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金塔县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概述
  侯良生 关正武
  民国及其以前，金塔、鼎新城乡缺医少药，民间医生多以土方、验方防治疾病，很难满足患者需求，各种疾病严重威胁着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金塔、鼎新两县虽各设立公办卫生院一处，但医疗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抢救危重病人和治疗疑难病症仍十分困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医疗卫生事业，每年给予一定数量的投资，增设医疗机构，增添器械设备，培训医务人员。党中央、国务院于七十年代曾先后三次派遣北京医疗队来本县帮助防病治病，培训技术人员，壮大了医疗卫生队伍。1970年全县卫生系统职工总数162人，1989年增至266人，乡村医生由210人增至241人，现有县、乡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共15个，其中县级医疗卫生机构4个（县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县卫生学校），乡级卫生院11所（中心卫生院3所，乡卫生院8所），共开设病床285张（县医院200张，中心卫生院45张，乡卫生院设观察床40张），村卫生所（室）149个，个体诊所（药店）15个，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逐步建立健全，城乡医疗卫生防疫条件得到了改善，促进了本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一、卫生行政机构沿革
  金塔县人民政府于1955年5月设立卫生科，1959年后卫生科与文教局合并成立文教卫生局。1968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取代了县人委工作机构，医疗卫生工作由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管理。1974年2月正式成立卫生局。
  二、医疗事业
  （一）金塔县人民医院：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设立金塔县卫生院，职工6人，仅有听诊器、体温表、注射器等简单的医疗器械。开设西医门诊，无病床。1949年10月，县人民政府接管后改称县人民卫生院。1952年设中西医混合门诊部，医务人员15人（其中中医2人）。1955年县卫生院始设住院部，1957年开展简单外科手术治疗，1962年一般外科手术如胃穿孔修补和肝包虫摘除均可处理。1970年改称金塔县第一人民医院。1985年有职工145人，设病床150张，门诊部设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中医科、口腔科、五官科、放射科和理疗室、化验室、心电图室、急诊室、脑电图室、B超和胃镜室；住院部分内儿科、外科、妇产科、传染科和中医病房。1989年有职工164人，其中：副主任医师4人，主治医师15人，医师10，医士11人，主管护师2人，护师16人，护士34人，护理员18人，主管药师1人，药剂师3人，药剂士4人，药剂员6人，主管检验师1人，检验师1人，检验士3人，放射医师3人，行政、工勤人员32人，病床200张。
  1986年以来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引进新型脑电图机、B超机、纤维胃镜、心电监护仪等较先进的医疗设备20多台（件）。一些消化系、呼吸系、心脑血管系等疑难病例，可借此及早确诊。现医院总建筑面积已发展到9000多平方米，库房药物价值50多万元，至今这所医院已成为本县设备较齐全，医疗器械较先进，医疗技术较好的医疗教学综合性医院。
  （二）鼎新卫生院：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设立，职工3人。1949年10月成立鼎新县人民卫生院。1956年3月，金塔、鼎新两县合并后，改称金塔县卫生院河东分院。1962年改为鼎新地区中心卫生院，1969年由北京下放来一批医务人员充实了该院技术力量，改建为金塔县第二人民医院。职工发展到32人，病床30张。门诊部分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中医科、放射科、药械科、化验室、注射室等。1976年后下放人员陆续调离。1979年由于医院机构的调整，撤销第二人民医院建制，改为鼎新地区中心卫生院。1989年有职工15人，其中主治医师1人，医师3人，医士4人，护师2人，护士1人，卫生员2人，行政、工勤人员2人，病床15张，新建业务用房780平方米。
  （三）乡镇（公社）卫生院（所）：1952年成立二区（今东坝乡卫生所）和三区（今中东镇）卫生所。1957年全县共有乡级卫生所7个，1959年将7个乡级卫生所合并为金塔、中东、东坝、鼎新四个地区卫生院。1961年随着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下放，每个公社设立卫生院（所）一处，全县共有公社卫生院3个，卫生所8个，并陆续设立了简易病床，部分重症病人可住院治疗。1969年改地区卫生院为地区中心卫生院，公社卫生所统称为公社卫生院，到1989年全县共有11所乡镇卫生院（其中中心卫生院3所，乡卫生院8所），各卫生院有中医1—2人，开设中西医混合门诊部，设病床、观察床5—15张，并配备了心电图机、X光机、电动洗胃机等常用医疗设备，相继开展了透视、化验和小手术，使农村广大群众的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就近治疗。
  （四）村队保健站：为了解决农村缺医少药就近治疗疾病的困难，农民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兴办起村级保健站。1956年全县建立村级保健站46个，有不脱产卫生员130人。六十年代中期，根据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精神，建立农村“赤脚医生”队伍，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在原有保健站的基础上，兴办合作医疗保健站。资金由社员个人和大队公益金筹集，社员诊病医药费按一定比例减免。到1975年全县各生产大队共建保健站117个，共有赤脚医生234人，接生员268人。
  1983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卫生部门允许个人开业设点，村级保健站大部分包给乡村医生个体经营，一些社会闲散医务人员，也在城乡陆续开业行医。1989年全县农村有医疗点132个（其中村队或集体办72个，乡卫生院设点3个，个体办57个），乡村医生241人，接生员89人。
  三、卫生防疫
  1956年在县卫生院设立卫生防疫组，1963年成立县卫生防疫站，工作人员4人。1968年根据“三卫一体”的原则，仍合并至县第一医院，分设卫生防疫组。1972年重新恢复县卫生防疫站建制。1989年有工作人员18人，其中主管医师4名，医师5名，医士（检验士）7名，分设流行病科、卫生科、防疫科、地方病科、检验科和咨询门诊7个科室。主要从事流行病、传染病、结核病、地方病、职业病的防治及食品卫生、工业卫生、环境卫生的监督检测工作。主要设备有电子分析天平2台，培养箱1台，干燥箱2台，电冰箱15台，冰排速冻器4台，冷藏箱12台，721—分光光度计2台，高速离心机1台，显微镜2架，X光机2台，防疫车1辆。
  随着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1983年以来健全了县、乡、村三级卫生防疫网，全县共有专兼职卫生防疫人员129名，对适龄儿童全部实行了建卡发证的规范化管理。由于加强了计划免疫工作，骨髓灰质炎自1971年以来未曾发生，百日咳、麻疹大幅度下降。1989年经省地验收，四种疫苗接种率达到97％，成为全省首批达标县之一。同时积极开展防氟改水、驱绦灭囊、食品卫生执法监督、学生体检建档等工作，有效地控制了各种传染病的散布流行。
  四、妇幼保健
  金塔县妇幼保健站，在原妇幼保健组的基础上于1979年6月成立，1989年有工作人员7人，其中主管护师1人，妇产医师2人，妇幼医士1人，卫生员2人，行政管理人员1人。设妇保、儿保、门诊、检验四个科室，主要开展妇女儿童保健、婚前检查、优生优育宣传等四项工作。1989年全县新法接生率达到98.9％，住院分娩率53.15％，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为0.63％，婴儿死亡率下降为19‰。
  五、医药事业
  民国及以前，城乡有少数药店、药铺经销中药材和中药制剂丸、散、膏、丹。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金塔城里有大生成、德和堂、泰和堂、永兴和等六家私人药店。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陕西人李世昌开设经营灵德堂药店，为城里最大的药店，有店员5人，乡村药铺有大庄子杨家药铺、新寺墩何家药铺、东坝五分屯庄（现中东）肖家药铺、西红常家药铺、西四蒲家药铺等共约50余家。
  原鼎新县城里有冯家和高家药铺，乡村有昌字号葛家药铺，东明保卢家药铺，张字号任家药铺，来字号仲家药铺，芨芨墩姚家药铺共10余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55年公私合营以前，药材仍由私人药铺经营，国家只对药材价格进行统一管理。1955年1月成立了金塔县医药公司，隶属县商业局管理。1958年底改为酒泉市医药公司金塔药材批发门市部，1962年恢复金塔县医药公司建制。1981年6月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划归甘肃省医药管理局管理，具体业务由酒泉医药管理局承办。1982年酒泉地区医药管理局拨款11万元，修建办公和营业楼一座（638平方米），公司总共占地面积8680平方米。1985年转交金塔县经济委员会管理，内设生产收购股、业务股、财务股、零售门市部和鼎新医药购销站五个股站，主要从事全县的药材收购以及中、西药经销和批发工作。鉴于本县药材资源较为丰富，特别是甘草、红花、苁蓉三种药材收购量较大，公司在1955年至1962年主要经销中药材，1962年开始经销西药，到1989年经销的重要品种共25类830种，西药品种28类1032种，医疗器械10类180种，年销售量1500吨，销售额最多达352万元，纯利润25万元左右。医药行业1989年共有职工43人，其中经济师1人，中药师5人，中药士2人，西药士2人，助理统计师1人，固定资产43万元。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二辑）
  利用国外贷款 发展卫生事业
  郑国宝
  为了进一步改善本县医疗卫生条件，强化预防保健功能，提高医疗水平，保护和增进人民的健康，在县委和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1985年争取到了世界银行农村卫生项目长期无息贷款，在发展本县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果。
  1985年初，从省卫生厅获悉世界银行贷款的消息后，县卫生局就主动提出申请，多方积极争取，经省有关部门研究，上报卫生部审定，同意把本县列为世界银行农村卫生项目贷款县之一。为了充分搞好“项目贷款”资料的准备和管好用好贷款，县政府于同年8月28日研究决定，成立了“金塔县世界银行农村卫生项目贷款领导小组”，由崔正元、郑国宝、王英、马永新、曹宪胜、肖占铎、程金栋7同志组成，崔正元任组长，郑国宝、王英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郑国宝兼任办公室主任，张华远、侯良生任办公室副主任。项目贷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后，先后多次研究，并组织人力，对全县医疗卫生工作前三年（1982—1984年）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编写出了《金塔县农村卫生项目背景材料》和《金塔县农村卫生项目报告书》。9月份省卫生厅农村卫生项目贷款考察评估小组向民、胡振环、胡润德、唐素珍、陈勇、许明湖、陈加生等7同志来本县考察评估，本县的《背景材料》和《项目报告书》获得通过，并确认本县的项目贷款总额为人民币196.25万元。
  世界银行农村卫生项目贷款的实施执行期为5年，还款期为25年。
  自1986年开始，经过5年的实施执行，基本上完成了世界银行提出的项目，现就执行情况分述如下：
  ——基本建设。自1986年开始，基本建设规模确定后，列入计划，
  投资逐年下达。1986年新建（县）人民医院门诊大楼（包括县卫生学校），投资52万元，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1987年新建了预防保健楼，投资24万元，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1988年—1989年两年内分别新建和扩建了鼎新、东坝、中东3所中心卫生院，投资19.6万元，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鼎新中心卫生院投资11.2万元，建筑面积800平方米，东坝中心卫生院投资5.6万元，建筑面积400平方米，中东中心卫生院投资2.8万元，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上5个受益单位新建筑总面积达5200平方米，总投资95.6万元。医用建筑面积比贷款前净增2660平方米，增加41.9％。
  ——设备配套。5年来，至1990年底，装备配套各种医疗设备共50个品目，198台（件），总投资90.52万元。其中6万元以上的大中型医疗设备共28台（件），如500毫安X光机价值14.26万元，防疫车价值8.76万元，扇线两用B超机价值8.36万元。全县农村11所乡镇卫生院全部装备了冷链设备，有8所卫生院装备心电图机、洗胃机，有6所卫生院装备了50毫安X光机等大中型医疗设备，大大改善了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人员培训。5年来在人员培训方面共投资22.84万元，采取“五为主”（在职培训为主、短期培训为主、短缺专业培训为主、中专代培为主、骨干培训为主）的方法，培训在职医务人员561人（次），培训乡村医生和卫生院358人（次），选派本地高初中毕业生到大中专院校定向代培172人。目前，全县城乡新增各类卫生技术人员80人，每千人均卫生技术人员有1984年的1.5人，增加到1990年的2.07人；医师以上职称的卫生技术人员增加62人，每千人均医师由1984年的0.28人，增加到1990年的0.78人。县医院新增加病床88张，每千人均床位由1984年的0.95张，增加到1990年的1.7张。至此，大大缓解了人才不足和群众住院难、看病难的问题，壮大了农村疾病防治队伍，促进了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建设。
  ——疾病防治。5年来，由于基本建设的改善，医疗设备的更新，卫生技术人员的补充和提高，疾病防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儿童计划免疫“四苗”（卡介苗、麻苗、糖丸、百白破疫苗）合格接种率，1988年为94.78％，1989年为99.1％,1990年为99.5％，从三年的统计数字看，“四苗”合格接种率逐年上升，有效地控制了儿童“六病”（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小儿麻痹、麻疹、结核）的发生，出色地完成了儿童计划免疫任务，1989年受到省卫生厅的表彰奖励。
  妇幼保健工作逐步全面开展起来，新法接生率由1984年的90％，上升到1990年的97.04％，住院分娩率由1984年的39.5％上升到1990年的61.14％，有效的减少了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
  医院的诊疗水平不断提高，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如县人民医院的诊断符合率由1984年的87％，提高到1990年的95.5％，治愈率由1984年的75.4％，提高到1990年的95.5％，住院人次数增加了69.68％。近年来，县医院开展了肺叶切除、贲门癌、食道上段癌食管拨脱，脊柱结核病灶清除、腭裂修补、食管造影等27项新医疗技术项目。农村11所乡镇卫生院，有10所卫生院开展了透视拍片，有5所卫生院开展了临床检验，有4所卫生院能开展下腹部小手术。有4所乡卫生院被地区卫生处命名为“文明卫生院”。1989年县人民医院被甘肃省卫生厅命名为“文明医院”。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二辑）
  金塔县爱国卫生运动回顾
  成辉
  爱国卫生运动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一种我国特有的卫生工作方式。1952年初，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悍然进行细菌战，并多次派军用飞机侵入我国领空，撒布带菌昆虫，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主席作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金塔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这场伟大的运动不仅有力地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而且提高了全民讲卫生的自觉性和健康水平，保证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从此，这种特有的卫生工作方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被继承、发扬和光大。
  第一个运动高潮
  1952年，我县7万多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无比愤慨。针对当时的形势，在县委、县人委的领导下，按照上级的要求，有计划、有目标地在全县城乡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县、乡各级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卫生突击活动，清除污水、垃圾、粪便，修建厕所。并从县上各机关单位抽调干部，到区、乡协助工作，宣传卫生防病知识，从而提高了干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认识和反对敌人细菌战的决心。
  随着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发展，1952年8月，县上成立了有县党政主要领导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的金塔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召开了有城乡机关干部、城镇居民、学生及工商联各阶层人士700多人参加的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动员大会，大会提出“清除一堆垃圾、打死一个苍蝇、消灭一只老鼠，就等于消灭一个敌人”的口号，并号召全县人民紧急动员起来，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讲卫生高潮，彻底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会后各区、乡相继建立了爱卫会，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了由城市到农村、由普及到深入的清除垃圾、粪便及“一扑五灭”（扑灭疫情，灭蚊、灭蝇、灭鼠、灭蟑螂、灭臭虫）工作，形成了一个家家动员、人人动手、除害灭病的新局面。城乡卫生面貌有了新的改观，特别是农村中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不卫生状况和不良卫生习惯得到了改善。
  通过各级动员，全民动手，广泛开展卫生突击活动，全县清除垃圾2500多吨，清理粪便3800多吨，改良水井200多眼，改造和新修厕所3500多个，新建畜圈1800多个，灭鼠5万多只，灭蝇5000多万只。由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1953年，遵照毛主席在1952年12月中央召开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总结会上提出的“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指示，全县人民更加坚定了深入坚持爱国卫生运动的信心和决心。这项运动一直延续到农业合作化时期，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促进了合作化运动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二个运动高潮
  根据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要求，195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号召全国人民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1959年将麻雀改为臭虫），达到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目的。县爱卫会提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具体要求和措施。按队分指标，按人定任务，一个以灭蚊蝇、捕老鼠、灭臭虫为中心的除“四害”、讲卫生的群众运动在全县掀起。据资料记载，这一年全县共开展了6次大的卫生突击活动。传染病发病率下降，地方病、寄生虫病患病人数也大幅度减少，龙其是伤寒、肝炎、痢疾等肠道传染病比往年下降了67.5％。1959年继续努力，效果良好。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灭鼠19万只，灭蝇300多公斤。县城苍蝇密度比往年同期降低80％，农村降低40％，城乡卫生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管五改推进了卫生运动
  第二个爱国卫生运动高潮后，本县继续坚持除四害、讲卫生的工作方针。后来由于受“文革”的干扰，一些行之有效的卫生制度受到了严重破坏，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一度被减弱，甚至被停了下来。到了1972年，随着经济建设逐步展开，国务院提出在农村结合抓生产，大力开展以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炉灶、改畜圈、改室内外环境卫生为内容的“两管五改”爱国卫生运动。周恩来总理派出了北京医疗队先后5批共30多人来我县开展防病治病和“两管五改”工作，从此我县爱国卫生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农村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国务院号召，社社队队发动群众开展“两管五改”工作，一些人畜共饮水点的村队，采取措施实行人畜分饮，吃河水、渠水的农户，采用缸、桶沉淀的办法清除水中杂质。1973年、1974年全县约有7％的农户自制安装了手压水井。每个生产大队都组织培训了改灶技术员，改炉灶已普及到户。过去的土锅台上了水泥面、白灰面，把烧柴草的炉灶变成了卫生干净、省柴省煤、省时省力的吸风灶，节约了劳动力，减少了燃料的浪费。1977年后，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翻建新房的农户增多，农村建房、改厕又掀起了高潮，将昔日人畜共用一圈改为人有厕所畜有圈，大多数户建起了有墙有顶、有门有便坑的“楼式”厕所，既干净卫生，又便于勤掏勤垫。由于实行人畜饮水和圈厕分开，人畜共患传染病大幅度降低。到了1988年囊虫猪发生率下降到了3‰以下，人患囊虫病再没有新病人发生，1989年经地区组织考核验收，人患布鲁氏杆菌病得到完全控制。
  随着“两管五改”工作的深入开展，改水工作成效显著。1970年县城第一座自来水塔建成，容水量50吨，并在居民区建供水站5处。1976年通过职工义务劳动，城镇机关70％的单位通上了自来水。1982年、1989年县城第二、第三个自来水塔建成，并成立了县给排水公司。从1988年到1992年，通过单位、职工集资和开展职工义务劳动等办法，市内给排水工程建设和街道路面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建成深度60米以下的机井19眼，直径75毫米以上的供水管网16000米，高度20米以上的水塔12座，总容量1000立方米，日供水能力达13650立方米，供水覆盖率达98％，居民生活用水已基本得到解决。排水立体工程也已基本完成，城区内共埋设直径200毫米的排污管道15000多米，建成每小时400立方米提升能力的污水提升站1处，日排污量5000立方米以上居民生活污水排放率达到26％，工业废水排放率达到80％。
  农村自1980年国务院提出开展“防氟改水”以来，卫生、水电、农业、计划、财政等部门与各乡镇密切配合，深入开展水源点调查，制定改水规划，落实改水经费，采用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投资的办法，进行病氟改水工程。到1985年，11个农村乡镇建成水塔17座，无塔压力罐11处，吃上安全自来水的农户7868户、29086人，分别占总农户的34.4％和总人口的28.3％。吃机井水、手压井水的11934户、53106人，分别占52.1％和41.2％。是年本县被评为北方地区改水先进县，参加了中央爱卫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病区改水第二次经验交流会。1985年后，随着国家“七五”改水规划的实施，本县农村改水进度加快，在省、地的重视支持下，广大群众改水奔小康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92年底，共投入改水工程经费950多万元（不含劳力折价），其中省地投资280多万元，县乡村组投入150余万元，群众个人集资520余万元。共打生活饮水井123眼，修水塔35座，总容量16350吨，架设压力供水系统76处，通水管道总长度达840多公里。解决了103个村、612个生产队（组）、24893户、99266人和20多万头牲畜的饮水问题，村、组、户、人饮用自来水的比例分别占了总数的88％、93.5％、91.4％和84％，吃机井水、手压井水的人口17589人，占了15.3％，吃渠水、土井水的人口下降到了802人，占0.7％。改造后的水源优质井占90％以上。水含氟量每年都有县防疫站按国家饮水卫生标准进行枯水期、丰水期的两次取样测定，含氟量基本控制在1.0mg/L以下。病区人畜共患病——氟病患病率明显下降，群众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水源传播疾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痢疾由发病率最高年份的1100/10万，下降到了1993年123/10万，下降了88.8％，伤寒近年来无病例报告。从此，结束了千百年来金塔人民吃苦水和渠水的历史。1992年本县第二次被评为全国改水先进县，政协主席、原县政府副县长李春江同志被评为全国改水先进个人。
  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全县农村以“两管五改”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各级党政组织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据统计，从1972年以来，共改炉灶25879个，改厕所19956个，改畜圈29357个，新建翻建住房的户达24689户，硬化街道路面的村组278个，硬化门前、院落的农户占总农户的43.7％，有相当一些家庭还装上了土暖气和洗澡设施。
  新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重新建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并设立了办事机构，提出了“加强领导，动员群众，措施得力，持之以恒”的16字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方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工作的通知》，爱国卫生运动由此转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80年金塔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重新建立，并在县卫生局设立了爱卫会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领导全县爱国卫生运动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新时期的爱国卫生工作也不断增加了新的内容，“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爱国卫生运动已由过去单纯的搞室内外卫生、环境卫生、灭鼠灭蝇、清除垃圾、改建厕所，逐步向绿化、美化、净化，创造卫生城市的目标和方向发展。1980年全县开展综合卫生环境治理工作，机关、事业、学校、企业单位及城乡居民积极开展卫生治本活动，自修门前路，自栽门前树，自通门前水，自搞门前卫生蔚然成风。金塔镇和各农村乡镇爱卫会都统一规划，重新布局，治理脏、乱、差，做到任务到单位，责任到个人，分片包干，互相监督。1982年—1984年，全县爱国卫生工作又结合文明礼貌月开展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进一步治理环境，大搞市容卫生。各单位都制作果皮箱，在街道固定地点摆放，增加卫生设施，并实行每周六打扫卫生的周末卫生制度，做到门前“三包”，门后达标。县爱卫会及基层爱卫会多年来一直坚持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节假日的卫生检查日活动，评定好差，张贴“最清洁”“清洁”“较清洁”“不清洁”4种标志，开展评比督促，1985年金塔镇政府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和市镇建设的需要，成立了卫生服务队，购置了小翻斗车3辆，负责市内垃圾的清运，每年清运垃圾4500多吨。1989年县城解放路建成后，每个职工集资10元，又购买洒水车1辆，并增加编制，成立了市容市貌纠察管理队。1989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工作的决定》，提出了“政府组织，地方负责，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新的24字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方针，并规定从1989年起，每年5月份为“爱国卫生月”，开展卫生突击活动。1990年金塔县政府作出《关于在全县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工作的决定》，要求全县城乡结合开展初级卫生保健，制定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和规划，加强领导，统一布局，切实加快城市和农村的卫生设施改造建设，到“八五”末、“九五”初，金塔镇创建卫生县城活动争取验收达标，进入卫生先进县城行列，劳动卫生、公共卫生、食品卫生都有一个新的提高；传染病、地方病达到国家控制指标，人民健康水平有一个新的提高。全县人民为达到这一目标，正积极做出贡献。
  （本文作者系原金塔县卫生局副局长、地方病防治办公室主任）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三辑）
  金塔县地方病流行及防治
  成辉 谢敏明
  金塔县流行的地方病主要有地甲病、氟病和布病。解放前这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给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危害，不少家庭被害的穷困潦倒。据史料记载，金塔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患有地甲病、氟病者占人口的二分之一。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极为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重视地方病防治工作。本县在五十年代，政府就组织医务人员进行调查，开展防治，到六十年代初期结合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掀起防病灭病高潮，但在“文革”中，又曾一度处于低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地方病防治机构陆续恢复并健全，本县也于1978年成立了中共金塔县委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加强了对地方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建立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组织医务人员多次到基层调查、防治。并先后三次对地甲病、氟病和布病进行了全面普查，强化预防投药治疗。经过各级防保机构和医务人员10多年的不懈努力，1985年，人畜共患的布病得到控制；1989年氟病得到控制，地甲病也取得了一定的防治成果。
  一、地甲病防治
  地甲病（现称碘缺乏病），是因受地理环境条件的影响发生流行的地方性疾病，本地人称“粗脖子”。
  1972年至1981年，本县对地甲病主要采取线素调查，每年查出新患病人250多人，1982年，在全省天水地方病防治工作会议上，本县被确定为全省地甲病重点普查普治县之一，在省地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根据县委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的安排，县卫生局从各医疗卫生单位抽调18名医务人员组成地甲病专业普查组，历时近半年，对全县12个乡镇的100008人进行调查，实查84351人，调查率84.34％，查出生理性肿大者5192人，肿大率6.14％；查出I——IV度病人3867人，患病率4.57％。按国家颁发的防治方案（试行）标准，以乡为单位，患者超过总人数的3％，即称为病区计算，除中东、西坝、古城、双城四乡镇患病率相对较低（在2.5％以下）外，其他8乡镇均为重病区，大部分在6％以上，最高的芨芨乡患病率达21％，其中双树村患病率高达56％。1985年以来，对地甲病实行定点监测，每处监测3乡5村9个组。8年来监测点累计查出新患病人673人，患病率占实查人口的5.4％。在加强监测点观测的同时，从1990年以后对地甲病的防治又加强了对重点人群（即7～14岁中小学生、育龄妇女、孕妇）的预防。从近三年开展的中小学生体检资料显示，在7～14岁中小学生中，肿大率在30％以上，I度以上患病率在7％以上。1992年，配合地区防疫站在古城乡上号村开展防治碘缺乏病碘砖投放试点时，经过对该村163户725人进行试点前的患病情况普查结果，患病率和肿大率分别高达10.82％和25.74％，说明已基本控制的地甲病又死灰复燃，病区扩大，患病率回升。
  对地甲病的主要防治措施，一是普及碘盐，吃含碘高的食物、蔬菜。二是药物预防。三是重病患者手术切除。本县在五十年代防治地甲病患者，主要是靠就诊发现病人，发给含碘食盐片服用。当时这种药品由省上统一制作，加工量少，不能大量普及投服。到了六十年代，省上建立了碘盐加工厂，各地供销、商业部门开始有含碘食盐供应。本县当时吃碘盐的在农村很少，在城镇相对多一些。到1966年“文革”开始，防治工作受到严重冲击，药品、碘盐供应基本中断。1972年8月，省上在天水召开全省第一次地甲病防治工作会议后，各地、县相继健全了防治领导机构，大规模的防治工作由此开始。在使用口服含碘食盐片的同时，对查出的大批病患者开始推广使用碘化钾、碘化油注射液。到八十年代中期，又将注射剂改为口服碘油胶囊。同时从中央到省地县加强了对食用盐的管理，国务院、省政府相继下发了《盐业管理条例》、《碘盐加工管理办法》，对普及碘盐预防地甲病更加重视，金塔县委加强了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力量，由主管书记、主管县长分别任组长、副组长，亲自安排部署地方病防治工作。县卫生局积极加强基层防治机构和队伍建设，建立了以县为中心、以乡为枢纽、以村为基础的三级防治网络129个，防保人员135人，对查处的病患者全部进行建档管理，投药治疗，定期复查。同时大力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防治宣传工作，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由县糖酒副食公司独家经营碘盐，城镇、乡村300多家门点持证销售碘盐，县防疫站加强对碘盐的质量管理，定期进行定量监测，县工商、公安、税务等部门加强对非法销售无碘盐、私盐稽查工作。1972年以来，全县先后累计查出地甲病患者7894例，手术253例，其余全部投药治疗，治疗总有效率61.63％。从1985年到1993年，在监测点预防投服碘油胶囊26310人，全县中小学生累计投服73154人（次），育龄妇女、孕产妇投服10354人：累计监测碘盐3700多份。1993年在试点的基础上，对普及碘盐有困难的农户，进行饮用水提高碘含量浓度办法，推广使用碘砖9050枚。
  二、氟病防治
  氟病，又称地方性氟中毒，是由于饮水或食物等含氟量超过规定标准而引发的一种人畜共患的地方性中毒疾病。这种病在本县发病地域也比较广，重点病区主要分布在鸳鸯灌区的北部边缘地带。1978年至1985年对该地区的62个村民小组5163人进行调查，查出不同程度的氟中毒病患者3251人，患病率达62.96％。防治的主要措施是防氟改水，降低饮水氟含量，使病区群众饮用含氟较低的卫生清洁水。
  本县的防氟改水是从1978年后开始的，为全面掌握全县的饮用水源及发病情况，加快氟病防治工作，县防疫站从1978年至1985年的7年间，组织大批人员，多次深入到全县各乡、村、组及各个边缘角落开展水源普查工作，并对全县687眼饮水井进行丰水期、枯水期的抽样普查化验。含氟量在1～1.9mg/L的水井有233眼，占34％，2mg/L以上的17眼，占2.5％。再经地区站对114个组的村民饮水井进行水样抽查，含氟量在1mg/L以上的就有53眼，占抽查数的46.5％。县境内中下游浅层地下水中硫酸盐含量高达1100mg/L，矿化度数超过2500mg/L。针对上述情况，县委地方病领导小组根据县人代会的议案，组织卫生、水电、农业等部门制定了全县改水总体规划，县乡政府把防氟改水纳入了政府工作目标。从1978年开始，采取国家投一点、集体筹一点、群众个人拿一点的办法，解决改水资金不足问题。截止1992年底，全县共投入人畜饮水工程费用950多万元，共打生活饮水井107眼，利用井16眼，修水塔35座，架设压力供水系统76处，11个农村乡镇中的103个村、612个组、24893户、99266人和20多万头牲畜饮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饮用卫生水的农村人口达到了88％。改造后的水源，优质井达90％以上，含氟量经每年取样监测，98.7％的饮水井符合国家限定标准。1992年经东坝、大庄子、鼎新三个监测点报告，查出氟斑牙病患者35人，患病率下降到33.57％。无氟骨症病例报告。水源疾病传播得到了有效控制，如痢疾、伤寒、胃肠道传染病从1985年后已无暴发流行，发病率大幅度下降。1985年、1991年本县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改水先进县。”
  三、布病防治
  布病，又称布鲁氏杆菌病，也叫布氏菌病，是一种人畜共患性地方病。1963年以前，全省主要在河东部分县有病例报告，1964年开始在河西地区先后暴发流行。1966年后金塔开始流行，有病例报告，到1970年报告病例增多。1972年在省地有关部门支持下，县上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普查防治，成立卫生、畜牧两个普查队，分别对人畜布病普查，特别注意了对一些重点村组、重点人群、重点对象的调查。全县11个农村乡镇除金塔、芨芨外，其余9个乡镇共查出布病患者268人。1979年又进行第二次布病查治，重点对全县3407名饲养牲畜、皮毛收购、毡匠等人员进行普查，共查出布病患者129人（包括原布病患者97人）。1980年后建立定点乡监侧，至1984年又陆续报告布病患者4例，1985年后无病例报告。人体布病防治用M104活菌苗进行预防免疫，共免疫48019人（次），保护了易感人群。对先后查出的401名布病患者，利用穿山龙注射液为主的方法治疗，治愈率85％，好转率9％，死亡9例。至1992年底，对治疗尚未全愈的8例布病患者再次跟踪防视，现已能参加正常生产劳动。牲畜布病防治，采用19号菌苗及羊型5号菌苗进行气雾免疫，至1985年底共免疫牛羊271345头（只）次，免疫密度在80％以上。1980年以后，牛、羊布病感染率逐年下降，现发病已基本控制在10‰以下。1989年人体布病经酒泉地区布病验收组对金塔乡、西坝乡、大庄子乡的6个村抽查，250多人按国家考核标准抽血受检，未发现阳性病例，布病防治已达到国家控制区标准。
  （本文作者谢敏明系原金塔县卫生局业务股股长）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三辑）
  铺向太空的航天之路
  冯作平
  1999年11月21日，新华社播发消息：北京时间11月20日6时30分，江泽民亲自题名为“神舟”号的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试验飞船，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新建的航天发射场用新型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进行了预定的空间科学试验，11月21日3时41分，在内蒙古中部地区成功着陆。这是我国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迈出重要步找，对突破载人技术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航天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中国的西北戈壁。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再创我国航天史上的第九个“第一”，在本世纪末为我国航天伟业画上了光彩夺目的句号。
  西夏黑城遗址远古、悲壮，千年胡杨树苍劲、挺拔。
  巴丹吉林沙漠无垠、浩瀚，大西北蕴育了诸多神奇。
  王维的不朽佳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的“长河”，正是祁连山麓冰雪融化汇成了弱水河，河流蜿蜒波折，最终归宿于大漠深处的居延海。相传大禹治水时，首先治理的河流之一就是弱水。道家创始人老子骑青牛冉冉而来，化湖成仙。西汉骠骑大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倾酒于泉犒劳将士，从此得名：酒泉。
  今天，这里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航天第一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历史源远流长，辉煌铸于今朝。
  艰难的起步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总统杜鲁门对新中国发出明目张胆的核威胁。面对美国的核威胁，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导弹和原子弹。
  1958年，当嗅觉灵敏的美国谍报机关惊呼“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突然失踪，不知去向的时候，九路大军正浩浩荡荡开进这亘古荒漠，一场前所未有的工程大会战，在千年沉睡的戈壁沙漠铺下了通向太空的第一块基石。
  不见戈壁不知天地广阔，不见胡杨不知生命辉煌，不到航天城不知航天人创业的艰难困苦。要在茫茫戈壁上建起导弹卫星发射场，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建设发射场，首先要修一条与兰新铁路连接的专用铁路线。1958年秋，6000多名官兵在300多公里的战线上，顶风沙，搭帐篷，吃干菜，挥锹抡镐舞大锤，人抬肩挑手推车，日夜干个不停。严冬，最低气温零下40℃，地冻得硬邦邦的，一镐下去，印出个点儿。酷署，地表最高气温50℃以上，火辣辣的烈日晒在身上，奇燥难耐。刮起大风，天地间弥漫着黄沙，一张口沙子就往嘴里灌。经过一年半的苦战，终于建起了大漠上的航天铁路。
  1960年9月10日，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17天，首次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苏制近程弹道导弹，揭开了我国火箭发展史上的第一页。1960年11月5日，第一枚中国制造的地地导弹点火升空，沿着预定弹道，向落点飞去。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1964年10月16日，我国在新疆罗布泊试验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虽然苏美等国“深感震惊”，但还嘲笑中国是“有弹无枪”。
  就在他们自鸣得意时，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会议，听取聂荣臻元帅和有关专家关于进行两弹结合试验的论证报告。会议决定，在我国本土上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在本土试验，其风险是不言而喻的。有一次，张爱萍召集会议，二机部刘晓说：“原子弹有五怕：怕冷、怕热、怕震、怕静电、怕冲击……”五院王秉璋说：“发射导弹，需要摆发射台、起竖、测试、加注、瞄准和点火等程序”。大家边听边开玩笑说：把导弹（戏称“罗嗦”）和原子弹（戏称“娇气”）结合起来，“娇气”嫁给“罗嗦”真够难的！这时，航天专家谢光选提出问题：“两家保密都很严，怎么能结合呢？”张爱萍当即表态：我当介绍人，把“罗嗦”和“娇气”结合起来。
  1966年10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叶剑英和聂荣臻等领导人听取汇报并批准发射。周总理提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这一方针后来成为我国航天事业和核事业的座右铭。
  在发射试验测试过程中，参试人员遵照周总理的嘱托，严把质量关，使每一个环节绝对可靠，每项设备、每个参数都达到最佳状态。进行弹体内、外检查时，操作员王长山发现弹体内部24号插头第5接头上，有一根约5毫米的小白毛，他怕造成通电接触不良，就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细铁丝挑，都没能取出来，最后用一根猪鬃，费了很长时间才把这根几乎看不见的小白毛挑出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此极为赞赏，郑重其事地把这根小白毛包裹好，收了起来，“我要带回北京去，这是作风细致最典型的事例，是每一位科技人员都应该受到教育的”。10月26日，狂风卷起，飞沙走石，气温急剧下降到零下18℃，核弹头和火箭由测试阵地转运到发射场。在李福泽司令员的指挥下，操作人员稳稳地将火箭和核弹头结合起来。27日9时整，火箭升空，飞向罗布泊。9分钟后，弹着区发回报告：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爆炸成功。
  卫星游苍穹
  浩瀚宇宙，星光灿烂。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发明了火箭，不仅有流传千载的“嫦娥奔月”“女娲补天”的神话，而且在500年前，一位叫万户的人，捆在火箭上尝试飞行，他虽然失败了，却成为人类飞天梦的先驱。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一支由众多科技专业人员组成的队伍便组织起来。由于受当时“大跃进”的影响，热情高涨的人们想得太简单，在各方面物质条件离发射卫星相差甚远的情况下，提出了要研制高能运载火箭、放重型卫星的一些设想。这一不切实际的计划，随着工作的深入展开，便遇到了一个又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针对遇到的重重困难，中国科学院重新调整了卫星发展规划，提出了“以探空火箭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的步骤。经过多次导弹发射试验，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人造卫星的一些新技术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研制人造卫星及运载火箭的条件日臻成熟。
  1965年10月，中科院召开了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确定这颗卫星为科学探索性质的试验卫星，并明确了中国虽然在技术上起步较晚，但起点要高，要比苏联和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先进，卫星入轨后要“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使全世界人民都能看得见，听得到。并命名“东方红一号”和播送《东方红》乐曲。
  在那个多灾的年月里，科技人员忍辱负重，艰辛跋涉，把航天事业一步步推进。1970年2月，国防科委下达了发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预先号令》，由于是首次进行卫星发射，科技人员面临的困难相当大。4月1日，载着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和一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一路戒备森严，在高度保密的安全状态下，悄然运抵酒泉卫星发射场。第二天，对卫星和火箭做了各项技术测试，一切正常。发射场最担心的问题是卫星能否准确入轨，入轨后能否及时预报卫星的运行轨道，并且不能让外国先于中国作出预报，这对测控系统是一次重大考验。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通信线路，因限于条件，从发射区到各观测站的指挥通信和数据传输主要是靠明线完成的。为防止出现干扰和中断现象，中央要求总参谋部组织有关省市自治区数十万民兵，沿线一字排开，日夜护线，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输。4月24日上午，运载火箭一、二级推进剂加注完备。20时整，发射阵地零号指挥员下达了“一小时准备”的口令。离发射时间越来越近了，突然，地下控制室的操作员向李福泽司令员报告：在对卫星和运载火箭进行最后检查时发现卫星应答机对地面触发信号失去反应，若不及时解决，将会影响卫星跟踪测量的精度和预报的准确性。经过技术人员分析检查，找到了故障点。21时整，故障排除后，指挥员下达了“30分钟准备”的口令，发射场上还进行着临射工作。“一分钟准备”，即在21时34分，地下发射控制室发出了最后一个预备口令。紧接着“牵动”“开拍”口令，倒计时“9、8、7、6、5、4、3、2、1”“点火”口令刚落，霎时，大漠颤抖，苍穹震撼，“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徐徐升入太空，好一幅“大漠孤烟直”的壮丽景观。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在我国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我国发展空间事业的一个良好开端。
  卫星返回技术是载人航天的先导。迄今为止，已有不少国家能发射卫星，但能够回收卫星的只有美国、前苏联和中国。从1975年11月26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以来，已先后成功发射了17颗，成功回收16颗。
  发射返回式卫星需要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具有足够推力的运载工具，功能完备的卫星本体，以及担负测量控制任务的航天测量网。我国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工作始于1967年，1973年12月10日开始第一次发射合练。当时，戈壁寒风凛冽，气温在零下20℃左右。经过严格的测试合练，发现、研究和排除了几万个故障和技术问题，修改完善了发射试验用的测试细则“操作规程”和“试验程序”，为正式发射返回式卫星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和发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74年8月，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出厂测试合格，9月12日进场试验。经过技术阵地的全面检查测试，加注推进剂，定于11月5日点火发射。11月5日17时40分，火箭点火正常，但起飞5分钟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俯仰摆动，造成火箭姿式失稳。20.3秒安全自毁装置启动，弹毁星亡，残骸坠落在发射台东南方向大约500米左右的范围内，一大块碎片砸到厕所顶上。发射场上哭声四起，李福泽司令员看见大家情绪低落，就大声喊：“谢光选，你过来，赔我一个厕所”。航天专家谢光选委屈地说：“司令员，您赔我的火箭和卫星”。李司令员的玩笑话把大家逗乐了，心情宽慰了许多。接着，技术人员迅速查找故障原因，发现速率陀螺到放大器的导线有暗伤，判明为火箭飞行中，因为振动造成导线短路，使俯仰通道失稳。一根导线的疵纰导致了首次发射试验的失败，使返回式卫星上天推迟了一年多的惨痛教训，应是永远吸取的。
  在采取了技术改进措施，杜绝设计上的缺陷，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加强临射前的测试检查，确保发射成功。第二年，自始至终叫响一个口号“不带任何问题上天”。11月26日至29日，成功地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和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标志着我国的航天技术和测控回收技术已经跃入世界先进行列。从“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到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进入太空和返回地面，是中国航天的一个意义重大的里程碑。
  太空迎新客
  中国诞生过第一个乘火箭腾飞的人。在我国航天技术日臻成熟的今天，航天人把目标定在世界航天的高水平上，以实际行动落实邓小平关于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要占一席之地的战略部署。
  1979年5月24日，美国宇航局安东尼·凯里奥博士悄然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航天从此走出封闭，翻开历史的一页。1985年，日本筑波举办万国博览会，中国的火箭、卫星等航天产品第一次亮相。1987年8月5日，我国成功地为法国马特拉公司提供微重力试验装置发射卫星搭载服务。从此，中国航天走向世界。
  正当航天人昂首挺进太空之际，从中国到世界，航天发射面临着严峻挑战。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生爆炸，法国“阿里亚娜”火箭发射失败。而中国，在1992年“国际空间年”，也饱尝了卫星发射失利的苦涩。然而东风航天人不愧是“中国征服宇宙的第一代人”。就在这严峻时刻将瑞典“弗利亚”卫星和我国的返回式卫星双双送入预定轨道，圆满履行了中国发射外星的第一个合同。世纪之交，东风航天人以当好科技强军开路先锋的姿态，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瞄准世界航天科技发展动态，加速培养跨世纪高素质人才。注重发挥自身人才技术优势，结合试验任务特点，每周六举办高科技讲座，学习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遥控、通信、气象以及精确制导武器、载人航天技术等知识。同时，增加专项经费投入，筹建完善多功能科技图书室、情报资料室、电教室、语音室和实验室，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1995年推出“184”人才工程规划，实行了重点培养跟踪考核，先后制定完善了10多种试验法规，建立优秀人才奖励基金，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取得多项成果，成为科技试验的中坚力量。
  在航天技术中，运载工具就是运载火箭。在运载火箭的头部装上核装置就是核导弹，装上炸药就是常规导弹，装上可在空间按一定轨道运行的航天器，就是不同类型的卫星或宇宙飞船。1961年4月21日，前苏联航天员加加林乘“东风号”飞船，实现了人类首次绕地球飞行，揭开了世界载人航天序幕。经历30多年的实践，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航天活动大大扩展了人类的社会领域，并为进一步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空间资源奠定了基础。在过去30余年间，我国已通过人造卫星和动物试验掌握了生命对太空反应的详细资料。此外，近几年，研制成功的载人航天用的输氧器、防护头盔、抗微波药物等也为日后升空的载人飞行器提供了保障。
  这次发射的试验飞船和新型火箭，是我国独立自主研制的。试验飞船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上海航天技术院为主研制，飞船没有载人。新型运载火箭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为主研制。发射中心首次采用了在技术厂房对飞船、火箭联合体进行垂直总装、测试、整体垂直运输至发射场，进行远距离测试发射控制的新模式，是我国航天发射技术的一个新突破。
  我国在已有的航天测控网的基础上，新建了符合国际标准体制的陆海基航天测控网，在这次发射试验中第一次投入使用。北京航天指挥中心组织了飞船发射试验的跟踪、测量、控制。飞船起飞约10分钟时与运载火箭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试验飞船在轨运行期间，地面测控系统和“远望号”测量船对其进行了跟踪与测控，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试验。
  组织这次发射试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重大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是我国发展载人航天事业迈出的重要一步，对全面突破和掌握载人航天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9次飞行。
  载人航天试验飞船的升空，是建立新中国以来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和人造地球卫星升空后，中国最大的一次科学试验。下世纪，中国航天的两大太空目标：先登月球，再上火星。
  昔日的辉煌已成为巨大的动力，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正激励着新时代的航天人只争朝夕。
  漫步东风航天城，宽阔的街道两旁花草树木郁郁葱葱，自然公园、集贸市场、游乐场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那可怕的“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乱石走”的景观已经成为过去。街心花园喷水池中的雕塑“银荷之光”与夕阳辉映，光彩熠熠。其形似出水含苞的荷花，亭亭玉立。她象征中国航天事业充满勃勃生机和展示东风航天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科学求实、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有诗赞曰：银荷之光展雄风，擎天俯地创奇功，恰似宇宙星九座，尽数航天第一城。
  1992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发射中心时，挥毫题名：东风航天城。并对航天人寄予很高的期望，嘱托大家要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把航天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东风航天城，这颗镶嵌在古丝绸之路的璀璨明珠，折射着古代文明的灵光，也放射着现代文明的光芒。这里为新中国铸炼了射天神剑，中国人也将从这里步入太空。
  （全文转摘自1999年11月24日《甘肃日报》社会周刊，作者近况不详）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
  金塔县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回顾
  成辉
  实施计划免疫是根据疫情监测和人群免疫状况分析，按照规定的免疫程序，有计划地利用生物制品进行人群预防接种，以提高人群免疫水平，达到控制以至最终消灭相应传染病为目的的一项预防工作系统工程，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作出的庄严承诺和国家提高人口素质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起始与发展
  金塔县计划免疫工作，在1975年前，主要是针对相关传染病进行个别制品的预防接种，从1976年到1977年，逐年开展了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计划免疫接种。在当时，由于人们对预防工作的认识水平较低，处于被动接受，卫生防疫人员接种时，群众顾虑多、抵触情绪大，开展计划免疫比较困难。接种对象也主要是以城镇儿童为重点，农村儿童接种率只能达到30％左右。1978年后，从国务院到省、地、县各级政府重视计划免疫工作，卫生部下发了《关于加强计划免疫工作的通知》，1979年又推行预防麻疹的麻苗接种，麻疹疫苗开始在金塔普种，接种率达到了应种对象的51.7％;1980年重点开展了预防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的免疫工作，全县小儿麻痹糖丸普服率达到了54.5％；1981年又根据国家要求，全县开展了“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三种传染病的免疫，接种率达到了53.2％。1981年到1985年，国家为了强化免疫工作，先后两次召开全国计划免疫工作会议，至此，开展计划免疫工作被提上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金塔县政府也成立了金塔县儿童计划免疫协调领导小组，由政府直接出面协调组织，免疫工作由被动逐步变为主动，由城镇向农村全面推开。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不断健全完善，适龄儿童的基础免疫和全程免疫接种率不断上升，接种质量不断提高，相应传染病大幅度下降。1989年、1990年金塔县连续实现了国家提出的以省、县为单位的“两个85％”的目标，县政府、县卫生局、县防疫站分别受到了省卫生厅和酒泉地区行署的表彰奖励。1995年又实现了以乡为单位的“第三个85％”的目标。计划免疫工作在全县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接种基本概况
  金塔县在1989年以前，接种工作以村为单位，在村卫生所设立接种点；1990年以后，全部实行以乡为单位，在乡卫生院开设预防接种门诊。在接种管理上，凡登记上卡的儿童一律实行卡册和接种证“双卡”管理制度，在卫生院设立按周或月接种的常年门诊，对于不能按规定期限到点接种或漏种的儿童由防疫专干走村串户上门接种。从1981年实施“四苗”计划免疫接种，到2000年年底，全县共接种12岁以下儿童人数累计达516550人次，其中接种7岁以下儿童人数累计达363770人次、1岁以下儿童人数累计达38399人次，全县建卡率从1989年以来连续十二年达100％。全县儿童计划免疫覆盖了12个农村乡镇、123个行政村、694个村民小组和12个城镇居委会，以及10个城乡农、林、场、站和驻金单位，覆盖总面积1.88万平方公里，覆盖总人口13.7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52万人，占18.3％；农业人口11.24万人，占81.7％，全县接种工作实行县、乡、村三级责任制。
  三、接种率和接种质量
  从1985年起，金塔县对儿童接种免疫状况每年进行一次“按容量比例概率抽样法”调查“四苗”覆盖率，结果是全县“四苗”覆盖率1985年为39.5％，1986年为52.38％,1987年为48.1％，1988年为90.48％,1989年为99.05％,1990年为99.52％，从1991年起到2000年均为100％；“四苗”单苗接种率分别达99.22％、99.51％、98.84％、98.95％；从1995年以后开始普及乙肝疫苗接种，到2000年覆盖接种达到99％以上。为考核接种效果，1989年省防疫站在金塔县对规定对象内的60名儿童，抽血进行麻疹血凝抗体和脊髓灰质炎抗体测定，其阳性率均达95％以上。1991年又对1990年出生的1岁内儿童进行白喉锡克氏试验，阴性率达91.04％，其卡介苗接种质量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卡痕率由1988年的73.68％，到1995年完成“第三个85％”目标时已达到95.33％，有效提高了接种质量，增强了儿童免疫力，保护了儿童的身体健康。
  四、相应传染病的控制
  自1980年以来，由于预防接种疫苗种类的增加，接种覆盖率提高和全程接种率上升，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的麻疹、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白喉等四种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白喉在我县已43年未发病，脊髓灰质炎已30年未发病。麻疹自1984年以后已呈在个别年份个别发病状态，如；1987年发病1例，1988年发病2例，1989年至1991年无病例报告；1992年和1993年在移民学生中各发病20例，1994年到1997年发病1—5例不等，1998年和1999年无病例报告，2000年发病5例。百日咳1984年未发病，1985年3例，1986年和1987年未发病，1988年发病7例，1989年至1993年无病例报告，1994年12例，多为移民学生，1999年无病例报告，2000年发病3例。
  麻疹、百日咳发病从总体看已得到有效控制。
  五、冷链运转与装备
  开展预防接种是一项程序繁杂、要求严格的免疫工程，从疫苗的生产运输，到基层卫生人员把疫苗接种到儿童身上，要经过省、地、县、乡冷藏、贮存、运输等许多环节，在每个环节上都要按疫苗的保冷规定冷藏，以维持其药效。这一环扣一环的链式过程简称“冷链”。金塔县冷链装备在1987年前县防疫站仅有3台电冰箱，1988年借助世界银行贷款，装备条件大大改善，共配发“海尔”冰箱15台，冰排速冻器4台，冷藏箱12个，冷藏包136个。冰箱达到了每个乡镇卫生院1台，冷藏包每个村达到了1个，基本实现了三级网络全部“链式”装备、“链式”运转。在管理上，县、乡冷链设备放置均配有专房，实行专人负责。1988年、1989年先后在县防疫站举办冷链设备维修使用管理专门学习班两期，参加培训37人次，并制定了《冷链运转实施方案》、《冷链设备保管维修使用制度》，由此，加强了全县“冷链”的全面运转管理。
  六、宣传与培训
  开展宣传培训是计划免疫工作的基础。金塔县各级领导对计划免疫工作非常重视，1986年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四大组织的领导，在4月25日这一天走上街头，亲自参加全国第一个预防接种宣传日活动，并成立了金塔县儿童计划免疫协调领导小组，由主管卫生工作的副县长任组长，卫生、文化、教育、财政、团委、妇联、工会等11个部门的领导为成员；又在当年底，召开了金塔县第一次计划免疫工作会议，传达了省、地关于全国计划免疫工作会议精神，总结肯定了全县计划免疫工作的成绩，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和措施办法，主管副县长到会讲了话，号召全社会共同努力搞好计划免疫工作。
  自这次会议以来，每年“4月25日”这一天，县上四大组织的领导都走上街头，参加宣传和儿童糖丸投服工作，有力地促进了计划免疫工作的深入开展。县卫生局多年来一直把计划免疫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并将计划免疫工作各项重要指标列入每年的责任书进行年终考核。在业务培训上，实行分层培训的原则，采取分级和统一、集中和个别、口头和实地三个相结合的办法，自1986年以来，县、乡、村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培训了大批计划免疫骨干。县防疫站在县上集中举办计划免疫专业培训班累计达38期，参加728人次，在乡上分片举办56期，参加培训1200多人次，12所农村乡镇卫生院举办乡村医生培训班累计达256期，参加13400多人次。县防疫站还下基层开展技术指导培训210场次。乡镇卫生院也二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每月一苗一训一会制度不变，使计划免疫专业人员和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素质不断提高。自1990年以来，有16个县乡医疗卫生单位和38名工作人员先后被评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分别受到了省、地、县政府和业务部门的表彰奖励，有效地巩固了计划免疫工作成果的发展和继续。
  （本文作者系原县卫生局局长）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