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内容
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8年，是中华民国时期。其中北洋政府统治金塔15年，国民政府统治金塔23年。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内忧外患，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艰难。
第一节 民国初期的金塔
民国初期，金塔先后被北洋军阀和国民军统治。
北洋军阀时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中国历史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到1925年国民军掌管甘肃军政大权，北洋军阀在金塔的统治分为三个阶段，从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为袁世凯统治时期；从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到1920年直皖战争，为皖系军阀统治时期；从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到1924年直奉战争结束，为直系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北洋军阀窃取民国政权后，榨取民财，涸泽而渔。北洋军阀政府虽推行阳历纪年，男子剪去发辫，禁止妇女缠足，严禁种植罂粟、颁布种树章程，推广新式教育等积极的政策，但由于金塔、毛目县一带兵乱频繁，收效甚微，官僚机构和军费的增加，更使财政显得入不敷出，政府对人民的盘剥有甚于前。1914年起下令开征田产、房产税、验契税、印花税、屠宰税、烟酒公卖税、农具税、鸦片通过税，并提高旧税率。同时，于1914年、1915年、1916年、1919年4次发行“短期公债”或“有奖公债”，向民众摊派，但本金、利息或奖金均未还付。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地方割据势力和军阀大肆扩充军队，为解决财政困难，大开烟禁，长期准令民间种大烟以征收重税，残害人民。1922年，时任甘肃督军兼省长的陆洪涛，在“寓禁于征”的口号下大开烟禁，勒令各县征收“烟亩罚款”，广种鸦片。农民为了应付沉重的苛捐杂税，不得不大面积种植鸦片。当时金塔县的烟亩罚款40000元，这是当时农民负担最重的款项。1923年，进一步加重烟土税，每亩收烟土款达40两。金塔县鸦片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亩，产量60000两，致使粮棉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总产量下降60％以上。由于鸦片种植泛滥，吸食者增多，加之粮食产量总体上不能满足人民所需，饥馑遍地，死亡流离，络绎于途，给农村经济以沉重打击，农村一派萧条景象。
国民军统治时期
从1925年国民军掌管甘肃军政大权，到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中原大战爆发这一时期，称为国民军统治时期。1924年11月，中华民国执政府成立，段祺瑞任执政。1925年1月，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当时人们习惯上仍把冯军叫国民军，又称西北军。1925年8月，段祺瑞任命冯玉祥兼甘肃督办。9月任命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驻甘总指挥，代行督办职务。为了逐鹿中原，问鼎天下，冯玉祥在甘肃大力扩兵备战。军队数量大增，而养兵之资极度匮乏。对于民穷财尽的甘肃来说，利润最高，赚钱最快、最便捷的当数鸦片。国民军瞅准了此点，迫使农民种烟，征收烟亩罚款。按理说，征收烟亩罚款只是针对种烟农民，然而对不种烟者，他们也征收罚款，美其名曰“懒捐”。这样一来，不管种或不种，都要交纳罚款。《新西北》杂志曾登载了一篇《冯军在甘肃之苛税杂捐略计》的文章，统计苛杂名目达86种之多。冯军在甘肃几乎无物不税、无物不捐，税上加捐，捐上又加附捐。如此繁重的负担，人民叫苦连天，农村经济废弛，土匪迭出。在统治者沉重的苛杂压迫下，农民不得不大量种植鸦片，缴纳罚款。到1930年全县（指旧金塔县）种烟户约占总农户的30％，这些农户约用三分之一的好地种烟。大面积种植鸦片，造成严重缺粮。由于灾荒助虐，民力不支。1924年、1926年、1928年、1929年，金塔、毛目两县大旱成灾，禾苗枯萎无收。1927—1933年，金塔共发生地震5次，震级都在5级以上。加之繁重的剥削使劳动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贫苦农民饿死于道旁者不可胜计。民国十六年（1927年），金塔县、毛目县曾设赊饭场两处，每天乞食饥民达数百人。1929年3月，甘肃督办刘郁芬给南京政府的电报可谓对当时灾情的写照：“甘肃各地近年天灾兵祸，田庐漂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也已啖罄。”金塔县、毛目县的年景与此大同小异，可称百年不遇。
“金王军”起义
清末民初，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金塔人民从来没有停止对封建势力压迫的反抗和斗争。1909年，同盟会成员甘肃河州人祁得隆，以酒泉闻家圈作为起义据点，在酒泉、金塔等地发展和联络哥老会以及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农民群众五六千人。金塔中东五分屯庄农民赵福，最先接受了祁德隆的革命宣传，并成为闻家圈革命军在金塔的革命首领。赵福走村串户，以中东五分屯庄、西坝西红屯庄为据点，在丁怀、王彦会等人配合下，积极联络活跃于两地的哥老会，招募士兵，组建了两百多人的起义军，取名为“金王军”。义军决定于1912年2月17日利用除夕爆竹为掩护起义但由于混进起义军队伍的土豪告密，官府派人秘密稽查，并逮捕数人。鉴于时局所迫，起义军决定提前三天举行起义，并派人通知“金王军”于2月14日前赶到闻家圈参加起义。2月14日清晨，赵福带领两百多名“金王军”翻过夹山，就在快要赶到闻家圈时，前方传来起义失败、祁德隆阵亡的消息。紧追而来的清兵，包围了“金王军”，经过殊死搏斗，“金王军”惨遭失败。起义失败后，赵福持剑，单隐夜循，来到荒无人烟的北山一个叫盆蹄坑的地方，在山石坡挖洞穴而藏身，挖锁阳而解渴，捕野兔而充饥。数月后，赵福出山在附近的村子里出售狐皮，换取一些能够赖以生存的食物，不料被人发现告密。随后，官兵追来将赵福擒获，并将其残忍杀害。闻家圈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起到了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开化民风、提高人民觉悟的积极作用，也支持了当时如火如荼的甘肃辛亥革命。金塔人民的这种敢于斗争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世代流传，从此，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火种。
第二节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1930年4月国民军离甘后，甘肃出现权力真空，各派军阀相互攻伐，政局混乱。1932年4月，邵子力同邓宝珊一同到甘肃任职，邵子力任甘肃省主席，邓宝珊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开始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
马家军统治时期
1930—1941年，为马仲英、马步芳军驻兵酒泉时期。这是马家军队为非作歹、搜刮敛财的12年，也是金塔、毛目两县人民群众灾难深重的12年。1930年，马仲英相继占领张掖、酒泉等地。1931年马步芳率青海军突袭马仲英，马仲英溃败后进入新疆。马步芳所属新九师全部分驻河西各县。
1931年冬，马仲英在新疆军事失利，率残部二次入踞酒泉。国民党中央任命马仲英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并划酒泉、金塔、鼎新、玉门、安西、敦煌六县为其防地，但他一心想谋取新疆，则积极招兵买马整顿军备。马仲英为扩充实力，抓兵无休止，征派捐款更是无法应付，民众叫苦连天，农商各界疲于供应徭役。以金塔县的大坝乡为例，1933年该乡的负担数目中，军费负担项目有三十六师借款、雇兵费、军用车价、烟亩罚款、保存烟土摊款、欢迎九师师长费及粮价，共4252.82元，占总支出的65％，又有军粮负担58.52担，其余各项摊款共2244.78元。可见，军费和军粮支出是该乡的沉重负担，1933年春，马仲英标榜“为解除新疆人民的痛苦”，统率所部二次入疆。之后不久，马步芳军就来到酒泉，仍由马步康属部驻守。马家军驻扎酒泉期间，可谓坏事做尽。马家军对被俘红军，不分男女老幼，尽予残害。枪杀、刀砍、活埋、火烧、吊打等无所不用其极，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运输苏联志愿军和援华物资，国民党政府决定修通酒泉至额济纳旗的大道，由马步青负责修筑。当时国民政府拨了筑路经费，但马步青将它全部装入私囊，并以修路、养路为名，大肆对金塔人民进行敲诈勒索。为修桥涵，任意砍伐树木，拉运木材损坏农民车辆，挣死牛、驼、马不计其数，对征用的民工，不仅不发工资，而且三五月不准替换。老百姓深受其害。
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发动了对中国守军的进攻，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金塔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大唱抗日救国歌曲和张贴大幅标语，各中小学师生组织起来，上街向行人进行演讲宣传。同时，金塔民众还积极募捐衣物，救济难民。随着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蓬勃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组织纷纷建立。全县各乡镇广泛开展宣传、劝募、慰劳、供给、救济等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国民党金塔县党部会同县政府创办《金塔通讯》，宣传抗日，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宣传、鼓动军民拿起刀枪，投身抗日，拯救中华，保卫家乡。1943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进入决胜的关键时期。为弥补兵员不足，改善兵员质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青年学生参军参战。1944年分配酒泉征兵125名。在国立酒泉师范、国立肃州师范和国立河西中学三校学习的金塔籍有志青年踊跃报名，有21名青年学生应征入伍，为国效力。抗战时期，金塔人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掀起“献金救国”运动。政府为动员各界民众踊跃献金，根据国民政府规定，制定响应献金政策和宣传办法，指导各界民众的献金活动。献金种类有出钱劳军、节约献金、义卖献金、七七献金等；献金方式有自由献金、劝募献金等。
第三节 国民党在金塔的统治措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适应发动内战的需要，对在甘肃境内的党政军机构进行改组，将设在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朱绍良任主任。1946年3月任命张治中为西北行营主任，宋希濂为参谋长。9月，西北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西北行营和行辕是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统辖甘宁青新四省的代表机构。通过这样的机构设置，把四省完全置于军事统治之下。
成立参议会，选举国大代表国民党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极力伪装民主。设立议会，最初的目的是作为代表民意，赞助县政。民国二年（1913年）宪法颁布，金塔县立县议会一处，推举王莅廷为会长、李凤翥为副会长，以协助县政府工作不到位的地方，并监督税捐的合理征收和使用。前两届省议会，因金塔、鼎新两县选民不足，没有人当选。至民国八年（1919年）第三届始将选民补足其额。选举日本明治大学法部法学士赵世英为省会议员。民国十年（1921年），复选赵世英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民国十五年（1926年），举行全国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县绅赵积寿为国民代表。
1945年八九月，甘肃省政府按照南京政府的要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匆匆走完了“民选”代表、议员的过程，建立了各县市参议会和乡镇民选代表大会。同年九月，金塔、鼎新两县参议会相继成立。1947年8月，金塔、鼎新两县成立选举事务所，专门办理国大代表选举事宜。选举工作于11月21—23日进行。选举结束后，各县（局）将本县（局）选举国大代表投票结果上报专署。最后，第七区选举酒泉教育界名流崔崇桂为国大代表。1948年3月，崔崇桂赴南京参加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
整顿保甲组织
国民党为进一步强化对民众的控制，将整顿保甲、清查户口作为1947年的中心工作。此次整顿保甲，金塔、鼎新两县按照全省统一的先订户、后立甲、再编保的程序逐步推进。各县保甲编组仍以十户编甲、十甲编保的原则进行。经调整后，金塔县23保、340甲；鼎新县12保、90甲。
加强户籍管理
为了强化对人民的控制，展开了大规模的户口调查。调查结果：金塔县共有6238户34715口，鼎新县共有1949户13433口。此外，对于流动人口，一律登入《流动人口登记簿》。户籍登记事项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等。在完成初次户籍登记后即制发国民身份证。18岁以上的公民在举行公民宣誓后，发给国民身份证。截至1947年10月底，金塔、鼎新两县共填发国民身份证25000多张，实领身份证人数约占两县总人口的52％。1948年，金塔、鼎新两县按照省政府要求，采取措施，对两县本地民众漏户漏口及未领取国民身份证的情况进行了检查。
组建自卫队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于1947年指令各县市组建民众自卫队，并颁布了《各县市民众自卫队组训规程》。一般每保编1个中队，每乡（镇）编1个大队，每县（市）编一个总队。总队长由县长兼任，大队长由乡（镇）长兼任，中队长由保长兼任。1947年初，金塔、鼎新两县组建民众自卫组织。县有常备自卫队，乡镇有自卫大队，保有自卫中队。进行地方盘查和军事训练，禁止共产党活动。在城内，以清查户口为名清查共产党员；对各书店、报社、邮电局轮流检查，遇有进步刊物、信件及共产党宣传品，立即查究，没收焚毁。
强化特务机构
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撤销特务制度，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反对任意捕人和秘密处决政治犯。但国民党却强化特务机构，并将特务机构延伸到了地方。1947年7月，军统在酒泉正式设立河西工作站，领导河西地区的军统特务组织。其中在鼎新与额济纳旗交接的额济纳旗建国营设立二里子河组，负责这一带的特务工作。
加强警察机构
1945年，金塔、鼎新两县都已建立警察机构。警察还接受了国防部拨下的各种比较新式的武器，成为国民党在两县的一支重要的武装统治力量。如鼎新县警察队于1946年与地方自卫队合并，改建为警察局，人员增至30余人，步枪44支，子弹2728发，手榴弹67枚；金塔县行政警察队于1947年10月扩建为金塔县警察局，设局长、局员、督察员、巡官、办事员、城关户籍警察各1名，警长5名，长警45名，马5匹，土炮3门，步枪651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金塔、鼎新两县根据国民党中央“为构成全境警察网，按人口500至1000人设警察1人”的规定，警察数额又有增加。
第四节 民国时期金塔的行政建制与党团组织
行政建制
民国元年（1912年），废除了清代的府、州、厅制，实行省、道、县三级制。甘肃共设7道，下辖77县。酒泉设安肃道。1913年改安肃道为边关道，道设观察使，肃州改为酒泉县，王子庄分州改为金塔县，高台分县（又称毛目城屯田县丞）改为毛目县。边关道驻酒泉，辖酒泉、高台、金塔、毛目、玉门、安西、敦煌七县。同时，改知县为知事。县知事下设“三班六房”，“三班”即皂班，司行刑，唱道；屯班，司催粮，要款；快班，司捕盗。“六房”即兵、刑、吏、礼、工、户。各县成立警备队，司令由县知事兼任，总司令由道尹兼任。
民国十五年（1926年），将县属六房，改组合并，设立科、局，农村照旧实行坊隅制。
民国十六年（1927年）改道为行政区，甘肃设六个行政区，改安肃道为安肃行政区，领酒泉、高台、金塔、毛目、玉门、安西、敦煌7县。改道尹为行政长，改县知事为县长。1929年，改毛目县为鼎新县。同时废除乡约制，推行区、村、闾制。
民国二十年（1931年），撤销坊隅，设立区、乡制，乡下设闾，闾下设邻。各设区、乡、闾、邻长一人，分管所辖区的民事、赋税、差役等事务。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中国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会成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改安肃区为行政督察区，裁撤乡、闾，编保、甲。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保上设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甘肃省正式划分为7个行政督察区。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任该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和驻地县县长。酒泉
为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同年6月1日，酒泉专员公署正式成立，领酒泉、高台、金塔、鼎新、玉门、安西、敦煌七县。同年，取消联保，实行乡镇保甲制。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中国国民党酒泉监察委员会”成立。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九月，酒泉参议会正式成立，会址在三官楼街（今民意街）。
民国时期，金塔县县级以下的行政区划和政权组织迭经变更，初期沿袭清制，中期有时划区设村，有时改村为乡，后期设置保甲。
乡官制
乡官制即指地方行政管理人员称农官、乡约而言。民国元年至十二年（1912年至1924年），原金塔县以10个使水坝和2个边缘地划分畛域，全县划分为金东坝、金西坝、户口坝、梧桐坝、三塘坝、威虏坝、王子东坝、王子西坝和新两野（新城子、两山口、野麻湾）、天夹营（天仓、夹墩湾、营盘）两个地方。每坝为一个行政单位，设杂职农官、督修农官各1人，民众选出，报县府委任。
杂职农官，管辖全坝行政事项，受县府领导。以下设乡约若干人（由该坝备岔民选），再下设伙夫帮助工作至户（后改伙夫为什长）。
督修农官，专管全坝水渠修理，监视坪口分水闭水和浇水，检查维护大小渠道等。下设渠长若干人（按岔推选），协助督修农官工作，管理各岔水渠（一般是支渠）。支渠以下设小甲或闸头若干人至户。
原鼎新县（民国二年改高台分县为毛目县，民国十八年改毛目县为鼎新县），沿袭清制，原有屯田地，双树墩大、有、年3号，设乡约1人。毛目“天、地、元、黄、宇、宙、洪、昌（荒）、日、月，鼐、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24号，分设乡约4人，总称“五屯”。新增科田地芨芨墩渠、万年渠、双城子渠各设乡约1人，谓之“三科”。即所谓“平分五屯，额正三科”，简称“五屯三科”，由8个乡约分理民政和赋税。另外，各渠设渠长（即水利农官，后称大差或水利员）1人。
民国十二年（1924年）后，金塔裁汰杂职农官。督修农官改称水利农官或水利员。
区村闾制
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废除乡官制，改乡约为征收员，推行区、村、闾体制。县设自治筹备委员会、县农会。原金塔县共划分为4个自治区：金东、金西、新两野为一区；户口、梧桐为二区；三塘、威虏、天夹营为三区；王子东坝、王子西坝为四区。每区设区董1人，受县府领导并受县自治委员会指导。区下设村，村下设闾。全县划23个村，每村设村长1人，村副1人。以农会兼办军糈粮秣，各村又增设兵站员1人，协同征收员办理抓兵派款诸事。
民国十九年（1930年）秋，合区并村。原金塔县一区、二区合并为第一区，三区、四区合并为第二区，全县共2个区，10个村。以金东、金石、金双为一村曰金东村，金西系金东村之联合村，天生村、官坝村合并曰户口村，梧桐坝仍为一村曰梧桐村，三塘坝两村合并曰三塘村，天夹营仍为一村曰夹营村，新两野两村合并一村曰新山村，此合并之七村直属第一区管辖；威虏村与磨河村合并曰大有村，王子东坝三村合并曰三多村，王子西坝四村合并曰四维村，此合并之三村直属第二区管辖。是为金塔规定区村之定制。原鼎新县，改“五屯三科”为2个区8个村。第一区辖东风、中兴、万年、双城4个村；第二区辖双树、芨芨、上西、下西4个村。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夏，村易名为乡。
保甲制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裁撤乡、闯，编制保、甲。区下为保，保下为甲。原金塔县，划3个区，54个保，220多个甲。每区设区长1人，助理员2至3人，保设保长、保副，甲设甲长。一般5个或6个保设一联保，置联保主任1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合并为东区和西区2个区，辖26个保。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改区为乡，乡公所内设民政、财政、巡警、户籍、文教等股，各设股长。全县调整为2个乡，22个保。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又调整为2个乡24个保。其中东区乡辖14个保，西区乡辖10个保。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再次调整为2个乡，25个保，340个甲。东区乡辖金城、建国（在县城）、金大、金石、金双、金西、户西、户东、大坝、大新、三上、三下、夹营、天仓等14保；西区乡辖旧寺墩、五福、三多、西四、西红、西头、西三、威磨、威虏、新城、新山等11保。
原鼎新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改2个区8个乡为2个区8个保。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改区为乡，仍辖8个保。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调整为2个乡10个保。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再次调整为中兴、上西2个乡12个保。中兴乡辖东明、四维、毪利、永宁、东异、西静、双城等7保；上西乡辖新西、宇宙、上元、漭急、双树等5保。
国民党组织
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国民党甘肃省临时省党部委派翟玉航、尹尚谦为西路指导委员。指示各县成立临时县党部。二人又介绍贺多善、宋执中为金塔县临时县党部筹备委员，并与酒泉县党部青年部长李上林、党员金从寿筹备一切事务。七月三日，借会馆的房子照章成立金塔县临时县党部。但不久就奉上面的命令停止了工作。
民国十七年（1928年）元月，金塔选送第一次在省党务训练班毕业的万俊业，由省党部委派为金塔党务筹备委员，并委派李上林、宋执中、金从寿为委员，帮助工作。于2月4日成立金塔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开始工作。至3月又奉省党部通令停止工作。
民国十七年（1928年）2月，中央第四次会议议决，举行全国总登记。甘肃省指导委员会又委派省政治训练班毕业的周登赢、张生录为金塔县党务指导委员，成立登记处。登记结束后，因为甘肃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又将开幕，即由登记处成立独立区分部，开会议决，在省城就近选周立孝为金塔县代表，参加大会，并将酒金分水各议案告知周代表，提交大会，力争办理。
登记后，由省党部核准党员五十二人，依次成立九区分部三区党部。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2日，召开金塔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区党部代表李经年、王克明、王哲武，第二区党部代表王安世、李上林、公兆麟，第三区党部代表赵积寿、黄文中、何培基。因开会之日讨论事项较多，选举了执、监各委员，最后决定讨论事项。于5月1日正式成立国民党金塔县党部。
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金塔县选送第二次在省党务训练所毕业的金从寿、梁学诗、何维汉等人返回金塔，由省党部委任梁学诗、何维汉为鼎新党务工作员，委任金从寿为金塔县党务工作员暂理党务。8月，省党部召集各县市代表召开联席会议，选举李上林为代表出席省联席会议。会议结束后，李上林被委任为金塔县整理委员，不久就停止了党务活动。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由省党部划分金塔县党部为酒泉附属，并由酒泉县党部委任董祥国为金塔整理委员。于2月22日借县政府中山堂成立办事处，征收预备党员，最终审查确定合格党员11名。至9月22日成立直属第一区分部，推举金从寿为常务委员，照常开展工作。
1945年，金塔县设区党部3个，区分部26个。
三青团组织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同年7月组成中央团部，由蒋介石自任团长。1939年初，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青年书”之后，为了扩大势力，三青团甘肃支团部筹备处指派酒泉师范校长王鼎极，以酒泉师范为重点建立省直属区队，以个别吸收的办法，在该校教职员工和高年级学生中发展团员。1940年夏，由王鼎极负责成立了“三青团酒泉分团部筹备处”，将发展对象扩大到教育界和当时的三个中等学校（国立肃师、河西中学、酒泉师范）。从此三青团在酒泉的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1942年秋，正式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酒泉县分团部”。同年，金塔、鼎新县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部，在各区院校和政界青年中发展团员。金塔县团部建立基层区队3个、分队15个。
1947年10月，为了解决历来党团（三青团）内部互相摩擦、争权夺利的问题，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金塔、鼎新两县成立了“党团合并委员会”，将原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凡担任了区队长以上职务的一律转为国民党员。1948年2月党团合并工作结束。至此国民党在金塔、鼎新两县的组织机构更为庞大，活动也更加频繁。
民国时期金塔历任县知事、县长：
寇柄寅：汉中城固人，宣统三年（1911年）任至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时期为县知事，县长。
邓学典：兰州人，民国二年（1913年）任。
吴永霓：陕西紫阳人，民国三年（1914年）任。拔贡。
吕继宗：江苏人，民国四年（1915年）任。
戴光华：四川人，民国五年（1916年）任。
徐家瑞：江苏人，民国六年（1917年）任。
李士璋：四川遂宁人，民国七年（1918年）任。拔贡。
宁济廷：汉中城固人，民国八年（1919年）任。
马象乾：陕西长安人，民国九年（1920年）任至民国十年（1921年）。
李士璋：四川遂宁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复任。
永格：北京人，民国十二年（1923年）任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
黄凤梧：江苏人，民国十四年（1925年）任。
齐溥：陕西富平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任。
仇准：直隶人，民国十六年（1927年）任。
黄文中：甘肃临洮人，民国十七年（1928年）任。
郑乃谦：直隶武清县人，民国十八年（1929年）任。
张懋东：甘肃礼县人，民国十九年（1930年）任。
李濂学：甘肃武威人，民国二十年（1931年）任。
陕祝南：甘肃河州人，民国二十年（1931年）任。
杨体侃：甘肃会宁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任。
蒋绍汾：江苏宜兴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任。
周志拯：浙江永嘉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任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
崔崇桂：甘肃酒泉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任。
许谔：甘肃临夏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任。
赵宗晋：甘肃天水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任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戴云凌：江苏江山人，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任。
张德熙：江西铝山人，民国三十年（1941年）任。
闫重义：甘肃通渭人，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四月任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喻大镛：江苏淮安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四月任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七月。
马元鹗：甘肃陇西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七月任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九月。
第五节 警政与民众武装
民国绿营裁撤后，金塔再无驻边防军队，只有警政和保卫团等民众武装维护治安。
警政
金塔县于民国三年（1914年），始设警备队，以维持地方治安。当时，警察一切事务由县知事兼办。民国六年（1917年），因治安事情太多，专门设警察办理，改名警察所。民国十七年（1928年），警察所改为公安局，改警佐为局长，警生为局丁。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九月，蒋绍纷县长将地方保卫团撤销，留团丁十名，拨充到公安局。十月十五日，奉省政府命令将公安局裁撤。
鼎新县于民国三年（1914年），编织警备，招募队兵十三名，负责地方治安。
民团组织
金塔县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一日，黄文中县长奉令设立保卫团。委任县绅刘怀基为正团总，县商吴永昌为副团总。招募团丁60名，书记一员。团总均为义务职，书记每月支薪洋二元五角，团丁每日支口粮白面一斤半，黄米一碗，不支薪水。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八月初一，刘怀基辞职，郑乃谦县长委任吴永昌为正团总，县绅李经年为副团总。团丁裁减为30名。民国十九年（1930年），吴永昌辞职，张懋东县长委任李经年为正团总，县商杜万荣为副团总。团丁裁减为18名。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李经年辞职，委任梁占金为正团总，杜万荣仍旧为副团总。同年秋九月，陕祝南县长将团丁裁减为10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三月，委任雷声昌为团总，十月委任贺多善为副团总。稍后，三十六师令一名刘姓副官来到金塔督查保卫团建设情况，要求金塔招募人数达到100名。陕祝南县长在城内北店插旗招募，采取招征并进的办法，费时两个月才完成招募任务。而刘副官将招征之人及马十匹枪二支完全代领运到了肃州，加入师部。金塔保卫团仍有团丁10名，由雷团总管理，贺副团总辞职。民国21年（1932年）十月，蒋县长将县公安局改为县团，并自任正团长，委任雷声昌为副团长。将前次撤销地方保卫团所有枪、刀、器、械、制服、火药等物，都归县团使用。十一月初八，第九师韩营长来金塔征兵98名，挑拔团丁16名。十二月周县长到任，雷声昌辞职，委任许嘉毅为副团长。
鼎新县，民国六年（1917年）各乡组织保卫团，设团总一人，团丁由人民编组而成，人数多寡不等，昼夜巡哨防备。在公共场所设岗防御稽查盗匪，每年冬末春初由县政府检阅一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成立军训干部训练队，训练干部人员。各村保成立壮丁队，分期或集中轮流训练。
第六节 民国时期的金塔经济
民国初期，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大开烟禁，粮棉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总产量大幅下降。捐税日益严重，地方政府和各派军阀摊派榨取，抓丁拉夫，苛捐杂税繁重，农村经济衰落。民国中后期，马家军和国民政府为了维持战争所需，加重税收，摊派劳役捐税，加大对民众的搜刮和盘剥，农业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工业衰退萧条，经济制度混乱，濒临崩溃。
农业
农业方面，民国时期，金塔的经济仍然是以个体劳动为特征的、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分散经营小农经济为主。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将土地或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收地租，或雇佣长、短工直接经营，或放青账和高利贷盘剥农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多次大开烟禁。鸦片的大量种植挤占了耕地，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1924—1929年，金塔六年持续大旱，大部分耕地颗粒无收，农业空前大减产；30年代初期（1931年、1933年）的粮食产量有所回升，这是金塔在大灾之后的农业生产恢复时期；1934年至1936年间，年产量接近民国初期，这是金塔在民国时期谷物生产的高峰时期之一。
民国时期，通过政府的大力试验推广，农作物品种大大增加，成功引种了花椰菜、西红柿、甜瓜、草莓、石刁柏等瓜菜品种。这一时期，主要的农作物是糜谷、高粱、小麦、青稞、胡麻、玉米、大豆、小豆、黄豆、绿豆、扁豆、桃豆、白薯、洋芋。常种的小麦品种有红大头、白大头、红长芒、白长芒、红小麦、山西红等；糜子有红、黄、黑3个品种，青稞属小日月庄稼，先于小麦之前早熟可以接济饥荒，因此家家都有少量种植。胡麻属主要的食油作物，每年家家都种植。此外，红花、向日葵、油菜、麻子等，虽属小宗，家家都种。主要瓜菜作物：白菜有小白菜、天津大白菜等；萝卜有末萝卜、红天鹅蛋、白长尾、青皮萝卜、冬萝卜等；十字花科的甘蓝、菜花、苴莲、芥菜、蔓菁等；葫芦科的黄瓜、番瓜、南瓜、菜葫芦；茄科的西红柿、茄子、辣椒；百合科的葱（红葱、白葱、野生沙葱）、薤（洋葱），蒜（两个品种），韭菜（两种）；豆科的刀豆、豇豆、菜豆；伞形科的芹菜、芫荽、胡萝卜、大小茴香；藜科的甜菜、菠菜；菊科的莴笋、洋姜等；瓜类主要有西瓜、鞑瓜（籽瓜）、甜瓜、梨瓜等。基本涵盖了现在种植的绝大多数品种。
民国时期，金塔农民使用的工具较为落后，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千百年传下来的铁木手工工具，非常简陋，工作效率低。在农业生产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耕畜主要被地主、富农占有，贫苦农民无耕畜，只能租借或以人力代替畜力，生产力水平低下。由于贫穷，致使新式农业技术无力推广使用。加之军阀混战，赋税徭役繁重，加速了农民的贫穷和农村的破产。1936年，金塔共2区10乡，3438户，21681人，平均每户6人，原有耕地62000亩。因风沙肆虐，现仅有58700亩。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农业赋税繁重，农民丧失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许多农村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特别是1945年的旱灾，对农业生产影响甚大。当年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是1932年以来的最低点。
畜牧业
畜牧业方面，民国时期，金塔的畜牧业以养殖农家自用的牛、羊为主，仅有大马场、三道岭、白水泉等几处草场。
水利
水利方面，一是兴修水利工程。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国民政府经济部拟定《水利建设纲领》，大力倡导地方兴修水利。甘肃水利林木公
司制订了《甘肃河西水利十二年计划》，目标是在十二年内，政府出资整理旧灌区370万亩，开发新灌区500万亩。抗战时期，中国农民银行在甘肃举办小型农田水利，金塔、鼎新两县均参与了这项工作。通过农田水利建设，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发展。金塔的水利工程主要是防洪蓄水工程和渠道建设。鸳鸯池蓄水库：酒泉与金塔两县人民同用北大河之水，自1913年分县后，用水纠纷年年出现。1922年，安肃道尹王世相令酒泉县知事同金塔县知事李士璋双方磋商议定，每年立夏后五日，酒泉、、金塔在茹公渠金上坪立案分水，两县各得水五分，分水时两县各派员监分。后来，金塔县民公推赵积寿赴省府请愿，省府朱绍良遂派员来酒泉视察。但酒泉位居上游，垦殖面积大，需水量多，河水日渐减少，境内浇灌已属不足，再无余水可分供金塔农田引灌。于是甘肃省政府在1936年派建设厅技正（技术员）王仰先往该地勘测后，初步决定在金塔供水口及鸳鸯池左侧修库蓄水，拦储夏秋山洪暴发时的过量之水，以供旱时急需。后来派工程师王力仁、杨廷玉亲临其地做调查，并选定坝址，提出建设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开工。1942年9月省政府又一次派遣工程人员，在鸳鸯池勘查测绘修建蓄水库。经呈准中央拨补库款，修建民工由两县征雇，并责成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主持进行。1943年6月开工，在酒泉设立肃丰渠工程处，主任工程师原素欣负责该项工程。1946年秋季，举行了水库放水典礼，工程历时四年。完工后的鸳鸯池水库为肃丰渠的主要工程，坝址在金塔县夹山水峡，坝体为石结构，坝高26.8米，长180米，蓄水量为1200万立方米，受益面积7万亩，这是河西地区也是整个甘肃，在民国时期所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工程。渠系：金塔水源，由酒泉西南、东南百余里之洮赖、红水二河发源。经过酒泉西北、下古城与临水河汇归北流，入金塔夹山口。分一支为金塔坝，由东分流。河水直通下流为王子六坝。金塔坝又分两岔，一曰金东坝，一曰金西坝。金东坝分坪三，一曰金石坝，一曰金大坝，一曰金双坝。金西坝分坪二，一曰金西坝，一曰三小岔。王子六坝总分坪六，由东渐西，一曰户口坝，二曰梧桐坝，三曰三塘坝，四曰威虏坝，五曰王子东坝，六曰王子西坝。
二是建立了分水制度。清朝后期，随着气候变化和植被的破坏，祁连山积雪减少，众河道水量下降。加之附近各县一部分农民迁往酒泉定居，上游人口增加，耕地扩大，水的供需矛盾日益加剧。讨赖河，每年农历三四月间，来水量甚小。因此，上游各坝在大河中堵坝引水，放任自流。年复一年，原有水规自行破坏，堵河断流，成了常例。由于土地的大量集中，上游一些地主恶霸把持了水权，他们为了明浇夜退，灌湖泡荒，煽动农民群众，为其独霸水利而效力，激化了上下游之间的水利纠纷，特别是民国二年（1913年）析置金塔县，分了县也分了心，地方官各私其民，助长了地方势力，酒泉乡绅竟说“金塔所灌系山洪暴发之水”，将河水霸而不舍。每年夏秋季节，若不是洪水将上游各坝的拦河坝冲垮，下游农田滴水不见。民国十五、十六年（1926年、1927年），金塔连旱，饥荒成灾，“人民死无算”。民国十七年（1928年），黄文中（甘肃临洮人，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任金塔县县长，目睹民众饥饿不堪的凄惨情景和酒泉独霸水资源的极端不公，组织以赵积寿为首的水利委员会，专司均水之责。从此，金塔的“均水”成了有组织的统一行动。每年出动近千人到酒泉均水，双方械斗，致伤甚至死亡事件发生多起。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周济（字志拯，浙江永嘉县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任金塔县长，为政三年，每年除组织农民到酒泉均水外，还向省政府呈文，要求解决酒金两县的水利纠纷。卸任以后还以个人名义多次向水利部和甘肃省政府写报告，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伸张正义，为金塔争水鸣冤。这时，水利纠纷已达高潮，省政府才有所重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甘肃省政府“特定分水办法，将酒泉设立夏放水之期提前十日，先由讨赖河坝人民灌溉，至芒种第一日起，令酒、金两县长带警监督，封闭讨赖河各坝口，将水由河道开放而下，俾金塔人民按粮分配，浇灌十日，救济夏禾。至大暑前五日起，如前法将红水河开放五日，藉润秋禾”。此水案由两县县长有时甚至由酒泉专员亲率一个营或团的军警监督执行。
酒泉有大河三：曰北大河，曰清水河，曰临水河。其三河为金塔全县之水源。但北，清二水流至下古城与临水河合而为一，经茹公渠来金百有余里。卷查老案，清乾隆二十七年，经金塔士庶等具呈陈明，前分州张会同前肃州徐判令：金塔坝得水七分，茹公渠得水三分，立案为例，各资灌溉。后茹公渠因河低水高，往往堵河塞水，以致两造纷争不已。至民国十一年，蒙酒泉县长沈、奉安肃道尹王谕令，会同金塔县长李斟酌情形秉公判令。两造在临水大河内各得水五分。复令于河口镶坪均分，刊立石碑遵为成例。并断令于屡年立夏后五日分水。同请酒金两处县长会同来渠监视以照慎重永免争端。两造遵服具结立案，兹将列宪为民之苦心及分水之成数谨列于碑，以期永垂不朽云尔。
酒泉初等国民小学校教员兰谷茹生蕙丹书
河南南阳府王盛义镌石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赵宗晋（甘肃天水县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金塔县长。他实地察看，周密思考后和酒泉县长凌子惟联名向省政府递呈“用科学方法，蓄置水量，节制使用，以利耕耘”的报告。认为兴修鸳鸯池水库，蓄积冬春余水是解决金塔干旱和两县水利纠纷的良策。该工程自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六月开工，至三十六年（1947年）五月竣工，蓄水量1200万立方，可供7万亩农田灌一次水。施工期间，酒泉和金塔每天各出民工两千名，累积工日86万个，国家投资法币16亿元。这座水库就是酒、金两县人民团结用水的象征。
工业
民国时期，金塔的工业以手工业为主，主要有木器、铁器、纺织、缝纫、制鞋、皮革、印染、粮油加工、食品、酿酒、采煤等，分散于城乡各地。最普遍的是生产工具的加工和制作，以及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器物、用品的生产。冶铁业和铁器业方面主要是制造和修理简单农具的铁匠铺，分布于全县各乡镇。农产品加工作坊遍及各乡镇，主要是榨油业和粮食加工业。小麦、玉米、糜、谷的加工由农户各自进行。手工棉纺织是全县农户的主要副业之一。土布生产以自给为主，除供本地使用外，还有部分输往邻县。以羊毛为主要原料的毛纺编织，也是金塔农村的重要副业。造纸作坊多用芨芨草、马莲草、烂棉花等为原料，所造纸都为土纸，不能供印刷用。铁工，多为私营专业铁器店铺，无论城乡、集镇、屯堡，都有固定的铁匠铺，主要生产农具、日用家具、钉马掌及建筑用具，有时也制造一些刀矛之类的兵器，以维持生计。铸工，主要在城镇开办生铁炉院，以铸造农耕器具，犁铧、耧铧、车瓦车钏、炉条、火盆、熨斗、灯盏、锅、盆、钟、键等杂品。铜、锡、焊匠，多为小本经营，或有挑炉灶走乡串户，钉锅、制锁、铸造日用杂件。银匠，主要在城市设银楼、匠铺，主造首饰、镯、戒指、儿童饰品等。印染业，主要以土布加工染色为主。煤炭开采主要是私人经营，窑主聘请技师，选好矿点，雇用民工开凿，以人力背运出窑，年产量仅能维持县城和农村人民的生活用煤。制砖业，农村各地在修建学校庙宇等公共建筑时，根据需要才造窑烧砖，一般很少作为常年生意。
民国十五年（1926年），金塔县开始有了公办工业，开始成立“民生工厂”，生产少量民用毛毡，兼作缝纫业。民国十七年（1928年），金塔县创建民众工厂一处，生产棉、毛织品和铜铁锅、盆等12种产品。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金塔县兴建手工织布厂，生产宽面布；兴建毡坊，生产毛毡、毛衣、毛套、毛袜、围巾、栽毛毯等；兴建制鞋铺，生产布鞋、毛鞋、皮鞋等；兴建制帽作坊，生产瓜皮帽（俗名小帽）、毡帽等。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金塔县设手工毛纺厂。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金塔县把木、石、泥、席、铜、铁、银、皮、缝、染、纸、裱等作坊和工匠进行登记，组织成12个坊业。金塔县还有淘金、挖煤等矿产开采者。
民国时，由于工业不发达，县境内没有官办矿业，只有民间为生活自用而采挖的少数零星矿点。据民国时期《创修金塔县志》记载，早年民间采挖的矿产有：塞水石（石膏），产于天泉寺，用于绘塑及入药；土粉（俗名白土），产于白水泉，用于粉墙；石灰，产于夹山青山寺，用于粉墙；红土，产于天仓北山，用于粉墙；煤炭，产于老君庙（梧桐沟），用于燃料；金矿，产于铅炉子沟；铅矿，产于铅炉子沟。
商业贸易
商业贸易较为活跃。民国时期，金塔县城有贸易市场两处，大小商铺多家，多集中于北关内。较著名的商号有灵德堂、永兴和、元新成、三积有、恒信号、集瑞源等。它们分别经营中药、日杂、土产、餐饮、染坊、旅店、干鲜果等。城内及北关各设米粮市一处，东栅子门外设集市，群众多集中于上午进城交易。板地屯庄，也是民国时金塔较大的一处商贸市场，是金塔境内颇有名气的手工业品与农副产品交换集散地。后来许多行商逐步变成坐商，开办商号铺面。中药铺有西安人屈怀德的天兴德，王建生的永泰堂，公天明的义兴明，杨宗正的正和公；三货铺有李贵迁的万顺贵，雷全的任盛和，李贵喜的贵成泰，邹德运的德兴福，高台人陈进堂的进义和，酒泉某人的灵盛西以及金塔人王天存的天德堂。此外，还有油坊、染坊、铁木匠铺等作坊，特别是收甘草和种大烟年份的收获季节，行商小贩走乡串户，络绎不绝，附近条件较好的农户家中都住上了买卖人。鼎新县只有县城贸易市场一处，商贩三十多家，较大的商号有“义兴隆”“福兴厚”“鼎兴源”三家；中药铺仅“恒德堂”一家；染作坊一家；餐饮、杂货铺面八家。金塔、鼎新两县的商铺主要经营百货、土产、日杂、五金、中药、粮、棉、油、肉、果品、蔬菜等。其中甘草、皮毛、棉花、土布为对外销售的主要产品。
金融业
民国时期，金塔的金融业不发达。民国九年（1920年）金塔境内始用银圆。民国十九年（1930年）流通纸币，每张抵铜圆20枚或50枚、100枚不等。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时任金塔县县长周志拯，为了限制高利贷剥削，减轻农民负担，成立金塔县农民低利借贷所，赵积寿为第一任主任，以后继任的有王安世、雷声昌等人。曾发行地方货币“金塔县借贷所券”，面额一吊，抵铜圆100枚，群众称“油布贴子”，不久自行退出流通领域。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流通法定通货（简称“法币”）。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流通关金券（全称“海洋金单位兑换券”）。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流通金圆券。1949年前夕，流通银圆券。但由于货币贬值，市场交易多以小麦为等价物，同时再度流通银圆和铜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中国农民银行甘肃省银行在金塔设办事处，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在鼎新县设金库和汇兑所，以实物发放农贷。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8月，成立中国农民银行金塔县支行，办理存贷、吸收股金、发放农工商贷款。
税收
民国时期，金塔的税收以田赋为主。田赋以地丁征收，一般按所征粮、草折银两征收。征收实物称本色，按市价折征银两，称折色。民国前期，酒泉各县田粮一般为本七折三。草束，大草每束18斤，小草每束7斤。1916年起，一律按7斤计算，折收银圆。但是，酒泉田赋征收实物比重仍较大。在征收田赋过程中，还有几种附加税，即耗羡、百五经赞、盈余等。解放战争时期，苛捐杂税进一步增加。全省统计，正税26种，新增税捐23种。各地方自行临时摊派尚不计算在内。据《创修金塔县志》记载，金塔县“原额正粮，除梧桐坝沙压粮二十石四斗外，实征粮一千三百零三石七斗二升八合，原额应征七斤。芦草二万九千六百七十五束七分一厘，折合大草一万一千五百五十六束二分二厘，内除十五年呈报梧桐坝沙压地共七斤草五百二十三束八分七厘，折合大草一百O四束外，实征大草一万一千三百五十三束二分二厘”。商业交易税则按行业设置机构征收，据《创修金塔县志》记载，金塔县的税捐征收机构“百货厘金局：光绪十二年始设，征税最轻值百两之货祗征一两。后至民国愈形增加，照依担头按百分之五征收。牲畜分局：设于清光绪十六年，照商价按三分税率收。至民国十五年按八分征收，又加义务捐一分，印花税一分。印花分局：设于民国五年，由本县商会代办，其印花照地方商民情形分配。烟酒分卡：设于民国七年，酒每百斤征大洋四元五角，烟视优劣定税多寡。皮毛分局：设于民国八年，其征收方法，照依货之粗细，价格之大小征收。禁烟善后局：征收等项办法，凭照一张净重五百两为准。每两收税洋一角五分。每凭照一张收税洋八角。
毛重十两除皮一两。印花每两收票费洋六厘”。差徭，自清代“摊丁入亩”后，在汉族地区已经很少。民国时期，甘肃临时省议会倡议“裁革支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除在兴修水利、修桥、筑路等公益事业方面征发民力外，其他方面很少动用民力。民国初年是扰民最少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军阀割据，开始滥用民力。国民军征兵、征畜（车）和征派粮秣频繁，是民国扰民最严重的时期。
道路交通
金塔、鼎新两县公路交通在民国以前和民国初期都十分落后。“金塔交通梗塞，而其往来附近之地，南通酒泉，北通蒙古，东通高台，由双井而入大道。西通玉门，由花海子而入其境。东北通鼎新，由营盘过黑河而至其地。”（《创修金塔县志》）道路闭塞不畅，崎岖难行。交通运输主要依靠畜力、畜力车、驮运为主的民间运输方式。民间运输十分萧条。直到抗日战争期间，金塔公路建设才有了进展，交通运输业也有了一定发展。民国十六年（1927年），整修酒泉通往金塔的道路，使之能通行铁、木轮大车和胶轮大车。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修建酒建（酒泉至建国营）公路酒泉至金塔段，当年完成53千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修建金塔以北路段，当年完成155千米。同年12月1日成立酒建支线工程处，次年4月开工至12月31日全部竣工。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11日，酒泉至额济纳旗公路全线通车，全长397千米。1948年，再次整修酒建公路（由酒泉经金塔、过天仓、越青山头，抵达建国营）。酒金线，是民国时期修建的河西三条支线之一。北起金塔县疙瘩井，向南经白山堂铜矿、营盘、金塔县城到酒泉，是一条连接酒泉至内蒙古额济纳旗的省际干线公路。1945年至1946年因为准备内战的需要，采用征工制，抽调当地驻军兵工，调派酒泉、金塔、鼎新民工，按丙等公路标准修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鼎新县动员民力令各保分段整修镇夷石峡到沙井子的道路，全长八十公里。民国时，金塔县境内建有东官坝桥、户口坝桥和西官坝桥三座较大的桥梁。鼎新县境内建有营田桥、大坝桥、秋号桥和殷家大桥四座。
邮政业
民国以前，金塔、鼎新是通过驿铺来传递邮件的，从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两县相继设立邮寄代办所来传递邮件。民国元年（1912年），在金塔城内商号设立邮寄代办所一处，经理一人，邮差二人。开通酒泉到金塔、金塔至鼎新两条邮路，传送肃州、金塔、鼎新一带往来之信件报纸。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金塔邮寄代办所改为邮政局。邮运仍为步班和骡马班，从酒泉经金塔而达鼎新，由2名邮差交替，3日为一班，大庄子头墩为金、鼎邮件交接点。农村有乡邮员2人，分别担负城西片（今中东片）和城北片（今东坝片）的投递工作。鼎新县，自民国元年（1912年）冬，设立邮寄代办所一处，负责由酒泉经金塔而达鼎新的邮件传递，三天一班。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匪患频繁，来往公文增多，加之，国军驻防额济纳旗，该旗增设邮局，邮件传送往返需要两个星期。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改设鼎新邮政代办所，但由于经费无法落实，由国民党党部社会服务处暂时代理邮政事务。民国三十五年（1936年）夏，邮政业务由附设银行办理。鼎新邮局每年春冰消融及冬令冻河之时，不能行走，转由高台处送往邮件，需要二十多天，因邮政延迟关系，又在河西营增置电话一处，每有消息的时候，由负责人员传送县政府，大大方便了邮件的传送。1949年，金塔、鼎新两县的邮政局代办的函件种类有信函、明信片、新闻纸、书籍印刷物、贸易契、商务传单、货样、平快、代收货价、挂号信函、存证信函、存局候领邮件、保值函件、保价信函等。各类函件都可按挂号交寄。信函、明信片、新闻纸、书籍印刷物、贸易契、商务传单、货样等都可按航空交寄。除保值、保价和代收货价邮件外，均可按快递挂号交寄。
电信
民国前，金塔没有电信机构和设备，依靠烽燧传递信号。金塔、鼎新两县电信最早始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是年10月，金塔至营盘通电话，有电话单机2部。电路架至天仓营盘收报后，再有专人传递鼎新县政府。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鼎新县城内设无线电台1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鼎新县政府开始设立收音机。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因经费缺乏而停办。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鼎新县政府设立电台一处，用于收集情报。在城东门外关岳庙又设防空电台，专用于接收防空情报。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又在营盘设立电话站，以接听金塔电话而后再传到鼎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4月，金塔县城内设无线电台1处，多为军用服务，每日可与兰州、酒泉联系。
第七节 民国时期的金塔教育
民国时期，政府重视教育，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所以，民国时期的教育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立时期。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民众教育等初步形成了现代教育体系框架。
中小学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清末教育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学堂名称一律改为学校，初等小学校允许男女同校，废止小学读经。高等学堂更名为高级小学校。同年9月，民国政府颁布“壬子学制”，规定小学修业期限为初级四年，高级三年。1916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小学校施行细则》，其中明确规定小学课程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等，并要求各县改初等小学校为国民小学校。1923年，实施“壬戌学制”，甘肃省教育厅制定《甘肃实施新学制标准》，将高等小学校更名为高级小学校，把国民小学校更名为初级小学校，学制六年，实行“四·二”分段，即初小四年，高小两年。改高小“格致课”为“博物课”。同年，省教育厅饬令各县小学，把国语作为鉴定小学教员的主要科目，并在国语课中推行了注音符号，以正方言。学生作文提倡摒弃“八股文”模式，推广白话语体文。1925年，金塔、鼎新两县正式实行小学“四·二制”，当年小学“修身”课改为“公民”课，“博物”课改为“自然”课。1926年《甘肃省实施义务教育规程》颁布，将初级小学四年定为义务教育阶段。
在课程设置上，1912年，初等小学开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等七门课程，高级小学增设历史、地理、理科等科目，另
规定男子加授农业，女子加授缝纫，条件允许者可增加英语。城镇各小学按规定进行教学，农村小学多带私塾性质，仍以“读经讲经”为基本课程。小学实行“训育”制度，由校长、训育主任、级任教员组成训育系统。1927年，国民党推行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党化教育”，在小学教学中加授“党义”课，开展“党化教育”，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1930年，把“三民主义”作为训育方针，以“日常生活习惯”“社会公德”和“处世之道”为基本内容，对学生进行“品德”训练。1933年，颁行《小学公民训练标准》，倡导以“发扬民族固有道德”为目标，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中心内容的“公民训练”。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全国小学“将党义教材渗入各科教学中，而不独设一科”，要在统一意志原则下，统一学生的信仰，实行所谓“党化教育”“政治训练”“道德规化”。在此原则指导下，强化“党团组训”“军事训练”“训育管教”，渗透“反共防共”和封建专制等内容。确定“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为共同校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为青年学生信仰的准则，并颁布“小学课程标准”，其时小学课程为公民训练、卫生、体育、国语、社会、自然、算术、劳作、美术、音乐等十科。1936年和1943年，对小学课程进行修订，规定的课程是初级小学设国语、算术、常识、劳作、音乐、体育、美术共七科；高级小学增设公民知识，改常识为历史、地理、自然三科，共十科。
清末民初，金塔县将社学和义学全部改为国民小学堂，民国三年（1914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又改学堂为初级小学校，金塔共改建初级小学校24所。民国元年（1912年），将金塔柳堤书院改名官立高等小学堂。民国十四年（1925年）改名县立高级小学校，高初学生并收。民国十七年（1928年）奉令改为第一高等小学校。民国六年（1917年）以前为正副教习制，民国六年（1917年）以后始设校长制。历任校长民国七年（1918年）为袁风翔，民国九年（1920年）为段生彩，民国十年（1921年）为李经年，民国十二年（1923年）为宋执中，民国十七年（1928年）为李上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为公兆麟。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教育局划分全县为二个学区，共有53所初级小学校，其中一区33所，二区20所，呈报在案。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县长蒋绍汾分别在一区梧桐乡大坝庙创建第一区完全小学校，二区三多乡中社学创建第二区完全小学校。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3月，经县政府批准，在原东坝五分（今中东镇屯庄村）成立了西区乡中心国民小学（即第三完全小学）。第三完校的前身是原东坝五分屯庄初级小学，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拔贡王起芝创立培英义学，民国三年（1914年）庠生王登科改办为初级小学校。
民国十八年（1929年），县长郑乃谦在教育街创办县立妇女求知学校，民国十九年（1930年）停办。民国二十年（1931年），县长陕祝南在城内隍庙街创建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校。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金塔县提拨救济院及同善社经费500元，在城南潮音寺设孩儿所1处，入学幼儿17人。一年后停办。这是本县幼教事业的开端。
鼎新县（原毛目县）于民国元年（1912年），始成立高等小学堂，校长由驻防都队营官周炳南兼任。民国二年（1913年），省政府委任王懋德为校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鼎新城乡所设学校有十余所。
教职员的待遇，民国前中期，高级小学校及初级小学校均有学地，学地仍按亩收租，将地租作为学校办公费及教职员之薪金。据《创修金塔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金塔县各学校的学地分别是：“县城高级小学一百三十亩；新山乡初级小学三十亩；金东金西乡初级小学八十五亩；梧桐乡初级小学三十亩；户口乡初级小学五十亩；三塘乡初级小学五十亩；夹营乡初级小学五十二亩；大有乡初级小学五十亩；三多乡初级小学一百五十亩；四维乡初级小学九十五亩。两区共计学田七百二十二亩。”
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教职员待遇实施办法》，规定地方国民学校的教职员薪粮由地方筹集，标准是校长每年10石小麦，级任教师每年8石小麦，科任教师每年7石小麦。学校办公费用由三科拨发现金。
民众教育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主要是为了弥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对失学民众进行文化补课教育，使社会一般民众及失学青年，都有学习知识的途径。1924年，甘肃省第二次教育行政会议要求各地组织平民教育促进会，试办平民教育学校。1926年，甘肃省政府通令各县，凡机关、商会、会馆均要附设平民学校。利用原有房屋，由本部职员担任教员，招收对象为平民或无力求学者，教材为《贫民千字课》。平民学校男女分班，年龄不限，免收学费，每天学习1～2小时。
1933年，甘肃省教育厅制定《甘肃省各县民众学校办法大纲施行细则》，确定民众学校以“根据三民主义授予年长失学者以简易知识、技能，使之适应社会生活为宗旨”。设置识字、“三民主义”、珠算、乐歌等课程。同时要求各级教育机关、学校都要附设民众学校，由教职员和高年级学生担任教员。
民国时期，金塔的民众教育机构有：1．民众讲演所，在北关中山街。民国十四年（1925年）县长齐溥设立。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教育局长李上林呈请整顿，搬迁到北门外，改名通俗讲演所，委任代用讲演员蒋彦棠一人。2．民众阅报室，在教育街。民国十七年（1928年）县长黄文中创立，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教育局长李上林改设为民众阅报所，移设到瓮城内。并拟定规则轮流派管理人员，并附设民众问字代笔处。3．图书馆，在儒学街。用前文昌宫的房子，民国十六年（1927年）教育局长何培基设立。4．中山俱乐部，在隍庙前楼上。民国十七年（1928年）县长黄文中同教育局长何培基创设。5．公共体育场，在县政府西辕门外。民国二十年（1931年）县长陕祝南创设。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县长蒋绍汾会同教育局长李上林改设于旧库房门前，加以扩充，占地有六七亩。6．教育馆，在隍庙内。民国十七年（1928年）县长黄文中创设。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教育局长李上林呈准县府，改设于库房内，奉令改名为“民众教育馆”。7．平民学校，在县政府案牍庙内。民国十四年（1925年）县长齐溥创设。民国十七年（1928年）县长黄文中改名为县政府民众学校。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因经费短缺而停办。
第八节 民国时期金塔的文化
文学
民国时期，金塔境内的文学主要以诗歌为主。民国时期，是金塔诗歌创作的萌芽期，也是快速发展期。这一时期的诗歌主要以描写金塔自然风光、乡土风俗、生产生活为主。代表人物是民国七年（1918）和民国十一年（1922）两次担任金塔县知事的李士璋。李士璋在任金塔县知事期间，勤勉敬业，体察民情，几乎走遍了金塔的乡村。他的诗歌既有描写金塔自然风光的，如《丁已年四月初抵金塔口占》：
沙岗环抱路迂回，忽睹天然画景开。烟树平川将郭绕，旌旗小队出林来。道旁有寺浮孤塔，郊外何年筑将台。此日下车须记取，桃花满县要新栽。
又有描写古迹名胜的，如《游青山寺》：
游青山寺
大漠平沙莾万重，是谁鞭石湧奇峰。
居然鹫岑盘空峙，借少螺鬟点翠浓。
复道跨虹新结构，危楼招鹤古仙踪。
青山变作童山象，一炬摧残胜祖龙。
怪石嵯峨一径开，谁知中有好亭台。
笙歌沸水迎风起，士女如云逐队来。
隐约虹桥孤寺掩，高低螺髻乱峰堆。
年年盛会逢初夏，我是登临第一回。
既有反映农事活动的，如《勘水》：
勘水
洪水横流弱水西，栏河未固溃金堤。
下民应有其鱼叹，中泽微闻哀雁啼。
鸦背寒翻红锦绮，马蹄踏碎白玻璃。
荒凉景象谁曾见，人在高房似鸟栖。
《凿冰修渠》：
伏秋汛涨寻常事，谁信冬来灌百川。
一片汪洋成泽国，数家村落变江田。
凿冰难透波心月，压草终浮水底天。
筑堰未成堤又溃，焚香祷告意悽然。
也有反映风俗民情的，如《得子》：
得子
筵开汤饼客盈门，怕听谀辞心自扪，
保赤深惭民父母，居官几见好儿孙，
赢金贻子知非计，经训传家是至音，
春笋惊雷芽甫茁，还需培植获深根。
《为母祝寿》：
云敖雅奏响钧天，酒进麻姑列绮筵。
竹报添孙称再庆，桃蟠结子祝千年。
与迎养援嫌家远，花县讴歌颂母贤。
安得慈颜亲见此，瑶池盛宴醉群仙。
当时最著名的诗歌当属李士璋所做的《金塔八景》：
金塔凌云
塔势魏然若建瓴，晴云一抹接遥青。
夕阳映作擎天柱，碧落高撑注月瓶。
几度题名来雁字，何人写罢换鹅经。
萧间古寺行踪少，细听松风响铎铃。
玉山积雪
晶莹山色接遥天，不是云浮玉垒巅。
太古千年留积雪，边城一带拥祁连。
晴开远岫明如练，月照高峰白似莲。
胜过终南阴岭秀，霸桥回望耸吟肩。
古城幻景
唱罢鸡声曙色开，遥空隐隐显楼台。
蓬瀛海市原虚幻，城郭人民自往来。
一霎昙花成世界，千年废址没蒿莱。
沧桑已变形犹在，古意沧茫化劫灰。
高庙清钟
巍巍庙貌跨城墉，树色苍茫起暮钟。
几点寒鸦翻夕照，一行征雁写秋容。
鲸鉴响彻三更月，鹤梦惊回万壑松。
安得痴人齐唤醒，清声破晓睡方浓。
北海晴烟
一片清漪断复连，北邻瀚海浩无边。
班超出塞三千里，苏武看羊十九年。
水草萃成游牧地，烟波远映蔚蓝天。
寻源何必探星宿，自有汪洋万斛泉。
西城古柳
苍然古木晚烟昏，可是当年细柳屯。
营已无存怀亚父，树犹如此泣桓温。
枯枝映月悲羌笛，老干拿云尚壁门。
故垒萧萧余荫在，夕阳红透暮鸦翻。
青山垒嶂
怪石嵯峨一径通，山巅飞阁望玲珑。
何来峻岭蹲灵鹫，高架危桥跨彩虹。
绝壁俯窥青涧水，栖霞中有翠微宫。
苍茫四顾空依傍，万里年沙夕照红。
黑水环流
西渡流沙任所之，黑水应不到三危。
谁言水道经梁域，曾过山丹读禹碑。
讨赖名川劳考证，通天别派更支离。
题於八景增惆怅，始信重来为补诗。
史学
民国时期，由于近代文化教育的兴起，人们对史学的研究与整理也日渐重视，一些官员、文人着手撰写反映金塔历史的著述。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金塔县成立县志局，由时任县长周志拯自兼总编，赵积寿、刘怀基、王安世等三人担任编纂事宜，编纂了《创修金塔县志》，内容分为舆地、人文风俗、建设、民政、财赋、教育、职官、选举、人物、金石碑铭、诗文等十一卷。重点记述了清代以来金塔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民族、风俗、物产、教育等。对于研究金塔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鼎新县聘前参议员蔡廷孝为总编辑，编纂了《新编鼎新县志》，分建设、教育、军政、交通、职官、序记、金石、艺文、风俗、史记等十卷，详细叙述了当时鼎新县的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等方面的情况。
戏剧
民国时期，金塔地方群众组织的草台班能随时召集登台表演的有西红戏班、大口子戏班、双桥班、尕保子戏班，高台县艺人冯大净的戏班也常被邀请来演出。演出剧目多以秦腔《铡美案》《烙碗计》《天门阵》等传统戏为主，并配合部分眉户剧相间演出。
居延汉简的首次考古发掘
1927年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成立，恰值此时，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博士提出到我国西北部继续他从前数次所做的考察，来与协会商议合作办法，经过十余次协商，于4月26日订立合作办法，协会接受郝定博士的补助，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参加人员，中方有北大教授、哲学历史学家徐炳昶，清华兼北大教授、地质学家袁复礼，北大助教、地质学家丁道衡，水利工程师、地图学家詹蕃勋，历史博物馆摄影师龚元忠，北大学生李宪之、刘衍淮、马叶谦、崔鹤峰，以及后来加入的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植物学家郝景盛、刘慎谔，气象助理胡振铎和徐近之等人。瑞典5人，即兰理训、郝默尔、那林等3名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贝格曼，以及地理学家斯文郝定。丹麦哈士纶1人。德国11人。由徐旭升和斯文郝定任团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为主，与外国平等合作的大型科考团，先后共有团员38人，其中科学家30余名，中外各半。
考察团成立后，于1927年5月9日从北京出发。6月中旬，科学考察团齐聚包头，组成了有60多人、近300匹骆驼的庞大队伍，向中国西北部继续进发。此后几年间，考察团在中国西北部约460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内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实地考察持续至1933年。
1927年9月28日到达额济纳旗，此后兵分两路，一路考察额济纳河下游及索果淖尔附近；一路考察额济纳河上游，直到金塔鼎新。10月，黄文弼在土堡处发现了五枚汉简，这是居延汉简出土之始。这次考察完成了地形及古遗址分布图的测绘，此图被称为居延考古史上的第一图。
1929年，贝格曼重返额济纳河地区进行发掘。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沿弱水两岸，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今甘肃省金塔县鼎新），以及在布肯托尼与博罗松治之间，发现有汉代的塞墙和障堡亭燧，其间共有3段塞墙、39个烽台、2个城和4个障，在463个灰坑中采获了一万多枚汉简。其中在金塔县内的肩水金关故址共出简850多枚，简中的年限集中于公元前82年—4年，同时出土的还有木、竹、角、陶、铁、芦苇、葫芦等器以及皮革、货币、织物。大湾城故址城区及其边沿共出汉简1500枚，简中的年限集中于公元前86年—2年，最晚的是公元11年，属昭帝至王莽时期。据邮程记录：大湾城是肩水都尉府。大湾城出土有很多“卒马田官”的记载、田卒名籍、牛籍以及衣物簿等，附近有古代田渠遗迹，据考证这里曾是一屯田区。
居延汉简的年代，上起西汉征和三年（前90年），下至东汉阳嘉二年（133年），内容非常丰富。有书籍，如《尚书》《仓颉篇》《牛子》残篇，有诏书、律令、檄书、牒记、品约、劾状、爰书、簿牍等；字体有小篆、隶书和章草；形式有方策、简、榻、标签、函检、斛、竿木等。居延汉简中蕴涵着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以补正文献记载，如烽和燧的应用、亭燧与障塞的区别、侯官的组织、戍卒的来源及分工、戍卒及家属的生活、屯田制、农民起义的新材料以及河西经济生活等。居延汉简是20世纪上半叶在酒泉发现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简牍，被誉为20世纪初中国“四大考古发现”之一。居延汉简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研究，从而将简牍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居延汉简的发掘，由于方法得当，不但发掘数量多，而且比较完整，成册的较多，这为简牍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极高的准确性。
作为出土的一种历史资料，居延汉简虽属历史文献学的范畴，但是它内容丰富、繁杂，涉及范围广，自身又具有独立的文化内涵。这些文物及长城、烽火台、关隘要塞遗址，对人们重新认识居延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显得尤为重要。金塔有令世界瞩目，被中外学者称为汉代档案库的肩水金关遗址及肩水金关汉简，轰动海内外。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西北边塞的守御器备、烽火制度、管制文书、亭障遗址等方面进行研究，大大充实了金塔历史，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的难题。目前，对居延汉简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第九节 民国时期的金塔人口
民国时期，由于共和政体的确立和民主科学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给人口的发展带来福音。同时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逐渐兴起，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等，都有利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但由于民国时期，金塔、鼎新自然灾害不断，疾病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率高，加之战乱和国民党抓兵要差，人口发展缓慢，基本处于“高出生、高死亡”的状态。据统计，民国元年（1912年），王子庄州有1443户，5810人；毛目县丞1404户，4941人。人口总数比清嘉庆年间少很多，但与清宣统元年（1909年）相比，又有较大回升。民国时期的各主要阶段，金塔、鼎新两县的人口情况如下：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两县4634户30044人，户均6.48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增加为56000人，其中金塔县36000人，鼎新县20000人。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人口有所增长，达到5388户41503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为4134户，40492人，其中金塔县3838户30382人，户均10.17人；鼎新县1296户10110人，户均7.08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人口减少为38187人，其中金塔25755人，鼎新12432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两县人口增至43592人，其中金塔31230人，鼎新12362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有6991户451966人，其中金塔县5035户31968人，鼎新县1956户13228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5573人，其中金塔31992人，鼎新13581人。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金塔县6238户34715人，户均5.57人；鼎新县1949户13433人，户均6.89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金塔县人口达到6358户42991人，户均6.76人；鼎新县人口达到1935户13835人，户均7.15人。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
6月，全县人口为6352户44586人，户均7.02人。鼎新县有1930户13902人，户均7.20人。
第十节 民国时期的金塔宗教
民国时期，佛教、道教等在金塔、鼎新两县大肆传播，信教人数众多。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也有传播，但信徒较少。
佛教
民国时期，金塔、鼎新两县佛教较为兴盛。当时金塔境内保存的佛寺有塔院寺、青山寺、天泉寺等，佛教庙宇达到近百座，遍布县城和乡村各地。
由于长期的战乱，人们为了祈福保平安，每逢朔望、神佛圣诞节日，便到寺庙，烧香许愿、祈福消灾。塔院寺、青山寺都有佛教盛会，届时戏剧杂耍、商贾贸易云集，形成一定规模的贸易市场和传统的文娱集会，成为金塔的宗教活动中心。坐落在县城东南2.5公里处的塔院寺，经清代和民国时期多次修葺后，到民国后期，有大殿三楹，中殿三楹，前殿三楹，左右廊房、山门、乐台具备。山门前，有两个石狮子，进了山门，步入前殿，两侧供四大天王，有手拿宝伞的多闻天王、怀抱琵琶的持国天王、手持宝剑的军长天王和手掌宝塔的托塔天王。四位神像脚下都踩小妖魔。出了前殿，东侧为东狱天齐殿，内塑地藏菩萨、东狱天子两位神像，左右两侧墙上画有穷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阎罗王、卞成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转轮王，通称十大阎罗王，并画有十八层地狱壁画；两侧为三霄娘娘殿，塑有云霄、碧霄、琼霄三位神像。中殿上顶有紫牙楼，殿内正面上方塑有弥勒佛、韦陀菩萨神像，左右两边塑有十八罗汉。走出中殿，两旁有约两米多高的大理石石碑，前后都满刻着碑文。跨过院内、花园就是大殿，大殿为塔院寺的主殿。
大殿二梁上，悬挂着清朝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的八块大匾。墙壁两旁最上面画有风神、雨神、雷公、电母神像。大殿内塑有释迦牟尼像，头顶大鹏，陪站两善两恶四位菩萨。右面塑有骑像的普仙菩萨，左面塑有骑狮子的文殊菩萨，最后一个神像是观音菩萨，面向金塔倒坐着。虽然寺院从人物雕塑、壁画艺术、碑文、匾文记叙看，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它反映了历史，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精神，有很高的文物研究价值。
“金塔”坐落在塔院寺大殿后院中间，是塔院寺的主建筑，顺着麻子石（花岗石）石条台阶上去，是用方砖和麻子石条镶成的塔座，四周有一人多高的围墙。塔的造型优美，工艺精细，套转图案设计巧妙，并有独特风格。塔顶有木质的8个角，每个角上吊着一个风铃，一刮大风，塔角风铃声和寺院庙角风铃声汇合在一起，声音清脆悦耳，仿佛是一首节奏匀称、美妙动听的乐曲。
塔院寺内，有生长百年的榆树、杨树，还有数棵挺拔翠绿的松柏和两架水葡萄。木栏花池里栽有红、黄玫瑰，芍药，兰草等花草，特别是玫瑰花开季节，香味扑鼻，使人觉得格外愉悦。巍巍宝塔在花、树、草的映衬下，四季各有不同的神采。塔后有农田和花果园，每到春夏，这里景色迷人，五彩缤纷，使塔院寺显得更加雄伟壮丽。
塔院寺中，还有分别吊在娘娘殿和上殿钟架上铸有正、草、隶、篆四种字体的两口大钟，钟的两耳各有不同的音响，钟声清脆悦耳，后音长，只要僧人敲钟，方圆一公里的庄户人家均可听到。
1944年，当时的县长阎重义，为了让众人保护古迹，在寺院山门正中，署名悬了“金塔寺”红堂金字大匾一块。山门前百米远还有一个戏台，在清朝和民国初年，每年农历三月十八、四月八过庙会，唱大戏，这里热闹非凡。
塔院寺“金塔”
后来，由于金塔干旱缺水，庄稼连年缺水，老百姓盼水心切，又增修了龙王庙、文昌庙，期望龙王多行水，请来文昌振兴教育。
道教
民国时期，金塔的道教通过小叉庙塔塔主，全真道龙门派第十三代传人陈来全在清朝中后期的大力传播，道观已遍布城乡各地，信教群众达到了一定规模。
第十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金塔的早期活动
顾元勋奔赴延安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经过长征在会宁会师，完成了中国革命大本营向西北的战略转移。11月，红四方面军一部21000万余人奉中央的指示组成四路军，进入河西地区，开始了开辟河西根据地、打通远方（国际支援通路）的艰难历程。西路军与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展开鏖战，红军将士英勇拼搏的精神和气概威震四方。当红军进入临泽、高台时，国民党金塔县政府要员、地方劣绅及军警惊恐万状，县长周之拯逃往额济纳旗，县城空虚，县政府停止办公近两个月。金塔各界群众因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一时间人心惶惶，而一些对共产党和红军有所了解的人则备受鼓舞。年底，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红军西征失利，国民党金塔县政府恢复办公，地方秩序又逐渐恢复平静。
1936年11月至翌年4月，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转战半年多时间，与马家军展开浴血奋战，最后绝大部分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红军西征失利后，十余名失散的红军战士经历艰难曲折，先后流落到金塔、鼎新境内，其中有少数是共产党员，如原红十三军二六七团卫生队队长金仿贤，原红军保卫局某营三连连长王中元等，这些失散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在特殊险恶的环境下不失革命气节，他们虽然没有开展有组织的革命活动，但在谋生的同时，隐蔽地采取各种方式向当地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革命主张，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1949年后他们才公开身份，参加工作，受到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与照顾。
1938年5月，金塔籍青年顾元勋，因在甘肃省立酒泉师范读书期间，受该校进步教师夏桪（字荫轩，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北京“一·二九”学生
运动参与者，1937年离校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影响，思想进步。为寻求光明，带着夏桪写给他的信，离开家乡到兰州，经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介绍，辗转赴延安参加八路军，投身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同年6月，顾元勋在瓦窑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金塔人中最早在外地参加革命并加入党组织者。
由于受中国共产党进步思想的影响，金塔籍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据记载，有37名金塔籍烈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张元昌、吕丰柱、陶永儒、蔺长国、焦存、王维礼、伊佩人、芦学会、卜正英、焦云、殷大忠、潘登喜、郭正芳、张德和、卢月广、张保贤、边玉寿、帅治国、王永贵、席上周、王世昌、李正保、魏兴亮、马生海、何洪玉、裴登熬、肖宗贤、杨源基、李洪珍、侯世英、陈玉贞、刘典申、张世杰、达兴山、李生财、肖国英、柴武亮。这些烈士，有的在刀光剑影、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有的在反动派黑暗的牢房里、血腥的刑场上，面对敌人的酷刑、枪口、屠刀，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全人类的解放，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人民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丰功伟绩将与世长存、永垂不朽。
王华开在鼎新的革命活动
王华开，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洲湖镇潭碑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8月，年仅14岁的王华开在家乡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王华开随红一军团开始长征，1935年底，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红军大学”（即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初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底调中共中央敌区工作部。1940年1月，被组织选派到西安、兰州等地，协助共产国际的苏联同志进行秘密工作。离开延安前，中央有关领导交给他一封信，指示他去西安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找一个化名孙平的苏联同志，肯接受孙平的领导，进行地下工作。奉孙平的指示，王华开与兰州地下党员周福生接上了关系，按照组织安排，王华开与周福生、张永祥三个组成特别小组，由苏联方面提供经费和活动器材，在兰州城内以百货生意为掩护，建立电台，进行秘密工作，具体任务由苏联莫斯科安全检查委员会安排。从此，王华开与中共中断了联系，成为特殊环境下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1942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王华开和战友在兰州工作环境恶化，共产国际指示他们停止工作疏散待命。之后王华开随周福生的朋友、鼎新卫生院院长王蕴璞，来到偏远的鼎新，以护士职业为掩护，等候组织指示。1944年下半年，王华开与周福生联系中断，得不到组织的指示和消息，于1945年冬天乘国民党政府在鼎新县征召青年军的机会，报名应征，冒险随新兵去兰州寻找组织。找到周福生后，向他汇报了在鼎新工作的情况，此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周福生仍为苏联方面工作，苏方让周福生转告王华开等候安排。不久，王华开仍回鼎新，临行前接替孙平的谢列克（苏联人）与王华开会面，指示他回鼎新后不要远离卫生院，找个女人安个家，以便于今后开展工作，并指示王华开设法到中蒙边境的额济纳旗，了解那里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况和蒙民情况，以后由苏联方面和他单独联系。回鼎新后，王华开按照苏联方面的指示做了一些工作。1946年和1947年王华开两次找机会到二里子河，详细地了解了那里驻军的布防情况和当地蒙民的情况，并将情况向苏联方面派来鼎新找他的同志做了汇报，苏联方面指示他不要开展活动，继续隐蔽待命，从此苏联方面再没派人来与他联系。在远离党组织的艰难环境中，王华开犹如离群的孤雁，度过了艰难困苦的七年岁月，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除了做好组织上布置的事务外，还利用职务之便向当地同事和群众宣传过进步思想，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有人曾向酒泉专员分署写信，告他有“赤化”思想，是个“赤化分子”，幸有鼎新卫生院的院长和同事遮掩才免于劫难。1949年9月，酒泉解放前夕，国民党鼎新县县长陈世光，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缺乏了解，慌忙携带家眷外逃，代理县长王世恭举棋不定，鼎新县人心惶惶之际，王华开通过朋友跟一些鼎新县上层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代理县长王世恭终于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向人民解放军投诚。王华开参加了迎接和平解放的准备工作，他积极联络老师和青年学生，张贴标语，发动群众，迎来了鼎新的和平解放。
酒泉和平解放后，王华开参加了工作，先后任玉门石油管理局服务处副处长、处长等职，1960年10月，调到国家安全部工作。
第十二节 金塔、鼎新两县和平解放
金塔县和平解放
1949年8月26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9月初，第一野战军所属第一、二军团迅速挥师西进，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率残部向西溃逃。散兵游勇到处可见，匪兵抢劫不断发生，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国民党金塔县县长马元鹗派人四面打探消息，深感形势十分不妙，便秘密制作驼轿，购买汽车，准备逃往额济纳旗躲避。与此同时，国民党天水骑校、兰州警校以及河西总部警卫团残部退至金塔驻守，马元鹗忧心忡忡，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便与自卫队队长向国华等人秘密商讨出路问题。认为逃跑是死路一条，只有维持好地方治安，保护文档和物资财产，减少人民损失，向解放军起义投诚，才是唯一出路。9月23日至24日，马元鹗连续四次召集县政府、参议会、自卫队、警察局以及补给站、骑校、警卫团等单位负责人参加治安会议，商讨金塔治安问题。要求各机关职工继续坚守工作岗位，有工商会通知各饭馆及大小商铺照常营业，不得擅自停歇，并责令自卫队、警察局联合组成巡查队，轮流训究可疑分子。同时，派人保护粮仓，防止坏人趁混乱之际开仓抢粮，并指示水利专员吴永昌、水管所所长李明扬等人，一定要保护好水库，继续搞好水库溢洪道维修施工，严防散兵和地方反动分子破坏，并给水管所人员配发了枪支。之后，派警察局长张明鉴将亲笔信送往河西警备总部政工处，联系起义投诚事宜。而此时，国民党金塔县参议会副会长吴国鼎、国大代表李尚林等人向国民党散兵游勇送吃送喝，互相勾结，散布谣言，蛊惑人心。为了防止吴国鼎等人破坏投诚计划，马元鹗一边派人监视吴国鼎等人的行为，收容散兵，组织看押，一边联系骑校、警校、自卫队配合把守城门，严格盘查，严防扰乱分子进城。9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西警备司令陶峙岳及国民党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领衔通电起义，河西重镇酒泉宣告和平解放。同日，金塔县县长马元鹗顺应历史潮流，做出抉择，在黎明前领衔起义，实现了金塔和平解放。
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司令王震、二兵团司令许光达亲临酒泉，国民党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西北军长官公署参谋长彭铭鼎，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河西总部参谋长，九十一军参谋长，一二〇军参谋长，各师师长、团长、宪兵团长等，率所部38000万余人通电起义，彭德怀司令通电嘉奖。是日，国民党金塔县县长马元鹗向驻守酒泉的人民解放军发出通电，电文如下：
代电：民国卅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钧鉴：抗战八年，全民饱受疾苦。胜利以还，同胞渴望解放。元鹗谨率全县人民及本府职工，以及本县期待解放同胞，共同维持地方治安。荣祈派员莅县，指示一切。以便有所遵循为祷。代理金塔县县长马元鹗，表示渴望和平迎接解放的意愿。
9月26日，马元鹗率国民党金塔县党部副书记吴崇德、县参议长李经年、水利专员吴永昌、县中学校长顾子才联名发出起义电。电文如下：
代电：民国卅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酒泉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钧鉴：抗战八年，人民深感痛苦。内战日久，全国渴望解放。谨派员会同本县人民代表吴崇德、李经年前来晋謁崇阶，并祈派员来本县绥靖地方，救民水火为祷。马元鹗、吴崇德、李经年、吴永昌、顾子才叩申。
9月27日，金塔县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复电马元鹗，电称：
金塔马代县长：
你们和全县人民拥护和平，拥护人民解放军，望你和各机关各界人士，负责保护城市及一切财物，维持地方秩序，等待人民解放军接管。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
马元鹗接到复电后，即派县参议长李经年、县府财政科科长何如圭等为代表，前往酒泉，向人民解放军陈述地方情况，并安排单位和动员群众张贴标语，准备慰劳品，迎接解放军接管。同月28日，马元鹗派代表李经年、何如圭等人，到酒泉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第三政治部，陈述了金塔县的地方治安状况。三军军长黄新亭、政治委员朱耀照复电嘉勉，电称：
金塔县马县长鉴：
你府何科长及李代表已于二十八日抵达本部，已将你县各种情况面谈。此种为人民负责的精神，颇感欣慰。尚望各按原来职务继续工作，本军委派陈桂林同志率部队前往维持社会治安，以防散兵溃匪扰害人民。请予以接洽，并共同为金塔人民安全而努力。
黄新亭 朱辉照
同日，人民解放军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三营九连指战员奉命抵达金塔执行接管任务。县政府机关职员、地方绅士、市民和学生在县城南门外候迎，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即日下午，解放军九连三排驻金塔县城，第一、二排向鼎新县进发。9月30日，酒泉军管会委派马能元、时思明等24名工作人员来接管金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金塔县召开了由职员、市民、解放军驻军、各界人士共300余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大会通过了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电文如下：
代电：三十八年十月一日
酒泉人民解放军军管会转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钧鉴：内战日久，人民极感困苦。西北解放，万民共表欢腾。本会同仁
瑾以热烈情绪，向钧座及各位同志致敬，并望早日解放全国，成立富强康乐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金塔县各界欢迎解放胜利军大会叩申。
1949年10月4日，金塔县新政府召开了交接座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时思明、马能元、黄镇、何珍、张进学、王学义，旧政府科以上人员马元鹗、陈甲三、何如圭、席鸿业、贺彰善、殷柏山、姜昌宏、何俊彩、向国华、柴如高、贺凤彩、何多仁、孙齐国、杨滨等。马元鹗汇报了金塔县情况，时思明、马能元分别代表新政府和党组织讲了话。会议主要阐明了我党的政策与旧政府人员安置及交接的有关问题，要求各科室人员在未确定新工作之前，仍在原机关照常工作。会议宣布了上级的任命通知：马能元任中共金塔县委书记，高文斗任副书记，时思明任金塔县人民政府县长，马元鹗任副县长。同时宣布对旧政府人员，要根据情况大部分留用，对他们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根据上述精神，至10月13日，交接工作全部结束。全县接收约44000人，辖2乡25保，耕地17万亩左右。接收县自卫队人员141人，马33匹、武器步枪97支、轻机枪1挺、司登式步枪1支、连枪1支、发射桶2具、子弹1440发、手榴弹450枚。警察队48人、步枪17支、子弹1213发、手榴弹100枚。电话机6部、电台1部。接管粮食（军屯粮、田赋粮、公教粮）计6721124市石，银圆1836.95块、纸币656275元。接收两个乡公所土布196.33丈。接收的机关有国民党县党部、县参议会、农工会、卫生院、司法处、地政处、金塔补给站。登记国民党员31人，三青团员23人，特务2人，散兵游勇33人。
在旧人员的安置处理上，采取自愿的原则，一部分留用，一部分送学校，一部分允其归家。建设科长、教育科长、卫生院长、自卫队长仍留原职。警察局长、秘书遣返回家。
1949年10月16日，中共金塔县委召开了第一次武装会议，决定扩大地方武装力量，金塔县自卫队原有80人，新增130人，扩至210人。警卫队原有40人，新增20人，扩至60人。新的武装组织的充实和壮大，对于打击土匪散兵骚扰破坏，推翻保甲制，组织农会，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反压迫，反剥削，保卫巩固新政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此，金塔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鼎新县和平解放
鼎新是一个偏僻的农业小县，人口不足两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地痞恶霸横行乡里，土匪骚扰抢劫，人民饱受压迫和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给这里的劳动人民带来了希望。解放大军挥师西进，解放了河西张掖以东地区的时候，鼎新县县长陈世光（甘肃山丹人），看到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惧怕解放军来了会被杀头，就购买了12峰骆驼，准备携眷外逃。1949年9月20日，传闻解放军就要挺进酒泉和金塔，陈世光匆忙雇用农民宋吉能当驼户兼向导，驮上家私和家眷，带上同乡亲随陈立志、陈立民、王元善等人，离开鼎新，欲绕道额济纳旗逃回山丹老家去。陈世光临走前，找来县政府秘书王世恭等人，安排他走后由王世恭代理县长职务，张建中任秘书，应付处理县府事务，维持秩序。陈世光走后，王世恭感到压力很大，他明白败局已定，解放军很快就要来了。他对解放军的政策已有耳闻，但又有疑虑和惧怕心理，怕解放军来后对旧政府的人员不能宽容，受到惩治。当时，鼎新卫生院护士张鸿春（真名王开华，共产党员，1942年前在兰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3年初工作环境恶化，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指示，由兰州到鼎新疏散隐蔽待命，1945年后与组织失去联系。1949年后调到北京国家安全部工作）、货郎殷仿贤（红军流落战士，共产党员，1949年后任鼎新县一区副区长等职）等人，看到当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而出现的人心慌乱现象，看到代理县长王世恭举棋不定、不知所措的局面，便秘密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让群众知道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王世恭经过深思和权衡，决定在解放军到来之前维持好局面，守好摊子，把城市和资产完整地交给解放军，争取立功赎罪，并采取了几项紧急措施：（1）责令县政府各科室人员坚守岗位，照常工作，保管好所有档案资产。（2）联络自卫队队长、警察队警佐，维持好城内秩序，防止坏人滋事和溃匪散兵骚扰。（3）立即派人前去追赶县长陈世光，并向其陈述厉害，无论如何要劝其火速返回。同时派人打探消息，准备一旦解放军来到鼎新，立即组织群众迎接。
1949年9月28日，金塔和平解放和解放军即将来到鼎新的消息传来，王世恭立即召集秘书张建中、补给站干事芦学信等人，安排他们书写和张贴标语，打扫房舍，做好迎接解放军的准备工作。下午5时左右，王世恭带领县政府职员及市民20余人，到县城东门外候迎。解放军某部三营九连张连长率领两个排的骑兵战士抵达时，王世恭等人热情招呼，端茶递水，连声问好。部队进城后，被安排在鼎新完校大院内吃饭休息。王世恭向驻军介绍了当地社会和治安状况，张连长作了简短讲话，对王世恭等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主动配合解放军的表现给予肯定和赞扬。解放军到达鼎新县的当晚，陈世光及其随从人员返回鼎新，连家眷都没来得及安置，就赶紧去向解放军认罪，请求宽大处理。晚上11时左右，有群众反映双树堡有一股流窜的国民党散兵到金塔五区天仓乡（现航天镇）头分村抢劫后，夜宿在一区西岔乡三队（现航天镇）李自本家。当夜另有四五个匪徒，骑马持枪到双城乡双城村四队，打死群众李自英后，沿黑河向南逃窜，当晚流窜到鼎新县二区芨芨乡（现金塔县鼎新镇芨芨村），村民龚汉喜将带短枪的敌军打晕在地，夺枪向山上跑去。敌军醒来后纠集同伙，找到龚汉喜家，将其弟绑到木柱上，用子弹头刺身，活活折磨而死，并放火烧了龚汉喜家的房屋。这伙匪徒在芨芨乡烧杀抢劫一夜，于次日上午继续南逃，夜宿鼎新县二区双树乡（现金塔县鼎新镇双树村）大户张吉荣和刘浩贤家。
接到报告后，解放军战士不顾疲劳，出动两个排和县自卫队，连夜赶往双树堡，又追到五区天仓乡头分村，得知敌军已过黑河，便立即蹚水过河，追到鼎新西岔乡，当地群众说敌军大肆抢劫后，折转向南逃去。这时，解放军已徒步行军百公里，为了消灭土匪，又连夜行军，9月30日下午追到芨芨村，稍事休息吃饭后，继续向南追剿。10月1日黎明4时部队赶到双树村，向群众了解敌情和周围地形。郭副连长立即集中队伍，部署作战方案，进行战前动员。黎明6时，战斗打响了，敌军从睡梦中惊醒，凭借土围高墙，慌忙还击，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解放军喊话劝降，并用六〇炮射击庄内。敌军立即组织向南山突围，后又向东南方向突围，结果多次被埋伏在山头的解放军击败。此时敌军深感四面被包围，已无法逃出天罗地网，才打出白旗投降。在缴械中，一敌军举枪反抗，被解放军战士当场毙命，其余的只好缴械投降。追剿战斗于上午9时胜利结束，当地群众拍手称快：“解放军一心为民，不畏疲劳，英勇善战，个个都是好样的。”这次追剿战，打死打伤敌军多名，俘虏敌军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山炮十多门，手枪、冲锋枪、步枪百余支，战马一百多匹以及敌军沿途抢劫的大量金银财宝。
这次战斗，是解放金塔、鼎新最具影响的一次激烈战斗，使人民群众受到了很大教育。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信任度进一步提高，认识到了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是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也为金塔、鼎新两县和平解放后的交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10月4日，中共酒泉地委、酒泉军管会任命段子敬为中共鼎新县委书记，高锦光为鼎新县人民政府县长。同日，高锦光带领工作人员18人接管鼎新县，王世恭、陈世光、韩金元、张鸿春等人及部分群众到南城门外黑河边迎接，接管人员抵达时，鞭炮齐鸣，气氛十分热烈。10月5日，在县城龙王庙的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书记段子敬、县长高锦光及县委宣传部长温阜常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劳动人民起来同地主恶霸及其旧势力做斗争，当家做新社会的主人。陈世光也在会上发了言，对共产党不计前嫌的宽大政策感激涕零，表示“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一定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会场上，群情激昂，气氛热烈。会后群众扭起了秧歌，进行了游行，唱起了大戏，街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欢乐场面。
之后，鼎新县立即进行了有秩序的接管工作，并举行了隆重的交接大会。新政府参加接管的人员有高锦光、张万元、王吉元、王德伟等。移交的旧政府人员有王世恭（县政府秘书兼建设科长）、秦希珍（财政科长兼税务主任）、韩金元（民政科长）、薛培元（会计室主任）、柏孝权（仓库主任）、刘茂林（银行会计）等。交接中，所有资产、档案登记造册，手续清楚。鼎新县人民政府在两个月后的工作总结中称：“接管工作顺利，所有档案保存妥善，手续交接清楚。”鼎新县共接管粮食640多吨，银圆3万多元。接受国民党县党部和区工作人员90人，警察局20人，自卫队48人，大部分录用，并将自卫队扩大为145人，警卫队扩大为20人。三三九分站由27支队接收，公路段、邮政局由直属系统接交，省银行办事处停止工作。
随后进行了旧政府人员的审查遣返工作，留用的人员有王世恭、薛培元、韩金元、秦希珍、包文科、刘茂林、张鸿春、芦学信等20余人。张质、白云安等十余人被遣返原籍或回农村。对县警察队和自卫队40余人，除少数有劣迹的遣返外，大部分收编、改编成了地方人民武装。
10月4日，鼎新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相继建立了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中共鼎新县委的工作部门有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下设两个区工委，李崇业任组织部长，温阜常任宣传部长，问清行任一区工委书记，蔚贵忠任二区工委书记。县人民政府设一室四科，下辖两个区，王吉元任秘书室秘书，张万元任民政科科长，王德伟任财政科科长，张鸿春任教育科科长，刘茂林任建设科科长，问清行任一区区长，李成茂任二区区长。从此，鼎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
第一节 民国初期的金塔
民国初期，金塔先后被北洋军阀和国民军统治。
北洋军阀时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中国历史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到1925年国民军掌管甘肃军政大权，北洋军阀在金塔的统治分为三个阶段，从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为袁世凯统治时期；从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到1920年直皖战争，为皖系军阀统治时期；从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到1924年直奉战争结束，为直系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北洋军阀窃取民国政权后，榨取民财，涸泽而渔。北洋军阀政府虽推行阳历纪年，男子剪去发辫，禁止妇女缠足，严禁种植罂粟、颁布种树章程，推广新式教育等积极的政策，但由于金塔、毛目县一带兵乱频繁，收效甚微，官僚机构和军费的增加，更使财政显得入不敷出，政府对人民的盘剥有甚于前。1914年起下令开征田产、房产税、验契税、印花税、屠宰税、烟酒公卖税、农具税、鸦片通过税，并提高旧税率。同时，于1914年、1915年、1916年、1919年4次发行“短期公债”或“有奖公债”，向民众摊派，但本金、利息或奖金均未还付。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地方割据势力和军阀大肆扩充军队，为解决财政困难，大开烟禁，长期准令民间种大烟以征收重税，残害人民。1922年，时任甘肃督军兼省长的陆洪涛，在“寓禁于征”的口号下大开烟禁，勒令各县征收“烟亩罚款”，广种鸦片。农民为了应付沉重的苛捐杂税，不得不大面积种植鸦片。当时金塔县的烟亩罚款40000元，这是当时农民负担最重的款项。1923年，进一步加重烟土税，每亩收烟土款达40两。金塔县鸦片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亩，产量60000两，致使粮棉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总产量下降60％以上。由于鸦片种植泛滥，吸食者增多，加之粮食产量总体上不能满足人民所需，饥馑遍地，死亡流离，络绎于途，给农村经济以沉重打击，农村一派萧条景象。
国民军统治时期
从1925年国民军掌管甘肃军政大权，到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中原大战爆发这一时期，称为国民军统治时期。1924年11月，中华民国执政府成立，段祺瑞任执政。1925年1月，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当时人们习惯上仍把冯军叫国民军，又称西北军。1925年8月，段祺瑞任命冯玉祥兼甘肃督办。9月任命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驻甘总指挥，代行督办职务。为了逐鹿中原，问鼎天下，冯玉祥在甘肃大力扩兵备战。军队数量大增，而养兵之资极度匮乏。对于民穷财尽的甘肃来说，利润最高，赚钱最快、最便捷的当数鸦片。国民军瞅准了此点，迫使农民种烟，征收烟亩罚款。按理说，征收烟亩罚款只是针对种烟农民，然而对不种烟者，他们也征收罚款，美其名曰“懒捐”。这样一来，不管种或不种，都要交纳罚款。《新西北》杂志曾登载了一篇《冯军在甘肃之苛税杂捐略计》的文章，统计苛杂名目达86种之多。冯军在甘肃几乎无物不税、无物不捐，税上加捐，捐上又加附捐。如此繁重的负担，人民叫苦连天，农村经济废弛，土匪迭出。在统治者沉重的苛杂压迫下，农民不得不大量种植鸦片，缴纳罚款。到1930年全县（指旧金塔县）种烟户约占总农户的30％，这些农户约用三分之一的好地种烟。大面积种植鸦片，造成严重缺粮。由于灾荒助虐，民力不支。1924年、1926年、1928年、1929年，金塔、毛目两县大旱成灾，禾苗枯萎无收。1927—1933年，金塔共发生地震5次，震级都在5级以上。加之繁重的剥削使劳动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贫苦农民饿死于道旁者不可胜计。民国十六年（1927年），金塔县、毛目县曾设赊饭场两处，每天乞食饥民达数百人。1929年3月，甘肃督办刘郁芬给南京政府的电报可谓对当时灾情的写照：“甘肃各地近年天灾兵祸，田庐漂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也已啖罄。”金塔县、毛目县的年景与此大同小异，可称百年不遇。
“金王军”起义
清末民初，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金塔人民从来没有停止对封建势力压迫的反抗和斗争。1909年，同盟会成员甘肃河州人祁得隆，以酒泉闻家圈作为起义据点，在酒泉、金塔等地发展和联络哥老会以及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农民群众五六千人。金塔中东五分屯庄农民赵福，最先接受了祁德隆的革命宣传，并成为闻家圈革命军在金塔的革命首领。赵福走村串户，以中东五分屯庄、西坝西红屯庄为据点，在丁怀、王彦会等人配合下，积极联络活跃于两地的哥老会，招募士兵，组建了两百多人的起义军，取名为“金王军”。义军决定于1912年2月17日利用除夕爆竹为掩护起义但由于混进起义军队伍的土豪告密，官府派人秘密稽查，并逮捕数人。鉴于时局所迫，起义军决定提前三天举行起义，并派人通知“金王军”于2月14日前赶到闻家圈参加起义。2月14日清晨，赵福带领两百多名“金王军”翻过夹山，就在快要赶到闻家圈时，前方传来起义失败、祁德隆阵亡的消息。紧追而来的清兵，包围了“金王军”，经过殊死搏斗，“金王军”惨遭失败。起义失败后，赵福持剑，单隐夜循，来到荒无人烟的北山一个叫盆蹄坑的地方，在山石坡挖洞穴而藏身，挖锁阳而解渴，捕野兔而充饥。数月后，赵福出山在附近的村子里出售狐皮，换取一些能够赖以生存的食物，不料被人发现告密。随后，官兵追来将赵福擒获，并将其残忍杀害。闻家圈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起到了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开化民风、提高人民觉悟的积极作用，也支持了当时如火如荼的甘肃辛亥革命。金塔人民的这种敢于斗争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世代流传，从此，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火种。
第二节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1930年4月国民军离甘后，甘肃出现权力真空，各派军阀相互攻伐，政局混乱。1932年4月，邵子力同邓宝珊一同到甘肃任职，邵子力任甘肃省主席，邓宝珊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开始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
马家军统治时期
1930—1941年，为马仲英、马步芳军驻兵酒泉时期。这是马家军队为非作歹、搜刮敛财的12年，也是金塔、毛目两县人民群众灾难深重的12年。1930年，马仲英相继占领张掖、酒泉等地。1931年马步芳率青海军突袭马仲英，马仲英溃败后进入新疆。马步芳所属新九师全部分驻河西各县。
1931年冬，马仲英在新疆军事失利，率残部二次入踞酒泉。国民党中央任命马仲英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并划酒泉、金塔、鼎新、玉门、安西、敦煌六县为其防地，但他一心想谋取新疆，则积极招兵买马整顿军备。马仲英为扩充实力，抓兵无休止，征派捐款更是无法应付，民众叫苦连天，农商各界疲于供应徭役。以金塔县的大坝乡为例，1933年该乡的负担数目中，军费负担项目有三十六师借款、雇兵费、军用车价、烟亩罚款、保存烟土摊款、欢迎九师师长费及粮价，共4252.82元，占总支出的65％，又有军粮负担58.52担，其余各项摊款共2244.78元。可见，军费和军粮支出是该乡的沉重负担，1933年春，马仲英标榜“为解除新疆人民的痛苦”，统率所部二次入疆。之后不久，马步芳军就来到酒泉，仍由马步康属部驻守。马家军驻扎酒泉期间，可谓坏事做尽。马家军对被俘红军，不分男女老幼，尽予残害。枪杀、刀砍、活埋、火烧、吊打等无所不用其极，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运输苏联志愿军和援华物资，国民党政府决定修通酒泉至额济纳旗的大道，由马步青负责修筑。当时国民政府拨了筑路经费，但马步青将它全部装入私囊，并以修路、养路为名，大肆对金塔人民进行敲诈勒索。为修桥涵，任意砍伐树木，拉运木材损坏农民车辆，挣死牛、驼、马不计其数，对征用的民工，不仅不发工资，而且三五月不准替换。老百姓深受其害。
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发动了对中国守军的进攻，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金塔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大唱抗日救国歌曲和张贴大幅标语，各中小学师生组织起来，上街向行人进行演讲宣传。同时，金塔民众还积极募捐衣物，救济难民。随着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蓬勃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组织纷纷建立。全县各乡镇广泛开展宣传、劝募、慰劳、供给、救济等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国民党金塔县党部会同县政府创办《金塔通讯》，宣传抗日，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宣传、鼓动军民拿起刀枪，投身抗日，拯救中华，保卫家乡。1943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进入决胜的关键时期。为弥补兵员不足，改善兵员质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青年学生参军参战。1944年分配酒泉征兵125名。在国立酒泉师范、国立肃州师范和国立河西中学三校学习的金塔籍有志青年踊跃报名，有21名青年学生应征入伍，为国效力。抗战时期，金塔人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掀起“献金救国”运动。政府为动员各界民众踊跃献金，根据国民政府规定，制定响应献金政策和宣传办法，指导各界民众的献金活动。献金种类有出钱劳军、节约献金、义卖献金、七七献金等；献金方式有自由献金、劝募献金等。
第三节 国民党在金塔的统治措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适应发动内战的需要，对在甘肃境内的党政军机构进行改组，将设在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朱绍良任主任。1946年3月任命张治中为西北行营主任，宋希濂为参谋长。9月，西北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西北行营和行辕是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统辖甘宁青新四省的代表机构。通过这样的机构设置，把四省完全置于军事统治之下。
成立参议会，选举国大代表国民党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极力伪装民主。设立议会，最初的目的是作为代表民意，赞助县政。民国二年（1913年）宪法颁布，金塔县立县议会一处，推举王莅廷为会长、李凤翥为副会长，以协助县政府工作不到位的地方，并监督税捐的合理征收和使用。前两届省议会，因金塔、鼎新两县选民不足，没有人当选。至民国八年（1919年）第三届始将选民补足其额。选举日本明治大学法部法学士赵世英为省会议员。民国十年（1921年），复选赵世英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民国十五年（1926年），举行全国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县绅赵积寿为国民代表。
1945年八九月，甘肃省政府按照南京政府的要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匆匆走完了“民选”代表、议员的过程，建立了各县市参议会和乡镇民选代表大会。同年九月，金塔、鼎新两县参议会相继成立。1947年8月，金塔、鼎新两县成立选举事务所，专门办理国大代表选举事宜。选举工作于11月21—23日进行。选举结束后，各县（局）将本县（局）选举国大代表投票结果上报专署。最后，第七区选举酒泉教育界名流崔崇桂为国大代表。1948年3月，崔崇桂赴南京参加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
整顿保甲组织
国民党为进一步强化对民众的控制，将整顿保甲、清查户口作为1947年的中心工作。此次整顿保甲，金塔、鼎新两县按照全省统一的先订户、后立甲、再编保的程序逐步推进。各县保甲编组仍以十户编甲、十甲编保的原则进行。经调整后，金塔县23保、340甲；鼎新县12保、90甲。
加强户籍管理
为了强化对人民的控制，展开了大规模的户口调查。调查结果：金塔县共有6238户34715口，鼎新县共有1949户13433口。此外，对于流动人口，一律登入《流动人口登记簿》。户籍登记事项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等。在完成初次户籍登记后即制发国民身份证。18岁以上的公民在举行公民宣誓后，发给国民身份证。截至1947年10月底，金塔、鼎新两县共填发国民身份证25000多张，实领身份证人数约占两县总人口的52％。1948年，金塔、鼎新两县按照省政府要求，采取措施，对两县本地民众漏户漏口及未领取国民身份证的情况进行了检查。
组建自卫队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于1947年指令各县市组建民众自卫队，并颁布了《各县市民众自卫队组训规程》。一般每保编1个中队，每乡（镇）编1个大队，每县（市）编一个总队。总队长由县长兼任，大队长由乡（镇）长兼任，中队长由保长兼任。1947年初，金塔、鼎新两县组建民众自卫组织。县有常备自卫队，乡镇有自卫大队，保有自卫中队。进行地方盘查和军事训练，禁止共产党活动。在城内，以清查户口为名清查共产党员；对各书店、报社、邮电局轮流检查，遇有进步刊物、信件及共产党宣传品，立即查究，没收焚毁。
强化特务机构
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撤销特务制度，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反对任意捕人和秘密处决政治犯。但国民党却强化特务机构，并将特务机构延伸到了地方。1947年7月，军统在酒泉正式设立河西工作站，领导河西地区的军统特务组织。其中在鼎新与额济纳旗交接的额济纳旗建国营设立二里子河组，负责这一带的特务工作。
加强警察机构
1945年，金塔、鼎新两县都已建立警察机构。警察还接受了国防部拨下的各种比较新式的武器，成为国民党在两县的一支重要的武装统治力量。如鼎新县警察队于1946年与地方自卫队合并，改建为警察局，人员增至30余人，步枪44支，子弹2728发，手榴弹67枚；金塔县行政警察队于1947年10月扩建为金塔县警察局，设局长、局员、督察员、巡官、办事员、城关户籍警察各1名，警长5名，长警45名，马5匹，土炮3门，步枪651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金塔、鼎新两县根据国民党中央“为构成全境警察网，按人口500至1000人设警察1人”的规定，警察数额又有增加。
第四节 民国时期金塔的行政建制与党团组织
行政建制
民国元年（1912年），废除了清代的府、州、厅制，实行省、道、县三级制。甘肃共设7道，下辖77县。酒泉设安肃道。1913年改安肃道为边关道，道设观察使，肃州改为酒泉县，王子庄分州改为金塔县，高台分县（又称毛目城屯田县丞）改为毛目县。边关道驻酒泉，辖酒泉、高台、金塔、毛目、玉门、安西、敦煌七县。同时，改知县为知事。县知事下设“三班六房”，“三班”即皂班，司行刑，唱道；屯班，司催粮，要款；快班，司捕盗。“六房”即兵、刑、吏、礼、工、户。各县成立警备队，司令由县知事兼任，总司令由道尹兼任。
民国十五年（1926年），将县属六房，改组合并，设立科、局，农村照旧实行坊隅制。
民国十六年（1927年）改道为行政区，甘肃设六个行政区，改安肃道为安肃行政区，领酒泉、高台、金塔、毛目、玉门、安西、敦煌7县。改道尹为行政长，改县知事为县长。1929年，改毛目县为鼎新县。同时废除乡约制，推行区、村、闾制。
民国二十年（1931年），撤销坊隅，设立区、乡制，乡下设闾，闾下设邻。各设区、乡、闾、邻长一人，分管所辖区的民事、赋税、差役等事务。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中国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会成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改安肃区为行政督察区，裁撤乡、闾，编保、甲。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保上设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甘肃省正式划分为7个行政督察区。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任该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和驻地县县长。酒泉
为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同年6月1日，酒泉专员公署正式成立，领酒泉、高台、金塔、鼎新、玉门、安西、敦煌七县。同年，取消联保，实行乡镇保甲制。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中国国民党酒泉监察委员会”成立。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九月，酒泉参议会正式成立，会址在三官楼街（今民意街）。
民国时期，金塔县县级以下的行政区划和政权组织迭经变更，初期沿袭清制，中期有时划区设村，有时改村为乡，后期设置保甲。
乡官制
乡官制即指地方行政管理人员称农官、乡约而言。民国元年至十二年（1912年至1924年），原金塔县以10个使水坝和2个边缘地划分畛域，全县划分为金东坝、金西坝、户口坝、梧桐坝、三塘坝、威虏坝、王子东坝、王子西坝和新两野（新城子、两山口、野麻湾）、天夹营（天仓、夹墩湾、营盘）两个地方。每坝为一个行政单位，设杂职农官、督修农官各1人，民众选出，报县府委任。
杂职农官，管辖全坝行政事项，受县府领导。以下设乡约若干人（由该坝备岔民选），再下设伙夫帮助工作至户（后改伙夫为什长）。
督修农官，专管全坝水渠修理，监视坪口分水闭水和浇水，检查维护大小渠道等。下设渠长若干人（按岔推选），协助督修农官工作，管理各岔水渠（一般是支渠）。支渠以下设小甲或闸头若干人至户。
原鼎新县（民国二年改高台分县为毛目县，民国十八年改毛目县为鼎新县），沿袭清制，原有屯田地，双树墩大、有、年3号，设乡约1人。毛目“天、地、元、黄、宇、宙、洪、昌（荒）、日、月，鼐、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24号，分设乡约4人，总称“五屯”。新增科田地芨芨墩渠、万年渠、双城子渠各设乡约1人，谓之“三科”。即所谓“平分五屯，额正三科”，简称“五屯三科”，由8个乡约分理民政和赋税。另外，各渠设渠长（即水利农官，后称大差或水利员）1人。
民国十二年（1924年）后，金塔裁汰杂职农官。督修农官改称水利农官或水利员。
区村闾制
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废除乡官制，改乡约为征收员，推行区、村、闾体制。县设自治筹备委员会、县农会。原金塔县共划分为4个自治区：金东、金西、新两野为一区；户口、梧桐为二区；三塘、威虏、天夹营为三区；王子东坝、王子西坝为四区。每区设区董1人，受县府领导并受县自治委员会指导。区下设村，村下设闾。全县划23个村，每村设村长1人，村副1人。以农会兼办军糈粮秣，各村又增设兵站员1人，协同征收员办理抓兵派款诸事。
民国十九年（1930年）秋，合区并村。原金塔县一区、二区合并为第一区，三区、四区合并为第二区，全县共2个区，10个村。以金东、金石、金双为一村曰金东村，金西系金东村之联合村，天生村、官坝村合并曰户口村，梧桐坝仍为一村曰梧桐村，三塘坝两村合并曰三塘村，天夹营仍为一村曰夹营村，新两野两村合并一村曰新山村，此合并之七村直属第一区管辖；威虏村与磨河村合并曰大有村，王子东坝三村合并曰三多村，王子西坝四村合并曰四维村，此合并之三村直属第二区管辖。是为金塔规定区村之定制。原鼎新县，改“五屯三科”为2个区8个村。第一区辖东风、中兴、万年、双城4个村；第二区辖双树、芨芨、上西、下西4个村。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夏，村易名为乡。
保甲制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裁撤乡、闯，编制保、甲。区下为保，保下为甲。原金塔县，划3个区，54个保，220多个甲。每区设区长1人，助理员2至3人，保设保长、保副，甲设甲长。一般5个或6个保设一联保，置联保主任1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合并为东区和西区2个区，辖26个保。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改区为乡，乡公所内设民政、财政、巡警、户籍、文教等股，各设股长。全县调整为2个乡，22个保。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又调整为2个乡24个保。其中东区乡辖14个保，西区乡辖10个保。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再次调整为2个乡，25个保，340个甲。东区乡辖金城、建国（在县城）、金大、金石、金双、金西、户西、户东、大坝、大新、三上、三下、夹营、天仓等14保；西区乡辖旧寺墩、五福、三多、西四、西红、西头、西三、威磨、威虏、新城、新山等11保。
原鼎新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改2个区8个乡为2个区8个保。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改区为乡，仍辖8个保。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调整为2个乡10个保。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再次调整为中兴、上西2个乡12个保。中兴乡辖东明、四维、毪利、永宁、东异、西静、双城等7保；上西乡辖新西、宇宙、上元、漭急、双树等5保。
国民党组织
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国民党甘肃省临时省党部委派翟玉航、尹尚谦为西路指导委员。指示各县成立临时县党部。二人又介绍贺多善、宋执中为金塔县临时县党部筹备委员，并与酒泉县党部青年部长李上林、党员金从寿筹备一切事务。七月三日，借会馆的房子照章成立金塔县临时县党部。但不久就奉上面的命令停止了工作。
民国十七年（1928年）元月，金塔选送第一次在省党务训练班毕业的万俊业，由省党部委派为金塔党务筹备委员，并委派李上林、宋执中、金从寿为委员，帮助工作。于2月4日成立金塔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开始工作。至3月又奉省党部通令停止工作。
民国十七年（1928年）2月，中央第四次会议议决，举行全国总登记。甘肃省指导委员会又委派省政治训练班毕业的周登赢、张生录为金塔县党务指导委员，成立登记处。登记结束后，因为甘肃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又将开幕，即由登记处成立独立区分部，开会议决，在省城就近选周立孝为金塔县代表，参加大会，并将酒金分水各议案告知周代表，提交大会，力争办理。
登记后，由省党部核准党员五十二人，依次成立九区分部三区党部。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2日，召开金塔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区党部代表李经年、王克明、王哲武，第二区党部代表王安世、李上林、公兆麟，第三区党部代表赵积寿、黄文中、何培基。因开会之日讨论事项较多，选举了执、监各委员，最后决定讨论事项。于5月1日正式成立国民党金塔县党部。
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金塔县选送第二次在省党务训练所毕业的金从寿、梁学诗、何维汉等人返回金塔，由省党部委任梁学诗、何维汉为鼎新党务工作员，委任金从寿为金塔县党务工作员暂理党务。8月，省党部召集各县市代表召开联席会议，选举李上林为代表出席省联席会议。会议结束后，李上林被委任为金塔县整理委员，不久就停止了党务活动。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由省党部划分金塔县党部为酒泉附属，并由酒泉县党部委任董祥国为金塔整理委员。于2月22日借县政府中山堂成立办事处，征收预备党员，最终审查确定合格党员11名。至9月22日成立直属第一区分部，推举金从寿为常务委员，照常开展工作。
1945年，金塔县设区党部3个，区分部26个。
三青团组织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同年7月组成中央团部，由蒋介石自任团长。1939年初，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青年书”之后，为了扩大势力，三青团甘肃支团部筹备处指派酒泉师范校长王鼎极，以酒泉师范为重点建立省直属区队，以个别吸收的办法，在该校教职员工和高年级学生中发展团员。1940年夏，由王鼎极负责成立了“三青团酒泉分团部筹备处”，将发展对象扩大到教育界和当时的三个中等学校（国立肃师、河西中学、酒泉师范）。从此三青团在酒泉的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1942年秋，正式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酒泉县分团部”。同年，金塔、鼎新县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部，在各区院校和政界青年中发展团员。金塔县团部建立基层区队3个、分队15个。
1947年10月，为了解决历来党团（三青团）内部互相摩擦、争权夺利的问题，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金塔、鼎新两县成立了“党团合并委员会”，将原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凡担任了区队长以上职务的一律转为国民党员。1948年2月党团合并工作结束。至此国民党在金塔、鼎新两县的组织机构更为庞大，活动也更加频繁。
民国时期金塔历任县知事、县长：
寇柄寅：汉中城固人，宣统三年（1911年）任至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时期为县知事，县长。
邓学典：兰州人，民国二年（1913年）任。
吴永霓：陕西紫阳人，民国三年（1914年）任。拔贡。
吕继宗：江苏人，民国四年（1915年）任。
戴光华：四川人，民国五年（1916年）任。
徐家瑞：江苏人，民国六年（1917年）任。
李士璋：四川遂宁人，民国七年（1918年）任。拔贡。
宁济廷：汉中城固人，民国八年（1919年）任。
马象乾：陕西长安人，民国九年（1920年）任至民国十年（1921年）。
李士璋：四川遂宁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复任。
永格：北京人，民国十二年（1923年）任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
黄凤梧：江苏人，民国十四年（1925年）任。
齐溥：陕西富平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任。
仇准：直隶人，民国十六年（1927年）任。
黄文中：甘肃临洮人，民国十七年（1928年）任。
郑乃谦：直隶武清县人，民国十八年（1929年）任。
张懋东：甘肃礼县人，民国十九年（1930年）任。
李濂学：甘肃武威人，民国二十年（1931年）任。
陕祝南：甘肃河州人，民国二十年（1931年）任。
杨体侃：甘肃会宁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任。
蒋绍汾：江苏宜兴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任。
周志拯：浙江永嘉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任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
崔崇桂：甘肃酒泉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任。
许谔：甘肃临夏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任。
赵宗晋：甘肃天水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任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戴云凌：江苏江山人，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任。
张德熙：江西铝山人，民国三十年（1941年）任。
闫重义：甘肃通渭人，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四月任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喻大镛：江苏淮安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四月任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七月。
马元鹗：甘肃陇西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七月任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九月。
第五节 警政与民众武装
民国绿营裁撤后，金塔再无驻边防军队，只有警政和保卫团等民众武装维护治安。
警政
金塔县于民国三年（1914年），始设警备队，以维持地方治安。当时，警察一切事务由县知事兼办。民国六年（1917年），因治安事情太多，专门设警察办理，改名警察所。民国十七年（1928年），警察所改为公安局，改警佐为局长，警生为局丁。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九月，蒋绍纷县长将地方保卫团撤销，留团丁十名，拨充到公安局。十月十五日，奉省政府命令将公安局裁撤。
鼎新县于民国三年（1914年），编织警备，招募队兵十三名，负责地方治安。
民团组织
金塔县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一日，黄文中县长奉令设立保卫团。委任县绅刘怀基为正团总，县商吴永昌为副团总。招募团丁60名，书记一员。团总均为义务职，书记每月支薪洋二元五角，团丁每日支口粮白面一斤半，黄米一碗，不支薪水。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八月初一，刘怀基辞职，郑乃谦县长委任吴永昌为正团总，县绅李经年为副团总。团丁裁减为30名。民国十九年（1930年），吴永昌辞职，张懋东县长委任李经年为正团总，县商杜万荣为副团总。团丁裁减为18名。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李经年辞职，委任梁占金为正团总，杜万荣仍旧为副团总。同年秋九月，陕祝南县长将团丁裁减为10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三月，委任雷声昌为团总，十月委任贺多善为副团总。稍后，三十六师令一名刘姓副官来到金塔督查保卫团建设情况，要求金塔招募人数达到100名。陕祝南县长在城内北店插旗招募，采取招征并进的办法，费时两个月才完成招募任务。而刘副官将招征之人及马十匹枪二支完全代领运到了肃州，加入师部。金塔保卫团仍有团丁10名，由雷团总管理，贺副团总辞职。民国21年（1932年）十月，蒋县长将县公安局改为县团，并自任正团长，委任雷声昌为副团长。将前次撤销地方保卫团所有枪、刀、器、械、制服、火药等物，都归县团使用。十一月初八，第九师韩营长来金塔征兵98名，挑拔团丁16名。十二月周县长到任，雷声昌辞职，委任许嘉毅为副团长。
鼎新县，民国六年（1917年）各乡组织保卫团，设团总一人，团丁由人民编组而成，人数多寡不等，昼夜巡哨防备。在公共场所设岗防御稽查盗匪，每年冬末春初由县政府检阅一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成立军训干部训练队，训练干部人员。各村保成立壮丁队，分期或集中轮流训练。
第六节 民国时期的金塔经济
民国初期，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大开烟禁，粮棉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总产量大幅下降。捐税日益严重，地方政府和各派军阀摊派榨取，抓丁拉夫，苛捐杂税繁重，农村经济衰落。民国中后期，马家军和国民政府为了维持战争所需，加重税收，摊派劳役捐税，加大对民众的搜刮和盘剥，农业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工业衰退萧条，经济制度混乱，濒临崩溃。
农业
农业方面，民国时期，金塔的经济仍然是以个体劳动为特征的、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分散经营小农经济为主。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将土地或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收地租，或雇佣长、短工直接经营，或放青账和高利贷盘剥农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多次大开烟禁。鸦片的大量种植挤占了耕地，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1924—1929年，金塔六年持续大旱，大部分耕地颗粒无收，农业空前大减产；30年代初期（1931年、1933年）的粮食产量有所回升，这是金塔在大灾之后的农业生产恢复时期；1934年至1936年间，年产量接近民国初期，这是金塔在民国时期谷物生产的高峰时期之一。
民国时期，通过政府的大力试验推广，农作物品种大大增加，成功引种了花椰菜、西红柿、甜瓜、草莓、石刁柏等瓜菜品种。这一时期，主要的农作物是糜谷、高粱、小麦、青稞、胡麻、玉米、大豆、小豆、黄豆、绿豆、扁豆、桃豆、白薯、洋芋。常种的小麦品种有红大头、白大头、红长芒、白长芒、红小麦、山西红等；糜子有红、黄、黑3个品种，青稞属小日月庄稼，先于小麦之前早熟可以接济饥荒，因此家家都有少量种植。胡麻属主要的食油作物，每年家家都种植。此外，红花、向日葵、油菜、麻子等，虽属小宗，家家都种。主要瓜菜作物：白菜有小白菜、天津大白菜等；萝卜有末萝卜、红天鹅蛋、白长尾、青皮萝卜、冬萝卜等；十字花科的甘蓝、菜花、苴莲、芥菜、蔓菁等；葫芦科的黄瓜、番瓜、南瓜、菜葫芦；茄科的西红柿、茄子、辣椒；百合科的葱（红葱、白葱、野生沙葱）、薤（洋葱），蒜（两个品种），韭菜（两种）；豆科的刀豆、豇豆、菜豆；伞形科的芹菜、芫荽、胡萝卜、大小茴香；藜科的甜菜、菠菜；菊科的莴笋、洋姜等；瓜类主要有西瓜、鞑瓜（籽瓜）、甜瓜、梨瓜等。基本涵盖了现在种植的绝大多数品种。
民国时期，金塔农民使用的工具较为落后，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千百年传下来的铁木手工工具，非常简陋，工作效率低。在农业生产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耕畜主要被地主、富农占有，贫苦农民无耕畜，只能租借或以人力代替畜力，生产力水平低下。由于贫穷，致使新式农业技术无力推广使用。加之军阀混战，赋税徭役繁重，加速了农民的贫穷和农村的破产。1936年，金塔共2区10乡，3438户，21681人，平均每户6人，原有耕地62000亩。因风沙肆虐，现仅有58700亩。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农业赋税繁重，农民丧失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许多农村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特别是1945年的旱灾，对农业生产影响甚大。当年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是1932年以来的最低点。
畜牧业
畜牧业方面，民国时期，金塔的畜牧业以养殖农家自用的牛、羊为主，仅有大马场、三道岭、白水泉等几处草场。
水利
水利方面，一是兴修水利工程。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国民政府经济部拟定《水利建设纲领》，大力倡导地方兴修水利。甘肃水利林木公
司制订了《甘肃河西水利十二年计划》，目标是在十二年内，政府出资整理旧灌区370万亩，开发新灌区500万亩。抗战时期，中国农民银行在甘肃举办小型农田水利，金塔、鼎新两县均参与了这项工作。通过农田水利建设，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发展。金塔的水利工程主要是防洪蓄水工程和渠道建设。鸳鸯池蓄水库：酒泉与金塔两县人民同用北大河之水，自1913年分县后，用水纠纷年年出现。1922年，安肃道尹王世相令酒泉县知事同金塔县知事李士璋双方磋商议定，每年立夏后五日，酒泉、、金塔在茹公渠金上坪立案分水，两县各得水五分，分水时两县各派员监分。后来，金塔县民公推赵积寿赴省府请愿，省府朱绍良遂派员来酒泉视察。但酒泉位居上游，垦殖面积大，需水量多，河水日渐减少，境内浇灌已属不足，再无余水可分供金塔农田引灌。于是甘肃省政府在1936年派建设厅技正（技术员）王仰先往该地勘测后，初步决定在金塔供水口及鸳鸯池左侧修库蓄水，拦储夏秋山洪暴发时的过量之水，以供旱时急需。后来派工程师王力仁、杨廷玉亲临其地做调查，并选定坝址，提出建设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开工。1942年9月省政府又一次派遣工程人员，在鸳鸯池勘查测绘修建蓄水库。经呈准中央拨补库款，修建民工由两县征雇，并责成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主持进行。1943年6月开工，在酒泉设立肃丰渠工程处，主任工程师原素欣负责该项工程。1946年秋季，举行了水库放水典礼，工程历时四年。完工后的鸳鸯池水库为肃丰渠的主要工程，坝址在金塔县夹山水峡，坝体为石结构，坝高26.8米，长180米，蓄水量为1200万立方米，受益面积7万亩，这是河西地区也是整个甘肃，在民国时期所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工程。渠系：金塔水源，由酒泉西南、东南百余里之洮赖、红水二河发源。经过酒泉西北、下古城与临水河汇归北流，入金塔夹山口。分一支为金塔坝，由东分流。河水直通下流为王子六坝。金塔坝又分两岔，一曰金东坝，一曰金西坝。金东坝分坪三，一曰金石坝，一曰金大坝，一曰金双坝。金西坝分坪二，一曰金西坝，一曰三小岔。王子六坝总分坪六，由东渐西，一曰户口坝，二曰梧桐坝，三曰三塘坝，四曰威虏坝，五曰王子东坝，六曰王子西坝。
二是建立了分水制度。清朝后期，随着气候变化和植被的破坏，祁连山积雪减少，众河道水量下降。加之附近各县一部分农民迁往酒泉定居，上游人口增加，耕地扩大，水的供需矛盾日益加剧。讨赖河，每年农历三四月间，来水量甚小。因此，上游各坝在大河中堵坝引水，放任自流。年复一年，原有水规自行破坏，堵河断流，成了常例。由于土地的大量集中，上游一些地主恶霸把持了水权，他们为了明浇夜退，灌湖泡荒，煽动农民群众，为其独霸水利而效力，激化了上下游之间的水利纠纷，特别是民国二年（1913年）析置金塔县，分了县也分了心，地方官各私其民，助长了地方势力，酒泉乡绅竟说“金塔所灌系山洪暴发之水”，将河水霸而不舍。每年夏秋季节，若不是洪水将上游各坝的拦河坝冲垮，下游农田滴水不见。民国十五、十六年（1926年、1927年），金塔连旱，饥荒成灾，“人民死无算”。民国十七年（1928年），黄文中（甘肃临洮人，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任金塔县县长，目睹民众饥饿不堪的凄惨情景和酒泉独霸水资源的极端不公，组织以赵积寿为首的水利委员会，专司均水之责。从此，金塔的“均水”成了有组织的统一行动。每年出动近千人到酒泉均水，双方械斗，致伤甚至死亡事件发生多起。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周济（字志拯，浙江永嘉县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任金塔县长，为政三年，每年除组织农民到酒泉均水外，还向省政府呈文，要求解决酒金两县的水利纠纷。卸任以后还以个人名义多次向水利部和甘肃省政府写报告，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伸张正义，为金塔争水鸣冤。这时，水利纠纷已达高潮，省政府才有所重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甘肃省政府“特定分水办法，将酒泉设立夏放水之期提前十日，先由讨赖河坝人民灌溉，至芒种第一日起，令酒、金两县长带警监督，封闭讨赖河各坝口，将水由河道开放而下，俾金塔人民按粮分配，浇灌十日，救济夏禾。至大暑前五日起，如前法将红水河开放五日，藉润秋禾”。此水案由两县县长有时甚至由酒泉专员亲率一个营或团的军警监督执行。
酒泉有大河三：曰北大河，曰清水河，曰临水河。其三河为金塔全县之水源。但北，清二水流至下古城与临水河合而为一，经茹公渠来金百有余里。卷查老案，清乾隆二十七年，经金塔士庶等具呈陈明，前分州张会同前肃州徐判令：金塔坝得水七分，茹公渠得水三分，立案为例，各资灌溉。后茹公渠因河低水高，往往堵河塞水，以致两造纷争不已。至民国十一年，蒙酒泉县长沈、奉安肃道尹王谕令，会同金塔县长李斟酌情形秉公判令。两造在临水大河内各得水五分。复令于河口镶坪均分，刊立石碑遵为成例。并断令于屡年立夏后五日分水。同请酒金两处县长会同来渠监视以照慎重永免争端。两造遵服具结立案，兹将列宪为民之苦心及分水之成数谨列于碑，以期永垂不朽云尔。
酒泉初等国民小学校教员兰谷茹生蕙丹书
河南南阳府王盛义镌石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赵宗晋（甘肃天水县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金塔县长。他实地察看，周密思考后和酒泉县长凌子惟联名向省政府递呈“用科学方法，蓄置水量，节制使用，以利耕耘”的报告。认为兴修鸳鸯池水库，蓄积冬春余水是解决金塔干旱和两县水利纠纷的良策。该工程自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六月开工，至三十六年（1947年）五月竣工，蓄水量1200万立方，可供7万亩农田灌一次水。施工期间，酒泉和金塔每天各出民工两千名，累积工日86万个，国家投资法币16亿元。这座水库就是酒、金两县人民团结用水的象征。
工业
民国时期，金塔的工业以手工业为主，主要有木器、铁器、纺织、缝纫、制鞋、皮革、印染、粮油加工、食品、酿酒、采煤等，分散于城乡各地。最普遍的是生产工具的加工和制作，以及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器物、用品的生产。冶铁业和铁器业方面主要是制造和修理简单农具的铁匠铺，分布于全县各乡镇。农产品加工作坊遍及各乡镇，主要是榨油业和粮食加工业。小麦、玉米、糜、谷的加工由农户各自进行。手工棉纺织是全县农户的主要副业之一。土布生产以自给为主，除供本地使用外，还有部分输往邻县。以羊毛为主要原料的毛纺编织，也是金塔农村的重要副业。造纸作坊多用芨芨草、马莲草、烂棉花等为原料，所造纸都为土纸，不能供印刷用。铁工，多为私营专业铁器店铺，无论城乡、集镇、屯堡，都有固定的铁匠铺，主要生产农具、日用家具、钉马掌及建筑用具，有时也制造一些刀矛之类的兵器，以维持生计。铸工，主要在城镇开办生铁炉院，以铸造农耕器具，犁铧、耧铧、车瓦车钏、炉条、火盆、熨斗、灯盏、锅、盆、钟、键等杂品。铜、锡、焊匠，多为小本经营，或有挑炉灶走乡串户，钉锅、制锁、铸造日用杂件。银匠，主要在城市设银楼、匠铺，主造首饰、镯、戒指、儿童饰品等。印染业，主要以土布加工染色为主。煤炭开采主要是私人经营，窑主聘请技师，选好矿点，雇用民工开凿，以人力背运出窑，年产量仅能维持县城和农村人民的生活用煤。制砖业，农村各地在修建学校庙宇等公共建筑时，根据需要才造窑烧砖，一般很少作为常年生意。
民国十五年（1926年），金塔县开始有了公办工业，开始成立“民生工厂”，生产少量民用毛毡，兼作缝纫业。民国十七年（1928年），金塔县创建民众工厂一处，生产棉、毛织品和铜铁锅、盆等12种产品。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金塔县兴建手工织布厂，生产宽面布；兴建毡坊，生产毛毡、毛衣、毛套、毛袜、围巾、栽毛毯等；兴建制鞋铺，生产布鞋、毛鞋、皮鞋等；兴建制帽作坊，生产瓜皮帽（俗名小帽）、毡帽等。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金塔县设手工毛纺厂。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金塔县把木、石、泥、席、铜、铁、银、皮、缝、染、纸、裱等作坊和工匠进行登记，组织成12个坊业。金塔县还有淘金、挖煤等矿产开采者。
民国时，由于工业不发达，县境内没有官办矿业，只有民间为生活自用而采挖的少数零星矿点。据民国时期《创修金塔县志》记载，早年民间采挖的矿产有：塞水石（石膏），产于天泉寺，用于绘塑及入药；土粉（俗名白土），产于白水泉，用于粉墙；石灰，产于夹山青山寺，用于粉墙；红土，产于天仓北山，用于粉墙；煤炭，产于老君庙（梧桐沟），用于燃料；金矿，产于铅炉子沟；铅矿，产于铅炉子沟。
商业贸易
商业贸易较为活跃。民国时期，金塔县城有贸易市场两处，大小商铺多家，多集中于北关内。较著名的商号有灵德堂、永兴和、元新成、三积有、恒信号、集瑞源等。它们分别经营中药、日杂、土产、餐饮、染坊、旅店、干鲜果等。城内及北关各设米粮市一处，东栅子门外设集市，群众多集中于上午进城交易。板地屯庄，也是民国时金塔较大的一处商贸市场，是金塔境内颇有名气的手工业品与农副产品交换集散地。后来许多行商逐步变成坐商，开办商号铺面。中药铺有西安人屈怀德的天兴德，王建生的永泰堂，公天明的义兴明，杨宗正的正和公；三货铺有李贵迁的万顺贵，雷全的任盛和，李贵喜的贵成泰，邹德运的德兴福，高台人陈进堂的进义和，酒泉某人的灵盛西以及金塔人王天存的天德堂。此外，还有油坊、染坊、铁木匠铺等作坊，特别是收甘草和种大烟年份的收获季节，行商小贩走乡串户，络绎不绝，附近条件较好的农户家中都住上了买卖人。鼎新县只有县城贸易市场一处，商贩三十多家，较大的商号有“义兴隆”“福兴厚”“鼎兴源”三家；中药铺仅“恒德堂”一家；染作坊一家；餐饮、杂货铺面八家。金塔、鼎新两县的商铺主要经营百货、土产、日杂、五金、中药、粮、棉、油、肉、果品、蔬菜等。其中甘草、皮毛、棉花、土布为对外销售的主要产品。
金融业
民国时期，金塔的金融业不发达。民国九年（1920年）金塔境内始用银圆。民国十九年（1930年）流通纸币，每张抵铜圆20枚或50枚、100枚不等。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时任金塔县县长周志拯，为了限制高利贷剥削，减轻农民负担，成立金塔县农民低利借贷所，赵积寿为第一任主任，以后继任的有王安世、雷声昌等人。曾发行地方货币“金塔县借贷所券”，面额一吊，抵铜圆100枚，群众称“油布贴子”，不久自行退出流通领域。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流通法定通货（简称“法币”）。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流通关金券（全称“海洋金单位兑换券”）。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流通金圆券。1949年前夕，流通银圆券。但由于货币贬值，市场交易多以小麦为等价物，同时再度流通银圆和铜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中国农民银行甘肃省银行在金塔设办事处，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在鼎新县设金库和汇兑所，以实物发放农贷。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8月，成立中国农民银行金塔县支行，办理存贷、吸收股金、发放农工商贷款。
税收
民国时期，金塔的税收以田赋为主。田赋以地丁征收，一般按所征粮、草折银两征收。征收实物称本色，按市价折征银两，称折色。民国前期，酒泉各县田粮一般为本七折三。草束，大草每束18斤，小草每束7斤。1916年起，一律按7斤计算，折收银圆。但是，酒泉田赋征收实物比重仍较大。在征收田赋过程中，还有几种附加税，即耗羡、百五经赞、盈余等。解放战争时期，苛捐杂税进一步增加。全省统计，正税26种，新增税捐23种。各地方自行临时摊派尚不计算在内。据《创修金塔县志》记载，金塔县“原额正粮，除梧桐坝沙压粮二十石四斗外，实征粮一千三百零三石七斗二升八合，原额应征七斤。芦草二万九千六百七十五束七分一厘，折合大草一万一千五百五十六束二分二厘，内除十五年呈报梧桐坝沙压地共七斤草五百二十三束八分七厘，折合大草一百O四束外，实征大草一万一千三百五十三束二分二厘”。商业交易税则按行业设置机构征收，据《创修金塔县志》记载，金塔县的税捐征收机构“百货厘金局：光绪十二年始设，征税最轻值百两之货祗征一两。后至民国愈形增加，照依担头按百分之五征收。牲畜分局：设于清光绪十六年，照商价按三分税率收。至民国十五年按八分征收，又加义务捐一分，印花税一分。印花分局：设于民国五年，由本县商会代办，其印花照地方商民情形分配。烟酒分卡：设于民国七年，酒每百斤征大洋四元五角，烟视优劣定税多寡。皮毛分局：设于民国八年，其征收方法，照依货之粗细，价格之大小征收。禁烟善后局：征收等项办法，凭照一张净重五百两为准。每两收税洋一角五分。每凭照一张收税洋八角。
毛重十两除皮一两。印花每两收票费洋六厘”。差徭，自清代“摊丁入亩”后，在汉族地区已经很少。民国时期，甘肃临时省议会倡议“裁革支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除在兴修水利、修桥、筑路等公益事业方面征发民力外，其他方面很少动用民力。民国初年是扰民最少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军阀割据，开始滥用民力。国民军征兵、征畜（车）和征派粮秣频繁，是民国扰民最严重的时期。
道路交通
金塔、鼎新两县公路交通在民国以前和民国初期都十分落后。“金塔交通梗塞，而其往来附近之地，南通酒泉，北通蒙古，东通高台，由双井而入大道。西通玉门，由花海子而入其境。东北通鼎新，由营盘过黑河而至其地。”（《创修金塔县志》）道路闭塞不畅，崎岖难行。交通运输主要依靠畜力、畜力车、驮运为主的民间运输方式。民间运输十分萧条。直到抗日战争期间，金塔公路建设才有了进展，交通运输业也有了一定发展。民国十六年（1927年），整修酒泉通往金塔的道路，使之能通行铁、木轮大车和胶轮大车。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修建酒建（酒泉至建国营）公路酒泉至金塔段，当年完成53千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修建金塔以北路段，当年完成155千米。同年12月1日成立酒建支线工程处，次年4月开工至12月31日全部竣工。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11日，酒泉至额济纳旗公路全线通车，全长397千米。1948年，再次整修酒建公路（由酒泉经金塔、过天仓、越青山头，抵达建国营）。酒金线，是民国时期修建的河西三条支线之一。北起金塔县疙瘩井，向南经白山堂铜矿、营盘、金塔县城到酒泉，是一条连接酒泉至内蒙古额济纳旗的省际干线公路。1945年至1946年因为准备内战的需要，采用征工制，抽调当地驻军兵工，调派酒泉、金塔、鼎新民工，按丙等公路标准修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鼎新县动员民力令各保分段整修镇夷石峡到沙井子的道路，全长八十公里。民国时，金塔县境内建有东官坝桥、户口坝桥和西官坝桥三座较大的桥梁。鼎新县境内建有营田桥、大坝桥、秋号桥和殷家大桥四座。
邮政业
民国以前，金塔、鼎新是通过驿铺来传递邮件的，从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两县相继设立邮寄代办所来传递邮件。民国元年（1912年），在金塔城内商号设立邮寄代办所一处，经理一人，邮差二人。开通酒泉到金塔、金塔至鼎新两条邮路，传送肃州、金塔、鼎新一带往来之信件报纸。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金塔邮寄代办所改为邮政局。邮运仍为步班和骡马班，从酒泉经金塔而达鼎新，由2名邮差交替，3日为一班，大庄子头墩为金、鼎邮件交接点。农村有乡邮员2人，分别担负城西片（今中东片）和城北片（今东坝片）的投递工作。鼎新县，自民国元年（1912年）冬，设立邮寄代办所一处，负责由酒泉经金塔而达鼎新的邮件传递，三天一班。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匪患频繁，来往公文增多，加之，国军驻防额济纳旗，该旗增设邮局，邮件传送往返需要两个星期。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改设鼎新邮政代办所，但由于经费无法落实，由国民党党部社会服务处暂时代理邮政事务。民国三十五年（1936年）夏，邮政业务由附设银行办理。鼎新邮局每年春冰消融及冬令冻河之时，不能行走，转由高台处送往邮件，需要二十多天，因邮政延迟关系，又在河西营增置电话一处，每有消息的时候，由负责人员传送县政府，大大方便了邮件的传送。1949年，金塔、鼎新两县的邮政局代办的函件种类有信函、明信片、新闻纸、书籍印刷物、贸易契、商务传单、货样、平快、代收货价、挂号信函、存证信函、存局候领邮件、保值函件、保价信函等。各类函件都可按挂号交寄。信函、明信片、新闻纸、书籍印刷物、贸易契、商务传单、货样等都可按航空交寄。除保值、保价和代收货价邮件外，均可按快递挂号交寄。
电信
民国前，金塔没有电信机构和设备，依靠烽燧传递信号。金塔、鼎新两县电信最早始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是年10月，金塔至营盘通电话，有电话单机2部。电路架至天仓营盘收报后，再有专人传递鼎新县政府。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鼎新县城内设无线电台1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鼎新县政府开始设立收音机。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因经费缺乏而停办。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鼎新县政府设立电台一处，用于收集情报。在城东门外关岳庙又设防空电台，专用于接收防空情报。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又在营盘设立电话站，以接听金塔电话而后再传到鼎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4月，金塔县城内设无线电台1处，多为军用服务，每日可与兰州、酒泉联系。
第七节 民国时期的金塔教育
民国时期，政府重视教育，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所以，民国时期的教育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立时期。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民众教育等初步形成了现代教育体系框架。
中小学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清末教育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学堂名称一律改为学校，初等小学校允许男女同校，废止小学读经。高等学堂更名为高级小学校。同年9月，民国政府颁布“壬子学制”，规定小学修业期限为初级四年，高级三年。1916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小学校施行细则》，其中明确规定小学课程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等，并要求各县改初等小学校为国民小学校。1923年，实施“壬戌学制”，甘肃省教育厅制定《甘肃实施新学制标准》，将高等小学校更名为高级小学校，把国民小学校更名为初级小学校，学制六年，实行“四·二”分段，即初小四年，高小两年。改高小“格致课”为“博物课”。同年，省教育厅饬令各县小学，把国语作为鉴定小学教员的主要科目，并在国语课中推行了注音符号，以正方言。学生作文提倡摒弃“八股文”模式，推广白话语体文。1925年，金塔、鼎新两县正式实行小学“四·二制”，当年小学“修身”课改为“公民”课，“博物”课改为“自然”课。1926年《甘肃省实施义务教育规程》颁布，将初级小学四年定为义务教育阶段。
在课程设置上，1912年，初等小学开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等七门课程，高级小学增设历史、地理、理科等科目，另
规定男子加授农业，女子加授缝纫，条件允许者可增加英语。城镇各小学按规定进行教学，农村小学多带私塾性质，仍以“读经讲经”为基本课程。小学实行“训育”制度，由校长、训育主任、级任教员组成训育系统。1927年，国民党推行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党化教育”，在小学教学中加授“党义”课，开展“党化教育”，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1930年，把“三民主义”作为训育方针，以“日常生活习惯”“社会公德”和“处世之道”为基本内容，对学生进行“品德”训练。1933年，颁行《小学公民训练标准》，倡导以“发扬民族固有道德”为目标，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中心内容的“公民训练”。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全国小学“将党义教材渗入各科教学中，而不独设一科”，要在统一意志原则下，统一学生的信仰，实行所谓“党化教育”“政治训练”“道德规化”。在此原则指导下，强化“党团组训”“军事训练”“训育管教”，渗透“反共防共”和封建专制等内容。确定“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为共同校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为青年学生信仰的准则，并颁布“小学课程标准”，其时小学课程为公民训练、卫生、体育、国语、社会、自然、算术、劳作、美术、音乐等十科。1936年和1943年，对小学课程进行修订，规定的课程是初级小学设国语、算术、常识、劳作、音乐、体育、美术共七科；高级小学增设公民知识，改常识为历史、地理、自然三科，共十科。
清末民初，金塔县将社学和义学全部改为国民小学堂，民国三年（1914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又改学堂为初级小学校，金塔共改建初级小学校24所。民国元年（1912年），将金塔柳堤书院改名官立高等小学堂。民国十四年（1925年）改名县立高级小学校，高初学生并收。民国十七年（1928年）奉令改为第一高等小学校。民国六年（1917年）以前为正副教习制，民国六年（1917年）以后始设校长制。历任校长民国七年（1918年）为袁风翔，民国九年（1920年）为段生彩，民国十年（1921年）为李经年，民国十二年（1923年）为宋执中，民国十七年（1928年）为李上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为公兆麟。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教育局划分全县为二个学区，共有53所初级小学校，其中一区33所，二区20所，呈报在案。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县长蒋绍汾分别在一区梧桐乡大坝庙创建第一区完全小学校，二区三多乡中社学创建第二区完全小学校。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3月，经县政府批准，在原东坝五分（今中东镇屯庄村）成立了西区乡中心国民小学（即第三完全小学）。第三完校的前身是原东坝五分屯庄初级小学，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拔贡王起芝创立培英义学，民国三年（1914年）庠生王登科改办为初级小学校。
民国十八年（1929年），县长郑乃谦在教育街创办县立妇女求知学校，民国十九年（1930年）停办。民国二十年（1931年），县长陕祝南在城内隍庙街创建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校。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金塔县提拨救济院及同善社经费500元，在城南潮音寺设孩儿所1处，入学幼儿17人。一年后停办。这是本县幼教事业的开端。
鼎新县（原毛目县）于民国元年（1912年），始成立高等小学堂，校长由驻防都队营官周炳南兼任。民国二年（1913年），省政府委任王懋德为校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鼎新城乡所设学校有十余所。
教职员的待遇，民国前中期，高级小学校及初级小学校均有学地，学地仍按亩收租，将地租作为学校办公费及教职员之薪金。据《创修金塔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金塔县各学校的学地分别是：“县城高级小学一百三十亩；新山乡初级小学三十亩；金东金西乡初级小学八十五亩；梧桐乡初级小学三十亩；户口乡初级小学五十亩；三塘乡初级小学五十亩；夹营乡初级小学五十二亩；大有乡初级小学五十亩；三多乡初级小学一百五十亩；四维乡初级小学九十五亩。两区共计学田七百二十二亩。”
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教职员待遇实施办法》，规定地方国民学校的教职员薪粮由地方筹集，标准是校长每年10石小麦，级任教师每年8石小麦，科任教师每年7石小麦。学校办公费用由三科拨发现金。
民众教育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主要是为了弥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对失学民众进行文化补课教育，使社会一般民众及失学青年，都有学习知识的途径。1924年，甘肃省第二次教育行政会议要求各地组织平民教育促进会，试办平民教育学校。1926年，甘肃省政府通令各县，凡机关、商会、会馆均要附设平民学校。利用原有房屋，由本部职员担任教员，招收对象为平民或无力求学者，教材为《贫民千字课》。平民学校男女分班，年龄不限，免收学费，每天学习1～2小时。
1933年，甘肃省教育厅制定《甘肃省各县民众学校办法大纲施行细则》，确定民众学校以“根据三民主义授予年长失学者以简易知识、技能，使之适应社会生活为宗旨”。设置识字、“三民主义”、珠算、乐歌等课程。同时要求各级教育机关、学校都要附设民众学校，由教职员和高年级学生担任教员。
民国时期，金塔的民众教育机构有：1．民众讲演所，在北关中山街。民国十四年（1925年）县长齐溥设立。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教育局长李上林呈请整顿，搬迁到北门外，改名通俗讲演所，委任代用讲演员蒋彦棠一人。2．民众阅报室，在教育街。民国十七年（1928年）县长黄文中创立，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教育局长李上林改设为民众阅报所，移设到瓮城内。并拟定规则轮流派管理人员，并附设民众问字代笔处。3．图书馆，在儒学街。用前文昌宫的房子，民国十六年（1927年）教育局长何培基设立。4．中山俱乐部，在隍庙前楼上。民国十七年（1928年）县长黄文中同教育局长何培基创设。5．公共体育场，在县政府西辕门外。民国二十年（1931年）县长陕祝南创设。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县长蒋绍汾会同教育局长李上林改设于旧库房门前，加以扩充，占地有六七亩。6．教育馆，在隍庙内。民国十七年（1928年）县长黄文中创设。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教育局长李上林呈准县府，改设于库房内，奉令改名为“民众教育馆”。7．平民学校，在县政府案牍庙内。民国十四年（1925年）县长齐溥创设。民国十七年（1928年）县长黄文中改名为县政府民众学校。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因经费短缺而停办。
第八节 民国时期金塔的文化
文学
民国时期，金塔境内的文学主要以诗歌为主。民国时期，是金塔诗歌创作的萌芽期，也是快速发展期。这一时期的诗歌主要以描写金塔自然风光、乡土风俗、生产生活为主。代表人物是民国七年（1918）和民国十一年（1922）两次担任金塔县知事的李士璋。李士璋在任金塔县知事期间，勤勉敬业，体察民情，几乎走遍了金塔的乡村。他的诗歌既有描写金塔自然风光的，如《丁已年四月初抵金塔口占》：
沙岗环抱路迂回，忽睹天然画景开。烟树平川将郭绕，旌旗小队出林来。道旁有寺浮孤塔，郊外何年筑将台。此日下车须记取，桃花满县要新栽。
又有描写古迹名胜的，如《游青山寺》：
游青山寺
大漠平沙莾万重，是谁鞭石湧奇峰。
居然鹫岑盘空峙，借少螺鬟点翠浓。
复道跨虹新结构，危楼招鹤古仙踪。
青山变作童山象，一炬摧残胜祖龙。
怪石嵯峨一径开，谁知中有好亭台。
笙歌沸水迎风起，士女如云逐队来。
隐约虹桥孤寺掩，高低螺髻乱峰堆。
年年盛会逢初夏，我是登临第一回。
既有反映农事活动的，如《勘水》：
勘水
洪水横流弱水西，栏河未固溃金堤。
下民应有其鱼叹，中泽微闻哀雁啼。
鸦背寒翻红锦绮，马蹄踏碎白玻璃。
荒凉景象谁曾见，人在高房似鸟栖。
《凿冰修渠》：
伏秋汛涨寻常事，谁信冬来灌百川。
一片汪洋成泽国，数家村落变江田。
凿冰难透波心月，压草终浮水底天。
筑堰未成堤又溃，焚香祷告意悽然。
也有反映风俗民情的，如《得子》：
得子
筵开汤饼客盈门，怕听谀辞心自扪，
保赤深惭民父母，居官几见好儿孙，
赢金贻子知非计，经训传家是至音，
春笋惊雷芽甫茁，还需培植获深根。
《为母祝寿》：
云敖雅奏响钧天，酒进麻姑列绮筵。
竹报添孙称再庆，桃蟠结子祝千年。
与迎养援嫌家远，花县讴歌颂母贤。
安得慈颜亲见此，瑶池盛宴醉群仙。
当时最著名的诗歌当属李士璋所做的《金塔八景》：
金塔凌云
塔势魏然若建瓴，晴云一抹接遥青。
夕阳映作擎天柱，碧落高撑注月瓶。
几度题名来雁字，何人写罢换鹅经。
萧间古寺行踪少，细听松风响铎铃。
玉山积雪
晶莹山色接遥天，不是云浮玉垒巅。
太古千年留积雪，边城一带拥祁连。
晴开远岫明如练，月照高峰白似莲。
胜过终南阴岭秀，霸桥回望耸吟肩。
古城幻景
唱罢鸡声曙色开，遥空隐隐显楼台。
蓬瀛海市原虚幻，城郭人民自往来。
一霎昙花成世界，千年废址没蒿莱。
沧桑已变形犹在，古意沧茫化劫灰。
高庙清钟
巍巍庙貌跨城墉，树色苍茫起暮钟。
几点寒鸦翻夕照，一行征雁写秋容。
鲸鉴响彻三更月，鹤梦惊回万壑松。
安得痴人齐唤醒，清声破晓睡方浓。
北海晴烟
一片清漪断复连，北邻瀚海浩无边。
班超出塞三千里，苏武看羊十九年。
水草萃成游牧地，烟波远映蔚蓝天。
寻源何必探星宿，自有汪洋万斛泉。
西城古柳
苍然古木晚烟昏，可是当年细柳屯。
营已无存怀亚父，树犹如此泣桓温。
枯枝映月悲羌笛，老干拿云尚壁门。
故垒萧萧余荫在，夕阳红透暮鸦翻。
青山垒嶂
怪石嵯峨一径通，山巅飞阁望玲珑。
何来峻岭蹲灵鹫，高架危桥跨彩虹。
绝壁俯窥青涧水，栖霞中有翠微宫。
苍茫四顾空依傍，万里年沙夕照红。
黑水环流
西渡流沙任所之，黑水应不到三危。
谁言水道经梁域，曾过山丹读禹碑。
讨赖名川劳考证，通天别派更支离。
题於八景增惆怅，始信重来为补诗。
史学
民国时期，由于近代文化教育的兴起，人们对史学的研究与整理也日渐重视，一些官员、文人着手撰写反映金塔历史的著述。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金塔县成立县志局，由时任县长周志拯自兼总编，赵积寿、刘怀基、王安世等三人担任编纂事宜，编纂了《创修金塔县志》，内容分为舆地、人文风俗、建设、民政、财赋、教育、职官、选举、人物、金石碑铭、诗文等十一卷。重点记述了清代以来金塔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民族、风俗、物产、教育等。对于研究金塔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鼎新县聘前参议员蔡廷孝为总编辑，编纂了《新编鼎新县志》，分建设、教育、军政、交通、职官、序记、金石、艺文、风俗、史记等十卷，详细叙述了当时鼎新县的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等方面的情况。
戏剧
民国时期，金塔地方群众组织的草台班能随时召集登台表演的有西红戏班、大口子戏班、双桥班、尕保子戏班，高台县艺人冯大净的戏班也常被邀请来演出。演出剧目多以秦腔《铡美案》《烙碗计》《天门阵》等传统戏为主，并配合部分眉户剧相间演出。
居延汉简的首次考古发掘
1927年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成立，恰值此时，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博士提出到我国西北部继续他从前数次所做的考察，来与协会商议合作办法，经过十余次协商，于4月26日订立合作办法，协会接受郝定博士的补助，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参加人员，中方有北大教授、哲学历史学家徐炳昶，清华兼北大教授、地质学家袁复礼，北大助教、地质学家丁道衡，水利工程师、地图学家詹蕃勋，历史博物馆摄影师龚元忠，北大学生李宪之、刘衍淮、马叶谦、崔鹤峰，以及后来加入的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植物学家郝景盛、刘慎谔，气象助理胡振铎和徐近之等人。瑞典5人，即兰理训、郝默尔、那林等3名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贝格曼，以及地理学家斯文郝定。丹麦哈士纶1人。德国11人。由徐旭升和斯文郝定任团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为主，与外国平等合作的大型科考团，先后共有团员38人，其中科学家30余名，中外各半。
考察团成立后，于1927年5月9日从北京出发。6月中旬，科学考察团齐聚包头，组成了有60多人、近300匹骆驼的庞大队伍，向中国西北部继续进发。此后几年间，考察团在中国西北部约460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内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实地考察持续至1933年。
1927年9月28日到达额济纳旗，此后兵分两路，一路考察额济纳河下游及索果淖尔附近；一路考察额济纳河上游，直到金塔鼎新。10月，黄文弼在土堡处发现了五枚汉简，这是居延汉简出土之始。这次考察完成了地形及古遗址分布图的测绘，此图被称为居延考古史上的第一图。
1929年，贝格曼重返额济纳河地区进行发掘。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沿弱水两岸，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今甘肃省金塔县鼎新），以及在布肯托尼与博罗松治之间，发现有汉代的塞墙和障堡亭燧，其间共有3段塞墙、39个烽台、2个城和4个障，在463个灰坑中采获了一万多枚汉简。其中在金塔县内的肩水金关故址共出简850多枚，简中的年限集中于公元前82年—4年，同时出土的还有木、竹、角、陶、铁、芦苇、葫芦等器以及皮革、货币、织物。大湾城故址城区及其边沿共出汉简1500枚，简中的年限集中于公元前86年—2年，最晚的是公元11年，属昭帝至王莽时期。据邮程记录：大湾城是肩水都尉府。大湾城出土有很多“卒马田官”的记载、田卒名籍、牛籍以及衣物簿等，附近有古代田渠遗迹，据考证这里曾是一屯田区。
居延汉简的年代，上起西汉征和三年（前90年），下至东汉阳嘉二年（133年），内容非常丰富。有书籍，如《尚书》《仓颉篇》《牛子》残篇，有诏书、律令、檄书、牒记、品约、劾状、爰书、簿牍等；字体有小篆、隶书和章草；形式有方策、简、榻、标签、函检、斛、竿木等。居延汉简中蕴涵着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以补正文献记载，如烽和燧的应用、亭燧与障塞的区别、侯官的组织、戍卒的来源及分工、戍卒及家属的生活、屯田制、农民起义的新材料以及河西经济生活等。居延汉简是20世纪上半叶在酒泉发现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简牍，被誉为20世纪初中国“四大考古发现”之一。居延汉简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研究，从而将简牍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居延汉简的发掘，由于方法得当，不但发掘数量多，而且比较完整，成册的较多，这为简牍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极高的准确性。
作为出土的一种历史资料，居延汉简虽属历史文献学的范畴，但是它内容丰富、繁杂，涉及范围广，自身又具有独立的文化内涵。这些文物及长城、烽火台、关隘要塞遗址，对人们重新认识居延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显得尤为重要。金塔有令世界瞩目，被中外学者称为汉代档案库的肩水金关遗址及肩水金关汉简，轰动海内外。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西北边塞的守御器备、烽火制度、管制文书、亭障遗址等方面进行研究，大大充实了金塔历史，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的难题。目前，对居延汉简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第九节 民国时期的金塔人口
民国时期，由于共和政体的确立和民主科学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给人口的发展带来福音。同时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逐渐兴起，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等，都有利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但由于民国时期，金塔、鼎新自然灾害不断，疾病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率高，加之战乱和国民党抓兵要差，人口发展缓慢，基本处于“高出生、高死亡”的状态。据统计，民国元年（1912年），王子庄州有1443户，5810人；毛目县丞1404户，4941人。人口总数比清嘉庆年间少很多，但与清宣统元年（1909年）相比，又有较大回升。民国时期的各主要阶段，金塔、鼎新两县的人口情况如下：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两县4634户30044人，户均6.48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增加为56000人，其中金塔县36000人，鼎新县20000人。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人口有所增长，达到5388户41503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为4134户，40492人，其中金塔县3838户30382人，户均10.17人；鼎新县1296户10110人，户均7.08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人口减少为38187人，其中金塔25755人，鼎新12432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两县人口增至43592人，其中金塔31230人，鼎新12362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有6991户451966人，其中金塔县5035户31968人，鼎新县1956户13228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5573人，其中金塔31992人，鼎新13581人。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金塔县6238户34715人，户均5.57人；鼎新县1949户13433人，户均6.89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金塔县人口达到6358户42991人，户均6.76人；鼎新县人口达到1935户13835人，户均7.15人。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
6月，全县人口为6352户44586人，户均7.02人。鼎新县有1930户13902人，户均7.20人。
第十节 民国时期的金塔宗教
民国时期，佛教、道教等在金塔、鼎新两县大肆传播，信教人数众多。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也有传播，但信徒较少。
佛教
民国时期，金塔、鼎新两县佛教较为兴盛。当时金塔境内保存的佛寺有塔院寺、青山寺、天泉寺等，佛教庙宇达到近百座，遍布县城和乡村各地。
由于长期的战乱，人们为了祈福保平安，每逢朔望、神佛圣诞节日，便到寺庙，烧香许愿、祈福消灾。塔院寺、青山寺都有佛教盛会，届时戏剧杂耍、商贾贸易云集，形成一定规模的贸易市场和传统的文娱集会，成为金塔的宗教活动中心。坐落在县城东南2.5公里处的塔院寺，经清代和民国时期多次修葺后，到民国后期，有大殿三楹，中殿三楹，前殿三楹，左右廊房、山门、乐台具备。山门前，有两个石狮子，进了山门，步入前殿，两侧供四大天王，有手拿宝伞的多闻天王、怀抱琵琶的持国天王、手持宝剑的军长天王和手掌宝塔的托塔天王。四位神像脚下都踩小妖魔。出了前殿，东侧为东狱天齐殿，内塑地藏菩萨、东狱天子两位神像，左右两侧墙上画有穷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阎罗王、卞成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转轮王，通称十大阎罗王，并画有十八层地狱壁画；两侧为三霄娘娘殿，塑有云霄、碧霄、琼霄三位神像。中殿上顶有紫牙楼，殿内正面上方塑有弥勒佛、韦陀菩萨神像，左右两边塑有十八罗汉。走出中殿，两旁有约两米多高的大理石石碑，前后都满刻着碑文。跨过院内、花园就是大殿，大殿为塔院寺的主殿。
大殿二梁上，悬挂着清朝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的八块大匾。墙壁两旁最上面画有风神、雨神、雷公、电母神像。大殿内塑有释迦牟尼像，头顶大鹏，陪站两善两恶四位菩萨。右面塑有骑像的普仙菩萨，左面塑有骑狮子的文殊菩萨，最后一个神像是观音菩萨，面向金塔倒坐着。虽然寺院从人物雕塑、壁画艺术、碑文、匾文记叙看，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它反映了历史，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精神，有很高的文物研究价值。
“金塔”坐落在塔院寺大殿后院中间，是塔院寺的主建筑，顺着麻子石（花岗石）石条台阶上去，是用方砖和麻子石条镶成的塔座，四周有一人多高的围墙。塔的造型优美，工艺精细，套转图案设计巧妙，并有独特风格。塔顶有木质的8个角，每个角上吊着一个风铃，一刮大风，塔角风铃声和寺院庙角风铃声汇合在一起，声音清脆悦耳，仿佛是一首节奏匀称、美妙动听的乐曲。
塔院寺内，有生长百年的榆树、杨树，还有数棵挺拔翠绿的松柏和两架水葡萄。木栏花池里栽有红、黄玫瑰，芍药，兰草等花草，特别是玫瑰花开季节，香味扑鼻，使人觉得格外愉悦。巍巍宝塔在花、树、草的映衬下，四季各有不同的神采。塔后有农田和花果园，每到春夏，这里景色迷人，五彩缤纷，使塔院寺显得更加雄伟壮丽。
塔院寺中，还有分别吊在娘娘殿和上殿钟架上铸有正、草、隶、篆四种字体的两口大钟，钟的两耳各有不同的音响，钟声清脆悦耳，后音长，只要僧人敲钟，方圆一公里的庄户人家均可听到。
1944年，当时的县长阎重义，为了让众人保护古迹，在寺院山门正中，署名悬了“金塔寺”红堂金字大匾一块。山门前百米远还有一个戏台，在清朝和民国初年，每年农历三月十八、四月八过庙会，唱大戏，这里热闹非凡。
塔院寺“金塔”
后来，由于金塔干旱缺水，庄稼连年缺水，老百姓盼水心切，又增修了龙王庙、文昌庙，期望龙王多行水，请来文昌振兴教育。
道教
民国时期，金塔的道教通过小叉庙塔塔主，全真道龙门派第十三代传人陈来全在清朝中后期的大力传播，道观已遍布城乡各地，信教群众达到了一定规模。
第十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金塔的早期活动
顾元勋奔赴延安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经过长征在会宁会师，完成了中国革命大本营向西北的战略转移。11月，红四方面军一部21000万余人奉中央的指示组成四路军，进入河西地区，开始了开辟河西根据地、打通远方（国际支援通路）的艰难历程。西路军与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展开鏖战，红军将士英勇拼搏的精神和气概威震四方。当红军进入临泽、高台时，国民党金塔县政府要员、地方劣绅及军警惊恐万状，县长周之拯逃往额济纳旗，县城空虚，县政府停止办公近两个月。金塔各界群众因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一时间人心惶惶，而一些对共产党和红军有所了解的人则备受鼓舞。年底，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红军西征失利，国民党金塔县政府恢复办公，地方秩序又逐渐恢复平静。
1936年11月至翌年4月，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转战半年多时间，与马家军展开浴血奋战，最后绝大部分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红军西征失利后，十余名失散的红军战士经历艰难曲折，先后流落到金塔、鼎新境内，其中有少数是共产党员，如原红十三军二六七团卫生队队长金仿贤，原红军保卫局某营三连连长王中元等，这些失散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在特殊险恶的环境下不失革命气节，他们虽然没有开展有组织的革命活动，但在谋生的同时，隐蔽地采取各种方式向当地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革命主张，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1949年后他们才公开身份，参加工作，受到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与照顾。
1938年5月，金塔籍青年顾元勋，因在甘肃省立酒泉师范读书期间，受该校进步教师夏桪（字荫轩，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北京“一·二九”学生
运动参与者，1937年离校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影响，思想进步。为寻求光明，带着夏桪写给他的信，离开家乡到兰州，经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介绍，辗转赴延安参加八路军，投身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同年6月，顾元勋在瓦窑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金塔人中最早在外地参加革命并加入党组织者。
由于受中国共产党进步思想的影响，金塔籍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据记载，有37名金塔籍烈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张元昌、吕丰柱、陶永儒、蔺长国、焦存、王维礼、伊佩人、芦学会、卜正英、焦云、殷大忠、潘登喜、郭正芳、张德和、卢月广、张保贤、边玉寿、帅治国、王永贵、席上周、王世昌、李正保、魏兴亮、马生海、何洪玉、裴登熬、肖宗贤、杨源基、李洪珍、侯世英、陈玉贞、刘典申、张世杰、达兴山、李生财、肖国英、柴武亮。这些烈士，有的在刀光剑影、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有的在反动派黑暗的牢房里、血腥的刑场上，面对敌人的酷刑、枪口、屠刀，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全人类的解放，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人民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丰功伟绩将与世长存、永垂不朽。
王华开在鼎新的革命活动
王华开，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洲湖镇潭碑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8月，年仅14岁的王华开在家乡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王华开随红一军团开始长征，1935年底，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红军大学”（即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初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底调中共中央敌区工作部。1940年1月，被组织选派到西安、兰州等地，协助共产国际的苏联同志进行秘密工作。离开延安前，中央有关领导交给他一封信，指示他去西安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找一个化名孙平的苏联同志，肯接受孙平的领导，进行地下工作。奉孙平的指示，王华开与兰州地下党员周福生接上了关系，按照组织安排，王华开与周福生、张永祥三个组成特别小组，由苏联方面提供经费和活动器材，在兰州城内以百货生意为掩护，建立电台，进行秘密工作，具体任务由苏联莫斯科安全检查委员会安排。从此，王华开与中共中断了联系，成为特殊环境下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1942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王华开和战友在兰州工作环境恶化，共产国际指示他们停止工作疏散待命。之后王华开随周福生的朋友、鼎新卫生院院长王蕴璞，来到偏远的鼎新，以护士职业为掩护，等候组织指示。1944年下半年，王华开与周福生联系中断，得不到组织的指示和消息，于1945年冬天乘国民党政府在鼎新县征召青年军的机会，报名应征，冒险随新兵去兰州寻找组织。找到周福生后，向他汇报了在鼎新工作的情况，此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周福生仍为苏联方面工作，苏方让周福生转告王华开等候安排。不久，王华开仍回鼎新，临行前接替孙平的谢列克（苏联人）与王华开会面，指示他回鼎新后不要远离卫生院，找个女人安个家，以便于今后开展工作，并指示王华开设法到中蒙边境的额济纳旗，了解那里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况和蒙民情况，以后由苏联方面和他单独联系。回鼎新后，王华开按照苏联方面的指示做了一些工作。1946年和1947年王华开两次找机会到二里子河，详细地了解了那里驻军的布防情况和当地蒙民的情况，并将情况向苏联方面派来鼎新找他的同志做了汇报，苏联方面指示他不要开展活动，继续隐蔽待命，从此苏联方面再没派人来与他联系。在远离党组织的艰难环境中，王华开犹如离群的孤雁，度过了艰难困苦的七年岁月，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除了做好组织上布置的事务外，还利用职务之便向当地同事和群众宣传过进步思想，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有人曾向酒泉专员分署写信，告他有“赤化”思想，是个“赤化分子”，幸有鼎新卫生院的院长和同事遮掩才免于劫难。1949年9月，酒泉解放前夕，国民党鼎新县县长陈世光，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缺乏了解，慌忙携带家眷外逃，代理县长王世恭举棋不定，鼎新县人心惶惶之际，王华开通过朋友跟一些鼎新县上层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代理县长王世恭终于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向人民解放军投诚。王华开参加了迎接和平解放的准备工作，他积极联络老师和青年学生，张贴标语，发动群众，迎来了鼎新的和平解放。
酒泉和平解放后，王华开参加了工作，先后任玉门石油管理局服务处副处长、处长等职，1960年10月，调到国家安全部工作。
第十二节 金塔、鼎新两县和平解放
金塔县和平解放
1949年8月26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9月初，第一野战军所属第一、二军团迅速挥师西进，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率残部向西溃逃。散兵游勇到处可见，匪兵抢劫不断发生，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国民党金塔县县长马元鹗派人四面打探消息，深感形势十分不妙，便秘密制作驼轿，购买汽车，准备逃往额济纳旗躲避。与此同时，国民党天水骑校、兰州警校以及河西总部警卫团残部退至金塔驻守，马元鹗忧心忡忡，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便与自卫队队长向国华等人秘密商讨出路问题。认为逃跑是死路一条，只有维持好地方治安，保护文档和物资财产，减少人民损失，向解放军起义投诚，才是唯一出路。9月23日至24日，马元鹗连续四次召集县政府、参议会、自卫队、警察局以及补给站、骑校、警卫团等单位负责人参加治安会议，商讨金塔治安问题。要求各机关职工继续坚守工作岗位，有工商会通知各饭馆及大小商铺照常营业，不得擅自停歇，并责令自卫队、警察局联合组成巡查队，轮流训究可疑分子。同时，派人保护粮仓，防止坏人趁混乱之际开仓抢粮，并指示水利专员吴永昌、水管所所长李明扬等人，一定要保护好水库，继续搞好水库溢洪道维修施工，严防散兵和地方反动分子破坏，并给水管所人员配发了枪支。之后，派警察局长张明鉴将亲笔信送往河西警备总部政工处，联系起义投诚事宜。而此时，国民党金塔县参议会副会长吴国鼎、国大代表李尚林等人向国民党散兵游勇送吃送喝，互相勾结，散布谣言，蛊惑人心。为了防止吴国鼎等人破坏投诚计划，马元鹗一边派人监视吴国鼎等人的行为，收容散兵，组织看押，一边联系骑校、警校、自卫队配合把守城门，严格盘查，严防扰乱分子进城。9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西警备司令陶峙岳及国民党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领衔通电起义，河西重镇酒泉宣告和平解放。同日，金塔县县长马元鹗顺应历史潮流，做出抉择，在黎明前领衔起义，实现了金塔和平解放。
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司令王震、二兵团司令许光达亲临酒泉，国民党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西北军长官公署参谋长彭铭鼎，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河西总部参谋长，九十一军参谋长，一二〇军参谋长，各师师长、团长、宪兵团长等，率所部38000万余人通电起义，彭德怀司令通电嘉奖。是日，国民党金塔县县长马元鹗向驻守酒泉的人民解放军发出通电，电文如下：
代电：民国卅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钧鉴：抗战八年，全民饱受疾苦。胜利以还，同胞渴望解放。元鹗谨率全县人民及本府职工，以及本县期待解放同胞，共同维持地方治安。荣祈派员莅县，指示一切。以便有所遵循为祷。代理金塔县县长马元鹗，表示渴望和平迎接解放的意愿。
9月26日，马元鹗率国民党金塔县党部副书记吴崇德、县参议长李经年、水利专员吴永昌、县中学校长顾子才联名发出起义电。电文如下：
代电：民国卅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酒泉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钧鉴：抗战八年，人民深感痛苦。内战日久，全国渴望解放。谨派员会同本县人民代表吴崇德、李经年前来晋謁崇阶，并祈派员来本县绥靖地方，救民水火为祷。马元鹗、吴崇德、李经年、吴永昌、顾子才叩申。
9月27日，金塔县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复电马元鹗，电称：
金塔马代县长：
你们和全县人民拥护和平，拥护人民解放军，望你和各机关各界人士，负责保护城市及一切财物，维持地方秩序，等待人民解放军接管。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
马元鹗接到复电后，即派县参议长李经年、县府财政科科长何如圭等为代表，前往酒泉，向人民解放军陈述地方情况，并安排单位和动员群众张贴标语，准备慰劳品，迎接解放军接管。同月28日，马元鹗派代表李经年、何如圭等人，到酒泉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第三政治部，陈述了金塔县的地方治安状况。三军军长黄新亭、政治委员朱耀照复电嘉勉，电称：
金塔县马县长鉴：
你府何科长及李代表已于二十八日抵达本部，已将你县各种情况面谈。此种为人民负责的精神，颇感欣慰。尚望各按原来职务继续工作，本军委派陈桂林同志率部队前往维持社会治安，以防散兵溃匪扰害人民。请予以接洽，并共同为金塔人民安全而努力。
黄新亭 朱辉照
同日，人民解放军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三营九连指战员奉命抵达金塔执行接管任务。县政府机关职员、地方绅士、市民和学生在县城南门外候迎，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即日下午，解放军九连三排驻金塔县城，第一、二排向鼎新县进发。9月30日，酒泉军管会委派马能元、时思明等24名工作人员来接管金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金塔县召开了由职员、市民、解放军驻军、各界人士共300余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大会通过了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电文如下：
代电：三十八年十月一日
酒泉人民解放军军管会转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钧鉴：内战日久，人民极感困苦。西北解放，万民共表欢腾。本会同仁
瑾以热烈情绪，向钧座及各位同志致敬，并望早日解放全国，成立富强康乐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金塔县各界欢迎解放胜利军大会叩申。
1949年10月4日，金塔县新政府召开了交接座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时思明、马能元、黄镇、何珍、张进学、王学义，旧政府科以上人员马元鹗、陈甲三、何如圭、席鸿业、贺彰善、殷柏山、姜昌宏、何俊彩、向国华、柴如高、贺凤彩、何多仁、孙齐国、杨滨等。马元鹗汇报了金塔县情况，时思明、马能元分别代表新政府和党组织讲了话。会议主要阐明了我党的政策与旧政府人员安置及交接的有关问题，要求各科室人员在未确定新工作之前，仍在原机关照常工作。会议宣布了上级的任命通知：马能元任中共金塔县委书记，高文斗任副书记，时思明任金塔县人民政府县长，马元鹗任副县长。同时宣布对旧政府人员，要根据情况大部分留用，对他们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根据上述精神，至10月13日，交接工作全部结束。全县接收约44000人，辖2乡25保，耕地17万亩左右。接收县自卫队人员141人，马33匹、武器步枪97支、轻机枪1挺、司登式步枪1支、连枪1支、发射桶2具、子弹1440发、手榴弹450枚。警察队48人、步枪17支、子弹1213发、手榴弹100枚。电话机6部、电台1部。接管粮食（军屯粮、田赋粮、公教粮）计6721124市石，银圆1836.95块、纸币656275元。接收两个乡公所土布196.33丈。接收的机关有国民党县党部、县参议会、农工会、卫生院、司法处、地政处、金塔补给站。登记国民党员31人，三青团员23人，特务2人，散兵游勇33人。
在旧人员的安置处理上，采取自愿的原则，一部分留用，一部分送学校，一部分允其归家。建设科长、教育科长、卫生院长、自卫队长仍留原职。警察局长、秘书遣返回家。
1949年10月16日，中共金塔县委召开了第一次武装会议，决定扩大地方武装力量，金塔县自卫队原有80人，新增130人，扩至210人。警卫队原有40人，新增20人，扩至60人。新的武装组织的充实和壮大，对于打击土匪散兵骚扰破坏，推翻保甲制，组织农会，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反压迫，反剥削，保卫巩固新政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此，金塔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鼎新县和平解放
鼎新是一个偏僻的农业小县，人口不足两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地痞恶霸横行乡里，土匪骚扰抢劫，人民饱受压迫和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给这里的劳动人民带来了希望。解放大军挥师西进，解放了河西张掖以东地区的时候，鼎新县县长陈世光（甘肃山丹人），看到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惧怕解放军来了会被杀头，就购买了12峰骆驼，准备携眷外逃。1949年9月20日，传闻解放军就要挺进酒泉和金塔，陈世光匆忙雇用农民宋吉能当驼户兼向导，驮上家私和家眷，带上同乡亲随陈立志、陈立民、王元善等人，离开鼎新，欲绕道额济纳旗逃回山丹老家去。陈世光临走前，找来县政府秘书王世恭等人，安排他走后由王世恭代理县长职务，张建中任秘书，应付处理县府事务，维持秩序。陈世光走后，王世恭感到压力很大，他明白败局已定，解放军很快就要来了。他对解放军的政策已有耳闻，但又有疑虑和惧怕心理，怕解放军来后对旧政府的人员不能宽容，受到惩治。当时，鼎新卫生院护士张鸿春（真名王开华，共产党员，1942年前在兰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3年初工作环境恶化，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指示，由兰州到鼎新疏散隐蔽待命，1945年后与组织失去联系。1949年后调到北京国家安全部工作）、货郎殷仿贤（红军流落战士，共产党员，1949年后任鼎新县一区副区长等职）等人，看到当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而出现的人心慌乱现象，看到代理县长王世恭举棋不定、不知所措的局面，便秘密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让群众知道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王世恭经过深思和权衡，决定在解放军到来之前维持好局面，守好摊子，把城市和资产完整地交给解放军，争取立功赎罪，并采取了几项紧急措施：（1）责令县政府各科室人员坚守岗位，照常工作，保管好所有档案资产。（2）联络自卫队队长、警察队警佐，维持好城内秩序，防止坏人滋事和溃匪散兵骚扰。（3）立即派人前去追赶县长陈世光，并向其陈述厉害，无论如何要劝其火速返回。同时派人打探消息，准备一旦解放军来到鼎新，立即组织群众迎接。
1949年9月28日，金塔和平解放和解放军即将来到鼎新的消息传来，王世恭立即召集秘书张建中、补给站干事芦学信等人，安排他们书写和张贴标语，打扫房舍，做好迎接解放军的准备工作。下午5时左右，王世恭带领县政府职员及市民20余人，到县城东门外候迎。解放军某部三营九连张连长率领两个排的骑兵战士抵达时，王世恭等人热情招呼，端茶递水，连声问好。部队进城后，被安排在鼎新完校大院内吃饭休息。王世恭向驻军介绍了当地社会和治安状况，张连长作了简短讲话，对王世恭等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主动配合解放军的表现给予肯定和赞扬。解放军到达鼎新县的当晚，陈世光及其随从人员返回鼎新，连家眷都没来得及安置，就赶紧去向解放军认罪，请求宽大处理。晚上11时左右，有群众反映双树堡有一股流窜的国民党散兵到金塔五区天仓乡（现航天镇）头分村抢劫后，夜宿在一区西岔乡三队（现航天镇）李自本家。当夜另有四五个匪徒，骑马持枪到双城乡双城村四队，打死群众李自英后，沿黑河向南逃窜，当晚流窜到鼎新县二区芨芨乡（现金塔县鼎新镇芨芨村），村民龚汉喜将带短枪的敌军打晕在地，夺枪向山上跑去。敌军醒来后纠集同伙，找到龚汉喜家，将其弟绑到木柱上，用子弹头刺身，活活折磨而死，并放火烧了龚汉喜家的房屋。这伙匪徒在芨芨乡烧杀抢劫一夜，于次日上午继续南逃，夜宿鼎新县二区双树乡（现金塔县鼎新镇双树村）大户张吉荣和刘浩贤家。
接到报告后，解放军战士不顾疲劳，出动两个排和县自卫队，连夜赶往双树堡，又追到五区天仓乡头分村，得知敌军已过黑河，便立即蹚水过河，追到鼎新西岔乡，当地群众说敌军大肆抢劫后，折转向南逃去。这时，解放军已徒步行军百公里，为了消灭土匪，又连夜行军，9月30日下午追到芨芨村，稍事休息吃饭后，继续向南追剿。10月1日黎明4时部队赶到双树村，向群众了解敌情和周围地形。郭副连长立即集中队伍，部署作战方案，进行战前动员。黎明6时，战斗打响了，敌军从睡梦中惊醒，凭借土围高墙，慌忙还击，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解放军喊话劝降，并用六〇炮射击庄内。敌军立即组织向南山突围，后又向东南方向突围，结果多次被埋伏在山头的解放军击败。此时敌军深感四面被包围，已无法逃出天罗地网，才打出白旗投降。在缴械中，一敌军举枪反抗，被解放军战士当场毙命，其余的只好缴械投降。追剿战斗于上午9时胜利结束，当地群众拍手称快：“解放军一心为民，不畏疲劳，英勇善战，个个都是好样的。”这次追剿战，打死打伤敌军多名，俘虏敌军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山炮十多门，手枪、冲锋枪、步枪百余支，战马一百多匹以及敌军沿途抢劫的大量金银财宝。
这次战斗，是解放金塔、鼎新最具影响的一次激烈战斗，使人民群众受到了很大教育。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信任度进一步提高，认识到了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是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也为金塔、鼎新两县和平解放后的交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10月4日，中共酒泉地委、酒泉军管会任命段子敬为中共鼎新县委书记，高锦光为鼎新县人民政府县长。同日，高锦光带领工作人员18人接管鼎新县，王世恭、陈世光、韩金元、张鸿春等人及部分群众到南城门外黑河边迎接，接管人员抵达时，鞭炮齐鸣，气氛十分热烈。10月5日，在县城龙王庙的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书记段子敬、县长高锦光及县委宣传部长温阜常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劳动人民起来同地主恶霸及其旧势力做斗争，当家做新社会的主人。陈世光也在会上发了言，对共产党不计前嫌的宽大政策感激涕零，表示“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一定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会场上，群情激昂，气氛热烈。会后群众扭起了秧歌，进行了游行，唱起了大戏，街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欢乐场面。
之后，鼎新县立即进行了有秩序的接管工作，并举行了隆重的交接大会。新政府参加接管的人员有高锦光、张万元、王吉元、王德伟等。移交的旧政府人员有王世恭（县政府秘书兼建设科长）、秦希珍（财政科长兼税务主任）、韩金元（民政科长）、薛培元（会计室主任）、柏孝权（仓库主任）、刘茂林（银行会计）等。交接中，所有资产、档案登记造册，手续清楚。鼎新县人民政府在两个月后的工作总结中称：“接管工作顺利，所有档案保存妥善，手续交接清楚。”鼎新县共接管粮食640多吨，银圆3万多元。接受国民党县党部和区工作人员90人，警察局20人，自卫队48人，大部分录用，并将自卫队扩大为145人，警卫队扩大为20人。三三九分站由27支队接收，公路段、邮政局由直属系统接交，省银行办事处停止工作。
随后进行了旧政府人员的审查遣返工作，留用的人员有王世恭、薛培元、韩金元、秦希珍、包文科、刘茂林、张鸿春、芦学信等20余人。张质、白云安等十余人被遣返原籍或回农村。对县警察队和自卫队40余人，除少数有劣迹的遣返外，大部分收编、改编成了地方人民武装。
10月4日，鼎新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相继建立了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中共鼎新县委的工作部门有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下设两个区工委，李崇业任组织部长，温阜常任宣传部长，问清行任一区工委书记，蔚贵忠任二区工委书记。县人民政府设一室四科，下辖两个区，王吉元任秘书室秘书，张万元任民政科科长，王德伟任财政科科长，张鸿春任教育科科长，刘茂林任建设科科长，问清行任一区区长，李成茂任二区区长。从此，鼎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
相关地名
金塔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