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后，金塔纳入其统治范围。唐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武德二年（619年），收复河西走廊，金塔纳入唐朝版图。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西部边塞防务空虚，吐蕃趁机向唐朝发起进攻。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吐蕃攻陷金塔所在的肃州。唐玄宗大中二年（848年），敦煌人张议潮起兵反抗吐蕃，占领河西、陇右十一州。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建立归义军割据政权，归附唐朝。此后至五代、北宋前期，金塔一直为归义军政权所统治。
  第一节 隋王朝统治下的金塔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周静帝宇文阐年幼，隋国公杨坚辅政。北周大定元年（581年），杨坚自立为帝，国号隋，并改大定元年为开皇元年。杨坚称帝后。于开皇七年（587年）灭梁，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380余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
  行政建制
  隋初地方建制沿袭州、郡、县三级，后来，隋文帝、隋炀帝父子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巩固统一、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废酒泉郡，置酒泉镇，镇设都大将，隶甘州。仁寿二年（602年），酒泉镇从甘州分出，设肃州，州置总管，领福禄县（包括金塔县）。酒泉称肃州由此开始。隋大业元年（605年），罢肃州，福禄县归张掖郡管辖。大业十三年（617年），改福禄县为酒泉县（包括金塔县）。
  隋初，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是5家为保，5保为里，4里为党，皆置“正”，以相检察。开皇九年（589年），又改百家为里，置长1人；500家为乡，置正1人，处理本乡诉讼争议。后来，以乡正处理诉讼不公，遂罢之。设坊对州县城郭进行管理，每坊置坊主1人、佐3人，以与乡里行政组织相区别。
  统治措施
  杨坚在位进行了很多改革。他对边疆尤其是河西，采用了特殊政策。这些政策对于稳定边疆局势，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隋立国仅38年，而与突厥的战争则从开皇元年（581年）到大业三年（607年），持续了26年之久，可以说隋与突厥的战争贯穿整个隋朝历史。这对地处战争前沿的金塔产生了巨大影响。隋朝初年，突厥多次寇掠河西一带。金塔是突厥进攻河西的前沿，经常受到袭扰。隋文帝在边境修堡障、竣长城、屯聚重兵，以防御突厥进攻。同时，采取远交近攻、离间强部、扶助弱部和以谋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战略，施用反间计，分化瓦解突厥，削弱其势力。直到开皇十九年（599年）将其彻底消灭，从此，突厥在历史上消失。
  隋文帝实行“正长制”，即五家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里，设里正，四里为党，设党长，这是基层的政权组织形式，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查户口。当时金塔所在的张掖郡有三个县：张掖、山丹、福禄（包括金塔县），即现在的张掖市和酒泉市肃州区、金塔县，总共只有6126户。若按县平均，每县只有2042户。这与《地理志》等书籍的记载相一致。查实户口的目的是为了实行均田。隋朝规定，男女3岁以下为黄，10岁以下为小，17岁以下为甲，18岁以上为丁。丁从课役，60岁为老，乃免。从诸王以下至民众，都给永业田。最多的给100顷，一般民众男丁80亩，女丁只有40亩。河西地旷人稀，一般平民夫妻可分140亩永业田。均田使民众有了自己的土地可种，荫户有了独立的门户，提高了民众农桑生产的积极性，使社会财富增加，这对巩固边防、安定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隋文帝实行兵农合一的政策，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文帝颁诏书：“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苞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一改过去军士在地方无户籍的规定，将户籍定在州郡，在均田中亦可分到土地，兵和农就完全合一了。实行府兵制，农业生产有劳动力，副业生产也有劳动力，生产得到了发展。保卫边境安全有府兵，府兵中又有乡兵。乡兵又叫部曲，大部分时间在坞壁中。有如此兵农合一的府兵，外有将士卫边，内有部曲防盗治安，为发展生产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
  “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这是隋文帝对凉州镇将子干的诏命，也是对河西的基本政策。由于河西走廊一带经常遭到吐谷浑和突厥的寇扰，从西汉后期、东汉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河西一带坞堡（亦称坞壁）林立。
  充分利用和加强这些坞壁，不失为因地制宜的好办法。它在平时既可生产粮食，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还可积累一些，以防备战乱和灾荒；敌方来了，也不易被劫掠，适当时候还可出击敌人。由于坞壁经济的不断发展，隋代自立国近二十年后，河西一带，尤其是张掖已成为当时西部的国际贸易市场，裴矩专管市场的“交市”。
  隋代还鼓励将生产的粮食储存起来，在内地设有大仓，在州郡县也设有仓库，各地还设有义仓。义仓又叫社仓。这种义仓本是民间的自助储备，但朝廷却分上、中、下三等纳税。并将义仓归州郡管理，对旱俭之年实行救助。
  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隋朝建立之初，将国子监从太常寺独立出来专管教育，这是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国子监和国子祭体制的设置，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使学校教育有了社会组织保证，促进了学校的兴盛。
  隋文帝“雅好符瑞”，非常佞佛，尊佛教为国教。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杨坚登基后，即令境内之民听任出家，在河西营窟造寺。杨坚还多次下诏保护佛教造像，提倡佛教事业，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当时佛教及相关文化事业的发展，仅敦煌莫高窟现存的开凿于隋朝的洞窟就有94个。
  裴矩与《西域图记》
  隋大业元年（605年），为了发展西域的商路交通，隋炀帝派吏部侍郎裴矩驻张掖，隋大业元年至九年间（605—614年），裴矩往来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之间，主持与西域各民族和西方各国贸易及交流等事宜。裴矩利用和胡商接触的便利条件，倾心结交西域各国官吏、商人等，注重了解西域各国的山川地势、风土人情、服饰物产等，尽力搜集西域各国山川险易、君长姓族、风土物产等资料，用彩色绘画各国王公庶人服饰仪形，将所记、所画的撰写成《西域图记》三卷，成为一部有丹青绘像、有地图、有记述的相当完整的地理学著作。《西域图记》详细总结记录了当时从敦煌通往西域的三条道路，即北道（又叫新北道）、中道（即汉代的北道）和南道。对西域丝路完全明确化，为中原与西域的交往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隋炀帝西巡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为了拓通丝绸之路，经营西域商贸“互市”，保证长治久安，决定西巡。
  大业五年（609年）正月二十日，隋炀帝一行离开东都洛阳，于二月十一日到达西京长安，三月二日离开长安后溯渭河西上，经武功、扶风（今陕西凤翔县）、至天水，经陇西（今甘肃陇西、渭源一带）、狄道（今甘肃临洮），出临津关（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黄河南岸）渡黄河，到达西平（隋西平郡治，在今青海乐都），陈兵讲武，演习军事。入长宁谷（今青海西宁市北川河谷地），过星岭（今青海大通县北），十九日宴群臣于金山之上（今青海门源县南达坂山）。二十一日过浩门河（今青海门源县境内的大通河）。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七日派遣诸将围困吐谷浑主于覆袁川（黑河上游，青海祁连县一带），吐谷浑的仙头王率男女十余万口来降。六月八日经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县扁都口），十一日至张掖。
  在张掖期间，隋炀帝登山丹焉支山，参禅天地。六月二十一日，在张掖举行盛会，谒见西域各国君主及使臣，举行盛大的商品交易会，史称“万国博览会”。高昌王、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隋炀帝随即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且末（今新疆且末县）四郡。这次“万国博览会”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人数之多，耗资之巨，堪称史无前例。六月二十三日，隋炀帝大赦天下，然后车驾东还。
  隋炀帝西巡，历时近10个月。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巡幸河西的中原王朝帝王。此次西巡，行程数千公里，途经今陕西、甘肃、青海等部分地区。隋炀帝西巡和对吐谷浑征伐的胜利，彻底解除了丝绸之路上的威胁，隋的力量一直推进到且末、鄯善、伊吾等广大地区。中原与西域、西亚交往的所有道路全部畅通，南北门户洞开，为后来丝绸之路贸易的更加繁荣奠定了基础。至此，隋朝在西北的开拓事业达到了顶点，其地“东南皆至于海，西北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也”。（《隋书·地理志》）
  第二节 唐王朝统治下的金塔
  唐朝的建立
  隋末，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遍及全国。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六月，太原太守李渊传檄诸郡，起兵反隋。河西五郡被李轨的大凉政权控制。
  隋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隋炀帝之孙杨侑禅位于太原太守李渊，李渊称帝，建国号为唐，建元武德。
  唐武德二年（619年），秦王李世民率兵进军陇右。李渊在遣使与李轨结好遭拒后，李渊遣安心贵发动少数民族兵马包围了凉州城，将李轨擒获。李渊委派在张掖当过太守的杨恭仁出任凉州总管，河西从此归属唐朝。随后，唐朝又平定了窦建德、王世充、萧锐等割据势力，统一全国。
  行政建制
  唐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有道、州（郡）、府、县等机构。唐代州（郡）或府，均管辖县。县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所谓赤县，指京都所在的县；畿县，是京畿地区的县；望县和紧县，都是繁盛紧要地方的县；至于上、中、下县的区分，则以户口为标准。《唐会要》记载：“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这是就中原地区说的。在边远地区，户口数在“五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而“赤、畿、望、紧等县，不限户数，并为上县”。
  县设县令1员。上县为从六品上，中县为正七品上，下县为从七品下。县令之下设县丞、主簿和县尉三种佐属。县丞是县令的副职；主簿主管文书簿籍，领导县署各工作部门；县尉主管治安。上县设县丞1员，从八品下；主簿1员，正九品下；县尉2员，从九品上。中县设县丞1员，从八品下；主簿1员，从九品上；县尉1员，从九品下。
  县下面的基层行政组织是乡、里。唐代对广大农村的管理，是4家为邻，5邻为保，5保为里，5里为乡。唐初乡置乡长、乡佐，但不久即废；乡只设耆老，掌教化之事，没有管理行政的人员。里设里正，主要负责核查户口，收授土地，督催赋税，摊派徭役，维护社会治安等。里正待遇，是免除其本身课役。对州县城郭的管理，除了设里、里正外，城内则设坊。坊置坊正，掌管管钥，督察奸宄；郭外设村，村置村正。坊正、村正地位较里正为低，由居民推荐。唐武德二年（619年），河西设凉州总管府，辖凉、甘、瓜、肃4州。肃州领酒泉（含金塔西部）、福禄（含高台、毛目）、玉门3县。武德七年（624年），凉州总管府改为都督府，辖凉、肃、甘、沙、瓜、伊、芳、文等8州。武德八年（625年）置肃州都督府（领肃州、瓜州、西沙州）。唐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十道，肃州属陇右道，节度使驻鄯州（今青海乐都）。据贞观十三年（639年）统计，全国有358州，到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全国有328州。当时酒泉有肃州、瓜州、沙州3州，属河西道。金塔地方分属肃州所辖的酒泉县（包括金塔西部）、福禄县（含金塔东部的毛目一带）。天宝元年（742年），改肃州为酒泉郡；乾元元年（758年），又改为肃州。唐景云二年（711年），唐睿宗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河西节度使治，在凉州，管兵七万三千人，马万九千四百匹。”在金塔境内的军事机构有威远守捉（一说为金塔境内东古城遗址），所领兵员及马匹不详。
  唐王朝对河西的经营
  唐朝统一河西后，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手段和休养生息的政策。
  首先是开拓西域，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唐朝开始进军西域。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八月灭高昌国。九月，在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遗址）置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攻占龟兹国后，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今新疆库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史称“安西四镇”。贤庆二年（657年），唐朝消灭西域最大的敌对势力西突厥，西域诸国纷纷归附。武则天时期，又在天山以北设置北庭都护府，以巩固边防，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唐景云元年（710年）置河西节度使，领凉州、肃州、甘州、瓜州、沙州、伊州（哈密）、西州（吐鲁番）七州，节度使驻凉州，这是唐朝所设的第一个节度使。军事防卫力量的逐步加强，为河西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证。
  其次是推行均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唐王朝采取休养生息和鼓励农耕的政策，继续推行均田制。按《田令》规定：丁男18岁以上的中男给田一顷，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60岁以上老男，患有疾病或残疾的人，各给口分田40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30亩。所受之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再收回；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准许其出售永业田。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执行“租、庸、调”的赋役制度。《赋役令》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租粟2石，叫作租；每年交纳绢2丈或绵3两，叫作调，不产丝绵的地方则纳布2.5丈，麻3斤；每丁每年服徭役20天，如无徭役，则要纳绢布代替，每天折合布3尺，叫作庸。由于《田令》和《赋役令》的配套执行，造就了大批自耕农，以庸代役，有利于农业生产。政府还注意兵役、徭役不夺农时，多在冬季进行。这些措施，发展了生产，安定了民生。
  随着农业的发展，唐代农作物的种类逐渐增多。除传统的农作物，如粟、麦、大麦（亦名扩麦，又写作杬麦），稂麦、黍、谷、稷、䅭䅣（梁）、糜、徐（稻）、苴蘼（蘼籽）等外，还有豆（即黄豆），江豆（即豇豆），菉豆（即绿豆），黑豆、豌豆（因其颗粒大，又称大豆），荜豆（又写作苍豆），麻子、菜籽、苏子等。经济作物有萝卜、椒、姜、苁蓉、草豉、生菜、菌子、葫芦、韭、葱、桃、李、梨、红蓝（又称洪蓝，即红花）等。
  唐代还十分重视屯田。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唐政府在河西“营田积谷”“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新唐书食货志》）。唐玄宗时，屯田进一步发展。《唐六典》载：肃州有屯田7屯。唐朝在河西实行和籴，每年运大量的匹绢到河西，当粮食价格便宜时，用高于时价的价格购买大批粮食储存起来。一方面保护了农业生产，不致“谷贱伤农”；另一方面，政府储存了大量的军粮，满足了军需。到天宝年间，河西道的和籴仓储量达到全国的32.6％。农业的发展，使河西以粮食贸易为基础、以丝绸贸易为基本内容的民间贸易和官方贸易兴旺起来，凉、甘、瓜、沙、肃州成为经济贸易中心。经济的发展，为人口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内地商人和域外商人，大批的流动人口成为唐代酒泉的一大景观。随之，音乐、舞蹈、佛教文化等高度发展，又吸引来天下的文人墨客和宗教信徒，进一步促进了金塔经济、文化和人口的发展。
  唐代，金塔的水利建设也发展较快，政府对汉晋以来的渠坝进行整修利用，并开挖新的渠坝用以灌溉。民间则有渠人社组织管理农田灌溉和修渠筑坝。
  第三是劝勉嫁娶，恢复和发展人口。唐初，河西“州县萧条，户口鲜少”。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肃州辖三县，1731户，7118口，人口密度为0.08／平方公里。唐王朝为改变河西“田地极宽，百姓太少”的现状，通过劝勉嫁娶等有利于人口增殖的政策，恢复和发展河西人口。贞观元年（627年）二月，诏令“其庶人男女无家室者，并仰州县，以礼聘取，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者，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命其好合。若贫篓之徒，将迎匮乏者，仰于其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衰多益寡，使得资送”。（《新唐书·食货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诏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旧唐书·太宗本纪（上）》）武德九年（626年），将掖庭宫女三千余人放出。唐朝统治者还重视减苛法重刑，多次诏令，凡死刑须经多次奏请而判定，除叛逆罪之外，常多赦免，以致在贞观初年全国一年才判决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同时，还赎还逃亡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奴婢。还有把户口的增减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吸收周边少数民族人口内附等政策，促进了人口的发展。到唐朝开元元年（713年），肃州有2253户，13022人，比贞观十四年（641年）增加522户5904人，分别增长30％和83％。
  第四是兴办教育，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唐朝自建立开始就下诏兴学，封建官学制度日臻完善。唐代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中央官学有国子学、大学、四门学，还有专门的律学，书学和算数学校，都直属国子监。中央旁系学校有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医学、小学分归不同的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地方政府机构设立的学校也分为直系和旁系两类。政府直属的学校有府学、州学、县学；县内又有乡里坊社之学。统由长史直接掌管，直隶于国子监。唐武德七年二月（624年），唐高宗下诏曰“州县及乡皆置学”，从此，金塔县城及主要乡都设立了学校，当时分别称为县学、道学及乡里学。除官学之外，还有私学，主要有家学和义学两种形式。家学是经济实力雄厚的世家大族，在本地或邻州的家族中为其子弟选择博学之士授业，义学则是百姓设立的学校。同时，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发展，文学逐渐成熟，种类和内容逐渐丰富，小说、诗歌、散文、变文诸体兼备，不乏众多传世佳品，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民俗、语言状况、自然景物、宗教生活，以及民族关系、阶级状况和政治关系，音乐、舞蹈、绘画、书法艺术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
  第五是重视佛教，促进宗教事业发展。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唐初，朝廷两次下诏各地普度僧民，设僧官掌僧民事务。唐太宗还亲自颁发《佛遗教经》，令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人手一卷。沙州、凉州刺史直接主持石窟寺的开凿和寺庙的修建。贞观年间的玄奘取经对当时的宗教发展普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武初元年（689年），武则天敕令各地修建大云寺，至唐代中期，寺院佛塔遍及河西各地，佛教广泛传播。仅莫高窟开凿的石窟就有126个。
  唐玄宗开元末年，全国有寺院5358所，平均每州16所，每具三四寺，这个数成为“开元定数”。可见当时佛教的发展盛况。
  第三节 吐蕃占领时期的金塔
  吐蕃占领河西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曾与唐朝在西域长期争雄的吐蕃统治者看到西部边塞防务空虚，便向唐朝发起进攻。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吐蕃攻陷甘州和肃州，金塔被吐蕃占领。至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敦煌人张议潮将吐蕃赶出河西，占领河西、陇右十一州，金塔被吐蕃统治长达84年。
  统治措施
  吐蕃占领金塔初期，实行奴隶制统治。吐蕃军队焚荡庐舍，践踏庄稼，屠掠民众，进行大规模的野蛮破坏，而且把大半汉族人民掠为奴隶，替吐蕃奴隶主耕田放牧。在行政管理上废掉了唐代原有的州、县、乡、里制度，而实行本民族的军部落、民部落和通颊部落的部落制。吐蕃占领河西后，首先建立军事管制政权，在河西设置武威及敦煌两个军镇，金塔所在的肃州属敦煌军镇。并在河陇一带先后设置了青海、鄯州、河州、凉州、瓜州五节度使，设节儿，并利用各族上层进行间接统治，吐蕃只派大臣、将领监督和镇守。千户是吐蕃（奴隶主）统治下的奴隶制部落中最基本的单位，千户为部落长。千户下设小千户，为管理五百户人家的组织。小千户以下有百户，设“将”一人，相当于百户长（吐蕃成作勒曲堪）。百户下设十户长（吐蕃称作勒堪）。在经济上实行计口授田、按户纳突和服役的“突田制”（一突相当于现在的十亩）。土地都成了吐蕃的王田，通过部落的形式按人口授田，组织生产，征收税赋。畜牧业经济较为活跃，其畜产品品种包括牛、犬、名马、彘和骆驼、驴等。在民族政策上实行民族同化，强迫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民众穿吐蕃衣服，学说吐蕃语，左衽而服、辫发文身。由于民族歧视和阶级剥削，许多老百姓背井离乡，千里河西一片荒凉，金塔经济文化由盛到衰，民不聊生，人口急剧下降。
  吐蕃占领河西后，十分重视佛教发展，寺院出现寺户制度，每个寺院都拥有大量土地，并有专门从事手工业和畜牧业的人员，为寺院创造更多的财富。寺院的发展促进了寺学的快速发展，成为吐蕃统治时期河西教育的突出现象，寺学在吐蕃占领时期曾经对培养人才（译师）创造汇集藏汉历史文化典籍、发展文化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州县学废止后酒泉一带教育的空缺。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磨遇刺身亡，国内大乱。河陇边将论恐热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相攻不已，“杀其丁壮，劓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庐室”，多年混战使其两败俱伤。《资治通鉴》记载这场混战的结果是“二千里间，寂无人烟”“赤地殆尽”。这一地区内的各族人民，遭到长达20余年之久的深重灾难，各族人民的起义和反抗风起云涌，吐蕃局势一时大乱，其在河西的势力逐渐衰败。
  第四节 张氏归义军政权统治下的金塔
  张氏归义军政权的建立
  张氏归义军政权自唐大中五年（851年）建立，至后梁乾化四年（914年）为曹氏政权取代，前后经历了63年时间，其中除唐末五代之交曾一度出现西汉金山国（906—914年）外，一直是一个以节度使为最高统治者的地方割据政权。
  唐大中二年（848年），沙州人张议潮趁吐蕃内讧和汉族人民反蕃情绪高涨之时，结合沙州豪杰，联络粟特和退浑人，组成反抗吐蕃同盟军，一举驱逐了吐蕃驻敦煌行政军事长官节儿，并出兵夺取了吐蕃瓜州节度使治所晋昌，取得疏勒河流域。张议潮以瓜州、沙州为根据地，治并修甲，扩充队伍。从大中四年（850年）开始，张议潮率军向吐蕃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相继攻克伊州（今新疆哈密）、肃州、甘州、兰州、廓州（今青海化隆）、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岷州（今甘肃岷县）。大中五年（851年）八月，张议潮派遣他的哥哥张议潭带着天宝年间河西、陇右11州（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等州）地图、簿籍献给唐朝。同年十一月，唐朝在沙州设立归义军。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兼11州营田处置观察使，全权负责河西地区的军事、行政事务。咸通二年（861年）张议潮攻克吐蕃控制的河西重镇凉州。
  张议潮统治时期，金塔属肃州管辖，县境东部毛目一带属福禄县，西部王子庄一带属酒泉县。县下设乡，乡下设里。金塔当时所设的乡里已无从考证。
  唐咸通八年（867年）张议潮入朝，归义军政权由其侄张淮深执掌。张淮深继任后，面对反对势力和不利形势，沉着应对，在直接压制打击反对派的同时，制定和实施各项政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和权威。
  统治措施
  张议潮收复河西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政治局面，发展经济。他的继任者也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对促进河西地区的稳定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恢复唐制。吐蕃统治者被逐出后，归义军政权废弃了大部分吐蕃的军民部落，重建唐前期实行的州县乡里制度。原河西城郭凡未经吐蕃彻底破坏者，这时也按中原的城坊制度，恢复了坊巷的称谓。同时，归义军本身的军政机构，也按唐朝藩镇的体制，设立了与内地藩镇一样的文武官吏，并恢复文书、行政制度和被吐蕃禁止的唐朝服装，推广汉语，把汉语作为通用语言。二是实行新户籍和土地制度。张议潮在政权建立初期就废除了吐蕃统治时期的突田制，按照唐制，重新登记人口，编制户籍，并进行土地的调查、登记、分配工作。实行“请授”“请射”“博地”等土地政策，在将土地分配给百姓耕种的同时，还专门设立了营田使等官职，具体负责管理授田事宜。对百姓间自愿的对换土地、调整土地位置等事宜，官府一般亦予批准，加速了土地私有化进程，极大地调动了农户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三是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赋税的名目主要有地子、官布、柴草三项，各项要分别登记。另外，也征收部分户税和商税。四是实行灵活而宽松的民族政策。在归义军政权辖区内有吐蕃、回鹘、退浑、粟特、龙家等少数民族，张议潮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了不同的管理办法，对吐蕃统治以前已开始汉化的西域各少数民族，如粟特、龙家，大多编入乡里，与汉人百姓同居。对于吐蕃化较深的退浑和通颊人，则部分继承吐蕃旧制，仍用部落的形式统治。这些措施行之有效，使当地少数民族心悦口服，对归义军政权的发展壮大起了重大作用。
  归义军时期十分重视教育发展，官学种类不仅完全恢复了唐前期的州学、县学，而且新增了州阴阳学，技术院。技术院相当于现在的专门学校。此外，还有乡里坊巷学。地方官学严格执行中央政府的规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
  张氏归义军政权的灭亡
  唐大顺元年（890年）至乾宁三年（896年），归义军内部接连发生政变，给活动在其周边和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甘州、肃州、凉州相继脱离了归义军的控制。至9世纪末10世纪初时，归义军实际控制的仅有瓜、沙二州了。张承奉于开平四年（910年）建立了“西汉金山国”。开平五年（911年），张承奉被甘州回鹘击败，被迫认回鹘可汗为父，成为甘州回鹘政权的附庸，并割让甘州、肃州给回鹘。此后不久，“西汉金山国”被逼降为“敦煌国”。到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十月，张承奉去世，“敦煌国”也随之灭亡。