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解放初期，原鼎新县一姓张名鸿春的留用人员被县人民政府任命为第一任教育科长。此人解放前只是鼎新县卫生院的一名护士，文化水平不高，可是他为什么会受到人民政府的器重与重用呢？这里面有着一段较为复杂、鲜为人知的背景与历史。
  张鸿春真名叫王华开，是江西人，1916年12月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洲湖镇潭碑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家从他祖父起就靠租种公堂的几亩薄田度日。在他4岁的时候，劳累了半生的父亲积劳成疾，无钱医治去世，不久二哥和小妹妹相继早逝，姐姐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在他12岁时，母亲也不堪忍受一连串不幸的打击与生活的重负，凄惨地离开了人世。从此，王华开靠给财主家放牛、给有钱人家帮工混碗饭吃。他的童年是在苦水里泡过来的。
  1930年春天，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安福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王华开当上了少年先锋队队员。同年8月，14岁的王华开在家乡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三军九师二十六团三连当战士。入伍后不久，就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在作战中负伤，伤好后被调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警卫团三连一班当副班长。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部队改编为十二军三十五师，王华开任班长。第三次反“围剿”战斗结束后，被编入红四军十三师，任传令班长。在瑞金驻防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于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前，被调到苏区国家保卫局当通讯员、学员，不久又先后被调到红二十二军保卫局和第一军团保卫局任政治检查员、侦察科长等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随红一军团开始长征，长征途中他一直担任前卫侦察工作，机智勇敢地侦察敌情，为中央红军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消灭敌人，取得长征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5年底，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被调到陕北红军大学（即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是“红大”第一期学员。在“红大”学习期间，王华开学习非常刻苦，他小时候没有进过一天学校门，因此十分珍惜党给予他的学习机会，他以顽强的毅力学识字，学习革命理论，进步很快。半年多的“红大”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延安西北保卫局工作，任侦察科员、侦察队长。1938年初党组织给了他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把他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是中央党校二十二班学员，期间任学员小队长、分队长。党校结业后，仍回保卫局工作。1938年底，王华开被调到中共中央敌区工作部特别工作人员训练班受训3个月，结业后留在敌区工作部工作。
  1941年1月。王华开被组织选派到西安、兰州等“国统区”，协助共产国际的苏联同志进行秘密工作。在离开延安前，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康生曾找王华开谈话，布置了任务，交给他一封信，找一个化名孙平的苏联同志，以后接受孙平的领导，进行地下工作。王华开奉命离开延安到了西安，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同志介绍，见到了孙平，孙平与他进行了一次面谈，交待了任务和纪律，指示他以后不得再与中共党组织发生联系，并给他一些钱，叫他置办衣服及生活用品，去兰州找一个叫周福生的人接头。不久王华开化名张鸿春奉孙平的指示到了兰州。在兰州新关水家巷与我党地下工作者周福生（真名盛先传）接上了关系。与周福生一起的还有一个同志，叫张永祥（真名王克业），周、张二人都曾到过苏联，是从苏联学习后回国的。按照组织的安排，他们三人以亲戚关系相称呼，组成了一个特别小组，由苏联方面提供经费和活动器材，在兰州城内西大街租了两间铺面，取名“泉泰”商号以做百货生意为掩护建立电台，进行秘密工作。具体任务是与苏联莫斯科安全委员会保持通讯联系。周福生为小组负责人，直接领导人是共产国际的苏联同志孙平（孙平后来也来到了兰州）。从那时起，处于工作的需要，王华开即与我党组织中断了联系，成了特殊环境下专门为共产国际做秘密工作的地下工作者。
  1942年底，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王华开他们在兰州的工作环境恶化，共产国际方面指示他们停止工作，通讯器材上交，迅速疏散待命，并指示今后一个时期的生活费用各自设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王华开按照周福生的安排，随周福生的一位朋友王蕴璞到了偏僻小县鼎新栖身。王蕴璞是鼎新卫生院院长，他安排王华开在卫生院当护士，王华开便以护士职业为掩护，学医谋生，等候组织的指示。以后一段时期里，王华开与在兰州的周福生保持着书信联系，一次周福生在信中谈到，他与张永祥在兰州的生活有困难，王华开便托人给他们带去了2000元钱（旧币），以补贴生计。1944年下半年起，王华开再没有收到周福生的信，他们之间的书信联系中断了。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得不到组织的指示和消息，王华开内心十分焦急。1945年冬天，他乘国民党政府在鼎新县征召青年军的机会，报名应征，冒着危险随新兵去兰州寻找组织。到兰州后，他机智地脱离了新兵部队，设法找到了原小组负责人周福生，向周福生汇报了分别后的情况。此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周福生仍然在为苏联方面工作，与在兰州的苏联同志保持着联系。几天后，周福生将王华开已回兰州和急于工作的情况向苏方作了汇报，苏方让周福生转告王华开等候安排。周福生根据苏联同志的指示，筹划为王华开在兰州国民党政府机关或军队中寻找一个报务员的差事，以便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秘密工作。当这项工作进行到有些门路时，又接到苏联同志的指示，取消了这一计划。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使情况又有了变化。一天兰州城内戒严进行大搜查，周福生家里藏着一部电台，怕被敌人搜查出来，就让王华开设法把电台转移出去送到城南道胜巷一个秘密地点藏放，王华开冒着危险机智地避开敌人，将电台安全地转移到了指定地点。另外周福生的岳父吴延泰被警察局抓了去。事情发生之后，周福生感到形势很不利。几天后周福生告诉王华开，苏方决定让他仍回鼎新待命，并说苏联同志要见他，在周福生的安排下，接替孙平的谢列克（苏联人）与王华开会了一次面，谢列克指示他这次回鼎新后不要远离卫生院，在鼎新找个女人安个家，以便于今后开展工作。并指示王华开，设法到中蒙边境的二里子河（额济纳旗），了解清楚那里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况和蒙民的情况；对鼎新县国民党军政人员只作一般认识，不要深交，对敌情只作内心观察，不要进行活动。还指示他以后不要再与周福生联系，而由苏联方面与他直接联系。王华开提出，鼎新县地方太偏僻，没有工作基础，如果不能留在兰州工作，能否介绍他回延安，或者去苏联学习、养病（王华开在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中曾多次负伤，是二等乙级残废）。谢列克回答他，去延安和去苏联路不好走，有困难，指示他还是要回鼎新，回去后除了做好要办的几件事情外，不要再进行其他活动，何时开展活动，以后派人与他联系。这样，王华开于1946年的4、5月间又离开兰州回到鼎新。
  回到鼎新后，王华开按照苏联同志的指示进行了一些工作。1946年秋天，他以看望同事吴迅修（在鼎新卫生院和王华开一起工作过，时任二里子河卫生所所长）为由，去了二里子河，在那里数日，了解了一些有关的情况。1947年春天，吴迅修要回河南老家，便推荐王华开到二里子河卫生所临时接替他的工作，王华开借此机会去二里子河卫生所工作了几个月，详细了解了那里驻军的布防情况和当地蒙民的情况，1947年秋天他从二里子河回到鼎新，年底与当地双城保一姓刘名彩兰的农家姑娘成了婚。自此以后便定下心来等候组织的指示。1948年，苏联方面派一姓肖的同志到鼎新找过王华开，了解了有关情况，传达苏方的指示，让他不要开展活动，继续隐蔽待命。以后王华开再也没有见到苏方派人来联系。解放前夕，王华开曾用积攒起来的钱买了两峰骆驼，准备跟随内蒙古的商人到解放区去寻找党组织，但又怕万一他走了苏联方面再派人来联系找不到他，就又把骆驼卖了，继续等待。
  在鼎新县隐蔽待命的7年中，王华开远离党组织，远离革命队伍，犹如离群的孤雁，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在环境恶劣、毫无党的工作基础的条件下，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严守党的秘密，时刻注意检点和约束自己的言行，表现了很强的党性和革命觉悟。他在焦急与无奈的等待中，除了做好组织指示办的一些事情外，还隐蔽地进行过一些活动，利用职业之便向同事和当地群众宣传过一些进步思想。由于时间久了，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有人曾向国民党政府酒泉专员公署写告状信，告他有“赤化”思想，是个“赤化”分子。当地方当局追查时，幸有鼎新卫生院的白璜院长及同事的遮掩，他才免于劫难。
  1949年9月，人民解放事业即将在全国胜利。当解放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西北推进，河西地区的解放已指日可待的时候，国民党鼎新县长陈世光，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缺乏了解，慌忙携眷外逃。代理县长王世恭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也举棋不定，鼎新城里人心惶惶。一直在盼望着这一时刻到来的王华开就积极通过同事和一些上层朋友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传解放军是人民的队伍，间接地向当局施加影响，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代理县长王世恭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形势下，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终于作出了明智的抉择，向解放军投诚。王华开以欣喜的心情积极参加了迎接和平解放的准备工作，他积极出头，联络教师和青年学生，张贴标语，宣传发动群众。9月28日解放军抵达鼎新时，他参加了迎接、接待工作。
  解放后，王华开将其真实身份及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向中共鼎新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作了汇报，并写成了汇报材料送交组织部门，要求恢复其组织关系。党组织因为他离开革命队伍的时间已久，又没有证明材料（他离开延安时有关材料都经康生由组织转往苏联方面），所以当时没有予以承认，但鉴于他比较出色的思想表现，组织上让他接管了卫生院的工作，随后又任命他担任了人民政府三科（教育科）科长。此时王华开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十分感激当地党组织对他的理解和信任，给了他工作的机会，但他更渴望尽早地回到党的怀抱，他相信昔日的党组织和战友们是不会忘记他的。他一方面以高昂的热情和积极性投身于紧张的工作，参加了发动群众、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革命运动，一方面写信联系，注意打听在革命队伍里熟悉的同志，积极寻找组织关系。
  1952年初，党组织调王华开到酒泉地委干校参加整风学习，期间对他的组织和历史问题进行了审查，因未调查清楚，暂未作结论。学习整风结束后，他仍回到鼎新县工作。由于王华开要求过党的生活的心情十分迫切，在恢复关系一时无望的情况下，经县委书记杜芳铭、县长高锦光介绍，他第二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冬，组织又调他到西安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学习了几个月，结业后，被分配到了兰州水电勘测设计院工作，任保卫科副科长。在兰州工作时，他见到了过去曾在延安枣园培训班的同志曲日新（解放后在国家一机部工作），便将自己离开延安后的情况写了汇报材料，托曲日新同志带到北京。1954年3月，中央军委联络部（即后来的国家安全部）将王华开调往北京，对他参加革命后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审查，根据审查结论，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了他原来的组织关系。王华开历经坎坷，矢志不渝，在党的关怀下，他前半生的革命经历终于由组织作出了结论。此后他仍回兰州工作，任过水电勘测设计院工会主席、党委委员等职。1960年10月，他被调到国家安全部工作，任机关管理局服务处副处长、处长等职。
  王华开是党的忠诚战士，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但是在“文革”中，他却被强加上了“叛徒”、“特务”、“政治骗子”等莫须有的罪名，屡遭批斗，家被抄了，家属子女被遣送到边疆，他被关进牛棚进行改造，身心受到了摧残。1973年10月，他一病不起，不幸逝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阴霾扫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国家安全部作出了为王华开平反的决定，称王华开同志“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并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为他在“文革”中蒙受的不白之冤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受到株连的家属子女也得到了安置。王华开作为我县解放前唯一的地下共产党员，在金塔当年特殊的环境下，曾忍辱负重，默默地生活、工作过多年，与金塔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名字将如同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一样，载入史册。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