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一）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此次会议明确指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号召全党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提出了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和加快农业发展的问题，从理论上创造了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条件。
  之后，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对农村改革进行了不懈地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点到面逐步推进，消除了长期束缚农村生产的瞎指挥和影响农民积极性的大锅饭，省内各地相继出现了划组作业、单项承包、专业承包、季节承包、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或“三定一奖”（定工分、定产量、定成本、超产奖励）、“五定一奖”（定劳力、定工分、定产量、定土地、定成本，超产奖励）等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6月30日，《甘肃日报》发表了省委第一书记宋平的讲话，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像甘肃等困难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的指示精神后，农村的改革势头更加强劲，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1982年底，金塔县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事实证明，农村改革的政策，推进了经济大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大提高，促进了社会全面进步。
  （二）
  为了在全县积极稳妥地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下简称“大包干”），地、县层层试点，积极总结推行“大包干”的经验。金塔县先后在三合公社古墩子大队、金塔公社金大大队进行试点，随后又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广泛学习宣传党的政策，统一思想，明确任务，重点学习具体问题的处理办法。1982年12月上旬，县社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社队开展工作。“大包干”政策与群众见面，就受到了绝大多数基层干部群众的欢迎，纷纷说，我们早就盼望着这个好政策，终于盼来了。不少社队的群众像欢迎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工作组那样，欢迎和支持工作组的工作。但是，在宣传教育过程中，或明或暗地也遇到了极少部分干部群众的阻扰，他们怀疑把党的政策执行错了，有的人责问：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搞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散掉搞单干？对工作组持冷漠态度。古城公社头号大队一名当过兵的副大队长魏××问工作组干部：你是土改时就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组织合作社你是积极分子，现在你又来解散人民公社，你执行的是谁的路线和政策？当时，普遍流行一句话：“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甚至有个别人公开在社队干部大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河西地区没有必要推行“大包干”。
  面对这些阻力，工作组认真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少数干部群众思想认识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看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搞合作化，由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1958年实行了人民公社。近30年来，一大批年轻人一进入社会就过着集体生活，干什么活都由生产队指挥，他们只知道集体化生产，大呼隆作业，虽然经济上有点紧张，生活上不富裕，但肚子吃饱了，就认为是过上了好日子。一听变革生产关系，改变现行体制，他们就觉得不习惯，产生各种消极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需要正确地引导，认识正确了，就会习惯。
  2、少部分基层干部，面对现实还有复杂的思想情绪。他们知道集体经济困难多，也知道人多思想杂不好领导，但毕竟是一队之长。过去三朋四友和亲属干轻活挣高工分也曾沾过光，对搞“大包干”思想上总是不那么热心，发表一些消极言论也在情理之中。
  3、有的社队干部思想还不够解放，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持有“左”的看法。尤其是一些怕犯右倾路线错误的干部，在不同场合散布个人观点，说“大包干”是那些地少人多的干旱山区和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地区的事，我们这里有水浇地、有平整的条田、有稳固的集体经济，人民生活已摆脱贫困，河西地区没有必要推行“大包干”，无形中助长一些人产生了消极思想。
  针对这些问题，县社两级领导干部非常重视，作了一系列教育转化工作，在召开各种会议宣讲党的政策的同时，耐心细致地对这些干部群众进行了思想引导，谨慎地作了“大包干”全过程中的各项宣传工作。尽管如此，仍有个别人遇到切身利益问题时，又出现思想反复。如古城公社头号4社农民魏××，嫌评议小组搭配给他家的耕地不好而不要，嫌给他搭配的耕牛小且没处圈养也不要，并在社员大会上说，我从小到大一直在集体的圈子里，上地干活大家在一块儿有说有笑，多么畅快，现在把地分到户里，谁干谁的活，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有什么信心，有啥劲头，这样的地我就不会种，这个做法，我看过不上三个六月六，就会有人拿棍要饭吃。他的一席话又引起了一些人的思想波动。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工作组在稳定大多数群众思想情绪的同时，对极个别思想不通的群众，采取个别解释，从政策道理上说服，使其转变认识，保证了“大包干”工作的顺利推行。
  （三）
  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党引导广大农民走向致富道路的必然选择。工作组进村后，第一步是宣传推行“大包干”的意义。什么是“大包干”责任制？简单一句话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有说服力的纠正了一些群众对“大包干”责任制的误解，为全面推行“大包干”消除了思想障碍。第二步是民主选举产生进行“大包干”的评议小组。成立了由5～9名基层干部和社员代表组成的办事公道、不谋私利、有广泛代表性的评议小组，为展开工作打好了基础。第三步是核定资产、核定人口、核定耕地、核定牲畜、核定农具，防止误漏造成被动。人口是搭配耕地、牲畜、农具的重要依据。耕地分类划等定出常产，经评议小组全面反复评议，再经社员群众充分酝酿讨论，在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定出比较合乎情理的最佳方案。如某队4口人的家庭有20户，评议小组就搭配20份耕地、牲畜和农具，干部群众都认为合理、公平就定案，由20户农民按编号抽签确定到户。如张三全家4口人，每人三亩地，共分耕地12亩，其中一类地6亩，二类地4亩，三类地2亩，还可分得一等甲级耕牛1头或骡马1匹。这个方案，虽然在没有定案到户前自己都说了话，表示了同意，但定案到户后，仍有少数户有意见。对于各类耕地的常产，计算出来的全家收入，一般基本平衡，即使有差别也不是很大；对于户与户之间差别较大的，从耕地数额上再作个别调整，尽量保持每块耕地的完整性，防止一块地埂子过多，造成作物种植、浇水、耕作上的不便；对于在外地工作的干部、工人家属及孤寡老人等缺少劳动力的户，只分口粮田，不分责任田，尽量照顾分近处的地、同一道渠的地和一整块地，解除了他们在耕作上的后顾之忧。为了从长远计议，在分配耕地时，按生产队耕地总数，普遍留了百分之七至十的机动地。“大包干”后期，工作组以公社集中，对“大包干”工作进行了相互验收，听取了群众的意见，纠正了明显的失误，加强了薄弱环节，后又回到原工作点上，进行补课和处理遗留问题。全县11个人民公社、117个大队、653个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耕地27.22万亩，农民分得耕牛、骡马等大牲畜36330头（匹），还分得了犁、耧等农具。对原生产队的皮车、拖拉机、果园、钢磨等集体财产都作价承包到农户个人。但在“大包干”期间，也有一些生产队和农户觉得自己无力经营，不敢大胆承包。为便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在完善责任制时，本着“一脚蹬到底”的原则，放手大胆的与群众商量，对一些东西作了比较恰当的变通处理；对于渠、路、田埂上的树木，大部分随地作价归农户，个别耕地上树木少的，从渠路旁边的树木中划给与其他农户同等的一份；对于荒地适宜长草、植树和柴禾的也划分到户；对于集体放牧的羊群，也按人口与耕地分到农户自己家中饲养。“大包干”后期，各个农户都向生产队填写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明确了全年的生产任务和应向国家缴纳的农业税、派购粮任务，以及地方附加等税额，到年底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变革任务。1983年即“大包干”的第一年，农业全面丰收，全县向国家交售公购粮2565万公斤，比1982年多交75万公斤。实践证明，大包干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成功之路，也是广大农民快速发家致富之路，它鼓舞了人民群众奋发图强的信心，有力地加快了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