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彭总视察金塔鸳鸯池水库
  曾涛 高维东整理
  1949年10月，金塔刚解放不久，全县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16日下午，天气晴朗，碧空万里。这时，有五辆吉普车鱼贯而行驶入南夹山口，绕过山脚，爬上山梁，来到鸳鸯池水库，停在水管所门口。从车内下来五六位解放军首长，在工作人员陪同下，走进作为临时接待室的东陪房。一位身材魁梧、仪表英威的首长，说要看看有关水库的资料，水管人员很快将资料递到首长面前。他翻阅了一阵，称赞到：“你们能把水库资料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这很不错嘛！”当他了解到水库正在进行闸门启闭机室维修和后水洞塌方清理施工时，便离开了接待室，走向了山下水库工地。
  几位首长沿着一段水沟，绕过水库溢洪道、导水墙，来到坝前。首长看到了正在施工的民工，便关心地询问他们的食宿情况。这时，一位身穿长袍马褂、留着一缕长须的老人走了过来。首长问道：“他是啥人？”在旁的陪同人员介绍说：“他叫吴永昌，是地方士绅，当过县商会会长，现在是水库水利专员。”首长走上前去和吴永昌握手，询问他的情况，并亲切地鼓励他说：“你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金塔的情况很熟悉，要把水库修好、管好，好好为人民服务。”首长转过身，招呼在场的人说：“大家坐下来随便谈。”他又说：“水库保护的还很好，这里刚解放不久，新政权还没有建好，老乡们还在修水库，这很好。水利是关系农业丰歉的大事，把水库修好、管好，就为农业丰收创造了条件。”大家在和谐的气氛里交谈了约半个多钟头。首长起身要返回，吴永昌等人执意要送首长一行上山。首长说：“你年纪大了，上山路不好走，就不要送了。”说完，和随行人员一起上山，回到了水管所。
  在水管所院子里休息时，首长说：“你们这里很好嘛，有这样一座水库，管好用好了就不怕旱了。”休息了一会，他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并鼓励他们说：“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在场的人目送远去的吉普车，想着刚才的一切，猜测着，不知是哪位首长。
  翌日九点多钟，水管所门前的空地上又停下了一辆大卡车，车上坐了好些解放军。下车后，他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直接来到水库工地上察看，其中一位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对陪同人员说：“彭总昨天来看了水库，很满意，他指示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有什么困难，提出来我们可以解决。”一听说昨天来的是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大家顿时兴奋了起来，为能够见到彭总而高兴。没想到，彭老总戎马倥偬，还关心着鸳鸯池水库，专程前来察看，大家心情非常激动，觉得没能留彭总多停一会，没能和彭总多说几句话感到非常遗憾。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一辑）
  张治中视察金塔
  张文质
  1948年秋，县长马元鹗上任不久，在前半月接到了酒泉行政专员王维墉的通知，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赴疆路过酒泉，去金塔视察工作，准备接待。马元鹗立即召开会议，组织安排，筹备各项接待工作。并专门设立了总务股，粉刷墙壁、张贴标语、制作彩花、准备食宿；设立了治安股负责治安，维持秩序；组织专人负责绘制汇报图表，缮写书面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后，等候长官驾到。
  深秋的一天早晨，金塔各界人士纷纷云集南门外等候迎接，突然汽车隆隆，尘土飞扬，张将军及随行人员到了，顿时人头攒动，掌声四起，鲜花挥动……。马元鹗、赵积寿等到车前行礼迎接，随行人员相继下车。其中有：河西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军长李铁军、副军长周嘉彬（张治中的女婿）；甘、青、宁考铨处长水梓，兰州大学教授水天同，《西北日报》社社长易君佐及张的女儿张素娥，还有护卫宪兵约三十多人。当时政府参加会见的人员是：县绅赵积寿、县长马元鹗，还有吴崇德、顾绪宗（县党部书记长）、李经年（县参议长）、顾子材（中学校长）。张将军一行到达后，城市各处、下榻四周，均有宪兵站岗放哨。进入县府后，马元鹗便呈上准备好的汇报图表，逐一汇报，张将军逐件翻阅一遍，随即召开了有关人士座谈会。我（张文质）以《甘肃日报》特约记者身份也参加了会见。我有幸见到了这位名声显赫的将军，他讲话声音洪亮有力，强调团结就是力量，要应兴应革，兴利除弊，并阐述了爱国、爱民、爱友军的政治主张。会毕摆了酒宴，宴毕少许，便听到副官鸣哨，随员纷纷集中，张即动身，返往酒泉。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一辑）
  中共金塔县委第一任书记——马能元
  赵发礼
  马能元是中国共产党金塔县委的第一任书记，他虽与世长辞，离开我们已几十年了，缅怀其光荣的革命经历和献身精神，对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大有教益。
  马能元，1903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陕西省神木县花石崖乡马家沟村人。曾在陕北革命根据地任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和县长。1949年10月至1953年9月，任中国共产党金塔县委书记。
  1932年，中国共产党在神木一带的活动由地下转为公开，马能元积极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神木县打土豪、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活动。
  1935年，蒋介石大举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指示镇守使井岳秀的几个旅把神木县境封锁的水泄不通，企图把红军围在山上置于死地，把所有革命者剿尽杀绝。在这乌云滚滚、恐怖笼罩的岁月，马能元不畏艰险，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4、5月间的一个晚上，井家军包围了马家沟村，进行疯狂屠杀，马能元在组织群众安全转移中顾不得照料自己的亲属，年迈的母亲由妻子高孝贤伴着逃往邻村时，被敌人发觉后推下悬崖，并滚下一块磨盘石，活活砸死。
  1936年，马能元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常年在外，不仅家中的生产和生活全靠妻子一人承担，就连本人的穿衣和生活费用也靠家中供给。
  有一天，高孝贤下地劳动，把四岁的儿子独自一人留在家里，玩耍中不慎碰破了头，由于得不到及时医疗，致使伤口感染而夭折。
  1940年起，马能元先后任当地一、四、五、七区区委书记，在领导群众保卫边区和支援抗日前线的工作中成绩出色，国民党当地政府丧心病狂曾悬赏银元500块捕捉马能元。
  1945年马能元任神府县委组织部部长，为党选拔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地方干部，支援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
  1947年，马能元任神府县县长，次年，当地遭受严重旱灾，他带病下乡，发动群众生产自救，那时干部下乡，每人每天只发一斤小米，他仍坚持节约省吃，把省下的米分给群众，时间久了，致使马能元身体虚弱浮肿，就这样，每天还要坚持步行几十里做群众工作。
  1949年，为了解放大西北的需要，党组织从陕北老区抽调大批干部组成随军工作团。马能元任副队长，率领从神府县选调的一百多名干部随军步行来到甘肃酒泉。9月26日，金塔县和平解放后，他被调任中共金塔县委书记，任职期间，他带领全县人民开展民主革命运动，全面贯彻执行了党在这一时期的方针政策，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从1949年10月至1952年底，顺利完成了建设基层政权、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各项工作。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经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针对金塔历来干旱、缺水、风沙成灾的实际，抓住兴修水利和治理沙害等关键。从1950年开始，每年动员大批劳力加固、扩建鸳鸯池水库，使蓄水量由1200万立方米增加到1800万立方米。1951年后又进行了裁渠并坝，将金塔县原有的金东、金西两条大坝，户口、梧桐、三塘、威虏、东坝、西坝等六条大河合并成金干渠、东干渠、西干渠三条干渠，节省水路70多公里，增加灌溉面积6万多亩。1952年又将171条支渠合并成75条，再次增加灌溉面积2.83万亩。同时进行了水规制度的改革，废除旧水规，实行“按亩配水，按亩负担，上游照顾下游，低地照顾高地”的新水规，做到统一安排，合理灌溉，从而使金塔的水利事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952年，马能元为研究治理沙害问题，在一区五乡调查中发现粘土覆盖沙丘能控制流沙，首创了用土压沙的办法。当年4月10日，他亲领干部群众首先在闇门沙丘做压沙示范，尔后全县推广，到5月底，全县共用粘土压大小沙丘25处，面积988亩，恢复耕地639亩，使6691亩耕地和12条水渠免受沙害，使121户农民重新获得庄田。从此，在金塔吹响了沙丘周围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用土埋压沙丘、以人力征服流沙的战斗号角。
  1953年春，马能元到三区调查沙源，路过青土槽子（今生地湾），发现这里土壤肥沃，宜于开发。于是就发动人员给这里引水泡荒，并动员了19户农民到生地湾安家落户，组成了一个互助组，借给贷款，添置牲畜和农具，开荒种地，当年就收小麦7万多公斤。为今日之国营生地湾农场的开发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马能元在金塔任职的短短几年，金塔县的农业生产发生了很大变化。1950年至1953年，全县耕地面积较1949年增加10％，达到28万亩（包括荒撞田），小麦亩产由1949年的65公斤提高到89公斤。
  马能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不惜为革命献出亲人，更不惜为革命牺牲自己。他患肝病多年，一直带病工作，1953年肝病复发，同志们劝他去治疗，他总是不忍心放下工作，直至地委令其停止工作时才遵命治疗。当甘肃省委把他接到兰州时，肝癌已到晚期，经抢救无效，不幸于1953年9月23日6时20分在兰州病逝，终年51岁。为了悼念他，同年10日8日，《甘肃日报》发表了题为《悼党的优秀战士马能元同志》的文章，在此期间，《群众日报》《新酒泉报》均发表了介绍马能元革命事迹的文章，金塔人民为失去一位“人民的好书记”无限悲痛，隆重召开了追悼大会，不少群众哭泣不止。
  马能元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人正派，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对革命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与领导之间关系融洽和谐，作风正派，从不拉拉扯扯；对左右和下级平等相待，关心备至，使其放手工作；对普通群众怀有深厚感情。当时，人民生活比较苦，他走到哪里总是先到最贫困的人家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一些农民进城，也特意找他拉家常，讲心里话，反映各种实际情况，即使工作再忙，他都以人民公仆的姿态热情接待。
  马能元一贯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凡是要求他人做到的事，总是先从自身做起。他生前穿的一套灰色棉衣，还是1949年发的，当时实行供给制，按规定两年发一套，他已经穿了四年，同志们劝他换一套新的，他说：“这比解放战争时期好多了，我们的革命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国家的经济建设刚开始，困难很多，我们必须保持党的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一辑）
  毛凤仪凿山引水造福金塔
  吴成德 赵发礼
  毛凤仪，字虞来，号抑庵，清代拔贡，生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祖籍湖北江陵县。凤仪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年及二十，博览群书，有报国济民之志。不久，应扬州太守熊×聘，协理政务，政绩显著。后又参与运河决堤修复工程。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他立志疆场，从戎征战，以军功授汉中宁羌州州同。四十二年（1703年），监授临洮府通判，分治酒泉郡（为肃州通判）。至四十九年（1710年）卸任。五十七年（1718年），又因效力军前有功，复任肃州通判。雍正六年（1728年）因命案挂误解组，本年冬，川陕总督岳钟琪保留复任。在肃州前后三任，共二十余年，办了许多好事，修文庙、振兴教育，建粮仓、发展农业，呈请减免人丁差役和赋税。而其功最大、利最久者，要数开垦王子庄地方。
  毛凤仪在任期间，发现金塔王子庄一带，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利于耕牧。由于讨赖河水被夹山阻隔，注蓄于鸳鸯池中，冬、春及洪水期，水从水峡口越山而过。农历五六月，庄稼急需用水时刻，也是上游减流季节，夹山南池水汪洋，碧绿一片，夹山北河道干涸，禾苗枯死。其境西部（今古城、中东、西坝）仅有一条水渠（广禄渠），流至威虏水量太小，大片可垦荒地尚未开发。雍正四年（1726年），呈请川陕总督岳钟琪批准，兴工开发。此时，年逾七旬的毛凤仪，为了稳定民心，首先安置自己的家眷定居王子庄（今西坝乡金马村）地方，并从镇番（今民勤）、高台等地招民范英等318户，在王子庄东坝（今中东镇）、西坝（今西坝乡）开垦荒地25顷37亩7分。其间，由于户民初到，住无房舍，耕无牲畜、农具和籽种，除官府拨给补助外，他拿出家产，予以资助。同时，雇用石匠三百名，披星戴月，将夹山水峡口凿深劈宽，使河水无阻地流入金塔境内。又开挖王子庄东坝和西坝两条水渠，各长40或50里不等，总共花费白银2600余两（在占拨盖造回民房屋银内动用）。从此，使数百年荒漠之区变为鸡犬桑麻之境，田园阡陌，烟火相错，农牧业生产迅速发展。
  他不仅有经济之才，且善诗词，著有《塞上吟》表述忠志。雍正七年（1729年），卒于肃州，终年75岁。
  民感其功，划给毛公后代土地数百亩，不交差、不纳税，任意浇灌。并在金塔县城西20里处的西坝龙王庙左侧，修建毛公祠，每年春祈秋报，为之念经、唱戏一天。乾隆十五年（1750年）腊月，复将其墓迁入祠旁。
  另据传说，毛凤仪因开发王子庄地方，动用国库银两，被人诬告，朝廷派人前来捉拿，凤仪深感年迈，即使无罪，千里跋涉，命亦难保，遂坠金自杀，差人取其首回京复命。如此不白之冤，激起肃州人民公愤，纷纷上书朝廷，皇帝遣使复查，毛凤仪确属爱国爱民的好官，为之昭雪。金塔百姓，为毛公铸一黄铜头像，并立祠堂，以表其功。
  附：
  毛公墓志铭
  故承德郎，正五品，监督肃镇等处仓场，临洮府分府。毛公，讳凤仪，字虞来，号抑庵，湖广荆州人也。父养斋先生，忠勇公，以从戎征六诏，功加左都督，议叙，缘亲老不仕。后蒙覃恩封荣绿大夫，母王氏诰封一品夫人，公生而颖异，才智绝伦。弱冠，博极群书，有经济天下志，旋以拔贡应扬州太守熊公聘，一切刑名、钱谷及教养斯民之道，赖公悉心筹画，郡大治。迨熊公入觐，偕公北上，值运河冲崩，简天下才能襄厥事，公与首选。至康熙三十四年，公上书执政，从征葛尔旦，以军功授汉中宁羌州州同。时川省岁歉，委公办挽运，调理悉当。四十二年，授临洮府通判，分治酒泉郡，未之任。圣祖皇帝西巡，大宪简公能，委办差，因得附百职、司侍觐召、对称旨，蒙赐宸、翰、诗章及镜、鱼、参、烟等物。公之在酒泉也，连起废，凡三任，善政不可枚举，修文庙、建仓廒、详免人丁差徭，而其功最大而利最久者莫如开垦王子庄地，招民居种，浚渠引水，以数百年龙荒沙漠之区，一旦而化为鸡犬桑麻之境，平畴弥望，烟火相错，上裕国赋，下育黎元。以故民感公德，建生祠而享祀，至今不衰也。且风雅素擅，尝著《塞上吟》以表以忠。呜呼，以公之才，膺大位晋台阶，天下苍生，无不受其福者，志虽大获大展，而文武才略，凡所设施，亦足彪炳当时而表见后世矣。乾隆庚午冬十二月，嗣君佐卜葬公于酒泉郡之东，乾山巽向，丁亥巳分金，嘱余为文以志，因系以铭曰：
  天挺异才 经文纬武 功昭当时 名表千古
  郁郁佳城 水环山绕 子姓振绳 于兹攸肇
  赐进士杨俊烈撰
  注：标点符号属编者加点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一辑）
  清代金塔文杰——胡文炳
  李煜东整理
  胡文炳，字虎臣，金塔县户口坝（今三合乡永光村一队）人。清道光己酉（1849年）拔贡（拔贡系明、清两朝保送到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同年中举。他一生聪明好学，喜读经史，学识渊博。少年时代即有志著述，曾主讲金塔、酒泉、玉门等县书院，教学严谨，教育有方，颇有威望。同治壬戌（1852年）曾任湖南湘乡县知县，为人耿直，不阿权贵。初到任时，有一捐班出身的巨绅，见胡文炳所穿靴子有破绽，讥笑其吝，胡针锋相对地说：“其靴虽烂，底子很正。”巨绅尴尬无言。
  当时，知府案件堆积如山，乡绅鄙视胡文炳为西北人，才疏学浅，冷眼静观，看胡如何处理结案。但胡文炳先生微服私访，了解案情，胸有成竹。一旦升堂，明镜高悬，从容不迫，审理案件有条不紊，是非分明，深受群众爱戴。在任职期间，政绩卓著，惠政于民。
  胡文炳先生在湖南汇同县任知县期间，由于办事公正，为民请命，不畏权贵，性格耿直。因忤上级而被罢官，胡毫不介意，后任陕西关中书院山长，闭门谢客，锐意潜修，从事著作。已出版问世的有《折狱龟鉴》《史学联珠》《读史碎金》《二百四十孝图》《春秋类赋》《楚南鸿爪》《韵字同异辩》《幼幼集》《最最言》等。当时，陕西版印缺乏，文炳去上海，将著作交付刻印，又购其版印，驼运陕西，藏于关中书院，关中名士，览其书者，无不钦仰，都称“胡夫子”。
  胡文炳先生不仅政声卓著，在中国文坛也有一席之位。例如对郭巨埋儿大不以为然，在他所著的《二百四十孝图》序言里说：“……坊间所刻《二十四孝》，善矣。然其中郭巨埋儿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训。……炳窃不自量，妄为编辑。凡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概从割爱；惟择其事之不诡于正，而人人可为者，类为六门。……”怪不得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2集321页、322页）里就此评论说：“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搜集了许多材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如光绪己卯（1879年）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卌孝图》——原书有注云：‘卌读如习。’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称四十，而必须如此麻烦——即其一。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因此，鲁迅先生又赞叹道“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胡文炳先生敢于将封建礼教所树的“标兵”—郭巨，从自己的书中剔除，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
  胡在关中殉于任所，未经回里，享年72岁。胡的事迹被列入《甘肃通志》《肃州新志》。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一辑）
  金塔第一个留学生——赵世英
  李煜东 张文质
  赵世英，字子俊，金塔县东坝头分（今古城乡新沟村）人。少年好学，颇有大志，民国2年（1913年）毕业于陕西西北大学；民国6年（191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法学部，法学士。回国后积极参加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奔走教育界，颇有建树。民国8年（1919年）被选为甘肃省第三届议员，经其极力争取周旋，遂于民国7年（1918年）在酒泉古城内创建第一所新型学校——甘肃省立第九师范，即今酒泉师范，任第一任校长，为酒泉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立了功勋。民国10年（1921年）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后选为甘肃省议会议员。因他性格耿直，遭人妒忌，得罪了军阀头目。民国13年（1924年）被诱之省署杀害，时年30多岁。
  现赵子俊外甥家还保存他亲笔书写的一副对联，四副屏条。
  对联文曰：
  山石不流动，天日自高明。
  屏条文曰：
  齐鲁轰腾革命声，我来穷敌已行成。开放炯眼看诸将，收拾山河仗大兵。
  天生龙虎有风云，禹甸沉沉倚西曛。不信斯民无勇武，书生仗策也从军。
  万卷书囊製此生，儒冠峨载赴云程。偏逢四海茫茫日，要执干戈诉不平。
  铁弓金枪扰大秦，于今东土亦风尘。衹憐祸起萧墙里，铁血文明造自身。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一辑）
  黄文中事略
  李东煜整理
  黄文中，字中天，清光绪十五年（1890年）生于甘肃省临洮县城。民国6年（1917年）留学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留学期间，参加了同盟会，曾因翻译《日本民权发达史》一书，宣传三民主义，深蒙孙中山赏识，亲笔题赠“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条幅留念。回国后，于民国10年（1921年）任甘肃省教育厅第一科科长。当时，民主自由思想高涨，他到处讲演宣传，倡言民权，抨击时政，引起当局忌恨，唆使部属伺机狙击，在一次下班回家途中突遭毒手，被打倒在地，头破齿落，血流满地，昏迷不醒，偶遇相识抬至其家，赶送医院急救，幸免于死，后自号“再来人”。
  民国17年（1928年）任金塔县县长。民国18年（1929年）任鼎新县县长。在任职期间，他刷新政治，革除时弊，推行地方自治，建立区、村、闾政权，创办学校，宣传民主思想，补修金塔城墙，维护地方治安，提倡男女平等，禁止女子缠足，重视农业等方面颇有政声，受到百姓爱戴。
  黄文中在金塔任职一年，创设教育馆、民众阅报室、中山俱乐部、民众学校等，为社会教育起了感化陶熔之效。他很重视农业，委托赵积寿、刘怀基、吴永昌等人组成水利委员会，解决金、酒均水问题。他采取利用庙会进行演讲宣传和公开的唱戏场合强制青年剪辫示众等办法，严禁男子留发辫，女子缠足，并亲自写了劝放足歌，谱曲教学生到处演唱，广为宣传，对当时男剪辫、女放足起了很好的教育和推动作用。是年秋天，金塔封建迷信活动盛行，黄文中派人将破营子（今金塔乡营泉村）传神说鬼、人称“陈老母”的一巫妇，抓来管押，然后进行游街示众，让其“显灵”，至此，封建迷信活动大有收敛。
  黄文中生活俭朴，清贫自守，平时尤工诗词书法。卸任后，一度旅游江浙一带，寄情山水，在浏览杭州西湖名胜古迹时，抒发豪情诗意，撰写了不少诗歌联语，品题西湖楼台亭榭，笔文俱佳，如西湖湖心孤山中山公园内那副“山山水水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的楹联，成为西湖众多对联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他因此也名满江南。
  晚年，他在兰州一中教国文14年之久，他专教该校高中古典文学，旁征博引，讲解透彻，学生敬仰，同仁钦佩。当时他虽已迟暮之年，而爱国之心始终如一，他为该校写过一首校歌，歌词内容：“义轩桑梓，河岳根源，兰州中学，巍巍在其间。迎头学，莫畏难，敬业乐群，千锤百炼，养成社会之中坚。复兴民族，还我河山！复兴民族，还我河山！”。充分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盼望祖国早日振兴的赤子之心。
  1946年，黄文中因病逝世，终年57岁。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一辑）
  周志拯在金塔的二三事
  张文质
  周志拯，原名济，字行，浙江永嘉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硕士，历任甘肃省省府科长、区长、省府训练所教育长等职。民国22年（1933年）冬，任金塔县县长，到任时正值地方亢旱，灾荒频仍，捐税浩繁，农商交困，高利盘剥，民不聊生，他勤求民隐，对人民疾苦深感同情。曾写过金塔县历史概况，详细陈述了金塔的民情实况，任职三年期间，关心群众疾苦，为民办了很多实事，下面回忆一二，以颂其绩。
  1、关心民疾，肃整邪风。在他到任时，当时正是马仲英西逃，马步康盘踞酒泉，军阀无限制地抓兵派款，勒征烟亩罚款和苛捐杂税等，群众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每年按人头摊派白洋一至二元，周县长对此专门提案报省府核减。此后，他又查知前任县长杨体侃有向百姓用款支烟之事（一块白洋顶烟土二至三两不等）。周认为官吏剥民，不择手段，乃众叛亲离，法不容忍，于是将杨的经办人杜万荣扣押监禁，杨闻之畏惧，认罪服惩。
  有一次，军阀马步康在各县举办骡马会，目的是聚赌抽钱。金塔的骡马会由纨绔政客吴连福总包，吴又转包给金塔赵悦祖等人。当时逢演戏招人，各方赌徒都来骡马会设赌摊，部分好赌者倾家荡产，如梧下（今大庄子乡三墩村）农民李富春一天就输了两头耕牛、六石小麦。周县长无法阻止，适逢总包头子吴连福来金，周表面上设宴款待，其目的想借此机会设法惩戒，恰巧吴和分包头子赵悦祖、王某等发生矛盾，纠纷闹到县府，周即提审，当堂斥责吴连福等聚赌捣乱，盘剥百姓，责令管押，呈报省府，预定骡马会期由一月缩为二十天。从此，这种邪风才有所收敛。
  户口坝（今三合乡天生场村）乡绅王桂中有借机敲诈农民之事，并捣乱县农会选举大会，致使乡民代表宋治中、王裕国拒绝出席会议，酿成纠纷，周即责令将其拘捕关押，并判有期徒刑一年。金塔坝劣绅吴国鼎逼其继母陈氏自杀，把尸体投入河中，被陈福控告，遂将吴羁押半年之余。周县长体察民情，不畏强霸劣绅，绳之以法处理民怨时弊，深得民众称颂。
  2、筹设金塔农民低利借贷所。周氏在金塔，关心百姓疾苦，注意民众呼声，他经过明察暗访，了解到广大农民为了维持生计，每年被逼春借一斗，秋加一倍，还带一二两烟土不等，借一块白洋，每月利息二分，年息累加，这种驴打滚的高利贷剥削，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为了限制高利贷剥削，减轻农民负债，民国23年（1934年），周县长决定将地方结存公款筹措设立金塔县农民低利借贷所一处。借用改建了北门内旧商号一处，开始了正常的营业，并委任赵积寿为第一任主任，以后继任的有王安世、雷声昌等人。为活跃地方金融，该所还以石印版（当时购有石印印刷机一台）印制塔形油布票（地方币），票面有一元者，也有串者（每六串折银一元），农民借款按审批手续立借据，利息每年仅五分，因此农民都愿意借这种官款。这种办法有力地抵制了高利贷的剥削。后来崔崇桂、戴云凌等几任县长沿袭采纳，一直持续到民国27年（1938年）。
  3、兴修水利。当时各坝的水利管理人员很少，渠坝失修，每年洪水期间，水流遍野，影响农作物灌溉。为了加强管理，节约用水，周决定在各坝增设总水利一人，由县农会干事兼任。之后又进行了大量维修护养渠道的工作，补修扩建了东拦河坝，动用民工600多人，修筑了金西坝至六坪，长约2公里，高约3米的拦河长堤，使原来的破残坝堤拓宽加固。从此人们便把东拦河坝称为“周公堤”。其它各坝在他的发动之下，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整修加固，为当时金塔的农业生产和防洪排涝起了重要作用。
  4、重视治安工作，保护人民利益。在当时，县乡各地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土匪、流氓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案件接连发生，直接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金大坝大户张廷柱，被土匪拷打烧伤，抢走其财物，这些杀人不见血的恶棍愍不畏死，甚至将追捕警察殴打致死。周氏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他决心除恶惩凶。经过明察暗访，在取得可靠证据后，将首恶土匪头子李瘦狗（绰号）、红山王（绰号）、邓俊等人按非常时期惩治盗匪条例先后被捕入狱，经呈报上级批准枪毙了李××、王××、胡××等首恶分子。之后，又乘县城关帝庙演戏之机，将惯匪红山王、邓俊等4人，吊在戏台梁上，严刑鞭打，起到了杀鸡给猴看和大平民愤之作用，当时群众拍手称赞说：“今天演的戏叫‘土匪大上吊’。”从此，一些土匪恶棍行径有所收敛，社会秩序有所好转。
  5、兴办文教事业。周氏到金塔之时，全县仅有三所高级小学，为了使广大群众的子女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周县长亲自到各校察看，广泛听取意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一面选派教师梁学儒、王玉章等30余人到酒泉师训班进修，一面进行校舍扩建。当时设在城内东北隅的完全小学，地址狭窄，设备简陋，不利发展，便将该校迁至南门外潮音寺（今南关校址），并改建教室，增置桌凳。进修教师返回后，被委派到各校施教，壮大了全县教育战线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还拆除了东狱庙地狱塑像改其为民众教育馆，为纪念辛亥革命，中殿又塑了孙中山像，馆中展览了古今名人书画及辛亥革命烈士照片十多张，当时任姜辅周为馆长，画家高凌汉为专责干事，这些措施都为金塔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此外，还在协台衙门前修建了民众体育场，设置了球架、木马、滑梯、浪桥、单双杠等体育器材，丰富了广大职工群众的业余文体生活。
  6、主持编写县志。为了给后人提供史料，周县长珍惜祖国文化遗产，他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取得官绅同意后，在前任县长蒋绍汾已主持动手编写的基础上，成立了临时县志局，选聘了乡绅赵积寿、谢鸿钧、运怀先、崔怀信等人为协编，自兼总编，并派人采集资料，历时半年，初步完成抄本县志四册。虽未最后审定，但为以后的县志编纂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同时，周还坚决革除民间隐弊，禁止种植和吸食大烟，禁止童养媳和妇女缠足，禁止赌博和帮会活动，为推动社会进步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一辑）
  赵积寿与鸳鸯池水库
  赵发礼
  赵积寿，字仁卿，清光绪三年（1877年）出生于本县东坝板地屯庄（今中东镇中五村）一个富户家庭，排行为三，人称赵三，清代文庠生，他继承父业，农商兼营。民国3年（1914年）金塔协镇裁撤后，购得县城东南侧之教场一处，辟为田园，带着夫人孩子在金大坝（今金塔乡金大村）另立门户。民国15年（1926年）被选为全国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先后担任甘肃省参议员、第七行政区水利专员、金塔县临时参议会参议长、鸳鸯池水库工程管理处副处长等职。
  他为人公正，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民国16年（1927年）和21年（1932年），金塔闹饥荒，赵积寿奔赴酒泉，劝捐粮食，救济灾民。22年（1933年）冬，受县长蒋绍汾之托，主编《金塔县志》。民国23年（1934年）被县长周济委任为金塔县农民低息借贷所所长和全县社仓总社正，负责向贫困农民发放低息贷款、籽种和口粮。在多年工作中赢得群众和历任官吏的信赖，誉为绅士，其功最大者，当数兴修鸳鸯池水库。
  解放前，金塔一带，十年九旱，灾荒频繁。民国17年（1928年），县长黄文中目睹人民饥饿不堪的凄惨情景，组织以赵积寿为首的水利委员会，专司“均水”之责。曾对赵当面指出：“讨赖、红水，乃金酒两县共有之水利资源，如今，原有水规已被破之，上游截留堵坝，灌滩泡湖；下游禾苗枯萎，为金塔百姓生存计，汝当仿效毛目先例，率领乡民，到酒泉各坝均水。”赵积寿慨然应诺，从此后，以均水为己任，坚持不懈，开始访州官，拜县衙，据理力争，而官私其民，搪塞应付，致使金、酒两县的纠纷日益尖锐，每年夏、秋季节，双方聚众持械斗殴，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致死致伤之事常有发生，甚至竟有人策划打死赵三，有几次险些丧生。但他毫不畏退，自编《金酒应均分水之理由》，在本县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广为传抄，以期后继有人。从民国23年（1934年）起，赵积寿每年带着“万民折”、“呈诉状”、枯死幼苗和青秕谷物，乘坐畜力铁轮轿车去兰州请愿，跪泣于省政府门口，求见省主席和有关官员。在省城时间久了，他所带的费用已光，就同随行人员在兰州市内拾废铁换钱来维持生活，以便继续求愿。直至民国25年（1936年）冬，才引起省政府的重视，派杨世昌、林培霖二委员亲临视察，决定每年芒种之日起，封闭酒泉各坝渠口，让金塔浇均水10日。大暑五日起，封闭红水各坝口，浇水5日。但此规定既不能解决金塔的干旱问题，又不能缓和两县的水利纠纷。民国27年（1938年）7月，金塔县县长赵宗晋和酒泉县县长凌子惟联名向省政府递呈“用科学方法，蓄置水量，节制使用，以利耕耘。”提出兴修鸳鸯池水库的建议，虽属领先良策，但又苦于没有经费，久议不决。此时，金、酒均水纠纷愈演愈烈，赵积寿继续上访，久住兰州，三番五次伺机求见省主席，申诉金塔人民干旱痛苦之情。民国30年（1941年）4月，修建鸳鸯池水库之案始定。同年8月1日，省政府委托省水利林牧公司办理蓄水库工程事宜。民国31年（1942年）6月，设立肃丰渠工程筹备处，聘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主任原素欣（法国留学生）教授为主任，开始勘测、设计、钻探等工作。民国32年（1943年）6月，改筹备处为工程处，正式开始施工。年近七旬的赵积寿驻守工地，极力襄助。当时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蓄水库工程面临夭折，他除奔跑于各级政府和协调有关部门之间，要求解决工程中遇到的有关困难外，还注意体察民工的疾苦。按工程计划，水库施工期间，每年要保持民工4000名，其中金塔和酒泉各2000名。前期，由于管理和生活方面的问题，民工经常逃跑，查清其中弊端后，于民国34年（1945年）成立金塔和酒泉两个民工大队，由各自地方政府派人管理民工的伙食、医疗、民工的轮换安排和组织施工等，制止打骂民工和贪污苛扣行为，并筹集猪、羊、油、醋和蔬菜慰问民工，从而稳定了民工队伍，保证了工程进度。在施工过程中，由于人们对水库之利一时尚未认识，造谣的、诬告的、编成顺口溜谩骂的，流言蜚语，处处皆是，对此种种，他视若未见，听若罔闻。民国36年（1947年）5月，水库竣工。给水涵洞出水口上刻横额：“继禹云迹”。左右对联：“流进来一潭碧水，倒出去万担金粮。”这充分赞颂了勤劳智慧的金塔人民的光辉业绩，表达了鸳鸯池水库的重大作用和金塔人民的美好寄托。
  民国36年（1947年）7月15日，水利部政务次长沈百先主持放水仪式，省建设厅长谭声乙、省水利局长黄万里、西北水利林牧公司秘书长赵宗晋，酒泉专署、酒泉县，均派代表参加了隆重的放水典礼。会上，酒泉专员刘亦常向赵积寿展示其被控告状多起，一时参加观光者哗然，异口同声要求撤销原控状，查究诬告者。刘即宣告赵本无咎，群愤始息。此刻，广大农民都在注视着这第一次蓄水的流向，当河水流入下游各坝，农民之田园，赵积寿及时查处了犯有重浇漫灌而又敲诈勒索他人的恶霸之后，获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敬佩。1949年1月29日，赵积寿与世长辞，终年73岁。
  1947年的水库修建，只完成了鸳鸯池水库的一期工程，蓄水量1200万立方米，只能满足王子六坝7万亩农田的一次用水。解放后，经过人民政府多次投资整修，才形成现有的规模，论功绩，当属中国共产党和在建库工程中流血流汗特别是献出宝贵生命的所有劳动者。
  在旧社会，办一件有利于人民的事太难，赵积寿经过十九年的努力才看到了一个水库雏形，由于此项工程来之不易，他这点为人民效力的精神也就在人们心中留下了较深印象。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一辑）
  金塔最早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顾元勋
  曾涛 赵发礼
  顾元勋，1915年11月生，金塔乡红光村人。少年时，聪明倔强，勤奋好学，有志向。1936年6月考入甘肃省立酒泉师范学校，在该校进步教师夏桪的影响下，对革命有了认识。1937年9月，夏桪因“红色”嫌疑遭马步康军队的搜捕而去延安，临行时给顾告知去向。1938年2月，顾元勋离家出走到达兰州，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经负责人介绍，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5月，由夏桪介绍入延安“抗大”，正式入伍。6月，在陕北瓦窑堡“抗大”一大队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任“抗大”三大队八区队区队长、党支部副书记。1939年10月，从延安开赴敌后，建立武工队，开展抗日斗争。在长期行军中充分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被团政委在全团党员大会上宣布为模范党员，又被团长在全团宣布为模范干部。1944年4月，任山西省晋东独立营一连连长，12月，积极参加豫北道清战役的北柳树、柏山东战斗。1945年4月，配合分区主力打下陵川，主动埋伏于高庄村，歼灭日伪军60余人，受到晋鲁豫太行八分区通令表扬。8月，在焦作、温县、修武等攻坚战中，率领全连战士，荣立战功。10月任晋冀鲁豫太行八分区司令部参谋。1947年8月，任太行四分区47团参谋长。1948年12月，任华北独立七旅19团副团长、团党委委员。1949年1月的新乡战斗中，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本团的战斗任务。1950年10月，在朝鲜1、2、3次战役之泰川战斗、华岳战斗中任志愿军586团副团长。1951年10月，任华北第66军196师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一科科长、前直党委书记。1953年1月任586团团长，7月兼任团党委副书记。1955年9月，国防部授中校军衔。1957年6月，国防部授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各一枚。1960年3月，由国防部任命为陆军第66军后勤部副部长，5月授上校军衔。1964年1月，总政治部评定为准师级。1982年7月，政干令字245号文件按正师职待遇对待。
  顾元勋是本县青年学生中冒着杀头危险，寻求革命真理，奔赴延安，入党最早的一个。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屡建战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生入死于枪林弹雨之中，同装备精良的敌军，血刃相逢，日夜周旋。他艰苦朴素，团结同志，联系群众，服从组织，坚决执行并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经受了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在保卫祖国和建设“四化”中积劳成疾，不幸于1983年12月27日在天津病逝，终年68岁。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一辑）
  马元鹗在金塔
  成发昌 吴正中 杨辉善
  马元鹗，字剑鸣，化名萧萍，号友云楼主，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甘肃省陇西县人。1916年农历七月初一生。1935年在南京中南中学读书期间，与同学及南京各大、中学学生积极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1937年高中毕业后，适值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离开南京到西安考入东北大学历史系，经同学介绍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深入陕西渭南、临潼等地农村宣传抗日。1938年9月随东北大学迁至四川，在四川新都宝光寺参加学生军训时，经光华大学政治系一年级学生艾尔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受训结束后，转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由于环境变化，与党组织失去联络。毕业后，先后在国民党军界和政界任职。1948年7月15日，任金塔县县长。
  马元鹗到金塔，目睹人民群众的疾苦，联想过去“民运”工作的情景，他奉行“民之所恶恶之，民之所好好之”的为政之道，抑恶制强，惩劣济贫，兴修水利，发展教育，为地方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称赞。
  马元鹗上任民众关注
  马元鹗到任后，金塔县各阶层人士都以不同的态度观望着，地方一些恶霸豪绅等待新任县长登门拜访，同他们合作。比较开明的绅士希望新任县长公正廉明，整治秩序，建功立业，通过一段时间观察，然后选择能否接近。广大劳动人民受尽了恶霸土豪劣绅的欺压剥削，渴望新任县长主持公道，整恶制强，惩劣济贫，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能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出来，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马元鹗到任第三天，就在县城广场召开了各机关单位人员和人民群众参加的大会，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金塔人民深受痛苦，我要给金塔人民解除痛苦，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其次，我要告诉大家，我家虽不巨富，也算裕如。我在金塔绝不多拿人民一个铜板。至于原县府工作人员，愿干着我欢迎，不愿干着我不留。既如愿干，除拿固定的待遇外，谁想贪污受贿分文，是绝不允许的。你们再三思之，自决去留。”到会公职人员及群众，无不惊骇称异。之后，在施政中，革除时弊，严惩土匪，查禁赌博，削减民赋，打击帮会活动，维持地方治安，不畏艰险，不辞辛劳，赢得民众支持和信任。
  整治恶霸扶正压邪
  当时国民党金塔县参议会副参议长吴国鼎，仗势逞强，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敲诈勒索，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民愤极大。马元鹗据此明察暗访，专门组织人员搜集吴国鼎的劣迹材料，登报抨击。当报纸登载后，各界人士议论纷纷，有五十多人署名揭发吴国鼎的种种罪行，告吴诉状接二连三。马元鹗掌握吴的大量恶迹材料后，以受贿、霸占人妻等罪行，将吴国鼎逮捕下狱。并在吴国鼎家搜出帮会奉天山首领文件等罪证。因吴的亲信串通国民党金塔县党部书记长顾绪宗向省府上诉，省府电令释放，未能将吴治罪。临解放时，马元鹗暗令警察局、自卫队的几个人员，在一个黑夜枪杀吴国鼎，为民除害，因未击中要害，重伤未死。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在减租反霸中镇压。
  抓丁征兵不畏强势
  金塔县原先分派兵丁，总是征穷不征富，抓弱不抓强，穷苦人民负担沉重，富户豪强无人敢问。马元鹗上任后，不畏强势，征兵、征税，先征富户，次及民众，违者严惩，决不留情。吴国鼎有三子，依权仗势不让其子应征。马元鹗坚持要征，吴无理抗拒，愿以马代兵，经上报批准，“以马代征”处之。国民党金塔司法处书记官王锡爵，因抗拒既不出兵又不交马，马元鹗令警察局将王拘禁，并将王游街示众，王出兵后才算了事。从此，豪强富户不敢无赖蒙混。
  查贪污拒用牛车支军差
  当时国民党军第八补给区驻金三三九分站，随意乱摊军差，每年都要从金塔到建国营（额济纳旗）运输大量的军用粮食等物资，上面虽拨有运输专款，却被三三九分站站长刘定乾勾结前任县长喻大镛和吴国鼎等人贪污私分，尔后他们又合谋强行向群众摊派牛车七百多辆支差运送，往返一月有余，牛死车破，人民痛苦不堪。马元鹗查明情况后一面上告喻、刘等人的贪污罪行，一面亲自带领政府人员到三三九分站与之交涉，拒绝支差。在交涉过程中，双方发生冲突，军方鸣枪威胁，马元鹗毫不示弱地说“无理的要求，我是不能办的，要不你就把我枪决了”。遂令自卫队关闭城门，保卫县府，围住该站驻地，与之对抗，从此制服了对方，减轻了人民负担，群众拍手称快。
  严惩土匪铲除赌博恶习
  解放前，金塔境内，土匪出没，赌博盛行，百姓受害。马元鹗亲自带领自卫队抓土匪，予以严惩。马还经常查访了解赌徒聚集地方，亲自抓赌，查封赌场，没收赌具、赌钱。到处宣传禁止赌博的好处，使金塔城乡赌徒明显减少，一些人改邪归正。对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马元鹗安排自卫队、警察局派人监视，一有情况立即出动惩处。一次西坝西移群众报告土匪抢了民众的骆驼，马元鹗亲自带领自卫队、警察局人员骑马追赶截击，同土匪争夺中互相枪击，自卫队两名人员虽被打伤，可追回了群众的部分骆驼。又一次，二墩张登科家被土匪抢劫，马元鹗得知后，连夜乘坐汽车带领自卫队人员追捕，土匪抓获后，审讯时，有一土匪供出他抢的大烟被自卫队士兵贺富满拿去了，马元鹗当即传讯贺后，并开除出自卫队。当查明帮会、赌博等活动与少数警察有牵连后，首先从县政府和警察局内部清理，这些做法颇得民心。
  贿赂交公资助金塔县中学
  1948年秋冬，西坝民众多次控告恶霸李风栖，欺压百姓，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马元鹗根据群众控告，指派警察局和县政府人员查清核实李风栖罪恶事实后，将其拘捕监禁将近一年。在此期间，李风栖曾几次托人说情，许贿要求释放，马元鹗未允，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分别各以二百白洋贿赂看守和马元鹗，要求放他回家过春节三天。马元鹗坚决拒贿，并当众揭穿李的行贿伎俩，令其全部贿银交公，用于修建金塔县中学礼堂。由于马元鹗扶正压邪，体察民情，群众在1949年8月给他送幛一块，书写“百里清风”。
  率民起义喜庆解放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兰州，胜利西进的消息不时传来。金塔县城内外，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一度时期人心惶惶，一些不明真相的居民开始迁往农村。国民党酒泉专署专员王维墉授意各县组织防共自卫团企图作垂死挣扎，国民党省政府亦密令各县县长，于必要时焚烧全部公文档案及粮仓柴草，带领自卫队、警察局人员撤退打游击。在这瞬息即变的形势下，马元鹗思想极为纷乱，他根据专员王维墉命令安排编练地方武装，成立了“金鼎防共自卫团”。又以收复散兵为由，购买汽车一辆，暗中作逃跑打算。为了防止混乱之中遭受意外，还将住所搬到了关帝庙台上，安排警戒，以防万一。
  自兰州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西进，国民党西北守敌已土崩瓦解，武威、张掖相继解放，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逃至酒泉踞守，同时骑兵学校、警官学校、警卫团残部人马也先后逃至金塔，散兵溃匪时有过境，抢住民房，抢劫民财，散布反动谣言，蛊惑人心，扰乱地方治安。在这何去何从、进退维谷、内心十分矛盾的时刻，国民党驻酒泉的河西警备总部准备起义投诚的消息，也时有传闻。马元鹗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选择了率众起义投诚的正确道路。随即联络骑校、警校及警卫团负责人，连续四次召开治安联席会议，共同商讨金塔治安问题，布置警戒分工，稳定人心。要求公务人员照常上班，通知城镇各商铺照常营业，组织巡查队巡究扰乱秩序的不肖分子，同时派自卫队将散兵枪支接收，发放路费遣送出境，以免扰害人民。对于地方恶霸土劣，则派人暗中监视，以防他们破坏起义投诚计划。还指示鸳鸯池水库管理所继续抓紧溢洪道维修施工，确保水库安全，保证灌溉用水。与此同时，亲自写信，派警察局张明鉴送往酒泉河西总部找政工处方处长联系，以探听酒泉方面的消息。
  9月24日，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部通电起义的消息传来后，更加坚定了马元鹗投诚起义的决心。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率部抵酒，马元鹗立即于当日和26日两次向酒泉解放军前线部队通电起义和联络接管事宜，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复电马元鹗，要保护城市及资财，维护地方秩序，等待人民解放军接管。至此，金塔遂告和平解放。
  10月1日，新政府召开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马元鹗和人民解放军及政府公务人员、居民、学生、起义官兵参加了大会。大会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10月4日，马元鹗向县人民政府县长时思明、县委书记马能元详细汇报了金塔情况，并负责办理了人事、武器、档案、粮食、资金、财产移交手续。酒泉地区军管会根据马元鹗过去在金塔的表现和起义投诚的行为，任命他为金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从此，金塔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新的生活，马元鹗也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一辑）
  流落在金塔的几位红军战士
  曾涛 魏著新 高维东
  廖正林，男，汉族，原籍四川省阆中县人，生于1917年，上过三年小学。
  1932年，红军游击队解放了廖正林的家乡，村子里住进了红军部队。在红军战士的宣传和影响下，年仅十五岁的廖正林开始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积极参加童子团，站岗放哨，为红军送信。1933年秋，他和同学冯泽龙一起参加了红军，在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后勤处当缝衣兵。1934年春天，被调到师医院当卫生员，后又被调到师政治处新剧团当演员。在天泉、雅安一带打运动战中，新剧团奉命解散，廖正林被编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二营四连当战士，参加了迂回攻打苍溪、剑阁、江油、阿坝、万县、通江等地的战斗。三次过草地，经过了异常艰苦的行军跋涉。
  1936年随军渡河西征，参加了一条山、山丹、临泽等地的战斗，在梨园口战斗中受伤被俘。马家军把廖正林和其他被俘的红军战士编入新兵营，送到青海当苦力，先是修公路，后又被转到兰州、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驻防和修建营房。在额济纳旗修营房期间，他和另一名被俘红军暗中商议逃跑，准备到新疆找地下党组织，后因事情泄露，被关半年禁闭。1943年6月间，廖正林在酒泉趁换防之机，在曹姓人家的帮助下，改装混出了酒泉城，流落在原鼎新县芨芨、天仓一带，靠给地主扛活，做小买卖度日。
  金塔解放后，他就到鼎新县政府报到，组织上送他到酒泉培训，回县后到天仓当民兵队长。1954年廖正林响应党的号召，到新开垦的生地湾农场落户，参加农垦生产建设，曾任生产组长、生产队长、农场一站站长、农建兵团副连长等职务，为农垦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80年病退，现住国营生地湾农场，与子女一起生活。
  金仿贤，原名金世文，男，汉族，生于1915年。原籍安徽省六安县莲花区分路口人，读过两年私塾，三岁丧母，八岁便给人放牛，十二岁开始靠卖瓜果、茶水度日。
  1929年2月，鄂豫皖苏区红军一个教导师到达六安县，年仅十四岁的金仿贤便要求参加了红军。红军走后其父被敌人捕去杀害，从此，他失去了唯一的亲人。金仿贤在红军部队里，曾任教导师医院看护、看护班长、红四军二十九团医务所看护长、团部通讯员、红三十军二六七团医务所看护长、八十九师医院医生、二六七团医务所主任、卫生队长等职，随军经过河南、陕西至四川、西康。1935年，由八十九师医院政委翟怀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0月，随部队从四川过草地到甘肃岷县、会宁，在靖远虎豹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参加了一条山、倪家营子等战斗。倪家营子战斗失利后，金仿贤于1937年4月在安西白墩子战斗中左肩负伤，与部队失去联系，流落到安西西湖牧区，在红柳墩里藏身时，被当地蒙民包布拉发现，经过盘问后知道是流落到此的红军，便叫到家中。伤愈后就住在包布拉家放牧、打柴。1937年8月，金仿贤在包布拉家中遇见山西商人程富银等二人，在程临走时，经金仿贤再三要求，该程将他带到了内蒙古额济纳旗二里子河，在商民住地干杂活，商会当工友。1939年底，因生活所迫，加之想家心切，金仿贤便离开商会到国民党部队当兵，想等待机会回老家或解放区。结果被补在十八旅无线电班当挑夫。后来该团开赴新疆，他就到鼎新县洪号挑货郎担做小生意，维持生计。1943年底，与鼎新县广区三乡的杜风鹤结婚成家。
  鼎新解放后，金仿贤主动找到鼎新县政府，汇报了他的经历，并积极要求重新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元月，经组织审查批准吸收为干部，并送往酒泉地区干校学习三个多月。参加工作后，先后任原鼎新县一区民政助理员、一区副区长、金塔县北山煤矿副矿长等职。1962年调往国营潮湖林场当一般干部，工作积极肯干，任劳任怨。1976年2月，因体弱多病，经组织批准退休，同年3月7日因病去世，终年六十岁。
  傅光秀，女，汉族，生于1918年，原籍四川省巴中县人，幼年家中只有父母和一个弟弟，靠酿酒、做杂活维持生活。
  1933年，红军路过巴中县，傅光秀要求当了红军。部队离开巴中县后，父母亲被敌人杀害，年幼的弟弟下落不明。傅光秀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参加了长征。在过草地时，被当地牧民用马刀砍伤了脖子左侧。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傅光秀被编入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一营三连当战士。
  1936年10月，傅光秀随军渡过黄河，西征河西走廊，参加了永登、山丹、高台等地的战斗。先后负过两次伤，于1937年1月，在高台战斗中受伤被俘。在敌人狱中，因不堪忍受折磨，和另外几名女红军以死抗争，昏迷后被马家部队遗弃。敌人走后不久苏醒了，她和两名一同活下来的女战士流落到酒泉清水一带，不久傅光秀又随樊禄到原鼎新县洪号村定居。
  解放后，政府了解到她是红军流落战士，根据有关政策，对傅光秀及其子女的生活给予了照顾，每月发给生活补助。1952年，在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到地区医院取出了留在臀部的子弹。1958年，高台烈士陵园建成，她应邀参加了落成纪念大会，随后，还参知了酒泉地委召开的红军战士座谈会。因她身有残疾，行动不便，一直在家操持家务。1972年11月，因心脏病去世。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二辑）
  一片丹心永向党
  ——原鼎新县地下共产党员王华开传略
  曾涛 魏著新
  解放初期，原鼎新县一姓张名鸿春的留用人员被县人民政府任命为第一任教育科长。此人解放前只是鼎新县卫生院的一名护士，文化水平不高，可是他为什么会受到人民政府的器重与重用呢？这里面有着一段较为复杂、鲜为人知的背景与历史。
  张鸿春真名叫王华开，是江西人，1916年12月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洲湖镇潭碑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家从他祖父起就靠租种公堂的几亩薄田度日。在他4岁的时候，劳累了半生的父亲积劳成疾，无钱医治去世，不久二哥和小妹妹相继早逝，姐姐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在他12岁时，母亲也不堪忍受一连串不幸的打击与生活的重负，凄惨地离开了人世。从此，王华开靠给财主家放牛、给有钱人家帮工混碗饭吃。他的童年是在苦水里泡过来的。
  1930年春天，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安福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王华开当上了少年先锋队队员。同年8月，14岁的王华开在家乡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三军九师二十六团三连当战士。入伍后不久，就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在作战中负伤，伤好后被调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警卫团三连一班当副班长。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部队改编为十二军三十五师，王华开任班长。第三次反“围剿”战斗结束后，被编入红四军十三师，任传令班长。在瑞金驻防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于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前，被调到苏区国家保卫局当通讯员、学员，不久又先后被调到红二十二军保卫局和第一军团保卫局任政治检查员、侦察科长等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随红一军团开始长征，长征途中他一直担任前卫侦察工作，机智勇敢地侦察敌情，为中央红军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消灭敌人，取得长征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5年底，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被调到陕北红军大学（即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是“红大”第一期学员。在“红大”学习期间，王华开学习非常刻苦，他小时候没有进过一天学校门，因此十分珍惜党给予他的学习机会，他以顽强的毅力学识字，学习革命理论，进步很快。半年多的“红大”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延安西北保卫局工作，任侦察科员、侦察队长。1938年初党组织给了他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把他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是中央党校二十二班学员，期间任学员小队长、分队长。党校结业后，仍回保卫局工作。1938年底，王华开被调到中共中央敌区工作部特别工作人员训练班受训3个月，结业后留在敌区工作部工作。
  1941年1月。王华开被组织选派到西安、兰州等“国统区”，协助共产国际的苏联同志进行秘密工作。在离开延安前，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康生曾找王华开谈话，布置了任务，交给他一封信，找一个化名孙平的苏联同志，以后接受孙平的领导，进行地下工作。王华开奉命离开延安到了西安，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同志介绍，见到了孙平，孙平与他进行了一次面谈，交待了任务和纪律，指示他以后不得再与中共党组织发生联系，并给他一些钱，叫他置办衣服及生活用品，去兰州找一个叫周福生的人接头。不久王华开化名张鸿春奉孙平的指示到了兰州。在兰州新关水家巷与我党地下工作者周福生（真名盛先传）接上了关系。与周福生一起的还有一个同志，叫张永祥（真名王克业），周、张二人都曾到过苏联，是从苏联学习后回国的。按照组织的安排，他们三人以亲戚关系相称呼，组成了一个特别小组，由苏联方面提供经费和活动器材，在兰州城内西大街租了两间铺面，取名“泉泰”商号以做百货生意为掩护建立电台，进行秘密工作。具体任务是与苏联莫斯科安全委员会保持通讯联系。周福生为小组负责人，直接领导人是共产国际的苏联同志孙平（孙平后来也来到了兰州）。从那时起，处于工作的需要，王华开即与我党组织中断了联系，成了特殊环境下专门为共产国际做秘密工作的地下工作者。
  1942年底，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王华开他们在兰州的工作环境恶化，共产国际方面指示他们停止工作，通讯器材上交，迅速疏散待命，并指示今后一个时期的生活费用各自设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王华开按照周福生的安排，随周福生的一位朋友王蕴璞到了偏僻小县鼎新栖身。王蕴璞是鼎新卫生院院长，他安排王华开在卫生院当护士，王华开便以护士职业为掩护，学医谋生，等候组织的指示。以后一段时期里，王华开与在兰州的周福生保持着书信联系，一次周福生在信中谈到，他与张永祥在兰州的生活有困难，王华开便托人给他们带去了2000元钱（旧币），以补贴生计。1944年下半年起，王华开再没有收到周福生的信，他们之间的书信联系中断了。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得不到组织的指示和消息，王华开内心十分焦急。1945年冬天，他乘国民党政府在鼎新县征召青年军的机会，报名应征，冒着危险随新兵去兰州寻找组织。到兰州后，他机智地脱离了新兵部队，设法找到了原小组负责人周福生，向周福生汇报了分别后的情况。此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周福生仍然在为苏联方面工作，与在兰州的苏联同志保持着联系。几天后，周福生将王华开已回兰州和急于工作的情况向苏方作了汇报，苏方让周福生转告王华开等候安排。周福生根据苏联同志的指示，筹划为王华开在兰州国民党政府机关或军队中寻找一个报务员的差事，以便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秘密工作。当这项工作进行到有些门路时，又接到苏联同志的指示，取消了这一计划。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使情况又有了变化。一天兰州城内戒严进行大搜查，周福生家里藏着一部电台，怕被敌人搜查出来，就让王华开设法把电台转移出去送到城南道胜巷一个秘密地点藏放，王华开冒着危险机智地避开敌人，将电台安全地转移到了指定地点。另外周福生的岳父吴延泰被警察局抓了去。事情发生之后，周福生感到形势很不利。几天后周福生告诉王华开，苏方决定让他仍回鼎新待命，并说苏联同志要见他，在周福生的安排下，接替孙平的谢列克（苏联人）与王华开会了一次面，谢列克指示他这次回鼎新后不要远离卫生院，在鼎新找个女人安个家，以便于今后开展工作。并指示王华开，设法到中蒙边境的二里子河（额济纳旗），了解清楚那里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况和蒙民的情况；对鼎新县国民党军政人员只作一般认识，不要深交，对敌情只作内心观察，不要进行活动。还指示他以后不要再与周福生联系，而由苏联方面与他直接联系。王华开提出，鼎新县地方太偏僻，没有工作基础，如果不能留在兰州工作，能否介绍他回延安，或者去苏联学习、养病（王华开在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中曾多次负伤，是二等乙级残废）。谢列克回答他，去延安和去苏联路不好走，有困难，指示他还是要回鼎新，回去后除了做好要办的几件事情外，不要再进行其他活动，何时开展活动，以后派人与他联系。这样，王华开于1946年的4、5月间又离开兰州回到鼎新。
  回到鼎新后，王华开按照苏联同志的指示进行了一些工作。1946年秋天，他以看望同事吴迅修（在鼎新卫生院和王华开一起工作过，时任二里子河卫生所所长）为由，去了二里子河，在那里数日，了解了一些有关的情况。1947年春天，吴迅修要回河南老家，便推荐王华开到二里子河卫生所临时接替他的工作，王华开借此机会去二里子河卫生所工作了几个月，详细了解了那里驻军的布防情况和当地蒙民的情况，1947年秋天他从二里子河回到鼎新，年底与当地双城保一姓刘名彩兰的农家姑娘成了婚。自此以后便定下心来等候组织的指示。1948年，苏联方面派一姓肖的同志到鼎新找过王华开，了解了有关情况，传达苏方的指示，让他不要开展活动，继续隐蔽待命。以后王华开再也没有见到苏方派人来联系。解放前夕，王华开曾用积攒起来的钱买了两峰骆驼，准备跟随内蒙古的商人到解放区去寻找党组织，但又怕万一他走了苏联方面再派人来联系找不到他，就又把骆驼卖了，继续等待。
  在鼎新县隐蔽待命的7年中，王华开远离党组织，远离革命队伍，犹如离群的孤雁，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在环境恶劣、毫无党的工作基础的条件下，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严守党的秘密，时刻注意检点和约束自己的言行，表现了很强的党性和革命觉悟。他在焦急与无奈的等待中，除了做好组织指示办的一些事情外，还隐蔽地进行过一些活动，利用职业之便向同事和当地群众宣传过一些进步思想。由于时间久了，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有人曾向国民党政府酒泉专员公署写告状信，告他有“赤化”思想，是个“赤化”分子。当地方当局追查时，幸有鼎新卫生院的白璜院长及同事的遮掩，他才免于劫难。
  1949年9月，人民解放事业即将在全国胜利。当解放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西北推进，河西地区的解放已指日可待的时候，国民党鼎新县长陈世光，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缺乏了解，慌忙携眷外逃。代理县长王世恭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也举棋不定，鼎新城里人心惶惶。一直在盼望着这一时刻到来的王华开就积极通过同事和一些上层朋友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传解放军是人民的队伍，间接地向当局施加影响，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代理县长王世恭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形势下，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终于作出了明智的抉择，向解放军投诚。王华开以欣喜的心情积极参加了迎接和平解放的准备工作，他积极出头，联络教师和青年学生，张贴标语，宣传发动群众。9月28日解放军抵达鼎新时，他参加了迎接、接待工作。
  解放后，王华开将其真实身份及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向中共鼎新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作了汇报，并写成了汇报材料送交组织部门，要求恢复其组织关系。党组织因为他离开革命队伍的时间已久，又没有证明材料（他离开延安时有关材料都经康生由组织转往苏联方面），所以当时没有予以承认，但鉴于他比较出色的思想表现，组织上让他接管了卫生院的工作，随后又任命他担任了人民政府三科（教育科）科长。此时王华开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十分感激当地党组织对他的理解和信任，给了他工作的机会，但他更渴望尽早地回到党的怀抱，他相信昔日的党组织和战友们是不会忘记他的。他一方面以高昂的热情和积极性投身于紧张的工作，参加了发动群众、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革命运动，一方面写信联系，注意打听在革命队伍里熟悉的同志，积极寻找组织关系。
  1952年初，党组织调王华开到酒泉地委干校参加整风学习，期间对他的组织和历史问题进行了审查，因未调查清楚，暂未作结论。学习整风结束后，他仍回到鼎新县工作。由于王华开要求过党的生活的心情十分迫切，在恢复关系一时无望的情况下，经县委书记杜芳铭、县长高锦光介绍，他第二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冬，组织又调他到西安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学习了几个月，结业后，被分配到了兰州水电勘测设计院工作，任保卫科副科长。在兰州工作时，他见到了过去曾在延安枣园培训班的同志曲日新（解放后在国家一机部工作），便将自己离开延安后的情况写了汇报材料，托曲日新同志带到北京。1954年3月，中央军委联络部（即后来的国家安全部）将王华开调往北京，对他参加革命后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审查，根据审查结论，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了他原来的组织关系。王华开历经坎坷，矢志不渝，在党的关怀下，他前半生的革命经历终于由组织作出了结论。此后他仍回兰州工作，任过水电勘测设计院工会主席、党委委员等职。1960年10月，他被调到国家安全部工作，任机关管理局服务处副处长、处长等职。
  王华开是党的忠诚战士，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但是在“文革”中，他却被强加上了“叛徒”、“特务”、“政治骗子”等莫须有的罪名，屡遭批斗，家被抄了，家属子女被遣送到边疆，他被关进牛棚进行改造，身心受到了摧残。1973年10月，他一病不起，不幸逝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阴霾扫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国家安全部作出了为王华开平反的决定，称王华开同志“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并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为他在“文革”中蒙受的不白之冤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受到株连的家属子女也得到了安置。王华开作为我县解放前唯一的地下共产党员，在金塔当年特殊的环境下，曾忍辱负重，默默地生活、工作过多年，与金塔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名字将如同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一样，载入史册。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二辑）
  吴永昌事略
  张文质 吴正中
  吴永昌（1885～1966年），字久臣，金塔县金大坝（金塔乡红光村）人。农商兼营，在县城北关开设“永兴和药店”一处，曾先后担任街长、县商会会长和县水利委员、教育款产保管委员、县参议员，民国十六年（1927年）和二十一年（1932年）金塔遭受严重旱灾，饥民载道，哀鸿遍野，他不忍胞泽受难，乃商于诸同仁，倡仪募捐，拯救灾黎，并先后两次同赵积寿去酒泉劝捐粮食救济金塔灾民。
  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起，吴永昌先生一直参与金塔和酒泉的“均水”活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6月，经县长马元鹗推荐，由甘肃省建设厅任命为鸳鸯池水库水利专员。1949年8月兰州解放，国民党溃败散兵向河西逃窜，过往散兵溃匪抢劫金塔人民财物时有发生，吴永昌为了保卫鸳鸯池水库安全，不顾个人安危，食宿在水库，带领民工和水库职工驻守工地，昼夜值班防范，使水库没有遭受意外事故。
  1949年9月，金塔和平解放，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吴永昌继续驻守鸳鸯池水库，担负着水库的安全管理和蓄水工作。同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彭德怀副总司令亲临水库视察，当时，吴永昌正和民工一起清除水库旧洞口后面的积淤，先生得蒙垂询，彭总见先生白发苍苍，胡须及胸，还和民工一起施工，看管水库为民服务，随问其姓名并记之。此后被任命为鸳鸯池水库主任。1950年10月吴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甘肃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此会议上被选为甘肃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并选为甘肃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任至1966年5月）。1951年县委决定，以开明绅士对待，土改时家庭虽划地主，本人未受非议。1954年8月为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代表，并参加了这次会议。1952年至1958年12月任金塔县副县长。在他担任省政协委员和副县长期间，工作勤苦认真，经常走访群众，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实事求是地参政议政，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吴永昌先生于1966年5月病卒，终年82岁。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二辑）
  解放后金塔第一任县长时思明
  芦茂
  1949年9月，在西北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进军声中，老八路时思明同志随同解放大军来到酒泉，作为第一批军转地干部，被任命为解放后金塔县第一任人民政府县长。时思明同志前后在金塔任职3次，共工作过13年，和金塔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
  时思明同志是河北省高邑县人，1914年3月出生于赵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少年时勤奋好学，1929年秋考入河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邢台师专）读书。入校不久，在共产党人和本班进步学生的影响下，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接受进步思想，参加了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和其他一些革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时思明和广大青年学生义愤填膺，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牌上街游行，开展抵制日货、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
  时思明同志在青年时期，就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师范学校读书的6年间，他那朝夕相处的同学中，先后有10多名被国民党抓去，惨遭迫害。面对国民党对革命人士和进步青年的镇压迫害，时思明和同学们支持革命斗争的热情越来越高，他和10多名同学，把平日节衣缩食积存的近百元白洋，全部捐献给革命活动，表现了极强的爱国之心。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正在高邑县一所小学执教的时思明同志，串联20名进步青年，南下洛阳，购买进步书籍，摆摊设点，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做了许多工作。
  1938年10月，经党组织介绍，时思明同志在洛阳串联了几位爱国青年，奔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参加了八路军。他满怀革命豪情，先后在陕北公学分校、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八路军总参训练队学习，均获得了优异成绩。
  1939年，时思明同志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被分配到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部当见习参谋，次年3月，被任命为军区五分区二十七团参谋。他在11年的军旅生涯中，一直做参谋工作，在首长身边出谋划策，帮助首长草拟作战命令，督促检查作战准备。作阵中日记和战后简报、战斗战役总结。他先后参加对敌作战近百次。抗日战争中，时思明参加了著名的白（圭）晋（城）战役、百团大战、平西反扫荡战役。特别是1942年5月反扫荡中，二十七团奉命保卫八路军冀中军区首脑机关两千多人，在冀南威县掌史村安全突围，取得反扫荡斗争的重大胜利，受到中央军委的电令嘉奖，被誉为“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范例”。在解放战争中，时思明同志又参加了包头、绥远、运城、临汾、晋中、太原、兰州等重大战役，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时思明同志响应毛主席“一部分战斗队要变成工作队”的号召，遵照上级指示，随第三军的100多名干部，由武威出发到酒泉，集中学习一周后，同年9月，被任命为金塔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开始从事地方工作。
  时思明同志先后在金塔工作了13年，同金塔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时思明同志第一次来金塔工作时，金塔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由于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人民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加之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一时不理解，又加土匪尚未肃清，起义人员亟待教育改造等，致使新政府开展工作难度很大。当时还正面临解放大军进疆、恢复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状况好转等艰巨任务。时思明同志虽有多年的对敌作战经验，但对地方工作却缺乏经验。不过他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因此，在工作中除继续发扬老八路艰苦奋斗的作风外，他牢记临到金塔前地委领导的指示，金塔旧政府是起义的，应按照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办事，宣传好党的各项政策，密切联系群众，一切工作都是为了群众。县委书记马能元也常同他交流地方工作的经验，这一切都为他迅速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1949年10月1日，在县城召开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金塔解放的群众大会上，时思明同志铿锵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号召全县人民积极支援解放军剿匪，搞好冬季生产等项工作，县政府根据地委指示和县委的部署，狠抓了几项工作：接管旧政府的人马刀枪；动员民工为解放军修路搭桥；组织机关干部分赴农村，发动群众搞好生产，开展民主建政；筹集粮食支援解放军进疆。
  根据金塔的自然条件，兴修水利、治理沙害是首当其冲的大事。发展农业，水利当先。鸳鸯池水库是金塔人民的“金饭碗”。这个水库1944年只蓄水1200万立方米，1950年春，溢洪道闸板发生严重漏水，县政府就积极组织抢修。1951年6月25日，第一次洪水暴发，库水猛涨，土坝给水涵洞顶部塌陷一个大洞，水位不断上涨，冲刷土坝中心墙，土坝濒临决口的危险。时思明县长闻讯后火速赶到现场，同其他领导一起，共商除险大计，一面电告地委、专署，一面组织抢修。他和专署建设科长孙光涛吃住在工地亲自指挥，组织民工300多人，牛车100多辆，昼夜不停地在给水涵洞前抢修70多米长的黄土芯墙半月堤，保住了水库大坝。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鸳鸯池水库的蓄水问题，在地、县委的关心支持下，时思明县长组织一班人对水库进行可行性论证后，向上级要求拨款修库。经多方努力，西北水利部同意拨款160多亿元（人民币），由甘肃省政府水利厅设计了鸳鸯池水库加固方案和图纸。时县长立即率领水库主任吴永昌、水管所所长李名扬等人，吃住在水库工地，经过1951年夏至1952年春的几个月时间，加固工程终于完工。由于在水库旧水洞东边新打了一个长达128米的输水洞，加上其他配套工程，使水库蓄水量增加，缓解了金塔农业需水的矛盾。
  为了更好地解决金塔缺水问题，县委政府决定修渠并坝。1951年将原来的金塔坝和王子庄六坝并成东、西干渠和金干渠3条，缩短水渠70多公里，同时在渠旁植树栽柳，固堤护岸。与此同时，又合并了大量农毛渠，减少了渗漏，提高了灌溉效率，增加了灌溉面积8万多亩。还下决心改革了旧的水规制度，制定了“按亩配方、以亩负担、上游照顾下游、低地照顾高地”的新水规，做到了合理灌溉，节约用水，受到群众普遍欢迎。
  金塔地处偏远，是多沙、多风地区。为了改变风沙侵害，1952年春，县长时思明同县委书记马能元带领有关干部，深入农村，深入沙区，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发现和创造了用粘土压沙、固定流沙、保护农田和村庄的好方法。他们首先在一区进行了试验，用粘土埋压潮湖沙丘200多亩，并在沙丘周围植树造林，封滩育草。试点成功后，在全县进行了推广。当年四五月间，全县各乡普遍掀起了群众性的压沙热潮，共埋压沙丘25处，压沙面积达9880亩，恢复耕地637亩，使6697亩耕地和12条水渠不再遭受流沙侵袭，有121户农民重新获得庄田。从那时起，埋压沙丘，植树造林，封滩育草，已经成为金塔人民的自觉行动，年复一年，持续战斗，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52年10月，时思明同志调任酒泉专署办公室主任。时隔不到一年，他又奉命任金塔县委书记，这是他第二次到金塔工作。他与金塔人同呼吸，共命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使全县农业生产健康迅速的向前发展。1953年，金塔的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23.5万亩，增加到28万亩（包括撞田），粮食单产由1949年的60公斤，提高到98.5公斤，总产翻了近一番，达到2508万公斤。人民开始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
  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来的工作任务更艰巨、更繁重。时思明同志同全县各级领导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按照“一五”计划，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三年艰苦奋斗，使金塔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粮食问题上，时思明同志一贯主张实事求是，既对国家负责，又对农民负责。1954年，地委给金塔分配粮食征购任务800万斤，后又增加到1000万斤。这个任务如果硬性完成，既伤害农民的积极性，保证不了农民口粮，又会给国家造成损失。地委认为金塔县委对粮食统购不积极，一些领导亲自到金塔开会并对时思明提出批评，时思明同志违心地作了检查。1955年，金塔县给农民的返销粮就达700多万斤。以后，时思明同志离开金塔调往张掖地区工作时，曾认真坦率地给酒泉地委提意见，认为在粮食问题上一定要深思熟虑，千万不能大意。不能让农民“卖出去，再买回来”，伤害农民的感情。他的这些符合实际的意见，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认为是“右倾保守”，在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降级，下放劳动。时隔一年，才被甄别平反。
  1955年10月，酒泉、武威两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时思明同志调到张掖地委工作。8年后的1963年7月，时思明又回金塔县任县长，这是他第三次来金塔工作。那时金塔人民刚刚度过困难时期，面临的问题还很多。金塔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全县人民同甘共苦，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取得了基本情况的明显好转。与此同时，在全县开展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时思明同志同县委、政府其他领导认真总结吸取了“共产风”“浮夸风”造成的沉痛教训，彻底清理了“一平二调”的恶果，进行了坚决退赔。并允许社员有少量自留地和少规模家庭副业，坚决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和按劳取酬的管理办法，恢复农村集贸市场，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同时还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借鉴外地经验，向好条田、好渠道、好道路、好林带、好居民点的建设蓝图进军，为恢复金塔农业做出了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思明同志未能幸免，被揪斗批判，下放劳动三年，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忍辱负重，坚持信念，以坚强的毅力度过了难关。
  1969年12月时思明重新工作。1971年夏被调到酒泉地区搞战备展览筹备工作，同年11月被任命为地区邮电局负责人。1972年7月，又被任命为酒泉地区医药公司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1977年3月，时思明同志调到酒泉地委党校工作，任党校副书记、副校长，直到1980年12月离休。在此期间，他既负责党校的日常工作，又亲自任教讲课，几年中党校采用长期学习或短期培训的方法，使全区600多名科级党员干部陆续接受了正规理论教育。
  时思明同志离休后，曾任政协酒泉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发挥余热。他一直坚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刻关心国内外大事，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多次为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做着贡献。
  （本文作者系高级记者，原任酒泉地区电视台副台长）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三辑）
  崔崇桂在金塔
  张世铭
  崔崇桂，字德庵，甘肃省酒泉县文殊乡塔尔湾村（现属嘉峪关市）人。生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他幼年就读于本村私塾，并受教于酒泉城内宿学郭其澄（肃州名儒郭维诚之孙）门下，经过苦读，精通四书五经。民国六年（1917年）奔赴北京高等学堂甲种讲习所学习，接受了新的文化和科学知识，在爱国民主思想的熏陶与鼓舞下，奠定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基础，毕业后返回家乡，决心献身教育事业。
  1918年学成归来的崔崇桂，适值赵世英（字子俊，金塔县人、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创办的甘肃省立第九师范即今酒泉师范学校成立，崔崇桂应聘任学监（旧时稽察学生出入，考察学生功课勤惰及起居等事的学校官员）。1923年4月，崔崇桂又担任该校第五任校长，直到1932年辞职。10多年来，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教学和学校建设工作上，为酒泉地区各县培养了大批师资，为地方教育发展做了一定贡献。1933年崔崇桂任酒泉县教育局长，想方设法发展农村小学教育，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后因教育经费困难，政府又不支持，他愤然辞职，在酒泉师范任国文教员。
  三十年代前、中期，河西各县被西北军阀马步芳势力所控制。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酒泉军政当局让崔崇桂代理金塔县县长，他上任后邀请地方绅士恳谈，提出积极发展农牧业的生产计划，并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促进骆驼养殖业的发展。他还利用金塔县酒泉师范毕业学生较多的有利条件，积极推动学校教育，并开展民众识字活动，让各村初级小学教员利用晚上时间开办民众识字班，动员一些青壮年文盲（包括妇女）到学校识字。由于时局变化，他任职不到一年即卸任。金塔民众称颂其德行，临行时特送“乐志君子”锦匾一副。
  讨赖、红水和清水诸河水，本属酒泉和金塔两县共有之水资源。金塔地处下游，又因原有水规被破坏，民国时期，酒泉一些乡绅堵河断流，久霸不舍，致使金塔连年干旱，双方为争水常聚众持械殴斗，致伤人命。对应不应分水给金塔，崔崇桂始终坚持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妥善解决的公正立场，受到赞扬。据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省府委员《呈复酒金水利稿》称：“自古以来，邻省邻县有事争持，地方官多各私其民，政治上之惯例。酒泉、金塔水利代表崔崇桂，籍隶酒泉，上年为金塔县长，对于分水扰数，金民多方呼吁，并未一言提及酒泉分水（给金塔），有损于酒（泉），无益于金（塔）之电文”。当金塔县长赵宗晋提出兴修鸳鸯池水库的建议之后，崔崇桂认为找到了解决金塔干旱缺水，缓和两县水利纠纷的领先良策，诚心赞同。四十年代初，崔崇桂被酒泉官绅推选为甘肃省参议会议员，并任驻会议员，离开酒泉到兰州任职期间，他支持并协助赵积寿多次恳请甘肃省政府拨款修建鸳鸯池水库终获批准。按计划，该工程施工期间每天需民工4000名，省政府决定酒泉、金塔各出2000名。酒泉专员公署和酒泉县政府在执行这一指令的过程中，时任国大代表的崔崇桂多次说服酒泉官绅，一定响应，不得抗拒，从而保证了水库工程的顺利进行。经酒、金两县人民共同努力，建成了团结用水的象征——金塔鸳鸯池水库。
  解放后，崔崇桂被省党政提名为特邀代表，出席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继而被聘任为甘肃省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但不幸于1953年6月16日病逝于兰州，终年62岁。
  （本文作者系酒泉师范高级讲师、《酒泉文史》副主编）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三辑）
  金塔的神木匠——马克鹏
  张文质
  各行各业，各有人才，即所谓“行行出状元。”金塔县民国年间曾出过一个神木匠，名叫马克鹏，大家公认为是能工巧匠。
  马克鹏，大庄子乡上八分庙（今上八分村）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农民出身，幼年读过3年私塾，因家贫，其父马永秀令其辍读学艺，拜名木匠王儒为师，兼受父亲（也是木匠）传授。马克鹏学艺态度认真，勤奋刻苦。学艺3年，即能独立制农具、修房屋、做家具。但他从不满足，对技术精益求精，每做成一件家具，自己先严格要求，认真检查，作到质坚式美，否则自动返工。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通过几年的学习实践，马克鹏的木工技术已超过其父其师，特别是刀子功（包括雕刻、绘图案、轧窗棂、云篆）尤为出色，金塔各乡及酒泉、鼎新一些地方建房、修庙宇、建楼阁都请马作指导，他的名声已传播各地。而他本人犹感不足，仍是边做边研，连吃饭时亦用筷子在地上模画龙头、窗格图样，推陈出新。同时还虚心向同行学习求教。有一天来了个敦煌客人，自称曾作过木工，从言谈中马认为是个同行高手，便诚意留家多日，互相交流做木工的奥妙。客人临走时送给马一本木工工具书，书中古式建筑式样较多，仅窗格图式就有40多种。马百看不厌，细心揣摩，从中吸取精华。如后来马指导扶直头墩庙戏台，就是从此书中汲取的。马克鹏的技艺越来越高，很多财主大户建筑高质量房屋、园林楼阁，多请马经手，戏台角檐龙头，也请马雕刻，所做之活，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解放前本人曾亲见马克鹏为石长山（旧社会农官）修建的一院新房。其堂屋是三彩猫头滴水出角，12扇门窗。倒座二彩飞檐猫头滴水，4扇门窗。东西厢房都是1门5窗，均为浮雕砖基墙。共有头、二、三道街门，均为砖瓦覆盖。其中二道门是5层云彩，装板都是雕刻透花纹，都是马克鹏一手所刻。其中24副窗格，格花各异，有的格内还镶花鸟刻品。装板刻品，花样更多，有“丹凤朝阳”、“五福捧寿”、“金钱吊胡芦”、“狮子滚绣球”等花样，观者无不称赞。
  大庄子乡头墩庙原有戏台一座，年久失修，并经民国十七年（1928年）地震，戏台梁柱向东倾斜，势将倒塌。民国二十年（1931年），当地群众集议拆毁重修，又怕伤人不敢贸然动手，乃请来马克鹏请教。马查看戏台倾斜形势和梁柱结构，向头人张友仁、李正堂及各会首建议说，此戏台是一顺东倾，梁柱铆口未大的分裂，基础亦固，可用人力拉扶，使梁柱端正，泥好墙壁，这样既不拆毁重建又可省工省料。一些会首惊奇不信，犹豫不决。头人张友仁认为可行，即议定将扶直戏台工程，包给马克鹏完成。马答应后，准备好长皮绳10根、石块和木楔、大锥等工具。动工那天，会首调来了40个强壮民夫，由马克鹏指挥拴好各关键处绳索，8个人一组共拉1绳，分5个组同时用劲，每组又各安排2人执锥。马的哨子一响，各组齐声用劲拉绳，只听马的哨子声、梁柱活动声、各组用锥加楔声和围观群众的啧啧声连成一片。通过1小时紧张的行动，经马查看，倾斜的戏台梁柱一一端直，梁铆各处均吻合复原。接着赶泥墙壁，使将倒塌的戏台犹如新建，还节省了很多工料，见之者听之者无不称奇，就连酒泉人都称马克鹏为“山北里”（因金塔在夹山以北，故过去酒泉人称金塔为山北）的“神木匠”。
  马克鹏解放前还先后充任梧桐坝水利员、金塔县木业工会理事长。解放后曾在县城建“人民剧台”一座，得到褒奖。技艺传弟克林、克礼和另一徒弟陆万才（已故）。马克鹏于1961年病故，终年73岁。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三辑）
  何东昌视察金塔教育
  金塔县教委
  1990年7月30日上午，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和甘肃省副省长张学忠来金塔视察教育工作。陪同来金视察的有省教委副主任于忠正、酒泉地委书记贠小苏、副书记张贵华、行署副专员达东、地区教委主任魏著鑫等。金塔县委书记姚汉章、县长许万福、副书记李万寿和副县长李春江等领导同志也陪同视察了金塔乡的中截、建国、上截、金大、红光五所小学和县职业中学的教学设施配套建设。
  在中截小学，何东昌看望了正在学田地里劳动的师生。何东昌说：“看到大家劳动我很高兴，你们要多学点本领，学会剪枝、使用农药等技术，为家乡的建设服务”。他为中截小学题词：“培养有知识善劳动的四有新人”。到红光小学，何东昌看到暑假返校学生端正的坐在课堂读书时，称赞说：“小学生看书眼离书一尺，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他建议“所有学校都要有视力表，每月至少为学生检查一次视力，找出视力下降的原因，动员家长配合学校及时纠正。”何东昌看到孩子们穿着校服，高兴地说：“这里不少学校都有校服，穿校服有一定的约束力，可以增强纪律观念，这是在进行纪律教育。校服样式要统一，面料要和老百姓穿的差不多，这样，家庭负担得起”。他还说：“学生穿校服，女孩子在中小学不准烫发，这是小平同志给我讲的两条”。听了红光村群众热心办教育的情况介绍，何东昌挥笔题词：“全社会重视教育，建设大有希望”。金大村是我县集资办学的先进典型，何东昌同志在金大学校视察后连连称好，并欣然挥笔题词：“办好教育，赶上江南”！
  到县职业中学，何东昌仔细察看了学校各项设备，对他们结合生产进行教学表示满意。他说：“学校农场力争管理得比群众的好一些，学生要适当地参加点劳动，学点知识，不要只给学生书本知识”。他还说：“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可以扩大试验，我听到学生的方言重，今后人与人交往，要用普通话，我们培养的是下个世纪的人，这样对教师促进大，凡搞了这个试验的，孩子聪明些，自己可以看书、写东西”。视察后留下了“教学生产经营推广相结合，充分发挥职业中学优势”的题词。
  何东昌副主任、张学忠副省长在视察中，每到一处都同学校的师生合影留念，并对金塔县能够如此重视教育表示满意。
  视察结束后，在职业中学，何东昌副主任、张学忠副省长作了重要讲话。何东昌说：“看了有些学校还是挺高兴的，有这么几点感到很好：一是领导重视。中央强调多年，在省地领导下，县上领导认识明确，按照中央的要求做了，学校条件有了改善，教师待遇、包括民办的也可以，这都是重教的表现。二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什么困难都能解决。教育上的改革，现在中小学也好，职业教育也好，十几年来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实践证明，哪儿动的好，哪儿的教育就上去了。政府尽可能多研究一点。老师的待遇再上一点，光靠政府的努力，这么大的国家，哪一样也扶不起。咱们这儿，政府投入的，省、地、县及教育附加费和群众拿出的，人均投资40多元。群众支持教育不光是这个，还包括家长委员会，村支部书记参加，帮助动员孩子入学，优化育人环境，这些很起作用。帮助解决学校困难，包括举办家长学校。学校帮助家长正确地教育孩子，这都是正确的渠道。看来这方面做的很好。办教育，一个是方针正确，一个是领导重视，一个是动员群众，教育一定可以上去。三是改善条件的同时加强了管理，这里的学校行政管理、学生的文明礼貌、生活习惯看来也都是好的，说明管理跟得上。以上三个方面是不错的，在全国也是比较好的，希望继续努力”。他在肯定金塔县教育工作成绩的同时，还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一）评估教师工作好坏，不要只拿学生的分数来衡量，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不大科学。因为对学生的要求是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光看分数是不对的，教学管理要依教学规律进行。（二）注意普通话教学。因为将来我们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使用普通话有利于交往，要考虑的远一点，这对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语文教学质量有很大的好处。（三）现在高中、初中学生近视眼比较多，可以考虑买几张视力表，每个老师都学会检测，否则将来我们种地的一大堆“白眼睛”，将来征兵都是困难。在普及教育中带来的‘学生病’，最大的是近视眼，再一个就是脊椎弯曲。这个问题学校要高度重视”。
  张学忠副省长在最后讲话时说：“现在大家向你们金塔学习，你们要提高一个层次。一个是教育质量问题；另一个是你们最近有机会去张掖看看，张掖因陋就简搞‘六配套’搞的好，你们把这项工作再好好搞一下；再一个就是电化教学，现在张掖、兰州一直在学你们。电化教学实在太重要了，咱们再好的教师比不上国家教委电教中心拍下的片子里的教师标准化，那确实好。电化教学花不了多少钱，我算了一笔帐，一个学校配一个彩色电视机、一个放像机，再加一个录音机、录像带，五千元钱就足够了，一个学校拿五千元钱也能拿得出。这里，我给你们透露一个信息，张掖地区的高台和临泽，计划在今年年底要百分之百的村校有电视机和放像机，按你们金塔搞到的这个程度，再加一个放像机、录像带也是可以的，我想这个事儿你们争取一下。你们的工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确实不错。现在兰州、张掖正搞的热火朝天，你们再好好努力一下，争取年底搞上去”。
  何东昌副主任、张学忠副省长讲话后，县委书记姚汉章、县长许万福表示，一定不辜负领导的重望，下决心把学校管理和配套建没抓上去，争取取得好成绩。
  在视察期间，何东昌副主任挥毫泼墨，为县政府题写了“塞上教育的明珠”的题词。视察结束时，何东昌、张学忠在县政府礼堂门前同地、县领导合影留念。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三辑）
  原素欣教授生平事迹
  顾淦臣
  原素欣教授是辽宁省宽甸县人，生于1900年。祖籍山东掖县（现莱州市），他的祖父闯关东在宽甸县立业。他中学就读于凤凰城师范学校，1922年考取北京大学物理系。那时东北青年考取大学，张作霖元帅府都公费资助，他就是东北公费上学的大学生之一。1926年毕业后，任助教一年，1927年夏考取公费留美，在伊利诺大学土木系学习，1929年毕业。1929年～1931年在康奈尔大学及威斯康辛大学继续学习，获硕士学位。1931年夏又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水利。“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华，东北沦陷，他愤然投笔从戎，取道苏联回到哈尔滨参加抗日。认识到抗日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遂于1932年初到北平找党组织，并于1933年初入党，被派到东北军一一二师担任师长。是年夏，又调到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在吉林义勇军柳青亭师内工作，参加了收复多伦战役。秋季，同盟军被分化瓦解，中共领导的部队继续抗日，打游击战到滦平。1933年冬，党派他到北平找中共河北省委接转前线回来的党员组织关系，在延安会馆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经刑讯后押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拘禁，1934年经张学良保释出狱。
  1934年秋，经同学介绍，到焦作工学院任教，1935年到中央大学任教授，1937年中央大学成立水利系，他担任水利系第一任系主任。“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之后，中央大学筹备迁校重庆，校长罗家伦派他到重庆修建校舍，他选择了沙坝坪和柏溪两处修建临时性的学生宿舍、教室、教师宿舍、办公室，当年10月就由南京迁到沙坝坪、柏溪上课。到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南京，这些临时性建筑物也刚好报废。
  原素欣教授任中央大学水利系主任后，聘请了黄文熙、严恺、谢家泽、李士豪等著名学者担任教授。课程设置充实，理论水平较高，教学作风严谨，培养了大批优秀学子。
  1941年初，甘肃省政府与中国银行组建了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总经理沈怡，副总经理郭铁梅、赵敦甫，总工程师周礼，公司设立了若干林场、牧场以及武威水利工作站、张掖水利工作站、酒泉水利工作站、肃丰渠工程处等机构。1941年6月，沈怡聘请原素欣教授为公司副总工程师，兼酒泉水利工作站主任、肃丰渠工程处主任。那时交通不发达，他带领全家于1941年年底才到达兰州。之前，也就是1941年8月，甘肃省政府已正式委托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承办鸳鸯池水库工程建设事宜。原素欣教授一到兰州后即刻筹划此事。于1942年秋携全家到酒泉，选择了酒泉东街周公祠为办公地点。陆续聘请工程师刘方烨、顾淦臣、雒鸣岳、朱益、任宝森、刘德豫、吴德恒、章正铣、龚玺、章昌五、陈业清、王用善、黄静安、王觉民、赵允中、江浩、郭道文等人担任勘测、试验、设计工作。当年就派测量队驻鸳鸯池村测量水库区1/5000地形图，接着迁驻青山寺，测量佳山峡坝址1/500地形图。为了规划金塔全县灌溉渠系，1943年测量金塔县1/10000地形图，直抵北山根，还在鸳鸯池村设立水文站，观测讨赖河和清水河流量，以提供鸳鸯池水库设计所需的水文资料。坝址地质勘探需要钻机，那时，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没有钻机，原素欣教授就到玉门油矿去商借，油矿派技工带钻机到坝址钻了3个地质孔，免费支援。佳山峡坝址河谷较窄，右岸岩石裸露，左岸一级台地被风积砂覆盖，台地以下岩石陡立，这样的坝址建混凝土坝也颇适宜。原素欣教授和刘方烨等工程师们研讨认为水泥厂在永登，价格较高，汽车少，运输困难，故决定建土坝。遂在坝址附近查勘土料，佳山北凹有粘土，含水量仅3％，结成硬块，储量不多，坝址附近都是戈壁砂卵石。决定用配合土作心墙，配合比和含水量、干密度需作土工试验确定。于是取粘土和砂卵石1吨，由汽车运到兰州，再由飞机托运到重庆石门中央水利实验处作试验。1943年6月提出了试验报告。方案确定以后，原素欣教授带领工程师们在酒泉周公祠做鸳鸯池水库工程的洪水计算、年径流计算、调洪演算、工程枢纽布置设计等工作。并当即成立了鸳鸯池水库工程处，设在佳山峡东岸山顶的青山寺。寺内已无神像，经修缮以后，东寺作办公室，西寺作宿舍。原素欣教授率工程师7人到青山寺安排工作，任命刘方烨为工务组长并负责工地全面工作。由于酒泉水利工作站担负酒泉、金塔、玉门、安西、敦煌五县的水利工程规划、改造、维修等工作，任务繁忙，所以原素欣教授一半时间在酒泉，一半时间在青山寺。为了加强水利基本工作，在讨赖河、红水河、昌马河、疏勒河、党河设立了水文工作站，并招收中学毕业生，经开班培训，然后派往各水文站工作。
  鸳鸯池水库工程的施工详图在青山寺做设计，结合工程实际并监督施工。施工机具如羊足碾在酒泉设计和制造，水工模型试验则在酒泉东门外利用水磨沟的水作试验。
  金塔和酒泉派到鸳鸯池水库工地的民工数量、时间、工资都是原素欣教授与两县县长协商确定的。在工程师的指导下，民工担负开采、运输粘土到粉碎场和粉碎任务，把粉碎的粘土和戈壁砂砾互层堆成大土堆，洒水遮盖闷置，装斗车由轻轨推车上坝面散土整平，再洒水，最后由8匹马拉羊足碾碾压密实。
  输水洞开挖衬砌承包给工信工程公司施工，该公司经理是林同棪，后来是美国著名的斜拉桥专家。溢洪道开挖则由几个小包工承包。
  顾淦臣、黄静安、任宝森、刘德豫、龚玺、朱益、赵允中等7人在青山寺做施工图设计和监理工作。
  那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原来批准的概算，到1944年底已经支付殆尽。于是编制追加概算上报公司。此时，公司资金也匮乏，不能如期拨款，原素欣教授每年都要到兰州筹款催款。特别是1945年，拖欠民工工资已甚多，按说到11月中旬水冻期停工民工退场回家时，就应该付清工资。但在10月份就向公司请求拨款，一直没有着落，又多次向兰州发电报催款，并询问酒泉中国银行，都说款未到。不料，11月下旬，民工包围了青山寺兴师问罪，经过诚恳解说劝导，未酿成大祸。原素欣教授为此忧心如焚，自己亲去问酒泉中国银行主任，才知汇款已到，反而推卸责任说不来领取。取到款后，发清民工工资，民工才满意地回家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技术人员大多辞职回原籍找工作，只有江浩和雒鸣岳留在酒泉，顾淦臣留在青山寺坚持工作。原素欣教授既要照顾两地工作，还要为筹款而费心。1945年冬，总经理沈怡调任南京市市长，副总经理赵敦甫到中央水利实验处任职，公司资金已相当匮乏。鸳鸯池水库工程经费无着落，工程难以为继。1946年春，原素欣教授专程赴兰州，向公司、建设厅、省政府逐级汇报。此时，工程已完成85％，如果停工，将前功尽弃，损失太大。省政府同意拨款，并调卡车10辆到工地运输土石和物资。是年夏，原素欣教授带领江浩和雒鸣岳到青山寺，全力以赴，昼夜赶工。到1947年5月，鸳鸯池水库工程竣工，7月15日举行了落成放水典礼（当时的大公报曾刊登竣工消息及工程规模），水库工程投入正常运行。典礼上为鸳鸯池蓄水库铭的铜匾揭牌，牌上记载水库工程各建筑物尺寸，并曰……始终勤恪斯役，历百艰弗懈者，则工程师原君素欣也。爰范金铸词，以昭万祀。铭曰：河西天富宜耕农，祁连绵亘伟且雄。……鸳鸯旧池涵碧空，酒泉金塔清波通。
  1947年春，南京市政府已任命原素欣教授为南京工务局局长，但因鸳鸯池水库工程尚未完工，他未赴南京就任。在青山寺坚持工作，直至工程竣工。是年12月，携全家到南京到任。工务局负责南京市市政工程和公用事业建设。南京解放后，又参加长江堤防维修和防汛。后来担任华东行政委员会水利部工务处长。1951年秋，派到河南治淮指挥部任工程部副部长，主持了白沙、薄山等水库工程建设。1955年调到水利部技术委员会任技术委员，1958年又调到水利部勘测设计局任副局长，1959年水利部电力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勘测设计局改为水电建设总局后，任总局副总工程师，对青铜峡水电站、以礼河水电站、岗南水库、新丰江水电站等工程的设计施工进行了细致的审核和正确的指导，为我国的水利水电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原素欣教授本来身体很好，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严重迫害和折磨，健康状况下降，衰弱多病，1979年因肺炎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原素欣教授为人耿直，乐于助人，工作认真，敢于负责，鼓励人们独立思考，发挥个人特长，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很尊敬他，他的学生也很钦佩他。1995年，两岸三地（即海峡两岸、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中央大学校友在南京举行联谊和学术交流会，台湾大学前任校长虞兆中教授在大会上说：“中央大学一贯主张理论结合实际，鼓励独立思考，例如原素欣老师在1935年教我们明渠水力学时，期末考试我答题绕了弯子，原老师给了我94分。我问原老师为何给我这么高的分？原老师说因为你独立思考，用自己的思路解答问题。他的教导使我终身受益，我常常用这种精神求知和处理问题”。河南大学名誉校长严恺院士也常说起原老师为人正直，待人诚恳谦虚，是一个好人。
  （本文作者系原南京海河大学教授）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阎重义在金塔的几件事
  张文质
  阎重义，字宜青，甘肃通渭人，上海体育专科学校毕业。民国31～34年（1942～1945年）署理金塔县县长。在职期间，他为民做了一些好事，现记述如下：
  下车伊始，整饬吏治。在接迎祝事会上，阎誓言：建立金塔廉洁政府，先从县府佐治人员（包括军警）着手，坚决肃清各种陋规恶习。果然上任不到10天，查得门卫警长杨文德因吸大烟贪污受贿，即时杖责开除，并将同伙李占魁关押数日后驱逐。不久，又侦悉收发员刘鑫接受老百姓的递呈费（当时有群众向县府递一呈状收费5角钱的陋习），即将刘禁闭。刘乘机偷逃到酒泉通华西食品店，后被追回管押。过了一些时候，又有事务员冉国瑞下乡敲诈三下（现东坝镇三下村）一向姓农民，勒索钱财被其告发，阎即将冉拘押严办。最著者是当时县司法处书记官黄作栋因贪污受贿，且有阴谋嫌疑，被阎查实，阎以监察官身份将黄逮捕，软禁数月。盖闻刘鑫和冉国瑞都是阎的同乡（据说还是戚谊），人称阎是“铁面无私”。嗣后，政警人员无不兢兢业业从事，歪风大减。
  关心民瘼，流血受伤。1943年4月中旬，阎重义正在县农会主持召开扩大的水利会议，讨论浇灌金塔坝和王子六坝苗水要务，忽有驻防酒泉蒋军（当时称中央军）杨德亮军部某连费洪因换防，率一排兵杂人员从营盘回酒泉路过金塔城。为了不劳民伤财，县上未迎接，亦未安排慰劳品。为此，费洪气势汹汹，跑到农会，质问县长，又不交任何证明函件，就要县长立派牛车50辆往营盘运送军糈，不容稍缓。阎说“牛车在农民家中，须等会毕再行研究”。费洪态度蛮横，出言不逊，并掏出手枪威胁；阎也怒甚，掏枪对抗。费即向阎开枪，阎措手不及，一枚子弹射中下额，他不顾疼痛，急拉县绅赵积寿伏于桌下，以身护赵，不料肋部又中一枪，当即昏迷，费洪第三枪击中出席会议的李生华左臂，其余人员四散逃跑。费洪见打伤了县长，即带随从数人直扑县府，下了门岗的枪，四处寻找县府主办人员，又连续鸣枪示威，县府人员多从后门逃避。这时费也意识到闹下了大乱子，急忙回到驻地（东门外芦兴邦家院），集合全排兵士，说：“我已把金塔县县长打死了，犯了大错，不能回营了，索性叛变吧！在这里拿些财物投奔别处去”。几个班长都不同意走险。费见势不妙，只身逃跑了。
  阎重义被打伤后流血甚多，此时已来保安队兵士和县卫生院医护人员进行扶救，同受伤的李生华共乘一辆高圈篷车护送酒泉医院抢救，幸未伤着要害。阎住院养伤期间，受到各方慰问。省主席谷正伦电慰：“为民流血，勇敢可嘉”，并令该军部追捕凶手。凶手早已外逃，只组织以该营营长海潮额为首的慰问团来金慰问受伤人员，并查问情况后，下令通缉排长费洪，此案不了了之。阎重义伤未痊愈，就急着出院理事，成为民国时期金塔县县长中唯一为民事而流血的县官。
  务实有为，甘棠留爱。阎重义在金任职期间，还做了其它一些益民政事，受到群众欢迎。
  1、开山修路。联合金塔、鼎新两县，征调民夫450人，修通酒金公路（金塔县城至酒泉的闇门一段），特别是在夹山凿石开道，便利了汽车通行。同时，修建了金鼎公路（金塔县城至营盘段，即现酒建公路雏基），全长90多公里。当时，使用金塔民夫300人、鼎新民夫150人，阎重义亲自勘查监修，半月告竣。
  2、提倡建立县、乡、保三级苗圃。阎曾多次巡回检查指导，并各设专人管理，做到有地、有苗、有墙、有门。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多数还是流于形式，惟有县苗圃保持至解放。同时，阎在任内还在县城附近空地组织栽植杨树2万多棵，在县城北关街道栽植杨树1000多棵。由于他亲自检查，督促及时浇水，成活率比较高；并饬各乡保在近沙地区栽植毛柳，设专人看护，以期成活。
  3、在县城南门外建立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一座。在城南1公里（酒金公路中心）处修建了一座亭子，中间立一块纪念碑，周围栽植洋槐等风景林木。又修通了县城至西区乡公所（现中东镇）公路，架设了电话线杆，这都是前所未有之创举。
  4、加强社仓管理。阎经常派员分赴各保社仓清查帐目，盘点仓粮，催收积欠，以备春耕、春荒。曾将帐目不清、掺杂社粮的三上（现东坝镇三上村）社仓社正萧登科拘押严办，勒令赔补亏损，调换好粮。其它社仓发现有了亏损者，责成赔补或撤换社正。
  民国34年（1945年）春，阎重义被调，临走时，金塔各界父老公赠锦帐一面，上绣“甘棠留爱”四个字。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西路军中有个金塔人
  郑志虎
  说起1936年的西路军，人人为之感叹。当年西路军约21800人的队伍，在河西走廊与国民党反动派——马家军浴血奋战195天后失利，牺牲的红军将士成千上万，但他们同敌人血战到底的精神却像祁连雪松万古长青，永远留在西部人的记忆中。
  没想到，就在西路军将士中还有一个参加战斗的金塔人，他叫殷树年。
  笔者在长期收集西路军史料的过程中，于2001年3月发现了一些他的记载：
  殷树年（1903年—1968年），男，汉族，甘肃省金塔县天仓（今属航天镇）沙门子村人。从小给别人放牛、扛长工。1925年6月被抓壮丁，在国民党二十五军七十五旅一团三营十二连当兵。1928年11月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1931年12月该部队在董振堂等人领导下在宁都起义。殷树年随部队走上了革命道路，被编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三十七团九连当战士、班长。1932年红五军团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归红四方面军指挥。殷树年被调到警卫连又先后当战士、班长、排长。1936年在高台战役之后被俘，逃出虎口后流落在酒泉临水落户务农。1968年病故。
  殷树年的一生虽然没有显赫的战功，但他是金塔早期唯一的红军战士。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中，他扮演了一个“马前卒”的角色，他这个“马前卒”令金塔人民敬佩、怀念。
  （本文作者系原县档案局干部，该文曾刊登于《酒泉报》2000.6.22第四版）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北漠散人张文质
  史尚英 史光华
  经常阅读《金塔文史资料》的读者会发现张文质写的史料比较多，张文质何许人？大多数读者或许对此人了解不详。
  张文质，字彬如，号“北漠散人”，生于公元1912年，卒于公元1999年，享年88岁，生前为金塔县农业局离休干部。擅长书画、雕塑、诗词、歌赋，解放前后在政界服务多年。他和我们史家父子是乡邻友好，又是忘年之交，对他的过去有所了解。现就我们所知，写出他的部分事略，让人们了解、评说。
  （一）
  张文质祖籍山西省侯马曲沃县，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祖先张盖经商来甘肃，落户金塔三塘坝下游（今东坝镇三下村）地方，传至张文质这辈，已历七世（其家属1958年从县城移居大庄子乡三墩村居住）。祖辈中有三代行医，医道精湛，济世救人，方远百里，受人称颂。张文质幼年，家道中康，1932年遭受特大冰雹灾害后，他带着家眷来金塔县城，靠刻名章、卖字画、代写书信和诉状维持生活。1936年被国民党金塔县政府录用后做公文缮写，由于他虚心好学，工作细致，得到上级信任，1942年升为县政府建设科科长兼任县文献委员会主任，1944年任县政府财政科科长，铨叙三级，月薪八块银元，1948年任县政府统计室主任兼县志编纂组长。1949年9月26日金塔和平解放，张文质暂作为留用人员继续在新政府工作。因他工作积极，文字功底又好，县委、县政府领导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后来在成立县水利委员会时，委张文质为专任干事。
  （二）
  由于张文质1936年至1949年在国民党政府工作十四年，从行政上说是县府的科长、主任，并且在国民党、三青团基层组织又任过职，均属“上线人物”。1956年审干开始后，他多次写交待材料，机关肃反时，张文质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介于他交待态度尚属端正，第一批宣布免于刑事处分，只行政记大过一次。1958年，他被送到山丹四坝农场劳教，烧过石灰砖瓦，背过矿石，炼过钢铁，1959年困难时期，差点送命，幸被送入山丹医院抢救才幸免于难。1960年12月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后抢救人命时，才被接回酒泉市（酒金合市）专区医院疗养，半年后送回金塔大庄子三墩村，从此参加生产队劳动，以“五类分子”中的反革命分子对待，让群众监督劳动，定期写思想汇报。文革中因他在旧县政府干事多年，人熟事熟，几年中为300多人写过证明材料。1979年，张文质67岁时，组织上宣布摘去他戴了二十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恢复了人身自由。
  （三）
  张文质摘“帽”后，政治生活上又是一个大转折，他人老心壮，还是劳动不歇，积极发挥余热。大庄子乡文化站聘请他为文化骨干，抽时写些文艺宣传材料，画些展品等，乡邻请他写诉状、悼词，从不推辞，也不收谢礼，县上有些单位还约他写些有关金塔的史料。在他写的众多史料中，仅在县政协编印的《金塔文史资料》一、二、三辑上就刊登17篇，深得社会各界人士好评。1982年，经县委批准，恢复张文质公职，按退休对待。1986年9月，省委办公厅批准金塔为起义县，张文质列为起义人员，发给了起义证，改退休为离休，享受离休待遇。1996年在张文质84岁时，他写下了如下感受：“同是方趾园颅男，我的遭遇不一般，幼年南学把书念，也曾务农种田园，也曾公门当书办，也曾委任铨叙官；旧府干了十四年，经过县长有十员，难忘一九四九年，金塔解放换新天，新府留任又八载，参加革命不等闲，劳动教养两年半；又经十年大动乱，走过弯弯曲曲路，尝过苦辣酸咸甜，受过批判挨过斗，加过日夜不停班，亲朋见面不敢谈，邻居碰面远避嫌欣逢三中全会日，党的政策又放宽，拨乱反正施恩典，恢复名誉重见天，这时年已八十四，安得能吞还少丹？”
  张文质夫妇，生育三男一女，除长子在金昌当工人（已退休）外，其余子女均在农村劳动。张文质生前四世同堂，常常教育子女安分守己，正直做人，自食其力，务农为本，不图身闲，各得其乐。
  （四）
  “北漠散人”是张文质的雅号。他幼时读书十年，记忆力好，模仿性强，在艰难的岁月里，自学成才，熟悉了民间文艺，学会了从事民间文艺的一些本领。散人的特点之一，就是逢事动笔，遇物皆记，记他本人耳闻目睹的人和事，也记他自己的感触。多年来不管身处何境，他的笔就从未停止过，不是记就是画，就连文革那样的艰难岁月里，他也是茹苦不叫苦，受辱不怕辱，仍然是偷偷奋笔，留下了许多篇章。四十多年中，他写的“北漠散人随笔”分辑已装成册，有数万言之巨，轶闻趣事包罗万象。共记录酒泉景物34篇，跃进杂感28首，东西拾遗8则，北漠见闻68篇，民间故事36篇，牍案拾零38件，读史咏人143首，自学辑录80篇，哈哈录（谜语）138则，谚语歌谣80条，墓文祭祀9篇，鸣冤诉文31件，还有民风民俗、水利资料、甘棠遗爱、循史记事、杂录杂谈、民事纠葛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正反人物，均在散人笔下成篇。
  张文质晚年自修保健，终使健康长寿，1999年12月19日无疾善终，寿高88岁，在他生前留下遗言，丧事从俭，不大操大办。去世后县上四大组织和有关部门（单位）参加了追悼会，对张文质一生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他生前有自挽诗六首，录后为结：
  1、幼年家贫立身难，凭借写画度时艰，酸咸苦辣都尝尽，享年耄耋不等闲。
  2、二十二岁处社会，一切生疏受徘徊，公文格式从头学，同事互勉沾实惠。
  3、难忘一九四九年，弃暗投明换新天，金塔荣获起义县，余是其中一成员。
  4、下放农村二十年，学工学农两茫然，经过思想改造后，苦尽甜来感恩典。
  5、一生行动唯谨慎，不生是非不损人，虽然经过千重浪，未伤纯洁百练身。
  6、人人都说老来难，吾却得到老来甜，感谢党的好政策，少教儿孙添麻烦。
  （本文作者系原县园艺场副场长、党支部书记，已退休。史光华：县委党校副校长）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钱正英视察鸳鸯池水库
  孙志宝
  金塔县鸳鸯池水库是金塔片8乡镇及县城10多万人民生存的根本命脉。2001年8月31日，对这里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阳光明媚，秋高气爽，水库大坝彩旗飘扬，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县上领导、部门领导和水利部门职工翘首企盼。10点30分，一排车辆经过此地的鸳鸯山庄，从水库大坝西头缓缓驶来，车队在大坝与溢洪道交接处停下来，尤其停在写着“鸳鸯池”三个大字石碑前的一辆白色面包车格外引人注目，随着车门的开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走了出来，随后同行的还有全国政协办公厅、水利部相关领导和专家教授，以及陪同的省地党政领导共50多人，也分别从车上走下来，顿时响起热烈地掌声。钱正英是自鸳鸯池水库建成以来，到水库视察的第一位国家领导，同时她又是新中国第一位水利部女部长、全国最有权威的水利专家之一。钱副主席是从鼎新机场下飞机后，途径黑河灌区来鸳鸯池水库的，人们奔走相告，纷纷前来欢迎和目睹这位来金塔县视察、级别最高的女领导干部。
  当时，近80岁高龄的钱正英依然精神矍铄，步履轻盈，谈笑风生。一下车就兴高采烈地工作起来，她边看边和陪同的省、地、县领导交谈，详细询问水库的建设情况和管理运行情况；走到水库溢洪道中间，她特意停下来，尤为关注水库的沙害治理情况。陪同的时任金塔县人民政府县长朱玉兰就水库的沙害治理情况向钱正英副主席作了详细汇报。听完朱玉兰县长的汇报后，她又问起鸳鸯池水库的来历和有关专业数据。在朱玉兰县长的介绍下，我荣幸地向钱正英副主席回答问题。她问我，鸳鸯池水库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我简要地向钱正英副主席介绍了鸳鸯池的神话传说，她听完后“噢”了一声，幽默地说，原来这里是鸳鸯生存的地方啊！她又问水库是哪年加固的，我回答是第二批除险加固项目，1994年开始加固，1999年完工。她仔细听完后说，这是全国最早的大型土坝水库，并要求金塔县一定要把水库管好。来到水库纪念碑亭前，她说，修建这个水库的工程师原素欣教授是她的老师，有没有他的名字？我指着水库铭上原素欣教授的名字，向钱正英副主席讲述了原素欣的功绩，她认真地听着并微笑地点头称赞。
  走过水库纪念碑亭，钱正英副主席来到水库展览厅坐下来一边喝水一边聊，她又询问了水库的管理建制、管理人员等情况。在展览厅前她应我们的请求签了名，并与水库的管理人员合了影。中午12点，钱正英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车队从溢洪道东侧开出鸳鸯池水库，向酒泉方向驶去。钱正英副主席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对鸳鸯池水库的重要设施和关键部位进行了视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钱正英副主席视察鸳鸯池水库对管理所职工鼓舞很大。大家感到这么大的领导不辞辛劳，走这么远的路前来水库视察，说明我们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至此以后，鸳鸯池水库的管理者以此为动力，承续优良传统，再接再厉，精心管理，努力工作，取得了好的成绩，2003年被水利部命名为“全国水利管理先进单位”。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
  “三老”手抄《县志》做贡献
  常国瑞
  1996年1月6日，金塔县退休老干部吴成德、赵发礼、闫鸿学将一本用毛笔工整誊写的《创修金塔县志》交给了县档案馆保存。这部县志共4部、11卷、约8万字，是民国23年（1934年）由赵积寿、刘怀基等人编修的。由于历史原因，金塔没有保存下县志原本，仅有的一本还是从张掖地区档案馆借用的。三位老人自费整理抄写县志的事在当地传为佳话，引来不少史志爱好者前来查阅资料。有的甚至借去用小楷毛笔另抄一本自家永久收藏。
  “县志是金塔县历史的一面镜子，抄写它就是为了再现金塔历史”
  金塔县1961年前的档案馆藏量极少。1985年县上决定重修金塔县志，由赵发礼担任了《金塔县志》（—1989年）副总编职务。赵老大学文化程度，副编审职称，过去多年从事古文字整理、翻译和繁体字简化工作，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初次领命，赵老深感责任重大。在档案残缺不全、史料极不丰富的情况下，他找资料，查档案，访名人，并从张掖地区借来《创修金塔县志》作为参考，历时四载，几易其稿，不辱使命，完成了编纂任务。1992年，《金塔县志》（—1989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史志界人士欣闻此事，争相购买。赵老也因此被人们誉为金塔的“活县志”。《金塔县志》（—1989年）出版后，论理赵老也该喘口气了，但是他内心却无法平静，一桩事压在他的心头：《创修金塔县志》是借来的，一定得还，怎么办？突然他萌发了一个重新整理抄写《创修金塔县志》的念头。手抄，谈何容易？既要保存原貌，又要在旧版式书写的基础上使内容易懂，而且非小楷毛笔不行，自己力量又不够，怎么办？于是他找到曾任过县志编委会副主任已退休的吴成德商量：“县志是金塔县历史的一面镜子，抄写它就是为了再现金塔历史”。
  “我支持你，我们共同干”
  赵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吴成德后，一听是为金塔人民做点好事，吴老当即表态：“好，我支持你，我们共同干！”说起吴成德，大多数老同志都知道，他是过去金塔县的老领导。曾任过乡长，区委书记、区长，公社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人民政府顾问等职。退休后的吴老仍然热心金塔的公益事业。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可吴老当时已七十有二，但说话仍口齿清晰，走路稳健挺直，身体十分硬朗。1985年新修县志时，他被聘为编委会副主任，和赵老一起完成县志修编任务。
  赵老和吴老商妥抄县志一事后，信心倍增，买来宣纸、笔墨，着手进行准备工作，同时吴老又动员“老秀才”闫鸿学参加这项工作。闫鸿学在三老中年岁最长，当时已七十六岁了，退休前担任县政府办公室财务会计。他自幼爱好书法，尤其小楷书法，笔力遒劲，章法浑然一体，大有一气呵成之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听到二老让他誊写县志，他爽快地答应了。
  三老联手，分工协作
  《创修金塔县志》为手抄本，有古文味道，采用竖排方法书写，繁
  体字，未断句，且多处页序错乱，以致前后文不相衔接，尤其经过几十年的翻阅磨损，有的字迹不清，使人读起来费劲。因此，亟待整理、校订。于是三人商定，由赵老负责整理、断句、校订，吴老和闫老负责誊写。
  赵老凭着编史修志的丰富经验和深厚的文字功底，先把《创修金塔县志》的内容，原原本本抄录下来，并与原稿仔细核对无误后，逐字逐句地研读推敲整理，并把繁字简化，使人易看易懂。特别是对某些字迹不清、残损难辨的章节，赵老凭着一股求知精神，潜心研究，仔细校勘，从不主观臆测，滥施刀斧。赵老不是为抄而抄，而是“标新而不立异”、“校订而不删改”、“誊写而不评论”，真正做到了求是、存真、易读。赵老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档案史料中常出现的“讹、夺、衍、倒、损”等问题处理得比较完美。为了弥补《创修金塔县志》的某些缺漏，赵老坚持用全面、历史、发展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漏写的屯庄和庙宇进行了添补，错写的人名和字句进行了校正；对一些名诗碑文，坚持依旧誊写，不加标点，意在保留原貌；对王子庄遗址和苏武牧羊地点等错误之处在校读记中做了纠正与说明；对一些宣扬烈女烈妇等摧残妇女身心的做法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否定。
  赵老校完后便由吴老和闫老分头誊写，这期间，他们起早贪黑，忘我工作，仅用了45天就完成了全部工作。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誊写后的《创修金塔县志》经赵老全部审核无误后，依旧按序装订成卷，共800余页，为金塔历史增添了一份可贵的史料。
  “三老”亲手修复抄写的《创修金塔县志》，为金塔人民和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他们在70岁高龄的晚年发挥余热，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博得了全县各界人士的一致称赞，金塔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三辑）
  民国时期金塔的三位留洋县长
  王天虎
  从1928年至1940年的12年里，祖国西北边陲的金塔县竟有三位留洋生担任过县长。他们分别是留学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的硕士黄文中；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周志拯；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赵宗晋。他们在金塔担任县长的时间虽然分别只有1年、3年、2年，但是他们在从政理念、办事原则、工作作风上与其他县官大不一样。他们在任期间，革新政治、除旧布新、关注民生、一心为公，为金塔人民办了许多好事，给金塔人民留下了深刻而不可磨灭的影响。
  黄文中，字中天，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生于甘肃省临洮县城。民国六年（1917年）留学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留学期间参加了“同盟会”，曾因翻译《日本民权发展史》一书，宣传“三民主义”，深蒙孙中山先生赏识。孙先生亲笔题赠“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以作留念。回国后，黄文中在任甘肃省教育厅科长时，因倡言民权，抨击时政，引起当局记恨。上司竟暗中唆使部属在黄回家的路上将其打昏，致不醒人事。此时，恰遇相识将黄抬送医院抢救，幸免于死，后自号“再来人”。黄虽躲过了一死，但还是被远置到了边陲小县任职，以示惩罚。
  民国十七年（1928年），黄文中接任金塔县（现金塔片7乡镇）县长。他在任期间，大胆革除时弊，推行地方自治，建立区、村、闾政权；创设教育馆、民众阅报室、中山俱乐部、民众夜校，以教育民众，提高乡民素质；严禁男子留发辫、女子裹足，亲自谱写了《劝女放足歌》，教群众学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委托赵积寿、刘怀基、吴永昌等人组成水利委员会，解决金、酒均水问题；大煞封建迷信活动。黄文中生活俭朴，清贫自守，平时只顾工作，不巴结上司，故此，很不讨上司喜欢，金塔任县长仅一年后，就又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被安置到更小更远的鼎新县（现金塔县的鼎新镇、航天镇两乡镇）任县长，一年后又被罢免了。为此，金塔群众愤愤不平，编了一段歌谣：“南山雪压头，黑河水倒流，清官坐不住，赃官做到头”，以充分肯定黄文中县长的成绩，发泄对当时社会时弊的痛恨之情。
  周志拯，原名济，字行，浙江永嘉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硕士。回国后曾任过甘肃省省府科长、训练所教育长等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冬担任金塔县县长。他来金塔任职之时，金塔地方灾荒频繁，税费沉重，民不聊生；上任伊始，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摸清情况，采取了相应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其一是核减摊派，整肃邪风。他上任之时，正是马仲英刮民携财西逃之后、马步康来盘剥酒泉、金塔时，抓兵派款、横征暴敛，金塔人均摊派高达白洋2元。他对此专门写成提案报告，报请省府核减去将近一半。同时，还查出前任县长杨体侃收大烟顶摊派（三两大烟土顶交一块白洋）、盘剥群众的问题，并将杨的经办人杜万荣扣押收监，杨认罪服惩后，才将杜万荣放出。另外，周志拯还报请省府缩短军阀马步康举办的带有赌博性质的骡马会，使赌博的邪风有所收敛。对周县长的以上作为，广大乡民笑在脸上，喜在心上，交口称赞，拍手称快。
  其二是设立“农民低息借贷所”，为民解难。他在下乡调研中发现许多农民家庭十分困难，有钱人便趁其急需，大放高利贷。春借一斗，秋还二斗，还外带一两大烟。借1块白洋，月息2分，年息累加。这种“驴打滚”的高利贷盘剥，压得贫苦农民喘不过气来。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周县长决定将地方结存公款筹措起来，设立了“金塔县农民低息借贷所”，借用了北街旧商号一处，委任赵积寿为第一任主任，开始营业。后来为了搞活地方金融，购买了一部石印印刷机，又印制塔形油布钱票，票面1元，可在金塔范围内流通。农民贷款按审批手续立借据，利息每年仅5分，期限最长1年，此借贷所很受农民欢迎；借款者很讲信用，有借有还，很少拖欠，有力地抵制了高利贷的剥削。
  其三是兴修水利，便利民生。当时金塔地方，水贵如油，但发大水时，因渠坝失修，加之六坪湾里的拦水坝到处是豁口，把水挡不到坪口里，浪费严重。周志拯县长为解决此问题，先是增设总水利一人，由县农会干事长兼任。然后责成各坝水利农官组织民工，利用农闲时间狠抓了渠道维修养护工作。同时，周县长又组织民工600余人，亲自指挥修筑了由金西坝至六坪长约2公里、坝底宽5米、高3米的拦河大堤，把水全部拦入坪口，大大减少了浪费，增加了灌溉面积。后来，金塔人民为纪念周县长的功劳，就把这个拦河堤坝称做“周公堤”。
  其四是加强社会治安。民国时期，金塔地方土匪恶霸横行霸道，地痞流氓无恶不作，极大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周县长经过明察暗访，取得确凿证据后，将首恶土匪头子李瘦狗（绰号）、红山王（绰号）等人按非常时期惩治盗匪条例拘捕入狱，并呈报上级批准予以枪毙，有力镇压了土匪的强盗行径，对其他土匪起到了震慑作用。
  其五是兴办文教事业，为民提供受教育环境。周志拯县长到金塔之后，拨款改变了3所高级小学的基本条件，还选派梁学儒等30余名教师去酒泉师训班进修，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拆除了东岳庙塑像，改建成民众教育馆。此外还修建了民众体育馆，添置了篮球牌、木马、滑梯、浪桥、单双杠等体育器材，丰富了广大职工群众的业余文体生活。
  其六是主持编修了第一部《金塔县志》（手抄本）。在周来金塔之前，金塔县没有志书，只有前任县长蒋绍汾组织收集的一些零星素材。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周县长主持成立了“临时县志局”，自兼总编，选聘赵积寿、谢鸿钧、运怀先、崔怀信等人为协编，历时半年时间，编成了4册手抄本《金塔县志》。此志书虽未最后审定，但为后来的县志编纂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和重要依据。
  三
  赵宗晋，字康侯，甘肃天水人。他自幼聪慧好学，15岁考入省立中学（现兰州一中）。民国二年（1913年）由甘肃省教育厅保送到北京国民大学附中学习，后转入清华大学读书，成为民国初年甘肃第一个进入清华大学的选送学生。民国十年（1921年）赵宗晋毕业后，被学校选送出国赴美依阿华大学选修教育学，两年后取得学土学位；之后又先后在格林奈尔、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赵宗晋回国后，先后担任过省立天水三中教师、天水师范校长、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委员、甘肃学院教授、《甘肃民国日报》社社长等职务。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朱绍良二次来甘当省主席时，赵宗晋被委任为金塔县县长。金塔县属塞北偏僻小县，虽民风淳朴，但处于讨赖河下游，十年九旱，民不聊生。赵县长上任以后，为金塔人民办了几件大事。
  发明了点香放水，解决了县内争水矛盾。梧桐坝新八分与二截为浇水曾闹出人命。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赵县长亲自安排十保（当时的行政建制，相当于现在的乡）保长组织300名民工为新八分新开渠一条，给新八分、二截的坪口镶上了水闸。每逢浇水时按地亩配水，按配水量点香放水，从根本上解决了坪口争水的矛盾。后来，此办法得到了大力推广，就连私人浇地时，各甲（当时行政建制，相当于现在的村）也采取了点香放水的办法。
  在金塔倡导大面积种植耐旱作物——棉花。缺水是金塔农业的根本问题，为了省水，赵宗晋在全县范围内大力推广棉花种植。1939年他开始选点种植，经济效益很好，第二年便大力推广，提倡户均1亩棉，当年棉花种植面积达到了8000多亩，年底获得了丰收，效益比种罂粟还好，使金塔成为当时的全省第一产棉大县。
  倡导植树，绿化金塔。赵宗晋来金塔后，要求每年农历三月，县城职工、学生、居民都要在城南植树，并成定例，坚持了下来。同时，赵县长还大胆改革，文明执法，将大堂上的罚打板子改为罚栽树木，每罚打50大板，不挨板子必须栽活5棵树，否则，还须补栽。另外，每当夏秋，关在监狱内的犯人，由狱警率领定期担水浇树，保证了树木成活。这些好做法，后面的县长一直坚持了下来。
  积极平息争水械斗，倡修鸳鸯池水库。酒金两地均靠祁连雪融水灌溉，同属一个河系，每年春夏用水之际，酒金两地农民为争水常闹纠纷。赵宗晋县长经过调查后，发现讨赖、洪水二河的水春夏紧缺，秋冬闲流，浪费极大。他便和酒泉县长凌子惟商量，联名向省政府递呈了《用科学方法，蓄置水量，节制使用，以利耕耘》的建议书，提出了兴修鸳鸯池水库的建议。省上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批准修建；次年成立肃丰渠工程筹备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6月开工建设；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月水库竣工，7月举行了放水仪式。水库的建成彻底解决了酒金争水的矛盾。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
  从国统区奔赴解放区参军的金塔籍青年——常昭
  狄德荣 高智明
  在金塔，人们知道有个最早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金塔籍青年叫顾元勋，但从国统区奔赴解放区的金塔籍青年常昭却鲜为人知。
  常昭，原名常绍基，1928年2月11日出生在现金塔县西坝乡西红村。7岁时，跟随教私塾的父亲去西红屯庄读书；11岁考入当时国民党在酒泉开办的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后改为国立肃州师范），在那里他用四年时间读完小学，又上了三年师范；1946年7月，考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中读高中。随着知识的增多、眼界的开阔和进步思想的熏陶，常昭和同学们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常到黄河滩谈论时事，从而有了革命的理想和追求。
  1949年3月1日，常昭和侯尚志、张力群等同学经兰州地下党牙翰章同志的指点，乘车到平凉找地下党联系人，再由联系人将他们带到庆阳解放区。但遗憾的是到达平凉后，几天来都没有找到联系人。万般无奈，接到牙翰章传来的消息后，于3月7日，他们只好又乘车离开平凉到西安。为了应付沿途国民党军警的盘查，他和同学以回山西老家为借口，东出潼关。在潼关关口，城门两侧有四名荷枪实弹、虎视眈眈的国民党军站岗，严格盘查过往行人。碰巧在和常昭一起搭乘马车出关的人群中，有多半是在旅店新结识的山西商人，这些人吸引了守门国民党军的注意力，他们只管急于搜刮商人的钱财，却无暇顾及偷出关门的学生，让常昭和他的同学轻而易举地闯过了第一关。
  出关后东行3日，常昭和他的同学来到了河南陕州（现三门峡市），要在这里从黄河南岸渡到北岸才能到达晋南解放区。当时黄河渡口南岸有国民党军封锁，虽然没有遇上大麻烦，但在过黄河的路上，遭到了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抢劫，最终于3月14日中午经过14天的艰辛跋涉，到达了黄河北岸的解放区。在解放区他们又走了20多天，于4月3日抵达北平。前后历时34天，行程2000余里。
  1949年4月17日，常昭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驻地，报名参军，先后在北平中山公园的露天音乐堂里、北京大学操场上和旃坛寺大院里，聆听了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李立山、谢觉哉、沈雁冰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讲课，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找到了救国救民之路。
  1949年9月，常昭在南下工作团学习结业后，被派到中南军政大学参谋训练大队学习。由于他学习认真，训练刻苦，1950年8月8日，经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1年6月，被分配到时在广东的第46军工作，同年10月任第46军教导大队军事助理；1952年6月，常昭随第46军奉命入朝作战，1954年初，由军组织处调到军炮兵司令部，先后任测绘参谋和作训参谋；1974年任军教导大队参训队队长，1977年任军炮团副参谋长，1979年转业到徐州市第十九中学当副校长，1984年光荣退休，卒于2008年3月。
  常昭同志的一生，对党忠诚，热爱祖国，革命事业心强，严于律己，做事公道正派，富有奉献精神，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贡献。在部队服役期间，曾多次立功受奖，先后授予二等学习模范、“五好”军官荣誉称号，记三等功三次。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
  恶贯满盈的吴国鼎
  张文质
  当年威风凛凛，倚官仗势，霸人妻、害人子，毒死妻与母，擢发难数滔天罪。
  看今日天网恢恢，恶贯满盈，冤要伸、苦要诉，偿还血和债，万口同诛害人贼。
  这是1951年3月，金塔县各界人民斗争大恶霸吴国鼎时，悬挂在会场两侧的一副对联，它是对恶霸吴国鼎罪恶的真实写照，也表明了人民对他的愤慨之情。
  吴国鼎，字鼐丞，金塔县金大坝（今金塔乡红光村）人。早年在酒泉师范乙种讲习科毕业。吴国鼎一生罪恶多端，有他的历史根源也有家庭基础。他幼小时虽聪明，但性格奸黠，少年念书时，就依靠家庭的势力，欺凌小同学，后来走向社会，更是无恶不作，胡作非为，直至走上历史的审判台。
  一、横行乡里，为非作歹
  他巴结当时的劝学所长王桂中，当上了劝学员（后期的督学），骑马下乡查学，还要带上跟班，自命不凡，每到一个学校，都要教师奉承，学生欢迎，装出一幅威风凛凛的样子。民国14年（1925年），他去三下国民小学检查，被教员杨仪为奉为上宾，宰羊设宴，请来当地头号人物来陪酒。饭后，既不查教学课程，又不阅学生作业，又因校董没有贿赂他而记恨，以该校学生少为借口把校董石进山鞭打一顿，最后校董不得不送他银元两块，他收之后，扬长而去。吴国鼎由于善能钻营藉势，逐渐成为全县的头面人物，曾先后担任过金塔女子小学校长、县农会干事长、东区乡乡长、区指导员、县参议会副议长等职。因长期横行霸道，形成了走路持棍，说话打哼的政客恶习。一段时期，官府信他，同伙捧他，正人恨他，群众怕他。由于他仗势欺人，随便打骂群众司空见惯，就连邻居也不敢随便进他的门。
  二、倚官仗势，强行霸水
  当时由于鸳鸯池水库还没有修建，酒、金两地因水利纠葛甚烈，金塔地方十年九旱，酒泉每年只给金塔均水两期共15天，因此流入金塔的水贵如油，各渠系都按序浇水，而每逢水到罗圈沟（吴的住地），没有吴国鼎发话，谁也不能浇水，他仗势霸水，自己任意浇灌。民国32年（1943年），一次吴国鼎堵截苗水，重浇漫灌，处在下游等水浇的李吉奎因气愤难忍，把吴拉到水沟中淹泡几分钟，为民出气，吴爬出后见人众多，未能动手报仇，他恼羞成怒，把渠长雷振铎骂了一通，后找县长喻大镛诉说，喻亦惮於吴的威势，把肇事人拘留了三天。他一向横行乡里，欺压良民，罗圈沟的人，除李吉奎这个外地人不怕他外，其他人遇事都是敢怒不敢言，只能暂时委曲求全。
  三、野心不善，伺机整人
  吴国鼎对官吏是奉迎在先，算帐在后，大耍两面作风，他曾串连王桂中、罗维熙、吴国玺、王锡爵等一批地方恶棍为心腹，平时去探明有些人的情况，抓住把柄，等到卸任后或一定时候，乘机秋后算帐，因此人称他们为“算帐派”。他们曾算过县长周志拯，告过马元鹗。特别是在周志拯卸任后，吴卵翼下的一伙寻找借口，硬拦着周不让走，周在殷邦昇家待了五个月，致使二科（财务科）科长周宗颐气愤而死，周志拯给胡友瑷信中说：“吾弟之死，乃吴王二劣而逼。”周志拯被逼，纯属是吴泄私愤之举动。因为周志拯性格耿直，对待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或有犯罪行为者严惩不贷。在周任职期内，适有金石坝（今金塔乡塔院村）人陈福，控告吴国鼎毒死继母，又叫长工张老二把尸首送于西拦河冰窟窿内，吴拒不承认，逢有李吉奎和张老二作证，周逮捕了吴，铐押在监狱过了几堂，案子正在彻底查办之际，适逢红军西上，周也准备向额济纳旗逃避，无暇顾及此案，只得把一些在押案犯，觅保释放，吴乘机逃之夭夭。
  吴国鼎常常以整人为本能，拉帮结派，如他勾结当时的省议员王桂中、县党部书记长顾绪宗等人，反对马元鹗、吴崇德。每逢选举，吴国鼎暗中活动，争取选票。当时有五十多名乡镇民代表，大多屈从于吴国鼎的压力，惮于他的恶势，后吴被选举为县参议员。得选后，他野心勃勃，又想当副议长，终于引起人们的反感，充分暴露了他的丑恶嘴脸，当时就有五十多名代表联名控告吴，印发传单，列书罪状十余条。
  四、丧尽天良，霸占人妻
  民国27年（1938年），吴任县立女子小学校长。不久，就恋上了该校教员有夫之妇李某，后李某又恋上了代课教师殷某，成了三角恋。因此，他和殷某积怨很深，对殷耿耿于怀，一天他伪装谦和，约请殷某到他家便餐，又请了曹汉英作陪，酒过三巡，吴突然掏出手枪，对准了殷某，曹汉英赶快抱住了吴的右臂，子弹打在墙壁上，殷跳窗逃走，幸免于难。又一次，吴、殷都要到县参议会开会（二人当时任参议员），正当入席间，猛不防吴国鼎举起铁棍照殷头上击去，旁有吴峻山拦住，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行凶，可见吴国鼎之凶恶面目。事情败露后，李的丈夫陨某得知其事，寻到金塔，准备大闹一场，结果还是吴国鼎仗势纳李为妾，陨某气愤难忍，乃寻找李引下的死婴，盛在竹篮内，上盖毛巾提到吴家作客，把篮子放在桌子上，还未等坐稳就匆忙走了，吴揭开毛巾一看，内放有一具死婴，他无奈只好将死婴悄悄送到林中，事后丑闻还是传开了。吴和李结成夫妻后，丧尽天良，毒死正妻，为除隐患，竟然又把正妻所生的儿子吴世番赶出家门。在一次酒宴上，乡绅赵积寿当面讽刺吴国鼎说：“家遭继母陷害，儿子赶在门外，小生吴世番也……。”吴理屈词穷，面红耳赤，央求说：“三爷、三爷，话下留情！”
  吴国鼎这个人面兽心的淫棍，他占有了李某后仍不满足自已的兽欲，为达到另找新欢的目的，任意对李进行蹂躏，致使李精神受到刺激忧郁而死。不久，他又盯上了他的知心朋友桂巡长之妻，桂尸骨未寒，妻就被吴国鼎强行占有，纳为小妾。
  五、敲诈勒索，合伙贪污
  吴国鼎在任副议长时，一次和警察局巡官刘凯下乡催兵，夜宿户口坝下五分（现大庄子乡大口子三队）张盛业家，他们事前侦得张有藏烟，威胁张把烟土拿出，否则搜出来治罪不轻，经不起吴、刘威吓和政府禁烟令的威慑，张不得不拿出白洋四百元，作为弥逢。据说刘、吴各分二百元，后经别人向马元鹗县长揭发，刘凯吓跑了，吴被马元鹗拘押到县政府审讯，因刘逃跑，吴不承认，被马镣押候质。马元鹗让张文质向《甘肃日报》写稿揭发，即以《狼狈为奸，同流合污，堂堂议长，贪污白银》的标题，反映了他们的贪污事实；经马审后改作《藉查黑土，讹去白洋，冤沉海底，案翻覆盆，堂堂副议长，心毒如豺狼》，此稿经《甘肃日报》《西北日报》刊出，吴国鼎之丑恶行为昭之与众，后因同案刘凯未获，未能定案，吴又被释放。
  六、人民公审，国法难容
  1950年，在减租反霸运动中，人民群众告发了吴国鼎，公安局依法逮捕了他。1951年，镇反运动中，群众要求斗争吴国鼎，人民政府于3月29日，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全县性的群众斗争大会。事前，搭了会台，在街道上张贴了标语、漫画，有的漫画把吴国鼎画成了毒蛇猛兽，有的把吴国鼎画成了妖魔鬼怪，当场有70多人登台诉苦、申冤，在他的屠刀下先后就有6人失去了生命。一整天的斗争会，群情激愤，人民义愤填膺。吴国鼎真是恶贯满盈，无恶不作，他的罪恶罄竹难书。大会后，人们一致要求，当场枪毙吴国鼎，人民政府为满足大家的要求，为民平愤，会后即调查整理材料，报请专署批示。半月后经专署批准执行枪决，血债累累的头号恶霸吴国鼎得到应有的惩罚。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