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社粮，群众公共积累的储备粮食。它不属于国家管理，由当地选出专人负责，将积存的小麦或糜子，专作备荒、调济籽种用，也叫籽种粮，这是一项有利农民的措施。追溯金塔社粮的来源，有下面三个方面：
  一是清末及民国初期庙产（公收绝户地或行善者捐献给寺庙的地统叫香火地或称庙产）的地租收入。原作寺庙祭神、演戏、春社等开支，由庙会会首经管。民国后期移作社粮。
  二是义学地（个别殷实富户献作兴学或上买的地）的地租收入。清代各地都设私塾，地方聘请的教师的薪水及校役工资、祭丁、校舍维修费用都从义学地地租（也叫学粮）开支，由校董经管。民国后期学校改归县设，学粮移作社粮。
  三是义粮。义粮是地方慈善热心人家捐集用作救济灾荒的粮食。如民国十五年（1926年），金塔遭受全县性的灾荒，肃州镇守使裴建准就捐给我县小麦100石（每石合400市斤）。义粮由县仓代管，专作春耕籽种，每年春初由各坝乡约（征收员）总领调济缺种户，秋间加息3分归仓。
  以上三项，前两项粮由地方管理，但无明确制度，多由各地头人（村、保甲长之类）把持，假公济私或拖欠地租，甚至放账生息，一般农民得不到实惠。所谓学产、庙产一锅混粥，账目不清。经过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天灾和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冰雹大灾，群众要求清理公产，筹粮备荒。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县长周志拯、县绅赵积寿等商讨，并通过县务会议决定，派员分赴各坝清理公产。此时旧俗变化，庙会冷清，有的寺庙改作了公所（如乡公所、保公所之类），有的改设学校，学校已成公立，从民间清理出的庙租、学租，归作地方社粮。
  经过一番整顿，追交积欠，实物入仓（此时各坝已建有固定社仓）开始每坝成立一处社仓，每仓选一公正人士任社长，并设仓丁一人，帮助催收、盘斗。据说当时每仓粮食多至百石左右（无确定统计，仅我们和有关人士回忆，三塘坝社粮是110石，威虏坝社粮是420石，新、两、野①社粮83石）。后来又因农民领粮、交粮路远不便，又行分仓，每坝分仓二至四处不等。由于社仓增多，个别社长发生舞弊，有的倒换粮食，如三上社长肖登科就将部分好麦换成芽麦、霉麦，经群众告发，赔出好麦，并以破坏籽种罪判刑半年。其他社仓亦有类似的问题。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全县9处社仓已划分为23处，为了统一领导，
  县府设立社仓总管处，委任赵积寿为社仓总管，规定社粮放出每斗加息3分（以1分作员工工资提成，2分作耗募等）。
  县仓代管的裴公义粮②100余石，也于同时归入社粮总管处保管使用。每年开放社粮解决春耕籽种时，由县府派员分赴各坝社仓监放。笔者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曾去新、两、野社仓监放，次年又去三塘坝社仓监放，先查库存印板，核对开支账目，如有拖欠即行追缴，再按领粮名册发给，这样春借秋还，年年持续。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县义仓粮已达512石，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全县义粮、小麦已有3349石，糜子5500石。以后改社长为社正，人员虽有变更，但管理制度不变，直至解放。
  各坝社粮除解决农民籽种和批准救济极困难的农户外，对高利剥削也起了一定抑制作用。解放后各处社粮均交乡农会管理，县上社仓总管处所辖的裴公义粮交给了县地方粮食仓库。
  （原载《金塔文史资料》第二辑）

①新、两、野：指原新城、两山口、野麻湾，1954年以前属金塔县，现属酒泉市。 ②裴公义粮：民国十五年（1926年）金塔全县遭受旱灾，肃州镇守使裴建准捐给我县小麦100石，金塔人民称之裴公义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