“专司攻守”的驻军营地。永乐年间（1403～1424年），威远地方“因失误秋表，该部查究，风闻诛徙”。军民全逃往今新疆境内，遂裁撤威远卫，并入镇夷千户所。清雍正三年（1725年），裁高台所和镇夷所，合置高台县。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高台分县，置毛目城屯田县丞。民国二年（1913年），析置毛目县。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日，改毛目县为鼎新县。1956年3月9日撤销鼎新县建制，合并为金塔县。今金塔县黑河灌区四乡镇就是明朝初期的威远卫辖区。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三辑）
  甘肃金塔县概况
  周志拯
  县治沿革及地势
  县治沿革
  本县（指金塔县、鼎新县合并前的金塔县—编者注）地居长城北，秦汉时为胡番杂处地，为汉将征西古道；由肃州经本县，再西北行，可至新疆镇西县，计千六百余里，此汉将出酒泉伐藩（封建王朝分封的属地或属国）类之道也。北凉为沮渠蒙逊之王子牧犍住庄，故名王子庄，后改为威虏城①。元太祖伐西夏，取黑水城后，更名威虏堡。明初置威虏卫，永乐三年裁威虏卫，归并酒泉。万历二十三年始设官治理，改筋塔寺，名曰金塔寺。清雍正七年，设王子庄州同于威虏堡，镇哈密番回。乾隆时番回归哈密，乃于二十七年，移州同驻金塔堡，民国二年（1913年）改为金塔县。
  疆域地势及行政区划
  本县县城在县之东南，距酒泉城东北九十里，在塞外夹山长城北。东至黑河走高台，南接酒泉望祁连山，西连玉门出嘉峪关，北通蒙境额济纳。地势为斜形，东平坦而西高耸。东北西南及西北诸地多沙漠，南临火石山及佳石山，北依天仓北山，东据黑河，中贯白河，古称为塞北险要地也。全县现划为二区，第一区区公所设县城内，管辖七乡，即旧金塔寺堡、户西及天仓墩诸地。第二区区公所设大有乡，管辖三乡，即王子庄旧址。
  户口面积及耕地亩数
  本县户口，在明末清初时，招户开垦，迁自晋、陕及镇番、高台等处。民国十八年（1929年）调查，有三千六百零九户，男女有二万七千零四十三口。近十年来，荒旱频仍，流沙南迁，兼以政繁赋重，民不堪命，逃往安、敦、玉、新疆哈密等处谋生者计有百分之三。据此次户口总调查报告：第一区七乡有一千七百三十六户，男六千零五十五口，女五千零六口；第二区三乡有一千七百四十八户，男五千六百八十八口，女四千九百四十余口；总计两区共有三千四百八十四户，二万一千六百八十九口，平均每户六口。全县面积约计四万三千二百方里，但地多沙滩，无巨川大河，气候至为干燥，山水不敷浇灌；耕地原有六万二千余亩，因连年迭遭旱灾，农民逃亡，地多荒芜，加以蒙沙南迁，村庄被其压倒者有十一处之多；现据最近调查估计，共有耕地六百顷弱，约计五万八千七百亩，每人平均可得耕地三亩零，但荒地尚有三千余亩。
  土壤气候及交通概况
  本县土壤，系黄土，既浅且含有沙碛，如金东西各乡，黄土仅深二三尺，不易期望丰收。王子庄土壤较金东西各乡为略深，然土多带碱卤。金塔地连蒙沙，在甘肃西北部，为大陆气候，寒暑俱剧，冬季严寒，冰雪满地，夏日炎热，蒸人难堪，夜深时反转凉。境内无山川阻梗，平野千里，头头是道，南走酒泉，北通内外蒙古，东出高台县，西连玉门县，东北由营盘过黑河而通鼎新县。城南二十五里有石门槛，以人工凿成山路，仅容一车行，宽约八九步，为通酒泉要道。小口子有山路十五里，为通酒泉大道，崎岖不平，行旅苦之。城东北三百二十里之沙门子，沿黑河西岸北行，为通额济纳孔道。煤窑距城二百一十里，西北行为通外蒙及新疆大道。本县以驼运为交通利器，秋后冬春二季，运往货物至包、绥、蒙古及新疆等处，均依赖骆驼。农民往来或耕作均用牛车及小驴，骡马车甚少。县城有邮政代办所一处，每月逢一四七日来，逢二五八日往，为定期。电报局无。
  县政概况
  地方法团各机关现状
  除县政府外，另设有县政会议，以县长、科长、局长及区长组织之，为议事机关。县参议会于本年（二十三年）七月十日选举，二十日成立，为民意机关。又有中国国民党金塔县党务整理委员会办事处，内设委员一人，书记一人，为党务机关。法团有县农务会，内设正副干事长各一人；县商务会，内设主席及常委各一人；县管理公款公产委员会，系选任委员五人，委员长一人。
  正附粮赋税捐征收之机关及收支方法
  1、田赋：全县田地共计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余亩，征粮一千三百零三石七斗二升八合，每石附收耗粮一斗五升，盈余粮二斗五升，百五经费粮五升，芦草二万九千一百五十余束，每束二分四厘，合洋五百九十四元六角九分八厘。
  2、杂捐：全年按粮摊派农会经费洋一百四十元，保卫团经费洋二千四百元，农场及苗圃经费洋二百元，区公所经费洋一千零八十元，法院经费洋九百六十元，第四师校经费洋一百三十元，又驻军粮料柴草等支应费约一万余元（此款随时摊派，确数不定）。其他零星杂款，系临时需要摊收，每年约计千元。
  3、烟亩罚款：二十二年原额三万九千元，超拨一万一千余元。本年额定四万元。
  4、驼捐：全县原额比较少，壮驼一千只，幼驼一百只，壮驼每只纳捐洋二元二角，合计二千二百元，幼驼每只纳一元一角，合计一百一十元。
  5、畜屠税：查本县畜税屠宰税，全年二千二百元，牲畜税率向系八分。屠宰税定章宰牛一头收税一元，宰猪一口收税三角，宰羊一只收税一角。历来包商任意增加浮收，税率增至十分以上。每羊一只收税二角五分，甚至有加收五角者，猪一口收税五角，甚至加收一元五角。惟目前此项税收归并特税局兼办，一扫积弊。
  6、印花税：每月比额九十元，全年一千零八十元。因商业不振，无法推销，除县府认销二十元、商会三十元外，余均农户认销。
  7、烟酒印花税：烟酒全年比额二百四十元，因地面狭小，每月收数无定；印花比额无定，视货物之多寡，照章贴用。
  8、特税局：全年比额一万二千余元，每月比额一千二百余元，因地方偏僻，来货无几，收数自来淡泊，不及比额半数。
  9、禁烟善后局：全年比额一万七千余元，近数年来因有特殊情形，每年收数仅数千元而已，比额不及百分之四十；营业税每月仅收二三十元之谱，营业者约十余家，均依照六七等纳税云。
  以上正杂附亩各款及一切支应，每年共计洋八万五千七百余元，现金塔人口有二万一千多人，每人平均负担四元零，农村经费破产，农民生活困难，其症结即在于此。但查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与二十二年（1933年），平均每斗粮摊收至十五六元，其数总在十三四万元以上。以上所列八万元，是本年度估计数也。
  保卫团常备队之编制训练及经费
  本县在肃州之东北仅九十里，不当孔道，无军队驻扎。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奉令设立县保卫团，委任正副团总，招练团丁六十名；十八年（1929年）淘汰老弱者，留壮丁三十名；十九年（1930年）又减少十二名，二十年（1931年）仅留用十名；二十二年（1933年）奉三十六师师部令，招足百名，后带领入伍；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公安局奉令裁撤，城乡治安，全赖保卫团维持，再增加至三十名；二十三年（1934年）二月，奉民政厅令，改设县保卫团常备队，编练一中队，计三分队，团丁百零八人，旋又奉令撤销，后因维持县城治安，挑留壮丁三十五名，依照常备队编制，分为三班，每班十名，设班长一名，编成一中分队。此外有政警二十二名，经费月定二百元，就地摊收。
  区公所之组织与经费及乡闾二级之编制
  本县分为二区，设立区公所。一区区长李生华，二区区长李经年，均系甘肃区长训练所毕业学员。区长以下，设助理员一人、书记一人、区丁二人。区公所经费每区月支四十五元，每年共支洋一千零八十元，由各区按粮摊收。区设调解委员会各一，区以下编制，遵照民政厅令乡闾二级制。全县划分为十乡，设正副乡长二人，组织乡公所，均为义务制；乡以下设闾，以二十五户左右为一闾，设闾长一人及闾民会。此外各乡设监察委员会、调解委员会；全县组织教育委员会，以各乡教育委员组织之；水利委员会，以各乡水利委员组织之；森林委员会，以各乡森林委员组织之，为推进地方自治事业之专门委员会。
  救济及卫生行政
  本县无救济机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始筹拨公款二千元，为救济院基金，临时向各绅民捐助糜麦及布匹等，设立临时孤儿院，旋废，基金被前任县长借垫军费，现已如数交出，归款产委员会保管，预定本年冬季办孤儿所及借贷所。但此二千元基金终觉不敷，并拟另筹，以资维持。
  本邑地处偏僻，民智浅陋，不知卫生为何物，县府办理卫生行政，无法着手。城乡仅有中医生七八人，半属庸愚无识，有中医铺十余处，药材品质粗劣。县府困于经费人才，只能求力之所及，而着手于城厢之清洁耳。
  仓储及办理情形
  本县原有公仓两处，一在城东门外，为东仓，一在王子庄，为西仓。同治变乱，二仓合并为一仓，移入城内，设秋收冬藏四廒。社仓昔时各坝均有，因办理不善，均被侵蚀。民国十四五年（1925、1926年），天旱岁饥，各仓储粮尽数散放救济，无法归收，以致废弛。民国十五年（1926年），裴建准捐施粮百石，设义仓，粮存南廒。二十二年（1933年）供给军粮百石，现仅存五六十石。现查东大坝社仓，尚有三十四石糜麦之储藏，预定秋收后，即行照章整理。
  教育概况
  本县教育局，专办教育行政，并兼管全县教育基金，房产、地产及银洋共计七千余元，其息金年得九百元，专作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及教育局经费，其它各小学经费及各乡学田，均归各乡村自行管理。现在城区有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一所，女子小学一所；各区有第一区立完全小学校一所，第二区立完全小学校一所；各乡初级小学四十七所，私塾三所，民众学校二所；公共运动场一处，民众教育馆一所，民众阅报室二所，通俗讲演所一处，公共图书馆一所，中山俱乐部一所。现正力行推广义务教育，并扩充民众教育，以期全县文盲之减少。
  司法概况
  本县为三等县，兼理司法，县长兼检察官，高法院委承审员一人，监狱员一人，以资办理司法事宜。关于一切民刑诉讼，自本年度起，均遵照司法院部定法规及程序并甘肃高等法院所颁各令处理。民刑状纸亦由高等法院价领依法转售。本县民情尚称诚朴，诉讼不多，遇有控案均是为农田水利、债务纠葛。自二十三年（1934年）元月起至六月止，关于民刑诉讼案件，仅有一百余起。监狱及看守所破陋不堪，现经县府向地方筹捐三百金，从事修造，九月可告落成。
  农村经济概况
  农业及农民生活情形
  1、土地问题及粮赋税捐情形：本县地当塞外，间于沙漠中，古为胡番杂处地。明嘉靖时按户给地，安插番族②，后又叛乱，遣众流散新疆哈密等处，其地遂荒。清康熙、雍正年间，招户开垦，由山西、陕西及本省民勤、高台等处汉民，陆续迁来，达三千户，斯时始将耕地升科纳粮给草，但升科时间与章则不同，以致公私经界不分，粮税轻重不均，如王子庄斗地斗粮，或二三升至五六升，金东西斗地仅一二合粮。年来沙旱成灾，逃往绝户，所有荒粮，均归邻近户民负担，是所谓赔粮。总之，土地尚未整理，农民负担极不平均，土地经界不明，农民争讼不休，斗地斗粮，斗地合粮，有地无粮，有粮无地，土地亟宜整理者，即在于此。其它关于烟罚金年出四五万元，及驻军粮供给与临时一切支应，均按粮额摊收，农民负担过重。据二十二年（1933年）度调查，各村负担，除正附粮草及地方应摊零星款项外，就亩款及驻军支应，每斗粮平均摊收十三元六角或十六元，或二十三元，甚至三十二元不等，实属骇人听闻。
  2、农产种类及收获情形：本县土地尚称肥沃，农产物之种类甚多。
  谷类：如小麦、糜谷、荞麦、胡麻、青稞、连皮、高梁。
  菽类：如豌豆、黄豆、绿豆、扁豆、大豆、小麻、小靛、芝麻。
  瓜菜类：白菜、芹菜、韭菜、葱、蒜、萝卜、蔓菁、笋子、菠菜、茄、辣、芫荽、甜菜、番瓜、黄瓜、西瓜、冬瓜、甜瓜、梨瓜、山药。
  其他：鸦片烟、旱烟、棉花、梨、桃、杏、果、枣、核桃。其中以糜、麦、棉花、鸦片为出产大宗。如雨水充足，秋收每亩可得九成至十成之谱；如天旱不雨，祁连山水不发，收获仅三四成至五成不等。
  3、亩之标准及生产量与负担量：本县耕地面积，习俗以斗石计算，人民无亩数观念。然一亩地以播种小麦一斗为标准。惟金东金西两乡，亩数较小，每亩地播种小麦八升至九升，其余各乡亩数较大，每亩地播种小麦一斗至斗三升不等。至于生产量，遇雨水充足，不起风雹，每亩春种小麦一斗，秋收可得一石至一石六七斗有余，或种棉花一亩，秋收五六十斤，或种鸦片烟一亩，秋收八九十两。如天旱多风，每亩收麦四五斗，棉花一二十斤，鸦片烟二三十两。至于负担量，每地除人工肥料种子外，近十年来于应纳地丁正粮草束外，又加每年烟罚金定额四万元，驻军支应一万元，其它各款七千元，均按粮亩摊收，平均每斗粮应纳正杂与摊收约计七元，每亩应摊一元五角左右。通盘计算，亩款与杂款之摊收较正粮增加六倍半，农民负担可谓重矣。
  4、各区地价之差别：第一区金东金西两乡，上地每亩地价三十元至四十元，下地每亩地价十五元至二十元，其余各乡及第二区各乡，上地每亩地价七元至八元，下地每亩地价四元至五元不等。地价高低，纯以浇水多少及粮价涨落与纳粮摊款多少为标准。
  5、地主与佃农之关系：佃农租种地主之地，视地之肥瘦为出租之多寡。普通每年每亩地出租麦二斗至三斗不等，粮草归佃户承纳，其它一切款项，由地主承纳，与佃户无涉。至于租种年限，临时议定。
  6、农民生活概况：本县地处边塞，农民生活尚属简陋，衣则多用自织土布或毛褐，小康之家间用洋布及绸缎。食以麦黍为主，自耕而食者多，如年岁丰收，一年之粮，可供二年之食。饮水以自凿井水为多，住则大半是茅舍土屋。小康之宅多为四合房屋，高墙灰壁，尚为整齐，然砖瓦阙如。屋外率多置果园，围以树木，饶庭园风味。
  迨近十年来，连遭亢旱，蒙沙南迁，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以致民不聊生。至客岁禾麦较前稍丰，但斗价低落，反致谷贱伤农。款项重，麦价低，虽粜尽一家之粮，而不足抵纳全年所出之款。兼之今岁两月未下点雨，祁连山水迄今不发，禾苗为之枯槁，民心惶恐万状，如秋收无望，负担过重，人民生计，不堪设想。
  工商业及林牧状况
  1、工业：本县地近沙漠，交通不便，无机器工业之可言。小手工业有木匠、泥水匠及铁匠，所造各种日常用品及农具，只能售之于本地，并无精工器具及华丽建筑物。至于家庭工业，男女自织粗布及毛褐，并裁缝衣服及自制鞋袜等物。
  2、商业：一因交通阻梗，二因人烟并不稠密，需货种类并不繁多，农村交易均以粮换货，以有易无。城区商号虽有二十余家，资本不过五六百元至三四千元。洋广货物，均由驼运，来自包绥，或来自肃州，但价格极贵。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以前，外蒙未被俄人占据，金塔商人及农民，以自养之骆驼，将本地出产之糜麦及土货，运往外蒙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等处销售，转易牛羊皮毛及药材等物，运回金邑变卖，利益甚大，以此致富者有十余家。今则外蒙被据，汉蒙交通断绝，商民不能以土货米粮易蒙古之牲畜，社会经济大受损失。
  3、森林：本县地多沙漠，荒旱频仍，救济之道，惟有造林。但浇水不足，栽树难活，金东西各乡，树木颇多，均系杨柳木及果树。王子庄较少，经官厅提倡，人民亦知造林为要。各村庄及农民住宅，均能多植树木，确数尚未调查，总之比他县为多。本年大事造林，预定十万株，一二两区现栽八万二千余株，预计能活六七万株以上。全县燃料，皆赖树枝作薪，因境内少产煤炭故也。
  4、畜牧：本县地多沙滩，南北两山不生一草，金东金西及王子庄均耕地，并无水草场可牧牛羊，故畜牧业不发达。惟养骆驼者颇多，全县本有二千余只，因近年军队拉差，外蒙不通，新乱路阻，包绥不走货，驼业大衰，驼只骤减，天夹营各驼户无不叫苦连天，人民财富损失不赀。
  民间疾苦
  民穷财尽 本县近十年来，天灾人祸，相继而来，农村经济已濒绝境，加以应纳粮草及杂派款项年出七八万元，现金之输出如此之多。但农产物之收入，变卖银洋，不及四五万元，入不敷出，金融为之枯竭，以故举高利债，预支烟土及糜麦，卖儿鬻女，以纳公款者，时有所闻。为区乡闾长者，终日忙于催款收粮，无暇顾及政令，人民迫于生活困难，何力计及其他？且人民私经济如此之困难，则地方公经济自无所出。设一农村小学，咸感觉经费之无着，公差日日催科，百姓时时办款，救死犹恐不暇，何能读书识字？即勉强办一民众学校，其如学生之不来就学何？其可怜一至于斯。
  旱魃流沙之灾害 本县地当蒙古之南，沙碛遍野，水泉缺乏，空气异常干燥，雨量极为稀少，全县之六百顷农田，全赖酒泉祁连山之雪水浇灌。但人民因县界关系，酒人之视金人，如秦人视越人肥瘠，漠不相关。当春夏需水之时，酒人关闭临水河口，则金地亢旱成灾；至秋冬休暇间，河涨水溢，则酒人放水下流，金邑沿河居民，时受水患。如今岁四五六三个月，天久不雨，祁连山雪水不洪发，则金邑干旱异常，禾苗枯槁，民心惶恐，叫苦连天，此邑无山泉水源，人民最感受痛苦也。且最近二十年来，黑风时作，蒙沙南迁，为害最深。三日两风，一风数日，朔风一起，沙高数尺，如一区之木厂口（今大庄子乡头墩村）、二截、上下八分（今大庄子乡上八分村、新八村），二区之旧寺墩、东头、二、三、四、五分，以至西移、西红等处，均被流沙侵没，村庄乃成沙垄，良田变为碛丘，人民颠沛流离，亦云惨矣！
  摊收烟亩罚金及正杂各款之繁重本县种烟亩数不多，但年出罚金四万元。且近数年来因省库空虚，军费无着，时有超拨。例如，去年额定三万九千元，拨付至五万元，今年额定四万元，上半年农民烟土未收，政府则拨付及筹解已三万元以上，当此青黄不接之时，月缴款洋，委实无法应付。加以驻军粮草支应，及地方应摊一切杂款，又达五六千元之谱，均由各乡按粮摊收，农民负担每年总计在七八万元左右，但应纳正粮草折，每年仅八千五百元。而烟亩罚金与正杂各款摊至六七万元，此项摊款，比正粮增加六倍半强。人民处于重敛之下，苟残过活！
  高利贷之盘利本县尚无金融救济机关，但农民每年负担公款至七八万元之巨，全赖农产物品之抵当变卖。但在二、三、四三个月，正在开始耕作，播种施肥，正需要资本。五、六两个月，适值青黄不接，衣食维艰，农民素无余款贮蓄，政府催迫极紧，农民无法，以五分利至二十分利借债，或以五六两烟土支洋一元，以纳公款。地方无公共金融机关为之挹注，政府禁止也无效，且一面派人向农民迫款，一面派人禁止高利借贷，事实上亦办不通。故苛敛繁征之一日不减轻，则高利盘剥一日不能解除也。
  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于金塔
  此文为周任金塔县县长时所写，曾刊于《开发西北》第四期。
  ①、民国时期，人们误认为威虏城就是王子庄。其实，王子庄的位置就是今中东中学校址。原为北凉沮渠蒙逊王子牧犍住庄，故名王子庄。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修葺后改称威鲁堡（鲁，专指吐鲁番）。清雍正七年（1729年）再次修复后仍叫威鲁堡，设王子庄州同署，驻州同一员。威虏城（虏，泛指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位于今古城乡移庆村，元代建筑。明初在本境设置威虏卫，卫指挥使司驻威虏城，永乐三年废威虏卫，并入肃州卫，此城空墟，后称威虏破城。（详见＜金塔文史·人文地志＞专辑126—128页）。
  ②、番族，指当时的吐鲁番部族，主要安插在今中东镇、古城乡和西坝乡的一些地方。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原鼎新县“五屯三科”的由来
  张永安
  原鼎新（始名毛目），是甘肃省的一个偏远小县。清雍正三年（1725年）裁撤高台所和包括镇夷、毛目在内的镇夷千户所，合置高台县。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高台县毛目城屯田县丞，民国2年（1913年）析置毛目县，民国18年（1929年）改毛目县为鼎新县。1956年3月9日，国务院批准金塔、鼎新两县合并为金塔县。
  鼎新县东临合黎山之险，西依弱水（黑河）之要，南邻镇夷重镇，北靠青山头要塞。汉、唐、明、清及民国时期均为军事要地。以黑河流水为依托，沿岸烽燧林立，处处设防。历代官府都在这里安营扎寨，屯垦战守。如果没有屯军的开发，焉有鼎新之设置。清顺治二年（1645年）出师西征，逐步向河西扩展，为防御外来势力侵扰，加强了黑河一线这个战略要地，以“水草丰茂、地旷人稀”的自然条件，顺治五年（1648年）继承汉代屯军之制，设立了屯军四个营的建制，军士千余人常年驻守，每人配发军马一匹，以供战备之用。各营营官兼管地方，康熙年间改营官为屯长。
  清朝历代采取的政策是：一、边地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依靠地力尽可能的实现军队口粮自给，减轻从陕西运粮的压力；二、屯军垦田所需耕牛、农具、种子等费用均由国库承担，并大力发展养马、牛、羊和骆驼，尤其把养马作为重中之重；三、推行依土质地力不同的低税政策，凡“膏腴”之田每亩交纳税粮三斗六升，“瘠薄”之地酌情减征，并号召商民百姓开垦荒地，三年后只征收十分之一二的低税，沙碱地任其开垦，免予征税；四、不论官兵百姓，凡垦荒耕种者即为他的私有田产，不征税，屯军中有家属者可以随军，没有者待有家属时随即带来；五、开渠架桥，尽力创造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从康熙起，先后开挖大小渠道多条，并在有的水渠上架设木桥。随着形势变化，兴废无常。由于“征科从减，人情乐趋”，大大激发了人们从事屯垦的积极性，“百姓吃苦耐劳，军士骁勇善战”，使黑河一线的防御能力得到加强，农牧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规模。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原任山东布政使孙兰芬负责毛目屯务，抓军政的同时，在旧屯田渠道的基础上重新开挖大、小常丰渠（民国初期合并后改称大坝渠），将开垦的地段按渠系划编为天、地（天号村）、元、黄（上元村）、宇、宙（西湾村）、洪（洪号村）、昌、日、月（新西村）、盈、昃、辰（进化村）、宿、列、张（新民村）、寒、来（友好村）、暑（永胜村）、往（永联村）、秋、收（头分村）、冬、藏（东明、五分村）二十四号，每号有耕地五、六、七百亩不等。同年，张掖县丞倪长庚、州判任邦怀负责，在双树墩荒芜地界开挖双树墩渠，内分大（大茨湾）、有（腰湾山，有的谐音）、年（双树村三至十组）三号，每号各约耕地520亩，均为屯田。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高台县毛目城屯田县丞设置后，毛、双二屯仍由四个屯长分管。乾隆初，屯军遣散，改屯长为乡约，并先后增开芨芨墩渠、万年渠和双城子渠。乾隆四十年（1775年），双树墩大、有、年三号设乡约1人，毛目二十四号分设乡约4人，屯田地乡约共5人，总称“五屯”。此外，由百姓商民开发的芨芨墩渠（芨芨村）、万年渠（和平村、西岔村、东胜村、东光村）、双城子渠（双城村、茨岗村、东岔村）为科田（又叫私田）。三条渠系各设乡约1人，谓之“三科”。即所谓“平分五屯，额正三科”，简称“五屯三科”。另外，各渠设水利农官（后称大差或水利员）1人。其中大常丰渠，按清政府规定，每年从省库拨给渠工白银72两。此案一直延至民国30年（1941年）终止。
  屯田与科田在水的浇灌上还有区分。凡从张掖、高台每年芒种前十天均来的水先浇灌屯田，尤其首先满足双树墩渠，有了余剩才能浇灌科田，若有丰富余水，方才将余水卖给时属原金塔县的夹墩湾、营盘和天仓。此项水管制度，延续了二百多年，直至解放后才废除均水先灌屯田的案例，建立了新的公道有序的轮灌制度。
  （本文作者系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干部）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水库碑文
  编者按：金塔鸳鸯池水库自建库至今，共树二碑。为了给热爱水利事业的读者提供对水库研究和碑文阅读的方便，特将前后两篇碑文一并刊登，以饱眼福。
  甘肃肃丰渠鸳鸯池蓄水库铭
  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合肥郭寄峤撰文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授天水冯国瑞书丹
  酒泉金塔二县，北屏嘉峪关，南峙祁连山，故汉酒泉郡地，衍为平原，垦畴弥望，以雨泽稀少，频洊灾旱，顾山雪融注，佩带成溪，其著称者曰：讨赖、清水、临水，三河滋泽二县境，皆祁连雪水，鸳鸯池旧地名也。惜未尽沟洫之力，溢多用寡，争灌聚讼，由来久矣。民国二十七年，甘肃省政府始勘测地形，拟於洪水口及鸳鸯池间，筑蓄水库，泯患兴利，复勘决行。三十年八月委托甘肃水利林牧公司董其役，至三十二年六月兴工，迄三十六年五月告成，历时四载，国内土坝工程之巨，尚无出其右者，其可记者有五端：一曰土坝，长凡二一六公尺，顶宽五公尺，底宽一八九．三〇公尺，高三〇．二六公尺，挖沙三一九，三七七．七〇公方。清基三一，七六一．二六公方。填土二九六，八〇〇．〇〇公方。圬工三五．九一公方。木板桥一八二．五〇平方公尺。二曰导水墙，分上下焉，上者长八四．〇〇公尺。高九．〇〇公尺。下者长七九．二〇公尺，高四．〇〇公尺。共圬工八，七〇五．九八公方。三曰溢洪道，宽凡一〇〇．〇〇公尺，长一八二．五四公尺，挖土三三，二九六．五〇公方。挖石五九，五五三．八〇公方。滚水坝，高二〇〇公尺，长三八．〇〇公尺，挖土一三五．八八公方，挖石五六五．二七公方，圬工二七二．五四公方。四曰给水涵洞，长凡一六四．〇〇公尺，明槽长七六．〇〇公尺，宽三．〇〇公尺，涵洞高二．五〇公尺，顶成方形，共挖土五〇五．八五公方，石四，四六八．二二公方，护砌圬工三七五．四四公方。五曰进水闸及管制室，闸门两铁门，宽一．七六公尺，高二．六〇公尺，重三吨，两闸门间，为浆砌料石闸墩。高五．五〇公尺，宽一．〇〇公尺，长七．七公尺。料石二八．六六公方，钢筋混凝土八三．二〇公方，室作圆形，污工三一．六五公方，内装启闭机关一座，亦铸铁制成，两县民工四十三万，共人工计八十六万有余，民工资六亿三千八百万元，共工资计十六亿元。於是两县之田，得灌溉者，凡七万余亩，盖蓄水量为一千二百万立方公尺，命之曰肃丰宜矣，是年七月十五日，落成放水，万众欣欣，寄峤观成盛典。而建议中枢，及设计经营此伟大工程者，则前甘肃省政府主席武进朱公绍良，及安顺谷公正伦也。始终勤恪斯役，历百艰弗懈者，则工程师原君素欣也。爰范金铸词，以昭万祀。铭曰：
  河西天富宜耕农。祁连绵亘伟且雄。
  细流奔注雪水融。森漾畦畴悚溃洪。
  鸳鸯旧池涵碧空。酒泉金塔清波通。
  凿辟水库大乃容。胼胝克竟四年功。
  漠漠水田望无穷。渠名肇锡以肃丰。
  卓哉懋绩记考工。河山永固此泽同。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
  （按：铭词并序系铜质刊铸，高二尺，宽三尺五寸，四十三行，行三十二字，冯国瑞氏书熹平石经隶书体，亦陇右金石之一新制也。）
  选自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大公报》宁人。
  鸳鸯池水库铭
  金酒原一家，佳山为脊，池水汇三河，鸳鸯游栖。西北本干旱，金塔素缺水，冬天水白流，夏季贵如油，上游截，下游争，纠纷时起，械斗不断，因水起祸端，兄弟成路人，企化干戈为玉帛，先贤宵衣而旰食。一七二六年开通峡谷，一九四七年建成水库，储水千皕万方，首开蓄灌先河。毛凤仪有凿山引水之绩，赵积寿有跪表请命之功，原素欣有躬亲督建之能。王子庄居民未忘。新中国伊始举国欢庆歌盛世，彭德怀西进取道莅临察民情。金塔人民铭记。
  物换星移，光阴荏苒。一代代人为它流血汗，一双双手熬磨出老茧。全县干群同心戮力，社会各界解囊相助。始建半个世纪，历经五次加固，蓄水量十倍于初建，总库容达一点一亿；发电站扩建运营，年供电千皕万度，为使水能再利用，保障电站畅运行，下游先后兴建解放村、板滩两库调节之。千禧告竣，工程永固。
  山涧如镜，泛起轻舟出峡谷；溪流涓涓，淌过龙口润沃土。溢流堰飞瀑流云，恰似银河落九天；发电站机声震耳，喜把光明送万户。皑皑雪峰流玉韵，哺育王子庄灵秀；清清碧潭聚琼液，滋润二万顷良田。金塔受祁连雪之惠，库区有天然俏之形。谷中郁郁葱葱，桃李挂满枝头；水中波光粼粼，银鱼剔透玲珑。人皆云：水是生命之源泉，电乃科学之根基，库系群英之造物，景为人文之荟萃。今日之鸳鸯池己是集蓄水、灌溉、防洪、发电、旅游于一体的大型枢纽工程，它倾注了诸多水利专家、仁人志士、政界要员、热血民众、县外赤子的智慧和心血。“金饭碗”系金塔人民对鸳鸯池水库群之雅称，“生命库”乃社会各界对“母子湖”的厚爱。正是：宝库驻绿波千家受益，清流转电能万户沾恩。池谷开凿数百年，金塔年年出英贤，拙笔难书丰功业，敬留来者续新篇。
  金塔县人民政府
  2000年9月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雍正年间王子庄的田赋征收及屯田条例
  郑志虎
  田赋是指征于土地的税收，是清朝时期最重要的一种税收。清朝前期，田赋以征银为主，也征收一定的米、麦、豆、草等实物。清雍正年间，王子庄（指金塔县、鼎新县合并前的金塔县）隶属肃州，驻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分州同一员。“种地纳粮、养马当差”，是当地农民熟知的口头禅。当时的王子庄，地处肃州城北部边缘，交通不便，人口不多，生产发展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主要靠讨赖河水休养生息，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田赋征收却不少。
  据有关资料载，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肃州地方征收粮草的有五十三坝，其中有六坝属于王子庄。这六坝是金塔坝（金塔寺东、西坝）、户口坝、三塘坝、梧桐坝（还在开垦阶段）、王子庄东坝、王子庄西坝。
  一、王子庄六坝田赋具体征收的情况及数量
  金塔寺东、西坝（现金塔镇），各征收屯粮①、科粮②不等。共征收本色正粮三百一十石③一斗三升，大草④二千四百六十二束。
  户口坝（现三合乡古墩子、大柳林、永光村，东坝镇新地、小河口村，大庄子三墩村等地），各征收屯粮、科粮不等，共征收本色正粮一百七十石八斗，大草六百四十六束。
  ①屯粮：就是军粮。
  ②科粮：相当于农业税。
  ③石、斗、升、合、勺、抄：清时的计量单位。1石＝10斗，1斗＝10升，1升＝10合，1合＝10勺，1勺＝10抄。
  ④大草：用三道要子捆的草叫大草，具体有多大、多少斤？现代人没见过，不得而知。
  梧桐坝（现大庄子乡双桥、大庄子、上八分、新八分、新民沟、牛头湾村；东坝镇大坝、大厨房村；中东镇梧上村等地），各征收屯粮、科粮不等，共征本色正粮一十六石九斗五升，大草一百零一束。
  三塘坝（现东坝镇三下、下黑树窝村等地），各征收屯粮、科粮不等，共征收本色正粮二十二石，大草一百三十二束。
  王子庄西坝（现西坝乡），各征收屯粮、科粮不等，共征收本色正粮一百二十八石一斗八升，大草七百六十九束。
  王子庄东坝（现中东镇的大部分村和古城乡头分村等地），各征收屯粮、科粮不等，共征收本色正粮一百一十八石二斗三升，大草七百零九束。
  除以上六坝外，金塔还有三个地方要征收田赋。一是肃州卫守备曹锡钺于康熙五十八年（1720年）招民王远怀等三十五户，在金塔寺边外，新增开垦户口坝地九顷八十亩（一顷为一百亩地，即九百八十亩）。按照以上各坝屯粮、科粮比例，规定每亩征收本色正粮一斗一升，马粮①五合五勺，大草六分六厘。共新增征收本色正粮一百零七石八斗，马粮五石三斗九升，大草六百四十六束八分。二是曹锡钺又招民刘朝海等，在王子庄新开垦地四顷五十四亩，按照屯粮、科粮比例，共征收本色正粮四十九石九斗四升，马粮二石四斗九升七合，大草二百九十九束六分四厘。三是雍正四年（1727年），监收肃镇临洮府通判毛凤仪，招民范英等三百一十八户，在金塔寺边外王子庄东、西坝开垦荒地二十五顷三十七亩七分，按照屯粮、科粮比例，共征收本色正粮二百七十九石一斗四升七合，马粮一十三石九斗五升七合二勺五抄，大草一千六百七十四束八分八厘二毫。
  以上共征收王子庄的本色正粮一千二百石一斗八升七合，马粮二十一石八斗四升四合二勺五抄，大草七千四百四十束八分二厘二毫。
  二、屯田条例在王子庄
  ①马粮：就是马料（指大麦、小豆子等）。
  ——凡开渠、筑坝、雇募人夫，每人每日工价银六分，面一斤八两，米四合一勺五抄。如米面本色不便，愿领折色者，照依各地方时价计算给银。
  ——招募屯户既定之后，所需籽种和州县存仓之粮，或不敷，方行采买。总系在官借给，秋成后，先行扣还。然后将余粮官民各半平分。
  ——凡开渠、筑坝、打墙、盖屋、丈尺工程，总照依土方、部分定例。
  ——凡屯田需牛车、农具、计籽种每百石需牛二十四只（应为“头”），每只银十两，需车六辆，每辆银七两。又，凡牛一只，需农具银一两六钱。凡有多寡，依此核算，官为借给，分五年扣还。
  ——地居口外无房屋者，每籽种一百石，酌给窝铺五间，每间给银二两四钱，牛圈六间，每间给银一两二钱，日后免其追缴。
  ——管理屯田，需用委官、生、监、农民。若地在口外，照依嘉峪关酉屯田事例，一官二役，每日给银六钱。若在口内，照口内佐、杂、办差之例，一官一役，每日给银一钱六分。其生、监无论口内外，给银一钱八分。农民无论口内外，每日给银一钱。
  ——地居口外、委官人等，未便露处（没有住的房子），每一千石，酌盖土房十间，每间给银八两或五两不等。
  ——屯田所收草束，屯户等需喂牛之用，故不分于官，全归屯户。
  ——青黄不接之时，酌量借给口粮，当年秋收，照数于屯户所分之内扣还。
  ——所下籽种，因地土厚薄，每亩多寡不同，小麦则每亩一斗六、一斗四、一斗二，以至八、九升不等。青稞、豆照依小麦。糜子则每亩五、六、七升不等。粟谷则颗粒尤细，每亩一、二升不等。
  以上条例由姓刘的甘肃总督、姓蒋的侍郎上报清政府批准后，在肃州地方上施行的。当时的王子庄（金塔片七乡镇）隶属肃州管辖，王子庄六坝和新开垦的三个移民点均按照此条例耕种、纳粮、上草，无一例外。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
  民国时期金塔的当铺
  张文质
  据回忆，民国年间，金塔县城仅有两家当铺，一家叫万兴源当，另一家叫东盛公当。这两家当铺都是小押当，除兵器、珠宝不当外，其他小件器物都当，来者不拒。
  民国十年（1921年）万兴源当铺歇业，只有东盛公当铺一家营业。东盛公当铺设在县城东大街，单间门面，栏柜高达7尺，靠柜台设一高架凳，里面坐一经营人候客，若有人持物来当，坐于柜前板凳上商讨当价。经营人先看当物货色新旧，按质估价。本值10元钱的物件只定7、8元钱，押金按估价的二分之一付。相互谈妥后，当物挂上号码牌入库，牌上填物主姓名、入库时间、赎取时间，以及押金，并给物主一张当票。
  当票是赎取当物的唯一依据。当铺对当票特别重视，所制当票都是专印的，事前报请县政府或商会备案，到时必须保证兑现。
  小押当期限短，当期为6个月，过期不赎就出号。人们常说，“小押当，黄脸教，过期不当就出号。”再无通融余地。民国十六年（1927年），我因急用钱，运来一些鏊子（烙饼的器具）投当，经营人查看了鏊子说值30串，当时市面是银元1元当麻钱6串，铜元100枚当麻钱1串。押金给了12串钱，当期6个月。每月保管费300文，期满持当票来赎，超过3天就出号。不料时间未记准，按赎当日期超过了4天，来到当铺一看，不准赎了，鏊子已经在拍卖处，交清一期保管费抽回当票，眼望鏊子被人以24串钱买走了，我只得押金11串，还补交了保管费2串。
  据说超期出号的当物很多，有些人等待买出号品，如同买削价品，当铺就喜欢超期获大利，这实际是剥削人的一种手段。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
  金塔抗战时期的宣传活动
  张文质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全国人民奋起抗日，金塔也不例外。全县人民积极参与，大家同仇敌忾，坚决拥护国共合作，积极响应统一战线口号，为抗日救国做出了一定努力。现就当时金塔县所做的一些主要宣传活动回忆如下：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金塔县立即成立了由县长赵宗晋主持、有关人员参加的国民精神动员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县的全民抗战动员和宣传工作，做好前方抗战、后方支援的思想动员和人、财、物筹备工作。国民精神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在街道及集会场所张贴标语，编办墙报，散发传单，又利用各种集会、节日纪念等活动，分别宣传报告全国抗战形势；每逢月终，分派动委会成员、政府职员赴各乡保，以保为单位，召集男女群众开国民月会，宣传战况，并令群众背诵国民公约、青年守则。由于时隔已久，现在我回忆起当时国民公约中有这样几句话：“不给敌人和汉奸探听消息，不给敌人和汉奸带路，不买敌人货物，不卖粮食及一切物资给敌人和汉奸，……”。青年守则中有：“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廉洁为服务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勤俭为立身之本，劳动为强身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同时，动委会总务股还指定专人（张文质）定期编写抗战墙报，配上插花图案，每周出版一次，用木板张挂在北城门和县府门街两处，内容为当时西北日报及甘肃民国报刊登的抗战消息、国际国内舆论，以及本县支援抗战的一些情况，当时观者甚多。
  1938年，金塔县设立了纺纱工业合作社，组织妇女纺造斜纹布匹，又在县城北门外设献金台，号召群众捐钱捐物，多寡不拒，自觉自愿。据说，献金者踊跃，钱物全部转寄前方，支援了抗战。
  1939年春节，各乡保学校和各保社火队纷纷上街表演节目，演唱抗日歌曲。一完校（南关小学）还组织学生高跷队，化装成士、农、工、商、兵、学，叫做大联合。其反面人物有汪精卫、陈璧君等，还有日本人等丑像后跟着背枪士兵，汪精卫背插亡命旗，形似被士兵押去枪决模样。其演唱的歌词大意有：一恨日本人，想把中国吞，同胞们，联合起来赶走日本人；二恨汪精卫，汉奸卖国贼，同胞们，联合起来打倒汪精卫；……。此种形式极有宣传力。是年夏，有中国铁血抗日团成员据称是复旦大学某教授（名字未记清），来金塔专作抗战宣传。县府随即派员配合，在县城及附近乡保墙壁书写标语，接连数日散发传单，又在山陕会馆召开群众大会，参会民众达2000多人。该教授在台上大声呼吁，抗日救国是每个国民的神圣使命，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前方后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打退日寇，……。讲话很多，但因是上海口音，大家听不懂，经赵宗晋县长翻译，大家才明白了含义，全场顿时口号响亮，群情激愤。数日后又由酒泉地区各中学、酒泉师范学生在暑假期间，以三青团员名义，组成抗日宣传队来金塔，在金塔籍学生20多人的配合下，深入各乡保进一步作抗日宣传，群众的抗战气氛逐渐高涨。
  1940年清明节，因当时例有城隍庙火烧秦桧、王氏之习俗，借此来声讨汪精卫，把秦桧塑像喻作汪精卫，王氏喻作陈璧君，声讨秦桧、汪精卫都是古今卖国投敌罪魁祸首，宣传形象逼真，围观群众听着动容，义愤填膺。在“双十节”这一天，还有完校学生表演的如反映民族正气、日寇暴行、送郎从军等话剧，群众看后很感慨。秋天，南京电影宣传队又来金塔放映抗日故事片，在东西两个区中心地点各放映3天，群众看的都流了泪，在全县产生了很大影响。
  抗战中期，为表达对前方阵亡将士的怀念，金塔还在县城南门外，修建了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县城城隍庙街修建了抗战阵亡将士忠烈祠。这些做法都为促进全民抗战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
  居延汉简的考古及学术价值
  桂霞
  居延汉简、敦煌藏经洞文书、殷墟甲骨文和故宫明清档案被称为我国20世纪初的四大考古发现。
  金塔是居延汉简的重要发掘地。居延汉简，内容丰富，是一部完整而珍贵的汉代编年体档案史。它不仅记录了汉代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历史，而且还保留了一些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涉及汉代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领域的珍贵资料。特别是完整的簿册，反映的内容丰富而有价值。譬如简文中对汉代边塞地区的侯官、部、关三种军事建筑的规模、布局、结构、建筑方法以及军事性能的记载，不仅丰富了古代建筑史和军事建筑学的内容，弥补了正史记载之不足，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及屯戍活动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居延汉简的发掘与考古
  居延汉简的三次发掘 据资料记载，在金塔境内居延汉简的考古发掘共有3次，分别在1930年、1972～1974年以及1986年。
  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沿弱水两岸，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今金塔县鼎新、双城一带）约250公里之间以及布肯托尼与博罗松治约60公里之间，发现有汉代的塞墙和障堡亭燧，其间共有3段塞墙、39个烽台、2个城和4个障，在这些最原始的文物故址中获得10200枚汉简。其中在金塔县肩水金关故址共出简850枚，年代集中于公元前82年～公元4年，同时出土的还有木、竹、角、陶、铁、芦苇、葫芦等器，以及皮革、货币、织物。大湾城故址城区及其边沿共出土汉简1500枚，集中于公元前86年～公元2年，最晚的是公元11年，属汉昭帝至王莽时期。据邮程记录，大湾城是肩水都尉府。大湾城出土有很多“口马田官”的记载、田卒名籍、牛籍以及衣物簿等，附近有古代田渠遗迹，据考证汉代时这里是一屯田区。
  1972年秋，甘肃居延考古队沿黑河，南起金塔县双城子，北至居延海进行了考古勘察，在调查、踏勘的基础上，于1973年～1974年夏秋季，对破城子、肩水金关、第四燧三处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共获得汉简2万余枚。其中：在肩水金关共开探方37个，出土简牍11577枚，其中尚未编号者1426枚，实物1311件。坞西南角烽台和方堡内发现灶台、印章、砚台、木刻偶像和成帝《永始三年诏书》等简册，以及一枚转射和一枚书写“元朔元年”的简牍。肩水金关出土的实物很多，有货币、残刀剑、箭、镞、表、转射、积薪、铁工具、铁农具、竹木器械、各类陶器、木器、竹器、漆器、丝麻、毛、衣服、鞋、帽、鱼网、网梭以及小麦、大麦、糜、谷、青稞、麻籽等，还有棨信、印章、封泥、笔、砚、尺、木板画和麻纸等。
  这次发掘的诸多文物珍品中，有弓一件，其时代在新莽末或汉光武帝建武初。箭二件，三棱铜镞。其中一枚的杆上雕刻“雎阳六年口”五字，属西汉昭、宣时期；另一枚残箭杆上雕刻“元凤三年，执金吾护工卒史喜、考工令通、令史奉省……”等语句，系由西汉中央政府监造。转射一枚，此器与居延汉简记载的“转射”形制颇吻合，砌在坞顶的堞上，可承托弓弩向坞外左右移动发射，而不为外来箭镞所伤，此外，还可透过斜孔向外观察敌情。尺二件，边缘刻十等分，属昭、宣时期。墨线界格，属西汉晚期。信一件，为21厘米×16厘米大小的红色织物，上方正中缀系，正面墨笔篆书“张掖都都尉信”六字。这封信文字简明，显然属于实用幡信用物，出巡时系于都尉所执的戟上，用以证明都尉身份，或者也可单独使用，实质上是一种威仪礼杖之类的东西。当然，它既是通行关梁的证件，又是高级官吏的一种标志。此外，出土文物珍品中还有麻纸一团，经修复展平，色泽白净，薄而匀称。与纸同一处出土的木简，最晚年代是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似可作为判断该纸年代的重要依据。其出土地层属于汉安帝建平以前。木板画二幅，一幅用墨线勾出一只带翼的虎，作于王莽时或建武初期；另一块属昭、宣时期。画虽不精细，系戍卒或下级吏员手笔，但作品古朴，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风格。
  1986年，甘肃省又组织专人对地湾城进行发掘，共出土汉简约2000枚。这些汉简的年代集中于公元前84年～公元24年，属汉昭帝至王莽更始时期。同时出土的器物还有木器、竹器、苇草器、角器、料器、陶器、铁器、铜器、皮革和织物等，还发现残笔一枚。根据这里出土的函检与簿检，认定地湾城为肩水侯官所在地。
  居延汉简的源流 简牍是我国优秀的古文化遗存物，甘肃金塔出土的居延汉简，多年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居延汉简由新旧两部分组成，人们习惯上将1930年出土的称旧简，1972年至1976年出土的叫新简。新旧简共有3万多枚，大多发掘于金塔县境内肩水金关、大湾城、地湾城等汉代烽燧遗址。
  居延旧简是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瑞典人贝格曼于1930年在居延地区的大湾城、地湾城、破城子等处发掘的，共有1万多枚，其中除少量竹简外，大部分为木质简牍。这批汉简现存于中国台湾。
  居延新简是由甘肃省博物馆和当地驻军等联合组成的居延考古队于1972年～1976年在破城子、肩水金关和甲渠塞第四燧等处发掘的，共获得汉简2万余枚。其中绝大多数是木简，竹简极少。这批汉简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
  截止目前，已发现的3万余枚居延汉简是国内简牍出土的最大宗，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不仅因为其数量最多，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包括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化价值。
  居延汉简的形制与分类 居延汉简就其质地分为竹、木两类，竹质的为简，木质的为牍，一般都称之为简。根据出土木简的材料鉴定，有松杉、白杨、水柳、红柳等。
  根据考古分析，戍卒中有分工制简的人力。一般是将简牍材料分散到各烽燧中，让有专长的戍卒制作成简，所以长短、宽窄、厚薄各异。出土的汉简，尺寸最长的有88.2厘米，最短的仅3.8厘米，多数为尺牍（汉代一尺约为今23.3厘米）。根据记载，居延汉简制作程序是，先将原材料剖为木片，然后解为札条，加以刮削，最后刻上文字。观察出土木简，可见其上下两端锯齐后又略为磨平，如锯得不齐再用刀刮削，削痕清晰可见，木简两面，光滑平整，棱角分明，木简横剖面为正角长方形。
  居延遗址出土的汉简依其自书名称，有牒、检、板、檄、椠、简、两行、觚、册、符、传、过所、削衣等类别。
  牒 即牒书、通关文牒等。
  检 是一种书署形式，可分为加封泥印钤者和不加封泥印钤而仅为器物文书标题的。
  板 就是上下两板相合，便于保密封检的重要机密文书，这实际上是古代的邮书函信。这类简一般长度为23厘米左右，恰为汉代一尺，所以尺牍指函信是有其渊源的。
  檄 即檄书，檄文，长度一般也在23厘米左右，属于尺牍。重要的檄书，还有封泥印钤，目的是为传递保密和引起重视。
  两行 即指简牍较宽，可书写两行字。“两行”一词见于简牍自书，而其它历史文献绝少记载。
  册 即多枚简牍串编而成册，一般都记录一个基本完整的内容。
  符 即凭证或通行证之类的简，如兵符，能证明持符人身份、事由的标记符以及证明记录吏卒巡察烽燧是否到界的符，以及仓库、邸阁值勤的凭证等。
  此外，居延汉简按封建等级制度在文牍形式上有具体反映。有中央文书如诏书、制书等，地方文书如府书、应书、爰书等，记事簿籍如记载功名、奏事、吏卒名籍、粮钱账务、兵械、邮驿等内容的简，这类简在出土汉简中数量比较多。
  在居延汉简的简文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符号、习惯语和常用词。符号如口、●、▲等，习惯语除燧名、部名、仓名、人名、职名等外，还有如“不审日”（意思为某一日）、“爰书”（意思即为辩书、证书）、“功令”、“秋射、都试”（意思即每年秋天的骑射会试）等。
  居延汉简中的军事防御
  据考证，汉时居延烽燧线的排列，大体上是“Y”形和“丄”字形。简文载，“烽燧”，即“烽”、“燧”。简言之，“烽”指信号，如烽火、燧烟；“燧”指施放信号和观察、瞭望的建筑，即烽台。如汉光武帝建武初年（公元32年）的《塞上烽火品约》简介绍的最为详细。该简共有17枚，主要内容是有关居延都尉甲渠、卅井、殄北三塞临敌报警、燔举烽火的条例。条文规定了在匈奴侵扰下，各塞如何根据侵扰的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变动和天气情况等，决定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并说明了如何传递和发生失误如何纠正等。像这样体例完整、规定详尽、注重传递速度和配合，还要求高效率警戒的通讯体系是前所未有的。这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烽火制度，了解整个居延地区军事系统的组织纪律及运筹指挥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居延汉简中的《塞上烽火品约》简册，是汉代候望烽燧系统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示警联防条令。它规定，在殄北塞当发现匈奴人入侵，白天“举二烽，坞上表一，燔一积薪”；晚上则“燔一积薪，举喉上离合苣火”，并要求“毋绝至明”。还规定当“匈奴人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具烽火者，丞传檄告，人走马驰”。《烽火品约》是由都尉府制定并发布的，上例《塞上烽火品约》是由居延都尉府发布的，只约束其下属的三塞（甲渠、殄北和卅井塞），而从地湾城、肩水金关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零星简是由肩水都尉府发布的，约束所辖的肩水塞等三塞。
  《塞上烽火品约》规定，一塞被犯，其余两塞“和如品”。殄北塞地处三塞之北，无论匈奴人“昼入”或“夜入”都要按品约规定的示警信号“举烽”、“燔薪”、“以次”传递到卅塞上，而卅、甲渠塞要“燔薪如故”，直达居延都尉府。匈奴入犯卅或甲渠塞，按《塞上烽火品约》规定，同样传递其他两塞，这就组成了一个机动的三塞联防单位，便于统一指挥，相互驰援。丞、尉、吏甚至县田官都有“示警”“言府”之责，俾能及时将敌情报告都尉府。《塞上烽火品约》的执行是严格的，稍有违犯，将要受到惩罚。居延新获《建武五年甲渠劾侯长王褒》册，记述了侯长王褒“不以时燔举”、“燔举不当”而遭受弹劾。“不以时燔举”指“燔举”失时，贻误戎机，“燔举不当”指燔举信号与敌情不符，示警违例，这按律都是要受到严厉惩办的。
  据《塞上烽火品约》前五简规定，匈奴人在白天或晚上来时，根据不同的进入地点，应发出不同信号，可使其它各燧明确判断出匈奴人的进入位置。第二简规定在“天田失亡”时应燔举的信号。“天田”是木栅外的工事，用砂子敷在地面上，以判断敌人的足迹。“天田失亡”即“天田”遭到扰敌破坏。第七简指出匈奴人进入索关内外，应发出的不同信号。“索关”、“县索关”或“卅县索关”，都是指居延县索关。第八简规定在匈奴人“复入”时，应该发出的信号。匈奴人进入殄北塞后，继续南下寇入甲渠部，再西折进入卅塞，根据“复人”的不同位置应表示不同的信号。第九简至十六简，规定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应当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如“守亭鄣不得下燔薪者”，“夜即闻匈奴人及马声”、“入塞千骑以上”、“天大风、风及降雨，不具烽火者”等，要求依据不同的敌情，发出各种不同的示警信号。第十二、十三、十五简，明确要求在异常情况下除燔举以外，还应采取的其它措施，这就使联防更为完善，并具有切实可行的实际价值，它较前期的烽燧示警制度是一个较大的发展和进步。
  居延汉简中的经济制度
  居延移民屯田古老的居延移民屯田，开历史上西部大开发之先河。关于农垦屯田的记载，在居延汉简中占有较大比例，其学术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概括地讲，其内容涉及屯田组织、农事系统、屯垦劳力、田仓就运、田卒生活、剥削形式和剥削量，以及农具、籽种、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内销、外运、粮价、廪给、定量等。汉简反映出居延地区的屯田规模。可以看出，居延屯田孕育了黑河两岸的居延文明。
  据考证，汉时居延屯田的劳动力主要是田卒。田卒一般从事着十分繁重的劳动，简文中一般称为“剧作”。这种从事重体力的劳动者，有时一次干活可多达1500人之多。繁重的劳动、残酷的剥削、恶劣的生活条件，往往引起田卒的逃亡。在居延简中屡见捕亡文书，凡捕得逃亡士卒，都将按其情节轻重予以惩处，严重的要判以死刑。为了使田卒安心在边塞屯垦，不致大量逃亡，同时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办法，如久居边塞的田卒，其家属可以按月给口粮。这种由官府支给的粮，都列入“卒家属在署名籍”，每月按名籍发粮。另外，对一部分久居边郡的戍、田卒，可以划出一些田地为其私有，或允许其开垦新地为自己所有，这从居延地区所出土的土地买卖简可以得到证明。土地买卖时要经过乡啬夫、佐等人的验问，买主要能完成更赋。当时居延土地的价钱最贵时每亩可值百文，贱时每亩仅25文左右。
  屯田地区设有各级官吏管理屯田事务，自成相对的独立系统，它与主候望、明烽火的正式哨卡队伍有别。就其名称计有屯田校尉、农都尉、护田校尉、守农令、劝农掾、仓长、仓佐、仓曹吏、事田以及战斗在劳动第一线的田卒、河渠卒、什、伍长等。按田官组织的管辖权限，屯田都尉、农都尉分属都护、太守的领导，同时受制于中央的大司农，守农令、护田校尉则听命于农都尉或都尉。
  田卒的生产工具、籽种和口粮由官府供给在居延地区的普查和试掘中，发现了一些汉代的农业生产工具，有铁锄、铁锨、铁斧、铁锤等。这些铁农具制作得很规格，作用面很锐利，有一定的水平。新获居延简中，有把从南阳郡制造的铁农具运往居延的记载，可以推知，当时西北边塞地区，使用的铁农具多系内郡制造，由大司农统一调拨。
  屯田所需籽种也由官府供给。当时居延乃至河西地区，谷物种类有谷、麦（大麦、小麦）、糜、胡麻等，这些农作物种类都是见于简文的。
  屯田的全部收获要归仓。居延简中有很多仓名，这些仓分属府、县和都尉府管辖。仓有仓长，辅以仓丞、仓曹、大粮仓保管及粮食出纳事。
  汉时居延农作推行代田法 代田法是将一亩田划成三畎三垄，在垄中播种，耨草时锄垄土，用来培壅苗根的方法。畎和垄的位置逐年轮换，藉以轮休而保持地力。
  代田法与牛耕是分不开的，屯田所用的耕牛都编有牛籍，牛籍就是对耕牛的登记簿。居延旧简中有关田卒的名籍67条、全部田卒的衣物籍17条以及廪食田卒的两条记录都是大湾城所出，可以肯定大湾城是当时居延屯田的中心。
  居延“赀算”与“上计”“赀算”是汉代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两汉时的算赋，经文、武、宣、元、成帝数朝，虽时有修改，但总的看来大同小异。赀包括哪些方面，史无详载，但由礼忠简看来，大致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两部分，不动产指土地、宅第等，动产指奴婢、牛马、车辆等，其他作物用具则不在赀的范畴。计赀以后，便要依赀值向政府交纳算赋。算钱多少，据《汉书·景帝纪》后二年服虔注“赀万钱算百二十七”，那么，礼忠当时为十五算，每算以百二十钱计，礼忠年出算赋一千八百钱。
  “上计”是汉代各级官署资产的年报制度。从简文“卅井言，谨核校二年十月以来计量，未能会，会日谒言解”与“阳朔三年九月亥朔壬午，甲渠鄣守侯塞尉顺敢言之，府书移赋钱出簿与计偕，谨移应书一编敢言之”。可知，汉代资产上报不仅限于一般官府，就是边郡亭燧也不例外。“上计”之制，并不始于汉代，早在战国初期的三晋即已有之，魏国解扁“为东封，上计入两三倍，有司请赏之。”到汉代明确规定“郡守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国众事，谓之计簿。”
  居延汉简中的科技文化
  居延历法 居延纪年简校订、修正了史书之纰漏。居延汉简中，纪年简有二千余枚，这些纪年简，为核定研究两汉时期居延地区的历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甚至可以修正校订史书中的错误记载。
  居延汉简记日方法 出土汉简的记日一般在月名与日序之间注明朔旦，不仅日序自明，而且可以核定百年之内的日序，同时也可以确定何月为闰月。
  居延记时方法 汉时居延先民如何记时，可从出土汉简考古证实采用“刻漏之制”。即一昼夜为一漏，把一昼夜分为一百刻，把一昼夜的太阳行程分为18个“时称”，以漏刻来计。依次为：“夜半、夜大半、鸡鸣、晨时、平旦、日出、蚤食、食时、东中、日中、西中、时、下、日入、昏时、夜食、人定、夜少半。”其中“夜半”和“日中”平分日、夜之中。东汉初期民间流行12时记时法，这12时称依次为：“子夜半、丑鸡鸣、寅平旦、卯日出、辰食时、巳禺中、午正中、未日、申涧时、酉日入、戌昏时、亥人定。”
  居延简中发现了若干历谱，可谓我国最古老的日历之一。居延历谱，就其形制而言，可分为编册横读式、编册纵读式、横列直书式、单板纵读式和数板纵读式等五种形式。
  编册横读式 系一年之历谱用30支简组成，每一简是一日。每简自上而下分为13个横格，第一格写日数，即自一日至三十日，均纵书。第二格至十三格为正月至十二月的干支，均横书，字小于日数，自右至左。干支下记八节诸事纵书，字大于干支。闰月写于简背上端，也有写于正面的。
  编册纵读式 一年历谱用12支简组成，每简为一月，闰月就多出一简，每简上端为月名，下列二十九或三十天干支。
  横列直书式一年历谱用12简组成，（有闰月为13简）每简为一月，从右到左横列直书，左边留有空白处可以穿孔。
  单板纵读式一年历谱书写在一个长方形板内，正面为正月至八月，反面为九月至十二月，仅记朔日、月大小，八节、伏腊等。
  数板纵读式 正板面记七月、十二月建除神杀，背面记闰月建除神杀。这应是由六板组成的一年历谱。
  居延医学 汉代居延地区，中医、中药已得到普遍应用，不论是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还是丸、散、丹、剂等治疗药物配剂，都能在出土汉简中查到实例。
  居延医简称得上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病历。据考，中医望、闻、问、切之术早在西汉就被先民所掌握和利用。在居延简中，发现有记载患病士卒的症状及医疗过程，是治愈、继续治疗、用了什么药、采取了什么办法还是病死等都有详细记载。居延药方是居延先民的医药治疗处方。
  居延汉简中记载所用药物，可分为植物、动物、矿物和其他（如酒等）四大类，药物剂型有汤、丸、膏、散、滴等，以“分”为计量单位。简文中有如何用药，药物用量，以及诊断方法，病情特征等记载。
  居延书法与书简抄本 我国使用简牍上起春秋战国，下迄魏晋乃止宋代，长达一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简牍书法不断成熟完善，从而形成一种简牍书法体系。
  居延汉简书体基本上为隶书章草，从字形上看，有的字形工整，结构严谨，极有东汉史晨之韵；有的轻灵飘逸，烂漫多姿，似为《乙瑛》之教本；有的敦厚朴茂，端庄古雅，颇似后来《张迁》的风格。居延汉简中有不少书简抄本，如《相利善剑刀》，很可能就是汉代《相宝剑刀》的部分抄本。这是一本鉴别刀剑优劣的专著，简中阐述了区分善剑、弊剑及花纹的14条标准，涉及到剑的形态、纹饰、成份、制作技术、发展史等重要问题，对研究古代兵器很有参考价值。出土居延汉简中发现有“九九表”抄本，“九九之术”据推测，起源于春秋时代，《孙子算经》全载为45句。居延“九九表”从“一一如一”到“九九八十一”，也是45句，可以证实，“九九之术”在两汉时期被居延先民广泛应用。另外，还有《算术书》《九九术》《苍颉篇》《急就篇》《论语》等专著简以及各种形式的医药方、历书、干支表等。这些书简抄本字形工整，结构严谨，书法已基本趋于成熟。
  居延汉简中的汉律与司法
  居延汉简中涉及汉代司法程序的事例较多，从中可以看出汉代司法程序大体分为事由、举劾、验问、无以证、送证人、鞫系书、劾、遣书、诏所名捕、狱证、送囚、捕亡、刑名等几大类。
  “事由”一类，是指由某种事情而触犯法律者，居延汉简中对这方面的记述较多；所谓“举劾”，即列举罪名加以弹劾；“验问”，取证之意也，“验”者，证也；所谓“无以证”，即提不出证据（汉代一般把供词称“爰书”，“毋（无）以证，不言请，出入”，这是爰书中的常用辞，意思是提不出证据，也不再提出修改供词的要求。当时录定供词可给三天时间改供，如果三日已满，即以供词定罪，不能要求更改）；所谓“送证人”，即送证人出庭作证，可见，汉代对罪证不仅要有可信的证词，还要有证人出庭作证，法律审判程序还是较严格的；所谓“诏所名捕”，即下诏书指名追捕者；“鞫系书”是经审问而得的供词，“鞫”者，审也；所谓“狱证”，简而言之，即判决狱讼的凭证，“狱”者，判决也，“证”者，狱讼之证据也；所谓“送囚”，即送回赦免的囚徒；所谓“捕亡”，即逮捕逃犯，居延汉简中有一捕亡的诏书，其中指出了被捕犯人的籍贯、年龄、长相、身高、肤色以及名、字等，并叙述了“初亡”时的具体情况，犯罪的主要事实、同案犯情况以及追捕的办法和范围，捕后如何处理等，是一个有一定格式的、较完整的法律文书。
  汉代的刑罚有死刑、肉刑、徒刑、徙边、罚金、禁锢、赎刑、族刑连坐等八大类。汉简中对汉代的刑罚也有记载，可补正史之不足。汉代的诉讼程序规定，除一般民事和轻微的刑事纠纷强调“以道譬之”，即按封建伦理道德，晓以道理、进行调解外，其他程序均应按《囚律》《捕律》《令》《狱令》执行。
  居延汉简中《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册（共36枚），是汉代民事诉讼案较为完整的记录，较为典型。诉讼案一开始先记录被审问者的姓名、籍贯、年龄等，然后再讲事情的经过及原因，最后备报县廷。第二次审问，法律程序与第一次一样，记录口供与第一次相对无差，三天后上奏都尉府。根据都尉府的批示，县廷再次验问，做好更详细的供词，并提出判决意见，十日内上报都尉府，再由居延县令和守丞签名，宣布审判结果。都尉府审查后按法律规定迅速报张掖太守府，最后审理结案。这一案例从性质上说是军民之间的诉讼。尽管军事人员的案件由军事机关处理较妥当，但在边塞地区，凡触犯法律者，无论军民，都由当地行政部门处理。从时间上说，从接案之日至结案之日，仅用了24天，其间经过了3次“验问”，4次“爰书”，加上“府录”、“写移”等过程，说明当时办案的效率还是很高的。这一案件是军官与一般百姓之间的经济纠纷案，结果军官败诉，这说明在汉代边郡地区执法还是比较认真、公平的，司法审判程序还是比较完备的。它为我们研究古代法制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
  金塔最早的先民是三苗民族
  郑志虎
  金塔民族源远流长，追溯其历史，从炎黄就开始了，笔者从书中发现三苗民族到今天写出三苗民族是金塔最早的先民，也有21年了。
  从最早的史书中看三苗在金塔
  三苗，古族名，亦称有苗、苗民，《史记·五帝本纪》载：其地在江淮、荆州（今河南南部至湖南洞庭、江西鄱阳一带），舜时被迁到三危（山名，在今甘肃敦煌，下同）。《神农记》：“炎帝之世，其地南至交趾（今五岭以南），北至幽都（今北京西南），东至暘谷（传说中的日出处），西至三危”。
  《商书·尧典》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以上记载互相印证，三苗这个民族起先在江淮，舜时被迁到甘肃敦煌及其以东的酒泉地区。“东起河关（古地名，在甘肃武都境内），西至三危。”说明三苗活动的范围不仅是酒泉地区，而是整个甘肃地区。当时，敦煌的党河流域、瓜州的疏勒河流域、金塔的黑河（弱水）流域等有水的地方都是三苗民族首选的栖息地。
  从《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这里的苗民和前面的三苗相一致。《山海经·海内经》载：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这一段有了神话的味道。《山海经·海外南经》载：“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苗”的读音古代是读作“毛”音）国。”
  清人纪晓岚说《山海经》“耳目所及，百不一真”。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却引用了《山海经》的许多内容。据此，现代人不能全面否定《山海经》。尽管《山海经》的作者是谁至今不得而知，且有神话的色彩，也不可否认；《山海经》中有许多山名现代人都不认识，并且和现在的山名对不上号。但三危山在敦煌，合黎山通过金塔县境内却是真的。可见“百不一真”的论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山海经》中为什么没有写祁连山名呢？那是因为《山海经》成书在前，祁连山成名在后。经考证，“祁连”一词出自匈奴语。匈奴占领金塔后问当地老百姓南边的大山叫什么山，老百姓回答叫天山。匈奴谓天曰祁连，因此，天山从匈奴人嘴里说出来，就变成了祁连山。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击败河西匈奴，河西版图归汉，别的都变了，唯独祁连山一名留在了中国地图上沿用至今没有变。
  从《史记》中看三苗在金塔
  《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早在尧舜时期，就有对部落联盟首领实行考绩的做法。“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名，庶绩庶熙，此分三苗”。即每三年考核一次部落首领的能力与业绩，每考核三次作为一个周期，根据这三次的考核结果对被考核者进行升降性的调整。三苗等四族都是三考不过关，舜和尧商议决定，将他们流放到东西南北的边远地区自我发展。三苗是迁到金塔在内的整个河西走廊的，就成了金塔最早的先民和开拓者。
  从《禹贡》中看三苗在金塔
  《禹贡》：“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这13个字描写了金塔地面上的一条河、一座山、一片流沙。其中的“弱水”就是现在的黑河，“合黎”就是通过金塔境的合黎山，“流沙”就是镇夷石峡以北至居延海的大沙漠。
  大禹治水治九州，金塔地面属雍州。大禹在金塔治了一条河，说明三苗民族在金塔，如果这里没有人，大禹在这里治水有何益？
  出土文物印证着三苗在金塔
  1987年，金塔文物普查时，出土的文物中有新石器时代的夹砂陶罐、石斧、石刀、石锤，在《金塔县志》中都有实物的照片，说明这里曾有先民居住过。新石器时代是考古学上说的“旧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于距今七八千年以前。这一时期的人类已经制陶和纺织，广泛使用和磨制石器。这些出土的陶器、石器，据专家考证鉴定为距今4800年至3900年间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这一时期也正好与舜言尧准，“迁三苗于三危”之时相吻合。所以，这些出土文物也印证金塔最早的先民是三苗。
  （此文曾发表于2006年12月20日《酒泉日报·飞天周刊》115期，作者又作了修改）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
  追寻消失在金塔境内的古老民族——匈奴
  郑志虎
  汉时期的匈奴哪里去了？唐时河西的突厥人又到哪里去了？似乎，这些民族丢失了。有人担心这是甘肃河西民族文化的损失，金塔县档案馆工作的亚欧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亚欧同志追寻、研究这些民族几十年，现已初见端倪，披露于后，供研究者参考。
  2004年10月6日，CCTV8播出美国译制片《匈奴王阿堤拉》，这个电视片告诉我，美国人在研究匈奴，同时还告诉中国人，你们所追寻的匈奴没有消亡，他们离开中国去了欧洲，还建立过匈奴帝国，阿堤拉当了国王去世后，帝国瓦解，其子民留在了班诺尼亚（今匈牙利）。匈奴人现在的名称叫马扎尔人，占匈牙利总人口的98％。
  从头到尾细说匈奴
  据史料记载：匈奴的祖先叫淳维，殷时奔北边，其子薰粥妻桀之众妾，随避之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史记》7882页载：“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注译中说：“白犬就是匈奴早期的称谓之一。”《后汉书》记载匈奴变化“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中国通史》云：“匈奴在周时称鬼方、隗曲、严允（大犬）、荤粥，战国时称匈奴”。上述记载说明匈奴这个民族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都在中国土地上生活，他们的名字变化频繁，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称谓，但他们属于炎黄子孙这一点不能变。匈奴是大漠的开拓者，又是大漠最早的主人。蒙古人是最后占有这块草原的民族。
  匈奴和月氏的战争是政治玩笑的产物。月氏和北边的匈奴相邻。前209年，匈奴和月氏进行了一场战争，结果是匈奴灭掉月氏。月氏向西迁移到新疆伊犁河一带，号称大月氏，留在祁连山的一小部分人投靠吐谷浑，号称小月氏。
  匈奴究竟为什么要灭掉月氏呢？话还得从头说起。当时匈奴单于名叫头曼，头曼的太子叫冒顿。头曼的爱妃生有一个小儿子，爱妃劝头曼废掉冒顿的太子位，立她生的儿子当太子，头曼答应了这件事，统治者的玩笑就演绎成战争。引发了月氏的灾难。
  头曼为了达到废冒顿、立少子的目的，就和河西月氏王约定互不侵犯的协议，以冒顿为人质。约定已成，冒顿就到月氏当了人质。头曼首先违背协约，发兵攻打月氏，目的就是让月氏杀掉当人质的冒顿。月氏人不知其中玄机，准备先杀掉冒顿，再和头曼作战。冒顿从马夫口中得知消息后，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盗骑月氏人的宝马连夜赶回匈奴王庭面见父王。头曼看到冒顿赶回来，借刀杀人的阴谋败露，但他表面上还装作没事人一样，将冒顿夸奖一番，派一万骑兵跟随冒顿练习骑射。冒顿强压心中怒火，借围猎之际，用“鸣镝”发令，指挥士兵杀了头曼。冒顿当上了匈奴单于后，首先灭掉的就是月氏。
  霍去病击败河西匈奴后
  前121年，霍去病击败匈奴后，河西归汉。东起金城，西到盐泽，匈奴绝迹。霍去病第二次进兵河西是把降汉的匈奴迁移到新的安置地点去，新地点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从这里我们得知，前121年，匈奴离开了甘肃河西走廊，又向东迁移。
  304年～439年的135年间，史称十六国，其中有三国是匈奴人建立的。前赵，由匈奴人刘渊创建于304年，其地在陕西、甘肃、山西、河南各一部，329年被后赵所灭。夏，由匈奴人赫连勃勃创建于407年，都城在统万，其地在陕西、内蒙古各一部，431年被吐谷浑所灭。北凉，由匈奴人沮渠蒙逊创建于401年，都城在张掖，其地有甘肃西部。沮渠蒙逊当过酒泉太守，他的儿子沮渠牧犍在金塔建立一个牧庄取名王子庄。439年北凉被北魏所灭。从此，匈奴离开了河西，离开了甘肃，向西开始了新的大迁徙。
  匈奴闯欧洲
  317年至420年的103年间，匈奴的先头人马陆续游牧到达乌拉尔河流域集结，休养生息，等待后续人马的到来。这是匈奴闯欧洲的前期准备或探路阶段。374年，一支强大的匈奴骑兵闯入欧洲东哥特国。国王率领抵抗，不胜，国王自杀，吓跑西哥特人。匈奴很快占领了多瑙河流域。444年，匈奴帝国在多瑙河畔建立，其地域东起咸海，西至莱茵河，南达巴尔干，北濒波罗地海。451年，匈奴帝国国王阿堤拉率领部族攻取高卢受挫。453年匈奴返回班诺尼亚（今匈牙利），阿堤拉病死，匈奴帝国瓦解，其子民留在了欧洲。有资料显示：现在的匈牙利就是当时的匈奴和当地日耳曼人所建。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
  金塔移民与山西大槐树
  桂发荣
  “问我始祖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在金塔县老一代居民中，很早就流传着关于自己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的故事。多年来，就其说法进行了多方考证。
  1998年9月，借工作之便，笔者和甘肃省考古所的一位同仁在山西省文物局工作人员的协同下，慕名来到了山西省洪洞县。据介绍，明朝时，在山西洪洞县城北贾村的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当时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寺旁有一棵高大的槐树，树冠如巨伞。这里曾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如今，古山西广济寺早已“灰飞烟灭”，但古槐树依然健在。新中国成立后，洪洞县人民政府在原先的广济寺旧址上兴建了“大槐树公园”。其园建筑风格上把悠久的历史文化同现代建筑工艺自然和谐结合，别具一格，相映成趣。园内高高地竖一块碑，上书“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古槐树虽枯竭，但文物工作者用木支架拱卫着，仍显得十分苍劲、神气。在古槐树周围还有几株郁郁葱葱的新槐，是后期生物专家采用“掘根生新芽”新技术精心繁育而生长出来的。
  山西移民，历史上确有其事。据民国年间的山西省《洪洞县志》和《增广洪洞县大槐树志》记载：元朝末年，战乱频繁，中原地区民不聊生，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明初，华北大平原上荒草遍野，老百姓流离失所，大部分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社会发展缓慢。而当时的山西凭借山河之险，幸免战乱，社会比较安定。生民繁衍日盛，加之外籍游民大量流向山西，那里已是人满为患。朝廷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如不采取措施，对刚刚建立起来的明王朝是十分不利的。有朝中要臣奏请移民一事，直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户部侍郎刘九皋再次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获准。于是拉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向陇右、河西移民也大抵在这个时期。
  早在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明朝廷就即诏令大将军徐达率军向西北挺进。战线由陇东庆阳一直拉到河西走廊西端的瓜州（今瓜州、敦煌）。战役从1369年3月到1372年6月，整整3年3个月，于是甘肃悉平。本来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的陇东黄土高坡、河西戈壁大漠，经过战争的破坏，其荒凉、残破、凋敝的生存环境，很难维持一般人的生活何况给养军队。但“甘肃孤悬矢末，四面受凉”，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必须有重兵防卫。“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开荒屯田，乃为“长治久安之道”，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历史经验，在河西大力推行屯田政策，以休养生息。有大批的移民蹒跚度陇，加入到了屯田的大军中。据调查，明代的巩昌府、平凉府、甘州五卫、靖虏卫、镇蕃卫即今天水、甘谷、会宁、陇西、镇原、张掖、民乐、靖远、景泰、酒泉、民勤等地都曾是洪洞县移民的迁入地。
  明初，从山西移民，不只是洪洞一县，山西各地都有。由于洪洞地处晋南，交通十分便利，凡是迁移的各府州县老百姓，都要先集中到洪洞县广济寺旁的大槐树下，发给川资路引（路费和移民证），然后再迁徙各地。这方面的情况，在《洪洞县志》和《增广洪洞县大槐树志》都有详细记载。当时迁移，都带有很大的强迫性，官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负责登记、迁散移民事宜。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我们的老窝”。当地老百姓举家迁移时，扶老携幼，哭声震天，其状不忍目睹。当他们一步一回头地离开曾经养育过的这块热土的时候，在最后一瞥中寻找家乡最有纪念意义的标识物时，就只有这棵大槐树了。现在“古大槐树处”已被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
  原会水县兴衰之说
  赵发礼
  金塔置县始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当时叫会水县，属酒泉郡。其范围东至合黎山，西至玉门花海，南至闇门、下古城、新城子和野麻湾堡，北至孤红山及狼心山北。会水县地域广阔，东西长约360公里，南北宽约240公里，是酒泉郡所属九县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县，县城的中心地带——双古城就是现在的东沙窝（今金塔镇和羊井子湾乡辖境）。这里曾经尤为富有，后来成为荒漠，究竟何时、何因变为荒漠，还是一个待解之谜。
  据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西征，打败了匈奴，将匈奴部众全部迁出河西，另行安置；用了20年时间修长城，筑三关（玉门关、阳关、肩水金关），以防匈奴再次进犯；并设置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以隔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同时，大力兴修水利、开荒垦田，不断从内地移民到河西。其来源主要是汉族良家子弟，以戍卒名义服徭役。还有一些是犯法的人和被贬谪官吏，让他们家属随同前来屯垦战守，并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技术，再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扩大了中西交流。当时的河西归凉州刺史部管辖，故有“凉州水草畜牧为天下饶，富庶甲于内郡”的记载。本县以双古城为重点的中心地带，东靠弱水河，流水涛涛；西临会水海，碧波滚滚；中间是一大片天然的黄土高地。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田园阡陌，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牛羊遍野。农作物有小麦、糜、谷、大麻、瓜菜和林果，养殖业有马、牛、羊、鸡、犬、豕；手工业以制陶为主，尤其产品销往河西各地。人民的衣、食、住、行在本县境域优居首位。特别是粮油等生活资料真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正如世代相传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米山面岭，油缸醋井”。关于它的衰落，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若干年前，这里特别富裕，有些人好逸恶劳，贪图享受，整天坐着吃，睡着喝，任意挥霍，还抛米撒面，甚至用馒头擦屁股，肆意糟蹋粮食。玉皇大帝知道后，非常生气，于是降罪于此，派天兵天将下凡，将造孽者全部杀光，让瘟神降瘟疫，风神降风沙，将此地变为荒漠。
  后据考证，由西汉延伸到八百年后的唐朝，在唐玄宗时期，特别是开元、天宝后，自认为志得意满，决意放纵享乐，从此不问朝事，加之滥用奸宦，好大喜功，一些上层王室争权夺位，发生了“安史之乱”，从此唐朝由盛逐渐走向衰落。此时，生活在青藏高原一带的吐蕃也乘虚而入，先后占领了青海和甘肃等地的好多地方。在广德二年至大历十一年（764～776年）间，又占领了凉、甘、肃、瓜四州，从此整个河西被吐蕃奴隶主控制。在唐武宗时的会昌二年（842年），吐蕃首领达玛因禁佛被佛教僧人拉隆·贝吉多杰刺死后，吐蕃属部各将领拥兵自重，相互混战，由此吐蕃进入衰乱时期。尤以吐蕃驻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与吐蕃驻守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相互攻杀最激烈，大掠了伊（哈密）、西（吐鲁番）、瓜（瓜州）、甘（张掖）、肃（酒泉）、兰（兰州）、鄯（青海乐都）、廓（青海化隆）八州。论恐热此人生性凶恶残暴，所到之处，当地民众必将受害。会水县城也无幸免。在某一天，论恐热率大军攻入会水县境（传说中的天兵天将，其实就是相貌、语言、服饰和当地民众不同而又从未见过面的吐蕃官兵），房屋被烧光，财物和牲畜被全部抢光，迫使青壮年男女除逃散者外，全被抓去当奴隶，老弱病残者，尽皆杀之。按有关史料记载“焚掠庐舍，驱掠人民”，接着是“瘟疫四起，民物涂炭，五千里间赤殆尽……。其时，河西天打雷电，晦冥烈风，飞雪千里，人畜沿途死丧，败走归唐”。从此，先民们苦苦经营了几千年的双古城一带，年复一年，就变成了荒凉的“东沙窝”，寂无人烟。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
  金塔县的古代烽台
  夏鼐
  我们在酒泉预备到金塔县去考察，目的是为调查金塔西北的汉代烽燧遗址，必要时稍作发掘。驻在酒泉的肃丰渠工程管理处原素欣主任说有赴金塔的便车，四月二十六日由酒泉起程。我们请酒泉的专员公署先期通知金塔县政府，请其襄助。二十五日整理行装，预备次日出发。那天晚餐时专员公署的白德清秘书告诉我们说：“昨天金塔发生了严重的事变。由毛目开往酒泉的预备第七师的一个连长，经过金塔县城时，要县政府代为雇车。因为雇车不足额数，语言冲突。这连长竟开枪击射。阎县长身受两弹，已送到酒泉入医院。师部已经派一营长，偕同专员公署人员前往金塔调查，希望考察团暂缓出发，等今晚的消息再做决定。”我们的一团高兴，好像被浇了冷水。没奈何，只好耐心等候消息。幸得在没有睡觉以前接到专署的通知，说那位闹事的连长已经开小差跑掉了，金塔现下安静如常。考察团可以照原定计划明天出发，我们都很高兴。
  由酒泉到金塔，我们坐的是马拉的大车。为着渡河的方便，这些车的车轮特大，直径达一公尺八；为着防止翻车的危险，车厢虽小，不过一公尺来宽，车轴却很长，达二公尺许。车行很慢，但因此可以沿途欣赏风景，比较乘坐长途汽车好得多。前几天我们由兰州来酒泉，汽车行驶若飞。每天晚上止宿时，拍去满身的沙尘后，我们脑中对于沿途景物只剩有模糊不清的印象。如果碰到抛锚，那是更加倒霉了。反不若大车每天都可达到预定下宿的地方，从容不迫。大车出酒泉东门后，车子沿着渠边道而行。这时已经开渠闸放水进田，道旁沟渠也都是水。我们赶车的人是车行老板，临时代替伙计带车。不谙马性，不会控御。刚出郊外不远，大车的左轮便陷到路旁的河滩上，车子向左倾斜，几乎要翻车。我们吓得连忙从车上跳下来。先将行李箱子取下来，然后央求过路的村民帮忙，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车子拉出来。走不多远，又发生过一次。这次我们比较镇定，但是也费了大劲儿才拉出来。午间抵二十里马坊，下车休息，喝了两碗开水，吃了两块夹着枣子的馍馍。这一带有近代烽台的遗存，从这里经白家墩、腰墩到三墩庙，约五里有一大土墩，有的大墩旁边附有五座小墩。由三墩庙向东北行，过北大河至闇门似为明代边墙所开的门。这里边墙的遗迹很显著，由河的东岸越河而西。有些地方是两层几乎互相平行的边墙，相去数十步。这些版筑成的墙，有时夹杂一薄层小石子。沿边墙每隔若干丈便有一个土台，以便瞭望之用。车过大石岗后，沿途荒凉，不见农村。北大河的西岸是高低起伏的沙山。东岸是碱滩，向北望是紫色的夹山。我们坐得腻了，下车步行。碱滩表面一层结晶的白色盐渍土，践上去如踏雪而行，踏过处雪泥留脚痕。一会儿便到了夹山山脚。这山岩石嶙峋，不长草木，只见一片紫红色，几乎找不出一点青绿的影子，当地人称之为火焰山。又称这一段的北大河为通天河，大概是受了《西游记》小说的影响。夹山是由金塔到酒泉的一道屏障，在山脚有一座规模较大的烽燧遗址。烽台虽已倾圮，但高度还达五公尺许，成正方形，边长约三公尺半，是用版筑的方法，泥土中间有芦苇和芨芨草，并且插入垂直的木桩以便支持。烽台的旁边用土墙圈一方场。土墙已倾圮得几乎和地面相平，但痕迹显明，每边长达五十六公尺。烽台恰可位在这方场的西北角上，这也许是明代的残存。由夹山峡入山，步行了好几里山路，豁然开朗，向北展开金塔县境的平原，县城附郭绿树成荫。县西却是一望无涯的沙碛。车子向西一转弯，便停在青山寺的鸳鸯池水利工作站。这里离金塔县城只有半天的路程。我们当晚便宿在工作站中。
  第二天上午，我们参观鸳鸯池工地。据水利工作站的人员介绍，这一带因为雨量缺少，灌田的水是靠祁连山融化的雪水。金塔县位于北大河的下游，河中之水大部分被酒泉的农田占了先；流到金塔的水，又大部分渗入到沙土中，所以常遭旱荒。两县人民也为争水经常格斗不停。为解决争水矛盾，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受省政府的委托，在酒泉金塔交界的鸳鸯池筑一个蓄水坝，长百八十公尺，高二十八公尺，蓄水量为一千二百万立方公尺（米）。水大时贮蓄池中，等到水小时再逐渐放水，完成后可灌溉十万亩耕地。民国三十二年六月正式开工。我们去参观时，正在工程进行的高峰期，工人达四百人，此工程预定民国三十四年春可以完工。后来因经费关系，拖延到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才完工，举行放水典礼。全工程花了八十六万人工，可算是河西的一个巨大工程。筑坝的地方正是在夹山的西边，很是荒凉。附近没有人家，只有几座庙宇。主庙是青山寺全圣宫，此外有三皇宫、菩萨殿、三教殿、王母宫等，都是光绪年间所建的。但是这里的香火一定起源很早。在后山的王母宫后殿，我们看到两尊菩萨像，听说是由前山移来的。修眉高鼻，腰肢纤细，姿态很生动，是唐代的作风，决非近代物。水利工程站便设在庙中，这班年轻的工程师便在这荒山中建设起了这伟大的工程。
  下午由鸳鸯池赴金塔县城。下山后，车子经过三十里的戈壁，沿途看见一座土墩，和一条东西横贯的边墙的遗迹。近县城时，始有农村。附郭的村庄多栽植树木。这里气候较酒泉为温暖，大概由于地势较低的缘故吧。我们这两天在黄沙碎石中间走路，现在看到绿叶成荫的白杨细柳，一片浓绿色，精神不觉一振。车子由南门进城，门额是“祁连绩懋”四字。车子停在县农会门前，这是水利工作站的城内办事处，我们便下榻其处。顾淦臣工程师详细地告诉我们前天这里所发生事变的经过。因为那件富于戏剧性的事变，地点便在这农会中，顾工程师也在场，躬逢其会。据说那天阎重义县长正在农会中开水利会议。那位连长因为雇车未足额，派特务长来交涉，要县长亲自到连长那儿解释。阎县长说等会议开过后便来，不知道那位特务长回去说了些什么话，一会儿连长便进来了，气势汹汹地责问县长。一语不合，便拿出手枪来射击。子弹从阎县长的下颌旁擦过去，却打穿了旁边的一位小学教员的手腕。会场秩序大乱，阎县长和顾工程师都躲进靠着墙壁的一张木床底下。那连长把枪向床下又发了几弹，才扬长而去。听说回去后叫部下的士兵携着枪冲进县政府去寻索，又派兵把守了城门。幸得县长受伤尚轻，已偷偷地被送往酒泉医治去了。连长知道事情闹大了，想叫士兵跟着他叛变，劫掠一番而散。但是士兵不敢答应，仍要开往酒泉报到。连长和特务长二人便只好私自逃跑了。我们到那开会的室中去，还可以看到地上的血渍和壁上的弹痕。
  我们在金塔县城内住了三天。县城是乾隆五十年所筑，当时为王子庄州同的治所。民国二年才改设县治。城很小，周围仅四百三十丈，住民不过百来户。贯通南、北两门的是城内唯一的大街，旁边寥寥几间店铺。进城那天晚上，我们在北关的荣兴园进膳，是当地唯一的饭菜馆。第二天我们到县政府接洽，希望代雇车辆，并派员襄助工作，代购所需的粮食和应用物品。又借得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邑人赵积寿（仁卿）等所修的《金塔县志》。这书未曾付梓，仅有抄本。赵先生仍健在，当地人称呼他为赵三爷。我们曾去拜访过他一次。城内的古迹不多。关岳庙有一明万历二十六年铸造的铁钟。山陕会馆所收的关帝庙中有好几座石碑，但却是清乾隆及以后几次重修时所立的。
  城南五里许是金塔寺，俗称塔院寺。三十日是阴历四月初八，恰是庙会的日子。我们曾去瞧热闹。正殿于兵乱时曾遭焚毁，光绪间重建。塔在殿后，是康熙年间金塔营游击孙一贵所建，土质铜顶，围七丈，高五丈。塔身作圆形，上光。塔座方形。殿中有雍正十年、乾隆七年及乾隆四十六年三座石碑。殿中有道士击鼓鸣铙，但进香者仅数十人。听说往年庙会比较热闹，有时还演戏酬神。寺后的园林中正值桃花盛开，娇艳动人。一同的向先生在花旁凝立着似有所感。我看见他那张连日旅行被阳光晒成紫红色的脸孔，和桃花相映成趣。我便拿出照相匣子出来，一面笑着说：“好一个人面桃花相映红！”向先生听见哈哈大笑，连忙躲开了，没有收入镜头。出殿门后，前面不远便有边墙的遗迹，似乎和我们前日由鸳鸯池来金塔中途所遇到的相连接。每隔四五里便有一个土墩。在殿附近的那一段，还有一个土筑的小碉堡，现仍有人守望。我们登碉堡向南一望，边墙外是戈壁，一片荒碛，直至紫色的夹山。戈壁上有近代的坟丘及墓碣，点缀其间。夹山的南面，屹立着雄伟的祁连山，积雪皑皑，恍若玉屏风。返首向北望，边墙以内，田畴开辟，村树蔚茂，枝梢微露出墙垣，魁星阁高耸其上。绿油油的浓荫中间，点缀着鲜红的桃花和洁白的杏花，另是一个世界，恰和边墙外的荒凉成一鲜明对比。
  五月一日，我们由县城出发北行去调查汉代的烽燧遗迹。县政府派了一个职员和一名警察随同我们一起去。车子由北关出城，沿户口坝渠北行。这天大风扬尘，终日不息，日光黯淡，远村如在雾中。午间在天生场打尖，傍晚抵三墩村，即下榻于村长的家中。行李安顿好后，我们便出来参观叫做三墩的那个土墩。这墩子高约五六公尺，用一根垂下来的粗绳子作为梯子。我们握着绳子爬上去，举目四瞩，可惜今天风沙太大，视线不能及远。屏障似的北山和相去不及十里的二墩土台，都仅隐约可见。
  第二天，晨间风静，我们骑驴子由三墩东北行，去参观二墩。所经过的地方，多是荒地。二墩是用夯土筑成，位于一小丘上，较四周略高。我们爬到墩顶上去瞭望，西面的三墩和东面的头墩，都相去仅十里许，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头墩的形制和其他二者相类，似乎都是近代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有再向东行，决定向北越过北大河去看斯坦因氏所已发现过的汉代烽燧。由二墩北行，经过沙丘起伏的荒碛，约行十里，越过梧桐河，至十保。在李保长家中休息，用过点心后，继续北行。这时已过午刻，天气骤变，开始刮风，尘沙扑面。引路的村民主张回三墩去。我和向先生坚持依照原来计划越过北大河到北山脚一看汉代的古墩。风越刮越猛烈，太阳为尘沙所遮蔽，模糊不清。骑驴逆风而行，连眼睛都睁不开。幸得口袋中携有避风镜，取出戴上。行十余里后，便到了北大河。河床很宽，这时南山雪未融化，水量不多，仅有很浅的细流一条。我们骑驴涉水而过。过河下驴休息后，登一沙梁，举目四望。这时风稍静止，空中尘沙较少。我们看见东面相距约十里许有一土墩依然屹立，保存尚佳。西面相距约二里也有一墩。后者土名石梯子墩。我后来用斯坦因的记载和地图来对照，推测前者大概便是他的第四十五号c墩，后者便是d墩。他仅到过第四十五号a和b两墩，据云两墩都已倾圮。b墩以西的几个都是由望远镜测入，他未曾亲临其地。我们因为距石梯子墩较近，便骑驴前往一观。墩作长方型，长九公尺，广六公尺，高达八公尺。东北角有土墙围成的正方形小城垒，后来被牧人当作羊圈。围墙内堆积羊粪厚寸许。将羊粪铲开一片，发现下面便是岩石，不见堆积有古代遗物。这墩以西相去约十里，另有一墩，大概便是斯氏的e墩。这时已下午三时许，风刮得很厉害。我们便决定先返三墩。逆风而行，沙粒扑面作痛，连呼吸都觉得困难。经过十多里的沙碛后始见人烟。抵三墩已傍晚了。
  我们原来的计划，是想由三墩越过戈壁到花海子。我们知道斯坦因当年考察时，是由花海子到酒泉县城，然后便由酒泉赴三墩向东北的毛目而去。他的行程漏去这一段的戈壁，因之他所绘制的汉代长城及烽燧图，也缺少这一段。我们想做点“补阙拾遗”的工夫补充这一空白，并且采集点汉代烽燧上所遗的古物。但是我们到三墩后，便听说民国十九年有洋人三人，骆驼八匹，由毛目来，至金塔县补充给养后，仍北返沿北山麓西行赴花海子。沿途测量地图和捡拾石子。无疑的，这是中瑞西北考察团中的贝格曼的一队。他们既已去过，我们发现新材料的机会很少。昨天我们拟雇到花海子去的骆驼，议价不合，没有成功。今天在大风中奔波了一天，兴致又被风吹低了不小。当天晚上，我和向先生商量，决定放弃到花海子去的计划。想明天继续乘牛车西行，到西红后便返金塔，不再雇用骆驼。后来我们在南京见到中瑞考察团的旅行记者，知道贝格曼和步林都没有走过三墩到花海子的那一段，颇懊悔当时没有贯彻坚持的计划。
  五月三日由三墩启程，越梧桐河后，至梧桐大坝的新佑宫，下车少憩。途中农舍田垄相望，尚属富庶。过大坝后向西北行，近旧寺墩河，渐见流沙，景况荒凉。过午刻以后，狂风又起，不过没有昨天那样猛烈。抵旧寺墩已是下午二时余，便下榻一位在玉门油矿局做事的景姓家中。叫做旧寺墩的那土墩便在屋后，有梯子可以上登墩顶，墩后有破屋数间，空着无人居住。据说那一户农家，因流沙侵入他的农田中，只好举家离乡移民到新疆去谋生。可见这里流沙问题的严重。第二天早晨，我们由旧寺墩骑驴北行考察。经过十来里的沙碛，将近北山的脚下，有一片麻岩的小丘。丘上立着一座废墩，是版筑所成的土墩，已经大部倾圮，颓然矗立，土名驴秋墩，一称后墩。（《唐语林》卷六云“顾况与韦夏卿饮酒。时金气已残，夏卿请席徵秋后意。或曰寒蝉鸣，或曰班姬扇，而顾曰马尾。众哂之。曰此非在秋后乎？”今北人俗语，唐时盖已然。）由这墩的顶上向东望可以看见石梯子墩。据引路的当地人说，这两墩中间稍北的小丘上，也有一墩。我以为驴秋墩大概便是斯坦因的第四十五号f墩，中间的那个是e墩，即前天由石梯子墩西望所见到的。驴秋墩的附近地面有陶片，我们捡拾一些，其中有灰色绳纹陶，似为汉代物。也有些石英碎片，细察之，都未经人工打制，不成石器，大概花岗岩片麻岩中所包含的石英的天然碎片。向西望不见有墩，我们上一小丘，沿着山梁向西行了一段，才发现一已倾圮的废墩和前者相距仅二里余，大概是斯氏的第四十五号g墩（XLV.g）。斯氏图上表示两墩间有边墙遗迹，疑当时远望山梁误认为土墙。这墩是由一厚层的碎石泥沙和一薄层的芦苇细柴相叠而成，和敦煌的有些汉代烽燧构造相同。墩旁也有些汉式的陶片和石英碎片。我们在墩的东南作试掘，地面因为细粒沙土都被风吹走，剩下的是碎石，以下有一层约二公分来厚的沙土，再下面便是灰色土夹着木炭，未发现其他遗物。我们又骑驴西行数里，登上一小山向西望，不见烽墩，仅有一山巅上似有石块一堆，像是游牧人民用以指路的石俄博，或许便是斯氏的第四十五号h墩。这时已经过午，我们行了十多里回返到昨晚住宿的旧寺墩。下午乘牛车继续西行，原拟赶到西红。因动身过晚，经东岔、七堡而抵三堡，已是八时余，天已黑了，只得下宿于三堡的王保长家中。从东岔以西，多是沙窝。三堡一名新地四分。这里的饮水含盐质颇多，味咸。听说西红的饮水更甚。水利工作站的人在那儿饮了这些水，都患腹泻。本地人已经喝惯，倒不觉得如何。西红是金塔县最西北的一村，再过去便是荒漠。那天晚上在三堡也听说民国十九年左右，有洋人二三人，沿着北山麓西行往花海子。赶骆驼的是毛目人丁五，已经亡故。
  五月五日，我们决定到西红北面的北海子一看，骑着驴子由三堡出发，向西北行，所经过的地方多是沙窝，再望北是呈现页状构造的土壤，被侵蚀得起伏不平，长着沙漠中特产的柽柳。约行十余里，便抵北海子的南岸。这一个大湖的水色蔚蓝，明亮如镜。背后便是北山。用望远镜隔着湖水望北山，不见烽墩，仅有一所卡房。向东稍北可以看见昨天所曾望到的小山巅的石俄博。由那小山而西，北山向后退，成一弧形，抱着这北海子。我们所站的地方稍西，是由西红流入北海子的河渠，渠侧生长着树木。更西便是荒碛，一望无际。我们返新地的三堡后，便商定明日招几个工人到XLV.g墩再作试掘，看地面下是否尚保存有汉代遗物。午饭后，我们套车东行，傍晚抵旧寺墩。托保长招雇六个工人。第二天，带了工人前往发掘。工人来时很晚，我们十时余才开始工作。在土墩的东面，掘了纵横四道探沟。地面的碎石一薄层，下面便是带沙的黄土。靠近土墩的地方，二者中间尚有一层带细木炭的红烧土，但都没有遗物出现。探沟深达半公尺多，时已近午，又刮起风来。锄铲一翻动，沙土飞扬得更剧烈，连眼睛也不能睁开。挣扎一会儿后，实在无法继续工作，只得收工回去。骑驴返旧寺墩。沿途风声猎猎，尘沙蔽天，比较前几天的风尤大。第二天早晨风还未息，又下起细雨来。我们由旧寺墩返金塔县城，风狂雨横，坐在车上颇觉寒冷，援裘而坐。道路中好几处积水，行车颇为困难。中午经三塘坝，下车少憩。抵县城时，已是天黑了。雨已停止，但道路泥泞。我到饭馆子进膳返舍时，在路上竟跌了一跤。
  五月八日，由金塔起程返酒泉。托县政府雇的车子，十一时始来，出发颇晚。当天在临水堡过宿，第二天下午才抵酒泉，天虽放晴，但又刮起风来。因为所走的是来时的原路，沿途我们多躲在车厢中，放下帘子来避风。这次我们去金塔，往返花费了十多天。虽没有什么收获，但也给我们以荒漠工作的经验。
  夏鼐：（1910—1985），字作铭，浙江温州人。我国著名现代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中科院院士。193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1935年～1939年留学英国，193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新中国建成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多次主持和参加了在全国开展的大规模考古挖掘和研究工作。主要学术活动和成就有：确认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纠正了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J.G．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撰《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对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作全面系统的研究；1950年第一次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遗迹；1951年确认二里冈遗址为又一处早于殷墟的重要商代遗迹；等等，为中国科技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著有《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日文）等。主编并参加编写了《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主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本文是夏鼐在1944年来甘肃考察时从兰州到敦煌途经金塔的一段考古随笔。文章基本保持作者的原著，极个别词语稍作了修改。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
  汉代河西“据两关”新探
  王天虎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年青将军霍去病打败匈奴，占据河西的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投降，至此，河西地区归入西汉版图。为了巩固胜利成果，经营西域，西汉王朝先后“列四郡、据两关”，从而保证了河西走廊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列四郡”即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这是历史事实，当时河西仅有此四郡，无可争议。但“据两关”后来的人们习惯地称为阳关和玉门关。本人经多方面调查、分析、研究认为，“据两关”应该是北据酒泉郡会水县肩水关和西据敦煌郡龙勒县玉门关，更为确切。其理由：
  一是由河西走廊的地形所决定的。河西走廊又名甘肃走廊，在甘肃西北部祁连山以北，合黎山和龙首山以南，乌鞘岭以西至甘新边界，东西长1000多公里，南北宽约100—200公里的狭长地带，因在黄河以西，故名河西走廊。走廊两边的其他地方均有天然屏障，惟会水县（现金塔县）北部有一片自然的豁口。汉代之前的月氏、匈奴就是从这个豁口进入河西走廊的。霍去病第二次攻打匈奴时，也是从这个豁口涉过居延水，迂回西南，直进祁连山，打败了匈奴。根据走廊的这种地形，要保证河西的安全，必须把好进入西域的走廊口和走廊北部的豁口。故此，必须在这两处设关。
  二是从汉长城修筑的实际所确定的。西汉王朝为了把住这两个口，除徙民实边外，又大量修筑长城（汉代称塞垣）。首先于公元前121年～公元前120年把秦始皇修筑的长城向西延伸至甘肃令居（永登）；又于公元前116年开始把长城从令居修到酒泉（是指酒泉郡的会水县镇夷峡处）；接着又于汉武帝元鼎六年至元封二年（前111年——前109年）从酒泉郡会水县大湾城向西修到敦煌郡龙勒县（应称为会龙长城），并在长城的东北头会水县设立了肩水关，在长城的西北端龙勒县设立了玉门关；同时还修筑了肩水关向北至殄北的居延烽燧及塞墙；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居延强驽都尉路博德奉朝廷之命，接走廊长城从镇夷峡起，修筑了沿黑河东岸经毛目东山过肩水金关至狼心山北折向西达哈密北山一带的长城，时称“遮虏障”（据《金塔县志》载）。这样就形成了以肩水关为中心的比较完整而坚固的军事防御设施，使肩水关成为进出河西腹地，北通居延地区的咽喉，成为抵抗漠北匈奴铁骑南侵的重要关口。故此，西汉“据两关”应该是酒泉至敦煌段会（会水）龙（龙勒）长城两头的肩水关和玉门关。
  三是从系统军事设施的修建和军事力量的部署所证明的。西汉王朝在系统军事设施的修筑上，除长城（塞垣）外还建了许多烽燧（亭、障）、斥堠等军事通讯设施。烽燧在本地也叫“墩台”，一般建在长城沿线，大多为“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主要用于传边警、通消息。古时如有敌情，守边士兵点火报警，夜间燃火，白天放烟。“昼则燔燧，夜乃举烽。”（详见《辞海》）。烽燧又称“烽火台”，建在具有一定距离的地形高要之处，便于远处看见。当时在会水、居延地区烽燧就有近百座之多。斥堠系观察哨所，一般设置于边地前沿或边塞上，其目的在于侦查敌情，盘查出入行人及车辆。除这些军事设施外，西汉王朝还在敦煌郡的龙勒县内设立了玉门都尉府（敦煌郡未分置前称西部都尉府）、阳关都尉府；在酒泉郡的会水县内设置了肩水都尉府、北部都尉府、东部都尉府；在居延地区设立了居延都尉府等一些军事机构。各都尉府都派重兵把守，加上亭障沿线及烽燧、斥堠的守兵和戍边移民，西、北两个关口周围的兵民达数万人之多。这些军事设施都是围绕肩水金关和玉门关设置的，这就证明了“据两关”非此莫属。
  四是从出土汉简所验证的。殷墟甲骨文、故宫明清档案、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被称为20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居延汉简就是在肩水金关周围的大湾城、地湾城及额济纳地区发掘的。从1930年首次发掘至1975年，出土居延汉简达3万余枚，被誉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世界考古界和史学界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同时，据新华社1993年7月5日消息：被称为“近年中国考古奇迹”之一的敦煌悬泉置遗址，1991～1992年在这里掘出2.2万多枚敦煌汉简。这两处出土的汉简多为纪年简牍和通关文牒，还有诏书、奏记、檄文、律令、历谱、医方、信函等。这些汉简的出土进一步验证肩水关、玉门关就是西汉王朝当时所据的“两关”，否则，这两处就不会出土这么多汉简。
  五是从关卡的修建时间认定的。西汉在张骞通西域后，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路开通之后，在敦煌郡龙勒县内又分成北道和南道。走北道可进出玉门关，走南道没有关卡，没人检查，来往人员还得去玉门关，玉门关商贾多而拥挤，比较混乱。为了方便商贾通行，因此才在赵破奴破楼兰后，在南道上也设置了一个关卡。因南道上的关卡在玉门关的阳面，故称“阳关”。玉门关、肩水关建于公元前111年——公元前109年间，阳关是公元前108年后才修建的，在时间上迟于玉门关和肩水关，因此不能算在“据两关”之内。
  六是从“列四郡、据两关”的目的所断定的。《汉书·地理志》中载：“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揆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河西归汉以后，匈奴虽被赶出走廊，但他们仍盘踞着漠北并在西域继续奴役弱小民族。当时“列四郡、据两关”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漠北匈奴势力南侵，保证河西走廊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以酒泉、敦煌为前沿阵地，打击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同西域各民族的关系。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要守好河西走廊。可玉门关、阳关均在走廊的西口，仅守住西口，放开北口，不但走廊的安全不能保证，丝绸之路也会被截断。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汉武帝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诏令部下必须在河西地区两处重要关口，即丝绸之路通向西域的咽喉——玉门关和河西通漠北的咽喉——肩水关设卡布兵，加强防范，严防匈奴的入侵，严查出入境人员，以保证走廊的安全和丝路的畅通。依此断定“据两关”肯定是玉门关和肩水关无疑。
  以上理由充分证明汉代“据两关”就是玉门关、肩水关，可为什么人们习惯地认为是阳关和玉门关呢？首先是当时没有明确的记载。《汉书·西域传》曰：“孝武之世，图治匈奴，窜者兼从西过，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综上所述，“列四郡”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无异。可“据两关”并没有具体点明，汉书中只有“开玉门”。有人提出在《汉书·西域传》中的“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就是“据两关”。笔者反复查看认为，此是专指西域的四邻，既西域东面连接着汉朝扼守通西道路的玉门关和阳关，绝不是指“列四郡、据两关”的那两关。另外还说《汉书·地理志》中敦煌郡龙勒县后注有的“阳关、玉门关”也就是当时所“据两关”。本人认为这也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后汉书·郡国》中敦煌郡龙勒县后仅注有“玉门关”了。历史上，再没有正规史书明确地说明“据两关”就是阳关、玉门关，故此，让人难知其实。其次是著《汉书》时离“据两关”之初已近200年的时间。加之作者班固从未到过河西，只是从西域来的人口中了解到敦煌郡龙勒县内有阳关、玉门关，因此《汉书》在龙勒县后便写上了此两关。所以，后来人们也只知道此两关，自然把“据两关”认为就是阳关、玉门关了。其三是丝绸之路的繁荣，进出阳关、玉门关的人颇多，影响较大，所以知者甚多。而肩水关坚固的军事设施和众多的守军，尤如铜墙铁壁，固若金汤。虽朝廷赐名为肩水金关，但漠北匈奴居地人烟稀少，往来者不多，了解肩水金关者相对就少。就是《汉书》作者班固也不知道会水有个肩水金关。其四是文人笔下的宣传。什么“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古人”等都影响了后来的文人。其五是敦煌及千佛洞的名气，使阳关、玉门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而会水县的消失使肩水金关在人们的记忆中也慢慢消失了，直至居延汉简的发现才又被人们开始重视。其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如刘炘同志所著《贝格曼黑河大发现》一书中讲的：“……肩水金关远离丝路主干道100多公里，不在后来的大动脉上，所以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鉴于上述原因，汉代“据两关”被人们误传至今天。现在，社会进步，言论自由，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笔者将自己的观点提出，与专家、学者商榷，与学术界争鸣，纠正误传，以求共识。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
  金塔的古窑与陶器初探
  陶玉乐
  在金塔县境东部的东沙窝一带，分布有多处古窑址，窑室早已被毁，仅存残窑底。窑址形状有马蹄形、正方形、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多种，直径1米～5米不等。窑壁内有坚硬的红烧土层，并遗存有灰层，窑内及周围散布有陶器残片、残砖块、烧结铁渣、碎铜块等遗物。在这些窑址的周围分布有多处古文化遗址，这里残陶片密布，有的地方残陶片堆积如山，充分说明了这些陶器就是这些古窑烧制而成的。这些陶器既有新石器时期——青铜时期的夹砂红陶、彩陶等，又有汉——魏晋时期的绳纹、水波纹、垂帐纹、麻点纹等灰陶器皿。发现的大量金塔古窑与陶器，为金塔历史增添了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金塔古窑的基本情况和产生发展演变过程
  金塔的古窑主要集中分布于汉会水县城一带，目前查明遗存的窑址有近百处。关于这些古窑址的形成年代和具体的形制类型，现存资料没有记载，经实地调查，从遗存的残窑址和从窑址周围分布的文化层看，绝大多数应为青铜时代——魏晋时期的制陶窑址，另有极个别烧砖或冶铁、冶铜的窑址。较具代表性的有：
  缸缸洼窑址群：位于缸缸洼遗址内，共发现4座。一号窑长宽各1米；二号窑残底呈圆形，直径1.4米；三号窑长2米，宽1.5米，炉门西开，门口宽0.3米；四号窑仅存灰层，范围模糊，窑址灰层中有木炭残块。初考为新石器时期烧制陶器的窑址。
  转嘴子南窑址群：位于金塔县羊井子湾乡双古城村南6.1公里处的沙漠腹地的软戈壁与风蚀台地相间地带，四面均为戈壁滩。遗址呈长方形，在东西长110米、南北宽50米、总面积5500平方米的范围内共有窑址12处，分别位于东、西两个高出地表2米的风蚀台地上。西部风蚀台地上，西北角1号窑址呈圆形，直径3米，残高0.3米，仅存残底；东北角2号窑址呈圆形，直径3米，残高0.3米，仅存残底；东边缘3号窑址，直径3.8米，残高0.4米，窑壁厚0.08米；中心4号窑址呈长方形，东西长3.8米，南北宽2.9米，窑口东开；4号窑址的南部为5号窑址，直径3.2米，残高0.5米，仅存残底；5号窑址的西部为6号窑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5.7米，南北宽1.6米，残高0.6米；6号窑址的东北部为7号窑址，直径3.1米，残高0.5米。东部台地的北边缘为8号窑址，呈长方形，南北长3.7米，东西宽2.8米，窑口北开；9号窑址位于台地中心，平面呈圆形，直径1.8米，仅存残底；东南角为10号窑址，直径1.5米，仅存残底；东北角为11号窑址，直径2.7米，残高0.6米；最西部为12号窑址，呈长方形，东西长4.3米，南北宽2.5米，窑壁厚0.06米，仅存残底。地表有大量灰陶片（纹饰为绳纹，器形为壶、罐）。初考为汉代窑址群。
  土墩子井窑址群：位于金塔县羊井子湾乡双古城村东北8.6公里处的沙滩与风蚀台地之中。在东西宽215米、南北长380米、面积817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窑址31座，窑底平面多呈圆形、方形、葫芦形、山形等。直径在3.6米～3.9米之间，灰层厚0.10米～0.30米。有部分窑底保存的烟道清晰。在窑址群周围地表有大量的残砖、烧结釉渣、红烧土、烧结碎铁块和素面、网纹、麻点纹灰陶残片，并有少量的粗砂红陶片。为汉代制陶窑址。
  地窝墩南窑址群：位于东沙窝地窝墩南，面积约6000平方米，发现窑址3座，一字型排列。其中1、2号窑为长方形，长2.5米～3米，宽2米左右，残高约1米，火门向东北，已残破，窑内被破砖碎瓦填实。周围散布大量带釉瓦片残块和陶片。据考，为汉代烧砖窑址。
  西三角城北窑址群：位于西三角城北，面积约300平方米，发现窑址6座，形制为长方形和马蹄形两种。其中1号窑平面呈长方形，长2.5米～3米，宽2米左右，残高1米，烟道残长1.3米，火门宽0.6米，窑壁烧结层厚0.1米。2号窑平面呈马蹄形，长2.5米，宽2米，火门向南，宽0.5米，窑壁烧结层厚0.1米。3号～6号窑皆破坏不清。周围散见大量灰陶片和砖瓦残块。据考，为汉代制陶窑址。
  双庙湾窑址群：位于东沙窝沙漠戈壁地带，面积约6000平方米，发现窑址4座。其中1号窑平面呈马蹄形，外部底边长6.5米，宽2米，残高0.9米，火门宽0.8米。有烟道3条，宽0.4米～0.6米，残长1.2米～2米，窑壁烧结层红色，厚0.1米。窑内有带釉砖块和灰陶片，地表散见大量灰陶片和碎砖块。其他3座窑破坏严重。据考，为汉代制陶窑址。
  板地井南窑址群：位于东坝镇小河口村东南6公里处的一片风蚀台地上，面积400平方米，共发现窑址2座，呈东南——西北向排列，相距约20米。窑址平面均呈椭圆形，1号窑东西长3.1米，南北宽1.5米，残高1.1米；2号窑东西长3.1米，南北宽2米，残高1.2米，炉门朝北开，炉堂烧结层厚0.1米，周围地表散见烧结的黑砖、烧结铁块等遗物。初考为汉代窑址。
  据考证，金塔县境东部的东沙窝一带，是古时黑河和讨赖河交汇的地带，这里水源充足，土质肥沃，植被旺盛，十分适宜人类居住生活。从县境内发现的缸缸洼、火石梁等多处古遗址表明，在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和青铜时期就有人类居住。当时在这块土地上聚居的先民，主要是羌和戎这两个古老民族，他们兴起于甘肃、青海，史称“南山羌”，金塔县境内的黑河流域是他们活动的重点场所之一。
  古人的生活离不开陶器，陶器是他们主要的生活用具。火的使用是人类进化史上伟大的一步。人类学会使用火，并且开始定居生活以后，熟食的比重逐渐增加，火熟的方式也由简单向复杂演进，最初的烹饪方法主要是烧烤，将食物放在火中直接烤熟即可。进一步的法名叫“炮法”，即用粘土和成泥后包住食物隔火烧烤。粘泥被火烧烤后变硬的特性给先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当谷物或水产品成为人们的主食时，由于不宜生食，先民们想到了用水蒸煮的方法。于是，制作陶器的需求便有了。
  据有关史料记载，古人制陶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随着陶窑的不断改进而使制陶工艺不断发展完善的。
  最初烧制陶器的时候，人们像最初用火烧烤食物一样，把制成的陶坯直接放在材草堆上烧。这样烧的陶器容易破裂。后来人们逐渐总结出把陶坯主动晒干或烤干后再进行烧制，并在烧造前事先预热。用这种方法烧成陶器的几率提高了许多。经过漫长的实践，粘土里逐渐掺入砂粒、谷壳、蚌壳末等，以提高耐火、不易烧裂和传热快等优点。于是，粘土终于在火的作用下变成了满足人们需要的、简单的陶器。
  后来，陶窑运用而生。我国最早的“窑”是一种“升焰式圆窑”，它的基本特征是：从平地或选择一个带有断面的坡地，在断壁上掘出燃烧室、火道，然后从上面挖出燃烧室。火焰从燃烧室发生，经过火道，或者透过火眼进入烧成室将热能施加于陶坯之上，最后余焰废气从窑室的顶上排出窑外。由于陶坯和燃料堆放在一起有不宜燃烧的缺点，人们便逐渐将陶坯与燃料分离。烧成室专门存放陶坯，燃烧室则堆放燃料，其间以火道相连。最初，燃烧室与烧成室常常是平行的，不利于通风。后来烧成室逐渐升高，燃烧室设在烧成室侧下方或正下方，火焰通过倾斜的火道或分布于窑床上的火眼进入烧成室（这种窑床也叫“窑箅”），最后废烟从烧成室上方排出。“升焰式圆窑”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焚口、燃烧室、烧成室和排烟设施四个部分。这是任何一种窑炉都必须具备的四个基础部分，以后的窑炉，虽然在不同时期不断发生着改造和变化，但都是在这四个基础部分上实现改良的。后来人们将烧成室上方的排烟口逐步缩小，以控制进气量和减少热量的散发。西周晚期，已经出现了在窑室后部设置烟囱的窑，窑室顶部呈弧形，外形很像馒头，因此俗称“馒头窑”。又因其平面像马蹄形，又称为“马蹄形窑”。根据火焰在窑室中流动的方向人们又将馒头窑称之为“横焰式或平焰式馒头窑”和“半倒焰式馒头窑”。“横焰式”是指火焰在窑顶横向流动后，经后壁的烟囱排出窑外。“半倒焰”则指烟囱的排烟孔设在窑炉后壁的下方，当从燃烧室升腾的火焰上升到窑顶时，由于吸火孔的作用又使火焰顺着窑顶的弧度通向后壁，再从排烟孔经过烟囱排出窑外。由于“颠倒”的不够完全，所以称为“半倒焰”。“半倒焰馒头窑”是一个突破性的技术飞跃，烟囱的压力改变了火焰的路线，充分利用了火焰燃烧的温度，从而减少了窑内上下温差，将窑内温度提高到可以超过1200℃。这种窑在汉代时已很普及，而且这种窑身容量不大，一般长不过5米左右，宽2米至3米左右，高2米多，所以在北方地区不受地理限制，应用非常广泛，成为北方地区窑炉的最典型代表。我县境内发现的许多古窑址其形制和大小与这种窑相符合。因此，这些窑很可能就是“半倒焰式馒头窑”，它们的形成年代，极少数在青铜时代，绝大多数在汉——魏晋时期，主要用途是烧制陶器。
  二、金塔陶器的基本情况及发展演变过程
  金塔的东沙窝汉会水县城一带，彩陶片、红陶片、灰陶片遍地皆是，俯首而得。金塔博物馆内陶器藏品近千件，其中双耳彩陶罐、单耳彩陶罐、枪头彩陶罐、陶轺车、陶卧羊、陶鸡、陶埙、陶纺轮、陶灶、陶壶、灰陶直径壶、陶俑等一大批精美绝伦的陶器被鉴定为国家级文物，具有较高的收藏研究价值。
  陶器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大约一万多年前，由于定居生活烧煮食物的需要，人类开始尝试生产陶器。经过数千年的实践和摸索，人们逐渐认识了天然矿物颜料特性，在先民对美的渴望和追求中，彩陶应运而生。距今8000年前后，以甘肃秦安大地湾为代表的渭河流域先民成功地生产了我国第一批彩陶。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之一。
  甘肃是中国彩陶的故乡。甘肃彩陶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端，终结于青铜时代晚期，历经5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可谓源远流长，是中国彩陶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
  甘肃彩陶自发端后先后经历了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分为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持续发展时期）等类型。进入青铜时代，我国其他地区彩陶大多销声匿迹，而甘肃彩陶却一枝独秀，相继出现了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含有彩陶的文化，为甘肃青铜文化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四坝文化分布于河西走廊的中西部，距今约3900年～3400年。彩陶以夹砂陶为主，大多为黑彩，有一定数量的红彩，盛行紫红陶衣。纹饰主要有三角纹、条带纹、折线纹、网格纹等。金塔县境内出土的彩陶大多为四坝文化类型。四坝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出土地是张掖山丹四坝遗址、玉门火烧沟遗址和金塔县境内的缸缸洼遗址。
  金塔陶器陶坯的制作方法，早期为“泥条盘筑法”。是将拌制好的粘土搓成泥条，从器底开始依次向上盘筑成器壁直至器口，然后用泥浆粘合全器并抹平泥条间的沟缝。或进一步一手在器内持陶垫或卵石顶住器壁，一手在器外持陶拍拍打，使器壁均匀结实。如果陶拍上缠有绳索或刻有花纹的话，那么陶器的表面就会出现绳纹或其他花纹了。由于手工操作的不稳定性，用“泥条盘筑法”制成的陶器在器壁内部会有凹凸不平的痕迹。金塔县境内发现的许多早期的夹砂红陶罐和彩陶罐，器壁内就有凹凸不平的痕迹，说明其陶坯就是用泥条盘筑法制作的。随着窑的诞生和发展，陶器成形技术也取得了飞跃性进展，后来出现了一种叫“陶车”的制作工具。它是一个圆形的操作台，台面下的中心处有一个圆窝可置于轴上，圆台围绕着轴可作平面圆周运动。将陶坯置于工作台面的中心，推动台面旋转，便可用手或借助工具对器形进行整修。陶车的出现可以看成是陶器制造业规模化的象征，它大大提高了陶器的生产能力，甚至造成了某种作坊与社会分工的产生。时至今日，陶车还是手制圆器成形的主要器具。金塔县境内出土的许多汉——魏晋时的灰陶，其陶坯都是用陶车制作的。
  金塔陶器的器形，早期主要是罐、盆等实用器物。金塔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出土于本县的双耳彩陶罐，属四坝文化类型，该藏品质地为夹砂红陶，高11厘米，口径12.7厘米，腹径12.7厘米，腹围14厘米。敞口、双耳、鼓腹、平底，颈部和罐身的纹饰均为斜线纹，口沿有内彩，为双直线纹和斜线纹，耳部饰斜线纹。该藏品造型精美，几何纹饰绘制精细，是彩陶器中的精品，反映了先民先进的手工制作技术和极高的审美观念；还有一件双耳鼓腹侈口彩陶瓶，为新石器时期生活用具。高32厘米，口径16.5厘米，腹径25厘米，底径9厘米。侈口，高颈，鼓腹，平底，腹部有对称双环彩耳。耳部以上为红陶衣施黑彩，纹饰分三层，颈部饰双直线纹、网格纹、菱形纹；上腹部饰双直线纹、复合菱形纹、菱形网纹；腹中部饰三直线纹；耳部饰三直线纹，耳部以下为素面。陶罐上的纹饰虽略现零乱、粗糙，但整体造型美观、大气，充分反映了古代制陶工艺水平的高超。
  到了秦汉魏晋时期，随着丧葬习俗的改变，陶器成了随葬的主要冥器之一，陶器器形大为丰富，除罐、盆外，出现了壶、碗、樽、瓮、甄、豆、井、灶、仓等器形和俑、猪、牛、羊、鸡等偶像模型，并出现了随葬的车马模型。金塔博物馆收藏有许多出土于本县汉晋墓的陶器随葬器物，既有日常生活用品，如陶罐、陶樽、陶仓等，还有一件陶灶，质地为灰陶，整体平面呈三角形，上呈三角形分布有三个圆形火口，前侧有长方形的灶门。这个时期随葬冥器的特点已向实用器物转变，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人们已开始注重生活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化经济社会的发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交通工具，如魏晋陶轺车，质地为灰陶，形似推车，双轮，双辕。车轮与车厢可以分离。轺车造型逼真，线条粗犷有力，表现力强，质地坚硬，充分说明了魏晋时期制陶业技术的高超。并大量出现了动物偶像，如褐陶牛，呈颔首站立状，两眼直视前方，四肢粗壮有力，形态逼真；陶卧羊，质地为灰陶，呈俯卧状，羊角转向，嘴微张。该藏品制作的泥坯略现粗糙，但刻画手法新颖独特，用寥寥几刀就雕刻出一只栩栩如生的羊形象，实为随葬器皿中的精品；陶鸡，质地为灰陶，鸡头、腹、尾全，形似啄食。该藏品捏塑而成，手法简单，形象逼真，虽属随葬器皿，但也不乏艺术观赏性。
  陶器的颜色为什么会从最初的红色转变为后来秦汉魏晋时期的灰色呢？这与古人陶窑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最初的升焰式圆窑不能控制进入窑内的空气比例，烧成的陶器大多都是氧化作用下的产物。如含铁量高的粘土烧成红陶、褐陶。一些含氧化铁较低的粘土或瓷土烧成的产品，则为白陶。到后来，由于窑室改进，窑顶封闭，窑内温度升高，燃烧时就会产生大量的游离炭黑，把陶器熏成了灰陶或黑陶。
  陶器上的纹饰又是怎么形成的呢？随着陶器制作一步步趋向专业与实用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外表装饰也被用在了陶器制作上，彩绘、镂雕、刻印等等。陶器不仅成为了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日用品，而且也成为了人们表达美的追求的载体。在彩绘陶器出现之前，人们用表面磨光的方法来增加器物的光泽。在人们了解到一些带矿物质的粘土能产生颜色后，陶器上便出现了彩绘，这种刷在陶器上的粘土被称为“陶衣”。陶衣的原料是碾磨得极细的粘土悬浮液，粘土若是瓷土，陶衣就呈现为白色；粘土里若含锰矿，陶衣就呈褐黑色；若粘土是红土或赭石，陶衣就呈红色，打磨光亮的陶坯上涂刷了陶衣后就有了作画的底子，再用另一种颜色的粘土就可以在陶衣上绘出丰富的图案了。彩绘后的陶坯入窑烧制，出来就成了不褪色的彩陶。金塔县境内出土的彩陶基本上均为红陶衣施黑彩，就是用这种方法绘制的。
  到了秦汉时，中原地区已大量使用铜器和铁器，部分地区已出现了带釉的瓷器。金塔县所处的西北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所限，陶器仍然是主要的生活用具。这时，由于人口剧增，陶器需求量明显加大，加之陶窑的改进，在陶器上施彩，已不能适应陶器的大量需求。怎样才能既省时又省力的在陶器外表上刻印纹饰呢？人们想到了在陶坯上刻印纹饰。最常见的就是绳纹，用缠了绳索的木拍在未干的陶坯外拍印，虽然当时这样做的本意是想让陶器的器壁坚实均匀，但人们发现这样的陶器外表别有韵味。于是，人们便直接在一些木拍或陶拍的表面雕刻花纹以产生更多的拍印纹饰。金塔县境内许多灰陶器物上的绳纹、麻点纹纹饰就是用这种方法拍印的。由于拍印的花纹往往无序，所以又出现了剔刻花纹和镂雕花纹，这是指用竹、骨等制成的尖锐工具在陶坯上剔刻或镂刻出各种花纹，如曲折纹、圆圈纹、弦纹等，使之组成连续的花纹图案，这与拍印花纹的相比又风格迥异了。金塔县境内的许多灰陶器物上的折线纹、弦纹、鱼鳞纹、垂帐纹有明显的剔刻痕迹，就是用这种方法剔刻的。还有一种在考古学上称为“附加堆纹”陶器装饰法，是指用泥饼或搓得很细的泥条用泥浆粘附于陶坯外壁形成凸起于陶器表面的、平行或交叉的各种花纹。据专家推测，这种装饰法可能兼有加固器壁、便于抱持的实用性目的。金塔县境内的灰陶器物上也发现了这种纹饰。
  延至魏晋末期，由于中原地区的瓷器制造业向西传播，西北地区大量使用瓷器，瓷器坚固耐用的优点被广大群众所接受，陶器逐渐被瓷器替代，到隋唐时陶器已销声匿迹了。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
  金塔县鼎新镇魏家坟小考
  李圯 樊小兵
  本人爱好金塔的历史研究，听到有个“先有魏家坟后有毛目城”的说法，毛目城即就是现在的鼎新镇政府所在地。我到县第二中学工作以后，就对这个说法进行了一些考究。
  魏家坟遗址在鼎新镇政府东北（现进化村2组与头分村3组的交界处），坟地旁边有一条废弃的古渠道。几年前，这儿荒草丛生，里面有四五个大坟头，坟冢上长着些白刺和芦草，许多青砖散落在周围，似被人盗挖过。外围坟地的墙基线还依稀可辨，整个坟地呈长方形，足有三四亩地大。但是，现在这里已经被开垦为耕地了。据居住在这里的老人们说，现在鼎新镇政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就是当时魏家坟坟地上的摆放之物，听说坟地上原来还有旗杆、石磨盘、石碾子等物。
  过去毛目（鼎新镇）这个地方为苦寒荒僻之地，少有显赫家族世居于此，那么坟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只知道姓魏，但周边的村子里魏姓的却极少。据传，有的说是一位道台，也有的说是一位将军。据说这位将军打仗时被敌人砍下了头颅，因离家比较远，就在这儿安葬了。为了使他有个全尸，人们给他安了个白面做的头颅。
  说到毛目城修建的年代，流行于鼎新的一种说法，便是：“先有魏家坟，后有毛目城。”但是，“先有”有在何时，难以详述。
  翻翻民国时期编撰的《新编鼎新县志》，其卷七《魏公植望太先生墓志》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篇墓志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农历四月，由墓主人的孙子（魏象纪）请同乡所记。里面记载的墓主人名叫魏植望，祖籍凉州，生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卒于乾隆十四年（1759年），曾经当过兵，后在毛目屯田，以屯户长身份办理屯务。由于他才能出众、办事公允，被委任为屯长。他乐善好施，深得百姓拥戴，死后就葬在毛目。他的子孙后来迁居酒泉，家资丰饶，人丁兴旺。在他死后，他的二儿子通过捐官的形式追赠他为中宪大夫，追赠其母张氏为恭人。《魏公植望太先生墓志》同时还交代了魏植望先生的儿子及孙辈们的情况。
  从《魏公植望太先生墓志》看，魏植望和他的两个儿子都葬在了毛目。他们所葬之地是否就是鼎新的魏家坟呢？清朝的丧葬制度规定，只有六品以上的官员才可在墓前立石兽，而且数量和种类有严格的规定。现鼎新镇政府门前的石狮子若立于魏家坟前，必然说明墓的主人官阶至少在六品以上；清朝时期的中宪大夫为正四品，只有正四品才会封其夫人为恭人。魏植望这个捐官追赠的中宪大夫墓前立对石狮子，似乎也不违反相关律制。墓志中提到魏公的儿子们后来迁到了酒泉，墓地里有的那些石碾子、石磨想必是看墓人的生活用品了，这也能佐证为什么现在墓地周围的村庄中没有魏姓后代的缘故了。从撰写墓志的时间看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墓主人卒于乾隆十四年（1750年），均早于毛目城的修建年代清同治八年（1869年），这是否印证了那句“先有魏家坟，后有毛目城”传言呢？编撰于民国时期的县志所录的这篇墓志是否就抄录于当时尚存的墓碑？墓碑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魏家坟里的？
  现在人们关于魏家坟的物证，也就只剩下镇政府门前的那对石狮子了。魏家坟的石狮子为什么跑到镇政府门前了？据说“土改”时期，坟地旁边的农民种植了玉米、小麦等农作物。有人把玉米棒子偷走了许多，一时抓不到小偷。第二天，有人发现石狮子嘴里有许多玉米叶子，就说：“石狮子偷吃了玉米！”也有说那年蝗虫比较多，粮食被蝗虫吃了，有人在石狮子嘴里发现了庄稼叶子，便怀疑蝗虫为石狮子所变。于是，就有人提议把这“吃庄稼”的石狮子砸了。但也有人知道石狮子是冤枉的，就把这对石狮子抬移到当时的鼎新县政府门前保护起来了。于是，我们时至今日还有幸能看到蹲守于现鼎新镇镇政府大门两侧的这对石狮子了。
  这对石狮子由鼎新附近山中所产的花岗岩雕刻而成，其形制略小，雕工朴拙，憨态可掬，有原始雕塑风格。两只狮子嘴微张，目光相向。左面狮子右脚下踩着一个小巧的绣球，显然是雄狮；右边应该是雌狮。下面的须弥座石基前后采用阳刻雕着花瓣，左右两侧雕有像羊或虎的动物造型，线条古朴粗犷。
  如今，石狮已在政府门前守立了60多年，见证了小镇的风雨成长。期间，曾有上级部门征调过，也曾有人出高价收买过，但当地百姓和历任政府领导都没答应。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
  关于塔院寺“金塔”的几个问题考论
  陶玉乐
  塔院寺“金塔”，位于金塔县城东南2.5公里的塔院寺内，塔与寺合称金塔寺或塔院寺。塔势雄伟，寺貌壮观，构成一幅神奇迷人的画景。明、清时被列为肃州八景之一，民国时又将它列为金塔第一景，本县县名由此而来。因此，金塔县也成为唯一一个以塔命名的县。关于这座塔名称的由来、塔的初建、重建和维修年代、有无地宫和塔顶藏宝、结构和寓意等问题民间传言较多。为此，笔者就上述几个问题进行了初步考证。
  一、关于金塔名称的由来
  这座塔为什么叫“金塔”，在当地流行的有四种说法：一是说因为塔的外表是用纸筋裱糊而成的，所以初建时把这座塔叫做“筋塔”，后人根据谐音，称为“金塔”；二是说塔上供奉一尊释迦佛金面铜像而得名；三是说因为塔初建时是土塔，因为常年风吹雨淋，塔身土层脱落严重，为了保护塔身，寺院的僧人就用牛筋裹在塔身上，防止土层脱落，时间久了，人们就叫其为“筋塔”，后人根据谐音，称为“金塔”；四是说整个塔体呈现出汉字“金”的造型，所以叫“金塔”。首先，应该排除的是第三种说法，牛在过去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人们一般不会杀耕牛，就算老死或病死的耕牛人们也不会剥其皮，食其肉。一座塔身要用牛筋来裹，需要多少头牛，当时牛本身就很少，哪有这么多的牛筋？这是不可能的。第二种说法民间流传最广。过去在塔上或寺庙里供奉金面铜佛像很多，几乎大大小小的寺庙或塔上都在供奉，甚至条件好的大户人家也在供奉，为什么单单这座塔因供奉金面铜佛像就叫金塔，这种说法也似乎经不起严格推敲。至于第四种说法，所有覆钵式塔的基本结构大体相同，就像一个“金”字造型，也不能足以为证。剩下的第一种说法在史料中有确切记载，据《重修金塔县志·1934年手抄本校注》收录的《重修塔院寺序》（刻写于雍正十年即1732年）记载：“如我金塔寺之有塔，不知妨于何代，然塔以筋砌始名曰筋塔”。这里所说的“筋”即纸筋，《百度百科》中对纸筋的解释是：纸筋，用白纸筋或草纸筋，使用前应用水浸透、捣烂、洁净；罩面纸筋宜用机碾磨细。稻草、麦秸应坚韧、干燥，不含杂质，其长度不得大于30mm。稻草、麦秸应经石灰浆浸泡处理。以前用草纸，现在多数用水泥纸袋替代，因为水泥纸袋的纤维韧性较好。其用途是掺在石灰里起增强材料连接、防裂、提高强度、减少石灰硬化后的收缩、节约石灰的使用。古时建造土房子时掺到泥浆里，以提高墙体韧度、连接性能。“纸筋灰”是一种用草或者是纤维物质加工成浆状，按比例均匀的拌入抹灰沙浆内，作用于防止墙体抹灰层裂缝，增加灰浆连接强度和稠度。因当时初建金塔时，为了提高墙体韧度、连接性能，在泥浆中掺入了用稻草、麦秸经石灰浆浸泡处理过的纸筋，从金塔历次维修的灰层中，也发现了纸筋，与“塔以筋砌”相吻合。这才是金塔名称真正的由来。
  二、关于“金塔”的初建年代
  “金塔”是覆钵式塔，是藏传佛教的塔。这种塔的造型特点，是在高大的方形基座上，建圆形覆钵形的塔身，上面安装塔刹。塔身下方上圆，具有浓重的原始性。自元代以后，喇嘛教建塔常采用这种形式，所以称为喇嘛塔。主要流传于南亚的印度、尼泊尔，中国的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等省区。
  关于“金塔”的确切初建年代，现存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民间有此塔建于元代、唐代或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传说，但未见史料记载，有待考证。据《创修金塔县志·1934年手抄本校注》收录的《重修塔院寺序》（刻写于雍正十年＜1732年＞）记载：“如我金塔寺之有塔，不知妨于何代，然塔以筋砌始名曰筋塔。迨明万历二十年设堡，其地立官分土，因名其堡曰‘金塔寺堡’，是堡因塔而名也”。这是现有史料中关于“金塔”的最早记载。说明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时“金塔”已存在，据此证明“金塔”的始建年代，最迟也在明代。也说明，金塔，原名叫“筋塔”，后来，一方面根据谐音，另一方面，金，象征财富，人们为了祈求金塔地方繁荣富足，改称为“金塔”。
  又据《重修金塔寺塔院寺》记载：“吾酒泉郡北有金塔寺焉，不知始于何年创之何帝，迨后倾颓全无，然其基尚存焉。后有孙公一贵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躬鹰简命巡守是地，每夜辄闻斯地有鼓钟管龠之音。感化于心，顿然醒悟同山右僧性贵咸登法舟。遂一念之诚，募化十方修寺建塔造立金象”。另据《修编金塔方志》记载：“金塔寺，在城东南五里许。其塔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金塔营游击甘州人孙一贵重建筑。土质铜顶，围七丈高五丈……。”
  1987年维修“金塔”时，发现了历次维修的4层灰层，最里面的塔身土层经省博物馆专家实地查看，为明代建筑，并从金顶内发现了四次维修的记录牌。
  从以上史料说明，塔院寺“金塔”的初建年代不晚于明代。
  关于“金塔”的初建年代，笔者也翻阅了一些资料，认为初建年代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较为确切。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空前的社会动荡与民族的融合。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与中原农耕民族频繁交锋，北方区域动荡不安。多民族间冲突加剧，政权更替频繁，战争不断，人民饱尝战争疾苦，流离失所，顿感人生无常，需要精神寄托。希望得到神灵保佑，消灾免祸，祈求平安。魏晋时期，玄学盛行，玄学崇尚虚浮，佯狂遁世，与佛教思想一致，佛教因玄学获益，相得益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此时，建立地方割据政权的五胡君主，也亟需为自己寻求精神支柱，希望利用佛教惩恶扬善、生死轮回的教义来安抚各族百姓，缓和民族矛盾，并借宗教来维护统治。佛教的传入，所宣扬的教义正好符合了人们的这种精神需求。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各地广建寺庙，开窟造像，大兴佛事活动。一时间，香火旺盛，佛事盛行，寺庙林立，窟龛密布，呈现出空前繁荣景象。
  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先后出现了前凉、后凉、西凉、南凉、北凉五个割据政权。前凉已信佛，佛教已广为传播，据《首楞严经》后记中记载：癸酉年（373年），凉州刺史张天锡，请月氏优婆塞支施仑在州内正厅堂、湛露轩下，出《首楞严经》《须赖》《金光》《首如幻三日未经》4种，由龟兹（新疆库车）王世子帛延翻译。译经时，在场的有会水县（今金塔县）县令马奕，可见当时会水县信佛的程度。412年，匈奴族的沮渠蒙逊占领了姑藏（即凉州），统一了河西走廊，自称为“河西王”，使北凉国发展到了极盛。沮渠蒙逊本人是很相信佛法的，也怀有弘扬佛教的远大志向。他第一次将佛教文化融入政权，并大肆建筑寺庙佛塔，河西地区寺庙遍布，佛塔林立。为了使自己所管辖的区域内尽快消除因多年战争引起的民族仇恨，恢复平静安闲的生活，他利用佛教的力量，不但在国内修建了华丽壮观的佛寺，还特意邀请了很多中外著名高僧前来凉州翻译佛经，使凉州成为了当时全国的译经中心之一，河西佛教的重要基地。而在远离河西走廊中心的金塔（即当时的会水县），是崇佛的北凉国王沮渠蒙逊之子沮渠牧健在继任王位前的驻牧之地，佛教已很盛行。以上史料说明，为了政治需要，或许“金塔”就建造于这一时期。
  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力提倡“文教”，他认为让“虚诞不经”的“胡人”的佛教广为流传，只会招致“礼义大坏”、“天常大乱”、“王法废而不行”的恶果。由于不负担赋税，徭役的僧侣人数膨胀，就会大大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加之寺、塔、经、像的增多，也是社会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这与拓跋焘大力提倡发展生产、节约开支，增加物质财富，保证军国费用的方针政策相抵触。同时，佛教的发展，也给北魏的统治带来一些不利因素和影响。所以，在北魏鲜卑人消灭了仅仅存在了不到四十年的北凉政权后，北魏史上就曾发生了一件拓跋焘灭佛的大事，在太延四年（438年）、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和七年（446年），拓跋焘先后三次下诏打击佛教，要全国各地碎佛像、焚佛经、诛杀僧侣。金塔寺虽然位置偏僻，但也没有躲过这场灭佛之灾。
  三、关于金塔的重建和维修
  关于塔院寺及“金塔”的重建和维修，据民国《金塔县志》记载：“明朝末期，塔已倾颓，其基尚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金塔营游击甘州（今张掖）人孙一贵，重建土质铜顶塔，塔围七丈，高五丈，塔顶高五尺，围约一丈二尺，四十二年告竣。延至清雍正十年（1732年），性贵弟子可法，募化资财，将前后殿宇及舞殿覆瓦，谋久固之，并增筑钟楼和鼓楼。清同治四年（1865年），战乱中庙宇被焚，唯塔未受损失。清光绪四年（1878年），贡生陈豫讷督修，化十方布施，仍建大殿三楹，上供释迦佛，寺庙恢复原貌，景观更加宏伟。宝塔上锐下圆，如古铜胆瓶状，土质塔身，高五丈、围七丈，外表用纸筋、白灰等物粉饰。铜铸塔顶，高五尺，围约一丈二尺，塔上供奉金面铜佛一尊。其后又有商民芦德，贡生刘怀基曾先后两次修葺之。”另据《修编金塔方志》记载：“其塔修葺三次，第一次贡生陈豫讷修葺之。第二次商民芦德修葺之。第三次民国十年（1921年），贡生刘怀基修葺之。”
  但据1987年从塔顶内出土的4块维修木牌证明，“金塔”的维修时间分别是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和民国十二年（1923年），《修编金塔方志》中记载的时间可能是维修寺庙的时间。
  “文革”后，全县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建议维修古塔，恢复其庙，保护文物，发展旅游业。1985年2月，金塔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加固维修塔院寺古塔并采取保护措施的议案》，完成前期的调研论证和资金争取工作，次年，省文物局和县财政共拔款三万元对宝塔进行了修葺。维修时，从须弥座到覆钵体按清制复原，十三天按明制复原。为了保证修旧如旧，复原的泥用古方法加工，即用三合土加糯米粥、棉花混合，增加了泥的粘合度和强度，防止开裂。金顶上的木头因虫蚀严重，用猪血腻子刮了两遍。然后整个塔身用红土粉刷，并喷了一层保护剂，恢复了塔的旧貌。在维修前，塔顶已丢失，现塔顶是维修时用纯铜加工而成的。佛头瓦当按当时的原样复制。至此，“金塔”恢复了原貌，使古塔得以保存。
  2011年，金塔县博物馆又从省文物局争取资金30万元，对“金塔”再次进行了加固维修，对塔体表面裂缝进行了填充和粉饰；校正了宝顶；用仿古青砖砌筑了塔基四周围墙，夯实加固了塔基；在塔基四周围筑了青石围栏。使这一名胜古迹百世永存。
  四、关于有无地宫和塔顶藏宝等问题
  塔原本是指安放佛陀舍利的建筑物，后来涵义则扩充至纪念佛陀生处、成道处等圣迹，或安置佛菩萨圣像、高僧遗骨等作为礼拜、建筑之用的建筑物。在佛经中有云：本师释迦牟尼亲自向阿难尊者教示造塔的方法及规格，并以袈裟叠为四层正方，上置覆钵及锡杖以示。
  在《大藏经》中，有许多关于造塔规格及意义、造塔功德及绕塔功德的经论。藏传、南传、古印度及日本的佛塔，大致都依佛示规格、比例及表义而制建，既代表佛身，也表佛之三身、三界及五大（地、水、火、风及空五大元素）。一般在佛塔中的瓶身部份，安奉圣者舍利、经书及各种吉祥物品，以令绕塔及顶礼者积集功德。覆钵式藏式喇嘛塔的基座很宽大，有的开辟为房间，用于存放物品或居住喇嘛。因此，不是所有的塔都有地宫的。
  1987年4月维修“金塔”时，塔基西侧有一进深1.8米的盗洞，经维修人员进洞查看，盗洞顶端有2根直径约40厘米的立柱，没有发现地宫。
  在维修塔身时，由于塔身受损严重，施工人员只能先搭架将脱落的外表皮全部铲除，在清理到覆钵体上端，与塔顶接触部位时，施工人员发现了历次维修的四层灰层，每层3厘米～4厘米。清理到第五层时，意外的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十三天，从中采集到两尊彩塑释迦牟尼佛像，这一发现让文化部门非常惊喜，立即邀请省博物馆专家进行了现场查看和鉴定。
  根据实地查看，专家认为第五层为明代建筑。据此考证，现存塔身始建于明代。当清理到金顶时，发现了多卷经书，其中一卷经书中夹有释迦牟尼彩画像2张，并发现里面存有记录历次维修的四块木匾。这一发现，正好与十三天发现的四层灰层相印证。经专家鉴定，一级文物1件，二级文物4件，三级文物4件。这些珍贵文物全部保存在金塔县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塔顶内藏的多卷经书，这些经书的书写时间在明、清两代，为研究本县的佛教文化提供了实物证据。其中有一卷藏文经残卷，共90页，无装订。经书为蓝纸黄字，手写而成，据考为明代经卷，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还有一部大乘妙法莲花经，共7册，保存较为完整。经卷用绸缎裱糊的纸匣盛装，蓝色书皮，黄色纸张，墨书手写而成，字迹娟秀，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被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还有一卷清代的藏文经，墨笔手写而成，被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另有一卷大悲心陀罗尼经，明代木刻印本插图经卷。经卷图文并茂，经文深奥，是研究我国佛教发展的珍贵资料。卷内画有数千幅手持法器的菩萨、佛像，全都用白描手法绘制而成。他们动作各异，神态安详，逼真自然。其手法细腻舒展，虽为木刻印本，但其效果可与直接绘制的画面相媲美，展现了木刻印本技术的较高境界，实为国内遗留下此类不多经卷中之珍品。
  此外，还出土有佛像画，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高8厘米，宽4.7厘米，彩绘释迦牟尼座像，结跏趺座。画面用工笔技法分别表现了两尊禅坐入定的菩萨像，其神态慈和安详，五心向上静坐修行，给人一种肃穆庄重的感染力，展示了佛教修行的一种至高境界。画像虽历经数百年之久，但其色彩鲜艳如新，线条流畅，为我们尽显了明代时期彩色绘画的精湛技艺，也说明了我们的祖先当时已具备了相当高的绘画技艺；绿琉璃塔顶，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质地为琉璃，绿色，高65厘米，宽46厘米，分为上下两部分，顶部呈心状，下部鼓腹形似坛子；彩塑佛像，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泥塑佛像，共2尊，通高分别为31厘米，28厘米。佛像面容丰圆，双眼微合下视，着通肩袈裟，跏趺坐于莲花台上，左手托一法器，右手自然下垂，表面施彩绘；维修宝塔牌，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共4块，是对每次维修情况的记载。
  这些珍贵文物是塔院寺“金塔”几百年来兴衰历程的真实见证，在历代王朝的更替演进过程中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这又是宝塔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于塔上供奉的古佛和原塔顶的去向，据民国《金塔县志》（1992年版）记载：民国五年（1916年），塔顶古铜佛被英国博士哈佛窃去，金塔县长永格及时报请甘肃省上，幸省长指令镇守使吴追回，仍放原处。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塔顶古佛又被盗贼窃去无踪。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塔上铜顶被几个军人为打鸽子而击落，抬走后杳无音讯。
  五、关于金塔的结构造型和寓意
  覆钵式塔的基本结构和造型与印度的窣堵坡基本相同，是一种实心建筑，供崇拜之用。被用作舍利塔，还可做僧人的墓塔，其形体大小不一。覆钵式塔有八种不同的风格，塔的每层结构都表达着一种宗教意义。覆钵式塔基本都是由四部分组成，从下向上分别是：基座：有圆形、方形、八角形、多角形，其中圆形很少见，最多见的为方形，采用须弥座式建造，即通常是方形或亞字形折线式束腰。在基座半腰部位雕有伏莲或仰莲，有的还有狮子。多角形的基座是方形的折角，每个转角折五个尖角。基座上多有台阶，称为“金刚圈”，用以承托塔身。塔身，也称为塔肚子、覆钵、覆钵丘，形如倒扣的钵，因此得名。有的塔在塔身上开有佛龛，称为眼光门。塔身多是圆肚，也有的做出棱角。塔脖子，又称为相轮，因叠成圆锥形的相轮最多有十三层，所以也叫“十三天”。塔脖子有的短粗，有的细长，一般都砌出奇数（七、九、十一、十三）条线条，也有的做成象征性的光面。塔刹，由伞盖和宝刹组成。伞盖位于十三天的上部，通常包括华盖和流苏，也有采用天地盖的造型。宝刹的形制有三个系统，分别是日月刹、金属高刹、宝珠刹。塔脖子和塔刹象征着佛的头部，巨大的塔身蕴含着深厚的佛教内涵。
  我县塔院寺“金塔”为土木结构，基座平面呈方形，边长15米，须弥座八角四层，中为覆钵形塔身，塔刹由下大上小的九层相轮，托起一个木构八角的华盖，八角下面各系一个风铎，刹顶为铜铸宝珠顶。宝塔上锐下圆，如古铜胆瓶状，土质塔身，高五丈、围七丈，外表用纸筋、白灰等物粉饰。
  “金塔”整体造型像一个“金”字，寓意着“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的五行相生。塔的设计也颇具匠心，可以说是一组数字的巧妙搭配。塔围7丈，意示每年7个大月份，高5丈意示每年5个小月份，刚好占卜了一年。另外12生肖中盘龙意示5个，卧虎意示7个。塔顶高5尺，围1丈2尺意示“我”占“十二生肖”，是塔基的补释。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
  金塔的古铜矿和古冶铜遗址初探
  陶玉乐
  2008年6月，金塔县博物馆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在本县境内的白山堂铜矿西北2.2公里的丘陵地带发现了一处古铜矿遗址，定名为白山堂古铜矿遗址。遗址地处东经99°25′42.6″，北纬40°38′17.6″，海拔1370米，南北长382米，东西宽185米。在遗址中心位置，遗存有原始矿坑一座，南北长19.7米，东西宽9.1米，深4.8米。矿坑壁面有原始工具凿挖的痕迹，四周散见铜矿石和经磨制的用于开采的硬石工具。这些石器通体磨光，制作精细，有石凿、石锤、石斧、石刀等。遗址地表残留有极少量的红陶残片。在古铜矿遗址东南面约200米处的一座丘陵山上，发现大量用于打制开矿石器的硬石块，虽已风化但石质坚硬，同时，考古人员还在山坡地带发现已打制好的原始石器。
  这处古铜矿遗址到底开采于何时呢？2008年8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副所长与中科院专家一行5人前往该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经专家们考察后确认，该遗址从类型结构和采集的石器分析，属青铜时代四坝文化类型（相当于夏商时期），距今约3900年—3600年。在金塔北山地带还有几处早期开采的矿点，具体开采年代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那么，此处开采的矿石是在哪里冶炼的呢？早在1987年全县文物普查中，在金塔县大庄子乡头墩村9组东北14公里处，距县城东北约40公里的戈壁沙漠中就发现了一处青铜冶炼遗址——火石梁遗址。遗址东西长350米，南北宽270米，面积约9.5万平方米，遗址由制陶区、墓葬区和冶铜址3部分组成。地层表面堆积大量夹砂红陶片、彩陶片及少量细泥红陶片、石器残片和碎铜块、铜矿石等，文化层厚度达2.2米。远眺，整个遗址如烈火通红，故名为火石梁。遗址内发现和采集有陶器、石刀、石勺等。石器通体磨光，制作精细，陶器类型多样，有精细的几何花纹，既有夹砂素面红陶片，又有细泥薄壁蛋壳陶、蓝纹陶片。遗址东北部有直径约30米的碳烧结块富集区，灰堆中有大量的炭结块、孔雀石和碎铜块，并采集有类似冶炼工具的两把石勺。遗址西部边缘有墓葬群。其文化类型主体属青铜时期四坝文化，兼有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距今约4100～3600年左右。据初步考证，这是一处青铜时期的陶器烧制作坊和青铜冶炼场遗址，也说明了金塔县古铜矿开采的矿石就是在此处冶炼加工的。在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诸如陶质双耳罐、簇形纽盖和单孔、双孔石刀等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充分说明了当时当地人们已经进入到了金石并用的时期，他们已掌握了简单的冶铜术。
  四坝文化的一大特点是金属器物的大量使用。从火石梁遗址发现的铜器残片看，铜器大部分由铸造而成。金塔县白山镗古铜矿遗址的发现，说明古人已掌握了采矿工艺。从这两处古遗址的情况看，当时的冶铜专业人员已掌握了采矿、冶炼、制造和铸造成型等生产工艺，冶铜业更趋成熟。根据2012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在金塔县境内的缸缸洼、火石梁遗址采集的铜矿石和铜器残片的测定结果，发现含有砷，时代在距今4000年左右。砷青铜的发现，这一特征与西亚、南欧及北非的早期铜制品相同，反映出4000年前，四坝文化有可能与外界存在某种形式的联系。很有可能西方的冶炼、制造和铸造成型等生产技术，就是通过河西地区的四坝文化、齐家文化等，传入陕西、河南等中原地区，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震惊世界的商周时期的发达的青铜文化。
  因此，这两处古铜矿冶遗址的发现，不仅进一步证实了早在距今4000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就生产、生活在金塔这片热土上，并使用着原始而艰辛的劳动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商周青铜器文化，而且也为研究中国北方古代铜矿开采、选矿、冶炼、铸造技术及发展水平提供了实证。同时，这两处古铜矿冶炼遗址的时代相当于我国青铜时代的发端时期，这无疑为我们研究古代铜器冶炼手工的萌芽和发展状况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火石梁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科学价值，1993年3月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山堂古铜矿遗址2011年12月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
  居延丝绸古道初探
  桂霞
  居延丝绸古道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之一。来往使者、出塞将士、商旅行贾、僧人骚客以及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民众移居，在居延丝绸古道上东来西往，使本来富于混融色彩的居延地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居延，为河西走廊中段之北部咽喉，境内有沿黑河通向南北的大道，东有合黎山为天然屏障，北有狼心山和孤红山自成锁钥，具有近屏河西、远控天山和黄河之势，是汉中央王朝与匈奴领主激烈争夺之地。
  汉代的居延丝绸古道
  居延丝绸古道位于阳关“丝绸之路”以北的沙漠、戈壁、草原地带。居延绿洲是居延东西古道和居延南北古道的十字路口。居延丝绸古道在历史上，特别是战乱、丝绸之路“三绝”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居延丝绸古道偏离当时经济发达的农耕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其利用程度远不及阳关“丝绸之路”。
  关于居延丝绸古道的记载，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西汉王朝第二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由居延丝绸古道而开辟河西四郡。这是有关居延丝绸古道东段（今鄂尔多斯草原至居延绿洲）的史料记载。《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对此事件的记载更加详尽：“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骠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逐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觻得（今甘肃张掖西北）’……”。此次进军的路线大致为：从今甘肃庆阳出发，向西北行过古萧关，抵达富平县（今宁夏银川平原，汉属安定郡），沿黄河北行，在朔方郡窳洪县（今内蒙古磴口境内）出鸡鹿塞（今磴口西北哈隆格乃山口），过钧耆，西北穿越乌兰布和巴丹吉林沙漠北缘的戈壁、荒漠，到达居延，沿弱水南进，终达觻得城。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于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匈奴袭击酒泉郡，杀酒泉都尉。同年，汉武帝起用前伏波将军路博德为强弩都尉，驻守居延，增筑“遮虏障”等防御设施。
  《汉书·李陵传》载，“天汉二年（前99年），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汉军在浚稽山与匈奴3万骑兵交战，因寡不敌众，汉军循龙城古道向居延塞退却。由此可见，沿居延丝绸古道北段出行，接龙城古道，便可直达匈奴单于王庭。
  唐代的居延丝绸古道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中原发生“安史之乱”，朝廷无暇西顾，吐蕃贵族乘机侵占河西各州，阳关“丝绸之路”受阻，西域与长安的联系被切断。唐朝在西域设置的北庭节度使（今新疆吉木萨尔）和安西节度使（今新疆库车）便假道于北方回鹘路（即居延古道西路，当时居延地区及以东阿拉善高原，均属回鹘占据范围）到达长安。吐蕃占据河西不久，张议潮在敦煌聚众起义，驱逐吐蕃，在瓜州（今甘肃瓜州县）和沙州（今甘肃敦煌市）恢复了唐政权。张议潮遣使，沿居延丝绸古道，过镇朔墩、肩水金关到天德城（今内蒙古包头西北），抵达长安报捷。
  宋、辽、西夏时的居延丝绸古道
  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西域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遣使至开封（今河南开封）通好，宋朝派遣以王延德为首的使团前往答聘。由于当时阳关“丝绸之路”再次受阻，宋朝使团便踏上东西居延古道，出鸡鹿塞，趋居延，奔马山（今甘肃酒泉北），经巴里坤湖（今新疆博格达山脉北麓）至伊州（今新疆哈密），向西抵高昌。辽代末年，首都析津府（今北京）被金兵所困，皇族耶律大石率众西迁，沿东西居延古道，抵达中亚寻思干（今撒马尔罕），建立西辽国。西夏立国之初，在居延古道要冲位置设立黑山威福军司（今甘肃省金塔县航天镇境内）。
  元代的居延丝绸古道
  元朝把居延地区视作保障河西的边防重地。沿居延丝绸古道开辟了通往西方的驿运大道，时称“北大路”。沿途设立驿站，由边防直通京师。与驿站相辅的还有急递铺，用于传递军事信息和政令文书。当时，西北地区（今新疆北部）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朝廷只准许经“北大路”过威远城（今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沿居延古道通行，居延成为当时最为繁华的地区之一。
  元代东西交通大开，西方波斯、大食、印度和伊尔汗国的大批商人来中国内地经商。西方诸国来中国朝贡的使节、僧侣、商团，大都取道于居延丝绸古道。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前往大都觐见元朝皇帝忽必烈的旅途中，路过肃州北行，沿着居延塞防线，过肩水金关到达长安。《马可·波罗行记》一书记载有肃州一带的风土人情、自然资源及宗教活动。
  明、清时的居延北大路
  北大路，应即草原丝绸之路之一段（今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到甘肃肃北马鬃山沿中蒙边界的一段）。草原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线。从中国内蒙古草原的河套附近向西北经古居延海，越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穿越南西伯利亚草原，再往西到达黑海北岸地区。这也是元代诸部族、汗国及中亚、西亚各国朝觐和通使到大都之路。
  明代，居延一带既是国防前哨，又是中西交通的要冲。明初，居延地方归陕西管辖。威远卫，治所威远城，下辖威远、天仓、平朔、毛目4所，其境域东至金塔毛目东山，西至金塔北山和夹墩湾，南至镇夷，北至青山头。当时主要防御对象是鞑靼人。现甘肃省金塔县航天镇营盘村的芮公营就是当年游击将军芮钊“专司攻守”的驻军营地。据《金塔县志》：“当今河西新湖内外及航天城为中心的老树窝一带，就是威远卫。”有资料记载，在羊腰子山（又名缠腰子山）上眺望远方，视野清晰，利于警戒防守。在汉代时立旗7杆，目标明显，便于来降者辨认。威远城就在山的南坡脚下。羊腰子山北面是一片平坦川地，约20公里处是炮台山、龙峰山、虎脊山、青山头西山和东山，并有纵贯东西的北大路（辙迹尚存），此乃元代西北（含今新疆）诸部族往来大都（今北京市）的大道，也是明初进犯者或来降者的必经之路。
  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吐鲁番将领牙木兰开始归化内附。吐鲁番族和汉人亲密相处，共同促进了王子庄（今甘肃省金塔县）经济、文化的发展。金塔寺和毛目城成为往来客商的交易中心。
  居延丝绸古道在南北交通中亦具有重要地位。北方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与西南民族交往，大多是沿黑河过甘肃金塔县境至张掖，再经过民乐县，穿过扁都口，进入青海地区。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
  汉代肩水塞防御体系探究
  陶玉乐
  肩水塞，位于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是汉代“居延塞”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地处河西通向居延塞外的要冲，好似咽喉要道，故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它不仅是居延汉塞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军事防御体系，也是居延汉塞赖以存在的重要的屯戍生活区。由于肩水塞地处要冲，故此布防严密，是汉代军事防御体系建设的典范。
  一、肩水塞修建的历史背景
  长城，是我国古代一项极为雄伟的防御建筑工程，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其中秦、汉、明三个朝代的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一万里。长城不仅工程雄伟壮丽，而且修筑历史悠久，从它开始修筑时算起，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时间。
  长城是由烽火台和列城等单体建筑发展起来的。初建的是彼此相望的烽火台，或是连续不断的防御城堡，而后用城墙把它们联系起来，便成了长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秦、楚、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由于诸侯称霸而穷兵黩武，形成了大国兼并、弱肉强食的纷乱局面。而就在这样大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各诸侯国纷纷在自己的国土上起土为墙，内保统治，外御强敌。它们彼此之间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利用原来的大河堤防或附近的山脉，逐段构筑城墙和关塞并将其联系起来，构成长城这一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但规模较小，互不连贯。约公元前7世纪，楚国最早修筑长城。其后，从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前后，齐、燕、赵、秦、魏、韩各国也相继修筑了互防长城。如“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的千余里，以备楚”（《史记·楚世家·正义》）。而“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城”（《左转》）。“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史记·秦本纪》）。“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至上古、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为了防御北部匈奴族奴隶主贵族的南下骚乱，秦始皇派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史记·蒙恬列传》）。把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筑长城以拒胡”的长城连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又加以扩建，气势更为雄伟。“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止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至此，这一堪称世界建筑史上一大奇迹的万里长城，便巍然雄峙在我国北部辽阔的土地上。
  汉朝初年，北方的匈奴常觊觎中原，不断侵犯边境，毁坏庄稼，抢走人畜。匈奴的游骑甚至直驱南下，迫近长安，随意掠夺。初期对于匈奴的扰边，汉朝只是以防御为主，但由于匈奴的不断南侵，给西汉王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故此，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便派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苏意、张武为将军，率大军在今山西、陕西北部和甘肃东北部一带，修缮秦始皇长城，防御匈奴南下。从首都长安到长城沿线，还修筑了许多烽燧，用以传递军情。到了汉武帝时，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实力空前强大，国力达到了鼎盛时期。汉武帝大举征伐匈奴，将匈奴赶到了大漠以北。为了开拓疆土，保证西北地区的安全，阻止匈奴南进，汉武帝选派精兵良将，移民屯垦戍边，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御体系。
  河西境内汉长城是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逐匈奴而取河西之后开始修建的。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西汉第二次大规模反击匈奴。河西走廊的中、西部为汉军所占领，先后建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军经西域征讨大宛，为保障前往西域的道路畅通，同年，西汉王朝派遣18万戍边甲卒，在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二都尉府，以保卫酒泉、张掖。据考证，最早修筑的是令居（西汉县名，今永登县中堡乡罗成滩）至酒泉一段。《汉书·张骞传》亦详载此事，颜师古注引臣瓒曰：“令居，县名也，属金城，筑塞西至酒泉也。”故知令居以西至酒泉长城的修筑，是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之后的事。大约十多年后，又修筑了酒泉至玉门间这段长城。《史记·大宛列传》：“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赵破奴与王恢虏楼兰王、破姑师，事在元封五年（前106年），可知酒泉至玉门的长城，筑于同年或稍后。
  居延地区绵延300公里，东、西两侧有巴丹吉林沙漠和北山山脉的天然屏障，使黑河两岸成为河西走廊与蒙古高原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匈奴偷袭汉王朝的主要孔道之一。因此，控制了居延地区就可以远控大漠，近屏河西，东西襟带黄河、天山一带，同时居延地区水草丰美，宜于农牧，是汉王朝和匈奴激烈争夺之地。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派遣路博德为居延强弩都尉，大规模修筑了居延地区的整个塞防体系（以下简称“居延汉塞”），南抵祁连山北麓，北到居延城，后又从肩水金关西南连至玉门附近祁连山下。两条长城同接于金塔县东北处的肩水金关，形成L形的犄角之势。由于居延地处军事要冲，居延汉塞就成为河西走廊的重要北部屏障，在汉匈对峙中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肩水塞就属于“居延汉塞”的一部分。根据居延汉简的研究成果，肩水塞是居延汉塞七处侯官要塞中距张掖郡最近的一处重要塞防，属张掖郡的肩水都尉管辖，沿黑河两岸绵延60公里，是居延地区整体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水塞作为进出河西腹地、北通居延都尉府的必经之路，北端设肩水金关以通北地，是抵挡匈奴南侵、保障河西走廊畅通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肩水塞辖区内的黑河两岸由于水源充足，土地适于农耕，成为居延地区的一处屯戍重地（另一处为黑河下游三角洲地区），以供戍边军需，故肩水塞以堑壕或塞墙将黑河两岸的屯戍区围于塞内，用以保障屯戍区农业生产的安全。
  二、肩水塞的布防体系
  汉长城是一个工程浩大、组织严密、细致有效的军事防御体系，它的构成，并非“长城”一词给人的印象那样，只是接连不断的一条城墙而已，这个体系是以垣墙为主体，包括了城障、关隘、墩台、烽堠和粮秣武库等军事设施，正如《居延汉简》中所记载的“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讯、隐藏等综合功能，并配置有长期驻军守备的一种具有纵深防御能力的边防体系。这个军事防御工程是以因地制宜、据险置塞为原则而构筑的。肩水塞只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
  肩水塞，分布在甘肃金塔县东北60公里的黑河两岸，在这一区域的黑河两岸，分布着两条平行的汉代壕堑，北端相交于金关。河东壕堑大致完整地延伸至鼎新镇西南的沙枣墩水库，长约60公里。河西壕堑断续延伸至航天镇国光村附近，长约45公里。在两塞间，还有一道壕堑。共有44座烽燧、2座城、4座障、1座关。
  由于肩水塞不单单承担军事防御职能，更重要的是它的屯田职能。因此，肩水塞的防御系统就不单单是塞防系统，它是由塞防系统、邮驿系统、军需屯田系统和水源保障系统四部分组成。
  （一）塞防系统。这一系统主要指承担军事防御功能的设施，进一步细分为防御设施、管理驻防设施和堠望设施等三部分，构成了左辅右弼、互为犄角的军事防御体系。
  1、防御设施：主要包括关城、壕堑、塞墙及天田。
  （1）关城：是汉代边防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城防线上最为集中的防御据点，军情紧急时，重要军队驻守于此。关城位置的选择非常重要，为了能控制险要，用较少的兵力抵挡较多的敌人，往往把关城建在高山峻岭之上，或深山峡谷之中，或河流转弯之处，使其达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目的。肩水金关是汉朝初年在居延塞防线上设置的唯一关口。它是当时进出河西腹地、北通居延都尉府的咽喉门户，拱卫着南面的肩水都尉府即大湾城地区和位于地湾城的肩水侯官所在地等屯戍重地，因而取名“金关”，含有“固若金汤”之意。它设置的位置在黑河较窄处，也是金塔北山和合黎山的最窄处，有利于防守，起到以极少的兵力抵御强大的入侵者的效果。
  据1930年考古发掘记载：肩水金关主要建筑有两座对峙的长方形夯土楼橹构成的关门、烽台、坞和一方堡等组成。现仅存关门和关内西南侧坞院1座，整体遗迹呈长方形。关门仅存两座东西相对的长方形铺舍遗迹，中为门道。铺舍向外两侧向北2.5米处，有“阙柱”一对，仅残存地面遗迹，均与金关长城相连。铺舍为矩形，长6.5米、宽5米，残存铺舍墙最厚1.2米，最高1.1米。西侧铺舍内有一通铺舍顶的土墼台阶，现仅存三级；东侧铺舍内无台阶，但多一隔墙。铺舍与“阙柱”之间以土墼砌筑的墙体相连，长约2.5米，门道宽5米。关门内外埋有虎落尖桩和木转射，门两侧连结夯土塞墙。坞院在关门的西南侧，平面呈不规则形，东南角敞开（或系坞门所在）。坞院四面墙体仅存地面痕迹，尺寸不详。坞院内有房屋和马厩遗迹，形制和面积不清。西侧中部现存烽火台1座，黄土夯筑，已风蚀坍塌呈圆丘状，底部呈正方形，边长8米，高3.1米，夯层厚0.08～0.1米。烽火台南侧有方形围墙（墩院），墙体黄土夯筑，夯层厚0.05～0.08米。东墙长12.5米，南墙长13.1米，西墙长9米，北墙长4.2米，高0.25～0.7米，墙宽0.7～0.8米。北墙与烽火台东壁相连，西墙与烽火台南壁相接。北墙开门，院内有曲折夹道，两侧分布有住室、灶屋、仓库、院落等遗迹。坞院东墙、北墙及房屋、马厩形制和面积不清。
  关城是肩水塞防御体系中的主体建筑，其它建筑设施则共同拱卫着它，都是辅助设施。汉代关隘布局，多置于驿道上。张掖至居延的驿道，由南向北沿黑河东岸延伸，故金关关址即置于黑河东岸的驿道上。由于在此处设关，充分体现了据水为险的原则，西面有黑河和金塔北山为天然屏障，东面有合黎山自成锁钥，南北两面则为戈壁平原，登临在关门门楼之上，长城内外则一览无余，使得这古塞雄关牢不可破，坚不可摧。
  （2）塞墙、壕堑及天田：塞墙、壕堑及天田是长城防御工程中的主体部分。肩水金关之处的汉长城，东接关门向东南延伸至合黎山下，后折向南沿合黎山西麓延伸；向西延伸至黑河东岸，过黑河后向西延伸至金塔北山脚下烽燧旁，又折向南沿北山东麓延伸，充分体现了据水为险、以险置塞的原则。其构筑方法，基本上都是就地取材，用砂石土堆筑的，墙体中间夹有红柳、芦苇等，长城一侧有天田痕迹，现仅存砂石土堆筑的墙体基础，残存部分呈丘状土垄，剖面呈圆丘状，整体痕迹清晰可见。自然基础，土质疏松，底宽8.3～13.8米、高0.3米～1.4米。这是因为当时汉王朝由于疆域的迅速扩大，屯戍的大量需求，迫于人力、财力的制约，政府大面积推广蒙恬的措施，充分利用山川险阻、地形地物，同时采用各种手段，进行边防建设，从而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防御体系和军事通讯系统。《汉书·匈奴传》载郎中侯应语：“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强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由此可知，汉代所筑之边防设施，皆因地制宜，或依高山峡谷，稍作整治；或临河流，兴筑木栅、水闸；或就地取材，垒砌墙垣，构筑篱笆，设置“强落”。所有上述设施，汉代总称之为“塞”。通过调查证实，肩水塞也是由壕堑、“天田”、芦苇、红柳和沙砾垒筑的墙垣，以及河流、沼泽、沙漠等天然屏障共同组成的。
  如果把肩水塞比喻成一把铁钳的话，那么关城是枢纽，两侧的长城则是这把铁钳上张开大嘴的两只钳牙。它们拱卫辅佐着肩水塞，形成军事上的犄角之势。如果敌人犯长城，屯守在两侧长城上的驻兵便迅速出击，采取两侧夹击或迂回包抄敌人后路的办法，使敌人腹背受敌，不战自溃；如果它们本身受到敌人攻击，也可以利用自身天然的地理优势和完善的长城防御工程固守自救。
  2、管理驻防设施：主要包括东大湾城、地湾城、将军营盘城等。
  管理驻防设施主要是障城，是都尉府或侯官治所。《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顾胤云：“障，山中小城。”《史记·白起列传》索引注：“障，堡也。”《汉书·张汤传》师古注：“障谓塞上要险之处，别筑为城，因置吏士而为障蔽以捍寇也。”《史记·武帝纪》师古注：“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堠城，此即障也。”综上所述，“障”为小城，故亦可称作“城”或“堠城”。障，一般呈方形，面积随地域和官府等级大小不等，自21.6×21.6米～70×70米，墙垣以夯土版筑或土墼砌筑，基宽4～6米，墙高8～10米，墙顶有女墙，障内一角有登障顶的台阶，有的障顶附属有堠望燧或堠望屋，障内有房屋数间，是汉塞沿线最高大严密的防御设施，也是边防最高级别官员的治所或居室。坞，《后汉书·马援传》注：“字林曰：坞，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坞。”《说文》：“坞，小障也，一曰庳城也。”在肩水塞防御体系中，坞多附属于障或燧而组成一套完整的防御工事，其规模随所驻之军事机构的等级而定。如肩水都尉府所驻的大湾城遗址，坞的面积为184×155米，较障的面积大两倍，而肩水侯官所驻的地湾城遗址，坞围建在障的南、西、北三面，面积约71.8×69.5米。坞墙夯土版筑或土墼砌筑，墙宽1米～2米，障面抹草泥，涂白灰。坞内沿坞墙四周有都尉府或侯官署各掾属的公务房和住房，以及守卫戍卒的居室、马棚、畜圈等建筑。烽燧所属的坞，位于塞内者，坞皆偏于烽燧一侧，与燧连为一体，有狭窄而长的门道，多有双重门设置。位于塞外者，坞皆围于烽燧四周。根据汉塞障城的选址原则，都尉府所驻障，一般位于驿道上，与塞防保持一定的距离；侯官所驻障，均位于塞防沿线。肩水塞防御体系中的障城也完全符合这个选址原则，即肩水都尉障——东大湾城，东距东部塞约6.7公里；肩水侯官障——地湾城，因下辖金关，故位于金关附近。从大湾城和地湾城的地理位置布局看，呈三足鼎立之势，拱卫着金关。
  （1）肩水都尉府城——东大湾城：又称“毛城”。据出土汉简和史料记载考证，东大湾城为汉代张掖郡辖肩水都尉府城。汉武帝时，设置了“张掖属国都尉”，权力相当于太守，它的下面设了三个都尉，肩水都尉是其中之一，是相当于郡的都尉。都尉都住在城里，东大湾城是肩水都尉的府城。东大湾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50米，由内城、外城和障三部分组成，总面积约8.7万平方米。外城仅东垣较完整，基宽2米，垣内有一道宽5米的浅壕，东南隅有烽火台一座，底边长5米，残高10米，东墙开门。城内有小屋残迹，曾出土汉简900余枚。城外环壕沟。内城位于外城东北部，东西长190米，南北宽140米，墙基宽2米，残高1.65米，北、东二垣保存较好，与外城垣相距10米平行。北墙正中开门。东北角筑烽火台，残高7米。城内外有房屋残迹。城内曾出土汉简500余枚，所出简中的西汉“田卒薄籍”较为重要。障位于内城西南部，长90米，宽70米，垣厚4米～6米，中有椽柱孔，顶部残存矮堞。南垣一小坛出土西夏文印版文书和西夏文丝绸各一件。障四周又有两道平行土墙，应为宋元时期建筑。宋、西夏、元时当为驿站。
  东大湾城是守城部队的驻营地，同时也是居延屯田的重要区域，平时军士们驻扎在这里进行屯田、练兵等活动；干戈相见之日，则服从都尉的统一调遣，辅弼着关城向敌人攻击。它不仅是守城部队的驻营地，同时还是军需库，贮存有大量的粮草、武器、火药等，这就避免了“军事曝立暑雨霜雪之下，无所藉庇，军火器具如临时起发则运迭不前”的情况，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2）肩水侯官驻所——地湾城。位于肩水金关南侧的黑河东岸边，是汉代肩水侯官所在地。地湾城遗址由三坞和一障组成，遗址范围100米×100米，现仅存一障，平面呈正方形，边长22.5米。城墙夯土版筑，基宽5米，残高8.4米，障顶四周有夯筑女墙，障顶东北角有一堠望屋，与女墙间距0.27米，夯土版筑。障门西开。北墙和东南墙角处有成排的木棍残桩，当为虎落设施，障东北角有高约1米的小屋。障外共有三道坞壁，第一道坞在障西，面积55米×48米，基宽1.3米，残高3米，坞内有长方形房屋，坞门南开。第二道坞从障东南角起，沿障东墙南延30米折向西，内有房屋残迹。第三道坞在第一道坞北20米处，长约100米，厚2米。1986年发掘出土的许多汉简均记“肩水侯官”或“肩水侯长”，知此为肩水都尉所辖肩水侯官治所。从地湾城的形制规模看，也应为肩水侯官治所。汉代时堠望系统的领导结构是：太守——都尉——侯——侯长——燧长。都尉一般都住在城里，称城尉，城的规模在130米×130米以上；侯官都住在障里，称障侯，障的规模是100米×100米以内的正方形围墙。而地湾城正符合障的标准。当时，居延地区一共10个侯官，共统辖着261个燧，其中肩水侯官统辖着86个燧。
  （3）营盘城：位于航天镇营盘村东北2.1公里处黑河西岸的一片风蚀台地上。西南距花庄墩烽火台3公里，西北距茵窝墩烽火台3公里，东南距常丰烽火台8.50公里。
  营盘城的平面呈方形，边长80米，面积6400平方米，保存一般。墙体为夯土版筑，夯层厚0.08～0.13米，内有红柳平铺为筋，剖面呈梯形。堡坐北向南，南墙的正中开有一门，门的前方有矩尺型曲臂（回门），在堡的四个墙角处各有角墩一座，东墙、西墙、北墙中部各有马面一座。受雨水风沙侵袭，大部分夯土版筑的墙体被破坏。堡的东墙、南墙、西墙、北墙墙体均不同程度风化酥碱，并向墙体两侧坍塌成斜坡。该堡南侧采集有绳纹灰陶罐腹部残片、粗砂灰陶罐腹部残片、灰陶残片、红柳筋等。
  营盘城是肩水塞防线上的一座重要城障，居黑河西岸，处合黎山与马鬃山相邻峡谷，两道汉长城隔河相望，居延塞防线上的烽燧沿河林立。此处有沿黑河通向南北的必经之道，东有合黎山为天然屏障，北有狼心山和孤红山自成锁钥，黑河通道由此分岔，一路伸向张掖，一路伸向酒泉。它是当时阻止匈奴进犯河西的屏障。
  营盘城当地人又叫将军营盘。民国《鼎新县志》载：“将军营盘在城西十里，黑河右岸，是汉代李陵将军的营盘，当地农民曾在营地拾得残刀片、铜弩牙、箭镞等物。”据此，它是汉将李陵的驻军营地。明代，内监芮钊扎营于此，又称芮公营。
  3、堠望设施：堠望设施即烽燧，文献中，称“亭”“亭燧”“燧”“亭障”“亭堠”“亭徼”等。按其职能，有属于军事堠望系统的烽燧，属于邮驿系统的邮亭、都亭，属于屯田系统的农亭，还有属于治安系统的乡亭、市亭，警卫系统的城亭、门亭等。在肩水塞防御体系中，属于军事堠望系统的烽燧占绝大多数，它是汉代边防基层组织的驻所，作为传递军情的设施，是长城防御工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形制可分为三类：一类以土墼砌筑，有的土墼内掺和有苇筋、沙粒、石子等；一类为夯土版筑，夯层厚8～12厘米，夯层中常残留有连接夹板用的、以芦苇或红柳拧成的绳索，为了加强夯层的粘和力，夯层间常竖插有许多红柳尖桩，有的尖桩上还缠有红柳枝或芨芨草；一类为以胡杨木棒为骨架，以碱土块、石块、澄板泥块中夹芦苇、红柳、胡杨枝分层垒筑。汉代亭燧的上部有望楼，即汉简所称的“堠”“堠楼”“谯”等。望楼四周有女墙。望楼一面开门，敞露无屋顶，部分烽燧上有半露的遮阳草篷，值勤戍卒可坐于篷内。
  根据汉代烽火制度，信号有昼、夜之分，昼有烽、表、积薪、亭上烽；夜有苣火、积薪、离合苣火。《史记·索隐》引《纂要》云：“烽见敌则举，燧有难则焚；烽立昼，燧立夜。”又据《史记·正义》记载：“昼日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也。烽，土橹也；燧，炬火也，皆山上安之，有寇则举之。”最基本的方法是，每当遇到敌情时，夜间举火，白天放烟，及时通报敌情。因白天阳光很强，火光不易见到，夜间火光很远就能看见。但根据来敌的数量和紧急情况程度，也可举烽、表或亭上烽。这是传递信息很科学又很迅速的方法。为了报告敌兵来犯的多少，采用了以燃烟、举火数目的多少和施放信号的不同来加以区别。在古代没有电话、无线电通讯的情况下，这种传递军情信息的办法可以说十分迅速了。烽燧的布局十分重要，要把它布置在高山险处或是峰回路转的地方，而且必须是要三个台都能相互望见，以便于看见和传递。它除了传递军情之外，还为来往使节保护安全，提供食宿、供应马匹粮秣等服务。还有些地段的长城只设烽燧而不筑墙的，金关以北的部分地段就是只设烽燧而不筑墙，这可能是此处的烽燧紧靠黑河，以黑河为天堑的缘故，可见烽燧在长城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性。
  在肩水塞内有烽燧40多座，在烽燧与塞的布局上，由于肩水塞辖区黑河两岸的地形较狭窄，东部塞烽燧均沿戈壁沙梁延伸，烽燧随地形设置，间距在1.5公里～2.3公里之间（约合汉里3.6里～5.5里）；西部塞沿黑河延伸，地形较复杂，烽燧间距在0.75公里～1.5公里之间（约合汉里1.8里～3.6里）。这些烽燧大都是沿长城线分布的，一般在城墙附近。一旦发生战事，烽燧即可施放信号，可谓狼烟四起烽火连天，就象接力赛一样很快就传到守城部队那里。此外，从居延汉简中记载的肩水塞的烽燧名称看，有陷阵燧、要虏燧、受降燧、灭虏燧、禽寇燧等，充分说明了肩水塞堠望设施的重要性。
  在肩水塞长城线外围的山中，还发现了几座沿长城线分布的烽燧，这些烽燧正是《汉书》所载之“塞外列亭”，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及时传递警讯，御防外敌来犯。
  肩水塞西邻黑河和金塔北山，东依合黎山，长城纵贯，一关雄踞，形成“关隘相连，烽火相望”，层层布防、步步设险、能攻易守的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塞墙是最基本的基础防线，是“物防”，而烽燧则是“人防”的基础，关城是最为集中的防御据点，是军事“焦点”，城障是长城防线的坚强后盾。严密的布局结构使得这个体系牢不可摧，在抵御外来侵略、保卫边疆安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邮驿系统。这一系统是将军事防御体系中的邮驿设施单独提取出来，类似于今天的道路交通系统，又可进一步细分为驿置和驿道两类设施。
  1、驿置。即驿站，也叫邮亭。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驿站在我国古代运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通讯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驿站担负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物流信息的一部分，也是一种特定的网络传递与网络运输。据调查，根据地理位置推测，肩水塞内现存的邮亭有2处，即A36和T192。其中A36位于“肩水支流”干涸古河道的东岸，距壕堑遗址1.6公里，烽燧以土墼砌筑，三层土墼间夹一层芨芨草，残高4米；T192位于东部塞沿途的戈壁上，烽燧已坍塌成高约2米、直径20米的平墩。
  2、驿道。道路，是烽燧、坞障之间的系带，是长城防御体系中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说障塞烽燧是武士身上所穿的甲片，军用道路则是将这些铁片连接的系带。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修建长城时也得遵循这个道理，长城沿线的道路应该是率先开通的。因为，众多修筑长城的人员分布在长城沿线的广阔地带，他们的给养运输不得缺少，这就要求道路畅通。当长城防御体系初步完成之后，为满足大军出塞以及传递情报等方面的需要，也势必要对道路的平整和畅通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得知，修筑道路并保证其畅通无阻，是戍卒的重要职责之一，在当时，设有专职筑路养路的士兵，称为“除道卒”。在破城子出土的《居延新简》简文上有：“口口口车马中央未合廿十步溜漉不可。”该简就是对雨后养路的一段记录。肩水塞内的驿道，沿黑河东西两岸的塞墙和烽燧分布。
  （三）军需屯田系统。这一系统是肩水塞有别于一般汉塞的重要内容，农田、井渠、护渠的亭燧、储藏粮食的粮仓以及相关民事管理设施等均可包含在这一系统内。
  1、农田设施。肩水塞，包括现在的金塔县鼎新镇和航天镇的大片区域，由于黑河两岸的绿洲是十分适宜耕种的，现在也是很好的农耕区。根据肩水金关汉简记载，肩水塞的屯田区主要是骍马田官屯田区，位于大湾城周边的黑河两岸，20世纪80年代在进行第二次文物普查和长城调查时，这一带田渠遗迹还很明显。近些年来，由于在这一带大面积开荒，遗迹已无存。但从现在新开垦的荒地看，土质肥沃，十分适宜耕种，这也充分证明了这一带优越的农耕自然条件。
  2、灌溉设施。即直渠和支渠。肩水金关汉简中有许多关于河渠的记载，如“肩水”“延水”“甲渠”“曲河”“赏水”等。其中位于黑河东岸的“肩水支流”，是骍马田官屯田区的主要水源供给系统。在这条支流四周，遍布了许多直渠和支渠，它们将水源输送到了农田，保证了农田灌溉。肩水金关汉简中还有许多关于井的记载，如“卅井”“自有井”等，这些井也应该是当时戍卒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之一。
  3、管理设施。即屯田系统内的亭燧及其它管理设施。这一系统内的亭燧及其它管理设施现遗存的有T189a、T194、T199、T201等4处，均位于汉代直渠遗迹的西侧，是屯田区守望渠水的亭燧遗迹。从出土的汉简看，肩水塞内的管理机构既有军事方面的，即都尉——侯——侯长——燧长；也有行政管理方面的，即县——乡——里。
  4、仓储设施。即仓址。作为当时大规模的屯田区域，肩水塞内应该有仓储设施，但现在还没有发现，有待进一步考古调查。
  （四）水源保障系统。即黑河水系，是居延汉塞赖以存在的生命线，黑河的水源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居延汉塞塞防系统、邮驿系统和屯田系统的存亡。
  黑河河道是肩水塞的天然屏障。此外，在大湾城一带的黑河东岸，有一个大弯曲，当地名叫“大湾”；在大湾北段东岸，形成一片沼泽地，当地名叫“麻莲井子”。黑河有一条支流（即肩水支流），由西向东穿过麻莲井子沼泽地，转向东北流经大湾城东，分为两支，干流继续向东北，于地湾城西侧汇入黑河；支流向西北，于大湾城以北汇入黑河。这条黑河支流，绵延约21公里，现已完全干涸，但遗迹十分明显。沿河两岸，就是肩水都尉所属的骍马田官屯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这条支流和黑河河道将骍马田官屯田区的核心部分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尤其是将肩水塞的最高指挥机构—肩水都尉府城（大湾城）也包在了这个包围圈中。这既为屯田区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又保障了屯田区和肩水都尉府城的安全，真可谓是一道坚不可破的天然屏障。
  三、肩水塞的历史价值
  长城是我国古代各封建割据集团和各民族统治集团之间矛盾战争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更替，万里长城已完成了它的战略防御使命。所以，清代康熙皇帝叹慨道：“当时用尽生民力，天下何曾是尔家”。今天万里长城虽然失去了军事上的防御能力，但它还是我国两千多年来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中西交通、民族关系的实物见证，特别是研究历代王朝军事部署与军事措施的第一手资料，其历史研究价值不言而喻。作为居延汉塞重要组成部分的肩水塞，其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当时看，首先，肩水塞位于汉王朝的边远地区，当军事防御线构成之后，边塞的施工及维护，大量戍卒及内地人口的迁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人口增长。其次，肩水塞，守护着这一地区和会水县，乃至河西走廊的绿洲并使之繁荣。肩水塞的修建，使塞内地区，得到了安全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环境，保证了长城内地的安全，促进了塞内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第三，由于肩水塞直至居延塞的设立，保证了边境的安宁，稳定的边境状态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得以正常的交流与发展，对于汉王朝文明的扩展以及西域诸国的归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现在看，首先，肩水塞历史上是居延汉塞乃至河西汉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长城这一综合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古代文明的伟大历史见证，也是汉代中央王朝对河西走廊地区实施统治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次，肩水塞巧妙依托和利用黑河、北山、戈壁的自然环境进行选址和布局，遗址规模巨大，遗存类型丰富，保存状况良好，以汉简为代表的出土文物数量众多，是研究我国汉代河西走廊地区的军事防御制度、屯戍组织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第三，肩水塞的各类城、障、坞、关、烽燧等建筑类型众多，且大多采用夯土、土坯等当地材料和技术筑成，是汉代河西走廊地区防御建筑和生土建筑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建筑史研究价值。第四，肩水塞所处的居延一带，自古以来气候干旱，生态脆弱，汉代及后世的大规模屯戍活动对黑河两岸地区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很大影响，致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研究居延塞的历史格局和屯戍活动对研究该地区汉代以来的生态环境变迁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五，肩水塞遗址是中国汉代文明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
  甘肃第一大墩——大墩门大墩
  陶玉乐 桂霞
  在金塔县鼎新镇双树村1组（大茨湾）南约7公里的黑河西岸的高山顶上，矗立着一座烽火台，这就是大墩门大墩，它与大墩门水库隔河相望。烽火台底径19.5米，高约11米，整体呈圆丘状。烽火台内层为夯土版筑，外层用0.18×0.3×0.07米的土坯一平两竖砌筑，表皮进行粉刷。烽火台整体保存完好，东侧有上下攀登的痕迹，周围散见绳纹灰陶片、黑釉瓷片及白瓷片等物。从甘肃境内遗存的烽火台情况看，大墩门大墩无论从它的规模还是保存程度，都是罕见的，堪称“甘肃第一大墩”。
  金塔县境内有汉、明代修建的百余座烽火台，大墩门大墩究竟修建于何时呢？据史料记载，汉初，为了防止匈奴进犯，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遣强驽都尉路博德，从高台县境内的镇夷峡口向北沿黑河至居延地区修筑了居延塞，并在沿线修筑了关城、烽燧、堡等设施，置官开渠，移民屯垦。从大墩门大墩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它高踞山头，位于居延塞沿线，向南与石板墩、兔儿墩相望，向北与大茨湾墩、双树墩等烽火台遥相呼应，墩墩相连，直至居延。毫无疑问，大墩门大墩应该是居延塞防线上一座重要的烽燧。
  汉时，规模较大的烽燧称为“亭”，“亭”是台和台上房屋的合称。汉代具亭一级水准的烽燧，上有两个建筑物：一个是方屋，另一个是台旁延伸出去的撸。撸是用木板从台旁“挑出”（即延伸出去）的观察处。挑出的木板上三面都围上木板，上无顶盖。方屋的四面墙上有孔，可以观察敌情与烽火，也可射箭。在台的南面下方有“坞”，分为内坞和外坞，内外坞之间设小门，有专门的兵卒管理。内坞是守边士卒的居处，坞与烽台以阶梯相连，烽台和坞内屋以马粪涂地，以草或白土涂壁。大墩门大墩从其规模和遗存的遗迹看，正是亭一级的烽燧。
  既然大墩门大墩是汉朝初年修建的，历经两千余年的风雨侵蚀和战火洗礼，绝不可能保存的如此完整，加之它现有的形制也与汉代烽燧的形制不相吻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据史料记载，唐、宋、元时期，金塔县境内先后被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割据占领，由于战火纷飞，加之年久失修，到了元末，大墩门大墩已破败不堪。明朝初年，统治者为了防备北方的少数民族，又一次在边地大规模修筑长城防线。明代修筑的长城从金塔南侧的夹山中穿过，金塔成了边墙外的边外地。为了保住酒泉，统治者在金塔境内对前朝遗留的许多烽燧进行了加固维修，并增筑了许多烟墩（明朝时将烽燧又称为烟墩），形成了长城防线外的腹外接火墩，也是长城的外围防线，起到向内地州、县传递情报和瞭望报警的作用。由于大墩门大墩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此时也得到了加固维修。并在大墩门大墩西北约3公里处修建了一座长宽约17米的小城，可能是当时驻兵的营房，当地人叫“茨湾营城堡”。明代的烽火台，形式上是一座孤立的夯土或石砌高台，台身为圆形或方形，台上有守望房屋和燃放烟火的柴草、报警的号炮、硫磺、硝石，台下有用围墙圈成的守军住房、羊马圈、仓房。烽台外壁直立，设有台阶，使用绳梯上下。从大墩门大墩的遗存情况看，明代维修的痕迹就是土坯一平两竖砌筑，烽火台的形制与明代烽火台的形制也相吻合。
  大墩门大墩恰好地处黑河要塞，雄踞高山之上，正符合据水为险、依水设关的地域特点。大墩门大墩作为酒泉以北长城防线的要塞和据点，在抵御外敌入侵、巩固西北边防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
  明万历二十八年的毛目城之战
  李圯
  明隆庆、万历、天启三朝，是明王朝国力处于衰落时期。盘踞在蒙古高原的元朝残余势力鞑靼、瓦剌和占据青海北部的蒙古厄鲁特部为了争夺河西走廊的肥沃草原，经常进犯这一地区。明王朝为了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的安全，在河西各地驻扎重兵，抵御和反击外族的侵扰。
  明神宗万历中，青海西北部的厄鲁特蒙古酋长永邵卜率众袭扰湟水流域的湟中县，明将王允中（字继尧，号道庵，出生在明朝穆宗隆庆年间，今甘肃省山丹县人）奉命率部进入青海，屯兵湟中小康山，堵击入侵的敌军。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俘虏消灭敌人八百多人，兵部擢升他当了参将。战后，他奉命率部驻守古浪大靖这个地方。他亲率士卒筑堡竣壕，加强防御，河套鞑靼不敢轻易进犯。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盘踞在额济纳一带的瓦剌部驱兵进犯河西走廊西部重镇肃州，战事紧急，王允中奉命率部驰援那里的守军。他率兵到了毛目城（今金塔县的鼎新镇）的这个地方驻扎下来。当时瓦剌前锋骑兵几百人前来诱敌，而大部队都埋伏在毛目城外黑河边上茂密的芦苇荡中，企图待王允中部进入埋伏圈后一举围歼。王允中识破敌人的诡计，出其不意，率部焚烧芦苇荡，瓦剌遭到火攻后惊惶失措，丢盔卸甲，四散逃命，王允中指挥部下擂鼓呐喊，英勇冲杀，大败瓦刺。
  毛目城之战结束不久，明军又取得哈密之战的胜利。这两次胜利，起到了安定河西的作用。此后多年，鞑靼、瓦剌不敢轻易来犯河西。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
  从伏尔加河回归祖国的另一支土尔扈特人
  ——为下落不明的银印追踪
  郑志虎
  2003年1月24日，《档案大观》102期刊载了南巧民同志《东归英雄传——土尔扈特银印的由来》一文，其中披露：“乾隆皇帝为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有功首领先后颁发银制虎纽大印（以下简称银印）13颗。”到现在，这13颗银印，新疆博物馆存7颗，新疆吉木萨尔县文化馆存2颗，还有4颗下落不明。这下落不明的银印现存何处？笔者为此追踪，开始发现了一点迹象，采访了内蒙古额济纳旗档案史志局局长徐青云同志，弄清了现存于额济纳旗档案馆一颗银印的来历；首先采访了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档案局局长张明泉同志，他为我提供史料证实：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政府将这一支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人安置在此地放牧；接着采访了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档案局局长努尔木汗同志，他向我说明“色尔腾”这一古地名即是现在甘肃、青海、新疆三省交界处的一块草原。至此，这一颗银印来龙去脉初见端倪。
  2003年9月，我去内蒙古额济纳旗旅游，在一处摊点桌上购买了一本旅游宣传册——《神奇的额济纳》，作者是巴图朝鲁。回来细心一读，惊奇地发现了一点银印的记载：“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政府在威远营正式建立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是年，颁发银质满蒙合璧扎萨克印鉴，直属理蕃院管辖，地方由陕甘总督节制。”清同治八年（1869年）回鹘人在这里发动战争，这一支土尔扈特部的首领达西车楞率部抵抗，作战阵亡，大部分将士血染黄沙，银印也在这次战乱中丢失。现存于额济纳旗档案馆的一颗银印是经过申请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清政府补发的。此印有两部分组成，上面的虎纽（实际上就是印把子）高5.5厘米，下面的印面呈正方形，边长为11厘米，印文为“管理旧土尔扈特特别旗扎萨克之印。”
  追溯这一颗银印的来历，却也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它既是我国清朝时期的重要文物，也是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历史见证。持印人是土尔扈特部阿玉奇可汗的侄子——阿拉布珠尔之子——丹忠贝勒。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定居在伏尔加河畔的土尔扈特人遭到沙俄的重税盘剥；征发土尔扈特部的青壮年参加土耳其、高加索等地的欧洲战争，充当炮灰。不仅如此，沙俄还和土尔扈特部签订剥削的条约，强迫土尔扈特人原来信仰的喇嘛教改信希腊东正教等，致使土尔扈特部人口聚减、力量消弱，命运越来越变得岌岌可危。阿玉奇可汗的侄子阿拉布珠尔等人思念祖国，回归故土的计划逐步成熟。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阿拉布珠尔随他的母亲率本部500余人的队伍从伏尔加河下游出发，对外称要到西藏礼佛。当时，这一行动未引起沙俄政府注意，他们赶着牛羊、带着妻儿老小，告别了生活在那里的土尔扈特部众乡亲，一路爬冰卧雪、夜宿晓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阿拉布珠尔及其母亲组织的这一次东归与渥巴锡在1770年率领的东归队伍相比有些不同：一是从时间上看，阿拉布珠尔名曰礼佛的东归，比渥巴锡的东归早72年。二是从过程上看，阿拉布珠尔的礼佛前无堵截，后无追兵，渥巴锡的东归则是步步拼杀，损失惨重。三是从落脚点上看，阿拉布珠尔的人马回归后被朝廷安置在甘肃敦煌西南，后内迁到额济纳旗；渥巴锡的人马则被安置在新疆准葛尔盆地。四是颁发银印的时间也不同。阿拉布珠尔回归后，清政府只安置给他们放牧的草场，并没有立即发给银印，一直到阿拉布珠尔去世后的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才将银印颁发给阿拉布珠尔的继承人丹忠贝勒。这就是说，从回归到授印相隔55年；而渥巴锡等首领的银印则是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颁发的。同属土尔扈特部，先后从伏尔加河归来，但经历不同，颁发银印的时间先后相隔22年。阿拉布珠尔一行到西藏礼佛完毕，就派人到朝廷请求归附，清廷准奏，将他们安置在甘肃敦煌党河、色尔腾一带。阿拉布珠尔在这里去世后，这一支土尔扈特部就由他的儿子丹忠率领。丹忠贝勒于清雍正九年（1731年）请求朝廷准许内徙。清政府答应他们的请求，又将他们从甘肃最西端迁徙安置到金塔县境狼心山以北、黑河流域下游（即现在额济纳旗所在地域）放牧至今。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朝廷颁发银印，称旧土尔扈特特别旗，是因为这个旗既不在外57旗，又不在内49旗之列，也不属新疆乌恩苏吉格图盟，故授扎萨克（旗长）印，称特别旗，直属理蕃院管辖。
  从民国开始，这一旗人的管辖权更替频繁。1928年11月该旗属于宁夏省。1949年9月21日，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扎萨克郡王、防守司令部中将司令塔旺嘉布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宣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该旗获和平解放。1949年10月由甘肃省酒泉专署代管。1951年1月改称额济纳旗自治区。同年2月复归宁夏省管辖。1954年11月，随宁夏省建制合并到甘肃省，额济纳旗自治区由甘肃省张掖专署代管，同年11月30日又改属酒泉专署。1955年3月，额济纳旗自治区改称额济纳自治旗。1956年6月1日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改称额济纳旗。1969年9月9日，复归甘肃省酒泉专署管辖。1979年7月1日，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至今。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