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金塔县农村大办公共食堂的反思
内容
1958年9月，金塔县开始大办农村公共食堂，1961年春停办。在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里，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今天反思这段历史，有许多值得吸取的惨痛教训。
一、由来与发展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全国各地很快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金塔县和全国一样，很快将41个乡1个镇合并组建成金星、红星、红旗、东方红4个人民公社，辖47个生产大队、147个生产队，于9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与此同时，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7期载文，号召“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实行“生活集体化”。在参观考察河南省西平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的经验后，县委指示各公社开办农村公共食堂，全县共办起农村公共食堂588个，参加食堂吃饭的农户达12040户，占到了全县总农户的80％，后经多次整顿、扩大，农户全部进食堂吃饭，实现了农村食堂化。但在运行过程中，各地从不同侧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1960年3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共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中认为，“食堂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同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另一个报告时又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各地党委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县委也曾在一个文件中指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是社会主义阵地，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场所，是社员生活的大家庭。农村办公共食堂与如何办食堂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并作为各级党组织的一件大事列入议事日程。为此，先后作过一系列整顿、巩固、提高的工作。但是，由于背离了实际条件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出现了许多无力克服的困难。1961年4月中旬，原酒泉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和中共甘肃省委“十条”时，宣布解散食堂，让社员回家吃饭，结束了农村群众百余人甚至几百人在一个食堂吃饭的历史。
二、危害与后果
1958年，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缺乏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工作中急于求成，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当时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发动全民大炼钢铁，使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农村公共食堂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兴办起来的。它和人民公社一样，被誉为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是谁也不能触动的敏感问题，谁也不敢顶风，只有积极贯彻执行。在这个高潮中，全党干部普遍存在着“五风”（即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造成了严重危害和不良后果。主要表现：
一是“左”倾蛮干指挥。减少粮食面积，把金塔县原四个公社定为棉花方。棉花面积由1959年的6.27万亩，扩大到1960年的11.2万亩，占到了总耕地面积的48％。由于大多青壮劳力外调，致使许多农活耽误了农时，加上自然灾害的原因，使粮食大量减产，不仅征购任务无力完成，就连社员的口粮也无法保证。“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缺少了粮食，办好食堂就是一句空话。虽然基层干部想了一些办法，但食堂也只能靠“四两粮、六两菜、低标准、瓜菜代”维持生活，有时粮食调运供应不上，全靠代食品度日。日久天长，饥荒出现，许多人面色青黄浮肿，不少耕畜被乱宰乱杀，人口大量外流，出现一部分人非正常死亡，白骨遗落他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二是大炼钢铁运动开始后，为了完成废钢铁收购任务，社员的吃饭锅及铁制炊具几乎全部被收掉砸碎炼铁。在抢救人命时，解散了食堂，社员回家又无锅做饭，许多人只能用瓷脸盆和旧瓦盆做饭，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人为地拉大了党群关系的距离。
三是在割掉私有“尾巴”，吃饭不要钱、干活不记工的一片声势中办起来的公共食堂，由于全部炊具及房屋、碾磨都是“一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刮”来的，全部燃料也是各农户私有的。在初期，圈棚、柴禾、木料谁家有就拿去，也维持了一段时间；在中期，生产队的牛车、皮车全力以赴从梧桐沟煤矿拉运烟煤供给；后来在拉运跟不上实际需要时，拆烧了不少房屋，也砸烧了不少木质农具、家具。在炊管人员无法解决燃料问题时，又砍伐了不少树木。当时金塔公社中杰大队李国正的果园，正是挂果盛产期，为了解决食堂的燃料，几天之内就全部砍伐了。办食堂造成的破坏和损失，三五年是无法恢复的，留在人们思想上的烙印，也不是短时间里遗忘的。
三、弊病与教训
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上上下下都贯彻了大办农村公共食堂这个决定。通过两年多的实践证明，弊病甚多，教训深刻。主要是：
1、违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普遍实行了伙食供给制，促使“共产风”和平均主义蔓延发展。在大办食堂初期，各地社员在食堂吃饭，都不分超产队、平产队、减产队，口粮放开不定标准，户与户之间也不分人多人少、劳多劳少，更不分劳动好坏都是一样吃饭。社员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在农村食堂就餐。正如群众说：“劳动不劳动，人人都有份，农活干不干，一天两顿饭”。一处没粮吃，大队统一调剂，不付任何代价。这种供给制度，不仅吃光了历年的粮食积蓄，也助长了“共产风”的滋生与蔓延。1959年下半年，各个食堂普遍粮食紧张，开始限量供应，按大人、小孩以户定出标准，凭饭票吃饭。生活集体化，加重了集体的压力，加上天灾人祸，社员的生活水平下降，只能以清汤面条、稀饭和代食品予以维持。
2、违背了“组建食堂要便于领导，便于群众，有利于生产、工作、学习，有利于培养社员集体主义思想”的本意。在瞎指挥风的鼓动下组建食堂时，不顾底子薄、条件差、居住分散等实际情况，限时硬性拼凑，给广大社员群众带来了许多不便。如大庄子公社三墩一队300多人一个食堂吃饭，往往早饭吃到小晌午，下午饭吃到掌油灯。大庄子公社头墩一队沙窝后面住的人要到沙窝前面的食堂去吃饭，老人孩子行走不便，吃一顿饭往返四五里路，遇上刮风、下雨、下雪，天天吃冷饭，多次出现饭倒在路途全家挨饿的事。有些老人早饭后干脆不回家，围坐在食堂周围，等到下午饭后才回家。几年的实践证明，公共食堂根本不是方便群众，有利于生产，反而妨碍了生产，不但带来了诸多不便，还增加了社员的精神负担，广大群众为之产生了不满情绪。
3、违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强迫命令的影响下，用大批判开路的办法，开一场批判会就把群众“批”进了食堂，去食堂吃饭并不是内心情愿的事。然而，在天仓公社营盘三队等多处的食堂门上，都有“人民公社是天堂，公共食堂是心脏”的对联，这些违背心愿的词语，就成了应付门面的东西。
4、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许多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在浮夸风的推动下，建食堂初期，各地都开展了评比活动，现场会、检查团接连不断。以“早包子、晚臊面、一个礼拜不重饭”为目标，对已建的食堂分类排队，表彰一类，促进二类，整顿三类。特别是在三类食堂贯彻阶级路线，选派党团员、干劲大、为人公道正派的贫下中农担任“三员”（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清除撤换“三员”中的富裕中农。还采取公社书记进食堂“种试验田”，以及“拔白旗、插红旗”等办法大力整顿食堂。这种浮夸的歪风和不适当评比饭谱花样的做法，助长了铺张浪费行为，是造成后期粮食紧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5、助长了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公共食堂管理混乱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干部特殊化风气盛行的时候，公共食堂虽然在不断整顿，也曾经提出了群众参加监督、炊事人员参与管理、管理人员跟班劳动、改善服务态度等制度，但多数没有落实。账目混乱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干部贪小便宜“吃小灶”，多吃多占，给自己的亲属、好友偏吃偏喝的问题相当严重。有的食堂炊管人员与队干部勾结，为了多吃多占，随意压低社员口粮标准、苛扣社员饭票的事屡有发生。在一个食堂里吃饭，胖的胖、瘦的瘦、病的病的情况非常明显。这种行径，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四、关怀与救命
公共食堂造成的危害，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进行纠正的，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的关怀。1961年4月，原中共酒泉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和甘肃省“十条”，认真落实党的抢救人命的政治口号，宣布解散农村公共食堂，让社员回家吃饭，并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主要是：①抢救病危和浮肿病人；②提倡劳逸结合，狠抓代食品生产加工；③宰杀40％的牲畜，改善社员生活；④降低城市居民和职工的粮油标准，提高和补贴农村社员的口粮标准。并从长远政策上，采取划小社队规模、扩大自留地等调整措施，逐步改善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1961年底，金塔县重新恢复建制后，农业生产形势、人民生活水平、精神面貌有了较大改观，从而结束了三年困难时期。广大农民群众高兴地说：“六十条”鼓了劲，省“十条”救了命，只要政策上不再瞎折腾，我们一定会在不长的时间里过上好日子。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
一、由来与发展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全国各地很快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金塔县和全国一样，很快将41个乡1个镇合并组建成金星、红星、红旗、东方红4个人民公社，辖47个生产大队、147个生产队，于9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与此同时，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7期载文，号召“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实行“生活集体化”。在参观考察河南省西平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的经验后，县委指示各公社开办农村公共食堂，全县共办起农村公共食堂588个，参加食堂吃饭的农户达12040户，占到了全县总农户的80％，后经多次整顿、扩大，农户全部进食堂吃饭，实现了农村食堂化。但在运行过程中，各地从不同侧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1960年3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共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中认为，“食堂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同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另一个报告时又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各地党委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县委也曾在一个文件中指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是社会主义阵地，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场所，是社员生活的大家庭。农村办公共食堂与如何办食堂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并作为各级党组织的一件大事列入议事日程。为此，先后作过一系列整顿、巩固、提高的工作。但是，由于背离了实际条件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出现了许多无力克服的困难。1961年4月中旬，原酒泉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和中共甘肃省委“十条”时，宣布解散食堂，让社员回家吃饭，结束了农村群众百余人甚至几百人在一个食堂吃饭的历史。
二、危害与后果
1958年，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缺乏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工作中急于求成，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当时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发动全民大炼钢铁，使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农村公共食堂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兴办起来的。它和人民公社一样，被誉为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是谁也不能触动的敏感问题，谁也不敢顶风，只有积极贯彻执行。在这个高潮中，全党干部普遍存在着“五风”（即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造成了严重危害和不良后果。主要表现：
一是“左”倾蛮干指挥。减少粮食面积，把金塔县原四个公社定为棉花方。棉花面积由1959年的6.27万亩，扩大到1960年的11.2万亩，占到了总耕地面积的48％。由于大多青壮劳力外调，致使许多农活耽误了农时，加上自然灾害的原因，使粮食大量减产，不仅征购任务无力完成，就连社员的口粮也无法保证。“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缺少了粮食，办好食堂就是一句空话。虽然基层干部想了一些办法，但食堂也只能靠“四两粮、六两菜、低标准、瓜菜代”维持生活，有时粮食调运供应不上，全靠代食品度日。日久天长，饥荒出现，许多人面色青黄浮肿，不少耕畜被乱宰乱杀，人口大量外流，出现一部分人非正常死亡，白骨遗落他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二是大炼钢铁运动开始后，为了完成废钢铁收购任务，社员的吃饭锅及铁制炊具几乎全部被收掉砸碎炼铁。在抢救人命时，解散了食堂，社员回家又无锅做饭，许多人只能用瓷脸盆和旧瓦盆做饭，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人为地拉大了党群关系的距离。
三是在割掉私有“尾巴”，吃饭不要钱、干活不记工的一片声势中办起来的公共食堂，由于全部炊具及房屋、碾磨都是“一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刮”来的，全部燃料也是各农户私有的。在初期，圈棚、柴禾、木料谁家有就拿去，也维持了一段时间；在中期，生产队的牛车、皮车全力以赴从梧桐沟煤矿拉运烟煤供给；后来在拉运跟不上实际需要时，拆烧了不少房屋，也砸烧了不少木质农具、家具。在炊管人员无法解决燃料问题时，又砍伐了不少树木。当时金塔公社中杰大队李国正的果园，正是挂果盛产期，为了解决食堂的燃料，几天之内就全部砍伐了。办食堂造成的破坏和损失，三五年是无法恢复的，留在人们思想上的烙印，也不是短时间里遗忘的。
三、弊病与教训
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上上下下都贯彻了大办农村公共食堂这个决定。通过两年多的实践证明，弊病甚多，教训深刻。主要是：
1、违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普遍实行了伙食供给制，促使“共产风”和平均主义蔓延发展。在大办食堂初期，各地社员在食堂吃饭，都不分超产队、平产队、减产队，口粮放开不定标准，户与户之间也不分人多人少、劳多劳少，更不分劳动好坏都是一样吃饭。社员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在农村食堂就餐。正如群众说：“劳动不劳动，人人都有份，农活干不干，一天两顿饭”。一处没粮吃，大队统一调剂，不付任何代价。这种供给制度，不仅吃光了历年的粮食积蓄，也助长了“共产风”的滋生与蔓延。1959年下半年，各个食堂普遍粮食紧张，开始限量供应，按大人、小孩以户定出标准，凭饭票吃饭。生活集体化，加重了集体的压力，加上天灾人祸，社员的生活水平下降，只能以清汤面条、稀饭和代食品予以维持。
2、违背了“组建食堂要便于领导，便于群众，有利于生产、工作、学习，有利于培养社员集体主义思想”的本意。在瞎指挥风的鼓动下组建食堂时，不顾底子薄、条件差、居住分散等实际情况，限时硬性拼凑，给广大社员群众带来了许多不便。如大庄子公社三墩一队300多人一个食堂吃饭，往往早饭吃到小晌午，下午饭吃到掌油灯。大庄子公社头墩一队沙窝后面住的人要到沙窝前面的食堂去吃饭，老人孩子行走不便，吃一顿饭往返四五里路，遇上刮风、下雨、下雪，天天吃冷饭，多次出现饭倒在路途全家挨饿的事。有些老人早饭后干脆不回家，围坐在食堂周围，等到下午饭后才回家。几年的实践证明，公共食堂根本不是方便群众，有利于生产，反而妨碍了生产，不但带来了诸多不便，还增加了社员的精神负担，广大群众为之产生了不满情绪。
3、违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强迫命令的影响下，用大批判开路的办法，开一场批判会就把群众“批”进了食堂，去食堂吃饭并不是内心情愿的事。然而，在天仓公社营盘三队等多处的食堂门上，都有“人民公社是天堂，公共食堂是心脏”的对联，这些违背心愿的词语，就成了应付门面的东西。
4、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许多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在浮夸风的推动下，建食堂初期，各地都开展了评比活动，现场会、检查团接连不断。以“早包子、晚臊面、一个礼拜不重饭”为目标，对已建的食堂分类排队，表彰一类，促进二类，整顿三类。特别是在三类食堂贯彻阶级路线，选派党团员、干劲大、为人公道正派的贫下中农担任“三员”（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清除撤换“三员”中的富裕中农。还采取公社书记进食堂“种试验田”，以及“拔白旗、插红旗”等办法大力整顿食堂。这种浮夸的歪风和不适当评比饭谱花样的做法，助长了铺张浪费行为，是造成后期粮食紧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5、助长了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公共食堂管理混乱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干部特殊化风气盛行的时候，公共食堂虽然在不断整顿，也曾经提出了群众参加监督、炊事人员参与管理、管理人员跟班劳动、改善服务态度等制度，但多数没有落实。账目混乱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干部贪小便宜“吃小灶”，多吃多占，给自己的亲属、好友偏吃偏喝的问题相当严重。有的食堂炊管人员与队干部勾结，为了多吃多占，随意压低社员口粮标准、苛扣社员饭票的事屡有发生。在一个食堂里吃饭，胖的胖、瘦的瘦、病的病的情况非常明显。这种行径，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四、关怀与救命
公共食堂造成的危害，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进行纠正的，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的关怀。1961年4月，原中共酒泉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和甘肃省“十条”，认真落实党的抢救人命的政治口号，宣布解散农村公共食堂，让社员回家吃饭，并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主要是：①抢救病危和浮肿病人；②提倡劳逸结合，狠抓代食品生产加工；③宰杀40％的牲畜，改善社员生活；④降低城市居民和职工的粮油标准，提高和补贴农村社员的口粮标准。并从长远政策上，采取划小社队规模、扩大自留地等调整措施，逐步改善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1961年底，金塔县重新恢复建制后，农业生产形势、人民生活水平、精神面貌有了较大改观，从而结束了三年困难时期。广大农民群众高兴地说：“六十条”鼓了劲，省“十条”救了命，只要政策上不再瞎折腾，我们一定会在不长的时间里过上好日子。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七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