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赵积寿轶事
  何世相
  赵积寿（1877～1949年），字仁卿，出生于王子庄东坝板地村（今中东镇中五村），清末秀才（庠生）。民国时期，曾先后任金塔县临时参议会议长、甘肃省参议会参议员、全国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行政区水利专员和鸳鸯池水库工程管理处副处长等多种要职。特别是为解决酒泉、金塔两县水利纠纷和兴建鸳鸯池水库做出了一定贡献。是当时县上权衡要事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
  赵积寿不仅热心地方公益事业，而且为人开朗，性格直爽。善于著文，长于答辩，词令丰富，谈吐风趣。县上召开大型民众会议，多请赵积寿出席并安排其讲话。有时他借古讽今，对当政人员中暗存的弊端予以猛评痛击，使当事者哭笑不得，听闻者乐在心中。
  低利借贷所，不是活手腕子所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金塔县成立了低利借贷所，根据它的权限职能。还能发行地方流通券——“油布票子”。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若能借得，亦能解决一点燃眉之急。但所中的低息款尽被有“面子”的人借走了，缺钱农民只是望梅止渴而已。在有一次纪念辛亥革命大会上，赵积寿讲了话。他先讲了些自谦的话后，接着侃侃而谈。“学习孙中山救国救民的大志，这是我们的责任。而有些人却适得其反，我们的低利借贷所，变成了有面场人的活手腕子所了。我说县太爷，请你把低利借贷所的牌子快换成首人活手腕子所吧！”他说，“挂上现在的牌子等于‘挂羊头卖狗肉’嘛！”这些言词，使得台上的官员们非常尴尬，有的皱眉挤眼，有的向后缩脚，还有的扽大礼帽低头看桌……。会场中的群众和青年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有的翘大母指，有的做鼓掌状，更有的举拳向前做打报不平之势，三三两两，交头议论，共赞“赵三爷的话讲的真好，一针见血！”
  一副对联暖人心
  因酒泉和金塔水利纠纷一事，经赵积寿多次上访请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甘肃省政府派杨世昌、林培霖二委员会同酒泉第七行政区督察专员曹启文和酒泉县长谭季绳等多位官员，来金塔视察旱情，协商解决酒、金两县有关水利纠纷问题。在欢迎会前，赵积寿挥毫书写了“金塔本无金，沙石掺杂，荒田难耕，怪谁当年巧立号；酒泉却有酒，沃田遍野，开瓮同饮，醉我今日好同胞”的对联，贴在山陕会馆戏台大柱上，引起了内外官员和与会者的极目相看，啧啧称好。认为对联一语道破了金、酒水利问题的根本所在。金塔干旱缺水，人民热盼解决两县水利纠纷的问题，岂能无动于衷？经过几日会商，拟定了给金塔均水的日期和时限。
  是参议会，还是分赃亭
  后来，在一次的孙中山诞辰纪念大会上，亦请定赵积寿讲话，他没推辞。会议进行到第二步上，他应司仪声上台讲话。讲到中间，他稍停思索了一下，话路转到讲地方上的事情了。他说：“我老朽不中用了，本来嘛，我是案板底下放风筝——起手不高，可有些事情我看不过眼去，我爱敲敲破锣。今天还得敲一下。”这时赵积寿讲话的语气突然加重，而且放高了声音。他说：“我说把参议会的牌子换成分脏亭就对了。”他哼了一声，又接了一句：“我今天这样讲，到底是及时雨，还是狗捉老鼠？可能只是瞎子放驴——凭天断去吧！”原来，他了解到一些县府官员贪占公款财物多寡，是得到县参议会默许的。赵积寿的讲话虽未点明具体事情，但却是“有的放矢”。知情人听了，个个称赞不已。
  （本文作者系原金塔县中东学区党支部书记）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三辑）
  乡贤赵文彩轶事
  张文质
  赵文彩，本县梧桐坝上八分（今大庄子乡上八分村二社）人。父亲赵登元，忠厚诚实，勤劳俭朴，好善乐施，远近闻名。文彩以父辈为榜样，勤俭持家，乐于助人。由于全家辛勤劳动，省吃俭用，日子过得略称宽裕，每年庄稼收完，精打细算，把自己的口粮、籽种和其他费用留足，剩余粮食在下年春种时都赈济给当地最贫困的农户作籽种。平时，邻居家遇有婚、丧、疾病，慷慨资助，见有道路桥梁损坏，亲自修补。清光绪初，朝廷命官陆×（满族），因被诬陷怕朝廷治罪，化名潜逃，装作商人，带着家眷来肃州避难，为找个偏避地方和善良人家藏身，慕名来到上八分，赵文彩把他留住于自己的倒庭。一年多后，陆得一子，按其住宅“倒庭”起名廷栋。不久，陆的问题得到澄清，返回北京。三十多年后，廷栋任安肃兵备道道台（花翎三品衔），驻肃州。今酒泉公园泉旁所立“西汉酒泉胜迹”石碑，是宣统辛亥三月，他在任时所书。廷栋为官时，敬赵文彩夫妇如同父母，视出生地金塔为自己家乡，任期内，为金塔王子庄做过许多好事。此时，年近古稀的赵文彩，始终保持着固有本分，当地官府把其事迹禀报朝廷，皇帝赠给赵文彩“恩荣杖国”四个字及衣、帽、靴子和拐杖。廷栋把皇帝赠言亲笔书制成匾，悬于赵氏堂中。他德高望重，得到过皇帝奖赏，人们便称他为“皇爷”，终年八十二岁。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一辑）
  张发源轶事
  葛生年
  张发源，1914年1月出生于甘肃宁县九岘乡鸭儿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受旧社会黑暗统治和剥削阶级的压迫，少年时期无吃无穿，更没有机会上学念书；青年时期，他怀着反压迫、反剥削、争取光明的强烈愿望投身革命，于1933年3月参加了陕北工农红军，193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红军第四支队、九岘区、新宁县政府和春荣区工作，曾任区主席、科长、粮食部长及区委书记等职，经历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在抗日战争中，一次他工作所在的村子被敌人包围，张发源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组织群众和民兵点火把、放土炮迷惑敌人，进行突围转移，保存了乡村干部和革命队伍。由于他组织纪律性强，接受任务坚决，作战勇敢，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所担负的任务，曾5次受到上级机关的嘉奖。
  1950年11月，张发源调来金塔县工作，1952年10月任县政府民政科科长，1953年4月任县政府办公室党支部书记兼监察室主任，1954年6月和11月，分别当选为县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县委委员，1955年8月任县人民政府财政科科长。1958年冬，酒泉县和金塔县合并为酒泉市后，1959年5月张发源调酒泉市屯升公社工作，任党委副书记。
  在金塔工作期间，张发源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虚心学习，勤恳工作，秉公办事，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含糊了事。
  当时武装科干部桂×等2人，群众反映有贪污和重婚等问题，县委安排张发源调查处理。他多方了解，查明事实后，及时向县委汇报，建议给予必要的处理，并主动找当事人谈话，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改正了所犯错误。1952年秋末冬初的一天，二区送来一位妇女，因家庭虐待，被打得遍体鳞伤，生命难保。张发源迅速派人到医院组织抢救。这位妇女康复后，详细向张发源反映了自己的遭遇。张发源建议区政府追究其家人残害妇女的行为，并给予受害者妥善安置。1953年冬，张发源下基层检查工作时，发现西红乡西移的一户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家中有老有小，妻子常年生病而生活又不能自理。回县后，他立即安排科员王海山，送去两床被子、三套棉衣及其它用品。1954年7月，县政府建设科的一名干部去西安学习期间，其长女病重，生命垂危，别人指点其家属找张发源帮助，他当即派人找来医院白璜院长，一再嘱咐，要采取一切措施治好孩子。白院长白天亲自诊治，晚上还跑到病孩家中看视。经过五六天的抢救治疗，使这个女娃转危为安。解放后的一段时期，金塔农村经常发生恶狼伤人、伤畜事件，县上成立了打狼队为民除害。这件事虽由建设科负责，但张发源也积极从人力、物资上给予支持，使打狼除害工作成效显著。
  1962年4月，张发源又调任国营金塔生地湾农场党总支书记，1964年农场移交农建十一师管辖后，先后担任生地湾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九团）政委、团长。生地湾农场东、南、西三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滩，北面是戈壁大山，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尤其是用水矛盾突出，他带领技术人员多方勘测确定线路，又会同职工从20多公里外的地方修渠引水，有效地解决了农场生产生活用水问题。由于张发源同志和班子成员团结一致，与职工同甘共苦，硬是站稳脚跟，整理开发了亘古荒原。为了方便工作，单位虽为他等主要领导配备了马匹，但他到上下远吊的各连队检查工作时，总是步行来去，就这样坚持了10多年，充分体现了他高尚的品质和优良的作风。
  1972年张发源退休后（1982年改为离休），组织安置他到生活、居住和医疗条件较好的酒泉城安度晚年，但他想到老区人民和家乡的建设发展，依然提出回原籍安家落户。他到宁县后，不居功自傲，不图安逸享受，积极参加党组织安排的学习等活动，经常为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出谋划策，并严格教育子女，遵纪守法，为家乡的建设多做贡献。1987年8月，经批准，享受副地级待遇，同年他当选为出席全省老干部工作会议的代表，并树为先进个人。1994年2月20日下午2时，张发源同志病逝，享年81岁。
  （本文作者系原县水利局防汛办主任，离休干部）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安西象牙佛流落在金塔的一段经历
  文史委摘录
  安西象牙佛乃我国稀世珍宝。从外形看，是由一块象牙分两片雕刻而成，呈对合状。高15.9公分，宽17.3公分，厚3.9公分，为文殊菩萨骑象持塔像，袒胸赤足，面目端庄。里面50格中刻有分段佛传故事，计有人像379个，动物车马等12个，人物螺发高乳细腰，虽只有米粒大小，却眉目清晰，其雕刻工艺之精美，可谓巧夺天工，堪称神工鬼斧。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为何曾经一段时期流落到金塔，时间追溯到清朝年代。
  安西象牙佛最初发现在清初的安西榆林窟（亦名万佛峡）一个洞窟的积沙中。据分析应是前朝主持僧人所藏，只因战乱流离而未被转移或下传，遗留在佛窟中的。当发现它时，在场的主持、僧众、道徒、香客异常惊奇，都以为菩萨显灵，还望它能为人们消灾免难，便恭恭敬敬地把这尊前朝遗物供奉在大佛殿内。从此，这里就香火不断，佛事、道事兴盛，远近香客络绎不绝来此朝圣还愿。时至道光年间，也许是战乱后多年的休养生息之故，但人们把这些都归功于象牙佛。于是，一到每年农历的四月八日和六月六日，此处庙会都非常热闹，施舍的人也越来越多。
  直到了同治年间，桥子、踏实两地又迭遭兵燹战火的躏扰。由于几次战乱，使踏实（榆林窟所在地）户民无辜被屠杀者无数，纷纷逃遁于荒山僻地，农田荒芜，一派萧条，乱匪也乘机洗劫了万佛峡，他们把主持道人杨元绑在大树上，指望勒索到象牙佛，但憨厚的杨元在威逼的死亡面前并无供出佛宝，只拿出了自己的一点积蓄打发了土匪。象牙佛保住了，可是不久，杨元还是被暗杀在西崖的木楼中。此后，由道人李教宽继任万佛峡主持，因有杨元等人被害之缘故，几年后，李教宽突然从万佛峡失踪，象牙佛也同时不知下落。
  数年后，军务肃清，户民归业，重返家园，桥、踏两地百姓又开始耕种荒芜了的土地，勉强糊口度日。只因饱尝了战乱灾荒之苦，乃盼菩萨保佑，故纷纷捐银助粮，修缮佛窟。此时万佛峡主持道人严教荣和桥、踏渠正王祖英等人，一面从事洞窟诸佛的供养与保护，一面受百姓之托打听象牙佛的下落。直到光绪年间，一位同治时候的老香客，才提供了象牙佛最后由道人李教宽接管并带往金塔的线索。
  原来，主持道人李教宽因象牙佛一事，备受土匪乱贼袭扰，独守深山峡谷，担心生命不保，再步杨元后尘，不得已携象牙佛回原籍避难，想待世事太平，回来再续香火。他从万佛峡出走，一路化缘到肃州，又绕道回金塔。几年后，因看不惯尘世的尔虞我诈，准备返回万佛峡重操佛事，到了肃州后，不幸染病，担心一旦病亡，象牙佛会丢失。恰在这时，又巧遇地方乡绅盛居士，因是同乡，便将佛像托付与他，希望日后将象牙佛交呈万佛峡供奉。这位盛居士与金塔寺（此处指今塔院村）梁贡交往甚好，又将有关情况透露给梁贡。梁贡知道佛像的价值，便说服盛居士将象牙佛移至金塔寺（俗称塔院寺或塔寺庙），供奉在大殿的释迦牟尼佛像前。后来，梁贡考虑战事多乱，为安全之策，又将象牙佛藏供家中。不久，金塔寺果真因兵乱被大火焚烧，而象牙佛也早由梁贡保存得以幸免。
  后来，梁贡女婿常往来于玉门、昌马、肃北盐池湾一带做买卖，见蒙古族人家中也供奉一尊铜佛，随即讲起了丈人梁贡家中藏有象牙佛的事。这消息不久便传到了万佛峡。时任主持严教荣已是80岁高龄，听到消息后欣喜若狂，便四处奔走联络，前往肃州打探实情。严教荣在肃州城南一户人家找到了流落在此的李教宽，经询问证实后，严当即返回安西，募化布施钱粮。桥子、踏实、东巴兔三渠百姓纷纷响应，慷慨解囊。桥、踏两地户民公举王祖英、温国民、张荣为赴金塔请佛首事，加上万佛峡主持严教荣和马车户魏成贵一行共5人，于光绪三十年冬自踏实坐马车起程，一路经肃州到金塔。再三打听，才知道象牙佛起初供奉在塔院寺，后被移至梁贡家，以后又有人在盛居士家中见过。佛像虽然有了一些眉目，但终归是传闻，不是亲眼所见。长于心计的王祖英便邀请当地绅士善言婉说，又向塔院寺助香火银50两，并酬谢了梁、盛两家。按梁贡意见，书立了佛像交接文书。就这样，到光绪三十一年二月，象牙佛又被安西正式请回，仍供奉在万佛峡。
  宣统前后，严教荣死于战乱，象牙佛传到主持马荣贵手中，后被他的徒弟郭元亨供藏，他历尽苦难，经受住了毒打、油烤的折磨，依然冒死保住了象牙佛。1950年，象牙佛交安西县政府，1954年又移交到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8年由甘肃省博物馆移交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198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应安西县政府的请求，委托北京牙雕厂精心复制象牙佛一尊，回赠安西人民。
  （根据安西文史资料第一辑＜安西象牙佛＞一文摘录整理，原作者：刘国聘）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年羹尧的后裔在金塔
  郑志虎
  电视剧《雍正王朝》播出时，金塔乡（现为金塔镇）红光村和金大村的连姓人，老至九十三、小至手中牵，都看的非常认真，目光落在剧中人年羹尧身上。原来他们就是剧中人——年羹尧的后裔。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地人开始都持怀疑态度。为此，我进行了专门调查，证实了这一说法。
  一幅盔甲是重要依据
  1999年3月12日，《酒泉日报》一篇文章中说：“酒泉博物馆文物藏品中有一幅金银线绣制而成的盔甲（是细软，不同于武将上战场用的钉钉板板锁子连环甲，便于携带）已列为历史文物，但缺乏档案资料作进一步考证它的来历。人们只知道它是1959年金塔的一位农民交县文化馆保存下来的。文章还披露了金塔一个“廉”姓人口述家世与这幅盔甲相应证。笔者反复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决心以盔甲为线索，以“廉”姓人为目标，以家谱为依据，在金塔县做一次调查，弄清楚交盔甲的人是谁？与年羹尧到底有没有关系？
  “廉”“连”“年”的确定
  调查一开始，我在金大村7组连成余保管的家谱上很快发现了“廉”是有意以“廉”代“连”，隐露实姓。金塔根本就没有姓廉的人，只有姓“连”的人。但这毕竟还不是年羹尧的“年”姓。我知道唯独金塔人在姓氏里把该户的“连”Lian读作Nian，这并非口语中的“连”“年”不分，而是事实上有其根源。年姓怎么变成连姓？连成余告诉我：我们的祖先本姓年，后来因犯了罪，朝廷要满门抄斩，为了逃命才改“年”姓为“连”读Nian。当时，写字时写作“连”，见了人唤作“年”，这都是逃难的需要。否则，我们年家祖先当时能不能活下来？真是难以预料呢？
  家谱中的发现
  连姓人是不是年羹尧的后代？关键看家谱。连成余小时候见过他们家的家谱是奶油色布料做成的，足有8平方米以上大小，平时是卷起来保管，过年过节祭奠先人时，才钉在墙上，上面写的就是“年”。“文革”时这个家谱就成了破“四旧”的对象，他父亲就把家谱卷成一捆吊在羊圈内的树秧棚下遮人耳目。“文革”后又从羊圈内取出来，放在后面的夹墙道里，谁知这个家谱能躲过风却躲不过雨，当发现时已被雨水淋的不成样子。从此以后，留在家中的只有一个宗牌折子，排在最前面的祖先叫连盈。
  红光村4组72岁的连步春家有民国元年修订的家谱一件。从这个家谱上看，连姓家族是清乾隆初年（1735年）从镇番县（今民勤县）懋迁（一边做小买卖，一边寻找合适的落脚点而迁移）到金塔安家落户的。最先来到金塔的祖先是连忠，住在现在的红光村。继查找有关资料证明：连忠和雍正三年（1725年）皇帝诏书中的年富是亲兄弟。这一点对连姓是年羹尧后代有着重要证明作用。雍正诏书摘录如下：“令年羹尧自裁，其父年遐龄，兄年希尧、子年富斩立决，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遣广西、云南、贵州极边烟障之地充军，嫡系子孙将来长之十五岁，皆次第照例发遣，永不赦免”。这个诏书中的年富和连忠应当是兄弟，只是连忠当时在十五岁以下，为了逃命才把“年”改为“连”。因此，在民国元年的家谱上留下了“连”的记载。“充军”在当时看起来虽是一条生路，其实生不如死，出的是牛马的力，吃的是猪狗的食，看管人员可以随意打骂，打死了随处一埋了之。年羹尧遇难后，想活命的子孙宁可改名换姓，远走他乡，也不愿意到皇帝诏书指定的地方去受苦、受难、丢性命。金塔的连忠就是选择这条路而来的。
  连忠把年羹尧的盔甲带到金塔
  红光村1组村民、71岁的连宝善讲述了一个神秘而离奇、动听而真实的故事，在连家代代相传。年羹尧任大将军时，为儿子们请来了当地闻名的家庭教师，名叫岳钟举。岳先生一到家，年羹尧就对仆人宣布：岳先生是我请来的，从今以后吃住在我家，你们要以伺候大将军的礼节伺候他。仆人按照年羹尧的吩咐伺候着这位岳先生，每天早上将洗脸水盆顶在头上送进去，又顶着水盆跪在地上等岳先生洗完了脸，仍就顶着水盆退出去。时间长了，岳先生才知道这就是伺候大将军的礼节。等年羹尧外出，岳先生对仆人说，我是一个教书的，以后送洗脸水时用手端进来就行了。仆人照着做了，不料，这件事被年羹尧发现，立即下令将送水的仆人推出去斩了，并说“连大将军的话都不听，这还了得”。这件事发生以后，岳先生深感内疚，自叹道“是我的一句话害了仆人的命啊”！年羹尧被杀以后，满门抄斩的风声越来越紧，岳先生带上年羹尧的儿子——也是他的学生年忠，背上年羹尧的一幅盔甲，向山西逃命。“年”改“连”也是岳先生在逃难路上想起“连大将军”四个字而出的主意，这就叫借其本人的口气，变字而不改姓。他们逃到山西遭水灾，又从山西向甘肃方向来。原来年羹尧5个老婆中有一个是甘肃武威人，心想到甘肃多少会有些照应。他们落脚在镇番县生活了几年后，就挑起货郎担，离开镇番向西懋迁，直到乾隆初年才决定在金塔安家落户。岳先生帮助连忠在金塔买了地，修了房子，娶了媳妇，种地务农。岳先生一生的精力全部用在了连忠身上，老死在金塔。连忠一家人将岳先生埋葬在自己的地边上，每逢过年过节祭祀先人时，总是给岳先生先烧纸，然后才给连家先人烧，本地流传着先有岳家坟，后有连家人的说法，这个习惯流传至今仍在继续。从这个故事得知，现在保存在酒泉博物馆的盔甲就是年羹尧穿过的，它是由岳先生和连忠背到金塔来的。
  盔甲上交政府的历史背景
  解放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1959年“反右倾鼓干劲”运动时保存盔甲的连家人心灵深处又一次受到冲击，将盔甲交政府保管，但没有报出姓名。金塔乡中学教师、55岁的连成锋推断说这个交盔甲的人可能是连中杰（已去世）。因为1959年时，连姓人中大多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只有他是大队干部，当过兵，也有点文化，政治嗅觉灵敏，不交盔甲或交出盔甲都会危及自身，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他选择交盔甲而不报真实姓名的做法是很有可能的。
  此外，一些年长的村民在连家见到过昭穆碑一个，仅砖头那么大，上书“年羹尧”三个字，连氏家谱中也有“昭穆”一词，现埋入祖坟中。连步勤保管着象牙筷子，连步雄是这些旧物的见证人。连步芳小时见过树皮合内存放的红缨大帽。连成锋家现保管着直径32厘米的大砚盖。还有人见过连家的半截剑、半截玉带等，据说这些都是年羹尧当年用过的旧物，儿孙们逃难时将这些东西分开带上，为的是将来合符认亲。
  以上史实说明，年羹尧的后裔在金塔。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解放初一支剿匪部队轶事
  王天虎
  1949年9月26日，金塔县和平解放，10月，新生的人民政权诞生，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欢欣鼓舞。可就在这时，一些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却与土匪狼狈为奸，躲在暗处，频繁出没，杀人抢劫，无恶不作，严重威胁刚刚建起的新生政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流窜金塔的匪徒潜入北山，当时地处北山边缘的二区大新乡（即现在的大庄子乡）上八分村、新八分村、二截（新民沟）村、牛头湾村村民深受其害，一些农户的粮食、牲畜、钱物常常被洗劫一空，弄的人心惶惶，家无宁日。
  针对匪徒频繁抢劫的情况，新建立的政权组织逐级向上进行反映，上级组织十分重视。当时，酒泉地区行署、军分区于1949年11月底成立了剿匪指挥部，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3军九师骑兵团奉命进驻金塔县进行剿匪，部队番号为解放军0042部队。
  1950年1月骑兵团进驻金塔县二区大新乡新八分村（现大庄子乡双新村），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由于当时农村还没划分阶级成分，剿匪部队指挥部（团部）临时设在新八分村马永海家中，总指挥方根旺就住此家，并在村民王德全、马永山、马天禄家中各设一个营部。元月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解放军战士就住在临时腾出的冷房子里，铺上麦草，席地而卧，但他们却严守纪律，秋毫无犯。解放军的崇高精神感动了新八分村的人民群众，他们纷纷挑上柴禾、带上食品去给解放军送，都被婉言谢绝。群众只好找到地方组织，由组织出面带上慰问品慰问亲人解放军，并为部队捐送粮草，提供情报，配合部队剿灭土匪。而解放军部队纪律严明，一切按照军规纪律办事，并根据得到的情报和侦查到的情况，每天都派出大部分人马进山剿灭土匪，留守人员则分头去帮助驻扎地贫困户家中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做群众工作，夜晚还派出人员在路口放哨巡逻。经过45天的紧张战斗，胜利完成了北山的剿匪任务。
  这次剿匪的最后成果属军事秘密，当地干部群众不得而知。笔者查找了县档案馆1950年的38卷档案，均未见到这方面的详细材料及统计数据。只有县委1951年4号永久卷内，找到县委书记马能元《关于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有以下内容：全县剿杀了图财害命、屡教不改的土匪近百名，还点到了魏生福、李全、谢正儒、李国海等人的名字。在1951年6号永久卷中，金塔县公安局局长屈克仁给县委的汇报材料里有处决土匪魏生福、李全、谢正儒、李国海等人的内容。不过据当时的目击者讲，剿匪部队经常有活捉的土匪送往县上，也有个别战士为此受伤。住在新八分村的剿匪部队就牺牲了1名战士，此人的忠骨至今仍埋在大庄子乡的土地上。
  这个牺牲的战士叫柴伍良，生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0042部队九连的见习文化教员，1930年出生在甘肃省武威市，1949年参加革命，1950年2月14日在北山野马井剿匪战斗中受重伤医治无效而光荣牺牲，牺牲时年近20岁。柴伍良牺牲后，骑兵团隆重举行了追悼仪式，军民2000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遗体被安葬在酒额公路原二截道班南150米处。之后，大庄子乡的民众没有忘记为剿匪而光荣牺牲的这名解放军战士，每年清明节，新八分、新民沟小学和乡中学的师生都要前去为柴伍良烈士扫墓，以寄托全乡人民对烈士忠魂的哀思。
  解放军胜利完成了在北山的剿匪任务后于1950年2月底撤离新八分村，虽然在此地只待了短短的40多天时间，却谱写了一曲曲军民鱼水情的赞歌，给新八分村群众留下了永恒的记忆。笔者是土生土长的新八分村人，生在旧社会，剿匪部队入住新八分村时我已7岁了。因我家就在王德全家的北面，离得很近，每天早晨很早起来，就和几个小玩伴去看部队战士遛马。那时，看到的战马都很听话，哨子一吹它们就走开了，急吹，马就跑起来了，再吹又慢跑起来，哨子吹两声，马就停下来了，感觉非常新奇。上学时又多次去柴伍良烈士坟前扫过墓。当新八分村小学教师时，每年清明节也带领学生去扫墓，给学生讲剿匪部队的故事。所以，关于剿匪部队的许多事情我都比较清楚。尤其是以下3件事，记忆犹深，使我难以忘怀。
  抱磨
  高桂芳是新八分村王家总（原新八分村，现双新村一组）人。解放前，她常常见到马家军强抢粮草，鱼肉百姓，因此，她最恨穿黄衣（指当兵的）的人。1950年1月，剿匪部队进驻王德全家时，高桂芳的儿子外出当差，家中只有她和年幼失母的孙子。可碰巧那几天她家没面粉吃了，有心去别人家借驴推磨，又怕那穿黄衣的从中作祟。只好淘了三升麦子，准备自己抱磨磨面。
  这天清晨，高桂芳把麦子倒在石磨上，正和孙子推磨时，磨房里突然进来两个当兵的，高桂芳见状，急忙松开磨担子，拉着孙子躲到磨道墙角里，吓得她连口大气也不敢出。至于当兵的说了些什么话，她根本就没有听清楚。只见其中一个当兵的拿起磨担子抱磨，另一个抓起箩儿箩面。高桂芳心想：这下可坏了，今天这三升麦子肯定让他们拿走了。她强打精神壮着胆子哀求道：“老总，行行好吧，咱奶奶孙子就靠这点粮食耐命呢！”听了高桂芳的话，抱磨的那个士兵微笑着说：“老大娘，不必害怕。我们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看您三寸金莲，年事又高，和几岁的孙子推磨实在难啊，我们是帮您干活的。”高桂芳听了半信半疑，但转念一想，只要不伤害孙子和我，其余一切就凭天断吧。她转过身来，坐在靠墙的一块石头上，把孙子紧紧搂在怀里，两眼直瞪瞪地望着两个穿黄衣的。这两个当兵的干活可利索呢，抱磨的脚步咚咚咚，箩面的箩儿咣咣响。大约半个时辰，3升麦子就变成了白生生的面粉和红酥酥的麸皮了。这时候，还是那个抱磨的士兵问道：“磨成这样行不行？”高桂芳忙站起来：“行了，行了！”
  “老大娘，我们还要到别人家去干活，面粉你就自己收拾吧。”
  “谢谢老总！”高桂芳感动的两眼噙着泪花走过去，跪在解放军战士面前连连磕头道：“谢谢老总……”，解放军战士急忙拉起高桂芳说：“老大娘别这样，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以后您就叫我们解放军同志吧。”
  “解放军同志，太感谢你们了！”高桂芳紧紧握住解放军战士的手发自肺腑地说道：“你们真是天底下最好的部队。”
  小孙子这时胆子也大了，跑过去拉住解放军战士的衣角稚声嫩气地说：“叔叔，你们真好！”解放军战士立即把他抱在怀里亲了又亲，逗得小孙子笑声大作。
  临别时，解放军战士诚恳地说：“以后有重活我们还会帮您干。”送走解放军，高桂芳望着他们的背影口中默默念到：“解放军也穿黄衣，可他们和马家军就是不一样啊！”之后，高桂芳逢人便说：“解放军为咱抱磨啦，他们才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呢！”
  送柴
  元月，正是冬天最冷的时节。一天，马天禄的儿子马尚图从在他家的剿匪部队住房门前经过，只见解放军战士冻得浑身直打哆嗦，许多战士在使劲的搓手，还有几名战士在地上来回跺脚。马尚图看在眼里，难受在心上。于是，他爬上梯子，从房上扔下了一堆红柳条子，找了两根腰子（农村捆柴草、麦子用的草绳）捆住，一手提一捆给部队送去。当他走到门前，一名解放军战士急忙走上前来问道：“大哥，你有啥事？”马尚图说：“天气这么冷，我给你们送些柴，让你们架火烤。”这名解放军战士一本正经地说：“大哥，我们解放军有严格的纪律，绝不能白用老百姓的东西。天虽然很冷，但我们能住到房子里就不错了。再说，大家也都能坚持。”马尚图接着说：“再有铁的纪律，天冷了也得让人烤火，就这么两捆柴，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看把你们都冻成啥样子了，快拿去架上烤吧！”不管他怎么说，解放军战士就是不要。人称“炮筒子”的马尚图这时急了，大声说道：“你们是不是怕当官的？我去问问他，当兵的快冻成冰块了，不让烤火是啥道理？”说完就径直奔向营部而去。那名战士也紧随其后，到了营部门前又被一名站岗战士挡住：“老乡，你有啥事？”马尚图回道：“我要找你们当官的。”士兵说：“营长和教导员正在研究事情，你暂不能进去。”“不行，我非要进去。”这时候，只听营长喊道：“小任，让他进来。”马尚图大步走进营部，营长一边让座一边问道：“年轻人，啥事让你这么心急？”马尚图心直口快地说：“不就是两捆柴嘛，天气这么冷，战士都冻得浑身打哆嗦，我拿了点自己的柴让解放军烤火，他们就是不要。”营长说：“他们做得很对，没有错啊！”马尚图接着说：“可战士冻坏了，怎么打仗？”
  “你问的很好，我和教导员正在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研究也得弄柴，我送来怎么不要？”
  “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必须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年轻人，你先别急。”
  然后，营长目光一转命令道：“刘排长，你去把事务长叫上，把柴称一称，记载好斤数和老乡名字，然后分发给各排，让战士们先烤火。至于是还柴，还是付钱，等候我们的通知。”跟随来的那个解放军战士向营长敬了个军礼后答道：“是！”马尚图望着营长，不好意思地说：“长官，对不起，我错怪你们了！”
  军地联姻
  剿匪骑兵团驻扎之后，可忙坏了团长方根旺。方团长中等身材，气度非凡，办起事来严肃认真，干脆利落，指挥部队打仗有谋有略，坚决果断，但对士兵和老百姓却是和蔼可亲，胜似亲人。他经常利用工作间隙深入连队和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就是驻到新八分村后，他也抽空和住户的家人拉家常、讲故事、宣传党的政策。团部住户家马永海有一个女儿叫马俊英，她聪明可爱，长相俊美，机敏过人，方团长讲的故事她听一遍就能给别人讲。方团长的处世为人，她十分敬慕。平时方团长换下的衣服，他都从通讯员手中夺去，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已到妙龄芳年的马俊英对方团长，起初是尊敬，到后来听通讯员讲，方团长由于忙于战事至今未娶时，心中慢慢的有尊敬转为爱慕。可方团长呢，对这位热情奔放、仙姿玉色的农家姑娘，也渐渐有了爱恋之情。在剿匪战斗基本结束时，经战友撮合，团部党委会议研究，征得女方家长同意，报请上级批准，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同时，剿匪部队的连长张东保，也与新八分村马永耀之女马秀英结为比翼连枝。在剿匪部队撤离新八分村时，马俊英和马秀英均随军离开娘家。
  后来，方根旺和张东保转业调到地方工作。方根旺先后出任山丹县委副书记、甘肃省民航局局长等职，离休后携妻回原籍陕西（详见《中共张掖地委组织史资料》94页）。张东保曾任金塔县武装部科长、鼎新县武装部副部长、高台县人武部部长、临泽县人武部政委等职（详见《中共张掖地委组织史资料》123页），现已离休。土改时，马俊英、马秀英娘家都被划定为地主成分，但方、张二人就在“文革”中，也都没有嫌弃这“地主丫头”，依然恩爱如初，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度过了美满幸福的一生。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
  火烧牛头湾
  ——发生在金塔的一段清宫秘史
  王天虎
  我的老同学、老同事、金塔县原秦剧团编剧盛大斌有一次去大庄子乡采访时，收集了一段清宫正史上没有记载的秘史，讲述者是一位祖宗六代都居住在大庄子乡牛头湾村的老人王学孔。据盛大斌讲，王学孔老人神秘兮兮地对他说道：“我听祖上说过，这件事在清代是绝对不能说的，说了是要杀头的。现在解放了，我和你盛编剧是忘年之交，说给你当个故事听听就行了，别往外扬。”老盛下乡回来后又悄悄地向我讲述。在我编辑《大庄子史话》时，我让老盛把这段故事写出来交给我，我略作修改后编入了《大庄子史话》。后来，也有人把他编成《金塔故事》在外发表过。郑志虎同志曾在第五辑《金塔文史资料》上发过“年羹尧的后裔在金塔”的文章，我认为在这么偏僻边缘的塞外，年羹尧的后人是怎么来金塔的，火烧牛头湾的事件准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故此，为还历史原貌，纪念已故的大斌老友，我认真考究，将原文再做了完善予以刊登，把金塔曾发生的一段清宫秘史用文字记述下来，让世人欣赏，供专家学者考究。
  明代，在冯胜征西修建嘉峪关后，金塔地方设立了威远卫和威虏卫。为保卫地方安全，明政府从肩水金关开始向南修筑烽火台，一直将烽火台连至肃州嘉峪关。若遇紧急情况，白天煨烟，夜间放火，传递信息。到了清代雍正年间，这些传递信息的烽火台仍在，在金塔一带都叫“墩”。当时在地处大庄子乡牛头湾村东北到东南面有三个墩，依次叫北墩、腰墩和南墩。在南墩东面，有数户朝廷钦犯被发配充军在此屯垦放牧，以驯养马鹿为主，所以，此地就叫马鹿滩，该滩属当时驻营盘绿营管辖。南墩西北地域长满芨芨、芦苇、冰草，极适黄牛食之。同时，此处又是白河与梧桐坝河的交汇处，人畜饮水极为方便，当地民众均到此放牧，夏秋季节，黄牛遍地，故称黄牛湾。当时流传着“东有马鹿滩，西有黄牛湾，虽不吃肉也腥膻”的俚语。三座烽燧周围原始胡杨、沙枣树成林，红柳、梭梭茂密，自然环境十分优美。
  清雍正四年（1726年），川陕总督年羹尧被雍正皇帝革职查办，他赴京前将自己收纳的20名小妾托其大管家岳中举率领逃奔亦集乃（今额济纳旗）草原。当岳中举他们出逃行至南墩时，恰遇驻军营盘的绿营管带前来巡查防务。该管带系年羹尧旧部，认识管家，便劝其在此落脚，管家听后万分高兴。两人都认为，一则此地为军事禁区，且地形隐蔽不宜被外人发现；二则由他们保护，三个墩每墩均驻有兵丁5—7人，若有情况可及时通风报信便于躲藏和出逃；三则此地牧场辽阔，水草丰美，可在此以牧为生解决人丁生活问题；四则年氏蒙古族小妾乌兰其其格怀孕已接近临产，行动不便。于是，管家便按照营盘管带的安排在腰墩下搭起10顶帐篷定居下来。此次出逃年羹尧让其带有大量金银珠宝，用50峰骆驼驮运至此。待定居妥当后，管家托绿营管带购回黄牛120头，羊300只，在此放牧，自制奶酪或以畜换粮维持20多人的生计。不久，乌兰其其格分娩，生下一子，大家都非常高兴，岳先生也不亦乐乎，给年氏幼子起名年真子，即年羹尧真正的儿子。有了孩子，给大家添了欢乐气氛，日子倒也过的悠闲自在。
  不料，雍正九年（1731年）秋，年氏管家定居腰墩的事情被驻军毛目的屯兵营部探知，晓其腰墩下所住女子均为年氏小妾，而其中的乌兰其其格出逃前已怀有年氏身孕，到此不久便生下一子。该屯军营管带原系康熙帝十四子大将军胤禵部下，他便暗中派心腹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将此消息直送驻守清陵的十四王爷。年羹尧原系雍正皇帝心腹爱将，为其继位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接任十四王川陕总督之职者又为年氏，且当时朝野盛传雍正“改遗照”之事，故而十四王对雍正虽恨无奈，便迁恨于年氏。遂派12名武林高手随信使前往剿杀年羹尧之子，意欲斩草除根。
  当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十四王所遣杀手到达毛目绿林，经和管带密议后订出剿杀方案：12名专职杀手有一名绿营兵丁带路，剿杀腰墩下年氏小妾，其中必杀年氏幼子，待成功后，放火为号；毛目屯军绿营抽调强悍兵丁8名，由管带率领，携带烟硝、硫磺及火种专司放火，以便毁尸灭迹。十一月二十日夜，两批人均乘快马扮作绿林强盗前往目的地。专职杀手直扑腰墩，而放火兵丁又分两路，分别迁入南墩、北墩周围密林中隐蔽，但看腰墩火起便纵马放火。12名杀手到达腰墩后即杀尽年氏小妾，但惟不见管家和年氏幼子。因是黑夜，且草深林密不便寻找，便放火发号，欲将其二人烧死于林中。这时候，南墩最先看到腰墩火起，便纵马沿森林草场西线由南向北放起火来。北墩见腰墩、南墩火起，也纵马随即沿东线由北向南放起火来。霎时，三座烽燧四周便成火海，待营盘管带领兵来救时，则已晚矣。可恰遇12名杀手撤离，便中途劫杀起来。十四王所派杀手均为武林高手，因怕露馅却不恋战，策马夺路而逃，当夜便离毛目去向十四王交差。只是毛目屯军营所派3名放火兵丁被营盘绿营生擒活捉，经审讯后方才道出了放火烧杀之因。
  北墩周围为沙砾地带，极适红柳梭梭生长。大片的红柳梭梭林燃烧起来火力极强，热量极高，北墩周围沙砾均被烧成红色。后来，人们就把北墩改称为红沙墩；火烧事件发生后，当地民众得知年氏20名细腰美女均住腰墩下，遂将腰墩称为细腰墩；南墩地方，树木高大而茂密，火烧时间长达半月之久，因此，后来人们就将南墩改称为火烧墩；火势一起，年氏管家的百余头黄牛便冲出栅栏四散逃跑，但终未跑出火海而全被烧死。火灭之后。附近居民纷纷赶来，砍下牛头，断其四肢，割肉食之。后来这儿牛头遍地，人们就将黄牛湾改称牛头湾了。以上所改名称沿用至今，全是实名。
  说也奇巧，真乃“天无绝人之路”。事发之日中午，乌兰其其格所生年氏幼子，正好被管家岳中举携带前往马鹿滩探友，当日未归而幸免于难。当时，年已过花甲的管家岳老先生，深感世事炎凉，恐日久生变。他便收拾年氏所留遗物，领上年氏幼子去马鹿滩，要将年氏遗物寄存到挚友之家，以防万一。谁知前脚出门，后便事生，庆幸的是年氏幼子躲过了一劫。岳老先生经和挚友商量认为，此处离事发地太近，恐不是久留之地，必须尽快离开此处。于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岳老先生告别挚友，带着年氏幼子离开了马鹿滩。经过几天的跋涉，他们到达金塔堡附近。岳中举经多方了解，觉得这个地方不错。便在这儿买了土地，修了房子，和年真子定居在了金塔堡北金大坝（现红光村）的地方。为免后患，岳中举遂将年姓的“年”改为“连”，以“连”代“年”，读音仍为nian。将其假借字读年的唯有金塔，其他地方没有。同时，把年真子改名为连（年）忠，符合年家的排行。光阴易逝，岁月如流，转眼年忠已是成人了。岳老先生也年近古稀，临终前，他把年羹尧的部分遗物，逐件交给了连（年）忠，并嘱咐他知道自己是年羹尧后人就行了，千万不能张扬，张扬出去是要杀头的。要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要与邻里搞好关系，和睦相处。交代完一切，时间不长，岳中举便安心地走了。为报答管家的养育之恩，连（年）忠将岳中举厚葬，埋在了自己的地边上。每逢年关节日烧敬纸钱，以示纪念。而连（年）忠呢，在红光村常住下来，繁衍生息，传宗接代，延续至今。
  再说雍正皇帝得到密报，获悉火烧牛头湾之事而龙颜大怒，因前查办年羹尧已是忍痛割爱，属万不得已，如今无旨烧杀年氏幼子其情难容。但此事系胞弟所为不便处置，且牵涉面太广，后果严重，便迁怒地方官吏。因牛头湾地方属肃州管辖，时任肃州通判毛凤仪自然难辞其咎。于是，雍正皇帝遂割去了毛凤仪通判之职。幸得时任川陕总督兼甘肃巡抚岳钟琪力保留任，但毛目屯军营官兵无一幸免。
  火烧牛头湾系宫廷争斗事件，雍正皇帝怕此事传扬出去有失大清脸面，因而严令不得张扬。岳钟琪传雍正皇帝口谕：“此系天火所致，无足为怪，官民凡传火烧真情者杀无赦。”此谕一出火烧牛头湾真相便为修史撰志者禁笔。非但知情官员噤若寒蝉，就连平民百姓也三缄其口。至今，大庄子、营盘、上下夹墩湾还流传着“火烧牛头湾，不与你的球相干”的俚语。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