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唐天祐四年（907年），梁王朱全忠自立为帝，建立后梁。自此，中国北方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同时，南方相继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十个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时期。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东南部）发动兵变，建立宋朝，史称北宋。宋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被金国所灭，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建炎，史称南宋，占据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五代两宋时期，中国北方先后出现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的辽政权（916年），党项人李元昊建立的西夏政权（1038年），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政权（1115年）和蒙古人铁木真建立的蒙古政权（1206年）等与两宋并存的政权。
  北宋、南宋时期，金塔相继为甘州回鹘政权和西夏政权统治，其中，后梁乾化元年（911年）至宋景祐三年（1036年），被甘州回鹘政权占据；宋景祐三年（1036年）至宋宝庆二年（1226年），为西夏政权所统治，宋王朝未能对其进行有效管辖。西夏政权统治金塔191年，对金塔的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节 甘州回鹘统治时期
  甘州回鹘占据河西
  回鹘，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他们起源于娑陵水（今蒙古国色楞格河）和温昆河（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一带。唐贞观时，回纥酋长吐迷度在独乐水（今蒙古国图拉河）建立回纥汗国。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顿莫贺可汗以自己骏健如鹘，请求唐朝改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此后，回鹘与唐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
  早在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回鹘人就陆续迁入河西，被安置在甘、凉之间。从公元9世纪30年代起，回鹘由于内乱外患，政局动荡，可汗频繁更换，又因连年灾荒，国势日益衰微，纷纷西迁。其中有一支就迁入河西走廊，与先期居留此地的族人汇合分布于河西一带。唐僖宗咸通十三年（872年），回鹘控制甘州。唐光化三年（900年），回鹘设立牙帐，正式建立甘州回鹘政权。唐开平五年（911年），回鹘打败“西汉金山国”，西汉金山国与回鹘订立了割地求和的城下之盟，将甘州、肃州割让给回鹘，还被迫尊称回鹘可汗为父。至此，金塔被回鹘政权占据。
  甘州回鹘先后接受唐、五代、北宋的册封，并遣使朝贡，回鹘首领被后唐册封为英义可汗。甘州回鹘在可汗之下设各级官吏，官号有突厥民族的，也有借自中原王朝的，如都督、宰相、枢密使等职官名。各部落也有自己的首领，《西夏纪》卷3记载：“各立君长，分领族帐”。他们一直称唐朝为舅，自称外甥。至北宋时期，仍保持这种甥舅关系。此后，河西走廊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历史时期。
  统治措施
  甘州回鹘政权控制酒泉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首先，甘州回鹘西迁河西后，进入半定居、半游牧状态，他们利用当地有利的自然条件和汉人的农业生产技术，开始了农业生产。河西地区土地肥沃，水利灌溉便利，良好的自然条件给回鹘畜牧业、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这里除种植小麦、大麦、青稞、稻谷、芝麻、粟、豆、黍、棉、麻、桑等外，还适宜种植各种蔬菜、瓜果。用骆驼代替人力耕种，用水碾代替人力杵臼。史载甘州回鹘统治区内农牧兼宜，物产丰富，并在原有农业基础上取得新的进展，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回鹘本就是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甘州回鹘的畜牧业以牧马和骆驼为主。回鹘生产的大量马匹，除自己食用外，还用于与周边民族的交换。安史之乱之后，回鹘每年向唐朝输入的马匹不下10万匹，用于交换中原的丝绢和茶叶。甘州回鹘的畜牧业产品还有牦牛、绿野马、白貂鼠、羚羊角、騊駼革、腽肭脐等。第三，甘州回鹘的手工业很发达，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多，甘州回鹘手工业门类繁多，从制麻布、麻鞋的麻手工业，到制陶、制革、绒毛纺织、缝纫；从铁木用具到造砖制瓦、镔铁剑甲；从金银铜器的制作，到车马挽具的配备、玉器的雕琢，都有涉及；二是巧，手工产品中，很多都很精巧，如甘州回鹘制造的兵器质量高而精巧，以致对缴获的西夏兵甲不屑一顾，认为质量太差，全部付之一炬。再如甘州回鹘制造的木楼、木桥精巧耐用，其工艺堪称一绝。甘州回鹘制造的金银首饰和用五色线织成的克丝袍更是精巧华丽，招人喜爱。甘州回鹘还设计制作了城市自动的供水和排水设施，试想，若工艺水平不高，焉能及此？
  甘州回鹘统治时期，河西是中原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等荟萃聚集之地，对回鹘文化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对汉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从敦煌、吐鲁番、龟兹、北庭、哈密等地发现的回鹘文化遗物，如文书、历法、石窟壁画、雕塑、钱币、丝绸、宗教作品中都可得到体现。
  西迁前回鹘文化是单一的突厥文化，随着摩尼教的传入开始与来自波斯的粟特文化有了接触，并接受其文字，据以创制了回鹘文。回鹘文字的广泛使用，佛教、景教的流行，音乐、舞蹈和石窟艺术的高度发展，文学的繁荣昌盛，以及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都是随着回鹘西迁，其生产、生活方式由草原型向农业型转化而实现的。回鹘文化在保留部分旧有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由草原型向农业型转化。这种文化类型的转化与共存，反映了回鹘文化的特质。
  回鹘文化兼有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这两种文化类型，使其显得丰富多彩，回鹘文化中吸收了来自中原的农耕文明、来自西藏的游牧文化，以及来自印度、波斯、中亚的各种文化。兼容了多种文化因素的回鹘文化比起汉文化来，更容易为北方草原民族所接受，这就是西夏、蒙古在立国之初都重用回鹘人的基本原因。自宋至元，回鹘人长期充当着汉文化向北方民族传播的媒介。
  回鹘文是以回鹘为代表的北方突厥语族诸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来源于中亚流行的粟特文，创制于8世纪后期，但在漠北回鹘汗国并不流行。公元840年回鹘西迁河西以后，回鹘文被广泛使用。
  西夏蕃字院所掌管的文字中，既有藏文（西蕃），也有回鹘文，与二者并列还出现有“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张掖是甘州回鹘的国都，交河指的则是高昌回鹘的国都。回鹘文是高昌回鹘最流行的文字，同样也是张掖地区的流行文字。
  关于甘州回鹘人的服饰，宋人洪皓《松漠纪闻》记载：“妇人类男人，白皙，着青衣，如中国道服。然以薄青纱幂首而见其面。”这种服饰，在河西回鹘中比较流行。回鹘装略似男子的长袍，基本特点是翻领，袖子窄小而衣身宽大，下长曳地，材料大多用质地厚实的织锦，领袖均镶有宽阔的织锦花边。身着这种服装者通常都将头发挽成椎状的髻式，时称“回鹘髻”。髻上戴有缀满宝石和簪钗的金饰冠，冠尖如角，似桃形。
  甘州回鹘迁居河西之后，在宗教信仰上，原来被奉为国教的摩尼教虽继续流行，但势力越来越弱，佛教由此取代摩尼教而成为甘州回鹘国最为流行的宗教。同时，萨满教遗俗继续存在。佛教势力的迅猛发展直接影响到回鹘王室的宗教信仰及宗教政策。甘州回鹘可汗常以佛僧为使出使沙洲，其中不少都在敦煌莫高窟从事佛事活动。敦煌石窟中留有不少与瓜沙曹氏联姻的甘州回鹘公主像，甘州回鹘重佛可见一斑。
  公元10至11世纪，我国北方的契丹族、党项族相继兴起，势力逐渐强大。甘州回鹘遭到辽和西夏的多次进攻，国力日衰。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西夏进攻河西，占领凉州。次年，辽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率大军再攻河西，破肃州。随着辽、西夏的频繁进攻，甘州回鹘穷于应付，自顾不暇，各地不同种族的离心倾向日益滋长。天圣六年（1028年），西夏李元昊率精兵袭破甘州，甘州回鹘政权灭亡。
  第二节 西夏统治金塔
  西夏政权的建立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割据政权。党项族是中国古代羌族的一支，历史悠久，长期生活在西到青藏高原、天山，南到云贵，东到关中地区，北到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
  隋末唐初，党项族开始强盛。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后，党项族各部落相继归附唐朝。唐王朝将他们安置在今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的地域内。唐末，党项族最强的一支——拓跋部，其首领拓跋思恭率军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封为夏州节度使，赐“定难军”称号，晋爵夏国公，赐姓李，遂占领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五代时，拓跋部以夏州为中心，成为一方割据势力。宋朝初年，首领李彝兴死，宋追封其为夏王。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辽以玉册金印册封李德明为大夏国王。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李德明以怀远镇改名为兴州（今银川市），建为大夏国都。
  宋天圣六年（1028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攻陷甘州（包括今金塔县鼎新片），党项的势力已经扩大到了凉州、甘州一带。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宋仁宗加封李德明为夏王。同年十月，李德明病死，李元昊继位。宋景祐三年（1036年），元昊引军西进，攻占肃州（包括今金塔县金塔片），金塔被西夏政权纳入统治范围。
  宋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十月十一日，元昊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正式称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西夏建国初，拥有19州，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青海东北部、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和额济纳旗，金塔所在的肃州属黑水镇燕军司管辖。西夏政权最强盛时，其地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玉门关），南接萧关（宁夏同心县南），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
  行政建制
  西夏的地方行政设置基本采用州（府、军）、县（城、堡、砦）两级建制，州设刺史和通判，县设县令等官。府、州是同级的，郡为蕃夷聚居地区的特别建制，类似于州，还设有监军司和经略司，以加强对所统治地域的有效管辖与治理。监军司主要是军事性质的，经略司是中央派出机构。西夏占据甘州和肃州后，分别于宋景祐二年（1035年），改甘州为镇夷郡（辖今金塔县鼎新片），宋景祐三年（1036年），改肃州为番禾郡（辖今金塔县金塔片）。
  西夏的基层组织因受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别于传统的汉地模式。西夏基层社会中有唐宋基层社会中的乡里制度，即在基层设有“乡”或“村社”组织，保留了北宋的保甲制度。以十户为一甲，五甲为一小监，两小监为一迁溜。溜实际上相当于西夏的部落兵组织（种落之兵），由酋长（首领）统帅，迁溜所管辖的民户大多为党项族。西夏除了存在着汉式“乡里”制的基层组织外，还存在着与吐蕃相似的部落制度。首领在西夏社会中普遍存在，首领有数量不等的人口。
  统治措施
  西夏建立后，其土地制度、军事制度、行政建制、礼乐和法律制度逐渐完善，并在其统治范围内广泛推广，西夏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保证了经济稳定发展，有效巩固了政权基础。首先，建立完善的土地制度，西夏土地所有制分为国家所有制、贵族大土地占有制、寺院土地占有制和小土地占有制四种形式。其次，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党项族传统上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党项西迁西北地区后受汉族文化影响，逐渐开始发展农业。西夏占领河西后，农业成为西夏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西夏统治者鼓励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并给予法律保证，《天圣改旧新定律令》明确规定新开荒地三年内免交地租，土地还可永远占用，有权买卖。这些措施的实施充分调动了老百姓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这一时期，金塔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荞麦、糜子、稻、大豆、小豆、豌豆、荜豆、黑豆等；蔬菜作物有苦苣、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菠菜、胡萝卜、葱、蒜、椒、冬瓜、南瓜、韭菜等；水果有桃、李、杏、梨、枣、葡萄等。第三，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财政管理制度。西夏的财政收入主要是赋税收入、国有牧场收入、官营采造收入、对外贸易收入和其他收入。赋税收入包括田赋、摊派与和买、牲畜税和商税等。第四，积极推行法制，加速了法制的“汉化”进程。西夏建立前没有法律制度。元昊建立西夏后，积极推行法制，加速了法制的“汉化”进程，将唐宋法制与现实情况相结合，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保证了统治的稳定，也保证了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年），西夏对旧的法典重新修改增补，汇编成《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是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印颁行的比较系统、完备的少数民族执政的封建法典。该法典共20卷，分147门，共1463条。它以刑为主，诸法并存，在承袭唐宋法典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编纂体例和条文德内容方面都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五，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军事制度。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元昊定兵制，基本以黄河为界，分左右二厢，河东为左厢，河西为右厢，设十二个监军司，每厢各领六个。每个监军司设两名正监军、一名副监军、两名通判和三名习判。金塔属黑水镇燕军司（驻威远城，今金塔县境东北部）管辖。河西诸军司的职责是保证其后方的安定和绿洲开发的顺利进行，同时十余万兵员也是西夏开发河西的重要力量。第六，实行羁縻政策。西夏占领河西后，民族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敏感的问题。西夏统治者采取羁縻怀柔政策，在服从党项统治的前提下，允许保留各民族自治，拥有部分权力。第七，大力发展文化教育。西夏政权建立后，李元昊命令大臣野利仁荣搜集、整理、加工民间流传的文字，参照汉字形体创制了西夏文字，也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方块字，笔画非常均匀规范，严谨而美观。中国中古时期流行的几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西夏文文献从种类到数量都是最多的一种，主要有对汉文书籍的翻译文献、译经和对语言文字方面研究的论著。西夏的文字主要是诗歌、碑碣铭留世较多，西夏文学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在中央先后建立了蕃学、汉学、国学、太学、小学、内学；在地方建立了州、县汉学校和州、县蕃学校，教学内容以传授汉文化为主，所用教材多是汉族文化典籍，包括经、史、子、医、兵、文等。西夏还逐步建立了以科目取士的科举制度，在官学学习的学子，根据对学习成效的考核来授予不同官职，极大地激发了蕃汉子弟学习的积极性，由于统治者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推广，蕃汉文化共同传播，促进了金塔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与发展。第八，利用宗教统治。西夏统治者还重视宗教，尤其是非常崇奉佛教，以对其境内的各民族进行思想统治，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中有许多西夏时期开凿的洞窟。2004年，今瓜州县境内发现西夏时期密宗佛教遗址——坛城，这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坛城之一，也是我国佛教最大的室外坛城，人们将其称之为“佛门第一坛”。
  宋庆历八年（1048年，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正月初二李元昊死去。元昊死后，由于国相专权，内部发生宫廷政变，政治腐败。宋宝庆三年（1227年，西夏宝义二年）七月，蒙古军攻陷中兴府，李投降蒙古，蒙古统治者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将其杀死，西夏灭亡。
  西夏自公元1038年元昊建国，历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佑、安全、遵顼、德旺、睍，共10帝，计190年，如再向上追溯到公元982年李继迁叛宋自立，经李德明，共十二帝，计245年。
  西夏统治河西地区近200年间，统治阶级把河西作为其与宋、辽、金各国对抗周旋的基地，十分重视河西地区的开发经营。迁徙、安置大量人口，驻防屯垦，鼓励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使用先进生产工具，减免税赋，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河西各民族采取羁縻怀柔政策，各民族地位基本平等，吸收汉、吐蕃、回鹘等各族文化，境内民族关系较为融洽。当时金塔一带处于南北交互的扼要地段，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