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明朝建于1368年，亡于1644年，历经276年，传16帝。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权臣部将的劝进下，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后进行北伐和西征。同年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命徐达、常遇春等将北伐，攻占大都（即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命征西将军冯胜西出金城（兰州），进军河西走廊，六月明军攻克肃州，七月，师抵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故元守将伯颜帖木儿举城降，继败元军于别笃山口（地址不详），至此，金塔全境正式纳入明朝统治范围。明代疆域囊括汉地，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后缩为辽河流域；北达戈壁沙漠一带，后撤至明长城；西北至新疆哈密，后退守嘉峪关；西南临孟加拉湾，后折回约今云南境；并在青藏地区设有羁縻卫所，还曾收复安南，明代极盛时国土面积约达一千万平方公里。
  第一节 军政建制
  明朝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等靠近少数民族边疆地区推行军政合一的镇、卫、所三级管理体制。洪武初，管辖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军政机构主要是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初设于河州，后设于庄浪（今永登县），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迁至甘州。
  为巩固边防，防患北元复辟，在“固守封疆”思想主导下，从明成祖时期开始，经洪熙、宣德、景泰、天顺、成化各朝，到明孝宗弘治年间，明朝统治者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是明朝同蒙古残余势力防御作战的重要战线。在九镇之中，甘肃镇位于最西端，大约设置于弘治年间（1488—1505年），总兵驻甘州卫（今甘肃张掖市）。其“夹以一线之路，孤悬两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程道生《九边图考·甘肃》）“近而藩垣四镇，远而纲领九边，通玉帛于天方，列毡庐于疆场，黄河、黑水、昆仑、崆峒际天极地，巍然一大镇也”（《赣州府志·艺文志》卷13，乾隆四十四年刊本）。甘肃镇由陕西行都司负责防务，下辖12个卫和3个千户所，无州、县设置。卫所的组织系统：一卫统领十个千户所，一个千户所统领十个百户所，一个百户所统领两个总旗，一总旗统领五小旗，一小旗统领十名左右士兵。据《肃州新志校注》记载：“其兵制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二十人为一百户所。”守御千户所直属指挥使司。在卫所中，设指挥使司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指挥佥事四人，正四品。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在酒泉置肃州卫，所辖范围为今酒泉市肃州区和嘉峪关市。同时，在金塔境内置威远卫、威虏卫。威远卫领威远、天仓、平朔、毛目四所，即今金塔县东部的鼎新片。威虏卫辖金塔县西部的王子庄全境。永乐三年（1405年）裁威虏卫，并入肃州卫，设置中右、中中二所管理。后又裁撤威远卫并入镇夷千户所（洪武三十年设）。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金塔寺设守备一员。据《肃州新志校注》记载：“金塔寺营副将一员，明初设守备，既改游击。”明代的游击是明朝镇守边防的军官，位次于游击将军，无品级，无定员，因事增置，统兵戍守。因此，在设置威虏卫和威远卫之前，金塔寺堡有守备，后改游击来管理这一带的防务。
  第二节 明代在金塔的防务
  由于金塔地处明朝北部边境地区，经常受到元残余势力的侵扰，为了巩固边防，明王朝在金塔境内设置卫所的同时，采取了修筑长城和墩台、修建城堡等措施加强防务。
  修建长城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北部边防的防御能力问题。如何加强对蒙古贵族的防卫能力，再次成为君臣关注的焦点。侵略哈密的兵部右侍郎张海提出“或当增筑墩墙，或当修理壕堑”的提议，后被采纳。此后，明王朝从国库中拨银，开始修筑甘肃镇的边墙。经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集中修筑，甘肃镇的边墙基本告成。据《明会典》载：到万历前期，甘肃镇“现存城垣堡寨四百九十五座，关隘一百四处”（《大明会典》卷130《镇戍》）。
  甘肃镇长城就是为了保卫河西走廊而修建的，大部分是沿着河西走廊北侧山前地带修建，有一小部分是位于河西走廊南侧，在西宁卫的北侧和西侧。其主线东端起自黄河岸边的兰州市城关区盐场堡，由东南向西北，经安宁、皋兰、西固、永登、天祝、古浪、凉州、民勤、永昌、山丹、甘州、临泽、高台、金塔、肃州，抵嘉峪关。在嘉峪关又有封堵河西走廊的南北向长城，将整个河西走廊控制在长城以内。
  金塔境内明长城的具体线路从金塔镇塔院村东南12千米处金塔夹山南麓的杨家井烽火台起，由西南向东北穿过金塔——石泉子公路，止与高台交界处的红口子一号烽火台。这段长城完工于隆庆六年（1572年）。金塔境内明长城修建充分贯彻和实践了“因地制宜”的基本思路。从材质上，以黄土夯筑为主，个别墙体、烽火台和敌台还夹杂有沙石、红柳、芦苇等材料。从形制上，明长城墙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人工夯筑墙体，为主要类型；一类是壕堑，系平地或在山腰挖掘而成，既有与墙体共同设防，也有单独为防；一类是不便筑墙的山地或河流沿岸，充分利用自然险阻，辅以关堡和烽火台进行防御。关堡与长城墙体距离不等，有的依托墙体而建，有的则远离长城墙体。依据与长城墙体的位置关系，敌台可分为两种：依墙而建和骑墙而建。烽火台在长城墙体内外均有分布，大多坐落在高、险之处，或联合其他长城设施，或独立连成线，充分体现出防御功能。每隔5000米左右设一烽火台。
  明代称长城为“边墙”，是由城墙、关、城堡、墙台、烟墩和驿传等组成完整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墙体一般由黄土夯筑的墙、墩、列障构成，墙基宽4米，高5米，大墙上建烽火台，底边长8～12米，高12米左右。墩的南侧与墙面标齐，北侧凸出。正面无马道，是用绳梯向上攀登。大墙上有巡道，宽一米多。筑长城时，凡经过城池或堡寨，均留城门洞，门外一侧筑瞭望台。城墙断面下大上小呈梯形，薄厚尺寸亦随形势需要而异。城墙顶面，外设垛口，内砌女墙，或叫女儿墙，主要作用是保护守城将士的人身安全，防止守卫和巡逻的将士不慎坠下墙去。卷门暗道用以供守城士卒上下。壕沟是就地掘壕，深度多在4米以上，口宽达10米，两侧培筑土垣。据2007年长城调查结果，金塔境内现存长城墙体1段，全长1620.80米；壕堑6段，全长14165.80米；沿线有关堡1座，烽火台13座。
  修葺加固城堡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巡抚杨博、兵备副使王仪共议奏筑威虏城、察黑包堡、白烟墩南空堡、八里墩堡、王子庄墩堡、金塔寺堡等7座城堡安插关西旧归各夷，以靖地方。
  金塔寺堡，即今金塔城。据《民国创修金塔县志》收录的《重修塔院寺序》（刻写于雍正十年即1732年）记载：“如有金塔寺有塔，不知妨于何代，然塔以筋砌始名曰金塔。迨明万历。二十年设堡，其地立官分土，因名其堡曰‘金塔寺堡’是堡因塔而名也。”说明金塔寺堡设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据《肃镇华夷志》记载：“金塔寺堡设在平川边外极冲上地，土城周围一百九十丈。东至镇夷境外桶箍湾五十里，西至下古城境外王子庄三十里，南至鸳鸯池四十里，北至天仓墩二十五里。内设守备官一员，把总官一员，军丁四百七名，马二百一十五匹。”“金塔寺堡先年属威虏，汉人居住，有房舍、遗址、碾磨之类，后因威虏归并肃州，因以安插西番日羔剌等”。又据民国《创修金塔县志》记载：“金塔城，原名金塔堡。在平川边外建筑，周围一百九十丈。建筑人及年月无考。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巡抚杨博檄副使王仪修葺此堡。”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兵备霍鹏、参将姜河，议呈巡抚田乐，奏：“设守备兵马，展筑大堡”。次年，在金塔堡四周筑起塔院大墩，塔院腰墩、新营儿墩、黑沙窝腰墩、北〓门墩共13座。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离堡八里周围筑边墙一道，以拱卫肃州。以此推算，当时金塔堡四周的边墙总长度应为32公里。1949年，在金塔城西南，自今四坪湾林场起沿金大村、塔院村农田与石滩连接边缘向东，到边沟村何家墩湾折向北，到西沟村黑沙窝再折向西，经东星村到四清村北〓门，尚可见到一段段的边墙残垣，墙高约5米，底宽约2米，顶宽约1米，残存线路约20公里。沿边墩台相望。1958年后，随着农田基本建设，残墙断壁，被群众陆续拆除。
  其他几座城堡在《肃镇华夷志》中也有记载：
  威虏城 肃州东北一百三十里威虏卫是也。闻说先年本卫军戍获
  威虏城遗址
  功，斩虏首级，勘官御史赵春以为杀降，欲致获功官军于死地，因以致民叛乱，后招抚迁于肃州。今中右、中中所即此卫人也。余亦有从于河西各卫者，乃首叛也。后城。嘉靖二十七年重修，安插西番驻牧。今废。
  察黑包堡 离城一百一十里。察黑包本西番头目之名也，今满个虎力乃其子也。先西番归附肃州时，筑此城以自居。先年筑一城，真帖木儿加驻牧，今无。
  白烟墩南空堡 去城一百一十里。先西番朵尔只住牧，今无。
  八里墩堡 去城一百一十里。原安插头目可洛纵，先年伊与兄革力哥什同处居住，今无。
  王子庄墩堡 城北一百里。先番族头目察黑包子满个虎力耕牧，因互相攻杀，遗众顺革力哥什。
  金塔寺堡 先年属威虏，汉人居住，有房舍、遗址、碾磨之类，后因威虏归并肃州，因以安插西番日羔剌等。
  以上七堡俱嘉靖二十八年巡抚杨博、兵备王仪共议奏筑安插关西旧归各夷，以靖地方，先因迁移无常，后改建官兵。
  增筑墩台
  明代，金塔属于明王朝的“边外地”，即在“边墙”（长城）之外。为了防御元朝残余势力对这一带的侵扰，明王朝采取增筑墩台，派兵把守的措施有效应对。据《肃镇华夷志》载：“肃镇羌虏接壤，三面受敌，保障之务，惟恃烽堠，以为防御。”“金塔寺堡……境腹墩台三十四座，境外墩台一十六座，每墩军五名。”因此，在长城外增筑墩台，是明王朝在金塔境内采取的主要防御设施。对此，《肃镇华夷志》中记载较为详细。
  肃镇羌虏接壤，三面受敌，保障之务，惟恃烽堠，以为防御。天仓一墩，去水稍远，潜虏扑捉军戍，自永宁墩立，而虏稍远遁。他如李见嘴，墩名新添者，泛沙泉乃地名，因藏虏，亦添墩。无非为虏迹民命而设，时言日鬼门关，因此地遇虏杀人众多，故人号为鬼门关。今有救生台即永宁墩是也，墩军因筑此墩，幸不被虏害，众皆以为救生台而今不怕不回来先年墩军发出，坐天仓墩者，涕泣以死，间有不能回城者，今恃其有永宁墩故，以为必来也。由是观之，烽堠之设，关于地方要矣。
  天仓头墩 城东北三百五十里，为诸墩之首，东哨威远地方，去八十里，北虏或由镇夷、双墩儿地方，或由平朔过天仓河向西北行者，必从此经过，见则举火，而诸墩接之以达肃城；但地邈远，虏所必由，贼常至取水之处以捉墩军，而遇此墩瞭哨者，咸被虏患焉。
  永宁墩 在天仓墩东南一里，城东北三百五十里，有泉，墩军取水，北有崖头，虏常伏于其下，以待墩军，至者即捉之，人号此地为鬼门关。嘉靖三十五年正月，该兵备陈其学巡行边堠，悯念民生，五月，委指挥卢汉统兵添设此墩，虏至此地，墩即望见，至今不能潜贼，而天仓瞭哨，未有遇虏害者，人谣曰：鬼门关，今有救生台，而今不怕不回来。
  夜摸墩 在天仓、永宁西南，离城三百四十里，接天仓墩烽火，国初时为一所，属威远卫辖，嘉靖三十五年，千户李相在此营按伏，适当城角墩颓，内出一纸，上计筑此墩城用钱若干文，纸因年远，见风腐烂，止得李相之言如此云。盖亦当时此处使钱亦如古迹也。今因为烽堠，先年贼常捉墩军，因至此处，设兵按伏山营，获功二次，前后斩首五六级焉。兹则北虏或由墩北盐沟，或由镇夷、毛目墩空过天仓河去处至此，天仓或不能见，而此墩见之，则烽火可以达肃城。万历二十年，参将杨溶统兵至此湾，获功七十二级，以克大捷。
  岔口墩（营盘墩） 去城三百三十里，瞭夜摸墩烽火，北虏或由墩空到此，亦起火以达红沙墩。
  红沙墩 去城二百二十余里，接夜摸墩烽火，北虏或不由顺墩从迤北沙窝潜至此地，则亦举火以传于李见嘴墩。
  李见嘴墩 去城三百九十余里，界于红沙半截二墩之中，先年红沙半截相去二十余里，中有沙沟一道，南有芦草大湖，林木稠密，沙窝险峻，北虏乘风夜行，或由孤红山一带潜入沙河，藏于湖内，两下墩军瞭哨不见，或人里境剽掠，或截墩军夜后，被害甚多。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内，兵备陈其学委千总指挥卢汉添筑墩台一座，至今此处不能藏贼，而哨瞭者咸免虏害矣。
  沙半截墩（垒墩子） 城北二百七十里，旧瞭红沙，今瞭李见嘴，虏由镇夷东、沙夹墩等处西来，过天仓河亦透此墩而起火达城。
  细腰儿墩 去城二百五十里，竞联半截烽火以传火烧墩，北虏至此者少。
  火烧墩 去城二百三十里，离细腰儿墩十里，迤西墩空无人，虏由孤红山后避墩潜行者，常时忽至此墩，见则举火达城。
  昌平头墩 去城二百二十里，瞭接火烧烽火，虏或由孤红山避迤西墩塘，竟入羊头泉以至牛头湾沙窝潜住，常截换班墩军哨马，今差兵护送，贼鲜至。
  昌平二墩 去城一百九十里，接头墩烽火。
  昌平三墩 去城一百九十里，接二墩烽火。
  昌平四墩 今改名新四墩，去城一百七十里。以上四墩俱通羊头泉贼径。
  威虏后墩 去城一百六十里，瞭昌平四墩烽火。
  威虏城墩 城东北一百三十里，瞭后墩烽火。先年有西番居住，今无矣。
  东八里墩 先年威虏卫之八里墩也，已崩颓，去肃州东北一百二十里，嘉靖二十七年巡抚杨博委参将刘勋筑威虏堡，修周围墩，北虏由石城来者，常至于此。
  王子庄墩 去城一百里，瞭八里墩并镇、朔三墩烽火，但钵和寺、孤红山之虏由夜行瞭望不见。
  上半截墩 去城八十余里，接王子庄烽火，止是西虏由钵和寺地方来者至此，天仓之虏不能至此。
  威虏旧四墩 此下又分一路，乃极北延边之墩，去城一百七十余里，虏由孤红山来者，咸至此焉。
  永安墩 即威虏之北八里墩也。去城一百三十里。嘉靖二十七年，参将刘勋修筑威虏，仍筑此墩，虏由墩而过者至此径，北来亦至此。
  镇北墩 去城一百五十里，孤红山来者亦至于此。
  镇朔头墩 今废。
  镇朔二墩（镇朔墩） 去城一百四十里，此处为虏交过之路，北虏往西，西虏往北，俱经道于斯。
  白烟墩 城北一百三十里。冲要同前。
  镇朔三墩 城东北一一百一十里。即王子庄西八里墩是也。止是西虏潜至者有乏。先年西番朵尔只等在此耕牧，有营堡，遇警传火，由王子庄以达城焉。此又一路也。
  革力哥什营墩 去城一百二十里，因先年安插西番族，故名焉。瞭望镇北墩烽火，西北虏寇俱可交至于此，亦冲要之边寨也。
  察黑包营墩 城东北，有革力哥什又二路也。去城一百二十里，先年有西番驻牧，故即此以名其墩焉，不接各处烽火，止是贼由天仓等处来者，此处举火而金塔寺接之，以达肃城。
  双古城墩 城东北一百一十五里。
  大沙窝墩 城东北一百二十里。
  上石梯子墩 城东北一百九十里。
  下石梯子墩 城东北一百九十里。
  流沙坡墩城 东北一百一十五里。
  大柳林墩 城东北一百四十五里。
  陈千户古墩 城东北一百七十里，万历二十五年兵备井陉霍鹏呈议修筑。
  河口腰墩 城东北一百八十里。万历三十九年兵备泽州王忠显议筑。
  金塔寺墩 有营城。东北一百二十里，北虏由镇夷地方自双树儿过河，经桶箍湾、顺天仓河潜至此地。先年西番日羔剌部属适当其锋，出大口子而古城、临水等处俱有备。万历二十四年，兵备井陉霍鹏、
  参将宁夏姜河议呈巡抚田乐奏设守备兵马，展筑大堡，四角添墩，惟西北角墩瞭察黑包烽火，三十五年议筑边墙，添筑流沙坡墩、陈千户古墩，近如天仓等处有警，则烽火接流沙坡，达金塔，通肃州城。
  新营儿墩 城东北九十九里。
  南〓门墩 城东北五十五里。
  塔院大墩 城东北九十五里。
  塔院腰墩 城东北一百里。
  沙山大墩 城东北一百里。
  沙山腰墩 城东北一百里。
  黑沙窝大墩 临水东北，离城一百三十里。
  黑沙窝腰墩 城东北一百五里。
  北〓门墩 城东北一百五里。
  察黑坝大墩 城东北一百三里。
  察黑坝腰墩城东北一百里。
  西俺头墩 城东北九十七里。
  干河腰墩城东北九十五里。
  北〓门腰墩 城东北一百五里。
  从《肃镇华夷志》记载可知，金塔境内的墩台以最北面的天仓头墩为首墩，由北向南，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墩墩有守兵，直至肃州城，沿北面孤红山、狼心山一线，从西向东，关卡哨所，步步为营。若有贼虏侵入，则烽火相望，直传肃州。
  第三节 关西诸卫部众在金塔的安置与流散
  明朝政府为经营西域，从嘉峪关以西至哈密以东长达一千五百里的广阔区域内（今甘肃西北、青海北部及新疆东部）先后设立7个羁縻卫所，又称“西北七卫”和“蒙古七卫”（因七卫首领皆为蒙古贵族），先后有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七卫，后沙州卫内迁，在其故地又设罕东左卫。它们“内附甘肃，外捍达贼”，是甘肃镇的“屏藩”。明朝正德年间（1505—1516年），吐鲁番速坦（王）阿黑麻，侵扰哈密、瓜、沙等地，先后击破关外赤金、罕东、沙州、安定、阿端、曲先及哈密七卫，各卫回族、维吾尔、哈拉灰、蒙古族、密罗族相继徙入关内，安插肃州，其中在金塔境内安插了大量的部众。
  在今金塔地界安置东迁部众，最早始于明正德期间。时任巡按甘肃监察御史的张雨在其所著的《边政考》一书中，专列“西羌族口”，记载了当时生活在甘州、高台守御千户所、肃州周边的各部落状况，其中就有被安置在金塔县的诸部落情况：“赤金城：头目革力哥什等，部落男妇一千五百六名口，驻牧肃州上下古城；苦峪城：头目盻卜尔加等，部落男妇七百七十八名口；王子庄：头目川哥儿等，部落男妇八十九名口；柴城儿：头目卜木尔吉等，部落男妇七十九名口；川边：头目察黑包等，男妇二百八名口。以上四族正德十一年暂安迤北境外威虏、金塔寺及临城沿边、上下古城地方住牧。沙州：头目总牙等，正德十二年暂安境外威虏、金塔寺地方驻牧，见有部落男妇一千七十名口。”此次安置，是因为正德十一年，属于东察合台汗国的吐鲁番东侵，占据沙州，进而侵犯肃州，除居住在沙州的罕东左卫土巴、帖木哥等不能支、逃到肃州外，住牧于酒泉、嘉峪关以西的赤斤卫部众也纷纷向东逃窜。
  正德十一年、十二年安置于威虏等今金塔地状况，《边政考》有较为详细记载：
  正德十九年，邻番野也克力来侵，大肆杀掠，赤斤遂残破。明政府将赤斤卫迁入关内，大部流移于肃州周边，后被安置于肃州临近之上下古城及威虏等地。
  但此后，安置在威虏、王子庄等地的原赤斤卫部众，离开了安置地，陆续来到了肃州城周边。
  此后，关西数卫大多已经残破，向东迁徙之肃州近边，除从威虏一带回迁的赤斤卫部众外，还有哈密卫、沙州、瓜州东迁之部众，前来贸易的商人，羁留在肃州城的西域供使等，环肃州而牧，有些居住在肃州城内，与肃州附近的汉民争夺牧地、农田，在肃州城内也不时发生各种冲突，至有沿途抢掠发生，给肃州的安全带来了很大压力。于是，“监生李时阳至京陈情，安插各夷。巡抚蒲坂杨博，兵备肃菴王仪议添院守，筑修威虏城以安属夷，置买农器，散给以资其食，不许散乱往返，以严夷夏之防，委为筹边要务”。（《肃镇华夷志校注》属夷内附略，族类，第283页）。“嘉靖二十八年，巡抚杨博奏修筑肃州迤北百四五十里新旧城堡七处，徙环城诸夷于彼驻牧。”（《肃镇华夷志校注》卷一“沿革·附内地驻牧番夷”，第57页。）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是明政府一次对东迁部众的集中安置。对此，《肃镇华夷志》有详细记载：
  畏兀儿、哈剌灰二部，寄住肃州东关；瓜州头目总牙部、赤斤头目革力哥什部、苦峪头目肹卜尔加部、王子庄头目川哥儿部、柴城儿部柴城儿头目卜木尔加部、骟马城头目牙兰部、大草滩头目可可留部，俱寄住肃州迤北境外；剌尔吉部，寄住卯来河山口；长结思冬部，寄住红山口；赏卜束部，寄住干坝山口；板冲部，寄住榆林坝山口；帕泥部，寄住黄草坝山口；帖木哥部，寄住高台白城山。万历中安插地方见《住处》。若罕东左卫都督日羔剌部、赤斤蒙古卫都督锁纳束部、哈密卫都督羔癿吉孛剌却己见名《种类》。以上诸夷部落，皆避吐鲁番侵扰，故内投肃州近地间，亦计口给粮。议者曰：积以岁年，种类繁滋，岂惟靡费，国储抑恐有疽食浸淫之患。筹边忧国，当为深长思也。嘉靖二十八年，巡抚都御史杨博奏修筑肃州迤北百四五十里新旧城堡七处，徙环城诸夷于彼驻牧：
  瓜州族头目总牙等，部落帐房二百七十顶，男妇二千三百六十七名口，安插威虏、察黑包二城，今头目阿朵尔只、羽章吉，部落帐房四百三十顶，男妇五百名口，安插柳树二、三墩。
  赤斤头目革力哥什等一枝、柴城儿头目卜木尔吉等二族，部落共帐房一百三十一顶，男妇六百五名口，安插威虏两空堡，今头目帕剌宛冲，部落帐房二百九顶，男妇三百名口，安插卯来泉山口。
  革力哥什弟可洛纵一枝，部落帐房七十八顶，男妇三百九十五名口，安插旧八里墩口堡。
  苦峪族，头目朵尔只等，部落帐房九十九顶，男妇四百七十一名口，安插白烟墩南空堡，今头目阿卜束，部落帐房二百五十顶，男妇三百名口，安插煖泉庄。
  川边族，头目察黑包等，部落帐房二十七顶，男妇一百一十四名口，安插王子庄墩堡，今头目抢尔加奔，部落帐房一百二十顶，男妇一百六十名口，安插老鹳窝庄。
  沙洲族，都督日羔剌等，部落帐房一百一顶，男妇五百三十八名口，安插金塔寺城，今都督羽章卜等，部落帐房二百七十顶，男妇三百名口，安插中渠乱古小泉庄。
  这是巡抚都御史杨博于嘉靖二十八年主持的一次安插，大多安插在今金塔县境内。
  被安置的东迁各部遗众，主要生活在今中东镇、西坝乡一带。据《金塔县文物志》：
  革力哥什堡 位于本县中东镇政府门前，今中东卫生院和农技站居其北半部。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筑堡，安插吐鲁番头目之一革力哥什居住，故名。清初，哥力哥什率众返回新疆此处先后为把总、千总营驻地。乾隆元年（1736年）添设守备一员，骑兵60名，步兵45名。今已废，遗迹存。
  东八里堡 位于本县中东镇谢家墩村。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筑，安插吐鲁番头目可洛纵（革力哥什之弟）在此居住。
  白雁墩堡 位于本县西坝乡白雁墩村。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筑，安插吐鲁番朵尔只驻牧。后废。
  察黑包堡 位于本县中东镇梧桐坝村（原梧上村）。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筑，安插吐鲁番头目察黑包（安插于王子庄的满个虎力是他的儿子）在此驻牧，废。
  西八里堡 原名镇朔三墩，以其地处王子庄西八里，故名。明初，这里有营堡，遇警传火。嘉靖年间，曾安插吐鲁番朵尔只等在此驻牧。被称为“沙洲族”都督日羔剌等，则被安置在金塔寺城。即今金塔县城一带。
  此次安置的东迁部落共七支，帐篷706顶、4490口人。分别以他们在这之前的驻牧地“瓜州”“赤斤”“柴城儿”“苦峪”“川边”“沙州”称之。“革力哥什”一支，亦为赤斤蒙古卫都督苦术部属。现将安置各遗众部落原属卫、卫残破后驻牧地、安置地等，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此次安置部众，主要以罕东左卫、赤斤卫为主。
  赤斤卫卫所在嘉峪关西二百多里路，即今玉门赤斤堡，是关西诸卫中最东边的一卫。附近的骟马城、回回墓、柴城儿、大草滩等，均是卫所辖地。
  赤斤蒙古卫的成分主要是蒙古人，也有一部分西番（撒里维吾尔族）等其他民族成分在内。
  明朝统治者对金塔境内东迁各部的安置采取划地安插，置买农器，发放物资，计口给粮等，由于措施得力，安置地草场广袤，适于耕种，自然条件不错，又筑修了新旧城堡，各部均得到了一定发展。吐鲁番部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商业，东迁前已经有了农耕生产方式。安置于威虏、金塔寺一带后，农耕生产方式的比重大大增加。他们和汉族人共同开发，促进了王子庄（今金塔县）经济、文化的发展。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年），今金塔县境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堡有：金塔寺、威虏城、革力哥什、察黑包、东八里、西八里、白烟墩、毛目城等。其中，金塔寺和毛目城成为山西、包头等地客商的贸易中心。
  后来，安置金塔的诸部之间发生了抢掠和互相杀戮事件。事件的起因是这些部族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但还是以畜牧为主业，随着部落繁衍发展，最初的住牧地已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当局计口给粮恐也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因威虏北边各夷安插日久，又至肃州金塔寺地方驻牧”，向抚夷官“讨要草地牧处”，其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为了争夺地盘和草场，各部之间开始了相互抢掠。当时，总牙部住威虏、察黑包二城，帐房270顶，男妇2367人，总牙父名曰总不克，因避西夷侵掠，正德间投顺肃州地方后，故总牙为头目。狡诈多谋，嗜利无厌，恃强任恶，鼠窃狗盗，夷夏共怒。总牙首领总不克有二子，长子绰牙，不能为头目，次子肹束尔加继任头领。肹束尔加与朵尔只为婿翁关系，而朵尔只为肹束尔加族的首领。肹束尔加“年轻而心无定主，性刻而恶不能悛”。岳父朵尔只“狡诈贪残”。翁婿合计，诱杀革力哥什等夷。察黑包族与胯束尔加族为兄弟。朵尔只翁婿合谋诱杀察黑包子满个虎力等十二人，收被害诸番部众。“其被害诸夷虽归部下，心中无不仇恨朵尔只也”。因为这些部落的姻亲、兄弟关系，势力互有渗透。各部之间争地夺利，胜者将败者属众尽收帐下，部众分合变化无常。嘉靖二十九年，明军东关厢头目癿吉卜刺、国师拜言卜刺联合日羔刺等，对居牧于威虏等堡的总牙族进行了围剿，围剿的结果是将头领总牙羁押夷厂。加之由于威虏等地地处肃州城北，属于北边蒙古各部落南下之前沿，屡次受北部各蒙古部落的威胁。明政府仍沿用“设诸卫以为藩篱”的思维，企图以安置诸卫作为与北境蒙古诸部、西部信仰伊斯兰教政权的缓冲地，但诸卫人口相对少，力量薄弱，很难起到藩屏作用。“设诸卫以为藩篱”的战略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以及地方统治者歧视性的民族政策，视少数民族为“犬羊”，严守“夷夏之防”，试图用隔绝交往的方式来减少相互间的冲突。但这种交往不是一纸契约能约束得了的。隔绝的结果是被安置的部众日常生活用具得不到补充，所产也得不到及时贸易，导致抢掠等行为的发生。于是，万历期间，被安置的部众重新又回到了肃州周边驻牧。此后，这些回迁到肃州周边的部众，其驻牧地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最终落脚在今明花、靠近肃州的祁连山一带，形成了清代以来裕固族诸部驻牧地的态势，对此，《肃镇华夷志》有详细记载。此后，金塔境内已经没有了东迁诸卫部众的记载。
  第四节 明代时金塔的民族与人口
  少数民族
  1．回族
  明代，金塔一带的回族主要来源于回迁的哈密一带的部众。明正统八年至正德八年（1443—1513年），哈密城先后被准噶尔汗、吐鲁番、喀什噶尔丹攻破占领，百姓流离，生计萧条。哈密及其周围地区的数万回族、畏兀儿、哈喇灰等族人民背井离乡，流落关内，其中的一部分就被安置在金塔的王子庄一带。嘉靖五年（1526年），陈九畴在金塔寺修筑城堡，安插哈密回族。
  2．蒙古族、撒里畏兀尔与其他民族
  明代，随着关西七卫部众内迁后在金塔一带的安置，大量蒙古族和撒里畏兀尔人口进入金塔。当时金塔境内安置的主要以罕东左卫、赤斤卫人口为主。赤斤蒙古卫的成分主要是蒙古人，也有一部分其他民族成分在内。“先是，苦术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蒙古女，生都指挥锁合者、革古者二人。分所部为三，凡西番人居左帐，属塔力尼，蒙古人居右帐，属锁合者，而（自）领中帐。”（《明史》卷330，第8556页。）“西番”者，是当时对属于撒里畏兀尔的称谓。他们先后于正德十一、十二年和嘉靖二十八年被安置在金塔。正德年间安置的部族是总牙族（部）、察黑包族（部）等；嘉靖二十八年安置的是瓜州总牙族（部）、赤斤革力哥什族（部）、柴城儿卜木尔吉族（部）、可洛纵族（部）、苦峪族朵尔只（部）、川边族察黑包（部）、沙洲族日羔剌（部）等，账房715顶，人口4535人。畏兀儿族的风俗，据《肃镇华夷志》记载：“男发垂髻，女首加帽，孳牧为业，饮食颇同于华夏，婚媾不忌乎五服，迩年渐事耕牧，将知礼法焉。”
  这些内迁的蒙古人和撒里畏兀尔族人等少数民族人口，在金塔得到了较好安置。内迁对他们的居住、生活和风俗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内迁后操古突厥语的撒里畏兀尔人逐渐同操蒙古语的蒙古人相互交融，形成了自称“尧呼尔”“尧熬尔”的裕固族。在明万历年间最终落脚在今明花、靠近肃州的祁连山一带，成为后来裕固族的亚乐格家部落，这是现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区韭菜沟乡和明花区明海乡的绝大部分裕固族。
  人口
  明初，由于经过元末的战乱，金塔人口大幅度减少，基本上处于地旷人稀的状态。明代前期，金塔人口有了恢复性发展。中后期，由于关外人口迁入，金塔少数民族人口有所增加。
  明王朝建立不久，为了巩固西北边疆，在边疆地区实行卫所制，并在河西地区实行屯战合一的大规模军屯，屯田成为明朝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朝廷在金塔境内设立威远卫和威虏卫。按照当时的卫所人口，一卫的人口在5000人左右，金塔境内仅两个卫就有旗兵1万人左右，如按7/10的军士屯田计算，则金塔境内的威虏、威远两卫应有屯兵7000人左右。此后，为进一步扩大屯田，明朝还直接从外省调军队来甘肃屯田，当然，这些军士也很有可能一小部分被分配到威虏卫和威远卫。明代的军屯士卒还可以带家属，有的甚至举家前来参与军屯，一部分军屯家属长期定居下来。据此算来，当时的金塔境内军屯士兵和家属大概在2万人。当然威远卫和威虏卫的设置时间较短，从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设置，到永乐三年（1405年）裁撤，仅仅维持了十年。但威虏卫裁撤后并入肃州卫，又设置了中右、中中二所，威远卫裁撤后并入镇夷千户所，设置了毛目、平朔二所，士兵数量虽大量减少，但按照当时一个所的人口在1200人左右算的话，四个所也有近5000人，加之士兵家属，总人口应该在1万人左右。
  在大规模军屯的时候，明朝还向河西大量移民屯田。如洪武初年，明朝将河北、山西、山东一带的数十万居民迁移到甘、凉及河西一带，屯田实边。洪武四年（1371年），又将山后居民三万五千户迁入内地，散处在各卫府。这两次移民，应有部分安置在金塔。据此推算，当时金塔境内的军屯、民屯人口加起来不下2万。据明李应魁著《肃镇华夷志》记载，肃州卫“洪武中户五千八百五十五，口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五。嘉靖中户五千六百三十二，口九千九百六十三。万历中户五千三百五十二，口七千九百八十六”。很显然，这些记载并未将屯田人口、内地移民和移居肃州的关外少数民族人口计算在内。
  到了嘉靖年间，金塔一带的卫所已完全废弃，人口有所下降。据《肃镇华夷志》记载，当时的金塔寺堡“设在平川边外极冲上地，土城周围一百九十丈。东至镇夷境外桶箍湾五十里，西至下古城境外王子庄三十里，南至鸳鸯池四十里，北至天仓墩二十五里。内设守备官一员，把总官一员，军丁四百七名，马二百一十五匹。境腹墩台三十四座，境外墩台一十六座，每墩军五名”。如果据此推算的话，金塔境内的军士总数也只有600多名，较明初时已大为减少。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被安置在金塔的蒙古族、撒里畏兀尔族等关西诸卫部众人口达4535人。仅这两项有5000多人，加上镇夷所在金塔的人口和当地居民，总人口也在1万左右。较明洪武时期减少了至少一半。但据《嘉靖陕西通志》记载，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肃州卫人口为8762户10830口，户均只有1.24人；镇夷千户所为1236户1680口，户均1.36人。即当时肃州卫和镇夷千户所一共才有9998户12510口。从这些数字可判断出，这些人口中也未将关外移居人口和屯田人口计算在内。
  第五节 明代金塔的经济与文化
  经济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执政的封建王朝。由于实施“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经济政策，开展大规模军民屯田，金塔一带农业逐渐恢复，户口逐渐增多，大片荒芜的土地得到重新垦殖，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流通也得到了一定发展。
  农业方面，一方面，由于金塔一带可开垦耕地面积较大，适宜发展灌溉农业，经济成本低，经济效益高，且草场广袤，可以提供农业生产所需的牛、马、驴、驼等畜力；另一方面，由于金塔战略地位重要，发展农业生产可就地解决军队供养，通过屯田安置流民，使边疆地区人口不断增加，有效促进边疆安宁，因此，朝廷对金塔农业的发展较为重视，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农业生产区域。明代，金塔境内的农作物品种逐渐增加，粮食作物主要有稷、小麦、大麦、青稞、莜麦、回回大麦、黍（黄米）、胡麻和大豆、小豌豆、扁豆及绿豆等；蔬菜类作物主要有茄、茄莲、芹菜、葱、蒜、韭菜、白菜、菠菜、萝卜、胡萝卜、天萝卜、苜蓿、蘑菇等；瓜类有西瓜、甜瓜、王瓜（黄瓜）、丝瓜等；林果类有梨、杏、桃、李、枣、葡萄、楸子、沙枣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金塔种植的“回回大麦”即是由中亚地区或波斯沿丝绸之路传入的原产于美洲的玉米。据《肃镇华夷志·物产》记载：“回回大麦，肃州昔无，近年西夷带种方树之，亦不多。形大而圆，白色而黄，茎穗异于它麦，又叫西天麦。”由于金塔是明代肃州的主要屯垦区，这一记载充分说明了金塔在明代中后期已经种植玉米，也是我国较早引种玉米的地区之一，它对于当地居民饮食结构的改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朝建立后，在包括金塔在内的边疆地区实行耕战一体的屯田戍边政策，这种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就是让各个卫所的军士进行耕种，从军队中抽出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军士中既有“田卒”，又有“守关卒”。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诏：“陕西诸卫军士留三分之一守御城池，余皆屯田以食，以省转输。”（《明太祖实录》卷123）此后，军屯便在河西大规模展开。明代的军屯事务有所在卫所负责管理，“屯”是军屯的基本单位，一屯有若干人或若干户，“屯”的基层组织是“屯田百户所”。“每百户所管旗军一百一十二名，或一百名、七八十名。千户所管十百户，或七百户、五百户、三四百户。指挥所管五千户，或三千户、二千户”（《大明会典·屯田》）。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肃州开始设置“屯田百户所”。后来，又推行了联合几个屯所组建一个“屯堡”的办法。“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择近便地筑一大堡，环以土城，高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八门，周以壕堑，阔一丈或四五尺，深与阔等，聚各屯粮储于内。其小屯量存逐日所用粮食。有警即人畜入大堡，并力固守”（《明太祖实录》卷93）。大堡设屯长1人，屯副1人，小屯堡只设屯长一人。屯堡大的有守备、操守、防守等官，屯堡小的只设防御、掌堡官或总旗。这样，屯军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参与战斗，如果有敌人来侵袭，则可合力防御，使粮食、人畜等免遭抢掠损失，从而保证了屯田的顺利发展。到了明正统三年（1438年），肃州卫的屯田数量达到了27092.4亩（［清］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民屯，是由政府迁徙内地的无地农民，或是发配来服刑的罪犯到指定的地方耕种。史称“田利大兴”的，就是在嘉靖初年右都御史刘天利督办甘肃屯政期间，奏请让肃州的壮丁以及山西、陕西等省的流民在肃州周边耕牧，而且在周边其他地方大力推行，使屯田达到空前盛况。由于大量移民到河西屯田，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使当地的大量荒地得到了开发，实乃一举多得之措施。
  明朝政府在河西地区兴兵屯田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兴修水利。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除了士卒外还要调用移民和当地的民夫。在长城沿线经过多年的建设，逐步形成了许多灌溉系统。大规模屯田，大力兴修水利，加之不断地推广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河西长城沿线的农业生产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都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使得原来许多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繁荣的农牧区。这样，既减少了军需运输之劳，又减少了人民的劳役。
  畜牧业方面，明政府确立了一套系统严密的畜牧业管理体制，制定了详细严格的畜牧律令规定，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明代畜牧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明代金塔畜牧业以养马、羊、牛、驼为主，其中养马为重中之重。明朝统治者以马政建设为重点，在河西地区实行官牧政策，严格官马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了管理机构。养马事宜由甘肃苑马寺负责，在“水草丰处创建马场”（《明太宗实录》卷59）。明朝政府采取用茶易马、贡马、苑马寺养马等多种渠道所得之马匹，基本上保证了甘肃镇耕战之所户用马。据《明孝宗实录》载：以茶易马，“岁以万计，加之寺监所牧，足给边用”。这对甘肃镇防御能力的加强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明代初期，关外诸卫就以牧业为主，内迁后，安插在金塔的诸卫人口基本仍以畜牧业为主。养牛业、养猪业、养羊业及养禽业（鸡、鸭、鹅）在明代也获得了一定发展。畜禽品种繁多且各具特色，猪、牛、羊等家畜及家禽饲养业在民间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养殖技术也有很大提高。明代中后期，由于制度败坏、人口激增等综合因素的作用，金塔一带的畜牧业受到严重挫折并渐趋衰落。
  明代是金塔手工业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商品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手工业有官营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两大类型。明代前期以官营手工业为主，中期以后，民间手工业规模逐渐超过了官营手工业。明代，金塔境内的手工业主要有皮毛加工、酿酒、冶金铸造、石材加工、木器制造和粮油加工等。金塔一带多民族汇聚，民族贸易发达，尤其在明代中期以后，关外诸卫的撒里畏兀尔、哈喇灰、蒙古族、回族等各部族安置在金塔一带，各族工匠将他们精湛的传统畜产品加工工艺带入金塔。各族工匠在皮毛加工生产中不断交流，制作的皮毛制品更加精细，推动了金塔一带皮毛加工技术的进步。当时，金塔市场上出售的皮革制品主要是保暖性极好的生活用品，如羊皮大衣、羊皮被褥、皮靴、皮帽，还有日常使用的皮绳、皮鞍、皮臃子等。明代的茶文化与酒文化十分发达，民间盛行饮酒之风，酒令进入成熟的阶段。各种新式茶色纷纷出现，紫砂壶也开始流行。酒楼茶馆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休闲场所。明代，金塔堡、威虏城等处都有专门的酿酒作坊。史料记载，每个烧酒作坊都有好几个用榆木或沙枣木做成的大桶，用来发酵酒糟，酿酒原料取自本地的小麦、大麦、回回大麦（玉米）等。发酵时，有的烧酒作坊还将苹果、梨加进酒糟，使酿出的酒醇香浓郁、甘洌清香。
  据《肃镇华夷志·货利》中记载，关外诸卫各部非常需要“铜锅兵器之属”等器物，内迁到金塔后，把他们成熟的冶金铸造技术也随之带来，开办了许多冶金作坊，使金塔的冶金铸造也得到了较快发展。2010年，在工商局家属楼前挖出了8只明代坩埚，坩埚材质类似砂锅，圆口尖底，形如炮弹，高20～23厘米，口径大约10厘米。坩埚内壁上附坚硬的金属物，附近有炭灰、煤矸石等。它的发现印证了明代金塔冶金铸造技术的进步。
  明代，金塔所在的肃州一带从漠北引种胡麻并用以榨油，丰富了食用油的种类。榨油前，先将胡麻放进铁锅内用温火翻炒，炒时边加温边搅动，使胡麻受热均匀。胡麻炒熟后还要经过磨、蒸等工序，然后将加工好的油料放进木制油槽，按动与之配套的巨大木质油梁挤压，油料正好处在油梁的支点，于是清油便被源源不断地挤压出来。这样的土法榨油虽然出油量较少，但榨出的清油色泽鲜亮、油性高、香味浓。
  明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金塔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关外诸卫各部族迁入金塔，各民族间的商品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客观上有利于金塔商业贸易发展；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小生产者可以出卖更多的剩余劳动产品，特别是明代后期“一条鞭法”推行后，劳动人民也必须出卖更多的农副产品以换取银两，从而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明代的“茶马互市”是与其军事防御体系相配套的一项经济措施。明朝利用“番人”食肉，喜欢饮茶的生活习惯，以茶叶为纽带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在边疆地区建立“茶马互市”。为确保足够的茶叶进行互市，明代承袭前朝旧制，对茶叶等实行专营制度，设立茶课司征收茶叶，征收来的“官茶”用来交换马匹。明律规定，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盐引”和“茶引”。“引”是商人运输货物的凭证，印有法定的重量单位。
  文化
  明代，金塔地处边陲，文学创作主要以反映边塞风光和军民生产生活为主。同时，一种新的民间文学样式——宝卷，开始在金塔民间广泛流传，为明代金塔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金塔宝卷，是一种流行于明清以来的民间说唱文学，是在唐代敦煌变文、俗讲以及宋代说经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历经宋的谈经、讲史等，并受到话本、小说、诸宫调及戏剧等影响。其内容包含儒、释、道德三教合一及各种秘密宗教，并有大量非宗教的历史人物、民间神话、传说和戏曲故事。金塔宝卷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文字传播，二是口头流传。宝卷的篇幅一般都较长，最短的也有五六千字，最长的达八九万字。当地人认为抄写宝卷是积功德，有文化的人都愿意抄。抄了自己保存，也可以赠送亲朋好友。不识字的人请人抄，靠它镇妖辟邪，也有少数宝卷是木刻本、石印本。金塔宝卷流传最基本的方式是“宣卷”。宣卷人在开始前要洗手漱口，点上三炷香，向西方（或佛像）跪拜，待静心后，就开始念卷。听卷者要宁静专心，不准喧哗、不准走动。中途念卷人休息时才可以活动。听众中还有几位“接佛人”。所谓接佛人，就是等念卷人念完一段韵文或吟完一首诗后，重复吟诵最后一句的后半句，再接着念“阿弥陀佛”。金塔宝卷的结构特点是韵散结合。散说部分一般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经历、结果等发展过程。韵文部分主要重复散说部分的故事，句式以十字句最多，七言句次之，还有五言句、四言句，句子有一定的平仄韵律。韵文的比重多于散说。和变文一样，金塔宝卷在开头、过渡、结尾处都有一些固定格式。一般的开头是：“××宝卷初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善男信女虔诚听，增福延寿得消灾。”当然，句数多少可以灵活变化，最长者可达30句，短者只有4句，类似变文中的押座文。在散说与韵文之间，常常有“正是（真是）”引起的感叹诗，在韵文过渡到散说中间，也有感叹诗。诗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句式，句数长短不限。散说和韵文的过渡中间，有时增加有明确曲调的一组唱词。如《蜜蜂宝卷》：
  “却说这一段因果故事出在大宋真宗天禧年间……正是：可恼吴氏太不良，设计要害先儿郎。明枪易躲人能躲，暗箭难防祸难防。展宝卷蜜蜂计高声朗诵，诸善男和信女细听明……关住门儿坐，天上掉下祸。”就比较典型。明代金塔宝卷中，《傍妆台》《耍孩儿》《雁儿落》《画眉序》《刮地风》等曲调最为常见。金塔宝卷除保留了个别原有曲调外，大量使用当地民间曲调。现已搜集到的宝卷有20多个曲调，常见的有《哭五更》《达摩佛》《莲花落》《唱道情》《浪淘沙》等。它们和敦煌曲子中的定格联章调《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很相似。这些曲调的使用，没有严格规定和限制，念卷人可以根据情节发展灵活安排。宝卷一般用韵文结尾，或总括全篇主题，或宣扬听卷的好处，或自谦自己念卷不好。如《牧羊宝卷》结尾：“听卷若是听得真，永消灾难保安宁。老人听卷寿命长，中年听卷子孙旺。少年听了这本卷，夫妻团圆一世闲。妇女听卷有好处，一家和气家人睦。诸佛菩萨常拥护，永护听卷善男女。一句了然再不提，宝卷圆满针对针。”
  金塔宝卷是一种比较古老而又有浓郁宗教色彩的通俗文艺，作为人民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娱乐形式，是活着的敦煌变文。《金塔宝卷》除了具有和全国各地宝卷的共同特点外，更有其自身的不同的特点：第一，《金塔宝卷》的搜集、发掘和整理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祖国宝卷珍品的数量和内容。第二，《金塔宝卷》中保留了一些古老的版本。据考证：金塔的《韩祖成仙宝传》《七真天仙宝传》《综录》最早者为1702年，可见《金塔宝卷》源远流长，为宝卷产生的时代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第三，《金塔宝卷》是国内独存、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宝卷，是活的宝卷。明代金塔宝卷在广泛流传的过程中，增加了许多当地人情风俗、方言俗语等内容，有少数是金塔民间艺人自己创作的，对于研究中国俗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现存最早、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酒泉（包括金塔）历史沿革的文献，是编纂于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肃镇华夷志》，撰修者是时任前翰林院庶吉士、巡按直隶广州监察御史、钦差整饬肃州兵备副使的李应魁。
  李应魁，四川内江人，进士出身。泰昌元年（1620年），在肃州任右参将，天启元年（1621年）升为按察使、凉州分守道。《肃镇华夷志》原书共四卷，首创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当时，任肃州兵备道副使的张愚首创初稿。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张愚调离肃州，书稿编纂工作也因此停止。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李应魁任肃州兵备道副使，将此书稿重新整理，在张愚书稿基础上最终完成了这部地方史志专著。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陕甘等处兵粮分巡宁夏道、按察司副使高弥高重刊。
  《肃镇华夷志》记录了酒泉地区上启春秋战国时期、下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地理、人文、风俗等方面的历史沿革，特别是对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进军河西、收复酒泉到万历后期二百多年沿革历史进行了翔实记载。
  《肃镇华夷志》共分四卷，卷一图说（出舆图20幅）、沿革（疆里、郡名、番夷附）、山川（形胜附）3目；卷二水利（桥梁附）、风俗、物产、户口、城池、军制、马政、屯田、戎器、兵饷、驿传（铺舍附）、公署、学校、坛璇、祠祀（寺观附）、古迹、诗歌17目；卷三景致、堡寨、关隘、烽堠、奉使、宦籍6目；卷四人才、节孝、流寓、仙释、灾降5目。此外还有“属夷内附”，包括种属、族类、住处、风俗、货利5目。总计36目，约20万字。
  《肃镇华夷志》记述的范围为当时的肃州兵备道所辖的肃州卫和镇夷守御千户所。据《肃镇华夷志》记载：肃州卫的里至范围“东至镇夷所属盐池驿一百四十里，西至嘉峪关七十里，南至雪山一百五十里，北至黑山一百八十里，东南至白城子二百五十里，西南至雪山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大钵和寺三百里，东北至天仓墩三百二十里”。据此可知，当时的肃州卫大体包括现在的肃州区、金塔县和嘉峪关市。当时金塔境内设有金塔寺堡，统辖金塔全境，是肃州卫和镇夷守御千户所所辖十八座城池中地理位置较为重要的一座。书中对金塔寺堡所辖的里至范围、防守兵力部署、修筑的墩台都有明确记述，特别是对金塔寺堡范围内的城池、古迹、堡寨、烽堠记载较为详尽。在“内地驻牧番夷”和“属夷内附”两部分中，详细记述了明代东迁诸卫在金塔境内的安置情况以及内附各部的族属、来源、人口、语言、迁徙、生产风俗习惯以及相互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珍贵史料，为研究金塔境内及周边地区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裕固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肃镇华夷志·物产》中记载的“回回大麦”即是玉米。玉米的原产地在美洲，在明代中期从海路和陆路传入我国。这一记载中对玉米的称谓说明，在肃州地区种植的玉米是经丝绸之路由西亚传入我国。它不仅是我国较早记载玉米种植的地方志，也是证明明代中后期陆路丝绸之路继续发挥沟通东西方交流作用的有力佐证之一。
  教育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诏天下各级府、州、县设立学校（书院）。还在不同地方先后设置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卫儒学等机构，设教授一人，训导二人，主要是教授武官的子弟学习，安定边关武将人心。明代教育系统由国子监、儒学、社学构成。这一系统以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和民间社学为主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制体系。有在府、州、县和都司、行都司、卫等地方军、政机构设置举办的地方官学——书院，还有各卫、所在各自属堡自办的社学。金塔境内在明代没有设置县等行政机构，只是设置了卫所等军事机构。由于金塔境内设置的威虏卫、威远卫存在的时间较短，没有设立儒学的史料记载。威虏卫裁撤后并入肃州卫，其教育也相应由肃州卫管辖。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建立肃州儒学，成化三年（1467年），肃州都御史徐廷璋改建为“肃州学宫”（今酒泉师范校址）。金塔境内在金塔寺堡、威虏堡内也举办几所社学。但是由于家庭贫困以及名目繁多的差遣、劳役等原因，各堡军士子弟和堡民子弟无法入学就读，社学开办不久就被迫关闭。
  第六节 明代金塔的宗教活动
  明朝尊崇佛教，并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僧官制度体系。明初，对元代毁于兵火的寺院进行修复，并对喇嘛教实行优待政策。到明代中期，佛教在金塔已很兴盛。当时，金塔境内最著名的佛教寺院当属金塔寺。据《创修金塔县志·1934年手抄本校注》收录的《重修塔院寺序》（刻写于雍正十年即1732年）记载：“如我金塔寺之有塔，不知妨于何代，然塔以筋砌始名曰筋塔。迨明万历二十年设堡，其地立官分土，因名其堡曰‘金塔寺堡’，是堡因塔而名也。”《肃镇华夷志》也记载：“金塔寺堡，先年属威虏，汉人居住，有房舍、遗址、碾磨之类，后因威虏归并肃州，因以安插西番日羔刺等。”这充分说明在明万历年间金塔寺和“金塔”已存在。“金塔”是典型的覆钵式喇嘛塔，这种塔的造型特点是在高大的方形基座上，建圆形覆钵形的塔身，上面安装塔刹。塔身下方上圆，具有浓重的原始性。喇嘛教建塔常采用这种方式。1987年维修“金塔”时，从塔顶内采集到藏文经、大乘妙法莲花经、大悲心陀罗尼经等多部明代经卷。此外，金塔寺堡内还建有关帝庙等庙宇、祠堂等。
  明代初期，以撒里畏兀尔为主的“关西七卫”部众大部分笃信佛教。内迁后安置到金塔境内的部众也始终保持自己的佛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他们在与当地居民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促进了佛教在当地的传播。
  第七节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与金塔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首民谣在金塔和我国其他广大地区流传了600余年，祖辈相传、妇孺皆知。
  洪洞大槐树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城北，曾经是明朝初年移民集散地。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有组织的大移民活动。
  元末明初，由于连年战乱，全国大多数地方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但山西却出现了经济安定，社会繁荣，人丁兴旺的景象。洪武初年，山西人口达到400余万，比当时的河北、河南两省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又是人口稠密之县。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明朝初年，朝廷在洪洞广济寺设局驻员，发放凭照川资，集中移民。当时许多州府都有明确的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无土地者全家移走。移民涉及辖区内的所有家庭，可见当时移民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山西移民的集聚地除洪洞外，还有太原、平阳二府、泽州、潞州、沁州、汾州、辽州、朔州等地。
  广济寺位于洪洞县城北的贾村西侧，寺院宏大。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阴遮数亩的汉槐，汾河滩上的老鹳在大槐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综合《明实录》《明史》等史料记载，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不到50年的时间就组织了18次大规模的移民。移民的地区遍布山西51县和全国十余个省市，其中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省是移民的主要区域，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区。从山西迁往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等省。《明太祖实录》载，移民到居住地后，每户给地15亩，另加菜地3亩，皆免3年租税，3年以后每亩征收一斗官租。各州、县农民自己开荒，所开垦的土地都归垦荒人自己所有，作为永远的产业；政府每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还责成地方官员为移民散发耕牛、种子，使移民能够定居下来，并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对屯田移民的管理，则以屯为单位，一屯即一里，下分十甲。
  俗话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任凭政府怎样宣传中原地方好，几年不纳粮，还给安家费、生活费、生产费，可还是谁也不愿迁到外地去。明朝统治者只好制定出具体的移民条律，强制人们服从。并规定凡移居者都必须到洪洞贾村大槐树旁的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路费，然后从那里出发，按政府指派的去向，在官兵的监护下，分别迁往各地。
  老百姓在万般无奈下，背井离乡，移民他地，临行之时，凝望高大的古槐，依依惜别故乡。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鹳窝显得十分醒目，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鹳发出声声哀鸣，令即将离开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不忍离去，频频回首，最后远远地也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鹳窝。因此，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鹳窝就成为家乡的标志。此后多年，当年移民的后裔虽然已经不记得老家的具体地方了，但是“洪洞县、大槐树”的影子却长久地留在他们记忆深处。
  根据有关文献和当地的县志、族谱、家谱记载，当时迁往甘肃的移民主要分布在兰州、甘谷、天水、民乐、景泰、会宁、武威、民勤、古浪、靖远、平凉、庄浪、临泽、高台等地，并没有直接迁移到金塔。直到清朝初年，尤其是康熙、雍正年间，金塔的毛目、王子庄等地陆续得到移民开发，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诏肃州与布隆吉尔毗连迤北西吉木、达里图、金塔寺等处，招民垦种。”朝廷在肃州所属的金塔寺（现金塔县城）安插移民35户。清圣祖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肃州守备曹锡钺在毛目分县和王子庄分州移民屯田。清世宗雍正四年（1726年），总督岳钟琪令肃州通判毛凤仪雇佣民工300人，将夹山水峡口（今鸳鸯池水库坝址）凿深劈宽，引水过山，开挖王子庄东坝和西坝，并从镇番（今民勤）、高台等地移民开垦荒地。这时迁移过来的一部分中原移民，正是当时山西大槐树下的移民之一。此后，随着金塔的不断开发，迁入的人口逐渐增多，当然，这些人口当中的绝大多数也是当年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他们移到新的地方若干年后，由于诸多因素造成生活所迫，不得不又一次迁徙。所以，以前金塔的许多老年人都对儿女说，自己的祖籍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
  “谁是古槐底下人，脱履小趾验甲形。”这句民谣已经流传很广。人们在盘查祖籍时，常常脱鞋拉袜，亮出脚丫，验看脚小趾是何甲形。如果谁的小趾甲上有几道竖纹，好像是两个指甲，那谁的祖先就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民的老乡了。传说，在当初移民时，官府因为怕人们逃跑，用刀子在每个人脚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