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农业学大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展的一场运动，大寨的基本经验对促进农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经验中被塞进了“左”的东西，工作中出现偏差，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作风等方面，也就自然走向了其反面。而我们在学大寨中的主要教训是：
  1、在“文革”期间，盲目的改变生产关系，不顾实际，不管群众劳动生产的便利条件，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状况，不顾好队与差队的区别，全县将658个生产队，合并成595个，造成新的平调。如中东公社梧上大队实行以大队核算。这种变革，其结果是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2、进一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把自留地说成是“私字根”，自留羊准杀不准养，自留树准伐不准长。1968年，全县共收自留地18655亩，自留羊2.54万只，自留树伐了一部分，基本没有私人树木了，进而发展到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限制社队工副业生产，扼杀多种经营。如三合公社谭家湾大队，批“皮车往哪条路上赶”，开“一个洋芋蛋辩论会”“5张狐皮的分析会”。金塔公社城郊生产队社员，出售自留地产品被画了像；“提的私字筐，拿的私字秤，街上坐的小板凳，回家割半斤，锅里刺楞楞”。从此取消了集市贸易，阻止了社员互通有无，堵塞了城乡经济交流。实际上斗的不是资本主义歪风，割的不是资本主义尾巴，而是集体经济的补充；堵的不是资本主义的路，而是发展社会主义的路，使农民由穷变富的路。
  3、在劳动管理上，取消定额管理、定额计酬，推行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1967年开始试办“大寨式的记工法”，1968年在600多个核算单位推行“自报公议、民主评定”的记工、分粮的办法，开始5日一评，逐步发展到月评季评，基层干部和群众把大寨式记工叫做“大概工、混混工”“大寨式的记工、大概式的干活”“能说会道的吃酒肉、老实疙瘩把苦受”“出工不出活”等，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平均主义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