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唐朝统一河西后，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手段和休养生息的政策。
  首先是开拓西域，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唐朝开始进军西域。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八月灭高昌国。九月，在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遗址）置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攻占龟兹国后，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今新疆库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史称“安西四镇”。贤庆二年（657年），唐朝消灭西域最大的敌对势力西突厥，西域诸国纷纷归附。武则天时期，又在天山以北设置北庭都护府，以巩固边防，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唐景云元年（710年）置河西节度使，领凉州、肃州、甘州、瓜州、沙州、伊州（哈密）、西州（吐鲁番）七州，节度使驻凉州，这是唐朝所设的第一个节度使。军事防卫力量的逐步加强，为河西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证。
  其次是推行均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唐王朝采取休养生息和鼓励农耕的政策，继续推行均田制。按《田令》规定：丁男18岁以上的中男给田一顷，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60岁以上老男，患有疾病或残疾的人，各给口分田40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30亩。所受之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再收回；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准许其出售永业田。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执行“租、庸、调”的赋役制度。《赋役令》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租粟2石，叫作租；每年交纳绢2丈或绵3两，叫作调，不产丝绵的地方则纳布2.5丈，麻3斤；每丁每年服徭役20天，如无徭役，则要纳绢布代替，每天折合布3尺，叫作庸。由于《田令》和《赋役令》的配套执行，造就了大批自耕农，以庸代役，有利于农业生产。政府还注意兵役、徭役不夺农时，多在冬季进行。这些措施，发展了生产，安定了民生。
  随着农业的发展，唐代农作物的种类逐渐增多。除传统的农作物，如粟、麦、大麦（亦名扩麦，又写作杬麦），稂麦、黍、谷、稷、䅭䅣（梁）、糜、徐（稻）、苴蘼（蘼籽）等外，还有豆（即黄豆），江豆（即豇豆），菉豆（即绿豆），黑豆、豌豆（因其颗粒大，又称大豆），荜豆（又写作苍豆），麻子、菜籽、苏子等。经济作物有萝卜、椒、姜、苁蓉、草豉、生菜、菌子、葫芦、韭、葱、桃、李、梨、红蓝（又称洪蓝，即红花）等。
  唐代还十分重视屯田。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唐政府在河西“营田积谷”“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新唐书食货志》）。唐玄宗时，屯田进一步发展。《唐六典》载：肃州有屯田7屯。唐朝在河西实行和籴，每年运大量的匹绢到河西，当粮食价格便宜时，用高于时价的价格购买大批粮食储存起来。一方面保护了农业生产，不致“谷贱伤农”；另一方面，政府储存了大量的军粮，满足了军需。到天宝年间，河西道的和籴仓储量达到全国的32.6％。农业的发展，使河西以粮食贸易为基础、以丝绸贸易为基本内容的民间贸易和官方贸易兴旺起来，凉、甘、瓜、沙、肃州成为经济贸易中心。经济的发展，为人口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内地商人和域外商人，大批的流动人口成为唐代酒泉的一大景观。随之，音乐、舞蹈、佛教文化等高度发展，又吸引来天下的文人墨客和宗教信徒，进一步促进了金塔经济、文化和人口的发展。
  唐代，金塔的水利建设也发展较快，政府对汉晋以来的渠坝进行整修利用，并开挖新的渠坝用以灌溉。民间则有渠人社组织管理农田灌溉和修渠筑坝。
  第三是劝勉嫁娶，恢复和发展人口。唐初，河西“州县萧条，户口鲜少”。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肃州辖三县，1731户，7118口，人口密度为0.08／平方公里。唐王朝为改变河西“田地极宽，百姓太少”的现状，通过劝勉嫁娶等有利于人口增殖的政策，恢复和发展河西人口。贞观元年（627年）二月，诏令“其庶人男女无家室者，并仰州县，以礼聘取，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者，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命其好合。若贫篓之徒，将迎匮乏者，仰于其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衰多益寡，使得资送”。（《新唐书·食货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诏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旧唐书·太宗本纪（上）》）武德九年（626年），将掖庭宫女三千余人放出。唐朝统治者还重视减苛法重刑，多次诏令，凡死刑须经多次奏请而判定，除叛逆罪之外，常多赦免，以致在贞观初年全国一年才判决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同时，还赎还逃亡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奴婢。还有把户口的增减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吸收周边少数民族人口内附等政策，促进了人口的发展。到唐朝开元元年（713年），肃州有2253户，13022人，比贞观十四年（641年）增加522户5904人，分别增长30％和83％。
  第四是兴办教育，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唐朝自建立开始就下诏兴学，封建官学制度日臻完善。唐代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中央官学有国子学、大学、四门学，还有专门的律学，书学和算数学校，都直属国子监。中央旁系学校有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医学、小学分归不同的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地方政府机构设立的学校也分为直系和旁系两类。政府直属的学校有府学、州学、县学；县内又有乡里坊社之学。统由长史直接掌管，直隶于国子监。唐武德七年二月（624年），唐高宗下诏曰“州县及乡皆置学”，从此，金塔县城及主要乡都设立了学校，当时分别称为县学、道学及乡里学。除官学之外，还有私学，主要有家学和义学两种形式。家学是经济实力雄厚的世家大族，在本地或邻州的家族中为其子弟选择博学之士授业，义学则是百姓设立的学校。同时，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发展，文学逐渐成熟，种类和内容逐渐丰富，小说、诗歌、散文、变文诸体兼备，不乏众多传世佳品，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民俗、语言状况、自然景物、宗教生活，以及民族关系、阶级状况和政治关系，音乐、舞蹈、绘画、书法艺术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
  第五是重视佛教，促进宗教事业发展。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唐初，朝廷两次下诏各地普度僧民，设僧官掌僧民事务。唐太宗还亲自颁发《佛遗教经》，令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人手一卷。沙州、凉州刺史直接主持石窟寺的开凿和寺庙的修建。贞观年间的玄奘取经对当时的宗教发展普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武初元年（689年），武则天敕令各地修建大云寺，至唐代中期，寺院佛塔遍及河西各地，佛教广泛传播。仅莫高窟开凿的石窟就有126个。
  唐玄宗开元末年，全国有寺院5358所，平均每州16所，每具三四寺，这个数成为“开元定数”。可见当时佛教的发展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