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经济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执政的封建王朝。由于实施“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经济政策，开展大规模军民屯田，金塔一带农业逐渐恢复，户口逐渐增多，大片荒芜的土地得到重新垦殖，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流通也得到了一定发展。
  农业方面，一方面，由于金塔一带可开垦耕地面积较大，适宜发展灌溉农业，经济成本低，经济效益高，且草场广袤，可以提供农业生产所需的牛、马、驴、驼等畜力；另一方面，由于金塔战略地位重要，发展农业生产可就地解决军队供养，通过屯田安置流民，使边疆地区人口不断增加，有效促进边疆安宁，因此，朝廷对金塔农业的发展较为重视，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农业生产区域。明代，金塔境内的农作物品种逐渐增加，粮食作物主要有稷、小麦、大麦、青稞、莜麦、回回大麦、黍（黄米）、胡麻和大豆、小豌豆、扁豆及绿豆等；蔬菜类作物主要有茄、茄莲、芹菜、葱、蒜、韭菜、白菜、菠菜、萝卜、胡萝卜、天萝卜、苜蓿、蘑菇等；瓜类有西瓜、甜瓜、王瓜（黄瓜）、丝瓜等；林果类有梨、杏、桃、李、枣、葡萄、楸子、沙枣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金塔种植的“回回大麦”即是由中亚地区或波斯沿丝绸之路传入的原产于美洲的玉米。据《肃镇华夷志·物产》记载：“回回大麦，肃州昔无，近年西夷带种方树之，亦不多。形大而圆，白色而黄，茎穗异于它麦，又叫西天麦。”由于金塔是明代肃州的主要屯垦区，这一记载充分说明了金塔在明代中后期已经种植玉米，也是我国较早引种玉米的地区之一，它对于当地居民饮食结构的改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朝建立后，在包括金塔在内的边疆地区实行耕战一体的屯田戍边政策，这种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就是让各个卫所的军士进行耕种，从军队中抽出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军士中既有“田卒”，又有“守关卒”。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诏：“陕西诸卫军士留三分之一守御城池，余皆屯田以食，以省转输。”（《明太祖实录》卷123）此后，军屯便在河西大规模展开。明代的军屯事务有所在卫所负责管理，“屯”是军屯的基本单位，一屯有若干人或若干户，“屯”的基层组织是“屯田百户所”。“每百户所管旗军一百一十二名，或一百名、七八十名。千户所管十百户，或七百户、五百户、三四百户。指挥所管五千户，或三千户、二千户”（《大明会典·屯田》）。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肃州开始设置“屯田百户所”。后来，又推行了联合几个屯所组建一个“屯堡”的办法。“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择近便地筑一大堡，环以土城，高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八门，周以壕堑，阔一丈或四五尺，深与阔等，聚各屯粮储于内。其小屯量存逐日所用粮食。有警即人畜入大堡，并力固守”（《明太祖实录》卷93）。大堡设屯长1人，屯副1人，小屯堡只设屯长一人。屯堡大的有守备、操守、防守等官，屯堡小的只设防御、掌堡官或总旗。这样，屯军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参与战斗，如果有敌人来侵袭，则可合力防御，使粮食、人畜等免遭抢掠损失，从而保证了屯田的顺利发展。到了明正统三年（1438年），肃州卫的屯田数量达到了27092.4亩（［清］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民屯，是由政府迁徙内地的无地农民，或是发配来服刑的罪犯到指定的地方耕种。史称“田利大兴”的，就是在嘉靖初年右都御史刘天利督办甘肃屯政期间，奏请让肃州的壮丁以及山西、陕西等省的流民在肃州周边耕牧，而且在周边其他地方大力推行，使屯田达到空前盛况。由于大量移民到河西屯田，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使当地的大量荒地得到了开发，实乃一举多得之措施。
  明朝政府在河西地区兴兵屯田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兴修水利。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除了士卒外还要调用移民和当地的民夫。在长城沿线经过多年的建设，逐步形成了许多灌溉系统。大规模屯田，大力兴修水利，加之不断地推广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河西长城沿线的农业生产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都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使得原来许多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繁荣的农牧区。这样，既减少了军需运输之劳，又减少了人民的劳役。
  畜牧业方面，明政府确立了一套系统严密的畜牧业管理体制，制定了详细严格的畜牧律令规定，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明代畜牧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明代金塔畜牧业以养马、羊、牛、驼为主，其中养马为重中之重。明朝统治者以马政建设为重点，在河西地区实行官牧政策，严格官马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了管理机构。养马事宜由甘肃苑马寺负责，在“水草丰处创建马场”（《明太宗实录》卷59）。明朝政府采取用茶易马、贡马、苑马寺养马等多种渠道所得之马匹，基本上保证了甘肃镇耕战之所户用马。据《明孝宗实录》载：以茶易马，“岁以万计，加之寺监所牧，足给边用”。这对甘肃镇防御能力的加强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明代初期，关外诸卫就以牧业为主，内迁后，安插在金塔的诸卫人口基本仍以畜牧业为主。养牛业、养猪业、养羊业及养禽业（鸡、鸭、鹅）在明代也获得了一定发展。畜禽品种繁多且各具特色，猪、牛、羊等家畜及家禽饲养业在民间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养殖技术也有很大提高。明代中后期，由于制度败坏、人口激增等综合因素的作用，金塔一带的畜牧业受到严重挫折并渐趋衰落。
  明代是金塔手工业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商品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手工业有官营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两大类型。明代前期以官营手工业为主，中期以后，民间手工业规模逐渐超过了官营手工业。明代，金塔境内的手工业主要有皮毛加工、酿酒、冶金铸造、石材加工、木器制造和粮油加工等。金塔一带多民族汇聚，民族贸易发达，尤其在明代中期以后，关外诸卫的撒里畏兀尔、哈喇灰、蒙古族、回族等各部族安置在金塔一带，各族工匠将他们精湛的传统畜产品加工工艺带入金塔。各族工匠在皮毛加工生产中不断交流，制作的皮毛制品更加精细，推动了金塔一带皮毛加工技术的进步。当时，金塔市场上出售的皮革制品主要是保暖性极好的生活用品，如羊皮大衣、羊皮被褥、皮靴、皮帽，还有日常使用的皮绳、皮鞍、皮臃子等。明代的茶文化与酒文化十分发达，民间盛行饮酒之风，酒令进入成熟的阶段。各种新式茶色纷纷出现，紫砂壶也开始流行。酒楼茶馆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休闲场所。明代，金塔堡、威虏城等处都有专门的酿酒作坊。史料记载，每个烧酒作坊都有好几个用榆木或沙枣木做成的大桶，用来发酵酒糟，酿酒原料取自本地的小麦、大麦、回回大麦（玉米）等。发酵时，有的烧酒作坊还将苹果、梨加进酒糟，使酿出的酒醇香浓郁、甘洌清香。
  据《肃镇华夷志·货利》中记载，关外诸卫各部非常需要“铜锅兵器之属”等器物，内迁到金塔后，把他们成熟的冶金铸造技术也随之带来，开办了许多冶金作坊，使金塔的冶金铸造也得到了较快发展。2010年，在工商局家属楼前挖出了8只明代坩埚，坩埚材质类似砂锅，圆口尖底，形如炮弹，高20～23厘米，口径大约10厘米。坩埚内壁上附坚硬的金属物，附近有炭灰、煤矸石等。它的发现印证了明代金塔冶金铸造技术的进步。
  明代，金塔所在的肃州一带从漠北引种胡麻并用以榨油，丰富了食用油的种类。榨油前，先将胡麻放进铁锅内用温火翻炒，炒时边加温边搅动，使胡麻受热均匀。胡麻炒熟后还要经过磨、蒸等工序，然后将加工好的油料放进木制油槽，按动与之配套的巨大木质油梁挤压，油料正好处在油梁的支点，于是清油便被源源不断地挤压出来。这样的土法榨油虽然出油量较少，但榨出的清油色泽鲜亮、油性高、香味浓。
  明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金塔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关外诸卫各部族迁入金塔，各民族间的商品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客观上有利于金塔商业贸易发展；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小生产者可以出卖更多的剩余劳动产品，特别是明代后期“一条鞭法”推行后，劳动人民也必须出卖更多的农副产品以换取银两，从而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明代的“茶马互市”是与其军事防御体系相配套的一项经济措施。明朝利用“番人”食肉，喜欢饮茶的生活习惯，以茶叶为纽带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在边疆地区建立“茶马互市”。为确保足够的茶叶进行互市，明代承袭前朝旧制，对茶叶等实行专营制度，设立茶课司征收茶叶，征收来的“官茶”用来交换马匹。明律规定，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盐引”和“茶引”。“引”是商人运输货物的凭证，印有法定的重量单位。
  文化
  明代，金塔地处边陲，文学创作主要以反映边塞风光和军民生产生活为主。同时，一种新的民间文学样式——宝卷，开始在金塔民间广泛流传，为明代金塔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金塔宝卷，是一种流行于明清以来的民间说唱文学，是在唐代敦煌变文、俗讲以及宋代说经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历经宋的谈经、讲史等，并受到话本、小说、诸宫调及戏剧等影响。其内容包含儒、释、道德三教合一及各种秘密宗教，并有大量非宗教的历史人物、民间神话、传说和戏曲故事。金塔宝卷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文字传播，二是口头流传。宝卷的篇幅一般都较长，最短的也有五六千字，最长的达八九万字。当地人认为抄写宝卷是积功德，有文化的人都愿意抄。抄了自己保存，也可以赠送亲朋好友。不识字的人请人抄，靠它镇妖辟邪，也有少数宝卷是木刻本、石印本。金塔宝卷流传最基本的方式是“宣卷”。宣卷人在开始前要洗手漱口，点上三炷香，向西方（或佛像）跪拜，待静心后，就开始念卷。听卷者要宁静专心，不准喧哗、不准走动。中途念卷人休息时才可以活动。听众中还有几位“接佛人”。所谓接佛人，就是等念卷人念完一段韵文或吟完一首诗后，重复吟诵最后一句的后半句，再接着念“阿弥陀佛”。金塔宝卷的结构特点是韵散结合。散说部分一般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经历、结果等发展过程。韵文部分主要重复散说部分的故事，句式以十字句最多，七言句次之，还有五言句、四言句，句子有一定的平仄韵律。韵文的比重多于散说。和变文一样，金塔宝卷在开头、过渡、结尾处都有一些固定格式。一般的开头是：“××宝卷初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善男信女虔诚听，增福延寿得消灾。”当然，句数多少可以灵活变化，最长者可达30句，短者只有4句，类似变文中的押座文。在散说与韵文之间，常常有“正是（真是）”引起的感叹诗，在韵文过渡到散说中间，也有感叹诗。诗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句式，句数长短不限。散说和韵文的过渡中间，有时增加有明确曲调的一组唱词。如《蜜蜂宝卷》：
  “却说这一段因果故事出在大宋真宗天禧年间……正是：可恼吴氏太不良，设计要害先儿郎。明枪易躲人能躲，暗箭难防祸难防。展宝卷蜜蜂计高声朗诵，诸善男和信女细听明……关住门儿坐，天上掉下祸。”就比较典型。明代金塔宝卷中，《傍妆台》《耍孩儿》《雁儿落》《画眉序》《刮地风》等曲调最为常见。金塔宝卷除保留了个别原有曲调外，大量使用当地民间曲调。现已搜集到的宝卷有20多个曲调，常见的有《哭五更》《达摩佛》《莲花落》《唱道情》《浪淘沙》等。它们和敦煌曲子中的定格联章调《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很相似。这些曲调的使用，没有严格规定和限制，念卷人可以根据情节发展灵活安排。宝卷一般用韵文结尾，或总括全篇主题，或宣扬听卷的好处，或自谦自己念卷不好。如《牧羊宝卷》结尾：“听卷若是听得真，永消灾难保安宁。老人听卷寿命长，中年听卷子孙旺。少年听了这本卷，夫妻团圆一世闲。妇女听卷有好处，一家和气家人睦。诸佛菩萨常拥护，永护听卷善男女。一句了然再不提，宝卷圆满针对针。”
  金塔宝卷是一种比较古老而又有浓郁宗教色彩的通俗文艺，作为人民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娱乐形式，是活着的敦煌变文。《金塔宝卷》除了具有和全国各地宝卷的共同特点外，更有其自身的不同的特点：第一，《金塔宝卷》的搜集、发掘和整理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祖国宝卷珍品的数量和内容。第二，《金塔宝卷》中保留了一些古老的版本。据考证：金塔的《韩祖成仙宝传》《七真天仙宝传》《综录》最早者为1702年，可见《金塔宝卷》源远流长，为宝卷产生的时代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第三，《金塔宝卷》是国内独存、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宝卷，是活的宝卷。明代金塔宝卷在广泛流传的过程中，增加了许多当地人情风俗、方言俗语等内容，有少数是金塔民间艺人自己创作的，对于研究中国俗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现存最早、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酒泉（包括金塔）历史沿革的文献，是编纂于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肃镇华夷志》，撰修者是时任前翰林院庶吉士、巡按直隶广州监察御史、钦差整饬肃州兵备副使的李应魁。
  李应魁，四川内江人，进士出身。泰昌元年（1620年），在肃州任右参将，天启元年（1621年）升为按察使、凉州分守道。《肃镇华夷志》原书共四卷，首创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当时，任肃州兵备道副使的张愚首创初稿。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张愚调离肃州，书稿编纂工作也因此停止。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李应魁任肃州兵备道副使，将此书稿重新整理，在张愚书稿基础上最终完成了这部地方史志专著。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陕甘等处兵粮分巡宁夏道、按察司副使高弥高重刊。
  《肃镇华夷志》记录了酒泉地区上启春秋战国时期、下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地理、人文、风俗等方面的历史沿革，特别是对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进军河西、收复酒泉到万历后期二百多年沿革历史进行了翔实记载。
  《肃镇华夷志》共分四卷，卷一图说（出舆图20幅）、沿革（疆里、郡名、番夷附）、山川（形胜附）3目；卷二水利（桥梁附）、风俗、物产、户口、城池、军制、马政、屯田、戎器、兵饷、驿传（铺舍附）、公署、学校、坛璇、祠祀（寺观附）、古迹、诗歌17目；卷三景致、堡寨、关隘、烽堠、奉使、宦籍6目；卷四人才、节孝、流寓、仙释、灾降5目。此外还有“属夷内附”，包括种属、族类、住处、风俗、货利5目。总计36目，约20万字。
  《肃镇华夷志》记述的范围为当时的肃州兵备道所辖的肃州卫和镇夷守御千户所。据《肃镇华夷志》记载：肃州卫的里至范围“东至镇夷所属盐池驿一百四十里，西至嘉峪关七十里，南至雪山一百五十里，北至黑山一百八十里，东南至白城子二百五十里，西南至雪山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大钵和寺三百里，东北至天仓墩三百二十里”。据此可知，当时的肃州卫大体包括现在的肃州区、金塔县和嘉峪关市。当时金塔境内设有金塔寺堡，统辖金塔全境，是肃州卫和镇夷守御千户所所辖十八座城池中地理位置较为重要的一座。书中对金塔寺堡所辖的里至范围、防守兵力部署、修筑的墩台都有明确记述，特别是对金塔寺堡范围内的城池、古迹、堡寨、烽堠记载较为详尽。在“内地驻牧番夷”和“属夷内附”两部分中，详细记述了明代东迁诸卫在金塔境内的安置情况以及内附各部的族属、来源、人口、语言、迁徙、生产风俗习惯以及相互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珍贵史料，为研究金塔境内及周边地区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裕固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肃镇华夷志·物产》中记载的“回回大麦”即是玉米。玉米的原产地在美洲，在明代中期从海路和陆路传入我国。这一记载中对玉米的称谓说明，在肃州地区种植的玉米是经丝绸之路由西亚传入我国。它不仅是我国较早记载玉米种植的地方志，也是证明明代中后期陆路丝绸之路继续发挥沟通东西方交流作用的有力佐证之一。
  教育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诏天下各级府、州、县设立学校（书院）。还在不同地方先后设置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卫儒学等机构，设教授一人，训导二人，主要是教授武官的子弟学习，安定边关武将人心。明代教育系统由国子监、儒学、社学构成。这一系统以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和民间社学为主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制体系。有在府、州、县和都司、行都司、卫等地方军、政机构设置举办的地方官学——书院，还有各卫、所在各自属堡自办的社学。金塔境内在明代没有设置县等行政机构，只是设置了卫所等军事机构。由于金塔境内设置的威虏卫、威远卫存在的时间较短，没有设立儒学的史料记载。威虏卫裁撤后并入肃州卫，其教育也相应由肃州卫管辖。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建立肃州儒学，成化三年（1467年），肃州都御史徐廷璋改建为“肃州学宫”（今酒泉师范校址）。金塔境内在金塔寺堡、威虏堡内也举办几所社学。但是由于家庭贫困以及名目繁多的差遣、劳役等原因，各堡军士子弟和堡民子弟无法入学就读，社学开办不久就被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