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实行民族分化政策
  元朝政府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人为的民族分化政策，把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享有许多政治与经济特权，充任各级政府的首脑；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西域以至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也称汉儿、乞塔札忽歹，包括契丹、女真和原来金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是南人，也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民族人民。这四等人的界限是森严的，重要的官职、军职均由蒙古人充任，不足时则用色目人。元代等级制的划分是一种以维护蒙古贵族统治为中心的民族政策，实质上反映了其在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优待蒙古贵族，而对其他各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强化国土防卫政策
  元朝在国土防卫上，把北方作为边疆防御重点，尤其在东北、西北地区更是用重兵把守，形成了一条从西南斜向东北的屏蔽中原的防线。元朝建立后，将河西主要城镇和农牧地分封给蒙古各王和大将，金塔的王子庄一带也是蒙古王的封地，以加强对国土的有效控制。元朝历代皇帝，不断对边疆防卫部署进行调整，以防止周边藩国独立，同时便于镇压人民起义。元朝更是把“酒泉北境”（今金塔县境内）视作保障河西的重要军事重地。元代中后期，西部地区（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各少数民族往返京城大都（今北京市），只允许沿汉代边塞古长城以北的北大路通行，前沿指挥中心为威虏城（位于今金塔县古城乡移庆村）。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元朝政府在今金塔县北部修筑毛目城、天仓堡、平朔城（双城）和威虏城，驻军防守。并派重兵防守于狼心山（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孤红山（今金塔县境内）一线，以确保河西走廊地区的安全。
  缓和民族矛盾
  忽必烈即位后，采取拉拢北方汉族士大夫的策略，在刘秉忠、赵璧、姚枢、许衡、窦默等人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元史·许衡传》）的道理。元初，统治者还采取了一些缓和民族矛盾的政策，设立管军万户府、屯储万户府等专门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大力开展军民屯田，为了管理边防，垦殖金塔境内大片荒芜的土地，元朝政府修筑毛目城、天仓堡、平朔城（双城）和威虏城，派军队驻守，随营立屯，且耕且战；召集逃亡民户，鼓励开荒；从省内外迁入大量移民，开展屯垦；健全农村村社基层组织，兴修水利，免除苛捐杂税；禁止诸王将校因狩猎而践踏田亩；禁止改农田为牧场；重农桑、宽赋敛，省徭役；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等。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农作物品种更加丰富。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青稞、荞麦、高粱、谷子、黍、豌豆等。经济作物有苜蓿、大麻、芝麻、棉花、西瓜、红花、蚕豆、亚麻等。重用汉族官员，对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元代金塔境内，在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中，各民族相互交融，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汉、吐蕃、畏兀儿、唐兀（党项）、蒙古等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
  重视驿道建设
  元代十分重视河西地区的道路开辟，除了纵贯酒泉东西的丝绸之路外，因军事防御需要，开辟出了途经金塔的纳怜站道，这条道路是元大都（今北京市）沟通察合台汉国与拔都兀鲁斯联系的军用道路，其走向以大都为起点，经纳怜，过额济纳旗到今金塔县，抵肃州，再经瓜州、沙州进入新疆地区。
  其中，额济纳旗道酒泉段所属线路（即今金塔县境内），基本与汉代居延道相重合，元代又称“甘漠大道”，是丝绸之路又一条重要交通要道。
  为了保证道路畅通和驿运所需，在道路沿途设立驿站（蒙古语称为站赤）。据《永乐大典·站赤》记载：“纳怜站道设23站。”纳怜站道在金塔境内的东大湾城、威虏城等处设有重要的军用驿站。至治二年（1322年）三月，元朝政府在甘州置八剌哈孙驿。八剌哈孙，蒙古语即“城”。此甘州八剌哈孙驿即《大元马政记》中的“甘州察罕八剌哈孙”，即白城站（今金塔境内东大湾城遗址）。白城子离肃州二百余里，北通亦集乃路、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地处元代交通要道。
  发展手工业
  元朝政府十分重视手工业的发展。早在征服战争中，他们每攻取一个地方，首先要搜罗技艺百工之人。元朝建立后，更是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了专门机构对手工业进行管理。朝廷颁布了一系列发展手工业的政策和法令，加之匠籍制度的确立以及大批专业工匠的存在，客观上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当时金塔境内的民间手工业主要有毛皮加工业、棉织业和麻织业，其余像制盐业、制瓷业、砖瓦制作、农具锻造等也有一定发展。
  促进商业贸易
  元朝统一全国后，金塔成为其军事上控扼西北诸蒙古宗王的军事重镇，又由于是元大都（今北京市）沟通察合台汉国与拔都兀鲁斯联系的军用道路纳怜站道的必经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联系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枢纽，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元代主要的商业政策有：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道安全、维护商贾资财等。在这些积极开明的商业政策推动下，金塔众多的农牧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进程加快。当时，金塔地域内的商业贸易形式主要有官民贸易、民间贸易及中外贸易。
  重视文化建设
  元代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碰撞和中西方各种文化的交汇构成了元代文化的显著特色。金塔作为河西与北方少数民族交融的前沿阵地，各民族文化也在这里交融。
  元朝建立后，在文化上实行两重性的政策。一方面，为了巩固自身统治，推行“汉法”（即中原传统的各种制度），尊崇孔子和儒术，兴办儒学，推行了科举取士制度。另一方面，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将人按民族（也是按接受统治的先后）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给予不同的社会待遇。就文化而言，在学校教育、科举考试、语言文字使用等方面，民族歧视均有明显表现。元代实行的国子学试贡法，汉人考试内容最难、要求最严，蒙古、色目人要求宽松，内容简单，但授官等级却高于汉人，蒙古、色目和汉人出身的学官待遇也不相同，蒙古字学教授比儒学教授例高一等。科举考试，也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榜，汉人、南人分为一榜。两榜考试内容不同，南人汉人考试内容较难，蒙古、色目人考试内容容易。蒙古、色目人愿试南人、汉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元代中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拓展，肃州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枢纽，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双向交流得到加强，文化政策也显得相对宽松。金塔处在肃州的这种大背景下，文化也有了宽松的发展环境。
  兴办学校教育
  元代学校教育制度大体承袭了唐、宋的教育传统，借鉴了辽、金的办学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制度，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元代中央政府设置集贤院，统管全国的学校教育，学校体制分为官学和民间办学两大类别，其中由政府管理的官学又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元代官学体制自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已基本建立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汉文进行教学的儒学教育机构——国子学；二是以少数民族文字进行教学的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三是专业技术教育机构，如司天监、太医院等政府专职机构下属的专业学校。元代统治者推行汉化，崇儒重教，对地方儒学十分重视，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元代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立了相应的儒学，路有路学，府有府学，州、县有州、县学，内附设小学。至元六年（1269年）十一月，元世祖诏令各路设立提举学校及教授官，负责地方官学的管理工作。至元九年（1272年），各地儒学相继建立，路学规定设置教授、学正、学录等学官各1人，府学以上、中州学设教授1人，下州学设学正1人，县学设教谕1人，担任各级儒学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后建立儒学提举司的地方学校管理机构，直接对朝廷负责，这种地方教育行政体制延续到明清两代。延祐三年（1316年），陕西五路行省甘肃儒学提举司建立，标志着元朝对肃州地方的教育施行了直接有效的管理。元代地方儒学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朱熹的注疏，除《诗》《书》《礼》《易》《春秋》外，还须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元代金塔除由政府直接管辖的官学外，民间办学形式还有书院、社学和私学等。
  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对于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其宗教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双重特点。虽然蒙古萨满教在蒙古宫廷和民间仍占支配地位，但是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可以自由传教，僧人、道士、伊斯兰教答失蛮、也里可温（基督教）大师同样享受免除赋役的特权。加之，元政府在中央和地方相继设立了专管宗教事务的管理机构，对宗教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优惠政策，从而促进了宗教的广泛传播和各种教派的蓬勃发展。因此，有元一代，各种宗教相互交叉，各民族文化相互冲击、交融，构成了元代的多元文化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